茶器文化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春秋的、晋代的茶药、唐代的扬勺、明代的茶碾到清代的茶果盘，茶器不仅为人们部分重现了茶文化昔日的繁荣景象，也传递着古人制茶、烹茶、饮茶、储茶在方法、习俗等方面的变迁。春秋的古拙，汉代的浑厚，唐代的华彩，宋代黑釉茶盏的深沉，明清青花茶盏的清淡、紫砂茶壶的朴雅……每一件茶具背后都有一朝的茶事，一代的人文，并让人们充分领略到各个时代艺术风格的变迁。据资料记载，中国在唐代饮茶之风就已经非常普遍，长安、洛阳等地甚至家家户户都饮茶，茶具的系列化以及茶具真正结束同食具混用都是在唐代完成的。陆羽《茶经》里记载的茶具就有几十种之多。据《茶经》所载，当时采制茶叶包括采茶、蒸茶、捣茶、拍茶、焙茶、穿茶、封茶七道工序。而最流行的烹茶方法“煮茶法”则包括炙茶、碾茶、筛茶、煮水、投茶、分茶、饮茶等工序，而这些制茶、烹茶、饮茶的工序在当时都已经有了相应的茶具。到了明代，随着散茶冲泡饮法的普及，引起了茶具上的变革，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唐宋多见的盏、碗开始被渐渐兴起的茶壶所取代，宜兴紫砂壶从那时起就成为了一时所尚，而且白瓷和青花瓷的精美茶盏也大量出现，做工极为考究。而清代功夫茶在福建等地的盛行也催生出了大量与之配合的成套茶具。此外，有资料记载，古人的茶器还以“金银为上”，但金银是贵重金属，价钱昂贵，只有贵族与富人使用，并不普遍。在嘉德四季第22期拍卖会中，日本名家织金壶、银壶、铁壶均有不俗表现，也体现出市场对于这一部分作品的定位及定价。其中，“二十世纪日本织金翡翠钮壶”为名家北村静香作品，最终，此织金壶以估价5倍的98.56万元人民币被藏家竞得。
可以说，茶文化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些茶文化演变发展的轨迹都在茶器上留下了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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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找到金沙寺时雨停了，几缕阳光从很斑斓的云层中漏了出来。那其实就是一座被菜地和桑园包围着的场院，肥大的桑叶让我们忽略了地面饱含的水分，一脚下去，已是一脚的泥泞，所以当我们穿过桑园走到场院前的那片水泥地时，立刻忙不迭地磕打自己沉重无比的鞋，这一动静招来两只狗杀将出来，却并不撕咬，只是一味地冲我们狂吠。一位妇人闻声出来，告诉我们这里就是金沙寺。应该说曾经是，因为这里现在实际是这位薛姓妇女的家，她说常有人来这找金沙寺，所以对类似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已经见怪不怪。薛大姐跺跺脚下的水泥地：这是山门，那是大殿……大殿不过是一矮矮的库房，据说现在还堆着村里的一些杂物。我说：只能遥想当年了。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民间传说，宜兴紫砂都是源起于“金沙寺僧”，目前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把“供春壶”，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有作者签名的紫砂作品，其制作者供春是明朝嘉靖年间随主人客居金沙寺的一书童，业界因此奉不知名的“金沙寺僧”和供春为紫砂鼻祖。其实，金沙寺与紫砂的渊源还可上溯。宜兴的14个镇里只有丁蜀镇产紫砂，所谓“陶都”，原来全靠丁山、蜀山一小片弹丸撑起。尽管两地合并共称丁蜀已有54年的历史，但当地人还是习惯问那些奔着紫砂而来的外来客：可要去丁山？完全弃蜀山于不顾。但纸上宜兴，蜀山之名却远盛于丁山。当年苏东坡登临蜀山——当时那山还名叫“独山”——说了句“此山似蜀”，硬说这地方的山水很像四川的风光，当地人仰慕苏轼的锦绣文章，不以为杵，甚至谦恭地将“独”去“犬”，改独山为蜀山，并从此视之为文脉所在。东坡遗韵，汩汩千年，自然天成地润泽一把紫砂壶，由是发轫。元丰七年，49岁的苏轼卸了黄州任，赴汝州任而来，途经蜀山。这时苏轼不仅有旅途之苦，更有丧子之痛，于是上书朝廷，“乞居常州”，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宋神宗善解文人情怀，准了苏轼的上表，东坡先生得以“买田筑室于蜀山南麓”。东坡的雅事不少，喝一杯茶也弄了个风月无边，宜兴当地至今有“苏轼三绝”一说：阳羡茶、紫砂壶和金沙泉。这金沙泉就是当时金沙寺旁的一口井。我们在蜀山和金沙寺之间走了个来回，15分钟的车程，真要步行也算是一次远足。想当年苏轼遣其使童，取金沙泉烹茶，每日这样的来来回回，还真是一种不计成本的风雅。某日，使童途中滑了一跤，水洒了一地，那小厮见路边的溪水也很清澈，于是弄了桶溪水来东坡处交差，东坡一喝便知被“山寨”了，为了杜绝使童再犯，苏轼剖竹为符，与金沙寺僧联手整了出至今为茶道津津乐道的“竹符调水”。现在，阳羡茶还有，却已是寻常方物；金沙泉早成乌有，即便掘地泉涌，怕也不是从前的甘甜模样……惟有紫砂，成就万千气象，雍容兀立。
123456789下一页紫砂文化：紫砂壶中的文化积淀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喝茶健身是茶道的修身法则，然其文化内涵为养性。德者喜水，上善若水，水有汹涌澎湃之势，气吞山河，水有平静如镜之态，摄人魂魄。所以茶道在泡茶、倒茶、分茶的过程中，有韩信点兵、关公巡城、百鸟朝凤、凤点头等等奇妙的茶语，初始金戈铁马，尾时婉约动人，几道茶下来品味、阅古、引喻，无不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洗涤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作为茶文化重要载体的紫砂壶在此过程中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引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品位。
饮茶习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文人雅士平时经常聚集一起，且鼎且缶，以啜以饮，视为可获得无穷的情趣。据汉代《华阳国志》，司马相如《凡将篇》和杨雄的《方言》等书中记录了，武王伐纣时就出现将茶作为贡品，和反映西汉时代买茶、烹茶、饮茶的事，宋代大诗人王安石曾有人固不可一日无茶饮之语。可见饮茶在古代人们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唐代以前，茶器与食器不分。随着饮茶风气更为普及，茶器并日趋工巧，唐代末年出现了饮茶最理想的茶壶──紫砂壶，以紫砂泥为原料，经艺人精心制作，其壶颜色紫红、质地细柔，造型古朴，泽地典雅，贵如鼎彝。宋代的紫砂壶已在文人中广为使用，大诗人欧阳修曾诗云：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诗中的紫瓯即紫砂壶。宋代后期到明代的宜兴紫砂生产的崛起，很快成为全国的紫砂器生产中心，在以后的数百年中，宜兴始终是一领中国紫砂壶制作风骚，直至今日。宜兴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地处太湖之滨。古代称阳羡，唐代已是著名的产茶基地，许多名茶年年进贡，供皇府上下享用。唐代茶仙卢寺云：天子须赏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因此，在宜兴很早就出现用丁山和蜀山的泥土，制作饮茶的紫砂壶。明人周高起的《阳羡茗壶录》一书中记载，明代嘉靖制紫砂器艺人龚春的出现，把中国紫砂器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龚春本名供春，少时为吴颐山的伴僮，当吴颐山的金沙寺读书时，他就偷闲出来，私访金沙和尚，精淘细土，勤于折捏制，终成大家。龚春成宜兴紫砂制作的一代宗师后，他的作品被称为供春壶，当时有供春之壶，胜于金玉之美称。从此，宜兴紫砂器生产发展迅速，百品竟新，名家辈出。
清代中期，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加入紫砂壶设计制作过程，使集书法、绘画、工艺为一体的紫砂壶刚问世，就赢得社会肯定，称赞曼生壶是中国紫砂壶制作历史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此后，许多书画家参与紫砂壶的绘画和书法，诸如海上画派盟主任伯年和吴昌硕，为热恋紫砂艺术，曾几乎荒废本业。这一习俗至今沿袭。
紫砂文化：明代紫砂的发展
紫砂陶又称紫砂器或紫砂陶器，是我国独特的陶器工艺品，以造型多样，色泽古雅，质坚耐用，技术精湛而著称于世。最明显的特征，是用较粗的紫砂泥烧制，多呈紫红色，一般不施釉故称紫砂陶器。在紫砂制品中，最为突出的是紫砂茶壶，无论地下出土、世间流传，大部分是茶具。因为紫砂茶壶式样多种，各有特色，不仅富于民族风格，而且具有：用开水沏茶，冬不易冷，夏不灸手和泡不走味，贮不变色，盛夏不易发馊等特殊功能。所以博得人们一壶在手，爱不忍释，高士名儒更视为拱璧。特别推崇，极力提倡，因而茶壶成了盛行的上品，数量多，流传广。
早期的紫砂壶是供煮水之用，做工粗糙，变化很少，形制仅有高颈、矮颈、提梁和六方长颈等，一九六六年，在南京市郊江宁县马家山油坊桥挖掘的明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年)司礼太监吴经墓曾土一件紫砂提梁壶，从它的形制与装饰纹样推测，它被用作案几陈设品的可能性极大。这时的紫砂壶、把、嘴、身采用铆接法，与明中叶后流行泡茶用的紫砂壶差别较大。
明代是紫砂正式形成较完整的工艺体系的时期，尤其在嘉靖至万历年间，紫砂从日用品陶器中独立出来，讲究规正精巧，名家名壶深受文人仕宦的赏识，入宫廷、出海外，奠定了宜兴作为紫砂之都的基础。紫砂陶品种繁多，紫砂茶壶尤以其独有的实用性与艺术鉴赏性相统一的特性，成为传世精品。
据明朝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创始》创始一节及《宜兴宗旧志》的艺术一章记载：金沙寺(宜兴湖父镇西南，为唐相陆希声山房)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金沙寺僧的确切年代，已经难以查考。据推测大概在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间。其后在明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据《阳羡茗壶系》的《正始》云：供春于给役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胚，茶匙内中，指掠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供春所制紫砂茶具，新颖精巧，温雅天然，质薄而坚，负有盛名，张岱《陶庵梦忆》中言道供春壶栗色暗暗，如古金石，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其所作树瘿壶(亦称供春壶)为世间珍宝，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他也是第一位有文献记载的壶艺大师。金沙寺和供春所生活的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公元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由此也被看作为宜兴紫砂产品真正形成工艺体系的时间。
在嘉靖到隆庆年间(公元1522-1572年)，继供春而起的紫砂名艺人有董翰、赵梁、时朋、和元畅四人，并称为名壶四大家。其中董翰以制作菱花式壶最著称，赵梁所制壶多为提梁壶。这些名家均以造型的艺术化取胜。嘉靖后，出现了一大批制壶名家。创作出了多款壶型，流传至今。由于迎合了当时士人浅尝低吟、自斟自饮的茶风，紫砂陶壶逐渐被精于茶理的文人所关注和喜爱，众多文人雅士参与设计制作，赋予紫砂壶以文人艺术品的特质。紫砂壶艺术已具备高度的艺术品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这也促使紫砂壶的造型趋向小型化，如南京嘉靖十二年墓中所出紫砂提梁壶的容量就只有450毫升，较之宋代窑址所出的容量达2000毫升的大壶，只及四分之一。所以，紫砂壶体的小型精巧化是当时总的趋势。冯可宾所著《茶笺》中说：茶壶以窑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阳羡茗壶系》也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翕啜，以尽色香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这种饮茶方式，具有色、香、味三者兼顾的要求，就为紫砂壶的小型精巧化定下了基调。同是紫砂壶也开始胜过了银、锡或铜制的茶壶，成为文人士大夫品茶时必备之物。所以，《阳羡名壶系》中又说：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明代文人李渔也说：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
紫砂文化：紫砂的审美漫谈
秦权汉铎
博浪锥
紫砂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所以紫砂的审美可以归属于传统文化的审美。宣德炉对紫砂的造型有着深远影响。
据史料记载，明宣德三年三月，因见郊坛、太庙、内庭所陈设的鼎式样鄙陋，就用暹罗所贡(现在的泰国)的风磨铜仿造古代款式大量铸造香炉，宣德炉的器型对历代的各种器皿造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是依照博古、考古、诸书，及内库所藏官、汝、哥、均、定的名窑名器，并从中挑选式样绘
1、最高境界，随心所欲——得天趣
清中期的陈曼生曾经说过：书、画不必十分精到，得天趣就行了。这句话只能对高手而言，字都不会写能写出得天趣的书法作品吗？当然不能。必须是达到一定的境界后偶有灵感而创作出来的作品，紫砂艺术也一样。清末有个名家黄玉麟，善做供春壶，一次做好几把(有次四五把)，因天气不爽就放在屋外晾晒，没想到鸡被狗吓得乱飞乱踏，就把那几把壶踩坏了，但黄玉麟看后大喜，太好了，我都做不到这么好。据记载，这是黄玉麟一生最好的壶。这个故事传达了一个信息：“天趣不是想追求就能达到的。”
2、有灵魂的作品——得情趣
工艺师和一般做壶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作品有没有思想。艺人通过自己的双手把自己的(也可以说是别人的)思想融入作品，赋予它灵魂，那这件作品就是艺术品，否则就是普通的商品。而有思想的壶还要看它的思想有没有情趣，是不是高雅。现代的作品中顾景舟的“鹧鸪提梁壶”就是代表，他自刻“癸亥春，为治老妻痼疾就医沪上，寄寓淮海中学，百无聊中抟作数壶，以寄命途坎坷也，景洲记，时年六十有九”。字里行间，充满了情感，有情趣的作品在紫砂史上最典型的就是清末的玉成窑，代表作博浪锥、汉铎、柱础、秦权，上面的刻款把把有情趣。
玉成窑有何心舟、王东石那样的高手在做壶，有梅调鼎那样被称为百年来第一的书画家及胡公寿、任伯年等海派画家亲自动刀，但我对那些作品的评价是以情趣为美。为什么？那是时代造成的，太平天国时期，江南百废待兴，民生极苦。梅调鼎又是个有性格的读书人，虽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无米下锅的日子还是很难有极品出来的，而且玉成窑还有个天生的缺陷——那条小窑烧不到高温，大部分的作品半生不熟，现在黑皮红骨已成为真假玉成窑鉴定依据之一。玉成窑还有个特点那就是书卷气。前面讲到那是士大夫文化中冒出的一股清流，玉成窑的书卷气也是有时代背景的——同治中兴。
3、有书卷气的作品——得意趣
那什么叫书卷气呢？它是一种高雅的气质和风度，是良好素质的外在表现，书卷气采自书卷得益于孜孜不倦的读书。如
1、灵气，以徐汉棠为代表；2、巧，以吕尧臣为代表；3、功，以何道洪为代表的精功；4、静，以周桂珍为代表的作品显示了自身的定力、静气；5、气质，最让人惊叹的是鲍旭琦的大气，那是真正的皇家文化、贵族气质。
生活中，大自然中处处都有美，但真正的美是在人的心中。(刘政)
紫砂文化：明清紫砂的发展
宋人梅尧臣、欧阳修等都写过歌咏“紫瓯”的诗词，或就此认定紫砂茶具在北宋已经诞生，而且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1976年7月，在宜兴丁蜀镇的羊角山，发现古窑址的废片堆积，其中有早期的紫砂残片，泥质粗糙，泥色紫红，手工技术不高，成品有明显的火疵，复原所得大部份为壶。羊角山窑，据判断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这一发现，被认为印证了紫砂始于北宋的看法。
文献中确切记载的紫砂历史，是从明代正德年间供春学金沙寺僧制作茗壶开始的。供春所制，据第一部紫砂艺术的专著--周高起在天启年间写成的《阳羡茗壶系》中所说，当时已经极难经见。现存传世的供春壶，见于著录而且很著名的有两件：一件是“树瘿壶”，传说曾为吴大澄收藏，后为储南强所得，把下刻“供春”两字，裴石民配制壶盖，黄宾虹为之定名，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件是原罗桂祥先生收藏，后藏香港茶具文物馆，壶底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两行楷书铭款的“六瓣圆囊壶”。据顾景舟先生谈，曾见过树瘿状壶有12件之多，不合文献所载供春壶的特点，似难以定为真品。不过，传世供春壶作为明代中后期紫砂器的标志，时代赋予的地位还是不可忽视的。
考古发掘所见有明确纪年可考的紫砂实物，现在首推南京市博物馆的一件藏品。这是一件提梁壶，通高17.7厘米，1965年出土于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的明司礼大监吴经墓，同出的有嘉靖12年砖刻墓志。这件壶的制法、质地，可与羊角山出土标木相比照，它的胎体近似缸胎而质地较细，壶面黏附着"缸坛釉泪"，证明当时烧制紫砂还没有另装匣钵，是与一般缸器同窑烧成的。吴经墓出土的这件壶，对于鉴定供春生活时代制作的紫砂器，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时鹏、赵梁、董翰、元畅是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陶工，号称“四大家”。清乾隆年间吴骞所著《阳羡名陶录》说：董翰始创菱花式壶，赵梁多制作提梁式壶。他们的作品都有传世，当然不多，收藏家和鉴赏家很注意鉴别考证。时鹏之子时大彬是供春以后最著名的陶艺大师。他生活在万历年间，所用陶土杂有炮砂，制壶不务妍媚，朴雅坚致。最初仿供春作大壶，后识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等人，接受品茶、试茶理论的启发，一反旧制，专做小壶。这是紫砂壶艺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茶论里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伦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与时大彬同时代或稍晚的李茂林、李仲芳、惠盂臣都迎合时代的风尚制作小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