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陶瓷大家都知道外表是非常的美观，因为陶瓷都会上一层不同颜色的釉色，古代陶瓷的釉色受什么影响？釉的外观包括质感和色泽两方面。釉的质感指的是釉面的温润程度，一般釉层厚的更温润。南宋官窑瓷器有厚釉和薄釉之分，厚釉的釉面润泽。厚釉南宋官窑瓷要上二三次甚至四五次釉，前几次上釉后都要在800℃左右的低温下烧釉，称为素烧，最后一次在1230-1270℃高温下烧制成瓷。多次上釉是为了使釉有如玉般的温润质感并能遮住深灰的胎色。
从硅酸盐方面看，青釉瓷有草木灰釉，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三种釉。原始青瓷上的釉是草木灰釉，其特点是釉层不匀。古代瓷器的釉色受诸多因素影响，例如，着色剂、助熔剂、烧成温度、烧成时间、窑炉中的化学气氛、釉料的粗细、釉中的微量元素、釉层的厚度、施釉工艺、釉配方的比例和瓷胎的色泽。现举如下三种情况说明：第一，同一种釉色中，釉层厚的釉色相对较深，反之则浅。第二，如果釉层的厚薄不同，有的釉色会发生质的变化。第三，窑炉中的化学气氛不同导致釉的色泽不同。
最后以南宋官窑瓷为例，虽然它们都是石灰-碱釉，且釉质如美玉般滋润，但在氧化气氛中烧出的釉是青色，在还原气氛中烧出的釉是米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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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陶瓷的釉色
对绝大多数传世的汝窑器物和与之相类似的器物的观察表面，汝釉有天青、卵青诸色，较为标准的为一种天青色，或偏灰一点，或偏淡一点，釉色介于青、蓝之间，呈现乳浊状，釉面有细碎的纹片。在宋代众多的青瓷窑中，呈色独特。釉质莹润、含蓄，因此备受赏识。在20倍或30倍放大镜下观察，釉中有零星的气泡，被人们称为“寥若晨星”。根据张福康《中国陶瓷的科学》说，汝釉器物的乳浊感与烧成温度有关，烧成温度在摄氏1200度左右，才能看到传世汝瓷的标准呈色，如超过此温度或在此温度下保温时间较长，就会出现透明釉。在窑址中，出土标本色泽多种多样，而为宫廷烧制的汝瓷，釉色比较稳定，大多为天青色。为保证器物的呈色，大多数汝瓷的胎实际上都处于一种未完全烧结的状态。
汝釉器物的胎比较细腻，呈香灰色，从器物的支烧痕可见这种胎色。在器物口沿、弦纹等釉薄处，可见微露的胎色，呈现出一种肉粉色。
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各大博物馆（院）收藏的汝釉器物，釉色纯正，有的略为偏灰或偏淡，但釉质滋润，含蓄之美难以用语言表达，可见当时御用瓷器的欣赏品位，说明当时是按皇帝的爱好，经过严格挑选入宫的。
中国陶瓷对西方的影响
陶瓷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在西晋，甚至更早的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盛唐时期，中国的陶瓷已能大量生产，并成为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东销日本、朝鲜，西销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成为各地人民喜爱的实用艺术品。唐代外销的产品，除了绚丽多姿的“唐三彩”陶器外，主要是南方的越窑系青瓷和北方的邢窑系白瓷。到了宋元时期，航海事业也迅速发展，中国陶瓷是海洋贸易中重要的商品之一，其贸易范围也远超过唐代，西线海运可达地中海、红海及东非海岸一带。又自北宋以来，中国海舶都用陶瓷作为压舱物。当时的贸易瓷，大多为阿拉伯商人所垄断，其中一部分通过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等地，转口贸易全欧洲。在元明时期，首先受到西方世界欢迎的是青花陶瓷。最初，青花瓷的产地仅景德镇一地，只销往南洋和近东一带，但到了明代，其制作和销售有了极大的扩展。明永乐、宜德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他的船队带出去许多陶瓷，扩大了中国陶瓷在世界的影响和销售。明代后期，中国陶瓷传到了欧洲大陆，其高雅的艺术风格与精湛的制作技术，吸引了那些自诩为物质文明的欧洲上流社会人士，皇家的书室厅堂、王公贵族的婚诞庆典场所，中国的青花瓷被列为上品。新航路的开闢，使欧洲成为拥有大量中国陶瓷的地区。由于消费者的喜爱，大批西方商人乃直接到中国订购、定烧陶瓷。欧洲国家的上流社会，以收藏中国陶瓷为荣，甚至法王路易十六亦不惜代价收购，今日的凡尔赛宫裡，还保存着许多明清时期精美的中国陶瓷。自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商人率先与中国进行直接的陶瓷贸易以后，许多欧洲国家相继而来，后来各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使这种贸易更为扩大且直接。因此，中国陶瓷传过了欧洲，后来又转口运到美洲，再扩大到澳洲。在宋代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制作陶瓷的国家；此后，制作技术先传至朝鲜，才有更多的国家开始生产陶瓷。甚至在十六世纪物质文明丰富的欧洲，也只能生产陶器，后来虽渐渐地学会了烧瓷，但只是一些火候不高的软质陶瓷。直到西元1710年左右，德国人试烧成功第一件硬质陶瓷，欧洲才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陶瓷。
德化陶瓷的影响和地位
德化赋，即《德化赋》，是篇辞赋作品，作者是女辞赋名家-陈秀冬。德化位于“闽中屋脊”戴云山麓，是千年古县、中国三大古瓷都和闽南“金三角”对外开放县之一。境内山多、水足、矿富、瓷美，素有“闽中宝库”之称。【德化赋】云：“闽南德化，物华天宝。千年古邑，人杰地灵。中华名县，钟灵毓秀。繁花满邑，歌台舞榭。高岭白土，铲利铁山；资源富饶、物产丰庶；聚天地之灵气，藏龙卧虎；蕴日月之精华，隐凤伏蛟。”。
德化位于福建省中部，泉州市西北部，东经117°55′-118°32′，北纬25°23′－25°56′。东与永泰县、仙游县毗邻，南和永春县接壤，西连大田县，北毗尤溪县。地处闽中屋脊的戴云山区，土地面积2232平方公里。陈秀冬【德化赋】云：“闽南之边城，风光旖旎；古邑之人文，源远流长；位闽之中，泉之西北；依山傍水，峰峦叠嶂；沟壑纵横，葱蔚洇润。背枕戴云山麓，东与永泰毗邻、南和永春相接、西连大田、北毗尤溪；地势辽阔，泽被延绵；当昔全盛之时，人烟辐辏，舟马骈阗。”。
陶瓷制作生产始于新石器时代，兴于唐，盛于宋、明、清，历史上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古瓷都”。德化瓷素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点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著称于世。明朝一代宗师何朝宗首创的“象牙白”瓷雕，被誉为“国际瓷坛明珠”，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珍品，被称为“中国白”。以何朝宗为代表的瓷雕艺术品被视为“东方艺术之珍品”，建白瓷、高白瓷、瓷雕被誉为当今中国瓷坛的“三朵金花”。德化---全国最大的西洋工艺瓷生产和出口基地。德化以盛产陶瓷而名扬中外。北宋时，德化瓷开始外销，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输出商品。1993年李鹏总理题词“德化名瓷，瓷国明珠”，高度概括了德化陶瓷在国内的影响和地位。1996年以来，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评为“中国陶瓷之乡”、“中国瓷都·德化”等荣誉称号。改革开放以来，德化人民充分发挥山多、水足、矿富、瓷美四大优势，大力实施“大城关”发展战略。陈秀冬【德化赋】云：“古邑瓷业，历代皆有，自唐以始，瓷业兴盛。其规模宏大，则分布广阔。繁城僻山，乡野山林，皆能制之。古窑遗址，花豔莹白，如星斗撒之，似玉镶织地；宋元时代，德化瓷器，趋於鼎盛。其式：或青白瓷罐，或黑釉茶碗，或划花花瓶，皆精美无比，其形：胎体轻薄，釉色滋润，造型逼真、格调高雅。其色：幽菁淡雅、釉色乳白、如脂似玉、色调素雅。其艺：烧工考究、艺术精淀。实乃国际瓷坛明珠，远销四海，闻名九州。”。
陶瓷文化鉴赏-寿州窑以生产什么釉色瓷而著称？
寿州窑窑址在安徽省淮南市，烧瓷时代始于隋，唐代是其繁盛时期，历时二百余年。
寿州窑器物的胎体比较厚重，器多平底，有的底心微凹。碗、盏一类器足的边棱用刀削去。钵类器物，体形较高，敛口圆唇，腹壁微曲。瓷玩具有骑马俑等。
寿州窑瓷器流行施用化妆土，表层是透明的玻璃质釉。釉面光润，开小片纹。釉色以黄为主，有蜡黄、鳝鱼黄、黄绿等。
寿州窑黄釉瓷的坯体制作有轮制、模制和手制三种。出青釉改为黄釉，形成了唐代寿州窑的时代风格。唐代寿州窑改烧黄釉，并不是原料的不同，而是改变了窑炉的烧成气氛，隋代用还原燃烧成青釉，唐代改用氧化焰烧成黄釉，胎色也由青灰变为白中泛黄，唐寿州窑已经使用了匣体。与各地唐代瓷窑大体相同。
中国早期陶瓷的釉色发展历史
中国陶瓷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实用器，通过各种各样的装饰手段使陶瓷的形式更美、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是历代陶瓷制造者的不懈追求。早期的青瓷之所以以胎装饰为主，并非人们刻意所为，而是因为在釉色上取得突破难度极高，人们不仅要从理论上了解金属成分的呈色原理，还要在实际操作中毫厘不差地拿捏好分寸，稍有差池，便前功尽弃。要烧制出一件令人满意的瓷器，技术和经验固然重要，有时还需要一点运气。
南北朝以前生产的瓷器主要以铁为呈色剂，经还原焰烧成，瓷器釉色大多呈青绿色。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陶瓷工匠认识到，控制和排除胎釉中铁成分的干扰，可以烧制出白瓷。反之，如果加重胎釉中铁的含量，又可以烧制出黑瓷。在北齐时期，白瓷终于出现。到了唐代，以唐三彩、长沙窑彩绘、巩县青花为代表的釉装饰得到空前发展，最终突破了传统的单色釉格局。
宋朝是中国陶瓷发展史的高峰期，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釉装饰上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汝窑、龙泉窑只凭单色釉本身就呈现极佳的装饰效果，虽无雕琢之工，却有凝重、深沉、含蓄、厚润之美。官窑哥窑创“金丝铁线”、“鱼子纹”等开片釉，为釉装饰工艺开辟了新途径。尤其突出的是钧窑创造的窑变釉(两种以上釉合用变化出的特殊釉)，这种窑变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多种色彩交相辉映，争奇斗艳，流光溢彩，美轮美奂。
钧瓷釉色的烧成原理来源于唐代鲁山窑的花釉瓷器，当时出现了局部有彩斑的“唐钧”。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瓷器专家杨静荣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曾见到一件民间所藏的钧窑净瓶，高33厘米，造型规整，具有唐代特征，但釉色却是钧窑的，而且还有红斑，釉色瑰丽，可与传世钧窑媲美。经检测，该产品是宋代或宋代以前的产品。
唐代花釉瓷器的施釉方法是在较深或较浅的底釉上涂上与之色彩对比强烈的另一种釉，因不同的釉所含金属氧化物的呈色原理不同，烧制出来的器物表面便出现色彩斑斓的艺术效果。宋钧窑变釉也是利用这一原理烧成的，但工艺比唐代花釉复杂得多，宋钧之所以在窑变上登峰造极，关键是高温铜红釉的稳定烧成。
中国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为世瞩目。无论是埋藏于地下的考古遗存，还是流传于世的瓷器、书画，均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这其中除欧美学者外，日本学者作出的贡献相当大。在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日本学者的探究精神更是令世界陶瓷学界钦佩，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三杉隆敏、上田恭辅、矢部良明等一连串陶瓷学界熟悉的名字，一次次写进中国陶瓷研究史，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多次被中外研究学者参考和引用。日本学者对中国古陶瓷研究的贡献，欧美学者是是难以企及的，中日文化源远流长的亲和性是日本学者取得这一优势的必要条件。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据史载：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战国已开始。后又有秦时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日本学者认为：中日两国正式的政治交往始于汉朝。也就是说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早已开始，中国的物产，中国的文化已为日本人了解。前面提到中日文化的亲和性，就是建立在这种长期的交往和了解中，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是维系中日文化生生不息、代代衍传的重要纽带。正如一位研究中国画的日本学者田中丰藏所言：“要研究中国绘画必须掌握汉语和中国文学的阅读能力。”对中国陶瓷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要不然说拉丁语的国家怎么会将瓷器美其名曰“china”。研究中国古陶瓷的欧美学者大多是深谙汉语的汉学家或有中国血统的华人，而日本学者则是地道的日本人。日本学者先天的语言习惯和传统的文化脉系正是欧美学者所缺乏的。公元初，当古楼兰民族用亻去 亻卢 文书写他们历史的时候，日本人已经知道了中国的青铜、铁器、秦王朝的“焚书坑儒”，以及中国的丝绸、彩陶，也读到了中国的圣贤之书。日本史籍记载：日本应神天皇15年（284），王仁由百济来，献《论语》、《千字文》。这些长期来往于中日之间当时被称为“倭王”的人已能运用中国的汉字书写公文、“上表”答谢。正是汉语言文字，结束了日本无文字的历史；正是汉语言文字，让日本从蒙昧走向文明；也正是汉语言文字，让日本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全面的了解和广泛的兴趣。 东汉晚期，中国发明了瓷器。在这前后，中国的农业技术、金属器具和纺织品等传入日本，改变了日本人固有的日常生活观念，弥生时代的“远贺式陶器”便是例证。随即日本开始从中国输入瓷器和制瓷技术。日本史籍《书记》记载：大明七年（463年），日本天皇曾派遣使臣吉备君等到朝鲜，邀请我国制瓷匠师数十人前往日本传授技艺。从目前日本出土的中国古陶瓷看，日本开始输入中国陶瓷当在唐代。日本著名的“奈良三彩”便是模仿中国输入的“唐三彩”而制成的。现从日本出土和公私收藏的中国陶瓷分析，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瓷器窑口有：唐三彩、越窑、邢窑、建窑、长沙窑、耀州窑、吉州窑、赣州窑、巩县窑、磁州窑、龙泉窑、官窑、汝窑、钧窑、哥窑、定窑、德化窑、景德镇窑等。日本对中国陶瓷的输入是全面而广泛的，几乎包括中国所有著名的窑口瓷器。时间从唐代到明代末间断。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中国清代以后的瓷器在日本很少发现。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桃山时代丰臣秀吉发动的史称“陶瓷战争”。给日本陶瓷业带来了空前的繁盛，并且18世纪以后日本瓷器（伊万里瓷器）一度取代中国瓷器成为销往欧洲的主要商品。我想，这也可能是近代欧洲对日本文化广泛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19世纪以后中国瓷器已成帝国之落日，难维生计。
历史上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是深入广泛的。中国古陶瓷在日本被用做食器、饮器、容器、装饰器、崇拜器、礼器、艺术收藏品等。上得天皇亲睐，下受臣民喜爱。日本史籍《仁和寺御室物实录》中说：“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中岛健藏也说：“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陶瓷除有先天的语言文学、相似的历史情境等条件外，日本本国的中国陶瓷的出土和富有的公私收藏为其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实证。据北京文物研究所的刘兰华先生提供的资料，日本仅收藏有中国宋代瓷器的单位就达40余家之多。日本开放的文化环境和尊重传统文化的普遍心态为中国陶瓷的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
日本的中国古陶瓷主要有三个视点：日本本国（包括近海）的出土与收藏；中国本土的陶瓷；海外（包括公海）的出土与收藏。日本学者对陶瓷的兴趣不仅局限于本国陶瓷的研究，同时也将更多的目光关注海外陶瓷的考古发现。在东南亚、中亚、非洲、阿拉伯世界等出土、收藏中国古陶瓷较多的地区都留下了日本学者探寻和研究的足迹。这其中，三上次男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三上次男是日本著名的陶瓷学家和历史学家，生于1907年，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从中国历史入手研究中国古陶瓷，著有《金代女真族研究》、《金史研究》、《古代东北亚研究》、《波斯陶器研究》、《波斯、埃及和土耳其的陶器》、《托普卡普萨拉伊的中国陶瓷》等历史著作和陶瓷著作。与其他古陶瓷研究学者一样，他们都深谙中国历史和文学。三上次男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中国古陶瓷的研究，足迹遍及埃及、伊朗、印度、东南亚各国，并遍览土耳其欧洲著名的博物馆。或新自参加遗址发掘，和亲临博物馆拍照、记录详细资料。令人敬佩的是三上先生曾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两次远涉重洋、不畏艰辛，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对出土的六、七十万片瓷片进行了逐片的分类和比较，其苦不可言喻，精神可佳。正是这种虔诚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陶瓷文化特有的魅力和海外学者精研探求的文化责任。三上次男所著的《陶瓷之路》（1969年出版，十年内再版十一次）一书，可谓是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他以考察路线为纬，以中国古陶瓷在各国的出土为经，将东西方两大文化的发展通过陶瓷贯穿在一起，奠定了中国古陶瓷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学术地位。正如三上次男所说：“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连结着一根坚强有力的陶瓷纽带，它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陶瓷之路》中，三上次男介绍了中国古陶瓷在“陶瓷之路”上的出土、收藏，中国瓷器的销行路线、时代背景、瓷器断代、风格特征、工艺制造、贸易性质、文化内涵、民族喜好等，并从特定的历史情境分析中国古陶瓷的文化扩张力；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前瞻性的研究远景——在世界史上，东西方贸易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希望年富力强的研究者，继续钻研，以获得更为巨大的成就。《陶瓷之路》为我们研究世界交流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是世界陶瓷学界的一本名著，正如日本小学馆的《世界陶瓷全集》评价的：“三上次男博士所著的《陶瓷之路》记录了目击器物，是一部杰出的著作。”的确，三上次男提出的“陶瓷之路”这一概念与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一样，为世界海交史、贸易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叩开了智慧之门。
日本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本国（包括近海）出土、流传的中国陶瓷进行了妥善的典藏和深入细致的分类与研究。20世纪以来，日本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很多，绝大部分在西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靠近中国东南沿海，海路运来的陶瓷绝大部分在此聚散。西部地区据统计有近50处中国陶瓷遗址。在奈良法隆寺、京都仁和寺、立明寺、于治市、福冈市、久米留市、西谷等地均有出土和收藏，仅鸿胪馆遗址就出土2500多个陶瓷点片。在典藏出土的中国陶瓷方面，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根津美术馆、京都埋藏文化研究所、日本文化厅等单位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一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东京国立博物馆1978年3月编印的《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主要内容有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矢部良明著）、日本出土的元明时代的陶瓷（长谷部乐尔著）、主要遗迹分布图、中国陶瓷出土主要遗迹一览表。长谷部乐尔著《日本出土的元、明陶瓷》（王仁波、程维民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从元代陶瓷、明初的陶瓷、明代中期的陶瓷和明末的陶瓷四个方面阐述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三上次男等著《青森、北海道的中国陶瓷——以青森，尻八馆出土的中国陶瓷为中心（曾丽民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主要内容有尻八馆出土的中国陶瓷的意义，尻八馆出土的中国陶瓷的几个问题，其他遗址的出土物。三上次男著《津经、下北半岛的中国陶瓷和中世纪的东北》（李世琮译《山西师院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2期）主要叙述津轻、下北半岛遗址出土的中国陶器及中世纪中日贸易情况。熊本县博物馆编《日本熊本县出土的中国陶瓷》（白英译《文博通讯》江苏1981年第1期）主要内容有商品陶瓷的研究、熊本县出土的中国陶瓷。小山富士夫著《奈良三彩和冲绳岛》（王晴堂译《文博通讯》江苏1983年第3期）主要谈到中国唐三彩出土情况和唐三彩传入日本的时代等问题。佐佐木达夫著《日本海的贸易陶瓷》（李天送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主要内容有遗址出土的陶瓷器、出土陶瓷器的时代特点、陶瓷器的消费与流通、日本海陶瓷贸易的诸阶段。长谷部乐尔著《日本传世的砧青瓷》（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6月）介绍了几种日本传世的著名砧青瓷，并讨论了几个相关问题：砧青瓷的一般特征、制作时间、制作方法、传入日本的时间和途径，以及近年来日本的鉴赏方法。此外，还有龟井明德的《14~15世纪的贸易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九州出土的宋元陶瓷器分析》（《考古学》杂志1973年58卷4期）、《日本出土的越州窑陶瓷器诸问题》 （《研究论集》九州历史资料馆1975年1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器》（《东洋陶瓷》1976~1979年卷6）；铃木重治的《京都出土的中国产输入陶瓷器》（《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冲绳出土的中国产输入陶瓷器》（《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铃木重治、桥本久和的《龙野市福田天神遗迹SDOI出土的中国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4年第4期）。桥本久和的《高木规 市上牧——宫田遗迹出土的中国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4第4期）、《大阪府中国陶瓷的出土状况》（《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矢部良明的《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王仁波、陈维民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长谷川道隆的《大内馆氏迹出土的中国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3年第3期）。藤冈了一的《净妙寺址出土越州窑青瓷水注》（《美术史》1950年1期）。小山富士夫的《仁和寺出土的越州窑盒子及影青盒子》（《陶瓷》10卷3期）。山田万吉郎的《木幡出土越州窑青瓷》（《日本工艺美术》1950年137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组织下，举办了《日本出土中国陶瓷的特别展览》，长谷部乐尔作了详细的整理和介绍。详细资料见《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期1981年6月）。1982年出光美术馆组织的《近年发现的窑址出土的中国陶瓷展》系统的展示了中国陶瓷在日本的出土情况。除以上提到的以外，森村建一、川上贞雄、森田勉、金武正纪、村上勇等也为日本出土的中国瓷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日本福冈市教育委员会于1984发表了《高速铁道关系埋藏文化财调查报告IV》等。
二、海外了出土的中国瓷器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广泛兴趣，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陶瓷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灿若群星，成为20世纪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出土之陶瓷，规模之大、品质之佳、数量之多，为世瞩目。就拿越窑青瓷来说，越窑青瓷是中国较早输出出的瓷器之一，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发现。我国著名的陶瓷学家叶文程先生说：“浙江青瓷输出的国家和地区，在亚洲有：越南、朝鲜、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国家；在非洲有摩洛亚哥、肯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坦桑尼亚等。”世界拍卖市场上中国陶瓷居高不下的价格更成为人们争相竟投的典藏品。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水下考古的不断发展，，海底极其丰富的陶瓷遗珍不断重见天日，也大大刺激了人们对中国陶瓷的兴趣。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就开始了世界各地的考察与走访，或参观博物馆，或参与遗址的考古发掘，或参加国际古陶瓷学术研讨会。1955年三上次男就开始对印度洋、南海等周边国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为1968年参加马尼拉东方陶瓷研究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赢得了陶瓷学界的广泛尊重。1969年完成的《陶瓷之路》一书更加奠定了其在本国及国际陶瓷学界的地位。20世经60年代，以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长谷部乐尔、铃木八司、松见守道、杉村栋、重松和男、上野佳也、蓑丰等组成的日本“出光中东文化调查团”，在中东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其中，以埃及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遗址最为著名。日本出光美术馆至今还保存着1969年阿拉伯联邦政府赠送的福斯塔特出土的176片陶瓷片。福斯塔特出了大量中国古陶瓷碎片，据三上次男统计约有1万2千片。正如《陶瓷之路》所说：“中国陶瓷输入开罗的数量使人惊讶，好像家家户户在当时都使用过中国瓷器。”
三、建立在中国本土和中日文化交流基础上的陶瓷研究。对中国本土陶瓷的研究，是日本学者全方位研究中国陶瓷的重要部分。中国历代的陶瓷典籍、窑口遗址、出土器物、公私收藏、古陶瓷学术研讨会等都是他们关注的对象。研究内容有对窑口的专论、或区域瓷器的个案研究，有瓷器断代史的研究、或全史的扫描，有对工艺烧造的研究、或陶瓷艺术风格的分析，有从贸易和传播的角度、也有探计其文化意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奥田直荣的《天目》（丁炯淳译《陶瓷资料》景德镇1978年５期），小山富士夫的《天目》（《福建文博》1984年2期，《陶瓷全集 唐宋的青瓷》（平凡社）、《支那陶瓷史稿》，长谷部乐尔的《磁州窑》（刘志国译），铃木重治等的《潮州笔架山和长沙铜官窑见学记》（《贸易陶瓷研究》1984年第4期日本贸易瓷研究会出版），大岳花子的《宋代仿古和龙泉窑》（《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3期1999年3月），三上次男的《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张仲淳译）、《新中国陶瓷考古的成果》（《出光美术馆馆报》）、《宋元陶瓷的贸易》（《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6月），美乃美株式会社出版的《中国陶瓷全集》，铃木已代三原的《窑炉》（刘可栋等译建筑工程出版社1959年），监田力藏的《陶瓷文明的本质》，横河民辅的《支那陶瓷及其外国关系》，上田恭辅的《对中国陶瓷的多方面考察》、《支那陶瓷的时代研究》、《支那陶瓷研究的手引》、《支那陶瓷的染付模样》（东京大阪屋号书店发行昭和４年至１６年），龟井明德的《关于龙泉窑开窑时期的研讨》（《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３期1999年3月），今泽洋的《青瓷贴花纹钵的传播转迹》（《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3期1999年3月）。吉田光邦的《景德镇陶瓷生产与贸易情况》（白英译《南京博物院集刊》1982年总4集，也见《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期1983年6月）。龟井明德的《渡海而来的中国陶瓷》（王景圣译《陶瓷资料》1978年2期）主要内容有：唐三彩的传来、天平的青瓷、越州窑青瓷、长沙青瓷与江南白瓷、舶来陶瓷的名称、经龛与中国陶瓷、一件公凭（背签）、天目与宋国商人、青瓷与平重盛。长谷部乐尔的《日本的宋元陶瓷》（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期1981年6月）内容有：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关系、宋元时期驶往日本的中国船只、日本发现的宋元陶瓷。三上次男的《从陶瓷贸易看中日文化的友好交往》（贾玉芹译《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探讨了各个时期中国陶瓷出口日本的情况。今井敦著《东传日本的青瓷茶碗“马蝗绊”》（《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3期1999年3月）。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陶瓷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研究方面，一些学者还将自己收藏的瓷器捐献给中国。小山富士夫曾将1964年他在伊朗德黑兰所得的唐越窑瓷碗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刊》（1981年总3期）作了介绍。日本学者的这种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敬佩。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远远不止这些，在此不一一列举。
东方陶瓷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读得较多的书，乃是海外华人学者，20年过去，如今中国。比较文学已是遍地开花。文学之外，在绘画、建筑、戏剧等艺术领域．中外比较研究也方兴未艾。中外比较研究还进入理论领域．比较诗学、比较美学、比较哲学也日益受到重视。在比较的方法中，自由灵活的平行比较受到青睐，它便于把发生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中外文化现象放在一起，经过比较而显示出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因而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但也弊端常现．或落入琐碎，或陷于空疏。
比较文艺学要继续发展，就要在美学理论和艺术实践的结合上多下工夫，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都要重视。以具体的实例和理论的点评相结合，生动展示中国审美文化对西方产生的影响。
在影响的比较中，也更显示了中国审美文化的特色。研究西方文化艺术如何影响中国的著作，我们已见得不少；但研究中国文化影响西方的著作，却寥寥无几。中国文化中，最早被西方人所接纳的，应是属物质文化之列的丝绸和陶瓷。中国的丝绸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传到西方。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中国的丝绸赞叹不已，干脆把中国称作“赛里斯”（由“丝”字的译音而来).随着丝绸更多地被西方所接纳，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成了“丝绸之国”，唐代诗人张籍曾在《凉州词》中，生动地描绘过中国丝绸通过凉州边关的情景：”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中国的陶瓷在西方的比较晚，到宋代，西方才接受中国陶瓷，但很快引起了西方人的另一番惊奇，又把中国称作“瓷器之国。”
洛阳唐三彩工艺品礼品精品母子象
但是，那时的中国对西方来说还是个神秘古国，无从直接了解。西方还只能从丝绸、陶瓷这工艺品来想像中国。到13世纪中国的元代，才有意大利人用文字向西方人介绍中国。
1271年，南宋未，意大利一个犹太商人雅各邀游泉州。这位学者型的商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回去后就写下了40万字，记下了他在泉州这个“光明之城”的见闻，表达他对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惊异。可惜，这个要比马可•波罗还早几年到过中国的意大利人，未能很快出版他的书就过世了。数年之后，1275年，马可.波罗到中国，受雇于元代皇帝17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l298年写下了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很快译成数种文字，在欧洲广泛传播。他在这本游记中向西方人展现了一个比威尼斯要富强4倍的东方文明古国的辉煌，这就激发了更多意大利人纷纷来到中国，扩大国际交往。后来，在中国明代生活了27年的利玛窦所写的《中国文化史》问世，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意大利在当时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中国文化的传播，逐渐由意大利扩展到欧洲其他地方。l570年，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葡萄牙人克鲁兹写了洋洋大书《中华博物志》。西班牙人门多萨在l585年写了《大中华帝国史》。随后，法国也出版了《中华帝国志》、《中国现状新志》等书，使著作在西方广为传播，导致欧洲在17、18世纪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潮”。当时，辉煌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特别是法、英、德诸国发生了重大影响。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描绘，无疑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在西方面前呈现了一个新天地，也激发了法国帝王的东方猎奇趣万味，追求起“中国风尚”来。1670年，法王路易十四建造宏大的凡尔赛宫，专辟了了一个瓷器馆，收藏了他千方百计收集来的中国瓷器精品。使法国对中国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