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力：争夺奥运金牌的艺术家
1948 年伦敦夏季奥运会上，73岁的英国人约翰·科普利（John Copley，1875—1950）成为有史以来获得奥运奖牌最年长的选手，未来他的纪录依旧不太可能被打破。因为科普利并非在充满欢呼的体育场获得奖牌，而是在安静的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科普利也不是运动员，而是平版蚀刻画家，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后一次艺术奥运会。
艺术与体育的联姻一直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的理想，但自1912年夏季奥运会开始，艺术仅加入了七届便被取消，获奖记录也被删除。掀开历史，可以看到不少日后知名的艺术家在当时无缘奖项，艺术的评判也笼罩着争议，肌肉和大脑只在远处注视着对方。
约翰·科普利，《马球》，1939，伦敦美术协会提供19世纪末，当顾拜旦创立现代奥运会时，他深爱的艺术和体育一起出现在脑海中，他觉得两者不该分离。顾拜旦成长于艺术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其作品获得过荣誉军团勋章，并为儿子绘制了早期奥林匹克杂志的封面——他为自己是一个具有精致审美判断力的人而自豪，他的艺术理想也深受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影响。
少年时代，顾拜旦迷上了希腊陆续发掘出的古代奥运遗址。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公元前 776 年开始每四年举行一次，直至公元394年被狄奥多西一世皇帝禁止，共举行了293届。包括雕塑、诗歌等各种艺术形式的角逐，以及跑步、摔跤、战车等体育比赛均被纳入古代奥运项目之中。作为现代奥运会的推动力，顾拜旦大胆地表示，他打算复兴这些理想，并“通过合法婚姻让一对离婚多年的夫妇——肌肉和心灵重聚”。
顾拜旦，《体育寓言》，1896，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藏尽管顾拜旦始终争取将艺术纳入奥运会，但并非人人都报以同样的热情，甚至有反对者指出，很容易测量谁跑了400米最快，谁掷了最远的铁饼，但要想在雕像或诗歌中确定谁是冠军，虽不是不可能，却异常困难。但随着奥运会将根据专家判断授予奖牌的体育项目（如体操、跳水等）纳入，艺术进入奥运也成为了可能。但因为维苏威火山的爆发，19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在最后一刻由罗马改为伦敦，这也推迟了艺术竞赛进入奥运会的时间。
191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顾拜旦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 那年夏天的奥运会上，绘画、雕塑、文学、音乐、建筑均设有奖牌，参加艺术奥运的标准很简单：作品必须受到体育运动的启发并坚持奥林匹克理想。首届五个类别的所有参赛作品都被送到顾拜旦巴黎的住所，不用担心繁杂的评审工作，因为总共只吸引了35名参赛者。
顾拜旦在法国南部。©国际奥委会除了审美敏感度外，顾拜旦也近距离接触过艺术，他父亲的作品还几度入选“巴黎沙龙”。 众所周知，1863年，“名士”组成的“巴黎沙龙”评审小组拒绝了所有参赛画作中的三分之二，其中包括马奈、塞尚、毕沙罗、惠斯勒等人的作品。对于选择入选和获奖作品，顾拜旦似乎从中汲取了灵感。
最后，仅有四位画家进入了第一届奥林匹克绘画大赛。 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人让-弗朗索瓦·拉斐利 （Jean-François Raffaëlli），他的作品曾在1880和1881年的印象派展览中展出，并受到过约里斯-卡尔·惠斯曼 （Joris-Karl Huysmans） 和德加 （Edgar Degas） 的赞赏，但他没有得到奥运会评委的青睐，作品被排在最后。冠军得主是意大利人卡洛·佩莱格里尼（Carlo Pellegrini），他以阿尔卑斯山冬季运动的明信片插图而闻名——公认的相当迷人。
参加雕塑比赛的两位最著名的艺术家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著名汽车制造商的儿子伦勃朗·布加迪（Rembrandt Bugatti）其性感的动物青铜雕塑目前售价高达六位数；被萧伯纳奉为“最令人惊讶的雕塑家”的保罗·特鲁贝茨科伊（Paolo Troubetzkoy）均错过了第一名。取而代之的是，顾拜旦将金牌挂在富有的美国人沃尔特·W·温南（Walter W。 Winans）肌肉发达的脖子上。在同年的夏季奥运会射击项目中，温南也获得了金牌。这也是顾拜旦一直在寻找的、希腊式的、身心平衡的现代奥林匹克典范。
美国人沃尔特·W·温南获得过射击和雕塑的金牌几乎没有人能与温南跨学科的壮举相提并论，稍有企及的只有匈牙利人阿尔弗雷德·哈约斯（Alfréd Hajós），他在1896年赢得了两枚游泳金牌，并在1924年参加了巴黎奥运会的建筑比赛，但仅获得银牌。
1912年艺术奥运会的文学金牌足以让布加迪等人感到安慰。11年前，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委员会选择将首个文学奖授予默默无闻的法国诗人萨利·普鲁多姆（Sully Prudhomme），而不是列夫·托尔斯泰。也许是为了向1912年奥运会主办国瑞典致敬，顾拜旦同样拒绝了在欧洲最著名（也最臭名昭著）的意大利诗人加布里埃尔·达南奇奥（Gabriele D’annunzio）的作品，而将金牌授予了《体育颂歌》（Ode to Sport）的作者乔治斯·霍罗德（Georges Hohrod）和埃施巴赫（M。 Eschbach）。后来，霍罗德和埃施巴赫被发现是顾拜旦的笔名。
尽管开局不顺利，但艺术比赛成为后来六届奥运会的特色，其范围还扩大到图形、头饰、浮雕等，吸引了更多参赛作品（1928年的最高纪录是1100件），并获得了公众的关注，1932年，近40万人参观了在洛杉矶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举行的长达一个月的参赛作品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像让-弗朗索瓦·拉斐利、伦勃朗·布加迪一样后来具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成为了艺术奥运的失败者。例如，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著名的英国马术艺术家阿尔弗雷德·芒宁斯（Alfred Munnings）几幅参赛作品均未能打动评委；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以德国重量级拳击手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为模特的作品也被认为不足以登上领奖台。
评委对艺术作品的判断有时出现偏差的，有时却合情合理。比如垃圾箱画派 （Ashcan School）艺术家乔治·贝洛斯 （George Bellows） 的《夏基的雄鹿》（A Stag at Sharkey‘s），如今其被公认为体育艺术的伟大杰作之一，但贝洛斯对纽约搏击俱乐部一场业余比赛的残酷描绘，似乎与顾拜旦所信奉的奥林匹克理想相左。
乔治·贝洛，《夏基的雄鹿》，1909年，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与此同时，一些不太知名的艺术家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青睐。例如，卢森堡的让·雅各比（Jean Jacoby）分别在1924年和1928年获得两枚绘画金牌；瑞士平面艺术家亚历克斯·迪格尔曼（Alex Diggelmann）在1936年获得了金牌，然后在1948年又收获了银牌和铜牌。
艺术比赛的评判也笼罩着争议的阴影。1912年后，评审团不断扩大，并由评论家、政要和学者组成，但因为参赛作品没有足够的价值，奖牌空缺时有发生（比如，七届艺术大赛中共有153枚奖牌，只有124枚颁出）。同时评审小组通常挤满了主办国的评委，这也增加人们对奖项的偏见和怀疑。例如，在洛杉矶，30人的评审小组中有24名美国人，而德国人则占据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41个评审名额中的29个，而且比赛由纳粹德国时期的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Joseph Goebbels） 部分监督，来自轴心国的艺术家获得了14枚奖牌中的9枚。似乎是为了确认政治干预的概念，一些获奖作品随后被纳粹高级官员购入。tAOci52.COm
正因为存在各种问题，所以当时大多数伟大的艺术家不愿意参加，并且普遍认为艺术奥运会既没有提升奥运会也没有提升更广阔的艺术世界，但比赛确实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获奖者。1924 年，保罗·高更的儿子让·勒内（Jean René），曾代表丹麦参赛，他的拳击手雕塑获得铜牌，诗人叶芝的弟弟杰克·巴特勒·叶芝（Jack B。 Yeats）凭借油画《利菲河上的游泳比赛》获得银牌，成为新独立的爱尔兰首位奥运奖牌获得者。杰克·叶芝所描绘的游泳，如今已成为爱尔兰最受欢迎的传统体育赛事之一。这件表现主义作品将观者置于观众的行列中，观众中一名戴棕色软呢帽的男子认为是艺术家本人，身边戴黄帽子的女子是他的妻子科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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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与火的艺术 中国瓷器
瓷器，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发明创造，对许多外国人而言，瓷器——china，就意味着中国。这是个怎样的精灵啊!从洁白的高岭土，再到凉爽的坯泥，尔后又经过制造工匠灵巧的双手，最终，熊熊窑火将美丽的梦想化为诗一般的柔美。现在，让我们穿越历史的风尘，去欣赏那些古国的遗珍吧。
考古发现证明，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出现了具有瓷器基本特征的原始瓷器。至多在东汉时期，成熟的青瓷烧造成功厂。从此，瓷器，这一闪烁着无数人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开始逐步走到辉煌。
当然，瓷器生产真正的全盛时期是在宋代，其标志，就是至今为人啧啧称道的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虽然它们都是为宫廷烧造名器佳品的一代名窑，但它们的作品所展现的艺术风格却是各有千秋，真可谓千姿百态、各竞风流。
火的艺术 历史的变迁
一、自然之火
在几千年前以至几万年前，在地球的大地上，生衍在这里的古代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就会用粘土做简单的器具，大自然的雷鸣闪电引起了森林之火，它将树木、草地和动物烧毁。同时也将粘土的器具烧得更硬、更结实，这个大自然赐于人类的意外发现，大概就是最初最原始的瓦器，也就是陶和瓷的前身。随着人类打石取火和钻木取火，人类能够主动取火和操作火以后，开始由不定居的茹毛饮血的渔猎生活逐步改变为定居的农业生活，因而迫切需要解决盛水的器具，而当时的人类已能够试着用粘土塑造有一定形状的陶罐、陶缸和陶钵。这从我国出土的红山文化和河套仰绍文化陶器以及江西万年出土的陶片就能一目了然。火的出现是人类的一大进步，没有火便没有陶。陶一开始就和火结下了不解之缘。由土变成陶的过程是火锻炼的结果，火是起到决定作用的；制陶人自己用火烧制是正常的生活劳动需要。没有火也就没有人类的文明，陶的出现就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历史见证，陶是最古老的火的艺术。
陶瓷知识分享：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收藏家
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收藏家
前几天，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二套）连续五期播出央视节目主持人王小丫与著名收藏家郭庆祥就艺术品市场的诸多热点问题进行的访谈，一时成为行内外热议的话题。笔者本抱着姑妄听之的心情观赏此一节目，但看了两期之后，忍不住为这个节目叫好。“收藏学大款”现象令人汗颜收藏和艺术品拍卖目前已成为一个媒体和百姓关注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力逐渐强盛，民众安康，艺术市场得以蓬勃发展。这两年虽然遭遇了世界金融危机，但中国挺立潮头，力挽狂澜，尽显大国本色。相比欧美艺术市场萎靡不振，国内艺术市场似乎更有井喷式的发展。民间资本参与艺术市场和艺术收藏蔚为大观。大家都在谈盛世收藏，有些老板大款更是为一件作品一掷亿金，气势撼人，以致私下里人们说，现在是“收藏学大款”，实在令人汗颜。一些电视收藏节目良莠不齐现在还有不少电视收藏类节目良莠不齐：不是现场鉴宝砸盘子玩娱乐，就是专家摆谱像布道，还有的是各式藏家也不管真假晾藏品，神五神六瞎忽悠，甚至有个别节目为了特殊的商业目的通过节目的方式做宣传，老百姓回过神来才知道这是“软广告”。总之，这里面“钱味儿”很重，无形中给普通观众许多误导。有些人甚至以为收藏能一夜暴富，能通过“捡漏”而咸鱼翻身改变自己的窘迫生活。正如央视节目主持人王小丫所说，有人受这类节目的影响，即使乘公交车捡到一枚铜钱，也以为要值几十万元，特意上北京请专家鉴定一番。道出收藏真谛郭庆祥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市场的亲身参与者，通过自己将近二十年的收藏实践说出的一些经验和体会，深入浅出，既有宏观的理性的领悟和思考，又有具体的感性的直觉。他此次在央视的艺术品市场热点节目中，系统完整而又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地为我们道出了收藏的甘苦、收藏的知识含量、收藏的难度、收藏的风险、收藏的陷阱，给收藏爱好予以启发。有几个地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作为国内屈指可数的近现代书画收藏家，郭先生对书画收藏和投资对象的圈定上有极其严格把握，这种把握有时候是非常苛刻的。就近现代书画方面而言，圈定收藏对象说穿了就是圈定收藏的画家，并把他们的精品代表作拿下来。郭先生在这里一再强调研究的重要性，强调对画家艺术水准艺术高度的把握，这里的关键是甄别鉴定什么是对美术史发展真正有贡献的画家。他不讳言自己对黄宾虹、李可染的尊崇，对齐白石、张大千的失望，认为前者在文化关怀上有伟大的情操，后者仅局限于绘画本体上转圈圈因而没有真正的贡献，这里面固然不无商榷之处，但在收藏实践上我认为这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简便法门。因为齐白石、张大千这两位画家虽然均享大名，但假画泛滥，流传市面的精品力作少而又少，故而这收藏就无从做起。还有像某些当代所谓的大家，大言炎炎，不但名节有亏，本人没有道德约束，体现在绘画上，则把艺术等同于商品，画画等同于画钱，流水线作业，大批量生产，试问这样的作品究竟有什么收藏价值可言？其实，这些经验之谈都是郭先生花钱买出来，用脑琢磨出来的深刻教训。民办美术馆应该如何看？对于民间风起云涌的兴建美术馆热潮，郭庆祥也有清醒的认识，认为有许多人实际是借美术馆的名义从政府骗取地皮从事商业运作，可谓别有用心。也有一些人本来有弘扬美术推动文化的良好愿望，但对美术馆的经营和维护缺乏准确的认识和通盘的考虑，以为养美术馆非常简单，结果到后来举步维艰，纷纷关张。确实，对于我们这个美术馆程度不高的国度，对于我们“美盲”比文盲多的现状来说，从政府到民间对于美术馆的认识还是停留在相当肤浅的水平上，郭先生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时下拍卖行业的红火是真火还是圈套？对时下拍卖行业的红火，郭先生凭直觉同样提出尖锐的问题：拍卖行越开越多，拍卖目录越来越厚，拍品数量成倍上升，成交额不断翻番而且相互攀比，这些现象与艺术品应该越卖越少的规律是互相矛盾的，如何解释？是不是意味着赝品伪作越来越多？拍卖行、经纪人以及相关人士是不是在串通一气联合起来给收藏家讲故事？有的甚至是国际故事，如圆明园文物的拍卖。拍卖公司为客户服务的责任在哪里？是不是存在着监管缺失？包括谁来鉴定鉴定家等一系列问题，郭先生明白道来，语重心长，确实值得人们的思考。希望多出现几个清醒的收藏家我们这个社会如今不缺乏有钱的人，但缺乏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有深切理解的人，缺乏对收藏的核心价值有清醒认识的人。作为一个成熟的收藏家，郭庆祥先生多年来用自己的亲身实践见证了中国艺术市场的风风雨雨，今天他把他的甘苦得失、经验教训乃至思考忧虑贡献给大家，与大家分享。我们由衷希望多几个这样清醒的收藏家出现。
陶瓷知识分享：瓷器的款识
瓷器的款识
瓷器的款识，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和“正和年制”。钧窑器底内有一二三四......数目字。元瓷款识，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民窑有款者甚少。 明代瓷器款识种类很多，官窑款“某某年造”字样，亦有“某某年制”的。清代普遍用“制”字，用“造”字的极为罕见。 题款位置，以在底足内居中者为最普遍。高足者有题在足内层之边际，也有题在足外层边际的，都是横书款，又有题在口沿或腰腹部位的，亦属横款。 清代资器款识种类更为复杂，现将清代各朝瓷器款识汇录如下: 康熙瓷器款识 单圈、双圈。元圈栏、双边正方形、双边长方形。凹雕、凸雕。地挂白釉宇挂黑釉。地与字均挂一色釉，白地写兰字，白地写红字，绿地写红字。楷书、篆书，半行书、宋堑体、欧玉体。六字分两行每行三字六字、分三行每行二字、四字分两行省去“大清”二字。方栏内不可辩认的字满清文、回回文、喇嘛文(以上为有字者）秋叶、梅花、团花，园鹤，团蜗，花形物形完全无字(以上为无字者) 雍正朝瓷器款识 形式较之康熙为少，但较之康熙也有些变化，有: 六字双圈、四字无边栏、四字方边 六字、凹雕四字、凹雕六字、单圈双边正方形、双边长方形、地挂白釉字挂黑釉地与字均挂一色釉，白地写红字、白地写兰字。楷书、篆书、宋集体、图书款、方栏内不可识的字，满清文、回回文、喇嘛文(以上为有字者)雍正时之无字者除双圈、秋叶、团龙、团鹤、团蜻外。 其余款识，大抵与康熙时款识不甚相远。康熙、雍正又多不书写本朝代款，而书写明代款，康熙时书写“宣德”者居多，雍正书写“成化”者居多，宣、成两朝为明代瓷器最盛时期。 乾隆时瓷器之款识 六字双圈、六字单圈、六字无边栏、四字无边栏、四字方边、双线正方形。凹雕 地与字统挂一色釉。白地兰宇、白地红字、绿地红字、绿地黑字。楷书、篆书、欧王款 宋案体、宋体书、图书款、砂底不挂釉凹雕，满清文、回回文、喇嘛文、西洋文(以上有字者）印花、团花、完全无字(以上为无字者)凡六字分三行每行二字或六字分两行，每行三字。四字分两行，省去“大清”二字。这三种款识，历朝皆有。六字分两行者，大都是官窑。字以端楷庄整重者为贵。 嘉道以后，一般都沿袭前朝款式，有减无增，渐有趋于一致之势。篆书之款，自乾隆至同治均居其大部分。篆书有两种:一种无边栏，字或红或兰不等；一种有双边， 红字居多，即所谓图书款。图书款以道光末年、咸丰、同治之间最为盛行。 康雍两朝是楷书盛行时期，篆书很少，乾隆篆、楷皆有，而篆多于楷。嘉庆至同治为篆书盛行时期，而楷书很少。光绪、宣统两朝除仿古外，则又楷多于篆。
陶瓷知识分享：官窑瓷器：东西方通吃的皇权艺术
官窑瓷器：东西方通吃的皇权艺术
相较于中国其他艺术门类收藏交易仅局限于大中华区，官窑瓷器则受到全世界藏家青睐。欧债危机、世界金融动荡虽然使艺术市场低迷，但因藏家或机构资金短缺，已几十年未曾露过面的珍品又重出江湖。
2010年11月11日，一只清代乾隆时期的官窑瓷瓶以4300万英镑(加上20%的佣金，约合5.5亿元人民币)落槌，阔步甩开5个月前黄庭坚书法《砥柱铭》以4.3亿元人民币创下的中国艺术品拍卖纪录，创出亚洲艺术品新的世界纪录。
阿胶、瓷器、丝绸、茶叶被称为中国“四大国礼”，其中瓷器所具备的艺术性质使得它们备受各国政要喜爱，因此也成为国礼的首选。
中国官窑作为瓷器的一种，有别于为普通百姓烧制的“民窑”，是专为古代皇帝和他们的追随者而烧制，是瓷器烧造艺术的巅峰，也代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社会时尚。自其诞生之时，就为历代追慕而成经典。
皇帝参与创作的艺术品
就年份已久的古旧瓷器而言，位列第一的当推各个朝代的官窑瓷器件，因而也最具收藏价值。多年来的市场表现表明，明朝各代瓷器器件和“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器件，最受市场追捧，其现在的价格与10年前相比，普遍提高了10至100倍。其中如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康熙豇豆釉彩器、雍正珐琅莲子碗等，如今的市场价已达数十万元至上百万元之巨。
天物馆馆长钱伟鹏分析了明清官窑瓷器收藏的6个显著特点：
首先，明清官窑瓷器属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收藏人群庞大，市场中流传的官窑瓷器少之又少。中国有兴趣于收藏官窑瓷器且有收藏实力者至少有30万人，现在大部分官窑瓷器都已经被博物馆收藏，市场中流通的都是早期的大藏家更迭卖出的，一旦错过机会，再难遇到。
西方如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日本出光美术馆基金会，瑞士玫茵堂等，往往是以基金会的形式进行收藏，一旦买入，三五十年甚至更久方才会向市场释放，因此在市面上流通的势必愈来愈少。
其次，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洪武二年(1369)官窑制度正式确立，到现在已经有643年。
第三，明清官窑瓷器专为帝王宫(博客，微博)廷使用，帝王品牌远远高于贵族品牌(包括现代奢侈品)。
第四，它的设计、创制过程极富特色，是由宫廷画师做样，和景德镇的工艺大师团队结合，共同创造出的工艺美术互补的新型艺术品。再则，为皇家制器，不惜工本，乾隆、康熙甚至亲自参与创作、指点。
第五，相较于中国其他艺术门类收藏交易局限于大中华区，世界属性使官窑具有非常强的抗风险能力。官窑瓷器在全世界范围深受追捧，东西方经济只要有一方坚挺或上扬，中国官窑瓷器的价格就不会下滑，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方不亮东方亮”。
第六，西方社会“劫富济贫”的征税制度，也使得艺术品成为完美的避税产品，一部分艺术品的资产配置，可以合理地降低所得税及最高70%的遗产税。同时，西方收藏家相对而言更为成熟，其投资行为向来是以客观理性的分析为基础，他们也观察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势必会有更多更有实力的藏家加入官窑收藏行列，所以现在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投资的好时机。
中国古代官窑精品瓷器的拍卖历史显示，只要持有时间够长，其投资回报率相当可观。美国文玩公司董事向阳先生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74年涉足收藏， 15年后，他们将收藏的中国瓷器艺术品委托苏富比在香港举办了一场专场拍卖会。全场共上拍101件藏品，成交97件，总成交额则接近1亿港元。一件明代洪武釉里红大碗，估价为600－800万港元，成交价2035万港元；另一件青瓷(宋官窑)拍到2200万港元落槌，创造出当时中国瓷器拍卖价格的最高成交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该基金收藏的其他品种，如非洲、美洲部落和大洋州等地的艺术品表现远不如其收藏的中国瓷器艺术品，例如非洲艺术品同样于行情高涨的1989年被委托拍卖，却是艰难出手，且仅获4.1%的年平均收益率。
陶瓷知识分享：清代瓷器的特征
清代瓷器的特征
1、清代各朝的瓷器，内容丰富，既有共同风格，又各具不同的特点。2、清代瓷器的造型顺治、康熙时，古拙、丰满、浑厚，雍正时的秀巧隽永，乾隆时则显规整，嘉庆、道光以后则稚拙笨重。
3、胎体，琢器类，一般薄厚适中，圆器类则有厚有薄。康熙时，胎体体重，质地坚硬细密。雍正时有胎质轻薄、细润，洁白度高。道光以后的胎体厚笨、质地粗松。清代的琢器类腹、颈部接痕极为少见。明代留器露胎处，常泛火石红色斑到清代已基本消失。
4、釉面不及明代肥腴光亮，施釉稀薄，色泽略显青白。顺治、康熙两朝，釉面平整细腻，胎釉结合紧密，釉面分别呈青白、粉白、酱白，硬亮青等几种色泽。雍正时釉面细臼莹润，多有桔皮皱纹。乾隆时的平整泛青，嘉道以后的不够平整，波浪明显。晚清时施釉稀薄，釉质疏松，不够坚致。
5、纹饰深受同时期绘画的影响，民窑瓷器，写意写实并存，用笔豪放。御用官窑连器，图案趋向规范化，用笔细致入微，构图拘泥、繁缚。早期纹饰中的山水、树木多采用斧劈簸，并加镀点，古装仕在高警秀丽，柔细的花绘采用没骨画法。晚期纹饰中的人物面部无神，鼻部隆大，这一时期龙纹形态不一，既有方头大额、正肃苍劲的，也有纤柔细身的，一般为狮子头，龙发较多，龙脚明显突出，两支脚立体感强，龙身粗笨，一般画为四爪和五爪，如同鸡爪。
6、在清代，由于瓷器工艺受到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因而在瓷器上出现了具有西方绘画风格特点的花纹图案。如在珐琅彩瓷器和部分出口瓷器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些绘画西洋人物，楼房、船和狗之类的花纹图案。
7、清代八宝图案为轮、螺、伞、盖、花、罐、鱼、肠。
8、大件器物和早期器物，多为光滑的砂底。顺治、康熙时瓷器足型较为多样。有双圈层底、斜削式底、二层台式底、卧足、滚圆泥鳅背形足等。
9、景德镇官窑多属皇帝年号款，民窑有干支年款、吉祥语款、私家款及图记款等。有印、刻、青花、红釉、金彩、料彩、等多种，楷篆均有。康熙楷多篆少，雍正楷、篆并用，乾隆以后篆多楷少。晚期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又以楷书款为多，外围以圆圈或方框格式。民窑款识多随意乱写，字体草率。
陶瓷知识分享：南宋官窑的鉴别
南宋官窑的鉴别
1、 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 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陶瓷知识分享：中国瓷器的发明
中国瓷器的发明
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发明瓷器的国家，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瓷器的发明，堪称我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国，并深刻影响了其陶瓷和文化的发展，为我国赢得“瓷器之国”的盛誉。 “瓷器”的发明始于汉代，至唐、五代时渐趋成熟；至宋代为瓷业蓬勃发展时期，定、汝、官、哥、均等窑。名重千古；元代青花和釉里红等新品迭出；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宋瓷传统，宣德。成化窑制品，尤为突出；清代风格古雅浑朴，比前时稍逊，却胜在精巧华丽、美妙绝伦，康熙、雍正、乾隆时所制器物，更是出类拔萃，令人叫绝。 瓷器的发明，始于东汉晚期，距今一千八百多年。虽然在夏商时期就有了“原始瓷”的出现，但仍处于初始阶段，尚未成熟，故认为中国由陶向瓷的过渡完成于东汉。 瓷器的产生，与高温烧成技术，制瓷原料的精选，以及釉的发明这三个条件紧密相关。 瓷器是以精选的瓷土或瓷石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 瓷器烧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原料的选择和加工，降低Fe2O3，提高Ai2O3，也就是说必须是富含石英和云母等矿物质，以保证胎质的洁白；二、在1300摄氏度的高温中烧成，使胎质致密坚硬，不吸水，扣之能发出清脆的铿锵之声；三、是在表面施有高温下烧成的玻璃质釉，胎釉紧密结合，釉层不易剥落，厚薄均匀，吸水率低于1%。 瓷器和陶器的分别，因其烧制的条件不同，体现在以下几点，主要有使用原料不同，釉料不同，烧成温度不同，坚硬程度不同，透明度不同。由于瓷器无论在实用性还是艺术性上都比陶器具有诸多优点，便逐渐取代了汉朝之前陶器在陶瓷史上的主角地位，成为我国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奇葩。 瓷器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制陶过程中，发挥才干和智慧，积累长期实践经验，不断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方法，提高烧成温度，总结施釉技巧，而作出的创造性成果。 瓷器取代陶器，不仅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也证明了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其在每一个工艺过程中凝聚的古代先民的智能和辛勤汗水，更是蕴含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瓷器在汉唐以后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世界各地，促进了当时中国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且对其他国家人民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为世界人民所认识，获得“瓷国”的美誉。 同时，瓷器还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是中国对世界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作出的一项重大且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瓷知识分享：清代各朝瓷器的鉴定知识
清代各朝瓷器的鉴定知识
1、清代各朝的瓷器，内容丰富，既有共同风格，又各具不同的特点。 2、清代瓷器的造型 顺治、康熙时，古拙、丰满、浑厚，雍正时的秀巧隽永，乾隆时则显规整，嘉庆、道光以后则稚拙笨重。 3、胎体，琢器类，一般薄厚适中，圆器类则有厚有薄。康熙时，胎体体重，质地坚硬细密。雍正时有胎质轻薄、细润，洁白度高。道光以后的胎体厚笨、质地粗松。清代的琢器类腹、颈部接痕极为少见。明代留器露胎处，常泛火石红色斑到清代已基本消失。 4、釉面不及明代肥腴光亮，施釉稀薄，色泽略显青白。顺治、康熙两朝，釉面平整细腻，胎釉结合紧密，釉面分别呈青白、粉白、酱白，硬亮青等几种色泽。雍正时釉面细臼莹润，多有桔皮皱纹。乾隆时的平整泛青，嘉道以后的不够平整，波浪明显。晚清时施釉稀薄，釉质疏松，不够坚致。 5、纹饰深受同时期绘画的影响，民窑瓷器，写意写实并存，用笔豪放。御用官窑连器，图案趋向规范化，用笔细致入微，构图拘泥、繁缚。早期纹饰中的山水、树木多采用斧劈簸，并加镀点，古装仕在高警秀丽，柔细的花绘采用没骨画法。晚期纹饰中的人物面部无神，鼻部隆大，这一时期龙纹形态不一，既有方头大额、正肃苍劲的，也有纤柔细身的，一般为狮子头，龙发较多，龙脚明显突出，两支脚立体感强，龙身粗笨，一般画为四爪和五爪，如同鸡爪。 6、在清代，由于瓷器工艺受到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因而在瓷器上出现了具有西方绘画风格特点的花纹图案。如在珐琅彩瓷器和部分出口瓷器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些绘画西洋人物，楼房、船和狗之类的花纹图案。 7、清代八宝图案为轮、螺、伞、盖、花、罐、鱼、肠。 8、大件器物和早期器物，多为光滑的砂底。顺治、康熙时瓷器足型较为多样。有双圈层底、斜削式底、二层台式底、卧足、滚圆泥鳅背形足等。 9、景德镇官窑多属皇帝年号款，民窑有干支年款、吉祥语款、私家款及图记款等。有印、刻、青花、红釉、金彩、料彩、等多种，楷篆均有。康熙楷多篆少，雍正楷、篆并用，乾隆以后篆多楷少。晚期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又以楷书款为多，外围以圆圈或方框格式。民窑款识多随意乱写，字体草率。
陶瓷知识分享：番骑艺术在宋画中的流风余韵
番骑艺术在宋画中的流风余韵
有言道“纸千年，绢八百”，中国作为文物大国，中国字画是其中最重要的品类，尤其是宋画堪称中国绘画的巅峰之一。著录于石渠宝笈的清宫旧藏、罕见宋画《宋人摹郭忠恕四猎骑图》前不久在中国嘉德以7952万元拍出，而在即将举行的春季拍卖中，宋元书画精品虽然仅寥寥数件，却异常夺人眼目，如即将亮相的元代王冕《墨梅图》、《宋人团扇册页六幅》等。宋元绘画和其他的艺术类别完全不一样，由于其稀缺性和纸质材质的脆弱性，一般不出国展览，即使在博物馆展览也要定期定季换展，重在保藏。早报《雅藏》专刊特就宋元绘画收藏进行分析与品鉴。文/薄松年
《宋人摹郭忠恕四猎骑图》并未简单地画其驰马打猎, 而是别出心裁地表现人物行猎中的种种神情仪态
我国北方广漠的草原，古代有不少游牧民族生活其间，特别在五代以后，契丹等族的领地扩张到长城以内的广大地区，和中原政权时战时和，胡汉民族间的接触和交流更为密切，他们的生活和形象也在绘画中得到表现，从唐末起“番族”成为富有特色的专门的题材，现存宋人摹本《四猎骑图》便是属于此类作品。
《四猎骑图》原藏清宫，《石渠宝笈》第十六卷著录，绢本设色，表现边地民族行猎中的情景，画家并未简单地画其驰马打猎, 而是别出心裁地表现人物行猎中的种种神情仪态。开卷一人正执弓缆辔骑马而行，他兴致勃勃地仰面前视正奔向猎场，第二骑伫立于青鬃马旁，一手架鹰，另手作调理之状，作着猎前的准备, 马的驯服与人物注视猎鹰的眼神表现得颇精妙入微。第三骑绘猎手骑在马上仰望天空若在搜寻猎物。马四肢直挺作静止态，人物胡须、皮帽上的红缨及马之鬃尾均在风中飘拂，取得静中有动的效果，从而加强了画面的生动性。第四骑的马上挂着猎得的黄羊等物，猎手手拿箭杆检视，若在准备下一次捕猎活动，那一眼睁一眼闭的神情及马猎后疲惫之状刻画得令人击掌叫绝。全卷由四拼绢片组成，可知原来应为册页，后来改裱成卷，然就现状感觉而论，仿佛四骑在同一广阔之荒野上行动，扩大了空间，行猎过程随着时间的流动逐一在画面上呈现，从这一点看改造是成功的。
此图画风质朴，描绘细腻，设色古雅，形象服饰均表现得一丝不苟，呈现出鲜明的宋画风范，但在线描和渲染上犹可见临摹的形迹。画中无款，仅在开卷处题有“宣和二年三月休日宋右丞郭忠恕笔意”十六字。按郭氏生活于五代至北宋初年，在后周及宋初曾任国子书学博士、国子监主簿。他学问广博，通文字学，擅书法，尤精绘画，以山水界画最为擅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其《雪霁江行图》，上有宋徽宗赵佶题签，应是可靠的真迹，但画风与此图不类，画史文献上从未见记载其番骑类作品，且郭亦未任过右丞等高职。从题材画风分析，此图却未必与郭忠恕有任何关涉，假托其名是为了提高此画的身价，是古代绘画中常见的手段。但这并不损害此画之价值，五代两宋之际番骑是画坛上新兴起的题材，据画史记载精于此道的画家仅有数人，如契丹族之胡瓌、李赞华，曾在北方边地生活的王仁寿、张戡、高益等。其中最为突出者为契丹人李赞华，原名耶律突欲，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长子，曾随其父征服渤海国, 被任命为东丹王, 后因受其弟耶律德光（辽太宗）排挤渡海投奔后唐，赐名李赞华。他精通汉文化，专门擅画边地民族人物，“多写贵人酋长。至于袖戈挟弹，逐年黄臂苍，服用皆缦胡之缨，鞍勒率皆瑰奇”（《宣和画谱·番族》），画马“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当时“凡北边防戌及榷易商人，尝得赞华之画，工甚精致，至京师，人多以金帛质之”（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可见其受到人们的称誉并在中原流传，宋《宣和画谱》著录收藏作品十五幅，亦皆为表现游猎题材。
此画写边地民族架鹰策马行猎情状，画中人物“服用皆缦胡之缨，鞍勒率皆瑰奇”，无疑皆为贵人酋长身份，精美的鞍鞯服饰被真实而具体地描画出来。从中可见到李赞华番骑艺术在宋画中的流风余韵。南宋时与女真建立的金朝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后期受到蒙古武力的严重威胁，在出使及边地贸易中民族间交往联系更为频繁，也从中对其生活有着更多的了解，此画所绘边地人物并非同一民族，应出于南宋时期画家手笔，画中形象地记录了边地民族的生活情状，画风严谨，其衣冠器械，均可按图而考，具有相当历史价值。
(作者系中央美院美术史系教授，标题为编者所加)
陶瓷知识分享：日用瓷器价值未必低于艺术瓷
日用瓷器价值未必低于艺术瓷
“决定瓷器未来升值的价值不仅要看造型及实用性大小，还要视其瓷器本身的材质和工艺”，近日，在广东省工艺美术珍品馆举办的“德化玉瓷名家茶具展”上，瓷器收藏者和行家们对如何判断瓷器的收藏价值进行了探讨。
不少行家认为，在当代工艺美术品收藏市场中，原始材料的特性和是否稀缺性成为影响作品价值的主要因素，如普通材料价格从每吨三五百元上涨为两三千元/吨的德化瓷就是其中的代表品种。
文/记者林琳
近日，广州首场德化茶具展在东风东路艺苑大厦广东省工艺美术珍品馆举行。展览展出220多件德化瓷茶具,许多茶具为纯手工制作。
德化瓷以洁白著称
德化瓷在全国所有瓷种中以洁、白著称，洁是指瓷质毫无瑕疵，白是指颜色雪白，因而具备其他瓷种所不能体现的薄、透、润之美。近年，随着景德镇瓷器、醴陵瓷器市场价格不断飞涨，历来多为外销的德化瓷也逐渐被收藏者挖掘，成为另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品种。
珍品馆馆长谭伟彬分析，这与德化瓷的原料——高岭土的存量逐渐减少、价格不断上涨有关。据了解，普通高岭土的价格前几年仅为300~500元/吨，目前价格已达2000元/吨。优质高岭土在普通高岭土中提炼而成，价格远非普通泥料可比。
“材料很大程度决定了瓷器的艺术等级”，熟悉瓷器收藏市场的陶先生认为，器物的主要用途还在其次。
不过，随着更多的收藏者参与瓷器的收藏和投资，有限的资源被再度分配；再加上许多摆设品的价格已经高不可攀，日用器的收藏价值开始被挖掘。
更重要的是材质工艺
谭伟彬认为，日用器的价值未必低于艺术瓷。比如数百年前的古人讲究生活品位，即使是日常所用的器物也异常精致，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即使在目前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也能卖出惊人高价。因此，收藏更重要的是材质与工艺。
另外，陶先生认为，普通收藏者应该从生活细微处收藏，并抱着不经意的态度，往往获得意外收获。如果追求价格涨幅，一味追捧“天价”，反而难以获得满意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