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瓷器的发展演变
元代（公元1271-1368年）的瓷艺 我国瓷业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元代注重对外贸易，外销瓷大量增加。北方瓷窑因战争等原因衰落了，但南方的龙泉窑与景德镇窑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大型器物增多，烧造技术也更加成熟。首先，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有所突破，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次配方"方法，提高了制胎原料的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变形，因而烧造出许多颇有气势的大型器，元代瓷器以硕大高挺称著。其次是青花，釉里红烧制成功，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制的结合更趋成熟，使釉下彩瓷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最后是颜色釉的烧制成功，卵白釉、红釉和蓝釉的烧成，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釉色主要是仿玉类的局面。元代景德镇窑取得的成就，为明、清两代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瓷的出口 元代是中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元代瓷器出土的数量读大大超过了宋代。输出的瓷器主要是中国东南沿海各瓷窑烧制的，除景德镇的青白瓷和龙泉窑的青瓷而外，浙江和福建地区的许多瓷窑烧造的青白瓷和仿龙泉窑也占了很大比重。元代后期，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也开始输往海外。据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当时中国瓷器输出的国家和地区已达五十几个，分属今天的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和伊朗等国。; 浮梁瓷局 元代至元十五年（公元278年）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主管瓷器的采办和瓷器的对外贸易。它在民窑产品中以"百中选一"或"千中选一"的原则抽选贡品，对其余产品则垄断其对外贸易。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建立的对瓷器外销进行管理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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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分享：唐代---瓷器的发展演变
唐代---瓷器的发展演变
中国开始出口瓷器中国瓷器出口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在日本、韩国、印度、伊朗、伊拉克和埃及等地，考古学家们对九世纪前后的城镇遗址的发掘中，都曾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唐代瓷器碎片。中国的宁波市古称明州，是唐代通往日本和韩国的主要通商口岸。1974年，在宁波余姚江唐代出海口附近发现一艘唐代沉船，其中有几百件越窑和长沙窑的青瓷、青釉褐彩瓷和黑釉器，并有"乾宁五年"（898年）刻款的方砖一块。这些瓷器与在韩国和日本发现的唐代瓷器，在器型、釉色和装饰上都明显属于同一窑口。中国唐代瓷器的出口有海路和陆路之分。陆路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而海路则直通日本、韩国、南亚、西亚、北非和东非各地。日本学者曾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线称为"瓷器之路"。? 名窑长沙窑长沙窑是唐代南方重要的青瓷窑。在今湖南长沙市郊铜官镇瓦渣坪首先发现，故又称"铜官窑"。创烧于唐代，晚唐至五代是极盛期，五代以后衰落。以烧制青瓷为主，兼烧少量的白釉、褐釉、酱釉、线釉、蓝釉瓷器。器物造型繁多，各种日常用器均有烧造，?以罐和壶的形式最为多样，短嘴多角壶是其典型器。 陶窑与霍窑陶窑与霍窑相传是景德镇最早的两座瓷窑。据清人兰浦所著《景德镇陶线》卷五"历代窑考"载："陶窑，初唐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钟秀里人陶氏所浇也。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戴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满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戴唐武德四年诏新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但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各文物考古单位对景德镇地区的古代瓷器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调查，均未发现有任何唐代遗存。五十年代发现的胜梅亭和石虎湾两处五代（AD906~960）窑址，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景德镇瓷窑遗址。不过，另据宋本《柳河东集》注《代人进御器状》载，当时所进瓷器是景德镇地区（饶州）所产。如果属实，则至少可以把景德镇的瓷业史提前到唐代中期。 邢窑在今河北内丘县，唐代属邢州，故名。以烧制白瓷为主。器物分粗细两类，细的一类胎制细腻洁白，造型规整，露胎部分滑润如糯米粉。粗的一类器物多施化妆土。邢窑是唐代最负盛名的白瓷窑，白瓷碗有"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声誉。所产瓷瓶在唐代亦极著名，时称"内丘瓶"。邢窑白瓷因与同时代著名的越越窑青瓷齐名，从而形成了中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局面。唐末五代时期，邢窑在白瓷生产中的地位逐渐为曲阳定窑所代替。? 耀州窑窑址在今陕西铜川市，宋属耀州，故名。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以后达于鼎盛，终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烧制唐三彩、白瓷、青瓷、黑瓷和酱色釉瓷等品种，以青瓷最负盛名。器型以碗、盘、碟、罐、瓶、盒、炉为主，也有渣斗和各式小杯。胎质灰白而薄，釉色匀净。由于胎中所含铁份，在相应的烧成气氛下，使器底或圈足周围呈现一种姜黄色斑块，形成了耀州窑青瓷的独有特征。装饰技法以刻花、印花为主，刀法犀利，线条刚劲流畅。宋代耀州窑对各地制瓷业有很大影响，河南临汝、宜阳、宝丰、新安、禹县、内乡及广东广州西村窑，广西永福窑等都烧制相似的青瓷，从而形成耀州窑系。 磁州窑在今河北磁县，宋属磁州，故名。始烧于五代，盛于宋。产品以白瓷、黑瓷和白地釉下黑、褐彩绘为主。白瓷装饰有划花、剔花、线斑、褐斑及珍珠地划花等。白釉釉下黑彩、褐彩划花器是磁州窑的优质瓷。器物除碗、盘、瓶、罐等日用器外，所产瓷枕极为著名。枕底常见张家、李家、王家和陈家造印记。图案内容除一般花鸟禽兽外，还有各种富有生活气息的题材，清新活泼，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瓷枕上还往往书写宋、金流行的词牌、曲牌等。宋磁州窑对各地制瓷业的影响极大，河南修武当阳峪窑、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登丰曲河窑及山西介休窑、江西吉州窑等都烧制相类的产品，从而形成磁州窑系。元以后磁州窑大形器增多，精致的产品少见，明以后更趋衰退。
【精】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凉谟源善鳎乇鹗前不帐『料亟辏?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
【精】如何保存瓷器
如何保存瓷器
相信很多朋友家中都藏有瓷器，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保存瓷器。
买回来的瓷器，如果是单色釉，可以用清水进行清洗，如上面沾有不易清除的污垢，可以用洗涤剂，用竹签等轻轻的刮剔。因为单色釉大多是高温釉，釉胎结合较好。如果您买回来的是彩绘瓷器，(三彩瓷器、釉下五彩瓷器、粉彩瓷器等)，就要格外小心些，因为釉彩纹样都是二次烧成的，其牢固程度比单色釉面差了许多。在清洗之前，要注意观察，如发现不结实的地方，可先用502胶粘实。用湿布擦拭，手法要轻，不要使用各种化学清洁剂，以免对釉彩纹样造成损害。
如瓷器上有绺裂，可用502胶粘实，以免绺裂继续扩大。如有小块残片脱落，则可先对上缝，用胶条固定，仔细观察，如位置正确，则可点几滴502胶粘实。古瓷器是易碎而又价值很贵的文物，在日常保存中要注意如下方面：
注意拿瓷器的方法：在搬动瓷器时，应当特别重视拿放瓷器的方法，尤其是瓷器收藏品，最忌讳两个人手把手地传递瓷器。因为这里面有风险——如果在手把手的交接物品的过程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万一有个失手，就难逃责任。正确的方法是一人先将瓷器放在桌子上，另一人才可用双手捧持、托起；不要只拿藏品的某一部分，如果是带木座，千万不可用一只手去拿木座，要用一只手拿住瓷器，同时用另一只手扶拿着木座。
注意选择存放地点：一般可将古瓷器放在有玻璃门的橱柜中，橱柜的托板应考虑选用木质搁板，因为拿放瓷器时，不可避免地会与托板发生碰撞，选用木质搁板则可将此类隐患降至最低。另外，木质搁板上最好不要刷油漆或涂料，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摆放，油漆和涂料有可能会粘连陶瓷藏品的底部，拿取瓷器时没有想到这点，则可能造成意外的损伤。摆放时，瓷器底下也不可垫放厚纸等物，以免发生倾倒等意外，放在有软囊的锦盒里，也是不错的选择。
注意防尘：陶瓷表面上有一层反光层，其性质与玻璃相仿，灰尘虽然很小，但也是一些细小的沙粒，沙粒会有一些很尖锐的棱角，在擦拭的时候容易将瓷器釉面磨伤；如果经常擦拭，陶瓷的表面就容易失去光泽。所以一定要对陶瓷进行防尘处理。如需要对瓷器除尘时，用鸡毛掸子或气囊吹都是好方法。尽量减少瓷器的搬动：因为古瓷器易碎，减少搬动次数，显然是对的。礼品瓷器定制好后还要注意大量瓷器放在一起，相互的摩擦，也容易造成破损，所以需要尽量每个单品都是独立包装。
【精】广彩瓷器
广彩瓷器
广彩是广州地区釉上彩瓷艺术的简称，以构图紧密、色彩浓艳、金碧辉煌为特色，犹如万缕金丝织白玉，，又叫广州织金彩瓷，始于明代的广州三彩，到清代发展为五彩，并在乾隆年间逐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广彩的全称是“广州织金彩瓷。广彩的生产始于清康熙年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当时广州工匠借西方传入的“金胎烧珐琅”技法，用进口材料，创制出“铜胎烧珐琅”，后又把这种方法用在白瓷胎上，成为著名的珐琅彩，这是广州彩瓷的萌芽。顾名思义，所谓织金彩瓷，就是在各种白胎瓷器的釉上绘上金色花纹图案，仿佛锦缎上绣以色彩绚丽高雅华贵的万缕金丝，然后用低温焙烧而成。作为广州彩瓷初期产品的珐琅彩，以其高贵艳丽的特色，备受中外富豪贵族的喜爱，清廷列为贡品，外国一些王室贵族派官员专程来广州求购。后来干脆由欧洲商人带来彩瓷图样由中国商人按要求制造，专供出口。那时广东商人从景德镇运来瓷坯，采用江西粉彩技艺仿照西洋彩画的方法加以彩绘，再焙烧而成。后来广彩艺人继承明代彩瓷的艺术特色，吸收西洋画法，绘上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图案，逐渐形成独特的岭南艺术风格，并将许多图案固定下来，成为广彩的传统花款，例如花篮、龙凤、彩蝶、金鱼、古装人物等。最常用的构图是用花边图案围出若干形状各异的空格，在空格内绘以花卉、物景和人物。也有不设圈格，进行满花彩绘，表现一花多姿，百花齐放的画图。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中国瓷器在世界畅销，广彩瓷出口量亦不断扩大，生产迅速发展。广彩瓷逐渐与铜胎烧珐琅分离，成为独立的行业，并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成立了行会组织“灵思堂’。广彩产品亦分为艺术瓷和日用瓷两大类，欣赏艺术瓷的彩绘技法以国画画法为主，讲究技巧，笔工精湛，内容多为人物花卉，亦有外国油画的西方风景、人物和故事。日用瓷包括碗、碟、壶、盅等，加彩方法简单、豪放、富于民间装饰风味。【广彩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生产年代】 （一） 广彩产生的历史条件 清王朝经过同外部侵略势力及内部分裂割据势力的一系列重大斗争，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和巩固的多民族国家，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时期。中国的陶瓷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进入了瓷器的黄金时代。这就给陶瓷的外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据《中国陶瓷史》载“从十七世纪下半叶开始至十八世纪的清代前期，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欧洲，不仅作为日用品受到广大顾客的喜爱，而且在贵族上层间，优质的中国瓷器已经作为夸耀财富的手段。在1713—1740年间，普鲁士皇帝选皇后，曾以六百名撒克逊龙骑兵和临近的君主换取一批中国瓷器，以为他的婚礼增色。”清朝政府在消灭了沿海抗清势力后，并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扩大对外贸和交往。欧洲很多国家被允许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最早获得这一权利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1715年），法国于1728年、荷兰1729年、丹麦1731年、瑞典1732年也都先后设立了贸易站，这就进一步为中国瓷器的大量外销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1）。随着中国瓷器贸易的发展，除了原为国内市场需要所生产的一般瓷器外，有相当一部分是按照订货合同根据外商的需要特地生产的。广州是当时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外商云集，一些商行可直接接受外商的订货，这就给广彩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广彩产生的年代】广彩瓷器产生的年代问题应从如下几方面来探讨：1、 见于文献记载的有： （1）嘉庆年间兰浦著《景德镇陶录》说：“广窑始于广东肇庆阳江县所造，盖仿洋瓷烧者，故志云，阳江县产瓷器常见炉、瓶、、浅碟、碗、盘、盒之属，甚绚彩华丽，惟精细雅润不及瓷器，未免有刻眉露骨相，可厌，然景德镇唐窑曾仿之，雅润足观，胜于广窑。（2）”《陶录》所说，显然是把阳江窑、石湾窑和广彩相混。“盖仿洋瓷器者，常见炉、瓶、浅碟、碗、盘、壶、盒之属，甚绚彩华丽。”其特点当是指广彩瓷，“惟精细雅润不及瓷器”，应是指石湾陶器，因广彩本身就是瓷器，并是景德镇来的素白瓷，无所谓不及瓷器可言。（2）光绪年间寂园叟著《陶雅》云“广窑有似景德镇者，嘉道间十三行开办，初筑有阿芙蓉馆，其所设茗碗皆白地彩绘，精细无伦，且多界画法，能分深浅也。”又说“嘉道间鸦片烟馆始设于广东馆中，所用茗具，皆画以洋彩，工细殊绝，并于碗上题字曰：‘粤东省城十三行’门曰‘靖远’，曰‘豆栏’，又题字曰‘粤东海珠’”，凡十有五字，其碗盖之上别题句曰‘美味遍招云外客，清香可引洞中仙’。或曰广窑也，非景德镇所制（3）。此段记载，笔者最近在《鉴赏家》中见到一‘广彩十三行图碗’正相吻合，只是缺盖（4）。我馆并争得苏州博物馆同意，拍得该碗照片附后（图1）说明《陶雅》所描述广窑瓷器正是广彩瓷。（3）民国初年刘子芬著《竹园陶说》讲：“《陶雅》则称或谓嘉道间广窑瓷地白色略似景德镇所制，审其言实即粤人所称河南彩或曰广彩者。盖其器购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工者，故有河南彩及广彩的名称。此种瓷器始发于乾隆盛于嘉道（5）。”（4）1936年吴敬业、辛安潮著《中国陶瓷史》说：“广东广窑，模仿洋瓷，甚绚彩华丽，乾隆唐窑曾仿之，又尝于景德镇贩瓷至粤重加彩画，工细殊绝，以售外洋。”（5）1955年童书业《广东窑的瓷器》说“还有一种称为‘广绘’的瓷器，是广东商人，从江西贩来江西景德镇白色瓷器，在广东本地加上西洋画法的彩绘，它与一般所谓‘广窑’瓷器也非一物，广彩是乾隆年间才有的，至于仿洋瓷烧制的‘广窑’，更无其物，它是出于清代人的流传的。”（6）冯先铬等人主编的《中国陶瓷史》清代瓷器输出一节中谈到：美国旅行者William Hickey于1786年（乾隆三十四年）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工场，描述说：‘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这种工场当时竞有一百多个，这也说明外销瓷数量之大。（7）1963年版景德镇陶瓷研究所著《中国的瓷器》载：在法国，17世纪后期，法王路易十四命令他的宰相马扎兰创立中国公司，派人到中国广东订做带有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综上所述《陶录》、《陶雅》、旧《陶瓷史》均把广彩混称为“广窑”器，但所说纹饰特征当是指广彩瓷器，三者对广彩产生的年代虽无肯定的提及，但《陶录》、旧《陶瓷史》都说乾隆时唐窑曾仿之，《陶雅》说：“嘉道间为外国开设的十三行陶芙蓉馆就有广彩瓷器出售。三者至少说广彩在乾嘉时就有生产。《竹园陶说》就肯定的说：“广彩始于乾隆。”冯先铬等编著的《中国陶瓷史》引自外文的资料更明确的说：美国旅行者于1769年（即乾隆34年）为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场，约二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的情形。说明广彩瓷器的生产此时已相当繁盛。《中国的瓷器》谈及早在十七世纪后期的康熙年间，法国人就到广东订做瓷器，这是有关广彩生产年代最早的记载。2、 见于著录的广彩实物照片计有：（1）《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中的雍正时期的“牡丹长春花中盘”、“牡丹广彩大盘”、“锦地开窗二中盘”，乾隆年间的花果二中盘（6）。（2）1948年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印《广东文物》上册中的乾隆年间“广彩水壶”、“广彩碗”（7）。（3）《民间藏珍》一书中的康熙广彩花碟（附图2）、“乾隆广彩花卉碟”（附图3）嘉庆时广彩碟（8）。至于“康熙广彩碟”经询问见过该碟的主编赵先生，|<<<<<123>>>>>|
【精】中国瓷器上的莲纹
中国瓷器上的莲纹
莲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又称芙蕖、芙蓉。《尔雅·释草》“荷，芙蕖……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疏“芙蕖其总名也，别名芙蓉；江东呼荷；菡萏，莲华也。”千百年来，莲以它美丽的花形，芬芳的气质，不染纤尘的高洁品德深受世人的喜爱。
在我国古代文学 作品中很早就出现了描写莲的诗句。“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诗经·陈凤·陂》）；“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诗经·郑风·山有扶苏》）；“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离骚》）。南北朝乐府民歌中咏莲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生并头莲”（《清商曲辞·青阳度》）；“千叶红芙蓉，昭灼绿水边”（《清商曲辞·读曲歌》）。一曲曲清新秀丽的民歌把江南水乡莲花盛开的美景描写的如诗如画。唐诗中也不乏赞美莲花的作品。“莲开花覆水，莲谢藕在泥。不学清萍叶，随波东复西”（丁鹤年《采莲曲》）；“看取莲花净，应方不染心”（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宋代著名学者周敦颐更是爱莲成癖，他在《爱莲说》中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浊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段尽善尽美的描写，充分表现了作者对莲花的倾慕之情。
我国用莲花作为装饰题材大约始于周代。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有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梁其壶”，壶盖四周饰有一周镂空的莲瓣作为盖钮。湖北京山出土的春秋早期“曾仲游父壶”，盖顶上也饰有类似的莲瓣钮。以上两件器物是我国早期以莲为纹饰的范例。这时的莲纹缺乏写实感，可以看出是由流行于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青铜饪食器和酒器上的波曲纹（旧称环带纹）演变而来的，属于较为抽象的莲纹。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器上的莲纹开始趋于写实。１９２３年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是一件装饰写实莲纹的代表作品。壶盖四周外侈的双层透雕莲瓣形象逼真，已经非常接近真实的莲瓣。与其相似的还有１９５５年安徽寿县出土的莲瓣方壶。河北易县燕下都十六号墓出土的陶方壶也装饰有类似的莲纹。战国陶器上的莲纹基本上延续了春秋时期的风格，但莲瓣数量明显减少。
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经过逐渐的适应和缓慢的流传，到东晋、南北朝时已遍及大江南北。随着佛教的到来，佛教艺术随之兴起。莲花作为佛教文化中的重要文化象征，是佛教偶像崇拜和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图案。传说釉迦牟尼降生前，宫廷中百鸟齐鸣，四季花木一同开放，池中开出大如伞盖的莲花。釉迦牟尼得道成佛后，每当他传教说法时，都坐在莲花宝座之上。在有关佛教艺术的雕塑作品中，诸佛所坐的台座也多为莲花形。佛经中把佛所居住的地方称为莲华世界，“莲华世界，是卢舍那佛成道之国”（《华严经》）。佛教经典也有以莲花题名的。《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经的名称以“妙法”比喻所说教法微妙无穷，以“莲花”比喻经典的洁白高雅。就连僧众所披的袈裟也与莲花有密切关系，“袈裟又名莲华衣，谓之不为欲泥所染故”（《释氏要览·上·法衣》）。总之，在佛教艺术中莲花的图案造型随处可见，无论是石窟寺的柱础、藻井，还是佛像的台座、背光，都普遍与莲花有着不解之缘。莲花纹饰出现在我国瓷器上面，则首见于六朝青瓷。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中国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推进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三国、西晋瓷器上出现了佛像、忍冬等与佛教有关的纹饰。江苏金坛西晋墓和浙江平阳元康元年墓出土的青瓷谷仓，腹部均贴饰模印佛像。佛像身披袈裟，双手合抱坐于莲花台座之上。东晋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了简单的莲瓣纹。
东晋青瓷在质地和釉色上比以前有显著提高，“瓷”的特点更加鲜明。为突出青翠如玉的釉质，东晋青瓷一改早期繁缛的装饰，仅饰以简单的弦纹或褐色彩斑。东晋晚期，盘碗类器物开始装饰简单的刻划莲瓣纹。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茶黄釉钵，外壁刻划简单削瘦的莲瓣十七瓣。镇江阳彭山出土的莲瓣纹碗，每个花瓣由数条极细的划线组成。以上两处墓葬出土的刻莲瓣纹器物与浙江萧山县上董窑遗址的盘碗残片非常相似。从现有资料看，东晋青瓷中饰有莲瓣纹的器物数量有限，品种也较少。一般碗类多装饰在外壁，盘类则装饰在内心。装饰技法也较单调，多属划花、刻花之类。
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据史载，南朝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两千多所，北魏末期僧尼多达两百余万人。随着民间信佛者的剧增和大量寺庙、石窟的修建，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在各种工艺品中，莲花题材几乎无处不见。它从东晋时期的初露端倪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莲纹此时不仅大量装饰在盘碗类圆器上，也广泛用于罐、尊等琢器上。装饰技法大为拓展，更为丰富，除了延用重线浅刻外，还采用浮雕、堆塑、模印帖花等多种技法。
１９７７年浙江宁波发现两处南朝早期窑址（云湖窑）。出土的莲瓣纹盘碗与东晋上董窑十分相似，也是用流畅有力的线条在器物外壁或内心用重线刻出简单的莲瓣。但云湖窑的莲瓣有单瓣和复瓣、有筋和无筋之分，有的盘碗内外均饰以莲瓣纹。此外，还有少量刻成凸莲瓣，装饰手法比东晋时期有所发展。江西吉安齐永明十一年墓出土的青釉盘是南朝莲纹的典型式样。盘心浮雕重叠莲瓣，中心以弦纹构成的圆圈内每三个大小同心圆组成一个莲子，均匀排列，看上去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类似的器物在江西、江苏的同期墓葬中经常可见。莲瓣一般为四至十二瓣，中心以不同数量的同心圆象征莲子。
这一时期罐类上的莲纹尤具特色。河北平山北齐天统二年崔昂墓出土的青釉四系罐，上腹部塑覆莲八瓣，莲瓣肥宽，瓣尖凸出外卷，瓣内阴刻蕨草纹。造型丰满浑厚，稳重大方。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带盖六系罐，肩腹之间覆莲一周，半球形盖面上堆塑两层立体斧仰莲，这种堆塑莲瓣纹与器形巧妙地融为一体，既美观又适用，具有北方制瓷工艺的特色。与南方盛行的刻划、浅浮雕莲纹相比，在装饰效果上似乎更胜一筹。
【精】中国陶瓷发展引领世界文化潮流
中国陶瓷发展引领世界文化潮流
中国瓷器的外销热潮，同时带动的是制瓷技术的传播与交流，富有浓郁东方民族之美的中国瓷器，自公元7世纪的唐代开始向外输出后，在世界各国迅速掀起一股中国瓷器热。然而仅靠远涉重洋来中国贩运瓷器，往往供不应求，因此世界各国争相仿制中国瓷器蔚然成风，扩大了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中国制瓷技术最早对外传播的品种是唐三彩陶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仿制过唐三彩器：如日本的奈良三彩，这与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有关，他们主要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及艺术，同时大批留学生和从事专门技艺的人才，在中国主要学习各种手工艺制作，学成之后带回日本广泛传播。同时，一些遣唐使还从中国直接招募工匠。因此奈良三彩不仅在造型上与唐三彩接近，其鲜艳的色彩也十分接近唐三彩器物。除此之外，还有新罗三彩和埃及三彩，也是由仿制唐三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最早学会制作青瓷技术的国家是朝鲜。朝鲜自新罗时代晚期开始，就与生产青瓷的我国五代吴越王朝有着密切联系，一直到后来的高丽时代仍关系密切。在越窑青瓷输入朝鲜的同时，制瓷技术也被引进，朝鲜工匠在学习的基础上，于918年成功烧制高丽秘色瓷。
日本受中国制瓷技术的影响非常大，最早的濑户古窑仿烧中国宋代黑釉茶盏，后来仿制青瓷，于14世纪仿烧成功，造型上更多吸收龙泉青瓷的样式，釉色上特意保留了其苍翠浑厚的特色。现在的日本，仍旧延续了中国宋代的传统，重视茶道文化及茶具的制作。
世界各国对青花瓷的仿制，以土耳其、伊朗和越南等国家最为出色。我国自古与越南关系密切，早在15世纪时，越南就聘请中国陶瓷技工传授技艺。在中国制瓷技术的影响下，越南也曾烧制出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青花瓷，特别是在14世纪后期所仿制的元青花，无论造型还是纹饰极为酷似，几乎与元末明初之作难以区分。
公元7世纪以来，中国瓷器大量外销，不仅物美价廉，还因为富有东方民族特色的瓷器，不仅可以代替木器和昂贵的金属器作为日常盛煮器，同时还可以作为艺术品，陈列在宫殿、花园，彰显其主人的身份。当时在世界各国上层社会中，尤以珍藏中国瓷器为荣，这也是促使各国对中国瓷器仿制的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
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中国热，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普遍受到欧洲各国人民的喜爱。当时欧洲各国王室以收藏中国瓷器为荣，波兰国王约翰三世在维拉奴哈宫侧殿，专门陈设中国青花瓷器。在英国，收藏大量中国瓷器，成为贵族社会流行的一种风气，当时英国皇后，不仅在宫殿内的橱柜以及家具的最高处，摆放大量中国瓷器，而且宫殿墙壁、地面也多是瓷质装饰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及其夫人，由于对瓷器的喜爱，特命人将其夫妇的画像送往景德镇，烧制在彩瓷盘上……
为满足需求，欧洲一些国家纷纷建立瓷厂，仿制中国瓷器，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荷兰仿造中国青花生产的得尔夫蓝瓷，在世界享有很高声誉。
由于世界各国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历代外销瓷的风格也不断改变，这些都使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国纷纷仿制的背景下，依旧能够占领海外广大市场。世界各国仿制中国瓷器，也是一种文化的交融，正因为此，千百年来中国瓷器以它独特的魅力，始终引领世界文化潮流。
纵观清代外销瓷，其造型、纹饰无不渗透着国外的时尚与文化，同时，借助外销瓷，也让海外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发展，其外销瓷的成就并不亚于甚至超越官窑瓷器。
【精】瓷器与玉器文明的延续关系
瓷器与玉器文明的延续关系
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来的，同时又是玉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玉器与陶器同为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我国先民在磨制石器的时候，发现玉料并加工成玉器，把它制成生产和生活用具。他们认识到玉高于石，便把它作为艺术装饰品，后来又发展为贷币——璧，以至把它作为帝王权力的最高象征——玉玺，影响所及，百姓也把玉印作为信用的根据。世俗的权力象征，又转化为最高的神权象征。这一切，使玉器文明在古代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最积极的成果，就是导致陶器发展为瓷器。
一、瓷器是玉器文明的产物 陶器不是由一个地方首先发明而后再传往世界各地的，它是各地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各自独立地创造出来的。世界各国的考古发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各国先民之所以都能独立地创造出陶器，是因为先民掌握了火以后，几乎各地都有烧制陶器的泥料，而陶器工艺简单，烧成温度底，便于普遍掌握。当世界各地先民长期使用陶器时，中国先民则率先发明了瓷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首先，瓷器是玉器文明的产物。中国先民在8000年前，几乎同时制造了玉器和陶器。玉器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是玉器时代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华民族形成爱玉的民族心理。”(牟永抗，吴汝祚等《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个玉器时代》《光明日报》1990年7月4日)玉器受天然玉料的局限，不可能大量制作，于是先民致力于人工制造类似玉器的器皿，而把这种追求放在提高陶器工艺的基础上，则是最现实的了。这样，受玉器文明的长期熏陶，在不断提高制陶技艺的基础上，追求陶器的玉器效果，以满足人们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需要。这种执着的追求，从釉陶，硬质陶得到启示，在先进技艺和一定的物质(如找到瓷土)条件下，逐渐达到理想的瓷器目标。· 第二、瓷器是先进科技的产物。古代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在商代，我国制造和冶炼青铜器的技艺，达到非常精谌的程度。这种先进的工艺和冶炼技术(高温技术)，转移到制陶上，就产生了一种飞跃，陶发展为瓷。陶向瓷的转变，经历了长期的渐进过程。“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远在3500年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实践中，在不断的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以及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就创造出了原始的瓷器。”(《中国陶瓷史》第76页)再经历1700多年的长期探索，在东汉时候(距今1800余年)终于烧制成功了成熟的青瓷器。原始瓷器和青瓷器一直在向玉器效果逼近，而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终于达到了“越瓷类王”的效果。可是，先民并不就止停步，而是继续向新的高度攀登。到了唐、宋，瓷器比较普遍地达到了玉的意境。元、明、清以来，烧制的瓷器更是巧夺天工，在瓷质的细密和晶莹光泽等方面，达到了精美绝伦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