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瓷王——集千年陶瓷技术之大成

中华瓷王是故宫镇院之宝,现存于故宫博物院。《新仿乾隆各种釉彩大瓶中华瓷王》由中国文物学会,景德镇古陶瓷研究中心监制,集千年陶瓷技术于一体,中华瓷王瓶身从上至下公分十六道纹饰,采用十五种釉彩,并以金彩圈线将各种釉彩分隔。其中金彩圈线使用专用的金粉涂刷而成,提炼难度较大,而且这种金粉的价格更是普通千足金价格的数倍,为保护其不被磨损,在制造成型后加了一层保护层,用天然玛瑙刮擦可显其本来面目。

中华瓷王采用的工艺如下:

珐琅彩——珐琅彩瓷器是极为名贵的宫廷御用品,为釉上彩之冠。珐琅彩是清康熙朝中晚期时,将西洋金属胎画珐琅彩料,移植到瓷胎上的一个成功的创举。珐琅彩瓷器从创烧到衰落全部由皇家垄断,只局限于宫廷之中供皇室使用,是“庶民弗得一窥”的宫廷御用瓷器。时间上仅跨越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至乾隆晚期即停止生产,今天的珐琅彩瓷存世量极少,因而非常珍贵。

仿汝釉——汝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所烧陶瓷精美绝伦,在中国陶瓷史上享有盛誉。北宋后期,汝窑专为烧造御用瓷器,即“汝官窑”,简称汝瓷,汝釉。汝釉瓷胎质细腻,工艺考究,以名贵玛瑙入釉,色泽独特,随光变幻。观其釉色,如雨后天蓝色的晴空,温润古朴;抚其釉面,平滑细腻,如同美玉。

青花——清丽、雅致的青花瓷,是我国传统名瓷。青花瓷虽然色泽单一,但看起来并不觉得单调。在绘瓷艺人的生花妙笔下,浓抹淡施、粗细有致;或刻意求工,层次分明;或寥寥数笔,都使人感到美不可言。到了清代,青花瓷的制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蓝色像蓝宝石一样鲜艳明亮,晶莹光润。

松石绿釉——颜色釉品种之一。有高温绿釉和低温绿釉两种。清雍正朝创烧了一种绿釉名品,呈淡绿色,柔和悦目,宛如天然的绿松石色泽,故称为松石绿釉,也有称为“秋葵绿”或“西湖水”的。

窑变釉——窑变釉是器物在烧成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釉色变化。俗语有“窑变无双”,谓其变化莫测,独一无二。其形态美,或如夕阳晚霞,或似秋云春花,更有大海怒涛,万马奔腾,因而它被作为一种艺术瓷釉为人们欣赏,如钧窑的窑变,康熙郎窑红、豇豆红、苹果绿等。中华瓷王上的“钧红”更是一种闻名中外的窑变釉。

斗彩——斗彩创烧于明成化时期,是釉下彩与釉上彩相结合的一种装饰品种。斗彩瓷胎质洁白细腻,,白釉柔和莹润,表里如一。设色精当,素雅与艳丽兼而有之,明丽悦目,给人以丰富热烈、鲜明清洗之感,有很好的艺术效果。斗彩的特点是,静动兼蓄,对比鲜明,既素雅又堂皇。显示出丰富的表现力和艺术特色。

东青釉印花——又称冬青、冻青,青釉派生釉色之一。据传为北宋开封东窑创烧,古称之为东青釉。今日所见之东青釉创烧与明永乐朝,以后历朝亦均有烧制。其釉色青中闪绿,苍翠欲滴。清雍乾时期景德镇窑烧造的东青釉,釉料中铁的含量及还原气氛的控制完全得心应手,釉色以豆青为主要色调。釉面平滑,色彩温润,色泽稳定。

霁蓝地描金开光彩绘吉祥图——霁蓝,又称积蓝,是一种色调很深的高温蓝色釉。它是天蓝釉繁衍过来的,清代颇为流行。在霁蓝釉瓷器上,用金水描绘各种花卉图案而烤制,叫做霁蓝描金彩。瓷王中霁蓝描金开光供12幅图。其中6幅为花卉、蝙蝠、如意、万字带等组成的寓意“福寿万代”的图案,另外6幅为“三阳开泰”、“丹凤朝阳”、“太平有象”、“吉庆有余”以及楼阁山水、博古图等。

仿哥釉——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所产瓷器又称为“哥釉”。哥窑瓷器的特点是里外披釉,均匀光洁,晶莹滋润,不仅扣之瓷音清亮,而且造型挺拔大方,轮廓亦柔和流畅。哥窑最显著的特征,是釉色沉厚细腻,光泽莹润,如同凝脂;若置之于显微镜下,可见瓷釉中蕴含的旗袍如同聚沫串珠,凝腻的釉面间进裂有大小不一,或密匝或疏落的冰裂状网纹,其网纹之色浅黄者宛若金丝,细黑者如铁丝,二者互相交织,因而被名之为“金丝”“铁线”。

仿官釉——宋代官窑瓷器多为小件器物,在南宋时已“为世所珍”,少数传世品大多在北京和台北故宫博物馆,近年有极少数出土器皿流入民间,被众多收藏家所追觅。因宋代官窑瓷器“价值连城”,一直被尊为“官釉”。

中华瓷王将千年积累的陶瓷工艺交融于一器,将中华民族千年陶瓷文化展现的淋漓尽致,是瓷器收藏品中的经典之作,其收藏价值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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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彩千年 钧瓷漫谈


中国古代先民们,早在公元前约五六千年的原始社会时期,就创造出了原始瓷器  陶,这不仅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改善,同时成为对世界文明的又一重大贡献,“CHINA”一词原意为瓷器,很多西方人正是通过瓷器认识了东方这个神秘而古老的文明国度——中国。 河南省禹州市境内,有一条源于嵩山,流经金玉玛瑙丛生之地的颍河,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就定都于此,禹之子启建立夏王朝后,曾在禹州钧台举行盛大开国大典,宴会天下诸侯,北宋时期,我国五大名窑,钧汝官哥定中的钧瓷就出自禹州,因钧台而得名,钧瓷始烧于唐,盛烧于宋,后由于战乱和历史的变迁,历经元明清之后,宋钧瓷存世之作已不过几十件,寻找钧官窑遗址,就成了历代考古学者的一个悬而未解之谜。一九七四年,经过考察队的全面考察,在禹州县城北关,发现了同故宫博物院所馆藏的钧瓷釉色造型上都一样的钧瓷片,就此确定钧官遗址就在禹州北关,钧官窑遗址近千年之谜终于解开。通过对钧台窑址的钻探 挖掘,共清理出十一座比较完整的窑炉,其中一号双火膛窑为宋代钧瓷官窑所特有,采用这种办法建造的窑炉由于低于地面三到五米,优点在于蓄热量大,窑温可达一千三百摄氏度,钧瓷易于呈色,同时由于分火膛燃烧,当右边窑温达到七百摄氏度时,左边窑室木柴,已经炭化为木炭,打开左侧通风口,空气流动木炭燃烧达到一千三百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由此揭示出北宋时期的人民,用木柴为燃料可满足烧制钧瓷所需的一千三百摄氏度左右高温的不解之谜。钧瓷之所以有其神奇妙绝的魅力,是同它千年来严格的传统制作工艺密不可分的,钧瓷是石与火的艺术,它生在选土,长在成型,成败看烧成,首先是选料,当地陶土资源丰富,选用大龙山的土,与凤山的石,经碾磨粉化,并加以颍河水调制,就形成了拉坯所需的泥,拉坯工艺师对泥土进行反复整理调和,就可以上拉坯台进行钧瓷素坯的拉制了,长在成型,就是指这一步手工拉 制的过程,在禹州地区,大部分拉坯工艺师仍旧保留这项手工技艺千年的传承。意在心中,情在手里,工艺师娴熟的技艺,让泥土在自己的手里指尖挥舞流动。拉坯完成后,素胎经过自然风干,进行第一次低温素烧,使其定型,素烧完成以后,就要为胎体上釉了,钧釉的调制,严格按照传统密方,其中富含金属氧化物及矿物质并加以颍河水调制,当釉浆上完以后,我们看到的仍然是素白洁雅的胎体,“入窑一色”就是指这个阶段钧瓷的特点,随后把已经上釉的胎体装入窑中进行烧制,生在选土,长于成型,成败看烧成的钧瓷,此时进入最后的烧成时刻,它在烈火的洗礼下,钧瓷艺术家的设计制作进入了神妙的窑变阶段,这是火的艺术,其窑变成色不再受人工控制,浑然天成。经过三天的烧制,冷却三十八小时以后,入窑一色的钧瓷,带着梦幻般的色彩,沐浴着和谐的阳光,悄悄的出窑了,钧瓷之所以名贵,在于其独特神奇的窑变釉色,在宋代五大名窑中,就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它创造性的使用,以铜为呈色剂的高温彩釉,烧制出炫烂的红色,打破了青白黑单色瓷一统天下的格局,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古人曾用“夕阳紫翠忽成岚”来形容 其窑变成色,红里有紫、紫中有蓝、蓝里泛青 青中透红、宛如蔚蓝天空中出现的一抹彩霞。钧窑瓷器不但釉色绚丽多彩,周身还布满冰裂纹,珍珠点 兔丝纹和曲折迂回的蚯蚓走泥纹等生动美妙的窑变流纹。蚯蚓走泥纹是钧瓷的特色纹理之一,它是钧釉在低温烧制时所产生的釉层裂缝和缩釉,经高温烧造后又重新弥合所至的独特景观,加之其釉质乳光晶莹,肥厚玉润,达到了似翠玉赛玛瑙的美丽程度,形成了钧釉,无可比拟的独有特色,由于窑变的不可预测性,所以相同的两件作品,即使同时制作,同时上釉,同时烧制,也不可能出现一样的窑变色彩 ,正所谓“钧无二件,窑变无双",再加上钧瓷烧制成品率很低,素有“十窑九不成之说”,每一件成功的钧瓷艺术品都显得弥足珍贵。

钧瓷是一种境界,其窑变图案,似画非画胜似画,让观者看到了画中不能见到的,另一种境界,花轻似梦,雨细如愁,它比真实的情景更真切,这就是钧瓷的“瓷境”,成就了中国艺术美学“神与物游”,“思与境谐”完全统一的最高境界,这就是钧瓷艺术永恒的美。

有人说钧瓷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千年前,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智慧把它创造出来,千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仍旧继续创造着这一不朽的经典,蟠龙瓶《升腾》就是今天钧瓷人的又一神奇力作,瓶体上伏着一条通体无鳞无角的幼龙,它像是从母体里刚刚脱离出来,披着一层薄薄的胎衣,焉焉的伏着,血脉细流清晰可见,看似柔弱却充满了生命无穷的律动,这就是中国瓷器的精神所在,或许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吧。

“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钧瓷作为我国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历经千年沧桑之后,正以它那隽永的芳华,在祖国的艺术宝库中,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千年古瓷耀目新


“看我们美术课本上这幅图,柴战柱先生的艺术作品《硕果》和杨峡先生艺术作品《花器》,它们都是绞胎瓷,是我们修武县当阳峪生产的。听说还成为我们河南省名牌,还获得了县长质量奖。”河南省修武县实验中学九年级三班的王毓涵指着自己的美术课本,无比自豪。

修武县的当阳峪群山环抱,是宋朝时期黄河以北最大的名瓷产地。据史料记载,当阳峪的瓷业形成于唐,昌盛于宋。当阳峪村村头立有一块北宋时期遗留下来的德应侯窑神碑,据说这是河南省唯一一块窑址碑文。当阳峪窑遗址碑文题名为《德应侯百灵翁之庙记》,碑文首句:“怀州修武县当阳村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证。”立碑日期记:“大宋崇宁四年岁次乙酉二月二十五日建。”碑文内容有:“时唯当阳工巧,世利磁器,埏埴者百余家,滋养者万余口。”意思是:当阳峪村北宋时叫当阳村,当地制瓷窑主有100多户,滋养了1万余口人,实属民间名窑。

绞胎瓷是我国唐代将仿犀皮漆器工艺特点运用到瓷器制作中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瓷种。著名古陶瓷学家叶民说:“绞胎瓷因为表里如一,被称为"瓷中君子";又因为每一件绞胎瓷的纹饰不尽相同,而被诠释为"君子和而不同"。”它以两种以上颜色的泥土相互糅合形成绞胎而著称,以绞胎釉和刻花剔花而取胜,北方民间亦称之为“透花瓷”。

然而,“靖康之变”后,当阳峪炉熄火灭,精美绝伦的绞胎瓷技艺从此失传。如今,宋代绞胎瓷仅有60多件,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及美国、泰国、日本、新西兰等国家的博物馆里。

当阳峪绞胎瓷的失传让人扼腕叹息。“绝不能让当阳峪的名字就此消失。”高级工艺美术师、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焦作金谷轩绞胎瓷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柴战柱经过20多年积极探索,潜心研究,2002年,这一失传近千年的瓷种在他的手上重获新生。不仅如此,他在产品创作内容上更加注重融入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元素,涉及焦作山水、太极拳、十二生肖、山水花鸟、现代陶艺等,并创作出了树叶纹、凉席纹等各种花型30余种,还创作出了绞胎艺术瓷瓷板、绞胎艺术瓷绞釉花及刻剔花等8大类新品种的胶胎瓷,同时也将镂空雕、浮雕、彩绘等创新的雕刻技法和艺术手段巧妙地应用在绞胎艺术瓷的创作之中。其创作的作品深受社会各界人士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青睐,多件产品已经被国外的收藏家和知名的收藏机构永久收藏或馆藏。

为了保护和发扬当阳峪绞胎瓷这一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优秀品牌,确保当阳峪绞胎瓷独特的品质,修武县政府于2001年投资100万元在焦作市高新区管委会设置研发楼,给研发人员提供资金和政策的支持。2013年动工建设了建筑面积为4300平方米,包括陈列馆项目、宋窑瓷坊项目和当阳峪窑研究中心项目等,预计今年年底前完工。此外,该县还将规划建设当阳峪绞胎瓷园区,规划成为集展示、采购和旅游观光为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园区,园区内规划有绞胎瓷生产企业厂区、手工作坊展示区等。

在县政府的引导下,修武县质监局主动开展标准化技术咨询与服务工作,积极配合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结合当阳峪绞胎瓷产品特性、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测规则等,制定了《绞胎艺术瓷器》企业标准。2010年12月当阳峪绞胎瓷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之后,该局发动企业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产品绞胎瓷》保护专用标志,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和保障生产安全,他们还制定了作业指导书。

该局主动向企业宣传《质量发展纲要》等相关文件,召集企业开展质量管理培训,推动企业导入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并积极组织企业申报政府质量奖,鼓励扶持企业积极参评“河南名牌产品”。

在当地质监局的推动下,企业质量与品牌意识不断提升,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在2012年获得县长质量奖,该公司的产品获得河南省名牌。

地理标志让当阳峪绞胎瓷这个失落了千年的古瓷添上新彩,增了辉色。该公司总经理柴战柱自豪地说:“地理标志这个荣誉非常有分量,我要在我们焦作云台山景区门前,竖个醒目的牌子,上面就写"山水之魂,千年古瓷,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当阳峪绞胎瓷"。”

瓷城 一运岂千年


醴陵城区风貌

本刊记者郭佳封锐实习生甘博

中国瓷,醴陵彩。

因始创“釉下五彩”工艺,“瓷城”醴陵在近现代陶瓷业中,占据无可替代的位置,并被捧为“红官窑”。

从工坊到工厂

百世传承衍变

醴陵是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在两千年前的东汉王朝,就有大规模立窑设坊烧制陶瓷的痕迹。

当年那些带着共同目的聚集起来,从事陶瓷制作的大批作坊工匠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事业居然会在这里百世流传,从两千年前的夹沙灰陶工坊,到一千年前的青瓷、白瓷、黑瓷产业,再到近代享誉世界的釉下五彩瓷,无数代后继者将醴陵陶瓷发扬光大。

在醴陵,考古发现有远至商、周的青铜时代的陶片,新阳乡还有东汉古陶窑群遗址。据考证,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的县城(板杉古城村)近郊已有较大规模的制陶作坊,生产的日用陶器为夹沙灰陶,火候高,质地坚韧,没有上釉,纹样清晰,品种包括砖、釜、壶、缸、碗、罐等十多种。

一千年过去,到宋、元时期,醴陵的青瓷、白瓷生产呈现发达景象。黄獭嘴镇、枫林市乡、东堡乡,均发现多处青瓷窑遗址,甚至出现五十座瓷窑集中连片生产,堪称古代的规模产业。

又几百年过去,到明、清时期,醴陵瓷器制造业持续兴盛。新阳乡的明朝砖窑遗址上仍有完整砖窑留存,证明这里曾参与明朝首都南京的城砖烧制。清朝雍正年间,广东人到东堡乡开设瓷厂,规模化生产粗瓷器,碗、碟、壶、酒器、调羹、罐、坛、钵、油灯等不一而足。

醴陵的陶瓷生产始于汉,兴于宋,盛于清,古作坊、古窑遗址遍布。直到清末民初,在仁人志士的推动下,醴陵终于诞生了“釉下五彩瓷”,并一举夺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被世界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新中国成立后,被首选为国家领导人生活用瓷和国家礼品瓷,俗称“国瓷”、“红色官窑”。

实业救国

催生“釉下五彩”

1904年,晚清官员熊希龄考察醴陵瓷业,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办法,改良发展醴陵瓷业,为清政府采纳。

次年,熊希龄与醴陵籍举人文俊铎在城北姜湾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并在学堂附近的姜岭下筹建“湖南瓷业公司”,从日本、江西景德镇引进部分技术人员和制瓷机械。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湖南瓷业学堂创制出五种高火性釉下颜料,1908年,在传统青花装饰的基础上,生产出釉下五彩瓷器,成为醴陵瓷器独有产品。

釉下五彩瓷,突破了一直以来陶瓷釉上粉彩和釉下单彩的局限,光洁的釉面下,颜色清新多样。甫一面世,“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就受到热捧,其精美绝伦程度令世界震撼,也让中华陶瓷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接连荣获“武汉劝业奖进会”一等金奖、“南洋劝业会”一等金奖、“意大利都朗博览会”最优奖、“巴拿马太平洋(601099,股吧)万国博览会”金奖,醴陵釉下五彩瓷被推上了“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

醴陵陶瓷风靡于世,各路商贩往来贩运者络绎不绝,一批批私营醴陵瓷制造公司相继兴起,城北姜湾、中和一带成为集中产区,上百家瓷厂欣欣向荣。后因饱经战火,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生产一度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原湖南瓷业学堂毕业、擅长釉下彩瓷工艺的古稀老艺人吴寿祺被请出山,传授技艺,培训学徒,并按照国务院的批复组建“湖南省瓷器工业公司”,釉下彩瓷器重新恢复生产。2007年,醴陵瓷器成功申报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08年,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醴陵釉下五彩瓷的代表作“扁豆双禽瓶”,被国家文化部列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

一个现代瓷城

400亿陶瓷产业

人类历史上,瓷器文化曾伴随海船和驼队,满载着财富,从中国流向世界各地。现代,运输方式变了,不变的是日益丰富和拓展的陶瓷需求。

中华陶瓷文化博大精深,醴陵是湘东门户,也是一座至少有两千年大规模陶瓷烧制历史的著名“瓷城”,是陶瓷文化的重要源流地,品质淡雅精美的“釉下五彩瓷”风靡全球。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醴陵的日用陶瓷、工业陶瓷当年产量分别达到59.25亿件、80.6万吨,产值401.6亿元。

近年来,醴陵陶瓷产业被确定为湖南省十大标志性产业之一。一个现代化的瓷城内,6个技术创新平台,23家研发中心,还有多家企业与科研院校共同组建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近三年,醴陵陶瓷企业专利申请量超过1500件,80%实现产业化。轻质陶瓷填料、抗菌陶瓷、陶瓷手机面板、陶瓷光纤插芯和套管、核电机用进出线绝缘端子等一批自主研发的新型陶瓷产品产业化,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使醴陵陶瓷在能源、电子、航空航天、生物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现在,醴陵已有陶瓷企业503家,配套企业205家,形成了集陶瓷材料、陶瓷制造、陶瓷机械、陶瓷颜料、配送物流等于一体的产业链,拥有产业工人12.8万人,产品涵盖日用瓷、电瓷、工艺瓷、工业陶瓷、新型陶瓷五大系列4000多个品种。这里的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是湖南全省唯一的县级海关口岸,每年为醴陵数量庞大的陶瓷产品出口,提供了快捷通道。

传承两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醴陵将东方陶瓷艺术在现代商业背景下焕发出新的光彩。坚持自主创新,推动陶瓷产品产业化运作,瓷城一直追求着穿越时空的永恒之美。醴陵陶瓷产业的价值远不止四百亿,他们的长远目标是—千亿产业。

风雨千年磁州窑


金代磁州窑褐彩孩儿枕 早就知道我国古代北方有一个庞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对它心仪已久。7月下旬的一天清晨,我不顾大雨如注、狂风四起,前往河北省邯郸市磁州窑遗址考察。 走进古老的燕赵大地,街头耸立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塑像,令人顿生思古之幽情。邯郸,是战国时期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很多成语典故出自这里,如邯郸学步、负荆请罪、黄粱一梦、完璧归赵等。 方圆百里之内,元、明、清代的古窑遗址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蔚为壮观。仅观台镇和彭城镇两地,已经发现的古窑场就多达200余个。位于彭城镇的富田窑遗址,依然散发着悠远古老的异彩,古井、料池、作坊、碾槽等,诉说着先民冶瓷的艰辛。我们走进“裤衩街”(俗称),放眼望去,到处弥漫着陶瓷文化的气息,几乎所有人家的院墙、圈棚等都用古窑具匣钵垒成。在老乡的院落里,还有多处保存完好的“馒头窑”,窑炉内堆放着生产工具和粮食,有的还住了人。 磁州窑创烧于北齐,一直到今天仍在烧制。“这里,古代文化流传有序。”同行的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河北站副站长穆青告诉我,“磁州窑瓷器保留了大量古代民间绘画、书法及反映民俗民风的实物资料,形成了质朴、洒脱、明快、豪放的艺术风格,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名窑。”千年炉火从未间断,这是十分罕见的。 我们来到盐店遗址,但见元明清的馒头窑林立。馒头窑炉的外表是用废匣钵装土后垒起来的,像一串串铜钱,古朴而美观。走进元代馒头窑,我们看到了当年的炉膛、烧红的炉壁、灰白的残渣和散乱的黑花白釉瓷片,有些瓷片上清晰地写着“酒”等文字。还有古窑洞,今天仍作为仓库和生产车间使用。在这里,我意外发现了竹刀、竹篦等生产工具,于是才恍然大悟,原来很多精致均匀的纹饰是用特定的工具刻画出来的。 听说当年盐店遗址有四条长两公里、高十几米的煤渣山,后来用于生产水泥而仅剩现在这么一段了。炉渣山上长出了绿色植物,淡化了沧桑痕迹。我们在炉渣山上也发现了许多瓷片,考证下来是清代的,承袭了磁州窑瓷器黑白对比鲜明的装饰艺术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磁州窑,它继承了唐代长沙窑的书法艺术传统,这与当时文人雅士的参与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短语,真、草、隶、篆、行等字体均可见到,笔墨豁达,气韵生动,自成一格,对研究书法艺术,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喜悉,河北省磁县已开工建设磁州窑遗址博物馆,我又专程到磁县的库房里仔细品赏了磁州窑的一流精品,印象非常深刻。磁州窑不愧为我国一代名窑。

陶瓷文化鉴赏-千年风流磁州窑


站在漳河西岸,对面是嵯峨峥嵘高入云天的太行峰峦,眼下是奔腾东去的漳河之水,峭壁如斧劈刀削,河床深不可测。人们脚踩着无数瓦砾和陶瓷碎片,用心感受着历史沧桑和磁州窑往日的繁华,情不自禁地叹慨万千。月岁如歌,时光如水,尽管昔日的炉火熊熊,车水马龙的窑场变成了长满蒿草的废墟,但透过已被打碎的陶瓷碎片,穿越浩渺的时光隧道,仍能依稀感觉到当年的繁荣景象。

磁州窑,源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磁州窑声名远播,中国瓷器生产呈现出南青北白的分布格局,磁州窑变成了北方窑系的代表。宋金时代,磁州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1987年,北大考古系和我省及邯郸文保所,联合对观台窑进行考古发掘,历时四个月,在48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九座瓷窑和作坊,以及碾槽等重要遗址,出土各种完整式可复原的瓷器两千多件,瓷片数万片,基本弄清了观台窑在宋金元时期的发展脉络。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庞大的民窑体系,深深影响着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从南北朝时期起,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至今,千年风流,绵延不断,其支脉分布到西起宁夏灵武,东至山东淄博、枣庄,北至内蒙古辽上京,南到安徽的白土窑、江西的古州窑,均属磁州窑系。

磁州窑扎根于民间,具有独特的乡土特色,她以崇尚自然、率真朴实、豪放粗犷、潇洒典雅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创造了中国古代民间瓷艺的最高成就。

在磁县文保所的一座古庙的大殿内,堆满了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瓷器,有碗、钵、壶、罐、缸、瓷枕、砚和高足盘等民用瓷器,也有为皇家烧造的瓶、罐、坛等大型酒器和祭器。《大明会典》记载:“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盖共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可见磁州窑在朝廷中的位置。年迈的老所长不无自豪地说:“我这里的每件瓷器都比进口的皇冠、尼桑要贵上几倍。”

大殿的一角,堆放的是一些瓷器精品,有价值连城的元代白地黑花葵花纹大坛,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国宝———金代三彩伽枝频迦脊饰,有宋代的白地篦划花牡丹纹叶形枕。文献记载:在辽宁绥中沉船、磁县南开河沉船、元大都遗址、朝鲜新安沉船,以及日本出土的众多白地黑花龙凤罐、鱼藻盆等器物都表明,宋元时代磁州窑生产的器物已经作为走俏的商品,远销海外,并成为皇家贡品。

如今,磁州彭城已建成了磁州窑博物馆,众多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开发。磁州窑不但是历史重要的见证人,而且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友好使者,它的文化内涵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产生了广泛影响。世界上各大著名的博物馆都收藏有磁州窑的产品,磁州窑不但是古赵邯郸的骄傲,也是河北乃至中国的骄傲。

磁州窑已由漳河流域转向了滏阳河流域。明清至今,彭城已成为令人瞩目的陶瓷圣地,如今这里依然炉火熊熊,千年古窑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陶瓷文化:神秘哥窑千年传说


龙泉哥窑是五大名窑之一。

众人周知,汝、官、哥、钧、定,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中,哥窑是五大名窑中谜团最多的一个,瓷器存世量很少,而且窑址长期以来没有定论。

龙泉青瓷,又分“哥窑”和“弟窑”两种。沈岳明用最简单的比喻解释:所谓哥弟两个窑的区别,就在于哥窑开纹片,而且是黑胎。弟窑是不开纹片的,白胎。开片是一种非常奇异的技术,形成的机理就像这样的原理,就跟一个胖子穿上一个小的衣服一样,一绷,衣服裂了。后来人们就有意识地利用胎跟釉膨胀系数的不同,烧出各种很美丽的裂纹。

虽然“哥窑”在龙泉,在这座小城里是妇孺皆知的事情。然而,上世纪60年代发掘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认为以溪口瓦窑垟为代表的窑场生产的一类黑胎青瓷制品,与文献上记载的哥窑的特征一致。但随即通过对发掘所得标本的测试,发现其与由故宫博物院提供的所谓哥窑标本的测试数据不一致,以致想当然认为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一类被定为哥窑的器物的胎釉化学成分分析结果不同,从而认为哥窑不在龙泉。进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原定为哥窑的器物,被改称为“传世哥窑”。这对于龙泉人而言,是心中一块抹不去的伤痛。

其实,凡是记载哥窑产地的文献基本就指向龙泉。明代《春风堂随笔》中提到,在龙泉琉田有章生一、章生二两兄弟,“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龙泉乡土的社戏表演、庙宇祭祀中,都包含了哥窑传说的元素。今天的龙泉,这个故事依然家喻户晓。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就会走乡串户地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而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拜。

当然,关于文献记载的哥窑产地,除了龙泉以外的唯一指向是杭州的凤凰山下,这在个别文献中确有记载,故也有学者认为老虎洞窑址就是哥窑,但从考古成果看,这应是元代仿哥窑的“元末新烧”产品。

即便是在今天,无论行走在龙泉的任何大街小巷,处处可听到“哥窑”流传的神秘传说——

在龙泉,制瓷人都将章生一、章生二尊为窑业祖师爷,认为他们分别是哥窑和弟窑的创始人。

过去,龙泉在烧瓷的龙窑、鲤鱼窑的窑头,都张贴有章生一、章生二“师父榜”。师父榜除神位外,并附祭祀山神、土地、搬柴童子、运水郎君。每逢农历初二、十六两日,瓷匠必须置办酒肉、茶饭,点香烛在窑头师父榜前祭祀,磕头膜拜,然后分食祭品,俗称“过日”。

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先生在考察龙泉窑后曾说到:大窑村里有窑神庙,我曾去朝拜过,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须拜祭。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还会走乡串户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

千年光影交错的云南陶瓷


云南着名航海家郑和,1405年﹙明永乐3年﹚率领由240多艘海船、27400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航船队,访问了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一共远航了7次。船上装的3样主要物品是:茶叶、丝绸和陶瓷。

云南陶器出现的具体年代,目前尚难明确,根据考古发掘材料估计约在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时的陶器由于烧造工艺的不同,还出现了红陶、灰陶和黑陶等不同品种的陶器。

中国陶瓷最经典的审美创造青花瓷,是采用钴蓝颜料制作而成的。云南会泽所产的钴矿原料(珠明青花料)就是当时的官料之一,着名的康熙青花就是采用珠明青花料制作。景德镇、浙江、云南被称为中国古青花瓷器的三大产地。

1953年12月7日,中国第一届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江苏宜兴紫砂、云南建水紫陶、广西钦州红陶(坭兴陶)、四川荣昌安陶(1997年重庆直辖后,改为重庆荣昌)被文化部列为中国4大名陶。

当我们揭开历史迷雾后的“云南陶瓷”,我们发现,它的历史悠久、品种多样、工艺精湛、产品精美。不仅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珍贵遗产。

云南,彩云之南。这是天空赋予它的称谓。

当光影交错,时光轮回数千年,

我们发现,天空给了这片净土以彩云,而大地却也给了这片土地以恩赐,

这就是各色泥土。

千年陶土就诞生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而它幻化出来的各种精美亦古朴的陶器:

汉代墓砖,唐代的瓦当、鸱吻,宋、元时期的青花瓷,清代的紫陶,如今仍存在于居家生活中的建水紫陶、华宁绿白釉陶,丽江金沙陶,永胜瓷器,祥云土锅,傣族陶罐,

都让人浮想联翩,这是怎样的延续,赋予了它们如此美丽的生命气息,

以至千年之后,仍觉出它们的好,让人感慨光阴的厚待?

千年制陶史

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按时间来推算距今约6000年。

“云南出土的陶片都能证明它的历史悠久,当时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中原出土的陶片相比,主要是装饰上的区别。”云南省紫陶研究会副会长、《云南陶瓷》作者马行云介绍,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合称,先有陶后有瓷,陶瓷在古时主要以杯、鼎、罐为主。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掘出罐、杯、鼎等陶片;元谋大墩子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一件鸡形陶壶,体形如蹲踞的母鸡,栩栩如生,生动可爱,是云南最早的造型精美的原始工艺品。

马行云说,云南从南诏国时期就盛行火葬,元、明时期火葬仍是云南最主要的葬俗。正因为如此,那时烧制的陶器主要用途之一就是装骨灰之用。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经济的发展,瓷器成为了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具。

人们把黏土加水调和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制成陶器。陶器文化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陶器和磨制工具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

与此同时,人们为防止陶器经火烧或水浸泡断裂,而在泥土中渗入砂石粉,烧制成泥质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此类陶器多用作烹调器、汲水器和大型容器,故又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之分。

马行云并非是云南人,但从来到云南的那天起,这个东北人便痴爱上了云南的陶器。他曾踏遍了云南各地,就是为了研究云南陶器,了解它们的历史、文化、工艺、传承与产业现状。

据马行云考证,云南的陶器自新石器时代起一直生产使用到明清时期,其中,以夹砂灰、红、黑陶为主,宋以后开始大量使用绿釉陶。由于云南是多民族聚居地,部分陶器便带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和异域文化。

这些具有民族特色亦有异域风情的陶器的出土,展现出了别样的风采:汉代灰陶巫师立像,长舌鸡冠,神情怪异,为全国其他地方所无;元代黑陶舍利塔式火葬罐,制作规整,造型独特;明代绿釉印贴八仙杂宝陶罐,在红胎上用印模印八仙人物、莲花宝杵、杂宝等纹饰,再罩绿釉烧成,带有明显的云南地方文化与宗教特色。许多产品明显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安佛拉式陶壶、陶罐等。

从春秋战国至西汉,云南进入了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时代,创造了灿烂独特的滇文化青铜器,这时,青铜器成为了主要器具,陶器逐渐减少。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这时云南并没有出现瓷器,而一直是陶器和青铜器并用。

直到元代,云南各地才出现了瓷器。

马行云介绍,公元829年“南诏攻西川,连陷戎、嶲、邛诸州,12月南诏抵成都,俘子女百数万人而去,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大理是南诏、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先在这里出土大理国时期成熟的青釉器是理所当然。

元代是云南陶器青釉的发展时期,在经济、文化、交通发达的地区多有发现。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10万大军乘革囊及伐渡金沙江平定大理,由于地方民族政权分散,闭关自守,有碍封建中央集权统一领导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于是,公元1273年“立云南行中书省,初置郡县”,把政治中心从大理迁昆明,从此云南成为全国行省之一。

是时,手工业随着经济发展起来,这与内地汉人的迁入有关。元代在“各路设人匠提卒司”,为管理手工业机构。云南土司管辖下的农奴只能耕种放牧,不得从事手工业。元代为了云南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就从汉军中抽调一些为“军匠”,或从民屯中挑选原从事手工业者为“匠户”,手工业者不得转业。世袭生产,精艺者则调入大都宫廷使用。

元代在云南的改革措施,对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并为明代在云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样,到了明代,屯田人数达50万户之多,成为历史上入滇人数最多的一次。而此时,云南出现了青花瓷器。

内地人大量入滇,他们不仅推进了云南的农业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其中不乏陶瓷手工业者,建水窑以“湖广”籍命窑,另临安府所辖华宁境内《重修慈云寺功德碑》载:“冶北里华盖山下,大明洪武年间,有车姓江西景德镇人来滇办厂于此。为生活之计继则汪氏、彭氏、高氏、仲氏,以及范、刘、柯、杨姓,因亲及亲,因友及友接踵而至,遂萃处焉……”这说明内地陶瓷手工业者迁移到云南促使陶窑的兴起,明《云南通志》首次出现了“窑课”,云南窑址和墓葬出土的文物中,这与陶器以元代居多、瓷器以明代居多也相符合。

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江西景德镇瓷器大量进入云南,价廉物美且品种繁多,冲击了云南的陶瓷市场,瓷器的产量逐渐减少,一些窑炉改烧粗瓷和细陶,多数窑址只能烧一些粗陶罐、盆、坛等。

窑烧里的千年秘密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有来太极生。

素胎勾勒,钴料呈色,釉下彩绘,犹如水墨画般明净素雅的青花瓷,姗姗而来。当我们走进云南陶瓷从坯胎到成品的世界,它们曾经在如母体一样的窑中孕育烧制,其最终幻化出的千年风姿的秘密存在于这口口古窑中。

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一次烧成。而据马行云了解,云南产钴料的矿区达几十处,为烧制青花瓷器提供了质优价廉的颜料。因此,云南大批烧制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是有其必然因素的。

千年以来,我们古人在云南纵横起伏的山、蜿蜒曲折的沟渠河流边,茂密的森林里,码起了一垄垄长龙一样的窑口,他们顺着山势搭建起了龙窑。在这龙窑里烧制出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瓷器。

龙窑又称长窑,一种半连续式陶瓷烧成窑,它依一定的坡度建筑,以斜卧似龙而得名。

据考古发现,目前云南已发现的窑址约10多处,共有龙窑30多处,每处窑址旁均有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堆积。其中,已正式发掘的仅玉溪窑一处,其他未发掘的窑址有7处:红河州的建水窑、禄丰县的罗川窑和白龙井窑、昆明的灰土窑、玉溪的易门窑、大理的洱源窑、凤仪窑、丽江的永胜窑。

在这些窑中,规模最大、产量最大的要数玉溪窑和建水窑。

建水窑位于建水县城北1公里的碗窑村,分布在碗窑村北后山坡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现存旧窑、湖广窑、潘家窑、洪家窑等瓷片堆积区,占地4000多平方米。马行云介绍,相传宋代,碗窑村就开始烧造瓷器。后来窑业兴旺,加之兼烧陶器,碗窑村便发展为上、中下3窑,成为滇南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时光流转,如今龙窑的全貌已被破坏,窑旁堆积的大量瓷片和窑渣只能说明其曾经的辉煌。从考古调查发现判断,建水窑主要烧制青釉瓷器、青釉印花和划花瓷器,也烧制青釉青花瓷器。

玉溪窑是唯一一座博物馆正式发掘的窑口,共有3处龙窑,约属元末明初,有古窑和龙窑两处。华宁窑的窑址位于县城城郊。原突起上新建了现代化的陶瓷厂,所以已无法看清窑址的面貌,仅在瓷厂的围墙边挖了约3平方米的探方,发现了许多瓷片。从出土标本和探方的地层关系看,专家判断华宁窑的烧制时间可能为明中期,主要生产青釉瓷器和青花瓷器。

也许是这种删繁就简的制作,到了清代中期,华宁陶仿烧河南圴窑瓷器,主要釉彩为月白、灰青和红釉,器型有瓶、罐、炉、钵,产量较大,成为云南当地普遍使用的日用陶瓷。如今,一些人家还在使用俗称“土碗”的碗具,事实上这就是华宁陶器,民国后期至今,华宁窑大规模烧制琉璃瓦等建筑陶瓷,成为云南地区建设陶瓷的主要产地。

古滇国时,生活在滇池和抚仙湖周边地区的土着居民使用的是直釉杯和带流壶等,有浓厚的长江下游地区陶器的风格。位于滇西北的民族则使用的是双耳罐,这与民族迁徙有很大的关系。西汉时期,大量汉族迁入云南,至东汉初,古滇国衰亡,地方割据,这一时期,一部分汉族在夷化,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则在汉化,那时使用的陶器则与四川接壤地区的汉墓中陪葬陶俑一样具有浓厚的川俑风格。

唐宋时期,云南地方自立为王,建立了南诏国和大理国。两个王国均信奉佛教并实行火葬,而其陶瓷器以其价廉物美、易于储存而成为当地最主要的葬具,实用器皿中,除高档金银器外,陶器占了主要地位,文房用品、建筑构件等均有相当水平,此时的云南陶器进入了巅峰时期。据考古调查,云南各地在当时均有陶瓷器出土,宋元以来的陶瓷器出土也遍布除迪庆州以外的广大地区。

云南墓葬遗址出土的,在唐、宋以前主要是灰陶、红陶、黑陶,元代大量出现了绿釉陶和压模印花绿釉陶,并一直延烧至清初。瓷器在宋元时基本是青釉瓷,到了元末明初出现了大量的青花瓷并延续到清初。

在云南已发现的古窑址中,除昆明灰土窑外,都曾经烧制过青花瓷器,在元明时期的土墓葬中,普遍有青花瓷器出土。不论是窑址还是墓葬出土的瓷器,青花瓷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了其他陶瓷。可以说,青花瓷是云南陶瓷中最重要的品种。

在这一口口古窑中,我们见到了以火葬罐为主的器皿,其次为瓶、炉、盘、碗、壶、杯等。宝杵、莲花、八仙、人物这些一抹抹青色勾勒其上,“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有来太极生。”清代龚轼先生此言着实不虚。

天青色世界里的干坤

云南陶器,尽管风雨千年,它仍自顾自地美丽着。

千年制陶史让云南的陶瓷呈现出了民族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丽。从那青、绿、蓝的色彩里,我们看到了别样的云南陶器,从那素坯勾勒出的青花里,尽管风雨千年,它仍自顾自地美丽着。

青釉瓷器是中国瓷器着名传统颜色釉,又称“青瓷釉”。在古代南方,青釉是瓷器最早的颜色釉。所谓“青釉”,颜色并不是纯粹的青,有月白、天青、粉青、梅子青、豆青、豆绿、翠青等,但多少总能泛出一点青绿色。同时,古人往往将青、绿、蓝三种颜色,一统称为“青色”。

马行云介绍,从史料记载和现代考古材料看,最初的青花瓷器在造型和装饰方面与同时期陶器基本相似,说明它的制胎工艺来源于当时的陶器,而烧瓷上釉的技术则由内地传入。这一时期的主要器型是盘、碗、罐、瓶,多数为素面不带装饰,以晶莹透亮的釉色取胜。少数的瓷器饰有简单的水波纹、几何纹等。

云南陶瓷从大理州境内火葬墓出土的大理国青釉环纽斗笠形盖、敛口贴印人物罐、附加堆纹青釉平底罐,其瓷化程度已相当好。在此之前应有一段青釉的萌芽期,而且和南诏细质釉陶有着渊源关系。

元灭大理国后,带来了中原的制瓷工艺,云南陶器逐渐被瓷器替代。至明中期,除达官贵人的陪葬俑仍十分精美外,古典陶器已逐渐衰落。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它成熟于元代的景德镇,而云南则是在明代开始大量涌现出青花瓷器。明朝中期,云南的青花瓷器达到了鼎盛时期。云南陶瓷研究学者、原云南省博物馆馆长马文斗曾着有《玉溪窑》、《星火南来》两本书,据他考证,云南出土的青花瓷,当时产量达到了中国第二位,仅次于景德镇。

“当时云南青花瓷的工艺是从江南传过来的。但是云南人却根据其地域、风俗和文化的不同,制作出的青花瓷特点不一样。”马行云说,产自云南的陶瓷泥料不一样,釉色也不一样,因此风格就不一样。

“与浙江的青花瓷器呈现暗蓝色、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呈现天蓝色不同,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云南的瓷器。特别是云南青花器上花纹密而繁多,题材以缠枝花、牡丹、龙凤、鱼藻、瑞兽、海涛及杂定图案为主。”据考证,云南元明时期的窑址和墓中出土的青花瓷片数以万计,窑址和墓葬出土的完整和较完整的青花瓷器大约200多件。主要有青花瓷盘、碗、碟、蛊、杯、瓶、罐、壶等。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在这片土地上,因为各个地区的土质和颜色不同,各地区的陶瓷器也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特色。

明末清初,云南建水发现了五色陶土,开始生产紫陶,至清康熙年间,这里生产的紫陶“体如铁、明如水、亮如镜、声如磬”,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花瓶装水不发臭,花盆栽花不烂根,茶壶泡茶正浓香,餐具存肴隔夜不馊。

建水紫陶的名声越来越大,以至之后与江苏宜陶、广西钦州陶、四川荣昌陶并列中国4大名陶。建水紫陶主要生产的烟斗、茶具、花瓶、笔筒、印盒、烛台等物件,一时行销国内外。至清光绪年间开始生产一种用于炖鸡的造型独特的“杨林锅”,又称汽锅,因炖出的鸡肉味道鲜美异常而闻名遐迩。

而建水紫陶在全国闻名时,云南各地区、各民族的陶瓷工艺的发展也方兴未艾。华宁釉陶、西双版纳慢轮傣陶、香格里拉尼西黑陶、丽江纳西族金沙陶、大理鹤庆瓦猫,形成了现代的云南陶器系列。

之所以各地对陶器的称谓不一样,这与其工艺是分不开的。陶器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工艺,我们祖先就是以黏土为原料用手工制作,然后经风吹日晒而制成了精美的陶瓷器。

史前居民制造陶器的方法有手制和轮制两种。在滇池周边地区出土的陶器,先民将湿黏土用手搓成很长的条状,然后用螺旋式的方法把泥条盘成器皿。有的则是直接把湿黏土捏成口型,如小罐、小碗、小杯等。还有一种更为原始的工艺,用草、竹、藤一类已经编织成形的器物为模子,将湿黏土涂抹在上面,放入窑内烧。出窑后,编织物本身烧尽而留下黏土容器,最后成品就是陶器。考古蜀一般推测,史前陶器上的篮纹、绳纹就是这样起源的。

相对于手制法,轮制法则是较为进步的制陶工艺。将黏土放置于轮上,手脚并用,慢慢转动轮子制成陶器。现代则大部分已经使用电动方式制陶。

因了土质和工艺不同,云南陶器的类型也不同。

马行云介绍,红陶是最早在云南出现,它的烧成温度在800摄氏度,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大理洱海流域距今6000年的南诏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李家山文化时期,都以泥巴质红陶和夹砂陶为主,西双版纳的傣陶则具有代表性。

还有一种彩陶,它是用赭、红、黑、白等色绘饰的陶器。“彩陶艺术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马行云说,它是在陶器未烧成之前就画在了陶坯上,烧成后彩纹固定在器物表面不易脱落。在彩绘之前,先涂上一层白色釉陶衣,使彩绘花纹更为鲜明。而花卉、动物、几何形图案绘于其上后方进行烧制,成品后颜色鲜艳,活色生香。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这些从远古走来的美丽瓷器,成为人们平静流淌的生活中无时不在的旁白,也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

丽水古瓷诉说千年文化


蓓蕾挂枝头,花开满园闹处州。对于有着1400多年建州历史的丽水而言,民间艺术宝藏,种类繁多且弥足珍贵。“艺术之乡”的桂冠,戴在丽水的头上再合适不过了。8月中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丽水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丽水毫无争议地成为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地级市级别的“艺术之乡”。

翻开丽水民间艺术的珍贵画卷,丰富程度让人惊喜。其中有以“丽水三宝”为代表的民间工艺美术;有以被称为“戏剧活化石”松阳高腔和丽水鼓词为代表的民间戏曲和曲艺;有以处州古廊桥为代表的民间古建筑艺术;有以青田鱼灯舞、畲族稳凳等为代表的民间舞蹈和杂技;有以畲族三月三歌会等为代表的民间习俗;还有以刘基、仙都传说等为代表的历史名人和传说。

龙泉宝剑,名扬天下。“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万里横戈探虎,三杯拔剑舞龙泉”,不知不觉,龙泉早已成为宝剑的代名词。相传春秋末期,铸剑大师欧冶子遍访江南名山大川寻找铸剑佳地,最终在龙泉秦溪山下铸成龙渊、泰阿、工布三把名剑。龙泉铸剑用材讲究,良工锻炼,工艺独特。以锋刃锐利、寒光逼人、刚柔并寓、纹饰巧致四大特色著称。欧冶子开创的龙泉宝剑传统技艺,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及社会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上有重要影响,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

在我国历史上,属龙泉青瓷烧制年代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龙泉青瓷起始于南朝。宋代,龙泉的哥窑为全国五大名窑之一,弟窑被誉为青瓷民窑之巨掌。“哥窑”产品釉面布满纹片,胎色灰黑,古朴而庄重。“弟窑”产品釉面无纹片,胎白或底色呈朱红,青润如玉,莹澈剔透。龙泉青瓷的烧制工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为我国瓷器制作技术提供了丰富经验。

“国宝”青田石雕最早问世于魏晋时期,以青田本地所产的蜡石为原料,精细雕琢成为名贵的工艺品。如今,青田石雕早已名闻世界。其石材质地细润,脆软相宜,色彩丰富,花纹奇特,其中以灯光冻石最为名贵,价等黄金。青田石雕因材施艺,因色取俏,造型新颖,层次丰富,形象逼真,为石雕艺术之奇葩。

东方陶瓷艺术瑰宝之一的遂昌黑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艺术,具有胎质细腻、精雕细镂、纯朴庄重、无釉无彩、古色古香的特色。缙云河阳剪纸工艺精巧,带有浓郁的江南风格,在全国剪纸艺苑中独树一帜。

揭开湖田窑的千年烧瓷历程


青白瓷又称“影青瓷”、“映青瓷”、“隐青瓷”、“罩青瓷”等,为宋代景德镇所创烧,是我国宋元时期主要瓷器品种。而景德镇烧制青白瓷最重要的窑址是湖田窑,其烧瓷的全盛时期长达700多年。在2004年景德镇庆祝建镇千年之际,湖田窑遗址群以一批重要的发现揭开其近千年的烧瓷历程。

考古资料显示,在景德镇所在的昌江及其支流东河和南河流域,晚唐五代及宋时期的窑业遗存十分丰富。晚唐五代的窑址主要有湖田、杨梅亭、黄泥头、社公庙、十八渡、新厂、湘湖、白虎湾、南市街等地。至宋代,东河及南河流域的窑址已发现136处(按《陶记》的记载则有300余处)。规模极其庞大,产量十分丰富。其中最具代表的遗址有湖田、银坑坞、小屋里、南市街、柳家湾、白虎湾等。“若夫渐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蒋祈文中所说的“湖田”, 即今之湖田窑遗址。它位于景德镇市东南约4公里的竟成乡湖田村。遗址南面环山,北面临水。南河自东向西,环湖田村而过,在景德镇市区汇入昌江。遗址坐落在南山山脉缓坡地带及南河南岸一级台地的窄长地带,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址内窑包密布,窑渣堆积遍地,各个时期瓷片俯拾皆是。1982年,国务院将湖田窑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截至2003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湖田窑址进行过16个基建项目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了大量与窑业生产有关的制瓷作坊和窑炉遗迹,获得了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釉器、白釉器、青白釉器、酱釉器、黑釉器、卵白釉器、蓝釉器、青花器等各类文化遗物数十万件,时间涵盖五代、北宋、南宋、元、明各时期共七百余年。这些珍贵的文化遗迹和遗物,为湖田窑从晚唐五代到明代中晚期的窑业生产、销售;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青白瓷由于瓷胎洁白,釉料在高温下流动的原因,使瓷器釉薄处为白色,积釉处透青,故其总特征介于青白之间,可谓是白中闪青,青中泛白,青白淡雅,色质如玉。此 类瓷器“光致茂美”,有“饶玉”的美称。景德镇青白瓷一经出现,很快为世人接受并成为十分畅销的商品。同时,其烧造技术也很快传播到江西境内的十余个县市。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省区的一些窑场也相继仿烧,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白瓷烧造体系,产品风靡大半个中国。它不仅销往大江南北、漠北草原,还远销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和中东、非洲等地区。

景德镇古称“新平镇”,因其位于昌江之南,又称“昌南镇”。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景德镇就能烧制原始陶瓷器。文献记载至迟在东汉时期,景德镇就已开始了成熟的青瓷器制作,“新平冶陶,始于汉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景德镇开始引起世人注目。在陈朝至德元年,皇室命新平镇贡陶础,这是景德镇为朝廷所关注并生产“贡瓷”的最早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陶瓷名匠“陶玉”将自己制作的瓷器带入关中,并向朝廷进贡,被称为“假玉器”,受到皇室青睐,于是昌南瓷器名扬天下。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在景德镇设置御窑,专门为皇室烧制瓷器,并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从此,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专门管理官窑瓷务,烧制宫廷用瓷,同时对民窑实行课税等管理。这是元朝在全国唯一设置的专门管理陶瓷生产的机构,是景德镇设立官窑的开始。此时,瓷器的生产(主要是青白瓷)有新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创烧了卵白釉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青花釉里红和高温蓝釉瓷、绿釉瓷等。景德镇的瓷器逐渐占据了中国瓷器艺术的中心,也从此由宋代其他五大体系转向到了景德镇,并以此带动了明清景德镇窑场的繁荣。特别是明洪武二年朝廷在珠山设立御窑厂后,景德镇形成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之势。

湖田窑制瓷始于五代。考古发掘证实,五代时期,湖田窑的窑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刘家坞、龙头山以及今战备公路两侧的湖田窑中心区域,距现地表深约8米。采用马蹄形窑烧制白瓷和青瓷器。马蹄窑为土制,窑炉烧结面较薄,瓷器烧成温度相对较低。器物种类主要有碗、盘、壶等。因采用支钉叠烧,只见垫柱,没有使用匣具,故器内底及器足上往往留有椭圆形支钉痕。青瓷多数胎色灰褐、质地粗松、釉色青灰,除少数葵口及内壁出筋外,没有其他装饰。窑址内也出土了少量瓷胎致密、白度很高的白瓷或青瓷。

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4)建镇后,景德镇瓷业生产获得重大进步。重要表现就是青白瓷的创烧。宋初的青白瓷,胎质较粗,色灰白;刷釉稀薄、透明,釉色青灰或米黄。器物种类较少,主要有碗、盘、罐、折肩钵、注碗、多管器等。器形普遍敦实、厚重。装饰较少,仅在碗外壁用利器刻画粗大牡丹或莲瓣纹样,纹饰粗犷古朴;或用梳齿状工具,在碗心画出简单水草。一些器物上有少量北方瓷器的贴花工艺及仿金属器造型。还发现一些酱黄釉器及褐彩青白釉器,器型类似青白瓷,有瓜棱罐、四系罐及八棱罐等。

北宋中晚期,湖田窑的青白瓷生产,除继续采用单件仰烧外,开始使用一种造价昂贵的瓷质覆烧匣具,大小不同的多件器物一匣覆烧,故出现了芒口器。此时的瓷胎细腻、致密、洁白;刷釉加厚,使釉色莹润青翠,青中闪白,白中透青,近似玻璃透明状。器物种类显著增多,造型趋于挺拔,装饰丰富多彩。日用品碗、盘、碟、盏类品种多样;盏托、注碗、瓶、炉、香熏、枕等形态各异,造型丰富;联子盒、鸟食罐、俑、动物塑像、围棋、象棋等文娱用品大量涌现。龙形碗、狮形枕、虎形枕、婴孩枕、仕女枕、荷叶形枕、元玉形枕层出不穷。早期的粗犷古朴的刻画法被成熟的“半刀泥”刻画所取代;刻画工艺娴熟、流畅,刻画题材广泛;构图集中在碗、盘内底及底壁交界处,早段多对称或单体图案,如植物类团菊、三束莲、折枝牡丹;动物类游鱼、龙凤、三团鸾等,稍晚纹饰布局趋于繁复、细密,如人物类婴儿戏水、婴孩攀枝,植物类缠枝菊花、缠枝牡丹等。

随着宋室南渡,一些北方的优秀技术和窑业工人纷纷南来。南宋初期,湖田窑窑业生产与北宋晚期相似。主要表现在碗、盘类器物的造型和装饰与北宋基本一致。但此时的碗、盘器壁更斜直,圈足更矮,仅毫米高;斗笠碗流行。特别是定窑组合式支圈覆烧具传入后,窑业生产出现很大变化。因支圈烧瓷密度加大,水气增多等原因,瓷器的胎质较前期粗松,釉色泛黄,几乎失透,器口普遍“芒口”。器物组合也发生较大变化。北宋流行的墩式碗、仰烧盘、注碗等基本消失,饮酒、斗茶之盏托及有座香炉等均明显减少,以至绝迹。装烧的变化还导致装饰的变化。北宋流行的刻画风格开始为印花装饰所代替。早期在碗、盘底心印各类题记,如“宋”、“詹”、“吉”、“酒”、“茶”,还印一些简单的单鱼、双鱼、芦雁、朵梅、折枝梅、荷莲纹等。此时,吉州窑、建窑的产品流入湖田,湖田窑开始试烧黑釉瓷。湖田窑的黑釉瓷胎质较粗,色灰黑,结构紧密;釉色漆黑,釉层厚。器类有高足杯和盏等,无论胎、釉、器型均与吉州窑、建窑产品有别。晚期的碗、盘印纹开始复杂、繁密。如狮舞绣球纹、开光盆景纹、凤穿牡丹纹、芦雁穿花纹等,器口沿多印有回纹、如意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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