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系统中有钧窑和定窑，北方民窑系统中也有钧窑和定窑。钧窑跟其他窑口相比，烧造比较简单。耀州窑需要用刀刻，刻需要技术，不是谁都能刻。但钧窑对技术的要求相对较低。
民窑钧窑
钧窑烧造的范围非常广泛。钧窑以河南禹县为中心，向四周蔓延，南至浙江。浙江发现了大量专门烧钧窑的窑址，烧的质量虽然不是很好，但一看也是钧窑。北边到山东、山西、内蒙古和东北地区，都发现不同程度的钧窑，它们的胎质完全不一样，有铁黑、深灰、褐黄、咖啡，乃至白色，什么样的胎都有。可见钧窑在整个北方可以随意烧造。
钧窑使用的乳浊釉，遮盖力强，所以钧窑对胎体的要求不高，什么样的胎土都可以遮住。钧窑广泛生产，质量得不到保证，宋金元以来，它的质量一路下降。在北方广泛地区，民窑的钧瓷都是烧造碗和盘等大量民间用具。今天非常容易看到这样的东西，很多，也不是很贵。宫廷的钧窑大部分是用来陈设的，比如花盆、花觚，是为了看。
钧窑历史上的地位并不是最高，清末民初的时候突然被提高，全社会都在找，民国发现钧窑窑址时都被哄抢。窑址里出现了大量残片，有挂红的，有不挂红的，所以当时出现了这样的话：“钧窑挂红，价值连城”、“家有万贯，不值钧瓷一片”。很多瓷片被人用来镶制腰带或钧瓷挂屏。
钧瓷的整个发展脉络，大致是颜色由红到蓝、由精致到粗糙的一个过程。元代以后，钧瓷上的红就彻底消失了。任何事物都有高峰期和低落期，这是一个规律。当我们知道这个规律是时候，就能很容易作出判断。
民窑定窑
定窑有官窑，但民窑也在大量使用。白瓷非常容易获得百姓的喜爱。今天的人对白瓷没有感受，有时拿个黑碗倒有感受，觉得这个碗挺黑。可是在宋代，一个白碗给人的感受很强烈。白瓷一开始都是贵族使用，唐代都是皇上使的。
定窑孩儿枕是非常著名的文物，对陶瓷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孩儿枕，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各有一件。造型非常漂亮生动，是定窑代表性产品。
定窑出现以后，类似定窑的产品就开始出现，也是仿制。当时仿制出来的瓷器不白，就叫“土定”，还有“粉定”、“南定”。所谓“南定”，就是南方仿的定窑，比如江西景德镇、安徽繁昌，都有白瓷出现。
定窑白瓷在北宋初期的烧造技术已经非常好了，有60多公分高的大瓶，有直径超过50多公分的大碗。定窑在北宋早期的装饰工艺复杂，雕花都是凸雕，要让花凸出来；北宋中期就变成阴刻了，工艺程序开始简化。但是作为一个外行，有时候没有分辨出这个简化的过程。这种提高效率、减少成本的过程，是隐藏起来的。一个凸雕的碗卖100块，一个阴刻的碗也卖100块，阴刻明显比凸雕要省工。但你根本没有发现偷了多少工，照样买。定窑到了金代以后，就是印花了，印花的效率更高。
民间的定窑也有其他品种，黑定、紫定、绿定，带刻花的，仿磁州窑系的，都出现过。紫定，不是今天的紫色，而是一种酱色，有点儿像赭石色。耀州窑也有类似的颜色，称之为“红耀州”。因为古代瓷器烧出红色太难了，但凡有点儿接近的，就愿意叫成红色，其实并不红。
清代开始大量仿制定窑，刻花的、印花的都有。20世纪80年代，收藏热兴起的时候，定窑大量开始仿制，而且仿得却来越逼真，导致很多人看到定窑不敢买。
今天的仿制，一定要模仿那个时期的韵味。可宋代人当时的人不是模仿，而是创作。当时的人君子坦荡荡，想怎么弄就怎么弄，那种随意的感觉别人模仿不出来。
宋代北方民窑的优良品种，大致都集中于北宋时期。这和当时的政治形态、政治格局有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宋室南迁以后，北方被金统治。金的文化背景跟汉文化有差异，所以金代的北方民窑质量普遍下降，这是一个整体规律。
宋代北方民间陶瓷的一个中心特点，就是率真粗犷，生活气息浓郁。宋室南渡以后，中国陶瓷的格局才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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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宋代北方民窑之磁州窑（一）
宋代是中国陶瓷的第一个高峰期，主要表现是官、民两大系统都蓬勃发展。首先对宋代民窑有个大致了解：宋代民窑有八大系统，正好以长江为界，北方四个，南方四个。北方是磁州窑、耀州窑、钧窑、定窑，四个窑系；南方是龙泉窑、建窑、吉州窑、饶州窑，就是景德镇窑四个窑系。这一讲先讲北方民窑。
磁州窑
1918年，直隶巨鹿，就是今天的河北巨鹿大旱。旱了以后怎么办呢?抗旱打井，很多人合伙打井，挖来挖去挖出瓷器来了。当时没有概念，寻找很多别的证据，有铜钱什么的，就证明是宋代瓷器。文物贩子闻风而动，河北毕竟离着京城近嘛。那时中国是民国时期，西方列强都在中国搜罗这些东西。当时《古董琐记》等书上都记载了这一段历史。
磁州窑名称出现得很晚，20世纪初才被命名。而给它命名的恰恰不是中国人，而是西方人霍布逊，有一说他是英国人。霍布逊是研究中国陶瓷的专家，他给这种瓷器命名为磁州窑。磁州窑是北方民窑最大的主力军，可惜历史上没有记载。什么原因呢？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关于陶瓷的宋代文献，大部分都是南宋人写的，比如陆游、周密、叶寘、周煇这些人，都是南宋人。南宋人首先对北方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南宋时期，北方是金人统治，所以南宋人就没有什么记载。
第一个关于磁州窑的记载在明朝。曹昭在《格古要论》中有这样的记载：“磁州窑出于河南彰得府，瓷器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他说得不是很准确。“河南彰得府”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曹昭认为磁州窑出自河南。“无泪痕”是指定窑釉面上有流痕，很像流泪的痕迹，磁州窑没有。“素者”就是没有花的，比定窑卖的还贵。其实不是。我们今天看，还是定窑贵，历史上也应该是定窑贵。
磁州窑的窑址在哪儿呢？主要在晋冀鲁豫这个辖区内，就是今天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这四个省之内。磁州，位于河北和河南的边界，历史上它曾属河南，后来被划分为河北，就是今天的河北磁县。这个“磁”是磁石的“磁”。《景德镇陶录》上还有一点误解，说“磁土”就是烧瓷器的原料，其实不是，那是吸铁石的磁石，烧不了瓷器。而由于磁州窑的这段记载，到今天为止，日本、韩国、朝鲜写汉字的瓷器，都写磁石的磁，“磁器”，写这俩字。
磁州窑是北方最重要的窑口，历史上大量出口，一直延续到明清，从未间断。磁州窑最重要的两个窑口，一个在观台，一个在彭城。磁州窑几乎囊括了北方所有的窑口。实际上北方窑口非常多，只不过在学术上没有划分。我们说了，第一个划分者是个外国人，在他之前就没有很明确地分过。分出来的我们都知道，那没分出来的呢？人们就把北方广袤土地上所有烧造民间用瓷的窑口，统称为磁州窑。有多少个窑口呢？统计不清楚。主要的窑口有河北的彭城、邯郸，河南的鹤壁、当阳峪、扒村、登封、密县、鲁山，山西的介休、霍县、浑源，山东的淄博等等。这些地方所烧造出来的瓷器，都可以称为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窑系。
有句俗话说，“磁州窑是个筐，看不明白的都往里装。”在北方，碰上看不明白的瓷器，你就说是磁州窑，基本上不会错。因为其他窑系比较容易看，钧窑、定窑、耀州窑，都容易看。剩下的北方看不懂的瓷器，不管是黑的、白的、花的、刻花的，甚至三彩的都属磁州窑系。
陶瓷文化：宋代官窑瓷器
内容简介
官窑瓷器代表了宋代制瓷的最高水平，其工艺之先进、制作之精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官窑”地位独特、条件优越，因而得以烧造了一批宫廷所需的高档瓷器。这些官窑自诞生之日起，便精选入宫，并传之后世，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宋官窑真品日益稀少，因而面目朦胧，疑问重重。本书全面讲述了宋代官窑的发展情况以及代表器的相关知识，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基本信息
作者：李辉柄主讲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4-1
版次：1
页数：163
字数：138000
印刷时间：2008-4-1
开本：16开
纸张：铜版纸
印次：1
ISBN：9787802115774
包装：平装
《宋代官窑瓷器》目录
第一讲官窑的诞生
1.什么是官窑
2.官窑瓷器的特征
3.官窑瓷器的主要器形
4.官窑瓷器常见的纹饰
5.官窑为什么诞生于宋代？
6.饮茶之风愈宋官窑瓷器
7.官窑建立前的宫廷用瓷由哪里烧造？
8.故宫收藏的历代官窑瓷器
第二讲宋代官窑
1.“汴京官窑”之辨
2.第一座官窑——汝窑
3.官汝窑青瓷艺术
4.寻找官汝窑遗址
5.宋徽宗与官钧窑
6.第二座官窑——钧窑
7.宋钧瓷与唐代花瓷
8.官钧窑窑址
9.钧窑的窑变釉
10.官钧窑的造型
11.官钧窑的烧造工艺
12.官钧窑铭文
13.修内司官窑是否存在？
14.修内司官窑与“传世哥窑”
15.郊坛下官窑
第三讲官窑与民窑
1.什么是民窑？
2.烧造贡瓷的民窑
3.官窑与民窑的区别
4.官窑与民窑的互相影响
第四讲官窑瓷走向世界
1.唐代瓷器的外销
2.瓷器外销与长沙窑的兴衰
3.宋代瓷器的外销
陶瓷文化：宋代五大名窑之官窑瓷器
世人所说的宋代五大名窑，即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的说法，主要来自明代《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这句记载。柴窑为后周时期的瓷器，且实物失传、技术缺失、缺乏窑址印证，故一般不和宋代其他五个窑口并列提及。
官窑瓜棱直口瓶《宣德鼎彝谱》的这句话，至少蕴含以下两个信息：宫廷中对瓷器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并对款式典雅的瓷器画图留存(这个习惯沿袭到了清代);对宋代瓷器的划分或命名，是根据出产地或来源地，这也是我国从古至今，官民通用的命名习惯。今天也是这样，景德镇窑、德化窑、醴陵窑、石湾窑、龙泉窑等，全部按照产地命名。(注：窑口和瓷器品牌名是两回事，不能一概而论)在宋代，汝窑产自汝州，钧窑产自钧台，定窑产自定州，哥窑产自哥哥洞(杭州附近或浙江区域内，窑址尚未发现或确定)，那么按此习惯推论，官窑必定产自“官家”或者“官方”。
官窑弦纹瓶这种约定俗成的命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会廓清我们对宋代瓷器的认识和误区，尤其是针对“官窑”这个备受争议，至今仍难以定论的窑器。比如，有些人很牵强的提出“汝官窑”、“汴京官窑”、“钧官窑”等概念，这些概念抛开了产地，生搬硬套把明清官窑的概念强加到宋代各个窑口上，弄得不伦不类还混淆视听。既然古人已经把官窑单独开列出来，说明它必定和其他四个窑口是有区别的，在瓷器开始被官方进行管理的宋代，被命名为“官窑”必定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坦斋笔衡》中有这样一段很著名的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1111-1118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段包含的信息量很丰富，逻辑清晰，说明了宋代瓷器的基本面貌，并逐一道出官窑和其他窑口的区别、管理机构、窑口等诸多问题。既然官窑产自官方，那么他和其他几个窑口的区别在哪里。“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段话说明定窑、汝窑、龙泉窑、官窑是各自不同的窑口，产品不一样，汝窑尽管为魁，但它不是官窑。本人前面关于汝窑的一篇文字中论述了汝窑的性质是贡窑(或御用窑)，钧窑也是贡窑，定窑在没有被汝窑取代之前，也是贡窑。贡窑的性质本质是一种民窑，官方收购认可的精品，不对窑口进行控制。“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句话说明了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一，官窑的设置时间晚于汝窑、龙泉窑等窑口，而且联系到靖康之难北宋覆亡的时间(1126年)，官窑的存在时间比汝窑更短。第二，透露出官窑设置的动机，是因为对其他窑口不满意。对定窑不满意，对龙泉窑不满意在引文中说得很清楚，对汝窑没说，因为汝窑让宫廷满意，还具有榜样作用，有理由相信，即使设置了官窑，汝窑瓷器在宫廷中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动摇，而是一起被使用，或许是用途上也存在差别。由此可见，宋代宫廷对瓷器的要求，是一步步提高，一步步变苛刻的，尤其是对艺术格外敏感的赵佶登基后，个人的喜好就顺理成章更加贯彻到宫廷用瓷里了。这个“官窑”，是宫廷对瓷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试图运用制度对某类瓷器进行控制，从窑址、工人、材料、资金、质量等方面均进行严格管理，用途仅限于官方(主要是宫廷或者皇室)的一种新型窑口。简单说，他的实质就是皇权凭借专制权力无偿占有优质瓷器。它的出现是空前的，之前各朝代的官方没有采取过这种模式，毕竟前朝各代对瓷器没有那么执着和贪婪。而后世，尤其是明清两代，随着皇权的不断集中，对瓷器的贪恋不断强化，宋代肇始的“官窑”也变成明清两代君主们的特权产物走向巅峰。既然官窑产自官方，那么官窑的管理机构是什么。北宋时期的管理机构缺乏记载，南宋时期的管理机构比较明确，“中兴渡江，有绍成章提举后苑，号绍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这句话可以看出，有专门管理后苑的机构，根据负责人的名字取名为某某局，局内设有“修内司”，从名称来看应该是局内负责修缮皇宫或者后苑的专门科室，这个科室的职责之一就是烧造专供宫廷的青瓷器，这些窑口当时叫做内窑。可以看出，管理宫廷瓷器烧造的机构，仅仅是个内廷部门的小科室，不是朝廷机构，和清代宫廷“造办处”类似，应该由太监进行管理，但又和清代派朝廷官员在景德镇督造官窑的情形不同。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宋官窑的窑址在哪里。“修内司......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后世根据这段文字来证明南宋内廷至少设有两个窑址，第一窑址直接用管理科室命名为“修内司窑”，第二个用地址命名为“郊坛下窑”，还说明后者质量和受世人追捧程度大大比不上前者。这两个窑址目前已通过考古发掘得到证实，“修内司窑”为凤凰山老虎洞窑址，“郊坛下窑”为乌龟山窑址。南宋官窑窑址找到了，但北宋的在哪里呢?回答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异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了。存在时间何其之短，存世品几乎难以确定，文字记载几乎为零，极小的产量，可以想见这个窑的规模何其之小，碰上战乱，黄河改道，瞬间就被时间的长河中冲刷得了无痕迹。缺乏民间基础的瓷器，再美，也会被历史抛弃。到总结时间了，所谓宋官窑，是指由宋官方直接管理，产品仅供宫廷的一个窑口，它脱离了民窑的产地，不以市场为目的。由于宋分为南北两代，官窑的设置为北宋末年，南宋仍存续，但北宋时期的窑址、记载、实物均缺失，故宋官窑瓷器，现今主要是指南宋官窑瓷器。
中国瓷器窑口大全（北方篇）
山西省：
介休窑：在今山西介休县，故名。创烧于宋初，历金、元、明、清四代，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白釉黑花及黄褐釉印花瓷等。其产品特征及鉴定要领是：（1）宋代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和白釉黑花瓷，胎呈浅褐色，施釉一般近底部，圈足内无釉，足端一般平切。（2）早期白瓷器物胎体厚重，晚期受顶窑影响，产品胎体趋薄，有薄胎印花碗、盏，碟有花口，花口下器内饰直线凸纹。产品主要为盘、碗、罐、盏、盆、盖碗等日用器皿。（3）白瓷装饰技法有印花、划花等，印花纹饰布局完整，线条清晰，与定窑有共同点，但不讲究均衡对称。常见图案装饰有缠枝花卉、婴戏牡丹等。（4）受磁州窑影响，生产白釉划花、剔花、釉下黑彩及褐彩瓷品种。器物普遍敷化妆土，纹饰以折枝花叶纹为主，纹饰部分因用料较多而凸起，高出釉面。此外盘、碗内心露胎五角、六角纹亦多见，还有一种白地红花的划花装饰，也为特色品种之一。（5）碗、盏等器的装烧方法采用支钉垫烧，碗内多为缠枝花卉。盘、洗则四面饰以孩童荡船纹饰，是介休窑的独特纹饰，不见于其它瓷窑。金代产品器内心刮掉一圈釉，露出胎体。
大同窑：在今山西大同市，故名。始烧于元代。以烧黑瓷为主，兼有少量茶叶末釉瓷。其产品特征及鉴定要领是：（1）胎色灰黄，胎体较厚。（2）黑釉乌黑发亮，茶叶末釉表面无光。器物内外均施釉。（3）器形有小口瓶、鸡腿壶、罐、盆之类，以弦纹瓶及剔划罐最具代表性。剔花线条粗犷，因剔得较深，可见参差的刀痕。纹饰有卷草、水波、古钱绣球纹及鱼纹等。
怀仁窑：在今山西怀仁县，故名。始烧于金代，历经元明两代，以烧黑瓷为主。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1)胎色灰黄，较粗糙，胎体厚重。(2)产品大多是瓶罐之类，以罐为多。(3)装饰有粗线条划花及剔花两种，纹样多数是十分草率的卷草纹，只用单线划成，不剔空地。有的则是把空地划成席纹。此外，以弦纹装饰瓶多见。
盂县窑：地在山西盂县而名。文献最早记载见于《元一统志》：“石甘有窑十处在盂州。”《永乐大典》：“盂县磁窑一座，在县东南三十里。”1977年在山西盂县磁窑坡发现了窑址。产品以白瓷为主。有印花、刻花等装饰也有的以镂空装饰器足。
长治窑：在今山西长治八义镇，故名。烧瓷品种有白釉、白釉红绿彩、白釉黑花及黑釉四种，以白釉红绿彩绘碗最富特色，碗心多画折枝花卉，有画鱼纹者，碗心及圈足都有五支烧痕，这种碗晋南地区金墓出土过。白釉有刻花及画黑花装饰，刻花纹饰较简练，黑花多绘于碗内或罐外，纹饰多为折枝花卉，也有鱼鸭等纹，但为数较少。
榆次窑：在今山西太原孟家井，孟家井明代数属榆次县，故名。此窑产瓷，明初已有记载，孟家井柏灵庙明弘治三年（1490）重修碑记中说：“榆次县治之北六十里有乡曰孟家井，居民大率三百家，乃古昔陶器之所。”窑址遗存大量瓷片，以白釉印花碗最多，碗心一圈刮釉，具有典型金代作风。
陕西省：
旬邑窑：在今陕西旬邑县，故名。烧瓷于金、元，以青瓷为主。其产品特征是：（1）胎色灰白，釉色青黄。因距耀州瓷较近，烧瓷具耀州窑特征。（2）装饰技法有刻花和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3）金代产品盘、碗的内心多刮釉一圈，与耀州窑金代瓷器特征相似。
山东省：
邢窑：在今河北内丘县，唐属邢州。故名。以烧白瓷为主，是唐代最负盛名的白瓷窑，与同时代著名的越窑所产青瓷齐名。白瓷分粗细两类，其特征及鉴定要领是：（1）粗白瓷1胎色白，胎体厚重，胎釉之间敷一层化妆土。2釉色银灰，积釉处泛青或泛黄。3产品有碗、杯、壶、罐、钵和直口平底盘较有特色。4施釉方法器内满釉，外壁施釉不到足。5器外旋削痕较明显，部分器物足底外缘有一道切削斜棱。6光素，无纹饰。（2）细白瓷1胎白而细洁，瓷花程度高，胎质坚实致密，胎体厚重。2釉色白润如雪，微闪黄或闪青，釉厚处呈浅水绿色。3不施化妆土。4产品有碗、盏、瓶、罐、喷、盒和烛台等，其中凤头壶、皮囊壶和穿带壶等别具一格。5碗类有葵口、菱花口等，碗身较矮，碗壁弧度不大，底足外墙壁略高于内墙或相当，挖足较浅（玉环底）或为玉壁形足。6施釉方法为器内外、足心满釉，足端露胎。7光素，无纹饰。8器底心有的刻“盈”、“翰林”或墨书“翰林”款，为官用瓷。
磁州窑：在今河北磁县，宋属磁州，故名。始烧于宋代，终于明代。产品以烧白瓷、黑瓷为主，品种繁多，有白釉黑花、白釉酱彩、白釉绿斑、白釉褐斑、珍珠地划花、绿釉黑彩、红绿彩等等，以白釉黑花为主要特征，是宋代北方民窑的代表。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1）胎有两种，一种质地坚细，呈灰白色；另一种质地粗松，呈红褐色。（2）白釉是奶白色，不太透明。（3）普遍使用化妆土，器内一般多不挂釉。（4）以生产瓶、罐、盒、碗、缸、瓮、枕等日用品为主，还生产玩具。枕以长方形和如意头枕面方座两种形式为多，枕底有的“张家造”、“赵家造”等款字。（5）装饰题材丰富，富有生活情趣，如马戏、熊戏、孩童钓鱼、池塘赶鸭、蹴球等，线条流畅，风格豪放。尤其白釉黑花、黑白色彩对比强烈,最具特色。（6）白釉划花盘、碗采用叠烧法，器内均有5个条形支烧痕迹。珍珠地划花色调为橙红色，色彩鲜艳。（7）器物上常见题写唐、宋诗词及通俗的诗句民谚作为纹饰。（8）元代产品特点是厚重，硕大，浑圆，大盆，大罐，枕多见。纹饰主要有云龙、云凤、云雁和鱼藻纹等等。
贾壁村窑：窑址在河北省磁县贾壁村，故名。是一处在北方有代表性的隋代青瓷窑场。所烧青瓷瓷质可分为两类：一类胎质细腻，瓷化良好，颜色灰白，胎面施透明青绿色釉，流釉现象不甚显著；另一类胎色青灰，颗粒较粗，有黑色斑点，瓷化较差，胎面施透明青褐色釉，常有流釉现象。品种以碗、高足盘、钵为多。特征为胎体厚重，件大而不变形，器内施全釉，外部施釉不到底。由于迭烧，器内均有三个支钉痕，装饰除钵划有花瓣纹和波浪纹以外，其它均以光素无纹饰为主。器物成形主要用轮制法。
辽宁省：
辽阳窑：在今辽宁辽阳或三十公里江官屯，故名。烧瓷以白釉粗瓷为主，也有少量白地黑花、黑瓷及三彩陶器；白瓷及白地黑花胎体较粗，均挂化妆土。白瓷烧杯、碗、盘、瓶、罐等器，黑釉则烧大器，此外，还烧黑釉、白釉、小俑、狗、马、骆驼等小玩具。
内蒙古：
林东窑：在辽宁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故名“林东窑”。为辽代民窑，窑场规模大，专烧茶叶末绿釉和黑釉大型粗瓷器。胎质粗黄厚重，硬度高而坚致。茶叶末绿釉器以鸡腿瓶为最多；黑釉器则多瓷、罐，其中以双耳小罐为多。
安口窑：在甘肃省的平凉，华亭的安口，因名。旧有“陇上窑”之称。始烧于唐代，宋元时期以烧制黑瓷&xqypic铁锈花&xqypic和青瓷。至明清烧制黑陶与白陶，以粗缸等日用器为主。兰州窑：在今甘肃兰州，故名。最早见于《元一统志》兰州土特产，简略提到产瓷器，有窑一所，距州四十五里。清康熙《兰州志》山川条：“煤炭山洞在州南四十里，其洞数十，皆产煤，州民赖之。阿干峪在州南四十里，其土宜陶，经火不裂，故多窑冶，水岔在州东南六十里，亦有窑冶。”经调查阿干峪，发现元代黑瓷窑址一处，以黑釉碗为主，《兰州志》所记初步得到证实。
解密宋代的官窑瓷器为何价值千金
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由于中央政权抑制武力的策略，慢慢形成了文官得宠的政治风气，宋代有很多大文人都是做官的，导致宋代文化高度发展。很多学者都对宋代的文化予以肯定，认为中国后一千年的文化都是宋代定的调子，这一点非常重要。宋代在“以文治天下”的国策下，此后三百多年时间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尽管我们都知道，宋代的国土非常小，但是宋代老百姓的生活，整体来说都还是不错的。除了南北宋之分是一次大灾难以外，老百姓的整个生活还算稳定，而且长达三百多年。
这种繁荣有很多证据存在，比如《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繁华。《清明上河图》这件作品，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纪录片来看。当时没有录音、录像这种高科技手段，未能把当时的社会记录下来，非常遗憾。但是，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画卷，从郊外一直画到城里，把整个汴梁的繁荣，乃至鳞次栉比的店铺，全部反映出来。当时有客栈，有民居，有店铺，有作坊，甚至有卖瓷器的专卖店。宋代的官窑制度，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了。
宋代官窑制度没有明确的记载，而明清以后的官窑制度有明确的记载，什么时间皇帝下令做什么样的瓷器；谁是督陶官，直接奔赴烧窑的前线，来指挥烧窑；政府一次需要多少瓷器等等，都有明确的记载。宋代官窑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全，非常不明确。不能说当时没有官窑制度，但是今天找不到非常明确的文献，记载着从皇帝嘴里说出的官窑。由于不明确，所以今天不知道宋代官窑的起始时间。尽管如此，宋代官窑对于后世的影响，还是不可估量的。
官窑是北宋定的主调。北宋官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才开始烧造，窑址不明。历史上黄河多次改变河道，每次泛滥的时候都淤积大量泥沙，将汴梁旧城以及整个黄河下游淹没，有很多文化古迹就淹没在黄河故道之下。我们推测，北宋官窑的窑址应该就在汴梁附近，但至今没有找到，估计黄土覆盖的深度已达10米以上。我们参考其他窑址，南宋官窑的遗址就离都城非常近；清代官窑虽然是在景德镇烧造，但有一些极特殊的产品，比如瓷胎画珐琅，就在紫禁城内烧造，位置在西华门附近。
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宋徽宗时期，社会生活非常富足。又赶上宋徽宗这样一个皇帝，酷爱艺术。大家都很清楚，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政治造诣的皇帝之一，但他的艺术造诣却非常高，甚至可以说是艺术造诣最高的皇帝。历史上只有李后主李煜可以跟他相媲美。史学家们认为：在绘画技巧上，宋徽宗高于李后主；在诗词技巧上，李后主高于宋徽宗。李后主最著名的词就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国20世纪30年代还拍过一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借的李后主这句词。
宋徽宗对艺术感兴趣体现在很多具体的方面，比如他设立了文思院。宋代的文思院，设有各种作坊，分工达三千多作。今天不能想象，把一个事情分成三千多类，怎么分？可能分几十类就分不下去了。在三千多个门类中，反而没有“陶作”，没有烧造陶瓷的地方。我们分析原因，可能是烧造瓷器的条件比较恶劣，需要大量煤炭、木柴，会造成很严重的污染，而且在宫廷里烧火也很危险。清代在紫禁城里烧造珐琅彩是很小范围的事，所以能够容忍。如果是大规模的行为，就只能到景德镇去烧造。
北宋官窑比较罕见，因为宋徽宗执政的时间只有二十几年；又经过靖康之难，很多东西都毁掉了；再加上一千年时间的淘汰，能留到今天的北宋官窑非常罕见。
我在十多年前曾经见过一个。北京翰海的第一次拍卖会上，有一个官窑瓶子。这个瓶子最早在扬州文物商店收藏，那次拿出来拍卖。这瓶子有一个名字，叫“琮式瓶”。“琮”是一种玉礼器，古代大量使用。大部分人很容易把这个字念错，念成“宗”，应该念“从”。琮和璧是古代最重要的玉制礼器，琮用来礼地，璧用来礼天；琮外方内圆，璧外圆内圆。琮式瓶，就已知的资料来看，全世界只有四件，一件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一件在英国大卫德基金会，一件在台北故宫，最后一件就是这件。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里都没有收藏这样的琮式瓶。当时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件东西可能不真，也可能是明代烧造的。我就比较执着地认为它一定是真实的，就是北宋的，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它，非常幸运。
北宋的琮式瓶在工艺上有很多特征，容易被我们忽略。它是一个内圆外方的瓶子，你从里面看是圆的，从外面看是方的。南宋以后，工艺上就可以烧造外方内方的瓶子了。陶瓷工艺中，拉圆非常容易，搁在轮盘上，随着轮盘一转，立刻就能拉成圆形。做成方的就需要模具，要一点点拼接起来。北宋时期的工艺还不够先进，所以要先拉成一个圆，然后单做四个三角，粘在四个角上，最后挂上釉去烧。我首先从工艺角度上看，认为这个琮式瓶是北宋的艺术品。
当时还有很多人不认为它是北宋的，总觉得是后人仿的。我们要知道，仿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一定要有主观的愿望，就是我为什么要仿。比如，我就想造假。历史上也确实有这种人，就是想造假，造出来显示个人的成就，没有其他目的。那么，绝大部分人造假的目的都是为了赢利。在赢利的前提下，就有一个成本问题。如果造假成本高于真品成本，就不会赢利，造假也就不会存在了。这个原因导致历史上所有造假都集中在收藏热的时期，就是我们说过的北宋、晚明、康乾盛世、同光中兴到民国初年以及现在。那么，宋代官窑，在宋代没有人去造假，没有这个必要。到了明代，晚明时期的收藏中，追逐的对象不是宋瓷，所以也几乎没有造假。到了康乾盛世，尤其到了雍正时期，雍正对宋代官窑非常感兴趣，所以摹制了很多。清代宫廷主要是摹制，不追求一模一样，就追求形似，意思到了就可以。所以，雍正时期大量仿官窑的器物上，就写着“大清雍正年制”，说明本朝喜欢这种审美风格，跟完全欺世的造假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从这点推断，这件琮式瓶的古拙肯定在明代以前，可是明代以前没有造假的动机，所以我就认为它是真实的。后来，这件琮式瓶被拍卖，现在在一个收藏家手里，被公认是北宋官窑。
从这件事上可以感悟到什么呢？很多时候真理其实就在少数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当你的道行深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鉴定的这个东西的真实面目。问题出在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人，手里拿着一个大瞎活儿，但还坚定地认为是真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还非得要这么认为，那就出问题了。我觉得收藏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觉得有把握，那就坚定地认为真理在你手里；但当你没把握的时候，就不应该执迷不悟。简单地说，瞎子拿一个瞎活儿，就更瞎了。
公元1127年，南宋接替北宋。当时为了区分，北宋官窑就称为“旧官”，南宋官窑就称为“新官”。南宋官窑有两个烧窑的地方，一个是郊坛下，一个是修内司。这两个窑址都是20世纪发现的，一个是20年代，一个是90年代。
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有这样一段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袭徽宗旧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本朝”指宋朝。宋朝最早使用的定州白瓷因为有芒，不好用，于是造出青瓷器。北宋宣和、政和年间，京师自己安排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指南宋建都杭州，是一个很委婉的说法，明明是吃了败仗，被迫跑到南边，但说得很好听。所谓“袭徽宗旧制”，就是沿袭了徽宗时期的形制，先后在修内司、郊坛下烧造青瓷。“大不侔”，就是大不一样，新官窑跟旧官窑有不一样的地方。
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由于中央政权抑制武力的策略，慢慢形成了文官得宠的政治风气，宋代有很多大文人都是做官的，导致宋代文化高度发展。很多学者都对宋代的文化予以肯定，认为中国后一千年的文化都是宋代定的调子，这一点非常重要。宋代在“以文治天下”的国策下，此后三百多年时间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尽管我们都知道，宋代的国土非常小，但是宋代老百姓的生活，整体来说都还是不错的。除了南北宋之分是一次大灾难以外，老百姓的整个生活还算稳定，而且长达三百多年。
这种繁荣有很多证据存在，比如《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繁华。《清明上河图》这件作品，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纪录片来看。当时没有录音、录像这种高科技手段，未能把当时的社会记录下来，非常遗憾。但是，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画卷，从郊外一直画到城里，把整个汴梁的繁荣，乃至鳞次栉比的店铺，全部反映出来。当时有客栈，有民居，有店铺，有作坊，甚至有卖瓷器的专卖店。宋代的官窑制度，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了。
宋代官窑制度没有明确的记载，而明清以后的官窑制度有明确的记载，什么时间皇帝下令做什么样的瓷器；谁是督陶官，直接奔赴烧窑的前线，来指挥烧窑；政府一次需要多少瓷器等等，都有明确的记载。宋代官窑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全，非常不明确。不能说当时没有官窑制度，但是今天找不到非常明确的文献，记载着从皇帝嘴里说出的官窑。由于不明确，所以今天不知道宋代官窑的起始时间。尽管如此，宋代官窑对于后世的影响，还是不可估量的。
官窑是北宋定的主调。北宋官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才开始烧造，窑址不明。历史上黄河多次改变河道，每次泛滥的时候都淤积大量泥沙，将汴梁旧城以及整个黄河下游淹没，有很多文化古迹就淹没在黄河故道之下。我们推测，北宋官窑的窑址应该就在汴梁附近，但至今没有找到，估计黄土覆盖的深度已达10米以上。我们参考其他窑址，南宋官窑的遗址就离都城非常近；清代官窑虽然是在景德镇烧造，但有一些极特殊的产品，比如瓷胎画珐琅，就在紫禁城内烧造，位置在西华门附近。
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宋徽宗时期，社会生活非常富足。又赶上宋徽宗这样一个皇帝，酷爱艺术。大家都很清楚，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政治造诣的皇帝之一，但他的艺术造诣却非常高，甚至可以说是艺术造诣最高的皇帝。历史上只有李后主李煜可以跟他相媲美。史学家们认为：在绘画技巧上，宋徽宗高于李后主；在诗词技巧上，李后主高于宋徽宗。李后主最著名的词就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国20世纪30年代还拍过一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借的李后主这句词。
宋徽宗对艺术感兴趣体现在很多具体的方面，比如他设立了文思院。宋代的文思院，设有各种作坊，分工达三千多作。今天不能想象，把一个事情分成三千多类，怎么分？可能分几十类就分不下去了。在三千多个门类中，反而没有“陶作”，没有烧造陶瓷的地方。我们分析原因，可能是烧造瓷器的条件比较恶劣，需要大量煤炭、木柴，会造成很严重的污染，而且在宫廷里烧火也很危险。清代在紫禁城里烧造珐琅彩是很小范围的事，所以能够容忍。如果是大规模的行为，就只能到景德镇去烧造。
北宋官窑比较罕见，因为宋徽宗执政的时间只有二十几年；又经过靖康之难，很多东西都毁掉了；再加上一千年时间的淘汰，能留到今天的北宋官窑非常罕见。
我在十多年前曾经见过一个。北京翰海的第一次拍卖会上，有一个官窑瓶子。这个瓶子最早在扬州文物商店收藏，那次拿出来拍卖。这瓶子有一个名字，叫“琮式瓶”。“琮”是一种玉礼器，古代大量使用。大部分人很容易把这个字念错，念成“宗”，应该念“从”。琮和璧是古代最重要的玉制礼器，琮用来礼地，璧用来礼天；琮外方内圆，璧外圆内圆。琮式瓶，就已知的资料来看，全世界只有四件，一件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一件在英国大卫德基金会，一件在台北故宫，最后一件就是这件。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里都没有收藏这样的琮式瓶。当时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件东西可能不真，也可能是明代烧造的。我就比较执着地认为它一定是真实的，就是北宋的，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它，非常幸运。
北宋的琮式瓶在工艺上有很多特征，容易被我们忽略。它是一个内圆外方的瓶子，你从里面看是圆的，从外面看是方的。南宋以后，工艺上就可以烧造外方内方的瓶子了。陶瓷工艺中，拉圆非常容易，搁在轮盘上，随着轮盘一转，立刻就能拉成圆形。做成方的就需要模具，要一点点拼接起来。北宋时期的工艺还不够先进，所以要先拉成一个圆，然后单做四个三角，粘在四个角上，最后挂上釉去烧。我首先从工艺角度上看，认为这个琮式瓶是北宋的艺术品。
当时还有很多人不认为它是北宋的，总觉得是后人仿的。我们要知道，仿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一定要有主观的愿望，就是我为什么要仿。比如，我就想造假。历史上也确实有这种人，就是想造假，造出来显示个人的成就，没有其他目的。那么，绝大部分人造假的目的都是为了赢利。在赢利的前提下，就有一个成本问题。如果造假成本高于真品成本，就不会赢利，造假也就不会存在了。这个原因导致历史上所有造假都集中在收藏热的时期，就是我们说过的北宋、晚明、康乾盛世、同光中兴到民国初年以及现在。那么，宋代官窑，在宋代没有人去造假，没有这个必要。到了明代，晚明时期的收藏中，追逐的对象不是宋瓷，所以也几乎没有造假。到了康乾盛世，尤其到了雍正时期，雍正对宋代官窑非常感兴趣，所以摹制了很多。清代宫廷主要是摹制，不追求一模一样，就追求形似，意思到了就可以。所以，雍正时期大量仿官窑的器物上，就写着“大清雍正年制”，说明本朝喜欢这种审美风格，跟完全欺世的造假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从这点推断，这件琮式瓶的古拙肯定在明代以前，可是明代以前没有造假的动机，所以我就认为它是真实的。后来，这件琮式瓶被拍卖，现在在一个收藏家手里，被公认是北宋官窑。
从这件事上可以感悟到什么呢？很多时候真理其实就在少数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当你的道行深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鉴定的这个东西的真实面目。问题出在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人，手里拿着一个大瞎活儿，但还坚定地认为是真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还非得要这么认为，那就出问题了。我觉得收藏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觉得有把握，那就坚定地认为真理在你手里；但当你没把握的时候，就不应该执迷不悟。简单地说，瞎子拿一个瞎活儿，就更瞎了。
公元1127年，南宋接替北宋。当时为了区分，北宋官窑就称为“旧官”，南宋官窑就称为“新官”。南宋官窑有两个烧窑的地方，一个是郊坛下，一个是修内司。这两个窑址都是20世纪发现的，一个是20年代，一个是90年代。
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有这样一段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袭徽宗旧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本朝”指宋朝。宋朝最早使用的定州白瓷因为有芒，不好用，于是造出青瓷器。北宋宣和、政和年间，京师自己安排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指南宋建都杭州，是一个很委婉的说法，明明是吃了败仗，被迫跑到南边，但说得很好听。所谓“袭徽宗旧制”，就是沿袭了徽宗时期的形制，先后在修内司、郊坛下烧造青瓷。“大不侔”，就是大不一样，新官窑跟旧官窑有不一样的地方。
耀州窑对于北方青瓷发展的影响
相信许多学习高古瓷的朋友，在了解唐代部分的时候都听说过4个字——“南青北白”。这4个字虽有些简单粗暴，不能代表唐代陶瓷种类的全貌，但却从侧面反映出唐代以北方邢窑白瓷、南方越窑青瓷为首的两大制瓷体系的审美风格。而这样的差异与各窑口先天条件的制约有着莫大关系。 But，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位于陕西的耀州窑却是一支特殊的存在。在唐至金几百年的时间中，耀州窑发生了几次让人意想不到的风格转变，其中几个疑点涉及到中国陶瓷史中至今未解的谜题。
你相信这是同一个窑口生产的器物吗?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
唐代耀州窑 耀州窑在唐代的产品种类庞杂，产品包括三彩器、白釉瓷、黑釉瓷、青瓷等。位于政治中心周围，整体水准自然不低，不过这时尚未出现具有代表性的顶级器物。
唐 三彩俑 耀州窑博物馆
唐 白底黑花花纹盘 东京国立博物馆
唐 褐釉盖罐 耀州窑博物馆
唐-五代 青瓷三足壶
五代耀州窑 当我们还在为唐代耀州窑品类丰富感叹的时候，它却另辟蹊径，完成了一次产业升级，这个改变耀州窑命运的时间点就是五代。 唐天祐四年（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李柷禅位。朱温改国号为梁，定都开封。这也是五代第一个中原政权——后梁。至此，如梦幻般繁华的大唐，在藩镇割据的久病之后、每况愈下，最终结束了长达289年的统治。 政权频繁更替的五代十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五代是中原地区更迭的五个朝代，十国是指在中心政权周边陆续建立的十个小国。） 就在这时，耀州窑完成了从野兽派风格到禁欲系的华丽转身，并且烧制出了水准能够与同时期越窑媲美的器物。
玫茵堂 五代 耀州窑青釉碗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五代 耀州窑花口盘
玫茵堂 五代 耀州窑盏
玫茵堂 五代 耀州窑莲瓣纹盏
玫茵堂 五代 耀州窑雕花卉纹执壶
玫茵堂 五代-北宋 耀州窑花式盏
东京国立博物馆 五代-北宋 耀州窑青瓷盘
这件青瓷盘收录于日本《耀州窑》、出光《宋磁》两本图录中，被官方定为耀州窑，从釉色、造型、支烧方式来看，是一件很有研究意义的器物。 除了浮雕类型的器物，五代耀州窑青瓷整体风格素雅、造型简洁，与唐代已是截然不同。不过最高质量的耀州青瓷大多集中在五代后期至北宋时期，又接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描述，这难免令人将其同传说中，后周世宗柴荣的“柴窑”联系在一起了。
五代十国后期示意图
传说归传说，仍需实证来考据。不过，耀州青瓷对汝窑的影响确实有迹可循的。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立国号为“宋”。取代了后周政权，并结束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基本完成一统。作为后周旧臣的赵太祖依旧建都于河南开封，这为后来河南地区高质量青瓷的产生奠定了政治与经济的良好基础。
清凉寺出土 汝窑 青瓷印花龙纹波涛纹碗
清凉寺出土 汝窑 青瓷印花龙纹波涛纹碗
清凉寺出土 汝窑 青瓷盆
在清凉寺出土的汝窑（及类型）的器物中，能见到从初期阶段到成熟期的器物（部分与传世汝窑有些差异，应为试验阶段的产品）。从装饰到造型、甚至是釉面质感与五代至北宋的耀州青瓷十分近似。芝麻支钉的支烧方式与上文的五代耀州器物，更是如出一辙。作为北方最早的高质量青瓷，五代耀州窑的意义或许是我们一直忽视的存在。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北宋至金代是公认的耀州窑的巅峰时期，釉色变为了通透的橄榄青，装饰风格趋向繁复的刻花。五代时期耀州青瓷的影子，大概只得在河南汝州汝窑中得以窥见几分了吧。 部分五代耀州窑器物欣赏
五代 耀州窑青釉花口洗
五代 耀州窑青釉花口大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