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彩花卉纹壁瓶清嘉庆
壁瓶是将瓶,尊等缩小制作,取其一半,背部扁平有孔,可以悬挂于柱子或墙壁上,故称壁瓶。古人常将壁瓶挂于床边,四时插花,人花相伴,芬芳满床。瓶底书金彩嘉庆年制篆书款。
据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记载,壁瓶造型最早出现在明代万历时期。它可挂在墙上或床内的柱子上,其器形多样,有葫芦式、半圆式、莲花口式、瓜棱式等,尺寸也有大小之分,所绘蘅皋掇青藻,毡室伴清嘉;宿再朝烟与润,山花野卉常新;动洁路搴秀,静悬屋盎春。
康熙对历代的瓷器很有研究十分欣赏,康熙十九年下令景德镇恢复御窑厂,研制新风格的各种瓷器。康熙二十五年景德镇御窑厂为宫廷烧制一套生活用瓷——“十二花卉纹杯”,第一次把“诗、书、画、印”在同一器皿上并用,每只杯上绘一种应时花卉,指代历史上的著名女性,并题上相应的诗句,惯称“十二月花神杯”。康熙皇帝十分喜爱,几次南巡都带在身边,他不仅喜欢花神杯瓷器的工艺更喜欢花卉配唐诗的文化意境。
十二月花神杯 规格:口径6.7厘米,足径2.8厘米,高4.9厘米
“十二月花卉纹杯”12件为一套,其外形特点为:撇口、深腹、浅圈足、胎体轻薄、器型精巧绝伦,造型规整优美,胎质乳白、器薄如纸、晶莹剔透;其外壁分别用一年十二个月中不同的花卉来装饰,并配以相应的诗句。康熙十二花卉杯上的花卉以水仙花开始,然后以此为迎春花、桃花、牡丹花、石榴花、荷花、兰花、桂花、菊花、芙蓉花、月季花和梅花,一杯一花,腹壁一面绘画,另一面题诗,诗句出自唐诗。每只杯上绘一种应时花卉,指代历史上的著名女性,并题上相应的诗句,惯称“十二月花神杯”。
花神杯诗词
一月水仙花:春风弄玉来清书,夜月凌波上大堤。
二月迎春花: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
三月桃花:风花新社燕,时节旧春浓。
四月牡丹:晓艳远分金掌露,暮香深惹玉堂风。
五月石榴:露色珠帘映,香风粉壁遮。
六月荷花:根是泥中玉,心承露下珠。
七月兰花:广殿轻香发,高台远吹吟。
八月桂花:枝生无限月,花满自然秋。
九月菊花:千载白衣酒,一生青女香。
十月芙蓉花:清香和宿雨,佳色出晴烟。
十一月月季花:不随千种尽,独放一年红。
十二月梅花:素艳雪凝树,清香风满枝。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该时期的诗词把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等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唐诗在历朝历代无不深受推崇。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彭定求、沈三曾、中讷等十人奉敕编纂《全唐诗》,以明朝胡震亨的《唐音统签》、清初季振宜的《唐诗》两书为底本增订而成,共收集二千二百余人的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唐诗,成为史无前例的唐诗全集。在康熙花神杯所用十二首咏花诗词全部引用《全唐诗》或同时期的诗词。
清 乾隆 青花“法华寺”铭花卉纹觚(音姑)
明清时流行的佛前供器一般为五件,包括一对花觚、一对烛台及一件香炉,合称“五供”。觚腹部书写“法华寺”三字,推测这对花觚是法华寺的供器。
瓷质五供最早出现在正德时期,但成套传世的瓷质五供主要是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烧造的。按其装饰方法可分为青花、粉彩、斗彩等各种样式。五供的形制各朝代变化不大,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大小均有。整套瓷器上多装饰缠枝莲托八宝纹,排列为轮、螺、盖、伞、花、瓶、鱼、结,逐渐成为一种祈求吉祥的传统纹样。
清廷信奉佛教,供器多以莲花装饰。在所有花木中,莲花与佛教的姻缘最为密切。莲是佛花,是佛国的象征与圣花。莲花为“佛中圣花”,在佛教中有多重意蕴……《妙法莲华经》就是因为用莲花喻佛所说教法的清静微妙而得名的。莲花,即妙法。花代表接引众生的法门。佛即莲,莲即佛。莲花的自然美完全可用来象征佛教种种理想。莲贵善美,昂首挺展,日艳且鲜;洁身自处,傲然独立;其根如玉,不着诸色;其茎虚空,不见五蕴;其叶如碧,清自中生;其丝如缕;绵延不断;其花庄重,香馥长远;不枝不蔓,无挂无碍;更喜莲子,苦心如佛……白色莲子,正如人的佛性。小小的莲房、莲子,在佛眼中,广阔无边,是人所探究,也是应认识的本心、佛性。莲蓬上供莲子居住的莲室,曾被喻为人体的窍门,也代表接引众生的法门。可以说,莲花几乎无处不是佛性的体现。
这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顺治青花“老虎听法”纹盘,盘直径21.2厘米,敞口,口沿施酱釉,圈足内有“玉堂佳器”四字款,盘内绘三位僧人,一人手拿佛珠,一人手拿菩提叶,一人手拿蒲团,前方一老虎正听闻高僧说法。只见它坐地虔诚地前掌抱拳似在合十,全然没有了虎啸山林的威猛。
老虎听法、老虎皈依的故事在佛教界早有流传。十八罗汉中就有一尊“伏虎罗汉”,其现身是人虎和谐相处的典型,也是度化猛兽的范例。
十八罗汉最初只有16位,主要流行于唐代,至唐末,开始出现十八罗汉,到宋朝时,则盛行十八罗汉了。
十六罗汉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佛经上说他们是受了佛的嘱咐,不入涅槃,永住世间,受世人的供养而为众生作福田。佛教传到中国后,十六罗汉成为艺术家创作的题材,后来画家画成了十八罗汉,可能是把《法住记》的作者庆友和译者玄奘也画在一起,演变成为十八罗汉后很快就在中国流行了。
南朝梁武帝时,有位僧人住拾宝岩,山中有虎,人皆不敢夜行。唯该僧毫无畏惧口中念诵经文夜行过山,老虎闻经则纷纷避去。帝赐号“伏虎禅师”。
梁朝法聪法师8岁出家,在襄阳伞盖山白马泉筑室而栖。晋安王拟为其建造禅室,发现堂内有虎,十分惊惧,法聪法师以手按虎头,虎即闭目伏地。晋安王告诉法师境内有虎灾,法聪即入定,不一会17只大虎鱼贯而入。法聪命弟子给老虎颈项系上布绳,嘱咐老虎不要再惊扰乡民,果然自此无虎害。法聪法师居处夜放光明,不用灯烛,世寿92岁端坐而化,被人称为“伏虎罗汉”。
“老虎听法”青花盘上的画法,是师承前朝画家的画作。明代画家丁云鹏就画过“伏虎罗汉”,画意与此盘类似。宋代有一幅“伏虎罗汉”图与此盘更为相像,画面为三位僧人,其中一头有光环的高僧,手抚摸虎头,老虎似在听闻高僧说法。可惜画家没有署名,留下了遗憾。
清康熙斗彩张骞乘槎图对碗
斗彩“张骞乘槎图”对碗是郎窑专为康熙六十大寿所烧制之贺礼。其造型轻盈优美,胎薄如纸,坚致白皙,釉质温润莹泽,至为可爱,青花幽靓而雅洁,彩料绚丽又清新,画笔生动,娇丽无匹。画中红日远升,仙鹤翱翔,寿山福海之中,张骞斜坐槎上,素冠云履,长须宽袍,双目凝视手中书卷,安详而自得。而槎下波涛翻滚,富具动感,一动一静之衬托令人渐入佳境。槎舟瘿节累累,屈曲之致。槎尾悬挂红彩葫芦,似随风摆动。两碗纹饰高度一致,惟以张骞所系之腰带色彩为别,一红一绿甚为巧妙。正合“贮玉液而自畅,泛银汉以凌虚”之佳境。
此碗所引纹饰之典故为“张骞乘槎”。张骞是西汉的著名外交官,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前后长达十九年之久,行程数万里,历尽艰辛磨难,得使西域各国相继归汉,横贯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由此开辟,促进了汉代经济的发展。“张骞乘槎”是千百年来一段雅俗共赏、耐人玩味的仙话,诸如唐宋诗词、敦煌梵文、元明清戏剧均见引用化裁。杜甫《秋日夔府咏怀》中有“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张骞。”之句
自元以降,“张骞乘槎”被广泛使用在各种工艺品的装饰之上,目前所知最早以“张骞乘槎”为工艺品题材是元代著名的冶银工匠朱碧山所制的银槎。至明中后期,犀角雕刻艺术中亦屡屡出现。而其作为瓷器上的纹饰可以追溯到为元代磁州窑彩绘罐,官窑瓷器最早见于成化一朝,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珠山御器厂遗址成化地层曾出土青花婴戏图大碗,其内心图案为“乘槎图”,此例一开,后世官民窑瓷器中亦喜此纹饰,以崇祯时期描绘最精,入清以后,则所见甚少。
将于本月14日至17日在东亚展览馆举行的第三届上海“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吸引了上海、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古玩界的众多机构前来参与,上海崇宝堂带来了清乾隆·黄釉青花九桃纹盘(口径27厘米)和明成化·斗彩麒麟纹窝口盘(口径21厘米)等瓷器精品,颇为引人注目。
黄釉,是以氧化铁、氧化镁、氧化锡为着色剂,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釉色,也称铁黄,最早出现在汉代釉陶上。黄釉还分低温黄釉和高温黄釉。汉代釉陶、唐三彩、辽三彩彩釉陶上出现的黄釉,均为低温黄釉。高温黄釉出现在唐代安徽寿州窑、萧县白土窑,河南密县窑、邞县窑,陕西铜川窑,山西浑源窑,河北曲阳窑和湖南长沙窑上。瓷器上的高温黄釉,多为普通的民窑制品;而瓷器上的低温黄釉,多为官窑制品,非常珍贵。瓷器上纯正的低温黄釉,作为在烧成的瓷坯上,两次入窑烧成的装饰釉,出现在明宣德年间。明成化、弘治黄釉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清三代官窑黄釉精美,尤其是康熙黄釉釉质细而晶莹,似鸡油,故又称“鸡油黄”。
乾隆时期,黄釉青花瓷、黄釉粉彩瓷和黄釉珐琅彩瓷盘等较多出现,给人以华丽的效果。此黄釉青花九桃纹盘,以黄釉为底,盘内以青花饰桃树一棵,结九枚硕桃。民间流行有东方朔三盗仙桃,汉武帝得西王母赠仙桃的传奇故事。所绘硕桃象征长寿,取“祝寿”之意,硕桃累累,不禁使人想起“南山仙桃大如牛,一食能益千年寿”的佳句。此类纹饰寓意吉祥的瓷器,应是万寿节(皇帝生辰)的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