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作为我国四大名瓷之一，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听说过它的。青花瓷是瓷器中的一种主流产品，最早出现于唐朝。青花瓷在历史上的发展还是相当不错的，其在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表现特征，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元代青花瓷的特点。
元青花是元代生产的青花瓷品，由于真品较少一直未被陶瓷专家关注，但是近年一件“鬼谷子下山”的元青花罐在英国拍卖创造上亿的天价，掀起了元青花瓷器的收藏热潮。
元青花除缠枝莲、缠枝牡丹、卷草等蒙元贵族偏爱的花纹之外，还经常直接将民间故事和历史典故写实地绘制于表面。这类元代青花瓷器呈现了统一的画风，用笔扎实，一气呵成，写实意味浓郁，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其丰富的表意性直接影响了明代小说绣像和人物画的笔法。
元代青花瓷器的胎体，有些洁白，釉面纯净透明；有些胎色泛灰，釉面白中带青或是较为乳浊。器面上的青花呈色更会因为鈷料来源不同而产生相异的色泽。
元代青花所使用的鈷料有国产青料和进口的苏麻离青料二类，前者偏向蓝灰色或蓝黑色，后者则浓艳如蓝宝石，并且会有自然凝聚的黑疵斑点，是精品青花瓷器的标准色泽。
元青花的装饰图文繁而不乱，所绘题材多种多样，风格鲜明。元青花相对于其他朝代的陶瓷其风格还是较为突出的，是比较有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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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朝代中青花瓷的特点——明青花瓷
青花瓷中，产地以景德镇青花瓷为佳，说到青花瓷发展过程，明青花瓷的工艺已经日益娴熟，现代青花瓷作品有很多都仿照明青花瓷，笔者在世博会纪念礼品中也见过一例明青花瓷仿品。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瓷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2、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3、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5、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6、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总体来说，明青花工艺比较完善，已经具备规模生产的能力，现有很多精品存世。
各朝代中青花瓷的特点——唐宋青花瓷
青花瓷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本文简单介绍唐代与宋代两朝代的青花瓷特点，希望让读者大致了解。
唐代青花瓷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宋代青花瓷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元代青花瓷稀少的可能原因
“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是让全世界收藏者都如雷贯耳的中国瓷器，2005年的2.26亿元人民币，这个中国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至今也没有被打破。日前，在北京长风春拍上，一件估价1000万元的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以1344万元成交，另一件估价20万至30万元的元青花凤纹盖盒以50.4万元成交，人们的关注显然并不是因为又出了什么天价，而是它发出了一个信号，“元青花热”经过大浪淘沙，进入黎明前的宁静，收藏者开始分化并思考着下一步出路。随后，北京保利春拍将推出的元青花凤穿牡丹梅瓶（估价120万至180万元）、北京匡时的元青花福禄万代葫芦瓶（估价300万至400万元）、元青花云龙纹竹节高足杯（估价9万到12万元），可能意在投石问路。左图为元青花缠枝花卉纹玉壶春瓶成交价67.2万元。
最具争议的国宝
带有元朝蒙古部落的粗犷豪放，在中华民族传统审美中特立独行，元青花是中国最名贵也最具争议的瓷器。一位美国学者最早提出元“至正型”青花瓷一说，上世纪50年代，他根据对英国戴维得基金会所藏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和土耳其、伊朗博物馆所藏青花瓷器的研究，将元青花推上了国际舞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出国的收藏者从国外带回信息，元青花在国外拍卖而且价格不菲，国内更多的人才意识到元青花这么珍贵，并开始关注它。2005年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拍卖前后，民间出现了元青花收藏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国内从开始到现在都在争论，在中国民间有没有元青花？有没有精品大器？以及元青花的青料、用途、鉴定等问题上，民间收藏者同博物馆专家之间、民间收藏者同民间收藏者之间、文博专家同文博专家之间，一直唇枪舌剑。“但相信中国民间有元青花的人越来越多了，原来一口咬定没有的博物馆专家也有所改变。”武汉收藏者耿志潮说，他是相信民间有元青花一方的代表之一。
旅居日本的收藏者宣草园主人认为，元人对艺术的追求没有倒退。青花瓷制作当时属新兴产业，绘画烧制能表现出纸墨效果，装饰更加精细生动，这种独特之处建立并巩固了青花在瓷器业中数百年的主导地位。
根据烧制时间，有瓷器研究者将元青花分为延祐期、至正期和元末期3个阶段，认为其中以“至正型”为最佳。但也有不同意见，萱草园主人就觉得“至正型”元青花的概念还不是非常清晰，仍然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所谓的“至正型”，很大程度是研究者对某些理想元青花的一种统称，还缺乏明确、严格的界限和确凿的历史断代证据。
为什么元青花不被人所认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清宫旧藏历朝历代艺术品都有，就是没有元青花，故宫博物院收的元青花也是各地发掘出土的。耿志潮推测，元青花当时不一定是最高统治者赏用之物，可能是达官贵族或者文人雅士所用。因为元朝蒙古族统治者更喜欢金银器，瓷器不是元朝皇帝最喜欢之物，所以皇宫库存没有元青花。
有资料记载，目前全世界元青花精品不足200件，国外约有9个国家、30多个美术馆藏有元青花。国内共百余件精品，其中北京故宫有十余件，上海博物馆有几件，其余代表器分散于全国各地。但这组关于元青花存世量的数据，已被国内收藏者认为过时。“根据我多年的研究，国内元青花精品应该有一两千件，日用小件器物更多些。”与耿志潮一样，认为国内的元青花数量不只百件的收藏者不占少数，但最后的结论谁也还下不了。
康熙时期青花瓷的特点
1、早期康熙青花胎体厚重，釉面肥润呈青白色，有缩釉和小棕眼，也有器身与器底釉色不一致，个别器物口部往往刷一层酱釉，底足处理不是很细腻，有火石红，露胎处能看到一圈细密的旋环痕迹。
2、康熙民窑器中常见缩釉、粘砂、不光滑现象，器物底足内釉薄泛白，常见放射状的跳刀痕，有的足墙同面斜削呈尖状，圈足直径大，许多瓶、觚、罐的底足出现台阶的形状，其折角处极为挺直，俗称“二层台”或“台阶底”。双圈足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流行，尤以夔龙折沿洗、印盒居多，里圈都较外圈矮，两圈间露胎无无釉，圈足宽厚。
3、康熙中期青花由于烧成温度进一步提高，胎体洁白坚硬，断面有如“糯米糕”。很少有杂质，胎体薄厚适中，注重修胎。釉面有粉白和浆白两种，粉白釉面硬度高，浆白釉面略显疏松，偶有开片，还有一种亮青釉。中期青花瓷器圈足没有早期大，有的足端经过打磨，光滑呈泥鳅背状，但没有后期雍正青花的滚圆，少见火石红，胎釉结合很紧密，器内外壁及底足釉色基本一致。当时还出现用精细淘洗的浆泥制成的瓷胎，俗称“浆胎”，产品有水盂、印泥盒等，胎体偏轻。
4、晚期青花呈青白釉，亮青釉居多，也有粉白釉，釉面光泽深沉含蓄，胎体比中期要重，硬度高，底足较深普遍采用平切，切削整齐。
5、早期青花瓷器使用浙料或江西、广东青料描画，呈色灰蓝，个别发色欠佳，浓重灰暗及蓝黑，与顺治青花特点很相似。
6、中期青花使用云南省的“珠明料”，这种青花色料提练精纯，由于水沉法改进为煅烧法，呈色鲜蓝青翠，无漂浮感，明净艳丽，清朗不浑，艳而不俗。有的呈宝石蓝色，鲜蓝而不火气，它与清代其它各朝青花有很大的区别，时代特征十分明显。并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面貌。人们往往称康熙青花为“翠毛蓝”、“康熙五彩”、“墨分五色”。色彩变化有五个层次的色阶，所用青料有“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之分。古人对康熙青花评价甚高，谓“其青花一色，见深见浅，有一瓶一罐而分之七色、九色之多，娇翠欲滴。”器物画面浓淡深浅，光线强弱分明，不同层次的渲染，完全是由于工匠们熟练地运用色料的技巧，即分水方法，有意识地造成多种深浅层次不同的色调，甚至在一笔一划中也能分出深浅不同的笔韵，如青花山水人物图，花鸟图等，无论远山近水，层峦叠嶂，均富有层次的节奏感、立体感，结合晕染法的使用，使其更接近和达到国画题材的表现手法，犹如一幅水墨花，很具观赏性，这也是康熙青花备受世人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宣德青花瓷的特点
经过了明永乐时期的创新和发展，宣德朝成为明代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宣德时政局也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天下较为富足，为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加上宣德帝本身喜爱艺术，擅长书画，在他的倡导下，艺术风气激荡，对青花瓷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器形
宣德青花瓷的造型凝重敦厚，制作精致。底足多为圈足，以浅圈足为多，盘、碗等器的底足多有棱边感。后仿者底足处理的过于圆滑，足端滚圆，无棱边感。
纹饰
宣德青花瓷一改永乐的纤细风格，画意豪放生动，笔法遒劲甜畅，内容题材丰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尤以龙纹威猛雄健，为明清两代之最。还有一些特征性画法，例如笔画相连的回纹；蕉叶中经用较粗双线勾成，不到叶间相聚成三角形状；莲瓣边框不填色，而莲瓣满色等。现代仿品多笔法呆拙，全无自然豪放甜畅之感。
胎体
胎体坚致细白，大器多为厚胎，盘底为光滑无釉的白砂底，没有旋痕。后仿器的胎体处理生硬而显得娇柔造作，砂底处常见清晰的旋纹。琢器的胎体一般分段横接而成，虽然制作精细，仔细观看仍然能看出衔接痕迹。清代所仿扁壶则采用对开模制，前后台模而成，因此在器身两侧可见或摸到拼缝痕迹。现代仿品的器身则没有横向的衔接痕。
釉面
多橘皮纹是宣德青花瓷的突出特征，釉质肥厚细润，釉面多白中泛青，在器身器足的边际、棱角等转折处，常有呈水绿色的积釉。有的釉面气泡密集，大小不一，呈乳浊状。琢器的器里釉汁流淌不均，可见垂流痕。清代仿宣德器中，特别多乳浊现象。雍正时仿宣德器最多，但釉色青中泛白，釉泡大小一致而无层次，橘皮纹过于规整，也不自然，现代仿器的釉色过深，釉层却薄，有的没有橘皮纹。
元代青花瓷器
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成功地烧制出青花瓷器。中国国内现存各地传世、出土的元代青花瓷有100多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元代青花瓷有200多件。
元代中、晚期青花瓷器，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多为小件器物，胎体轻薄，不甚精细，多为青白、乳白半透明或影青釉。青花的颜色灰暗迷蒙，纹饰稀疏但奔放洒脱，有的可以说相当潦草，常见器物有高足杯、碗、盘、香炉、小罐、蒜头瓶、玉壶春瓶等，多为日常生活用品，这类青花瓷器当时生产数量有限，属民用瓷。
另外一类青花瓷器，以大件器物为多，其共同特点是大器者胎体厚重，小件轻薄，色白致密，透明釉白中闪青，青花颜色浓艳鲜亮，色浓处有黑褐色斑点。该类器做工精良，纹饰层次多，有的甚至多达10来层，画得很满，但繁而不乱，层与层之间留一周空白，器底端两层之间无空白，每层纹饰内容之间没什么关系，如经常在缠枝菊、蕉叶、缠枝莲、缠枝牡丹之间夹杂云凤、云龙、杂宝、海水江芽等，将毫不相干的纹饰组合在一件器物上。这类瓷器国内传世品极少，墓葬出土也不多见，绝大多数是窖藏出土。估计是由于当时发生了某些突然变故，在不便随身携带的情况下，埋于地下保存的。
元代青花瓷器与元代戏曲
在传世与出土的元青花瓷器中，除一批绘有飞禽瑞兽、花卉莲池等构图严密、笔法工整，且体量颇大的制品甚为精美外，另有一类绘有人物故事图的器皿同样美轮美奂。据考，元青花瓷器上的这类人物故事图主要表现元代杂剧中的某个剧情，带有此类装饰的器皿传世数量远较前一类少，目前已发表的十余件作品，除部分国内收藏外，大多流散在世界各地。
元青花罐（尉迟恭单鞭救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元青花罐（三顾茅庐）英国裴格瑟斯基金会收藏
元代是蒙古人先后吞灭了西夏、金，又经过长达四十年的对南宋战争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尽管有元一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元世祖忽必烈乃至其后的几任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的措施，使中原地区在遭受战争重创之后的几十年里经济有所发展，社会趋于稳定，继而出现了“自中统至今五六年里，外侮内叛继继不绝，然能使官离债负，民安赋役，府库粗实，仓廪初定，钞法初行，国用粗足，官吏逆转，政事更新”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蒙元政府是外来的，进入中原地区后，要顾及的方面很多，这就使得有元一朝不仅未能像其他朝代在礼乐制度上取得强有力的控制，相反创造了一个宜于戏曲繁荣生长的、比较理想、比较宽松自由的人文条件。再加上建元后的几十年里科举废除，大批文人投入戏曲创作，于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作家与作品，开启了中国戏曲创作繁荣昌盛的局面。据元《录鬼簿》、元末明初《续录鬼簿》、明洪武《太和正音谱》等有关著作的记载，元代杂剧作家有近百人、作品有近千部之多，元代杂剧的兴盛由此可知一斑。遗憾的是其中大部分只是剧目名称，完整的剧本则不多。
元代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主要取材于当时盛行的戏曲，特别是杂剧，从目前能收集到的作品看，故事内容主要有以下几则：
1.萧何月下追韩信图，1950年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东善桥观音山明洪武二十五年沐英墓出土的梅瓶上绘有此图，瓶高44.1厘米、口径5.1厘米、足径13厘米，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器腹绘一幅“萧何月下追韩信”图。《萧何月夜追韩信》故事以《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韩信传》为原型，讲述楚汉时期韩信先后投奔项梁、项羽乃至刘邦，都不被重用，继而愤然离去。萧何闻此消息，夤夜追回韩信，说服刘邦重用他，最终成就帝王之业的故事。萧何、韩信故事的雏形始见于唐宋话本，元代全相平话《前汉书》中虽有“汉王南过栈道，于褒州仗着萧何三箭之功，举信一人之德”之句，但没有具体的描述。收录在《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中的，由元金仁杰编写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则有此情节，戏剧第二折主要表演萧何在追赶上韩信后，两人一起登上艄公小船离去的情景。瓷器梅瓶上绘画的萧何、韩信、艄公正是剧中追韩信故事中登场的三人物。相同的是，除青花梅瓶上有萧何月夜追韩信图外，元磁州窑五彩瓷枕上也有相同题材的图案，两件制品上的萧何、韩信形象基本一致，只是后者制品上的韩信骑在马上而已，两件器皿上的纹样显然都是根据杂剧剧情绘画的。
2.尉迟恭单鞭救主图，广西横县博物馆收藏的1980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农科所主楼西侧工地出土的元青花罐及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罐上绘有此图，前者高30厘米、口径22厘米、足径19.5厘米，后者高27.8厘米。两件罐的画面都抓住单雄信杀败唐将，欲追赶秦王李世民，尉迟恭策马单鞭救主离去的主题绘画的，但两罐的人物姿态及辅助纹样有所不同。如广西横县罐图案中的唐太宗作徐鞭向左回首状，前有一对凤凰引路，尉迟恭扬鞭紧随其后，一侧有两骑马交战的将士与两持械士卒。美国波士顿罐图案中的尉迟恭，紧随在唐太宗后作扬鞭保驾状，尉迟恭身后还有一位双手擎印有“唐太宗”三字旗帜的士兵，少两位持兵器的士卒。《旧唐书》卷六十八中有关于李世民因从猎于榆窠，遇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趋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更率骑兵与世充交战数合，其众大溃，擒伪将陈智略，获排矟兵六千人的记载。此事迹至宋元编为杂剧，且有不同作家编写故事侧重面不同的剧本，目前见于著录的至少有三种，一为《尉迟恭鞭打单雄信》，收录在《孤本元明杂剧》中，作者阕名，现有存本；二为《尉迟恭三夺槊》，收录在《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为尚仲贤所作，现有存本；三为《尉迟恭单鞭夺槊》，此剧较为复杂，各本《录鬼簿》失载此目，但《元曲选目》、《曲录》皆以此本与《尉迟恭三夺槊》混为一剧，今传有关汉卿、尚仲贤等人撰写的剧本。杂剧作者在编写同类题材故事时，一般多会在史实的基础上根据各人不同的戏曲思路修改情节，故事内容大同小异、剧目名称稍加变化的现象在元代杂剧中普遍存在。《尉迟恭鞭打单雄信》杂剧的主要脉络即是依据史实而来的，具体情节则作了改动，表现唐初立之时，各路反王争立为帝，相互混战，唐太宗率军前来克伏洛阳叛军王世充时，与军师徐懋功二人私赏洛阳，恰遇单雄信，被其追杀，危急之际， 尉迟恭接信前来救驾，单鞭击伤单雄信，救出唐太宗。瓷罐上尉迟恭单鞭救主的场景与剧情大致相同，只是上述杂剧中表演救驾李世民时，除了尉迟恭与单雄信交战外，没有其他将领出场，而且唐太宗是一人先回营，尉迟恭战胜单雄信后再折还的，与上述两瓷罐上两军将领交战，尉迟恭紧随唐太宗身后回营的情景有别，而此两罐的画面又有一定的差异，表明两罐纹样应该是根据内容相类似的不同剧本的剧情绘画的。
3.蒙恬将军图，1956年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出土的玉壶春瓶上有此画面，瓶高29.5厘米、口径8.4厘米、足径9厘米，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瓶腹上的蒙恬将军头戴翎冠，身披甲袍，足蹬长靴，左手扶椅，右手前伸，似在审讯一名被抓的官吏。身后一士兵披甲悬剑，双手握一杆书有“蒙恬将军”四字的大旗。蒙恬前方一名持弓武士，似作禀报军情状。武士身后一短衣束带裹腿的士卒正按着那名跪伏于地的官吏。《史记·蒙恬列传》中有关于“秦已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记载，元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本《全相平话秦并六国》中有以此事迹写成的故事，有关这一题材的杂剧目前则不见传本，但有研究者根据瓶中人物的穿着，特别是头戴的翎冠，指出“此瓶故事取材于《秦并六国》中的一个情节，人物穿戴则本于当日的戏曲服装”，如蒙恬将军的插翎之冠，“又见于元杂剧武将的形象描写”。据此可以认为，玉壶春瓶上的图案应该是依照当时流行的与戏曲相关的图案绘画的。
4.昭君出塞图，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罐与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南大街131号军分区窖藏出土的高足杯上绘有此图，前者高28.4厘米，后者高8.9厘米，口径7.7厘米、足径4厘米。元代有多出表现昭君的杂剧，遗憾的是许多剧本没有流传下来，如关汉卿的《汉元帝哭昭君》未见传本；吴昌龄《夜月走昭君》未见传本，张时起的《昭君出塞》亦未见传本，有传本的仅见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雁汉秋宫》。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青花罐上的“昭君出塞”图画面宽阔，以山石、苍松、芭蕉、柳树等将三组人物既分又合地连成一体：三名骑在马上的女子为一组，其中一头梳高髻，身着汉服，怀抱琵琶的女子是王昭君，左右各随行一穿胡服的女子；六名男子分成二组，分别是迎亲的匈奴使节和汉朝送亲的人员，画面再现了杂剧表演的场景。高足杯不能像罐那样以卷画的形式表现剧中的场景，但采用了局部画像手法，将剧中昭君怀抱琵琶骑马离故土的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千载琵琶作胡语”的悲愁神情用青料绘画得入木三分。
5.周亚夫细柳营图，日本松冈美术馆收藏的元青花罐上绘有此图，另据有关书籍披露，曾有一位日本人也收藏过一件周亚夫细柳营图青花罐，此罐后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者高27.2厘米，后者高22.1厘米。周亚夫执法如山、治军严谨的精神被后人所推崇，其事迹被编成戏曲广泛流传，特别是元代，有多出关于“周亚夫细柳营”的杂剧。然目前见于著录的主要有郑光祖的《周亚夫细柳营》与王廷秀的《周亚夫屯细柳营》，惜均无传本。然此两件罐的画面则可补剧本失缺的遗憾，两罐的主题内容完全相同，均表现汉文帝亲赴细柳劳军不得入，只能按辔徐行至营的情景，但两罐人物的具体绘画有所不同，毁于二次世界大战罐上的汉文帝衣衫上有织绣，旁为相随的牵马士卒，周亚夫端坐帐内，形象威武；另一件罐上的汉文帝衣服上没有刺绣，一官员相随其左，周亚夫戎装坐于帐内。两件罐上部分人物衣饰与“萧何夜月追韩信”梅瓶及“蒙恬将军”玉壶春瓶中人物相同，显然多是根据当时戏剧表演时的流行服饰绘画的。
6.三顾茅庐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带盖梅瓶和英国裴格瑟斯基金会收藏的元青花罐上均有此图，前者通高38.6厘米，后者高27.6厘米。元代也有不少表演诸葛亮故事的杂剧，如《诸葛亮秋风五丈原》、《诸葛亮军屯五丈原》、《诸葛亮隔江斗智》、《诸葛亮博望烧屯》、《诸葛亮挂印气张飞》、《诸葛亮石伐陆逊》等，其中有的有流传本，有的只存剧目，涉及上述史迹的传本仅见一处，为王晔编写的《卧龙岗》，惜只有剧名，未见传本。瓷器上的“三顾茅庐”图绘画得相当精彩，梅瓶上的诸葛亮神情悠然地坐在茅庐内看书，头梳双髻的童子在庭院里扫地，另一侧刘备居前躬身施礼，关羽拱手作揖、张飞紧随其后，画面构图与《三国志平话》中插图相类，但人物形象不尽相同，特别是瓶图中关羽的扇形长胡子就是当时舞台表演时戴的假胡子，十分夸张，关、张两人的插翎之冠也与杂剧中的装束相同，与插图本明显不同。罐中画面绘画得相当精湛，诸葛亮端坐在山石上，侧身聆听家童的报信，其旁立一双手捧书的书童，篱笆外，身着织绣长袍的刘备躬身拜谒，关羽回首作阻止张飞吆喝状，与《三国志平话》中书写的“先生并关张直入道院，至茅庐前施礼，诸葛贪顾其书，张飞怒曰：‘我主是汉朝十七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今折腰茅庵之前，故慢我主’。云长镇威而喝之”的情节一致。但画面人物衣饰线条飘逸，神情刻画生动逼真，远较平话中的插图精美，显然不是以平话的插图为粉本，而应与当时流行的杂剧画本相关。
7.江州司马青衫泪图，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法特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梅瓶与日本德川家旧藏，现为日本松冈美术馆收藏的元青花罐上分别绘有此剧不同剧情的画面。梅瓶高35.6厘米、口径5.5厘米；罐高26.7厘米。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此罐梅瓶上所绘图案多被视为是《西厢记》中崔莺莺之母拷问红娘的画面剧情，然有研究者认为，红娘身为丫鬟，老夫人在拷问她时，她不可能像瓶上所绘仕女那样掩面而立，而应该像明人木刻插图中所表现的“拷红”画面那样，红娘总是跪地对着崔母申辩的，因此梅瓶罐上所绘肯定应该不是《西厢记》，而可能应是元代马致远所撰《江州司马青衫泪》中的场景中第二折的情节。
接下来有一个需要弄明白的问题是，元代制瓷工匠在青花瓷器上绘画的这些故事图时不可能事先将不同剧本的剧情记在脑子里然后默画出来，而应是与元代浮梁瓷局所烧制的官窑器一样是依照粉本绘画的。浮梁瓷局的粉本是由将作院下属的画局提供的观点已有研究者进行过探讨，并得到了大多数研究人员的首肯，那么人物故事图的粉本是由谁提供的呢？开始笔者以为应该是根据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建安李氏刊本《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与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刊本《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上图下文)一类小说的插图绘画的，然仔细对照后发现，尽管《平话五种》的插图要比《三分事略》的细腻，人物形象也较之生动，但仍不如瓷器人物图生动，人物的衣褶线条更不如瓷器的流畅自如，可见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应该另有摹本。上文论述可以证实，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多与杂剧有关，那么景德镇制瓷工匠用作画稿的也应该与杂剧有关。1980年，中国书店在一部《通志》的书皮中发现了元代(亦有认为是元末明初)刊本《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卷五面，间有插图一幅半，表明元代确实存在根据戏曲剧情雕刻的版画。相同的是在整理出版1908至1909年被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掠取的约5000件西夏-元时期的写本刻本文献和约2000件古代绘画、雕塑、织绣、器物等美术品时发现了数件与金元戏曲有关的资料，一是元刻本，为未染麻纸，墨色偏淡，由于时代久远，麻纸已损，但依稀能观察到图案的刻线繁复而流畅，表明元代有相当精细的版画。二是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北曲杂剧即是受之影响形成的，表明在元杂剧之前已有戏曲刻本的存在。三是《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和《关公图》，如果说前两个发现可以表明元代已有将戏曲人物故事雕刻成版画的事例，那么后两幅木刻版画的发现，可以成为探讨元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是否有粉本，粉本出何处的重要依据。俄国学者萨玛秀克在《十二至十四世纪黑水城汉藏佛教绘画》一文中对此作了颇为深入的研究，针对《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其文中称之为《四美图》)指出“没有或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是把四个人同时写进去的。这幅版画的一系列特点都让人想到，它定是某个文学原型的再现，须要在戏曲作品中去寻找”。同时她以明代戏剧《四艳记》为例，认为“四个美人命运的戏剧作品，有同时写在一个剧本中的……四幕剧，名为《四艳记》，是已经失传的剧本，也是我们推测这幅版画的素材由来”。针对版画的制作年代，有一些学者视之为金代作品，但萨玛秀克不持金代说，认为“说这幅《四美图》是属于晚一点的年代——元代也是合适的，因为正是十三至十四世纪，被认为是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萨玛秀克的观点与中国戏曲、版画的发展更吻合。另一幅《义勇武安王》图(其文中称之为《关公像》)中的人物形态、服饰、神情，及四周陪衬的书有“关”字的大旗与松针、松树枝干等刻画，与青花瓷器的绘画风格完全一致，特别是关羽，三缕美髯，浓眉大耳，束袖长袍，幞头长靴，双拳紧握、双脚斜蹬，神情威武地端坐在椅子上，那装束、那姿态与戏曲舞台形象如同一辙。此《关公像》的制作风格与《四美图》接近， 两件作品的时代自然相同，元代作品的可信性很强，它们的出现，使得《通志》书皮中发现的一幅半戏曲插图(其中一幅为“孙飞虎升帐”，另半幅标目无存)不再是孤例。尤值得一提的是两幅画面均有题款，前幅上部偏左一侧印“平阳姬家雕印”，后幅左侧上部有“平阳府徐家印”，都出自山西平阳的雕版印刷匠之手，只是出于不同工匠之手而已。据查，平阳是古代，特别是元代戏剧活动最活跃的地区，而且也是元代印刷业的中心，此处留存有不少与戏曲有关的文物古迹，此两幅版画虽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但其是当时从平阳制作后流传出去的作品。由于这两幅版画的尺寸很大，其高多在70厘米以上，因此有人分析它们应该是某一戏剧上演时用来宣传的招贴画，但也有人认为当是年画更合适， 有的干脆说是招贴年画，然不管是招贴画还是年画，抑或其他，图中内容取材于戏剧这一点是相同的，同时从刻印的水平看，这两幅雕版印刷画远较元代建安李氏、虞氏的小说插图要高。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应该是以类似黑水城出土的由平阳工匠特为戏曲制作的印刷画为粉本的。这类通过雕版后再印刷的纸张画便于携带，从北方平阳流传到南方景德镇是十分方便的。景德镇制瓷工匠在以雕版印刷画为粉本作画时，既抓住了版画注重人物神情姿态刻画的特点，又保留了版画上山石剔刻的犀利风格，使元代瓷器上出现了与其他青花纹样别样风格的画面。从而，不仅填补了元代戏曲版画数量的不足，而且也使部分失传杂剧的剧情通过瓷器画面保存了下来。这些精湛作品的问世，表明元代景德镇窑的彩绘工艺已达到了其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峰。
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
元·青花牡丹琛宝菱花口盘
元·青花仙鹿图玉壶春瓶
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元代是景德镇瓷器生产最为繁荣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有四大成就在陶瓷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即青花瓷、釉里红瓷、卵白釉瓷及颜色釉瓷。当元代中后期，景德镇青白瓷走向衰落的时候，青花瓷器跃上瓷苑并最终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产品之一。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瓷器生产中的重要发明之一，虽与元青花的制作工序相同，但技术含量更高，较青花的烧成难度大，产量也更低，色彩纯正的器物传世不多。枢府瓷在元代景德镇窑也达到高峰。釉面呈失透状，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又名卵白釉。此外，蓝釉、红釉、青白釉以及釉上彩绘画也制作极佳，为以后明清两代景德镇窑一枝独放、并成为皇帝御用瓷器烧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青花为瓷器釉下彩品种之一。其制作方法为用含有氧化钴的钴土矿为原料，在瓷器胎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透明釉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原料经高温烧造呈蓝色，故名“青花”或“青华”，又因花纹与地色蓝白相间，也称“青白花瓷”。青花瓷器，因其釉下彩绘，故色彩不会脱落，又因烧成率高，颜色鲜艳而极受欢迎。青花始烧于唐代。元青花除景德镇的官窑民窑以外，尚有云南的玉溪窑、建水窑。云南的青花瓷时代要晚一些，用当地的钴土料绘画，瓷胎用石英含量很高的瓷石作原料，釉是含钙较高的灰釉，经1 200℃高温烧成，釉质粗，白度不高，普遍发绿，与景德镇窑相比，青花不漂亮，水平不高。
青花瓷器的烧造至元代景德镇窑时极为成功，在中国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元代官府设置了督烧瓷器的机构——浮梁瓷局，据《元史·百官志·将作院》载：“浮梁瓷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1278)立。掌烧瓷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此时的民间窑场亦有烧造瓷器，如“兴烧之际，按籍纳金”，“窑有尺籍，私立者刑”，这些都为当时的民间窑场而设立。在此情况下，官、民窑的烧造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元代的统治者并不是大量使用瓷器，如《马可·波罗游记》对于元朝宫廷生活用具描写道：“元代皇帝御用餐具是漂亮的镀金属制成品。”元朝著名学者苏天爵在《元朝名臣事略》卷五《杨忠肃公》中记载道：“元太祖使用的盛酒器皿是槽口镶金的金属制成品。”可见此时的蒙古贵族多使用金银器皿。而景德镇大量烧造的元代青花瓷器多用于外销。
此时的元代对外贸易极为繁荣，设立的船舶司管辖海外贸易，出口瓷器、丝绸和其他手工业品等。据《元史》记载，当时经海道和元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多达20余个，这其中有东南亚、西亚和南非等国。在这些国家出土的瓷器，既有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大盘、大碗，也有在东南亚出土的小罐等器。
元青花瓷器的造型大器粗壮，小器玲珑，如元青花的盘类既有制作硕大、口径多达40〜50厘米者，也有制作颇为精巧的小器。这些大盘分布较广，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如日本、美国、法国，尤其是伊朗、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更是数量较大，这些纹饰繁密、造型多样的大盘正是适应当地穆斯林生活而制作的外销瓷。这些瓷器多为平折沿，或花瓣形口，或圆形口，均具有成型规整、不变形的特点。
元代碗的制作也是多样的，有大小之分。如土耳其所藏的青花杂宝纹大碗，碗口径为40.5厘米。碗为花口，腹下收，圈足较小，碗形如此硕大且口沿为花口，变化自如，可见元代青花瓷器的烧造技术之高。元代小碗的烧造亦极为秀美，或为撇口，或为折腰，或为高足。
元代青花罐的器型丰富，每种器型亦有数种变化，罐有大罐、小罐之别，大罐有高、矮、八棱等式。小罐有敛口四系方形、撇口双系瓜棱形、唇口双系鼓腹式、唇口溜肩圆腹双系式等。
元代壶式多样，有凤流壶、四系扁壶、八棱执壶、梨式壶、葫芦式壶、多穆壶、小执壶等。其他见有杯托、军持、鼎、罐、洗、船形水注、笔架式水盂、器座、瓷塑等。
元代青花的胎体洁白坚致，与当时的坯土细腻洁白有极大的关系，如元代孔齐《至正直记》载：“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者皆别土也，虽白而垩□耳。”其圆器类胎体细腻洁白，当为元代御窑之佳品。此时景德镇的窑工们成功地创造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的方法，使瓷胎内氧化铝的含量增高，这样有利于提高烧成的温度同时还不至于变形。另外元青花中景德镇官窑产品烧成温度在1 280℃左右。很多大型器物没有烧透，胎体有生烧现象。
元青花琢器底部多露胎，砂底，呈现金属斑点或不等的宽旋痕，圆器底部多有乳钉突出。琢器的颈、腹、底与胎体均为横接，除官窑精品外，大多因为各个部分接合不是很紧密而露出接胎痕。这可以从高安市出土的六件元青花梅瓶几乎件件腹部均有断璺中得到证明。也正是元代青花存在的这种技术缺陷为我们鉴定元代青花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青花的色调与釉的化学组成和熔融温度有关，为了使青花产生良好的视觉效果，釉的熔融温度不能太高，但透明度要更好，因此釉灰的用量要多些，但过多的釉灰也会使釉色发青，甚至发灰。元青花釉呈色初期的釉面呈色青白，并有透明的玻璃质感。元代末期的釉面呈色较为浑浊，呈色乳白。
元代早中期的青花呈色蓝中暗灰，中晚期青花烧造技术完全成熟，青花发色浓艳，蓝色深沉与鲜艳均有。纹饰绘画清晰优美，釉色透明白中泛青，光润透亮。元青花使用的钴料有两种，一种是进口青料，另一种是国产的青料。
进口料来自中东一带，通过丝绸之路或海上运输而来，在矿物学上属于硫砷钴矿或辉砷钴矿。其化学组成是低锰，含铜、砷或硫，进口青料绘制的青花色泽浓艳，所绘纹饰较为繁密，常常出现黑色结晶现象，表现在瓷器上是有黑色斑点。
国产青料的化学组成是高锰、钴，不含铜、砷、硫，氧化钴含量为1%〜4%。经过挑选和淘洗后的钴土矿，氧化钴含量可提高到7%，呈色较淡，发暗，没有黑斑。
成功烧造出青花瓷器要具备三个要素：胎体极为洁白，釉面透明程度极高，钴料的绘画极为成熟，而尤以最后一点至关重要。此时景德镇的工匠明显具备这三个条件，这也是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大发展的原因所在。
元青花的装饰技法多样，有绘画、模印、堆塑、剔花以及镂空等多种技法。绘画有细腻与粗犷两种，或白地青花，或以青花为地留白纹饰。在具体的运用中，十分巧妙地将青花与刻花、印花、瓷塑、浅浮雕结合起来使用，表现了元代制瓷工匠的高超制瓷技巧。
元青花绘画大致呈两种风格，一种是极为繁密，纹饰流畅，常常将一件器物等分成若干个装饰区域，而每个装饰区域内绘有不同风格的纹饰，主题纹饰或龙纹，或渔藻，或缠枝花卉，或人物故事，而辅助纹饰则以蕉叶纹，海水纹来衬托主题纹饰。另外一种是较为疏朗的以主题纹饰为饰的器物，只在器物的口、颈、肩、胫等处饰以辅助纹饰，无论何种风格，均体现了密而不繁、疏而不稀、浑然天成的特征。
元青花的画面布局、内容和花纹内容都很丰富，花纹来源有以下几方面：中国历代瓷器传统的图案花纹，特别是磁州窑的白釉黑花花纹，吉州窑白釉黑花花纹；丝绸彩缎、缂丝刺绣花纹图案；金银器上的锤花纹图案；中亚、西亚地区优秀工艺品上的装饰图案。景德镇的工匠将外域工艺美术上的装饰图案，用中国传统的工艺技法作在青花瓷器上，表现出中国民族文化的风格和气派。青花艺术是中国民族文化强大吸收力和消化力的表现。元代的艺术形式多样，无论是戏曲、小说、绘画、丝织工艺以及金属工艺均对此时的瓷器装饰影响较大。元青花绘画题材丰富，有植物、动物与人物故事等。
元青花装饰内容有作为边饰的图案，如回纹、锦纹、龟背纹、变形莲瓣、莲花瓣里加折枝番莲、团菊、牡丹、流云，其他还有缠枝花卉、海涛纹、如意纹、如意纹内加海马、卷枝蔓草等。
作为主题花纹有以下几类：
花果类，有莲花、水藻、番莲、牡丹、松竹梅、牵牛花、芭蕉、瓜果、山茶花、石榴、葡萄、枇杷、海棠花、栀子花、萱草、灵芝、月影梅花等。香港天民楼珍藏的缠枝牡丹纹梅瓶上的牡丹花有两种画法，一是在肩部最宽广的部位画四朵大如意头连缀成云肩锦纹，内用四方连续构图法安排上下两朵牡丹花。二是腹部是二方连续的四朵硕大的牡丹花，盛开的牡丹花婀娜多姿，叶片肥腴纷披，簇拥着繁盛的花朵，富贵高雅。菊多在元青花上出现，以团形折枝花为主，也有缠枝形态，画得含蓄朴实，不争地位与风姿。菊花可以当药，清热解暑，也可以当茶让人品尝，花姿高雅，色彩缤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其可贵之处远不在此，菊花盛开的季节是深秋快入冬时期，渐渐寒气袭人，寒风萧瑟，万花凋落，而菊花却顽强生长，展露风姿，给大自然带来生机，令人遐想，在生存环境恶劣的元朝，给人们思想带来几分慰藉和希望。在繁密的官窑瓷器上，它可作主题花纹的内容，又可作陪衬花纹和边饰。而在一些民间青花瓷上往往一朵独放，简洁流畅，生机蓬勃。再说松竹梅在元青花出现得很多。梅花魁万卉，苍松耐岁寒，竹有擎天势，三友四时春。这是士大夫知识分子最喜欢用来表现个人或民族高风亮节的精神体现，在蒙古贵族暴政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或汉族广大民众更从这些花卉或花卉组合中找到精神寄托。元青花瓷器上的松竹梅有的和其他花纹内容组成复杂的画面，也有构图疏朗，潇洒奔放的。制瓷工艺的精湛，青花意境的高尚，使青花艺术达到新的水平。还有，梅花的独立运用与月影相配，南宋吉州窑黑瓷上常有用犀利的剔花或花釉工艺作出折枝梅花，或月影梅花苍劲有力，简洁质朴，在黑釉的衬托下，格外醒目，刀锋所至，浑厚奔放，让人得到美的享受和情操的升华。元青花上的月影梅花和吉州黑瓷的月梅纹相比色调更鲜艳，月影清晰，梅花简洁而铮骨突出，白瓷作地格外优美雅致。
动物题材有龙、凤、仙鹤、鸳鸯、鹭鸶、鹦鹉、奔鹿、狮子、麒麟、海马、兔子、游鱼、昆虫、孔雀等。日本出光美术馆珍藏元青花双耳龙纹扁瓶上的龙纹苍劲有力，活灵活现。元代青花龙纹绘画较多，龙刻划极为有力，有三爪、五爪两种。五爪应为御用之器，《元史》中禁止臣民使用双角五龙。这些动物、植物花卉与自然景观组成完整的画面，安排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成为主题装饰内容。
元朝社会生活中，杂剧艺术、版画、元曲、民间传说故事很流行，工匠将民间生活的情景、杂剧版画、传说故事画在瓷器上，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这是以往瓷绘艺术不能相比的。元青花人物故事有渔翁、樵夫、蒙恬将军、萧何月下追韩信、吕布战马超、周亚夫细柳营、文姬归汉、昭君出塞、三顾茅庐、尉迟恭救主、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王羲之爱鹅、孟浩然爱梅、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携琴访友以及一些佛教故事的内容。
人物故事题材丰富，多为历史故事、仕女人物、婴戏等。如梅妻鹤子、四爱图、昭君出塞、三顾茅庐、蒙恬将军、萧何月下追韩信、单鞭救主、吕洞宾等，这些或是历史故事，或是戏曲小说，或是神仙人物，均绘画精湛。元代盛行戏曲小说，故此类题材亦较为多见。
元青花以文字为饰的器物亦极为别致，如传统的“福”、“寿”和以姓氏、诗词为主题的“春有百花夏有月，秋有凉风冬有雪”和现藏于江西高安市博物馆的青花菊纹高足杯。杯为高足，内外均以青花绘画纹饰，外壁绘画菊花纹，内口沿绘卷草纹，碗心以青花书写草书“人生百年长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诗句，书写流畅，此类题材当受磁州窑所影响。
元青花极少书有款识，故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无法认清它的真实面貌，近年在全国许多地方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或是遗址出土，或是窖藏，或是墓葬出土，根据这些有确切可考的元代青花瓷器，有确切铭文的如江西九江发与有“延戊午年至己未年”铭文地券墓葬，此墓有一件青花塔式盖瓶。景德镇陶瓷馆藏有“戊子年”铭的青花缠枝灵芝纹罐。我们可以通过上述有明确款识的元青花作为标准，再将那些没有书写款识，且绘画风格、器型相似，青料发色相同的器物排列归类。
清代顺治青花瓷的发展和工艺特点
清代顺治朝历时十八年，社会动荡，百废待兴，政局尚未完全安定下来，御窑厂不可能全面恢复大规模生产，所以景德镇瓷业一度萧条，产量很少。官窑生产时停时产，所以官窑瓷器并不多见，而民窑则开始全面恢复大规模生产。此间，御窑厂施行“官搭民烧”制度。“官搭民烧”不仅为陶瓷生产闯出了新路子，同时也为后期康熙瓷器的繁荣与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彩缠枝牡丹纹尊清顺治(公元1644—1661年，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年号)朝历时十八年，由于新政权是在明末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动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兴，政局尚未完全安定下来，御窑厂不可能全面恢复大规模生产，所以景德镇瓷业一度萧条，产量很少。清人叶梦珠《阅世编》记载：“顺治初，江右甫平，兵燹未息，瓷器之丑，较甚于旧，而价逾十倍。”景德镇仍旧沿袭明末采取的临时应急措施，“有命则供，无命则止”。官窑生产时停时产，所以官窑瓷器并不多见，而民窑则开始全面恢复大规模生产。虽然也曾令御窑厂生产，但基本上未能恢复，因此传世收藏品中署官窑款的器物很少见，常见的多数为民窑生产的日常用器和供器之类，大多制作欠精细，胎体厚重，釉面青白，器足高深，具有明显的明末初特征，造型及图案也较多地保留了晚明风格。然而青花瓷的绘画技巧却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改变了明代以来的粗犷笔法，运笔时勾、染、擦并用，纹饰多能分出阴阳面和层次，已经显现出清代风格的面貌。
青花“加官进爵”图盘据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顺治建厂烧造御器始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先是饶州守道董显忠、王天眷、王英等督造龙缸未成。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再由守道张思明、工部理事官噶巴、工部郎中王日藻等督造栏板、龙缸等大器，尽管花费了很多人力和物力，仍没有成功。这说明当时景德镇官窑生产虽处于低潮期，但始终没有停止过，官窑器数量较少，精细度也明显不高，个别还比较粗糙。顺治窑主要烧造了青花、五彩、白釉、黄釉和茄皮紫釉等几个品种，这其中青花占主流。
青花洞石楸叶诗句盘
清初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亦如明代晚期推行的“官搭民烧”制度，顺治二年(1645年)，朝廷废除了明代官窑那种官办、官烧的制度，而采用官搭民烧的制度，这不仅充分释放了民窑的生产潜力，调动了工匠们积极性，提高了民窑作坊的规模及烧造精细瓷器的技术，同时也无形中刺激了民窑青花的进一步发展。官窑、民窑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和促进，因此，顺治青花民窑数量居多，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官搭民烧”的制度灵活实用，不仅为陶瓷生产闯出了新路子，同时也为后期康熙瓷器的繁荣与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青花瓷器兴起缘由
“青花”是指钴料绘画在瓷胎上的应用，之后罩上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现白地蓝彩的釉下彩瓷器。江苏扬州唐城出土的瓷枕残片和香港冯平山博物馆珍藏的一件据考证出土于河南洛阳的白釉蓝花三足器，虽然不能完全证明青花起源于唐，但是至少告诉我们唐朝时我国已经具备烧制这种高温釉下蓝彩的技术。到了元代，青花瓷器以景德镇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景德镇产出瓷器的主力军，同时也因它独有的明净素雅的民族特色而享誉世界。
景德镇青花瓷花瓶仿古摆件
一、蒙古人“苍狼白鹿”的图腾崇拜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跟随政治统治而来还有他们的民族信仰。青花瓷中青与白的苍郁之感正是符合了元王朝“尚白、尚蓝”的审美特点，这与蒙古人的图腾崇拜有关。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根祖是苍天降生的孛儿帖赤那（苍色的狼）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惨白色的鹿），生有一个儿子叫巴塔赤罕。”[1]这当中关于苍狼和白鹿的的感人传说流传至今，从那时起苍狼成为蒙古族的图腾。
苍色即为蓝色，与白色一起成为蒙古人的永恒之色。这也许和他们世代生活在大草原，头顶蓝天白云的自然环境有关。而把蓝、白两色的祖先传说修入史籍，恰恰说明了这种审美观念已经根深蒂固。青花瓷便因蓝色纹饰在白色胎底上的徜徉而深受元统治者的宠爱。
二、时代氛围的渗透作用
元之前的中原之地从来都是在汉族皇朝帝王治理中。以皇权理想为向导，人们追求的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之相应的绘画是“成教化、助人伦”等有教寓意义的。在它们占据着绘画艺术主导地位的时代背景下，陶瓷装饰艺术外化在我们眼中就是富丽堂皇的唐三彩、雍容华贵的秘色瓷、黑白分明的磁州窑，总之是渗透着儒家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精神气质。
这种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在唐诗、宋词、元曲中给人更显见的感受。读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深感诗人胸中顽强的意志和满溢的豪情。又读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廉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沙堤，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不禁感叹好一番繁华景象。唐诗豪情壮美，宋词婉约享受。青花夜月般的阴柔只有元曲有如此意蕴，读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再读乔吉《折桂令·客窗清明》：“风风雨雨梨花，窄索帘栊，巧小窗纱。甚情绪灯前，客怀枕畔，心事天涯。三千丈清愁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蓦见人家，杨柳分烟，扶上檐牙。”两首曲中的景致阴柔，给人空灵之感。青花这一独特的艺术形态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酝酿勃发。
三、苍翠之色合乎道、释
中国文化一直延续儒道释的文化，道释两家清静、无为的思想用青花的苍翠之色表达再合适不过。其实中国瓷器想要表现完美青色的脚步，上至商周有青釉瓷出现为始就没有停止过。梁同书《古窑瓷器》述：“陶瓷以青为贵，五彩次之。”瓷器当中，青花、霁青都是用青料。晋时称之“缥瓷”，唐时称之“千峰翠色”吴越称之“秘色”。之后的宋瓷虽然颜色丰富起来，然而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的汝窑所产瓷器仍着淡青色，官窑中以粉青色瓷为佳品，此外，哥窑、龙泉窑所造瓷器亦为青色。纵观中国陶瓷历史，国人对青色瓷器的喜爱一代接续一代，青色瓷器的发展也越来越繁荣。白瓷之上的苍色不仅为蒙古人所爱，也符合中国大众的审美和文人心境。
四、传统色彩观使然
所谓传统色彩观，就是以古代思想认识为基础的的五行五色观。色彩中的白、青、黑、赤、黄，对应着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同时也对应着方位中的西、东、北、南、中；及月季的孟秋、孟春、孟冬、孟夏、季夏；加上人体五脏的脾、肝、肾、肺、心。青，对应着五行中的木，一个万物诞生的标志，无限繁荣；对应着方位的东，被认为“青是东方正”。所谓“青是东方正，绿是东方间，东为木，木为青，水刻土，土黄，并以所刻为间，故绿色青黄也”[2]又青色和五脏中的肝相应，“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白虎通》）。为此，青就是生命之始，是儒家里“仁”的显现，象征着东方的正色。白色为西，青花瓷的白地青纹正犹如东西两方遥相呼应，相辅相成。这种宁静悠远的心境，扎根于厚重中国文化的最深处。
五、纸质绘画材料的应用
纸质绘画材料的应用对元青花的兴盛的影响是间接的。宋以前的绘画，尤其是院体画，大多都是在熟绢上展开的，因此也多精到细致的工笔画。北宋中期，纸质材料的利用让画家对笔墨的意蕴更为着迷。元代绘画进入了以纸质材料为主的水墨画时期。宋代磁州窑的黑彩白描就好比熟绢上的墨笔效果，单色青花可以做到的”墨分五彩”则能比作有了晕染的生宣纸效果。从宋代绢质绘画材料到元代纸质材料的变更，伴随的是元青花瓷的兴起和磁州窑烧造历史的结束。在青花瓷上我们可以看到好尚院体画之风到好尚文人画之风的转变。青花瓷器也正具有这种雅致的审美和谐性。
元代青花瓷器在以上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兴起，为明代青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诸如青花五彩、豆青釉青花等青花衍生品种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使中国陶瓷史中这朵清雅的奇葩在随后的年代里开遍了世界，芬芳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