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窑与唐三彩
唐代三彩器，简称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白色粘土作胎，用含铜、铁、钴、锰等矿物作釉料的着色剂，在釉里加入很多的炼铅熔渣和铅灰作助熔剂，经过80000C的温度烧制而成。釉色呈深绿、浅绿、翠绿、蓝、黄、白、赭、褐等多种色彩。
唐代三彩器是由汉代釉陶逐渐发展而来的，主要用作随葬的明器，它是唐代社会厚葬习俗的产物。这种新型的陪葬用品在京城长安大量烧制、运用的同时，很快波及河南、河北、四川、山西等地，逐步成为达官显贵及平民的新宠。
随着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截止目前巳后发现了河南巩县黄冶唐三彩窑址、陕西铜川黄堡镇唐三彩窑址及作坊、西安西郊原机场唐三彩窑址等，河北内丘的邢窑、四川省邛崃尖山子窑等也曾烧制三彩器。陕西出土唐代三彩器的墓葬就有2000余座，主要分布于西安及其附近各市县。河南境内也有1000余座，主要分布在洛阳及其附近的洛宁、宜阳、偃师、巩义、郑州等地市。其中耀州窑唐代三彩器，无论从烧造工艺上还是施釉特点上，都具有浓厚地方特色。此外，在出土耀州窑器物中，还有三彩瓷塑玩具、大型琉璃建筑构件和制作三彩的模具等。据此可知，不论是小件器物，还是大型建筑构件，耀州窑的唐代三彩作坊都有所烧造，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耀州窑制作唐三彩工艺的成熟和烧造规模的庞大。
耀州窑唐三彩的发展和演变
耀州窑唐三彩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良西在《陕西耀县柳沟唐墓》发掘简报中称：“陕西铜川黄堡发掘出了唐三彩作坊和烧三彩的窑炉遗址，根据三彩作坊和窑炉内出的器物观察，这一座唐三彩作坊建于盛唐，毁于中唐，而耀县柳沟唐墓的器物出土，从各个方面都证明了其三彩器为铜川黄堡烧制，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年代属于初盛唐之际，即高宗时期，从而证明铜川烧制唐三彩的历史比原来推断的还应早二三十年，也应该是起于初唐后期。”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艺术高度发展，受当时厚葬风气的浸染，使耀州窑唐三彩应运而生。然而，一种工艺的形成并非一朝之功，但从耀州窑出土的三彩器中可以看出，其不论从烧造工艺还是制作规模都已相当成熟。那么耀州窑的唐三彩为什么一开始就有一个较高的起点?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作为大唐国都长安的京畿窑场，耀州窑一方面自身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另一方面受京师长安民风民俗、社会时尚和审美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其在创烧之后迅速发展为国内名窑之一。耀州窑三彩器是根据当时长安城大量需要而烧制，西安、铜川唐墓中出土的唐三彩大多是黄堡耀州窑的产品；二是特殊地位的确定和信息交流的聚汇造就了耀州窑烧制技术的迅猛发展。铜川陈炉镇清雍正四年(1726年)《重修窑神庙碑》证实了唐代初年即已修窑神庙了，时间应早干贞观二年(628年)。窑神庙的创立，一个方面反映了各家窑户祈求富足、力图提高烧制质量的美好愿望，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当时制瓷业已成为黄堡镇人普遍的谋生职业，其规模应是很大的。这样，就使得陶工们的经验、技术得到了汇聚、交流，而汇聚之地的黄堡镇则成了信息交流的重要受益者。
耀州窑三彩器初期的作品造型简单，釉色单一，主要以单色釉或黄、绿色为主。器物有大批陶塑工艺品和玩具，棕黄釉犀牛枕和双鱼瓶代表了耀州窑低温单色釉陶器的制作水平。到了盛唐、中唐时期，随着烧造工艺技术的不断提高，耀州窑三彩制品的生产日臻成熟，在工艺、造型、装饰、釉彩和品种等方面都已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单彩、多彩陶制品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特别是三彩龙头套饰等建筑构件的烧制，标志着耀州窑唐三彩烧制的高度发达。另外在装饰上创造出了刻花、印花、贴塑等新工艺。
耀州窑唐三彩与其他地区唐三彩的差别
唐三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的制作又因地而异，具有不同的地域特色。
前面我们谈到，除了耀州窑发现唐代三彩作坊外，河南巩县黄冶唐三彩窑和西安西郊原机场三彩窑、河北内丘的邢窑、四川省邛崃尖山子窑等都有烧造三彩遗迹。但从出土的器物来看，尤以河南巩县黄冶窑和西安西郊原机场窑为典型。下面笔者就以这两处窑址为重点，分析——下它们与耀州窑唐三彩之间的差异。
1．古陶瓷的烧制尽管受时尚、技术、原料等客观条件影响而变化万千，但就地取材是其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故不同地方的产品，其胎料和釉料的化学组成不完全一致。耀州窑的制坯原料取自当地的“坩土”，所用釉药“取自富平”。那是一种含钾、钠、镁、钙等熔剂较多的一种釉石，可以单独作釉料，亦可与他种原料共同合制釉料。胎质的坚硬度跟Al2O3的含量和烧制温度有关，Al2O3的含量越高，烧制温度越高，胎质也就越坚硬。若含量低，温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就容易发生变形。耀州窑所用原料纯系坩土成分，含铝量在2 6％～2 8％之间；黄冶窑的含铝量在26％一27％左右，大致相同。耀州窑唐三彩器的胎体有粗松和致密两种，胎色有白、白中泛微红之分；黄冶窑大部分器物胎质坚硬，胎灰色白，但到唐代晚期，胎有白中泛红现象；西安窑器物胎色大部分泛红，没有白胎器物。从目前出土的器物看，耀州窑器物不见施化妆土的现象，而西安窑仅在生活器皿中施有化妆土，黄冶窑则大部分施化妆土。
2．唐三彩的基本釉色是黄、绿、蓝、白、褐以及由此而繁衍出介乎纯色之间的中间色，其主要呈色剂为铜、铁、钴、锰等，不同元素含量的多少直接影响釉的呈色效果。从呈色的整体效果看，刁；论是黄冶窑、耀州窑还是西安窑，其呈色大体相似，不同之处是耀州窑三彩制品多用赭色等釉料作底，然后以黄、绿等色釉料加以补衬，而黄冶窑和西安窑则多用黄、白等色釉料打底，然后以绿、赭等色釉料进行补衬或组成图案。视觉上，耀州窑器显得古拙、凝重，而黄冶窑和西安窑的则较注重突出图案和颜色的强烈对比。另外，耀州窑唐三彩棕、赭、绿、黄相间居多，而且施釉彩较薄，有开片现象，釉汁较为浑浊，玻璃质感强；巩县窑和西安窑虽然也有黄、绿、棕等色，但黄冶窑则以蓝彩居多，西安窑则以绿彩为多，釉汁厚重，釉的流动性明显强于耀州窑唐三彩。耀州窑的釉汁虽然也相互交融，但没有黄冶窑和西安窑那种浓艳的效果，较为凝重。
3．耀州窑三彩器以小件器居多，有生活用具、明器和小件玩具。黄冶窑和西安窑则以大件器物为主，其中尤以俑、镇墓兽等明器为多。耀州窑的三彩制品中，有不少大型建筑构件，如三彩瓦当、三彩龙头套饰、琉璃瓦等；而黄冶窑则未有发现，西安窑也仅出土有琉璃瓦，而不见大型建筑构件。
4．从工艺上讲，黄冶窑和西安窑讲究修胎，器物造型非常规整。耀州窑修胎较为粗糙，但其注重胎的装饰，不仅常在胎体上刻划弦纹、菱形纹和斜方格纹，有时还模贴莲花或动物纹样。耀州窑和西安窑唐三彩器以施半釉者居多，施满釉的器物相对少见；而黄冶窑的则多施满釉，施半釉的反而不多。从装烧方法上看，耀州窑仅用耐火材料制成长方形架板，将三彩制品放置在架板上直接用火烘烤；黄冶窑则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广泛采用窑柱上棚架垫板分层摞烧的装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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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耀州窑
耀州窑位于陕西铜川市，因地属古耀州得名，也叫铜川窑。北宋耀州窑青瓷的胎子是灰白色，较薄，很坚密；釉子细密，光润，青中闪黄或略闪黄，类似北宋时期的龙泉窑。主要装饰方法是刻花、划花、印花、堆塑等。北宋初期开始出现非常草率的刻花，以后日臻成熟。北宋中期，己采用刻划结合的手法，刻主题纹饰，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而奔放；划陪衬纹饰时，纤细如丝，排列有序，整体纹饰层次清楚，繁而不乱，有浅浮雕的装饰效果。北宋晚期盛行在盘、碗内印花，既规整又洁晰。常见纹饰有：缠枝牡丹、缠枝莲、缠枝菊、把莲(一把、两把、三把的都有，有的还印上 "三把莲 "等文宇)、菊瓣、梅花、松树、鹊竹、水草、忍冬、龙纹、凤纹、狮、虎、鹿、犀牛、蛾、飞鹤、游鸭、鸳鸯戏莲、莲池游鱼、水波游鱼、仙人骑鹤、飞天、弥勒佛、婴戏等。边饰主要是莲瓣纹、回纹，也有堆贴雕塑龙、兽、力士、猴、荷叶、人物等。
耀州窑纹饰以花卉为主，以婴戏纹最有特色，有攀在花枝上的，有卧于花丛中的，有荡于花枝间的，有戏水的、夺球的，活灵活现。耀州窑主要器型有盘、碗、杯、盏、钵、梅瓶、荷叶式高足盘、喇叭口瓶、葫芦形执壶、多子盒、枕、炉、凤头壶、花口尊、玉壶春瓶等。北宋耀州窑的碗身较高，敞口，小圈足，器物一般施满釉，工匠多拿着底足蘸釉。耀州窑虽属民间瓷窑，但制作非常规整，釉色很漂亮。据史书记载，北宋中晚期的耀州窑有大量上乘之作作为贡瓷供宫廷使用。
宋代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代表，以耀州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耀州窑系。河南的临汝窑、宝丰窑、宜阳窑、禹县窑、内乡窑、新安城关窑均深受其影响，烧造青釉刻划花、印花瓷器。这一时期广州西村窑、福建同安窑、广西永福窑和容县窑，为了适应外销的需要，也仿造耀州窑产品。
耀州窑印花五鱼图碗 宋 11.5*5.6厘米估价:RMB1O000一15000
耀州窑的印花装饰自北宋中期出现，至晚期时大量发展。与定窑精细入微风格不同，耀州窑的印花具有洒脱活泼的特点。纹样一般表现为阳纹，图案清晰，构图严谨满密。 耀州窑青釉剔花倒装壶 北宋 18.3*14.3*12厘米
这个青釉倒装壶集捏塑、剔刻，模印装饰于一体，是宋代瓷器精品的一个代表作。壶形如鸭梨，上面是双蒂式假壶盖，顶端与一侧腹间是飞凤形的提梁，另一侧是贴塑的一对母子狮。母狮张口作为流口，小狮子在母狮腹下吸吮，形态生动。壶腹部是剔刻的缠枝宝相花纹，下面是一仰莲纹，装饰饱满，布局很多。底心有一大孔通腹，倒置可灌水，正置滴水不漏，奇巧无比。 青瓷牡丹萱草纹瓶 北宋 48.4*7.5厘米
耀州窑的地位很高，在文献山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记载。刻花纹饰曾受越窑，龙泉窑刻花青瓷的影响。刻花题材丰富，牡丹纹是常见的装饰题材之一，在瓶、盘，碗、罐等器物上都可见到。纹饰采用刻花、划花、模印和堆塑多种形式。刻花和划花主要是用全属或竹做成的工具，在未完全于透的器皿坯胎刻划出各种花纹，用不同的纹饰衬托形象的立体感。该瓶器身满布缠枝茎叶的萱草纹，两面以两朵大牡丹花为主题，上下两道弦纹，布局严整。刀法生动流畅，犀利洒脱，刚劲有力。造型为小口。短颈、溜肩，身秀长，是宋代梅瓶的标准样式，可算是耀瓷中的珍品，令人百看不厌。
耀州窑陶瓷
耀州窑位于西安以北100多公里的铜川市黄堡镇。窑址以黄堡为中心，其范围包括上店、立地坡、玉华、陈炉，及耀县塔坡一带。此地在宋代辖于耀州，故名耀州窑，其产品称为耀州瓷，或名耀瓷。
随着经济的发展，宋代出现了以往所没有的瓷窑体系，其中耀州窑便是一个自成窑系的北方著名窑场。它以盛产独具风格与特色的刻花和印花青瓷，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进而又成为耀州窑系的中心窑场和代表。其精美优良产品的出现，是宋代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产物，也是宋代工艺技术水平和社会审美意识的一种体现。
溯源
该窑创烧于唐代，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元延续，止于明代中期的十五世纪末，有八百多年的连续烧造史。宋代青瓷得到较大发展，北宋末为鼎盛期。
耀州窑以铜川黄堡镇为中心窑场，沿漆河两岸密集布陈，史称"十里陶坊"。同时还有立地、上店村、陈炉镇、玉华村等窑场，依次排列，绵延百里。
唐代烧制了青、褐、黄、黑、白、茶叶沫、花釉瓷，及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素胎黑花、青釉下绘白彩等彩绘瓷。器物造型丰满大器，反映出大唐帝国的兴盛。此外，还烧制唐三彩和琉璃瓦，是当时我国烧制陶瓷品种最为丰富的一个窑场。
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青瓷烧制工艺已经成熟，青釉有灰绿、青绿、天青、淡天青等色调。还兼烧少量黑、酱釉瓷。造型秀丽华美，多仿金银器。往往采用剔花或划花手法，制作出各种生动流畅的纹样。在瓷器纹样中发现有专为皇室用瓷设计的龙、凤图案。还发现有刻"官"字款的青瓷器底多件。这些优美瓷器的发现，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五代时期仅见的重要青瓷窑场的系统陶瓷考古资料。
宋代是该窑烧造青瓷的鼎盛期。入宋后，窑场为了保持和发展它在晚唐五代时期北方青瓷的领先地位，保持原有销售市场和争夺占领新市场，在制瓷工艺上有了很大的革新和创造。
宋代以后，耀州窑又继续烧瓷数百年。金代前期该窑延续了宋代青瓷的烧造，又突出了月白釉青瓷的创新。其后期，姜黄釉青瓷的烧造重点面向中下层民众，烧成上突出了可以增加数量的无釉圈叠烧工艺，装饰纹样也趋于简练。
元明两代该窑发展趋于衰落，一方面继续烧造姜黄釉青瓷，另一方面逐渐加强了黑、白、酱、茶叶沫釉瓷和白地黑花瓷的烧造。在多品种色釉瓷的烧制中，白地黑花瓷是此一时期该窑的代表作品。至此，该窑青瓷的烧制已明显衰落。不久，窑场亦终烧，从此以后就在其原有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经过金元兵灾及各朝代的动荡变迁，各陶场均已停烧，惟有陈炉镇延续至今，成为西北地区的制瓷重镇。
耀州窑址
中国古代北方民间青瓷窑址。始烧于唐而盛于宋，金元时期继续烧造，至明代衰落。分布于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上店村、立地坡、陈炉镇一带。唐宋时期窑址集中于黄堡镇附近。该镇当时属耀州同官县治，窑以地名，故名耀州窑。黄堡镇窑址的范围长达5公里,1954年以后故宫博物院等单位进行了调查与试掘。195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黄堡镇、立地坡、上店村等地又作了调查和发掘。耀州窑主要生产青釉刻花瓷器，以在器内外满布刻、印或划的花卉为其特征。耀州窑址的发掘，是中国对古瓷窑址首次进行的大面积发掘，其成果对北方青瓷的断代有重要意义，也为在陕西、河南、甘肃等省发现的一批同类窑址提供了断代的依据，并使人们认识了独具风格的耀州窑系。耀州窑产品还影响及沿海地区，在广州西村、广西永福等地都发现了供外销的仿烧耀州窑青瓷的窑址（见< a>）。
窑炉结构 在窑址中发现12座窑炉，平面呈马蹄形，顶部为拱形，俗称馒头窑，高一般为3.36米。除单座窑炉外,还有2或3座并列的,反映出个体经营的特点。宋代的窑炉皆残。保存较好的金元时期的窑炉，由火膛、窑门、窑室、烟囱4部分组成，皆以耐火砖砌筑，外抹厚1厘米的泥。火膛略低于窑室，呈长方形。其下有长方形炉灰坑。坑口用砖砌炉桥，以煤为燃料。火膛后为长方斜坡状窑室，前高后低，宽2.16米，长3.36米，底部有铺底匣钵。窑室后面为隔墙,下有8个长方形烟孔通向南北两个烟囱,中有烟道隔墙,墙上亦有小烟孔。据推算每窑可装2590个匣钵。这种窑炉结构能充分控制火焰，使氧化焰转还原焰，烧造出青绿光泽的瓷器。
作坊遗迹 发现 4间作坊及堆料场、晾坯场等< >。作坊皆位于窑炉火膛前，长方形，面积30～80余平方米不等,周围以废匣钵或砖砌筑墙基。在黄堡镇窑场的1座金代作坊遗址内，出有金“大安二年”(1210)款的青瓷片。作坊内有贮存瓷泥或釉料的大陶缸，粉碎瓷土用的石碓，包括石杵、石臼、石轴槽等物，还有砖砌的水沟。作坊周围有堆瓷土的料场。晾坯场的场地呈坡状，便于排泄雨水。这些说明，耀州窑的制瓷设备齐全，规模较大，分工精细，生产工序合理，生产工艺也较先进。
产品与烧造工艺 耀州窑的产品主要是碗、盘、盒、罐、壶等生活用具，也生产玩具、文具。此外有生产瓷器的工具、窑具等。
唐代多黑釉、青釉、白釉瓷，以碗、盘最多，皆为敞口、平底,宽边圈足,挖足较浅，用三角支垫叠烧。壶为短流单把。胎釉皆较厚，胎外不施化妆土，釉不透明，只施于口及腹上部,纹饰少,仅在一种白釉粉盒盖上施黑色花卉纹。宋代主要产青釉瓷器，有少量酱、黑釉产品。器物种类多样，以叭口、深腹、圜底小圈足的碗最多。瓷器胎薄质坚，不吸水，色灰白，烧成温度达1300℃以上。胎釉间施化妆土，釉面匀净光滑,釉色淡雅,呈半透明状。采用匣钵内单件仰烧或二次烧成法,即先素烧,上釉后再装烧,成品率达70％。在发现的瓷器中,未见有烟熏、烧生、开裂、变形等情况，说明宋代耀州窑的烧制技术已相当进步。根据出土层位、器物形制及纹饰变化，并参照瓷器上的纪年铭，宋代耀州窑青瓷可分为早、中、晚3期。早期为宋初至真宗年间(960～1022)，器物种类较少，胎厚釉粗,纹饰多刻划于器外壁,以简单的莲花瓣、牡丹为主。中期为仁宗至神宗年间(1023～1085)，器物种类大增,胎薄釉匀,釉面开裂者多,纹饰满布器内外,以范印为主,刻划较前精致。纹饰题材生动多样,植物类的有折枝、缠枝、交枝的牡丹，菊花,莲花等,动物类的有水波双鸭、鸳鸯戏莲、水波三鱼、龙、飞凤等，还有回纹和纸扇纹。晚期为哲宗至北宋末年(1086～1127)，器类同中期，多矮圈足小碗,胎较前薄,纹饰刻印更为纤细，构图繁缛，主要施于器物内底，出现连环状牡丹、竹叶、卷叶、凤凰戏牡丹、群蛾、群鹤博古、水波五鱼、莲花六鱼，双鹤等。在折枝牡丹花蕊中刻有“大观”、“政和”等纪年铭,此外还有体态生动的精美戏婴图,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间风味。在窑址附近发现的北宋元丰七年(1084)《德应侯碑》，记载了耀州黄堡镇的烧瓷盛况及制瓷烧窑工艺过程。《宋史?地理志》陕西条中有“崇宁户一十万二千六百六十七……贡瓷器”，说明宋代耀州窑不仅生产一般民用瓷器，还烧制供宫廷用的精致瓷器。
唐三彩介绍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国际大舞台的历史中的第一个号称全球鼎盛的时期。唐朝经济非常繁荣，在文化上也是百花齐放。唐三彩是唐朝绚丽多彩的文化艺术中的一朵奇葩，是当时的一种彩陶工艺品。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的唐三彩的外观造型非常生动，也非常逼真。
唐三彩以黄、褐、绿为基本釉色，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便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唐三彩的色釉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的效果。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显出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
唐三彩用于随葬，做为明器，因为它的胎质松脆，防水性能差，实用性远不如当时已经出现的青瓷和白瓷。唐三彩器物形体圆润、饱满，与唐代艺术的丰满、健美、阔硕的特征是一致的。它的种类繁多，主要有人物、动物和日常生活用具。三彩人物和动物的比例适度，形态自然，线条流畅，生动活泼。在人物俑中，武士肌肉发达，怒目圆睁，剑拔弩张...
唐三彩种类很多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装骨灰的壶坛等等。大致上较为人喜爱的是马俑，有的扬足飞奔，有的徘徊伫立，有的引颈嘶鸣，均表现出栩栩如生的各种姿态。至于人物造型有妇女、文官、武将、胡俑、天王，根据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刻画出不同的性格和特征：贵妇面部丰圆，梳成各式发髻，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文官彬彬有礼，武士刚烈勇猛，胡俑高鼻深目、天王怒目威武、雄壮气概，足为我国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
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它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唐三彩实际上是唐代彩色釉陶的总称，由于它烧制于唐代，所烧作品用得最多的色彩是黄、绿、白三种颜色，所以得到了唐三彩的名称，实际上，它所用的色彩还包括蓝、赭、紫、黑等。这种彩色釉陶是在汉代低温铅釉陶工艺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实践，对含有有色金属元素的各种原料有了新的认识而制作成功的。之间历经了一个由粗到精的缓慢烧造发展过程，到唐供时，终于烧成了著名的唐三彩陶器。
唐三彩不仅贵在釉色浓艳瑰丽，而且骆驼、马和人物等的造型生动传神，富有生活气息，当时的国际场上，唐三彩就已负有盛名，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物品之一。1928年，陇海铁路修筑到洛阳邙山时，出土了大量唐三彩，古董商们将其运至北京，受到了国内外古器物研究者的重视和古玩商竞相收藏。之后，洛阳地区不断有唐三彩出土，数量之多、质量之美，令人惊叹。
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首先要将开采来的矿土经过挑选、舂捣、淘洗、沉淀、晾干后，用模具作成胎入窑烧制。唐三彩的烧制采用的是二次烧成法。从原料上来看，它的胎体是用白色的粘土制成，在窑内经过1000－1100摄氏度的素烧，将焙烧过的素胎经过冷却，再施以配制好的各种釉料入窑釉烧，其烧成温度为850－950摄氏度。在釉色上，利用各种氧化金属为呈色剂，经煅烧后呈现出各种色彩。
釉烧出来以后，有的人物需要再开脸，所谓的开脸就是人物的头部仿古产品是不上釉的，它要经过画眉、点唇、画头发。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一件唐三彩的产品就算完成了。
唐三彩的造型丰富多彩，一般可以分为动物、生活用具和人物三大类，而其中尤以动物居多。
唐三彩的特点我们现在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首先它是造型，从造型方面来讲呢，它的造型与一般的工艺品的造型不同，与其他时代的出土的马也不同。首先它的造型比较肥硕，这个马的品种，据说是从当时西域那边进贡过来的，所以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马的形状有点不大相同，马的臀部比较肥，颈部比较宽。唐马的造型特点，它是以静为主，但是静中带动，你们看到这是一匹静立的马。但是它通过马的眼部的刻画，马的眼部是刻成三角形的，眼睛是圆睁的，然后马的耳朵是贴着的，它好像在静听或者听到有什么动静一样，它通过这样的细部刻画来显示出来唐马的内在精神和内在的韵律。
唐三彩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釉色。作为一件器物上同时使用红绿白三种釉色，这在唐代本来就是首创，但是匠人们又巧妙地运用施釉的方法，红、绿、白三色，让它交错、间错地使用，然后在高温下经过高温烧制以后，釉色又浇融流溜形成独特的流窜工艺，出窑以后，三彩就变成了很多的色彩，它有原色、有复色、有兼色，人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斑驳淋漓的多种彩色，这是唐三彩釉色的特点。
唐三彩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胎质。唐三彩胎质白中泛浅红、浅黄色。胎土细、实，含有矿物杂质。由于大多从墓中出土，历经千年时间，器物露胎处有风化现象；仿品多为瓷胎或以石膏为胎，胎质洁白、细腻，无风化现象。杂质少，叩之声音响亮，上手手感较重。
唐三彩这一种工艺品的特点，它有中西文化的交流特点在里面，这个造型是鸡头器皿，从考证它当时是西域国家甚至中东国家的一种盛酒用的器皿，但在中原地区把它作为一种工艺品来制作，并且从人们的使用中可以看到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
现今所见的唐三彩陶器，大量的都出于盛唐时期，其烧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代表了唐三彩烧制的最高水平，然而从晚唐开始，唐三彩的制作逐渐走向衰败。随着唐王朝的减亡，唐三彩也随之消失。唐代以后，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在北方地区流传繁衍，其中包括契丹民族的三彩和北宋三彩，还有金代的金三彩等，但它们的艺术水平与唐三彩相比较为逊色，风格也有较大的区别。
唐三彩作为传统的文化产品和工艺美术品，不仅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和美术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它在中外的文化交流上也起到了相当得要的作用。唐三彩早在唐初就输出国外，深受异国人民的喜爱。这种多色釉的陶器以它斑斓釉彩，鲜丽明亮的光泽，优美精湛的造型著称于世，唐三彩是中国古代陶器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据考古界的挖掘，在丝绸之路、地中海沿岸和西亚的一些国家都曾经挖掘出来过唐代三彩的器物碎片。那么这种文化传流到国外也对他们的陶瓷业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包括在日本和朝鲜。日本奈良时期曾经仿制中国的三彩制作出来过三彩器物，当时被称为奈良三彩，朝鲜的新罗时期也仿造中国的三彩制作过三彩的器物，叫新罗三彩。
正因为唐三彩有如此的魅力，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国内市场的开放，喜爱收藏唐三彩的人越来越多。
唐三彩的复制和仿制工艺在洛阳己有上百年的历史了，经过历代艺人们的研制，使“洛阳唐三彩”的工艺技巧艺术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唐三彩的制作工艺也得以继承和发展。
唐三彩作为一种陪葬用的瓷器风靡了世界，是中国古代文明征服世界的一个具体表现，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色泽艳丽、富有生活气息、外观造型非常生动的唐三彩让今天的我们啧啧不已。
唐三彩特点
唐三彩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首先是造型。从造型方面来讲，它的造型与一般的工艺品的造型不同，与其他时代出土的马也不同。
唐三彩的造型丰富多彩，一般可以分为动物、生活用具和人物三大类，而其中尤以动物居多。出土的唐三彩，从现在分类来看主要也是分为动物、器皿和人物三类，尤其以动物居多，这个可能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我国古代马是人们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战场上也是需要马，农民耕田也需要马，交通运输也需要马，所以唐三彩出土的马比较多，其次就是骆驼也比较多，这可能和当时中外贸易有关，骆驼是长途跋涉的交通工具之一，那么人们经商可能就是从东往西，从西往丝绸之路沿途需要骆驼作为交通工具。所以说，匠人们把它反映在工艺品上。人物一般以宫廷侍女比较多，这个反映就是当时的宫廷生活有关。
马的造型比较肥硕，这个马的品种，据说是从当时西域那边进贡过来的，所以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马的形状有点不大相同，马的臀部比较肥，颈部比较宽。唐马的造型特点，它是以静为主，但是静中带动，你们看到这是一匹静立的马。但是它通过马的眼部的刻画，马的眼部是刻成三角形的，眼睛是圆睁的，然后马的耳朵是贴着的，它好像在静听或者听到有什么动静一样，它通过这样的细部刻画来显示出来唐马的内在精神和内在的韵律。
唐三彩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釉色。作为一件器物上同时使用红绿白三种釉色，这在唐代本来就是首创，但是匠人们又巧妙地运用施釉的方法，红、绿、白三色，让它交错、间错地使用，然后在高温下经过高温烧制以后，釉色又浇融流溜形成独特的流窜工艺，出窑以后，三彩就变成了很多的色彩，它有原色、有复色、有兼色，人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斑驳淋漓的多种彩色，这是唐三彩釉色的特点。
唐三彩器物形体圆润、饱满，与唐代艺术的丰满、健美、阔硕的特征是一致的。唐三彩的造型丰富多彩，一般可以分为动物、生活用具和人物三大类，而其中尤以动物居多。三彩人物和动物的比例适度，形态自然，线条流畅，生动活泼。在人物俑中，武士肌肉发达，怒目圆睁，剑拔弩张;女俑则高髻广袖，亭亭立玉，悠然娴雅，十分丰满。动物以马和骆驼为多。
唐三彩这一种工艺品的特点，它有中西文化的交流特点在里面，这个造型是鸡头器皿，从现在的考证它当时是西域国家甚至中东国家的一种盛酒用的器皿，但是作为中原地区把它作为一种工艺品来制作，并且人们的使用可以看到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
唐代的越窑邢窑与唐三彩
到了唐代，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因为陶与瓷的分野，在乎质白坚硬或半透明，而最大的关键在於火烧温度。
汉代虽有瓷器，但温度不高，质地脆弱只能算是原瓷，而发展到唐代，不但釉药发展成熟，火烧温度能达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所以我们说唐代是真正进入瓷器的时代。唐代最著名的窑为越窑与邢窑。
越窑
越窑在南方浙江省绍兴，主要制造青瓷;邢窑在北方河北省邢台，主要制造白瓷。越窑的青瓷明彻如冰，晶莹温润如玉，色泽是青中带绿与茶青色相近。
邢窑
邢窑所产的白瓷，土质细润，器壁坚而薄，器型稳厚、线条流畅。
唐三彩
唐代最重要的产品是驰名中外的唐三彩，一直到文明的今天还受到广泛的喜好与收藏。唐三彩是陪葬的陶器，色彩亮丽有黄、绿、青三色铅釉，故名唐三彩，但不一定每件唐三彩都三色俱全，但可利用三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来制造出美丽的花朵，以及先在坯体上刻花成暗色图案，变化无穷，彩色斑斓。
唐三彩分布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在长安的称西窑，在洛阳的则称东窑。唐代盛行厚葬，不仅是大官贵族，百姓也如此，已形成一股风气。
唐三彩种类很多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装骨灰的壶坛等等。大致上较为人喜爱的是马俑，有的扬足飞奔，有的徘徊伫立，有的引颈嘶，均表现出栩栩如生的故种姿态。至於人物造型有妇女、文官、武将、胡俑、天王，根据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刻画出不同的性格和特徵;贵妇面部丰圆，梳成各式发髻，穿著色彩鲜艳的服装，文官彬彬有礼，武士刚烈勇猛，胡俑高深目、天王怒目威武、雄壮气概，足为我国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
耀州窑——深邃质朴
火与土的艺术凝结，展现了制瓷技艺的高超，同时也渗透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中国的陶瓷史，是以泥为线条，釉为彩绘，由历代的能工巧匠一一创作而成，承载着古人的汗水与智慧，诉说着历朝历代的瓷器故事，呈现出时代的辉煌。
耀州窑同其他的五大名窑一样也为中国的陶瓷史增加了不一样的光彩，耀州窑是宋代八大窑系之一，从唐代开始创烧，在宋代时达到鼎盛，五代续烧，金元明清延续烧制，烧窑时间长达1400年。它的遗址在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生活所需品种应有尽有。除了这些还有各种装饰品、陈列品，以及文化用品。其构思巧妙，刀法犀利流畅，纹饰丰富多彩，体现出北方人的性格特点。耀窑人就是凭借自己聪明的智慧，和付出辛勤的汗水，以及父子世代相传制瓷的经验，扎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汲取外来文化有益的成分，创造出了这独具艺术魅力、极具时代特征的伟大作品。
在耀州窑博物馆陈列的唐代黑釉塔式盖罐被列为国宝级
文物，以及后面伴随出土的最大白釉瓷器——双系瓶，都向世人展现了唐代耀州窑精湛的制瓷工艺水平，让人们感受到陶瓷所特有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同时它也是陶瓷工艺、美学艺术与佛教文化的完美结合。传承着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与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中铜川人的伟大，充分显示了耀窑人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伟大，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宋代耀州窑瓷器
宋代耀州窑瓷器在中国瓷器制造史上具有举重轻重的作用。宋朝（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前有五代十国，后为元朝。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与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宋朝时，出现了宋明理学，儒家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道之风，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宋代耀州窑瓷器。
在手工业和商业得以空前发展，大批工商业小城镇不断出现的宋代，制瓷业的生产和销售，更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期。全国各地创建的新窑场，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在众多窑场之间，展开了商品生产和市场销售的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一批名窑和名瓷的涌现，以及一批以往所没有的瓷窑体系的逐步形成。今天，我们纵观宋代制瓷业发展的成就和特点，可以用两点来概括：一点是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和名瓷的产生和发展；另一点是定、钧、耀州、磁州、越、建、景德镇、龙泉八大瓷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耀州窑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宋代六大窑系。位于今陕西省铜川市的黄堡镇，唐宋时属耀州治，在唐代就是中国陶瓷烧制的著名产地，宋代更进一步达到鼎盛，成为我国“宋代六大窑系”中的一个窑系，是北方青瓷的代表。唐代开始烧制黑釉、白釉、青釉、茶叶末釉和白釉绿彩、褐彩、黑彩以及三彩陶器等。宋、金以青瓷为主。北宋是耀州的鼎盛时期，据记载且为朝廷烧造“贡瓷”。金代延续北宋时期继续发展，元代开始转型，走向末落，经明代、清代，终于民国。
在宋代的上述著名窑场中，耀州窑是一个自成窑系的北方著名窑场。它以盛产独具风格与特色的刻花和印花青瓷，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进而又成为耀州窑系的中心窑场和代表。其精美优良产品的出现，是宋代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产物，也是宋代工艺技术水平和社会审美意识的一种体现。
一、窑场烧瓷始末与宋代的鼎盛
耀州窑位于西安以北一百多公里的铜川市黄堡镇。窑址以黄堡为中心，其范围包括上店、立地坡、玉华、陈炉，及耀县塔坡一带。此地在宋代辖于耀州，故名耀州窑。其产品称为耀州瓷，或名耀瓷。该窑创烧于唐代（公元618——906年），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元延续，止于明代中期的十五世纪末，有八百多年的连续烧造史。
黄堡镇的耀州窑址，经过本世纪多次实地考察和大规模的考古科学发掘，已获取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资料，从而使世人真实了解到耀州窑的发展面貌。发掘出土的逾百万件陶瓷残器，分别属于唐代、五代、宋、金、元明五大历史时期所烧制。五大历史时期的烧瓷，各有不同。
唐代烧制了黑、白、青、褐、黄、茶叶沫、花釉瓷，及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素胎黑花、青釉下绘白彩等彩绘瓷。器物造型丰满大器，反映出大唐帝国的兴盛。此外，还烧制唐三彩和琉璃瓦，是当时我国烧制陶瓷品种最为丰富的一个窑场。
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青瓷烧制工艺已经成熟，青釉有灰绿、青绿、天青、淡天青等色调。还兼烧少量黑、酱釉瓷。造型秀丽华美，多仿金银器。往往采用剔花或划花手法，制作出各种生动流畅的纹样。在瓷器纹样中发现有专为皇室用瓷设计的龙、凤图案。还发现有刻“官”字款的青瓷器底多件。这些优美瓷器的发现，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五代时期仅见的重要青瓷窑场的系统陶瓷考古资料。
宋代是该窑烧造青瓷的鼎盛期。入宋后，窑场为了保持和发展它在晚唐五代时期北方青瓷的领先地位，保持原有销售市场和争夺占领新市场，在制瓷工艺上有了很大的革新和创造。首先在泥料制备上发明和率先使用了大型石碾槽粉碎设置，及加工泥料的淘洗池、沉淀池和陈腐用的陶缸设置。以此保证了大批量优质青瓷坯泥与釉浆的充分提供。其次是轮制工具主部件转盘由木制改为石制，盘下又增设了铁轴承，使拉坯成型工艺得到很大的提高。再次是烧瓷燃料由木柴改为当地蕴藏丰富的煤炭。与之相应窑炉结构亦进行了科学的变革，有利于掌握对青瓷器还原气氛的人为控制。宋代耀州窑制瓷工艺上的这些重大改革，为烧造大量胎细釉精的青瓷提供了先进的科技和工艺基础。使此时所烧的耀瓷，器物种类繁多，造型精巧秀美，瓷釉晶莹温润，刻花印花工艺独特，纹样图案丰富华丽，受到宫廷皇室和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喜爱。在宋人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中，都明确记载，耀州窑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及宋徽宗崇宁年间向宫廷贡瓷的事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记载了宋哲宗元佑八年“耀州遗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的实况。除了在国内广大地区销售外，其产品还远销到世界各地。已在东亚的日本、朝鲜，波斯湾的阿曼，地中海南岸的埃及，东非沿海的坦桑尼亚岛屿等地的古遗址中都发现了外销的宋代耀州青瓷。这些均是耀州窑青瓷在宋代鼎盛发展，并具有广阔国内外市场的明证。
在耀州窑鼎盛发展的宋代，其精美的制瓷工艺和生动优美的装饰技巧，对陕、豫地区的旬邑窑、临汝窑、新安窑、宝丰窑、宜阳窑、内乡窑、禹县窑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进而又对远距该窑数千公里外的岭南地区之广州西村窑，及广西永福窑、容县窑等外销瓷窑也起过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由西至东、由北到南、由广阔区域众多窑场所组成的耀州窑体系。一个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和海岸港口，地处西北内陆渭北高原上的耀州窑，在商品生产激烈竞争的宋代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所凭籍的优势究竟是什么？只要研究该窑宋代的发展，就不难发现，其优势在于它自身精湛先进的制瓷工艺，巧如范金的造型，温润晶莹的青釉，犀利洒脱的刻花，以及综合这些优点而产生的风格独特之上乘产品。
宋代以后，耀州窑又继续烧瓷数百年。金代前期该窑延续了宋代青瓷的烧造，又突出了月白釉青瓷的创新。其后期，姜黄釉青瓷的烧造重点面向中下层民众，烧成上突出了可以增加数量的无釉圈叠烧工艺。装饰纹样也趋于简练。
元明两代该窑发展趋于衰落，一方面继续烧造姜黄釉青瓷，另一方面逐渐加强了黑、白、酱、茶叶沫釉瓷和白地黑花瓷的烧造。在多品种色釉瓷的烧制中，白地黑花瓷是此一时期该窑的代表作品。至此，该窑青瓷的烧制已明显衰落。不久，窑场亦终烧，从此以后就在其原有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二、温润如玉的耀窑秘色青釉
瓷器是一种生活日用器皿，同时又是根据各时代人们审美意识创作出的工艺品。不论哪个时代，每一件成功的瓷器制品，都是实用性与艺术美和谐统一的产物。瓷器的艺术美，一则体现在器表所饰瓷釉的晶莹剔透，二则呈现出器物造型优美多姿，三则映现着装饰手法的技巧和纹样图案的华美。而在这些瓷器制作中力求表现出的艺术性和美感中，古代上层社会特别看重的是瓷釉和釉质所具有的特征。早在东汉我国就成功地烧制出青釉和黑釉瓷，北朝至隋唐又创烧出黄釉和白釉瓷。对这些单色瓷釉的制作和使用，人们审美意识所追求的意境是自然界的各色玉石效果。是以这些青、黑、黄、白色的瓷釉可否达到玉质美感为其观赏和评价的重要标准。
这种审美情趣以上层社会和文人为甚，在唐人的某些诗句中曾有明确表露。如顾况的诗《茶赋》就有：“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是对“似玉”的越窑青瓷的赞美。又如杜甫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有：“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是对“扣如哀玉”“胜霜雪”的大邑白瓷的感慨。这种想往和喜爱玉质的审美意识，由来已久，它是中华文化自远古和三代就崇尚玉器的延续和发展。早在《诗经·秦风·小戎》中就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这种以玉来象征君子美德的观念，我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有过最精辟的解释。
据《礼记·聘义》载，子曰：“昔者，君子自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岁，义也。垂之如队，礼也。扣之其声清越以长……”这样一来，玉在中华古文化中，被授予了人格化的种种美好品质。这种以玉喻人的审美意识对中国制瓷业两千年来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对瓷器单色釉的评价以是否有玉质感为标准。基于此因，唐代茶圣陆羽在评价当时国内烧瓷水平最高的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时，认为“邢瓷类银，越瓷类玉”，故“邢不如越”，以“类玉”的越窑青瓷定为唐代瓷器的最上品。在越窑青瓷中又以晚唐五代至宋初被誉为“千峰翠色”的秘色瓷为最高水平。
以此标准衡量耀州窑所烧造的青瓷，就不难明白其被称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原因。该窑场早在盛唐时就开始了青瓷的创烧，然初时釉质粗，釉不均匀，釉色青黄或青褐，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以后学习了越窑，青瓷烧造水平提高很快，中唐初的产品已赶上和超过了国内的婺、岳、寿、洪等青瓷名窑。晚唐时呈现青绿釉色的精美青瓷烧造数量日增，奠定了其成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基础。不足之处是器胎含铁量高呈铁灰色，青釉的釉层薄，玻璃质感强而温润的玉质感不够。到了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出现了黑、白两种器胎。黑胎器的青釉，呈湖绿、湖蓝、微灰湖青、深兰天青几种色调。白胎器的青釉，多是淡青、淡天青、粉青几种色调，少数为湖青和湖绿色。
两种胎的青釉，质地都很精细，釉层均匀，透明度适中，具有较好的玉质温润性。与其后的宋代相比，则又具有釉色色调丰富多样而欠稳定性的特点。入宋以后，该窑的青瓷经过初期为时不长的工艺变革和探索之后，很快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宋耀瓷的青釉，质地精细纯净，透明度适中，色调是一种稳定的橄榄青色，具有“其色温温”、“精比琢玉”的美感。这种橄榄青色，与唐五代“越州上”的越窑“秘色”很相似，因而在宋代曾有“秘色”之称。
宋代大诗人陆游曾在《老学庵笔记》中明确指出：“耀州青瓷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这种与越窑秘色相类的宋代耀州窑瓷器青釉，于本世纪中叶由陈万里先生称为橄榄青色。以后学术界一直遵循，笔者亦然。时至今天，供奉于法门寺地宫的一批唐代越窑秘色瓷已重见天日，我们将它和宋代耀州青瓷进行了对比，为两者瓷釉的相类而感慨。笔者认为现在我们不妨恢复古代对宋耀州青瓷的称谓，将其青釉称着耀州秘色，以便更加明确耀州青瓷对越窑秘色瓷的正宗承袭关系。这种“类”越窑秘色的耀窑秘色瓷的成功烧制，对耀州窑系中其他窑场的烧瓷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是耀州窑系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优美多样化的器物种类与造型
美如碧玉般的宋代耀州青瓷，使用广泛，器物种类非常齐全多样。从其用途看可分为餐具类，有碗、盘、碟、钵、盆，渣斗。酒具类，有注子、注碗、玉壶春瓶、梅瓶、杯、盅。茶具类，有盏、盏托、擂钵、釜、香盒、水罐、水洗。日用盛具类，有罐、盆、瓮、缸、壶。照明具类，有灯、小灯盏、烛台、油壶、油瓶。化装具类，有盒、奁盒、粉盒。陈设具类，有尊、樽、瓶、花插。供器类，有供盘、灯盏、瓶、炉。洁具和卫生具类，有唾盂、渣斗、熏炉。此外，还有卧具枕，棋具围棋盒、围棋子、象棋子，乐具羯鼓、埙，鸟食具小食罐、小水罐等。凡是宋代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器物种类，在该窑的产品中应有尽有。一个窑场可以生产出如此众多的器物种类，在宋代的其他瓷窑中实属罕见。
宋代耀州窑瓷器不仅器物种类繁多、用途广泛，而且造型精美多姿，丰富多样，。以碗、盏、盘、碟之类最为普通常见的圆器为例，仅口沿的造型就有侈口、微侈口、敞口、六葵口、六菱口、六曲口、直口、敛口、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翻沿、包沿、折沿等。再以碗、盏中最多见的侈口翻唇圆弧腹内底下凹圈足造型观察，仅其腹部的变化又可分为圆弧腹、浅圆弧腹、瘦圆弧腹、微斜圆弧腹数种。在这些圆弧已富有变化的腹部，往往再配以瓜棱或出筋装饰，给人一种造型规整、比例恰当、变化适度、精美多样的美感。
又如壶类，是该窑初创时期就多有烧造的器物，以执壶最常见。唐代执壶为喇叭口、圆腹、短直流、单把执手，造型丰满大度。五代执壶变为小口直颈、圆球腹、曲形流略长、单把执手，造型富有变化，使圆与长和曲与直的各种不同线条，和谐的统一在同一体之中，组成了一种造型优美的器物。宋代的执壶大体承袭了五代，但细直颈变长，圆腹又呈现圆中略见微折的特点，从而既增强了造型的稳定性，又增加了艺术的秀美感。
同时，随着壶颈的变长，其壶流亦变为高出口沿的弯曲形长流，进而使方便实用与婀娜秀丽相互融合。在常见的执壶中，该窑还生产一种形体似瓜的瓜棱壶，优美多变的造型具有瓜瓞象生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特点。采用同类审美意识创制的宋壶中，还有葫芦形壶，其特点是用上小下大连体双腹葫芦形作为壶身主体，下腹的一侧设弯曲的长流，而对应的另一侧有连于上下腹中的曲形单柄。此种象生葫芦壶的造型，与象生瓜棱壶相比更加多姿多变、楚楚动人。此外，该窑在宋代还创新出一些相当独特的壶类。如造型为小直口，球腹，三矮兽足，龙首流，半月提梁上贴戏婴的提梁壶。又如圆球腹，圈足，口在器底，器内有中空管与口相通，卧狮哺乳双子狮流，弓曲形飞凤提柄造型的倒装壶等。均是构思巧妙、造型奇特，装饰华丽，制作精美的宋代壶类器物中罕见的佳品。
再如瓶类，也是该窑从初创的唐代以来就多有烧造的器物。唐瓶有盘口瓶、长颈瓶、净瓶、油瓶、葫芦瓶、双鱼瓶、双系瓶等多种造型。到五代，以上瓶的造型仍有生产，又出现了短颈瓶等新造型。入宋后，一方面承袭了唐五代上述传统瓶类的造型，另一方面又新创制了一系列的新型瓶种。这些新型瓶中较为突出的有玉壶春瓶、胆式瓶、梅瓶、吐噜瓶、棒槌瓶、花口瓶、瓜棱瓶、蟠龙瓶等多种。玉壶春瓶为侈口、细长颈、圆腹、圈足造型，它以柔和且富有变化的流线型线条美迎合了人们的喜爱，在中国古代流传了上千年之久。工匠们还将此种瓶的口部和腹部之外侈和收分线条略加改动，又制作出胆式瓶新形体。梅瓶和玉壶春瓶都是酒具，但用途不同。
玉壶春瓶口外撇，细颈便于把握，装入酒后酒液重心在腹下，应是烫酒和斟酒的酒瓶。梅瓶的造型是小口宽沿、短颈、丰肩下折、深长腹、圈足，此种梅瓶造型适合做装酒的盛具。吐噜瓶的造型与梅瓶相类，但腹为矮圆筒状，犹如梅瓶截腰后的上半段，造型没有梅瓶的修长秀美，但更具有浑圆厚重的特点。棒槌瓶亦是由梅瓶衍变而来，其造型特点是小口突唇束颈折肩深筒腹。与梅瓶相近似的瓶类还有大口梅瓶，又可称为罐式梅瓶，其特点是大口短直颈圆肩圆弧腹内凹圈足。这些从梅瓶造型衍变而来的多种瓶类的出现，正是宋代耀州窑工匠创新精神的体现，也反映了该窑此时转轮就制水平的高超。在瓶类造型中，还有器口翻卷成盛开花朵形的花口瓶，器腹呈现出均匀的竖条凹凸状的瓜棱瓶，器的肩颈周壁装饰有贴塑龙纹的蟠龙瓶等等。如此多种多样的瓶类造像的出现，是该窑器物造型丰富多彩的明证。
其他的各类器物同样具有多姿多样的优美造型。限于文章篇幅不能一一叙述，在此仅指出某些尚未在其他窑系或窑口中见到的器物造型。如：温碗中的柳斗编织箩型、及花口多折腹圈足型；花插中的内外双层壁饰有水平多组插环、镂空插座和立雕仰首龙头的造型；盏托中的外盘套内浅托造型；供盘中的内外双层套盒饰有如意壶门或坐佛的造型；把杯中的敞口圆腹单柄造型；灯盏中以立狮或卧狮为底座的造型；熏炉中复层套合式饰有镂空网纹和贴花蟠龙纹的造型；瓷盒中形如战鼓饰有鼓钉纹的围棋子盒造型等等。这些，均是耀州窑工匠匠心独具创新的一些精美青瓷造型。
在整理和排比宋代耀州窑址发掘出土的器物标本时，我们将不同的器物种类中不同的造型分别排列出不同的“型”和“式”。其中，“型”是不同的造型，“式”是同一类器物在宋代早中晚各时期造型演变中有区别的形体。各类器物造型排队的结果，竟然选出了上千件不同“型”和“式”的典型器物标本。这一结果意味着宋代耀州窑的各类器物的不同造型已超过了上千种。面对着这数以千计的实物和一张张不同形体的器物造型图，不由的使人惊奇之极，感叹不已。
四、犀利洒脱的刻花和印花
宋代耀州窑瓷器的装饰手法比较多样，有划花、剔花、刻花、印花、贴花、戳花、捏塑、镂空、绘画化妆土等多种。内中，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的是其刻花工艺，以及与之相同风格的印花工艺。此种刻花，严格讲是取刻花为主，又辅以划花而成的一种刻划花装饰手法。它出现在北宋初期偏晚一些时候，发展到北宋中期与稍后达到了顶峰。此前，该窑的装饰手法以简便流畅的单线划花为主。在五代和宋初，又创新出一种剔花工艺，系将花纹主轮廓以外的背衬部分采用“减地”手法进行剔除，使主轮廓纹样突起在器表之上，具有浅浮雕的装饰效果。
到了宋代，聪明的宋代耀州窑瓷器工匠又对上述两种划花和剔花工艺各取其所长，且融合贯通于一体，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刻花新手法。此种刻花工艺需分两步进行，先将刻刀深入直插在器坯中，用垂直刀刃勾刻出纹样的主轮廓；再在已深刻出的主轮廓线的外侧，采用斜刀连续广削以除去花纹主轮廓外的背衬。新的刻花手法保留了剔花工艺的浮雕式立体装饰效果，又避免了剔花减地的费时费工和行刀的呆滞。同时，还吸收了划花工艺行刀流畅活泼的优点，使新的刻花手法显现出刻刀在刻削行刀中犀利圆活的动感，使每一种纹样都能跃然于一件件耀瓷之上。在完成了两步走的刻花之后，再使用一种篦形工具，在突起的刻花主轮廓内精心勾划出叶脉和花瓣纹理的细部，使新的刻划花花纹达到了粗犷与精细、凸起与凹入，大轮廓与小细部的巧妙结合。饰釉后在润玉般晶莹的碧绿色下显现出深浅不同的色调层次，使之具有一种含蓄典雅、诗境无垠的艺术美，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
正因如此，宋代耀州窑瓷器的此种装饰手法在同时代的名窑名瓷中被誉为“宋代青瓷刻花之冠”，达到了宋代刻划花装饰工艺的最高水平。其产品在国内和国外的销售市场上受到广泛的欢迎。市场的需求，促进着生产的发展。到北宋中期稍晚一些时候，为了向国内外商品市场提供更多具有此种装饰风格的耀瓷，耀窑工匠又发明了与其刻花手法相同风格的印花新工艺。此种印花工艺是先采用刻划花手法制作出印花范模具（又称母范），然后翻制出印花范，再将与之造型相同的器物坯件扣在印花范具上印出纹样，修饰后施釉烧成。在发掘和整理器物的过程中，我们观察了成千上万件的宋代耀窑刻花和印花青瓷标本。得知其印花工艺是由其刻花工艺发展而来，但并非是宋代中期刻花工艺的简单翻版，而是对它的一种发展。
新的印花工艺因其有制作简捷、方便、快速的优点，一经问世，就将其发展的重点用在纹样图案的着力构思和设计上。与孕育它诞生的耀窑刻花工艺相比，新的印花工艺在纹样题材、图案种类、构图方式等方面均有长足的发展。从而使宋代耀窑的印花青瓷也达到了同时代同一工艺的最高水平。这种娴熟而独特的耀州窑刻划花和印花工艺，以其成功的魅力在赢得国内外广大市场的同时，也影响了一大批国内窑场瓷器制作的装饰工艺。
五、丰富多样的纹样图案
宋代耀州窑瓷器刻花和印花青瓷所以能享有盛誉，不仅因为其装饰手法独特，也因它具有丰富多彩的纹样图案。目前已见到的纹样图案约有二百多种，其题材和内容包括有植物类的花卉、草木、枝叶、瓜瓞果实；动物类的瑞兽、珍禽、昆虫、水族；人物类的婴戏、侍女、戏妆；佛教造像类的飞天、罗汉、力士、僧人、供养人、化生；道教造像类的鹤驭仙游；以及山石、流云、水波、几何纹样等等。每一大类之中，又有很多小类，采用同类分别构图或几类结合起来构图的形式，组成了多种多样的纹样图案。
宋代耀州窑瓷器纹样图案不仅画面华美而富有变化，而且往往寓意吉祥。在植物花卉类中，多见象征富贵和美好生活的牡丹花。所见之牡丹纹样，取缠枝牡丹、折枝牡丹、交枝牡丹、对枝牡丹种种形式进行表现，还有瓶插牡丹、盆花牡丹、珍珠地牡丹等。均以叶茂花繁、生机盎然的写实性为特征。牡丹花的花朵和花瓣亦有多种多样，有塔形多层式花朵、双层多瓣式花朵、单层三瓣式花朵，还有牡丹花结、牡丹小簇花等。
除了采用单一的牡丹组成多种纹样形式以外，还往往将牡丹与动物、人物或其他花卉结合起来，组成更加生动多彩的纹样图案。如“凤凰戏牡丹”、“鸾鸟衔牡丹”、“飞蝶恋牡丹”、“双婴戏牡丹”等。在植物花卉类中，还常见象征仙逸洁身、傲霜怒放的菊花，象征“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的莲花荷叶。由菊花组成的各种纹样图案，其形式与牡丹纹大体相似，比较独特的是在盘碗器内以单层或多层团菊进行构图，纹样在简洁中突出了菊瓣盛开的生机。亦或在盘碗的底心饰以团菊纹，周圈再绕以缠枝菊，纹样在叶茂花繁的构图中显得格外华丽。莲花和荷叶的构图与牡丹和菊花不同，往往将它分布在“清且涟漪”的水波中，与游鸭、鸳鸯、游鱼相伴为伍，组成“水波莲花”、“双鸭戏莲”、“鸳鸯戏莲”、“莲花双鱼”、“鸳鸯游鱼戏莲”等富有动感的画面。
也有将莲、荷叶慈姑甚或牡丹用丝带束成捆把形的构图，此种构图的纹样有“一把莲”、“两把莲”、“三把莲”、“一把莲花牡丹”、“莲花慈姑”等等。还有将莲花和人物结合组图，如“太子戏莲”、“婴戏缠枝莲”，均有“连生贵子”寓吉祥的含意。在植物花卉纹样中，还发现了象征凌雪傲霜坚忍不拔的梅花，象征迎接光明向阳而开的葵花，以及象征加官进爵和高官厚禄的鸡冠花。所有这些植物花卉纹样，都以写实为特点，再经艺术加工，在犀利洒脱的刻花和印花中，均呈现出一种繁茂的生机和真实生动的美感。
在动物类瑞兽纹样中，有翻腾在滚滚波涛中威武雄猛象征“真龙天子”的蛟龙；有在奔跑中相互追逐的“百兽之王”三奔狮；有或卧或立衔瑞草、戏牡丹的“仁兽”麋鹿；有“能执搏挫锐”的猛虎；并由它们组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画面。在动物类珍禽中，有穿花舞云衔瑞草和瓜果的“群鸟之长”凤凰；有飞云衔博古做鹤驾象征长寿的鸣鹤；有戏莲、戏牡丹、衔瑞草象征祥和华美的孔雀；有戏水戏鸭象征“朝倚”“暮偶”恩爱夫妇的鸳鸯；有或飞或立象征喜事临门的喜鹊；有入水善游羽毛不显的游鸭等；由它们又一一组成了丰富多彩的画面。
以游鸭为例，所见的图案有“水波游鸭”、“双鸭戏莲”、“鸭戏鸳鸯”、“鱼鸭戏莲”之类。纹样图案多取对称和均衡形式，一鸭居前回首顾盼，另一鸭紧紧相随。也有取三分法布局的，多和鸳鸯组合构图，或“单鸭戏鸳鸯”，或“双鸭戏单鸯”，画面中荡漾的水波，盛开的芙蓉花，微微漂弋的荷叶，及浮游自如嬉戏其间的游鸭鸳鸯，形象写实而富有情趣，是真实塘景的再现，相当生动怡人。在动物类的水族纹样中，最常见的是游鱼纹，有“水波三鱼”、“水波五鱼”、“水藻群鱼”、“双鱼戏莲”、“鱼鸭戏莲”、“群鱼戏海螺”、“鸳鸯游鱼戏莲”、“柳枝群鱼”等等。内中以“水波三鱼”最为生动，在碗的内壁取三分法布局，仅用了不多的几刀，三尾生动逼真的游鱼就跃然而存，鱼周围布满了用篦形工具划出的重重水波，三鱼在水波中鼓腹摆尾游弋自得。不仅画面生动，而且刻花三鱼的洒脱洗练，划花水波流畅荡漾，湖绿色青釉的温润柔和均融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实属宋代耀州窑刻划花青瓷的代表作。
在人物类纹样图案中以婴戏纹最为突出。早在唐代该窑就开始用童婴纹装饰瓷器，曾在素胎黑彩盘上见到过绘黑彩的“童孩戏绳”纹。到了五代，又发展到剔划花青瓷“婴戏缠枝”纹。入宋后，我国的绘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山水画、花鸟画都以独立的画科得到发展，而且人物画也发展的更加精细完美。还从人物画中产生了专门反映儿童题材的绘画，出现了一些擅长画儿童和婴儿的画家与其作品，如宣和画院的苏汉臣曾画有“秋庭戏婴图”和“货郎图”，李嵩亦画有“货郎图卷”等。随着绘画艺术中专题儿童画的出现和发展，对同时代以至后世瓷器上的婴戏纹样图案有着重要的影响。
宋代耀州窑瓷器上婴戏纹样的日益增多，正是以此为背景得以发展的。婴戏纹在耀州窑北宋早中期的刻花青瓷中采用较少，在宋晚期的印花青瓷中经常发现。所见的婴戏人物纹多种多样。有“单婴戏牡丹”和“单婴戏梅”，取烘云托月的形式布图，在牡丹或梅花枝叶的中心，突出一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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