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窑的窑址所在，原来被认为是在河南临汝境内，但一直未能寻获。五十年代初，陈万里先生即曾发其嚆矢，六十年代初，我们也曾进行过窑址调查，均未发现典型的“汝窑”瓷片。1983年我再去临汝深入考察，仍无满意的结果。为了编写《中国陶瓷史》，1977年与冯先铭同志赴豫南一带调查古窑时，偶于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讹称“青龙寺”）窑址附近拾得一片“汝窑”天青釉残片。后经上海硅研所郭演仪同志化验结果，与周仁先生二十年前对故宫所藏汝窑盘的化验数据基本相符。为了提供大家共同探讨，以期群策群力特别是在当地文物考古工作者们的合作下，早日解决这一悬之已久的疑团，特意在1985年郑州举行的‘中国古陶瓷年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钧汝二窑摭遗》的论文摘要，分致出席年会的会员和单位代表。文中参考了《直隶汝州全寺》（清道光本）与《宝丰县志》（清乾隆本）等历史文献，明确提出在宝丰青龙寺（清凉寺）所得天青釉残片“虽是吉光片羽，然而连系文献看来，未必不是寻觅汝窑窑址的一条有力线索。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勘察。联想定窑、邢窑之先后发现经过，也不妨打开思路，因为地理沿革多有变迁，这一点不必赘述。”
986年9月我应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博士之邀赴日作专题讲演时，曾在京都同志社大学就宝丰清凉寺汝窑问题，结合当地过去盛产玛瑙与前人文献所谓“汝窑玛瑙为釉”的记载，进一步加以闸明。同年10月在西安举行‘中国古陶瓷年会’时，亦有数篇论文引用了我的观点。并且有人根据这一线索，在宝丰清凉寺附近征得一件“汝窑天青釉盘”，带来会上请我与故宫专家及上海博物馆专业人员鉴定无误。从而再次肯定了宝丰清凉寺是汝窑窑址所在的判断正确性。
为了寻求更多的论据和实物标本，今年重到宝丰、临汝、鲁山一带进行宏观与微观的综合考察。现将多年的研究心得及最新的几点收获略述于后，以求教于博雅方家。
一、宝丰清凉寺“汝窑”产品的种类及其属性
十年前的4月23日来到宝丰时正值细雨菲菲。而此次旧地重来又值一夜风雨乍晴，天时相似，人事已非。而且地貌变化极为悬殊。昔日印象中河沟两岸堆积窑具、残瓷高约一丈，断断续续长达三五百米之遥。其壮观为个人所到河南许多窑址中所仅见，堪与河北曲阳的定窑窑址堆积场面相媲美。据当地文化馆资料测估，其“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从清凉寺到韩庄的五华里面积上，瓷片、窑具堆积如丘，窑址交错毗邻，遗物相当丰富。据在清凉寺南河岸断崖处测量，文化层厚度最多为12米，其中有三个小山包全为瓷片堆积层。”当时所得瓷片以白釉、黑釉、青釉、赭（酱）釉居多，其次为白地绿彩，白地绘黑花、白釉刻划花（其中以白地划水波纹和柳斗纹者较为特殊）、珍珠地划花、黑釉凸白线、黑釉白口边、黑釉剔花、黑釉印柳斗纹、黑釉划米粒纹、青釉印花、青釉刻花、蛋青釉、绿釉、祸釉、宋三彩以及“汝窑”天青釉（一片）等不下二十种之多。器形则有杯、碗、盘、瓶、罐、枕、盒、壶，乃至棋子、器座、儿童玩具等。至今记忆犹新，大有如入宝山，目不暇接之感。
然而，此行却已不见十年前的宏伟景象。只有偶尔出现的河边少量的瓷片堆积，而两岸多已犁为农田或建起房屋。仅能在田塍和道边寻得一部分上述的瓷片，品种远不及以前那般丰富多彩。但在个别器物上则有前所未见之物，如天蓝釉、黄釉、青釉印柳斗纹、青地加白釉花、黑釉褐斑（铁锈花），皆制作精美，独具风格。尤其是黑釉瓷片中有的釉亮如漆，光可鉴人；有的还出现兔毫或油滴，而且胎质细白、薄如“黑定”。当地乡民对此类完整器物颇为珍贵，传说“放入食物数日不馊”。虽属无稽之谈，然而足见该窑技术之精不同于一般，以及其制品深受人民欢迎的程度。此外，还有一些别处罕见的作法，如里绿（釉下划篦点纹）外黄釉、黑白外赭釉、青釉赭口边、青釉镂孔、白釉黑口边等，亦为十年前在此地所未见。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河沟东岸一片农田约三百米的范围内，便是出土有典型的“汝窑”瓷片之处。当时正值麦收期间，又逢阴雨连绵，虽仔细在田间搜寻所得青瓷百余片，而用放大镜观察具有所谓“气泡寥若晨星”者不过数片，或为天青、粉青或为豆绿色，光泽内含并有细小开片，与十年前在附近所得者完全相符。其余大多数则为印花、刻花青瓷以及上述若干品种之物。结合昔日在此所得数百片中不过一片的比例看来，清凉寺可称品类繁多、精粗具备，而其“供御”者不过区区之数。难怪昔人已有所谓“宋时汝磁已与商彝周盘同其珍重”的说法不为无因了。从它的质量来看，胎质坚细且薄，釉光莹润如玉。尤其是青瓷釉厚多有气泡，这一点几乎已成南北名窑如官、哥、龙泉和钧窑等共有的特征。惟独汝窑青瓷釉色既美且气泡稀少，实为难能可贵。足以说明在配料加工和烧成方法上较之其它名窑尤胜一筹。因此孙灏诗中所称“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的赞语非过誉之谈。
此次所得“汝窑”瓷片中，除在传世品常见的天青、粉青釉色外，尚有豆青、豆绿釉色者，光泽较强而平滑如镜，若非同出自一地，而且其它特征也相同，则很难令人相信为其同窑产品。故宫博物院以前没收的一批“汝窑”瓷片内亦有类似之物，而长期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于今对比窑址所出实例似可消除疑虑。因为青瓷的烧成气氛稍有变化即能导致釉调、釉色的差异，从而产生优劣成败的结果。何况窑址残存者多属废弃之物，有此等釉色不同者似亦不足为奇。另二片近似“钧窑”的天青、灰青釉残片，也具有类似前者的特征精彩非凡。以上这些无论从胎质、釉色乃至光泽看来，几乎与龙泉窑、钧窑精品难以区分，说明当时名窑制品往往有所雷同。尤其钧、汝二窑比邻接壤，矿脉相近，加以时尚风行，互相观摩，因而在文物鉴定方面造成一定的困难。
关于汝窑的釉色多种多样，在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叙述比较全面。他说“汝窑在河南汝州，北宋时所创设也。土脉细润，如铜体，有厚薄，汁水莹润。有铜骨无纹者，有铜骨鱼子者，有棕眼隐若蟹爪纹者优佳。豆青、duan青之色居多，亦有天青、茶末等色……“所谓豆青、duan青、天青以及粉青等釉色现在当地所出汝窑瓷片内均已得见，惟“茶末”釉色尚未看到。但从烧制技术的角度想来，青瓷一旦过于氧化自然会出现黄褐之色。许氏当初所见是否即此种劣品仰或别有所指姑且存疑。
根据同一地点所得不同的多种瓷片来看，大部分是近似磁州窑或耀州窑的产品，而上述典型的“汝窑”瓷精致之作数量极少。由此推想，汝窑的属性究应算作宫廷垄断的“官窑”？还是属于部分“供御”、“拣退方许出卖”即面向广大群众的“民窑”？对于这一问题我倾向于后者的性质。北方名窑如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等均曾在一定时期内曾向宫廷贡献其精品，却未损其民窑的根本属性。又如南方著名的龙泉窑，据《鸡肋篇》记述说“宣和中，制样需索，益加工巧”，然而从未见有人将它列入“官窑”或冠以“官龙泉”之称。至于早在三十年代国外即已出现而近几年来国内甚为流行的“官汝”或“汝官”的名称，我在《钧汝二窑摭遗》一文内已明确表示不同意见。如果上述的看法能够成立，则此问题自可迎刃而解，故不赘述。
二、临汝境内的“汝窑”窑址究竟何在
由于历来文献和传说多认为“汝窑”窑址是在河南临汝县，然而始终无人找见，故此形成长期悬而未决的谜团。加以最近有人根据上述公开的线索跑去宝丰清凉寺窑址拾得较多的“汝窑”瓷片，即大肆宣称“中外陶瓷专家半个世纪多方寻觅的汝窑窑址，最近在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发现。”并且认为“汝窑窑址长期未被发现，是因为人们把寻找范围只局限于古汝州州治所在地，即现在的河南省临汝县。”因此哄动一时，甚至诩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大悬案了结”、“中国陶瓷史上的大事”云云。我读到这些报导，首先是为汝窑窑址的发现又找到较多的物证并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论断而高兴。其瓷是对某些片面和夸张的说法，感到缺乏足够的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据文献记载，“古汝州”在唐宋时期曾先后包括梁县、襄城、叶县、郏县、鲁山、龙兴（宝丰）、临汝等县在内。多年以来我国陶瓷考古工作者们不知耗费了多少苦心和劳动。例如陈万里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即曾到临汝、宝丰、鲁山一带考察古窑，发表了《汝窑的我见》等具有开拓作用的重要论文。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与冯先铭同志于64年、77年两次到临汝、禹县、郏县、宝丰一带考察汝窑和钧窑，并且取得了上述一系列的成果。而地方从事陶瓷考古工作的许多同志们，也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获得了无数的珍贵资料与经验，发表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怎能说“是因为人们把寻找范围只局限于古汝州州治所在地，即现在的河南省临汝县”呢？
按“河南汝州直隶州历代统属考”解释“汝州”说“唐代于太宗初改郡为州，天宝初年改为‘临汝郡’，乾元初年复为州。当时领有梁县、叶县、襄城、龙兴、郏县、鲁山、临汝等七县。宋代汝州因近京辅，亦名‘辅州’，领有梁县、叶县、襄城、宝丰、鲁山五县。金代汝州领有梁县、鲁山、襄城、宝丰四县。”（此处在宋金时期忽然不见临汝之名。但在北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内则记载说“龙兴下有废临汝县。”所谓“废临汝县”即今日临汝县的临汝镇，故当时的龙兴（即宝丰）县应辖有今临汝县之大部。至于“临汝县”的名称始自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属汝州郡。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始更名为“临汝郡”，属河东道。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改临汝县为镇，入梁县。宋复为汝州。金、元时期仍为汝州。明洪武初，废梁县，并入汝州。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改为“直隶州”，领鲁山、郏县。十年（公元1474年）增领宝丰县，十二年（公元1476年）增领伊阳（即今之汝阳）。清代仍为直隶州，领鲁、宝、郏、伊四县。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复改为临汝县。这便是所谓“古汝州州治所在地，即现在的河南临汝县”的一段历史沿革。
此外，不妨再看看宝丰县的历史。按“龙兴县”之名始自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曾名“中兴县”，寓唐室中兴之意。天宝元年改属临汝郡。五代时期仍名龙兴，隶汝州。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降为“龙兴镇”，归鲁山辖。元佑元年（公元086年）复为“龙兴县”，并置“青岭镇”（即今日清凉寺窑址所在的“大营镇”）。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始改龙兴县为“宝丰县”。
在《宝丰县志》（清乾隆本）‘青岭镇’条内写道：“《宋史、食货志》”提辖京西矿治，此当政和初。因青岭镇界产玛瑙，宝货兴发，蒙朝廷赐名“兴宝镇”。宣和二年以县有冶铁场故曰“宝丰”。
金代仍名宝丰，隶临汝郡。元世祖至元三年（公元1265年）县废，改名“宝丰镇”，归梁县，隶汝州。至明代初期，镇亦废去，地仍属汝州。成化十年复置“宝丰县”。明末曾一度改称“宝州”，清代复名“宝丰县”（17）。
另据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民告知，“大营镇在1924年以前一直属于临汝县。而且在1929～1931年间曾有大批古董商和官僚们到当地挖宝，将清凉寺窑址深翻多次，出土过不少完整器物”。而另一老农指告“地点就在那几座坟墓附近”。结合前面文献仔细想来，今日所谓“中外陶瓷专家半个多世纪多方寻觅的汝窑窑址，最近在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发现”，其实正是以往文献和传说中的临汝县汝窑窑址“。如果明白这一段历史沿革和地理变迁，自然对于原来人们多云临汝县寻觅汝窑之举，不会感到大惊小怪或以五十步笑百步了。
总之，通过二十年来曲折迂迥、契而不舍的多次实地考察和文献参考，至今虽已初步窥见其庐山真面目，但我觉得像这样名铄古今、驰誉中外的“汝窑”，对其研究仍然有待深入进行。例如它的上下年限、窑址范围、烧制品种、胎釉特征，以及主要供应对象等许多问题，都还需要再作宏观与微观的比较研究和全面探讨。即使在中外古陶瓷学界已非新鲜事物，而今只凭地面俯首可拾之物忽然放言“窑址发现”且是“一大悬案了结”，则恐未免言之尚早。因为毕竟还未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
三、汝窑的烧造历史及其范畴
我们十年前调查宝丰清凉寺和韩庄一带窑址时，曾听到当地流行的一句民谚说“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贯”。而今仍然如此盛传不衰。并且连鲁山段店的人们也是异口同声一样说法（只是有人将“万贯”说成“万万”而已）。实际上这一带窑址林立，北起上李庄、清凉寺、琉璃堂、张八桥、韩庄、外岭、顾庄、魏庄、高庄、梁洼，南至段店分布甚广，多已经过当地同志们作过详细检查并取得了大量的标本。结合个人两次在清凉寺、韩庄窑址所得瓷片比较看来，无论数量、质量乃至品种和时限均难分轩轾。特别是此次在鲁山文化馆所藏段店窑址所出残器中，有一件粉青釉“裹底支烧”的槐式方斗杯残片，用30倍放大镜观察其釉内气泡同样具有“寥若晨星”的典型汝窑特征。虽然也属于“吉光片羽”，但如连想当年在宝丰清凉寺所得一片汝窑天青釉残片，竟然成为今日寻找汝窑窑址的重要线索一事，则恐对其重要意义同样不可忽视。况且“鲁山花瓷”早在唐代即已闻名于世，而自唐宋至清代一向属于汝州。既然宝丰、临汝都已列入“汝窑”的范畴，那么鲁山的归属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还记得二十年前当我们首次去临汝、禹县调查汝、钧二窑时，曾在路过郏县的道边偶然发现不少唐代花瓷残片。因而揭开了郏县黄道窑花瓷及以后对鲁山段店窑、禹县苌庄窑乃至陕西耀州窑等花瓷研究的序幕。由于郏县亦属汝州范畴，因此在考虑广义的“汝窑”历史和品种时似应与“鲁山花瓷”并列于唐代名品之内，同时也可暂视为汝窑的上限。
当时我们根据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曾调查过的临汝12处窑址，重点考察了其中东沟、陈家庄、黄窑、石板河、蜈蚣山、陈沟、桃木沟、岗窑、严和店、轧花沟、下任村等11处。1983年重去临汝严和店复查时，在县文化馆看到他们陈列的26处窑址出土瓷片。除上述的东沟、黄窑、桃木沟、陈沟、岗窑、严和店6处外，其余多为新的发现。计有班庄、焦村、何堂、苇子园、毛窝、波池、罗圈、棉花窑、大泉、大堰头、龙王庙、吴家窑、大碗沟、大郭庄、齐沟、杨沟、唐沟、张沟、河东、王庄等窑址，所出瓷片多呈豆绿、天兰类似钧釉的色调。只有个别如焦村窑尚有白釉、白地绘黑花、白地刻划花的品种。苇子园则全是印花青瓷。今年三到临汝考察时，又在汝窑博物馆所陈瓷片中见有不少新的发现。连同前面26处共有43处之多。新增古窑址有杨庄、东黎元、唐沟南、大堰沟、缸岗、窑洞、寺沟、宋庵、西何庄、上下瓦石桥兰沟、罗圈寺、罗圈南、西河庄南、杨沟西、戴湾桐木沟、内乡等，所出仍以豆绿、天兰釉色居多。其中制作较精者以东沟、班庄、大泉、龙王、唐沟、大堰头、冈窑、大郭庄、唐沟南窑址为最。而唐沟东一带所出不但釉色精美，且有“裹足支烧”者，另一板沿盘素烧坯残片，质地坚细薄如定器。上瓦石桥所出残片内有一灰青釉下写字迹可惜已不能辩识。内乡所出宋三彩残片，结合当地馆藏数件宋三彩瓷枕看来，临汝窑品种丰富多彩，更填补了以往知识上的不足。
根据该馆对以上各处所作调查的时代统计，其中宋代窑址6处，宋元窑址11处，元代窑址23处。而元代以后的窑址和制品则未见到。连系三次考察所得标本看来，其下限亦是如此。
在《明会典》中曾有“宣德年间命钧、磁两州每年奉献酒缸”的记载，而不提及汝窑，可见它到明代已经衰微。结合传世的器皿果然也未见到此时之物。
当1977年去宝丰调查窑址时，曾听到过民间传闻所谓“洪水没市”的说法，同时也有另一种传说为“金兵入境”。今日仔细推敲这两种传说纵然是实，但未必会嘎然而止。因为在上述出土“汝窑”精品的麦田里仍散布有一些黑釉鸡腿瓶残片与黑釉凸白线瓷片。这些都是今日公认的金代常见的造型和装饰特征。另在宝丰文化馆藏品内还有当地出土的黑釉划花瓮和天兰釉大碗，则是典型的元代制品。这种情况正如其它名窑（定窑、钧窑等）一般。揆情度理最多只是“供御”的精品因王室南迁而停烧甚至技术失传而已。
在《宋志补》督学孙灏诗中虽有所谓“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的感慨，然而恐是暂时的停烧现象。至于汝窑的鼎盛时期大体可推测在宋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至宣和末年（公元1125年），即哲宗、徽宗时期。因为从文献上看，元佑元年曾将“龙兴镇”恢复为“龙兴县”，并置“青岭镇”（即今之“大营镇”-----清凉寺“汝窑”所在地）。到宣和二年又‘“奉敕”改龙兴县为“宝丰县”，归汝州辖’。这说明它已得到皇帝的重视。而改名“宝丰”的原因是‘当政和初，因青岭镇界产玛瑙，宝货兴发，蒙朝廷赐名“兴宝镇”。’似与所谓“以玛瑙为釉”的汝窑瓷器的供御有一定的关系。宣和六年徐竞出使高丽归来所撰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内，曾提到“汝州新窑器”。可见当时正在烧造并且成为青瓷的典范，所以他称之为“新窑器”以此相比喻。以后“金兵入境”自然暂时停烧，随同宋室的偏安江左，岌岌可危，汝窑御用精品当然也成为明日黄花，度过了它那四十年来的鼎盛春秋。然而，仍需要供应当地广大群众生活用瓷，即今日地面遗留的五光十色具有民间气息的各种“粗器”。从历史的长河来说，这些才是它的主流。尽管它曾昙花一现地在陶瓷史上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页，永远值得人们珍视和宝藏。但在全面探索其历史与范畴，公平衡量其成就和意义时，岂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如果作为“汝州窑”的广义解释，则举凡鲁山、郏县、临汝、宝丰等数县所产历代精粗陶瓷器均应包括在内。正如邢窑之包括内丘、临城两县所有窑址在内；越窑之包括上虞、余姚、宁波、乃至绍兴、鄞县、黄岩等多处窑址一般。因此，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疑问及设想，即以往由于对汝窑的认识不一，从而缺乏比较认真的探讨。往往将宝丰窑列入“耀州窑系”，临汝窑则被分置于“耀州与钧窑系”内，甚至对鲁山窑、郏县窑也只作为唐代“花瓷”产地而略提数笔，都反映出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个人对此也限于所知而熟视无睹。于今随同汝窑所在地及产品的相继确认，则“宝丰窑”的名称将置于何地？面临汝窑、鲁山窑、郏县窑等究应归属于“汝窑系”抑或仍任其附属于其它窑系？这些都有待于今后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初步意见是应该让它们认祖归宗，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是名正言顺地称作“汝窑”或“汝窑系”，如此方不悖乎情理，而且容易使人理解。
延伸阅读
汝窑考
一、汝官窑以及烧造年代汝窑居宋五大名窑之首，声名远播。汝瓷传世品稀少，全世界现仅存70件左右，分别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台北故宫博物院23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达维德爵士基金会7件，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美国克利夫芝和圣路易等知名博物馆和私人典藏约10余件。 古瓷以州定名，五代至晚清宝丰为汝州属地，故称汝瓷。清凉寺汝瓷烧制始于宋初，盛于北宋晚期，终于元末。其中，在北宋晚期专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因器物多被宫廷垄断，故南宋即有“近尤难得”之说。后因靖康之乱，金兵入侵中原宋朝被迫南迁则毁于一旦，窑址荒没，工艺失传，致使汝官窑址成了中外陶瓷界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一大悬案。50年代，考古学者曾在汝州境内进行多次考古调查未果。1982年，宝丰县文化馆，在对文物普查中，从清凉寺村当地群众保存的瓷器中，发现了与北宋宫廷御用汝瓷特征完全相同的一件汝瓷盘。1984年秋，王留现（宝丰县陶瓷厂技术员）从清凉寺村民手中收购一完整天青釉洗，1986年在西安年会上经专家鉴定属典型汝官瓷器。这是现代从民间征集到汝窑的最早的案例。 清凉寺汝官窑遗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城西部20公里处之大营镇清凉寺村中及村南台地上。遗址面积共计119.5万平方米，其中重点保护区面积43万平方米，特别保护区面积8075平方米。该处是宋、金、元代以来烧造历史延续数百年之久的重要制瓷场地，是北宋时期五大名窑之一，是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的汝官窑遗址。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共分四个区域（用罗马数字表示）。清凉寺村南台地为Ⅰ区，韩庄村为Ⅱ区，小石桥西为Ⅲ区，清凉寺村为Ⅳ区。天青釉中心烧造区位于Ⅳ区西北部。1987年至2001年经过7次试掘和发掘，该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地表窑具、瓷片俯拾皆是。民窑区地层堆积一般在2—3米左右，最厚处达6米以上。民窑区主要遗迹有窑炉、窖藏、作坊、灰坑、排水沟、水井等遗迹。主要遗物有碗、盘、碟、盏托、盂、器盖、三彩枕、炉、匣钵、支钉架、垫圈、印模等，同时出土的还有御用汝瓷鹅颈瓶、折肩瓶、细颈小口瓶、洗等。其产品类型有白釉、豆青釉和淡灰釉，黑釉和酱釉，钧瓷、三彩等。官窑区地层堆积0.25米至1.2米，最厚处近2米。发掘出的遗迹有作坊、过滤池、澄泥池、窑炉、灰坑、水井、排水沟等。主要遗物有瓷器、模具、窑具三大类，还有少量钱币。出土的瓷器据不完全统计，天青釉汝瓷占99%。器种有碗、盘、碟、盏、盏托、器盖、钵、洗、盆、套盒、瓶、炉、壶等。釉色以天青、淡天青、月白为主，青绿、淡青绿釉也占一定比例。出土的模具多为轮制，有花纹的刻制，花纹复杂的对合而成。分两型。A型，皆轮制，B型，莲花炉外模。出土的窑具有匣钵、支烧器座、试烧插饼、垫饼、垫圈等。出土的钱币主要有“元丰通宝”和“元符通宝”两种。文化层一般在2-3米左右，最厚处达6米， 可划分为七层。根据地层迭压关系及出土器物类型、胎质、釉色和装饰技法的发展变化，可划分为五期：第一期：以六、七层为代表。出土瓷片中白釉占绝大多数，其次为豆青釉和淡灰釉，少量的黑釉和酱釉。代表器物有：豆青釉侈口印花小碗、豆青釉敞口小碗、豆青釉唇口盏、淡灰釉白口边碗、白釉外撒坦腹碗、白釉大口瓜棱罐、白釉直腹瓜棱注子、白釉敞口浅腹碟、黑釉颈白釉腹小瓶和酱釉双耳鼓腹罐。本期年代为北宋早期，即宋太祖至宋真宗时期。第二期：以五层为代表。白釉为大宗、青釉数量明显增多，黑釉较少，淡灰釉趋于衰落。代表器物有：豆绿釉牡丹纹印花碗、豆绿釉刻莲纹小碗、豆青釉团菊纹印花小碗、豆青釉花式口杯、豆青釉圆捉手器盖、白釉珍珠纹地划牡丹纹枕、白釉直口双耳瓜棱罐、白釉斜平沿喇叭座灯、白釉敞口斜腹碗。本期年代为北宋中期，即仁宗、英宗、神宗时期。第三期：以三、四层为代表。青釉数量猛增，几乎与白釉相等，其次为三彩釉，黑釉较少，淡灰釉消失。代表器物有：豆绿釉内印花外刻花碗、豆绿釉印花龙纹盘、豆绿釉六分凸线纹碗、豆绿釉刻牡丹花盘、豆绿釉象鼻钮刻花器盖、豆绿釉交枝牡丹小盘、白釉葵口深腹盘、白釉敞口曲腹碗、白釉双耳瓜棱罐、白釉喇叭口度长腹注子、三彩贴塑莲瓣纹深炉、三彩划荷花叶形枕、黑釉竹叶纹酱花炉、天青釉敞口圈足洗、天青釉筒形器、越窑划花小碗等。本期年代为北宋晚期，即哲宗、徽宗、钦宗时期。天青釉主要见于本期，这进一步证明了汝州烧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哲宗和徽宗时期的二十年左右。 第四期：以二层的部分器物为代表。主要器形：青釉印花缠枝牡丹纹碗、青釉印花交枝牡丹纹盘、白釉敞口浅腹碗、白釉浅腹碗、白釉浅腹圈足盘、酱釉唇口盏、酱釉白内腹碗、黑釉双耳凸线纹罐等。本期为金入主中原到金亡这段时期。第五期：以开口于二层下的一水井中出土器物为代表。以青釉、白釉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钧釉，这期代表器物有青褐釉双耳鼓腹罐、青褐釉敞口深腹碗、青褐釉浅腹盘、天蓝釉红斑直口小碗、素胎深腹盘、白釉草书“青”字碗和白地黑花盘等。这期年代为元代。 由此可见清凉寺汝瓷窑址创烧于宋初，北宋晚期发展至鼎盛时期,金、元继续烧造，停烧于元代末年。 二、 汝窑系北宋以来，由于汝窑青瓷工艺的迅速传播，河南西部和西南部各窑口先后烧造青瓷。各窑口为了赢得信誉，除了注重引进其它窑口的先进工艺技外，各窑还根据自己的擅长有所创新。从目前考古调查获知，河南地区宋元时期为民间烧造青瓷的窑口，有原汝州地区的临汝窑、鲁山窑、宝丰窑、郏城（即今郏县）窑，还有许昌五楼村窑，禹县钧台窑、新安城关窑、宜阳窑、内乡大窑店窑以及黄河以北的焦作窑、鹤壁窑、安阳窑等，这些窑口，各具有不同规模，其装饰技法和艺术风格亦各有特色。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各具特色的汝窑系。这里仅总结几个有代表性的窑口。
宝丰汝官窑：以素静典雅、色泽滋润纯正、晶莹多变取胜。宝丰清凉寺窑，为北宋宫廷烧制的御用汝瓷，不仅制作讲究，工艺精湛，而且釉层肥厚，光泽柔和，其釉面装饰独具特色。因汝瓷内有玛瑙为釉，其色光泽莹润多变，出现天青、豆青、卵青、粉青、天蓝、月白、虾青、艾青等。釉面的沙眼显露了蟹爪纹、鱼子纹和芝麻纹，器表还有鱼鳞状的开片，更显得造型古朴。釉面在阳光下观察，釉中多布红斑，有的如晨日出海；有的似夕阳晚霞；有的象雨过天晴；有的如长虹悬挂。
宝丰汝民窑：民窑则以刻、印花卉图案的装饰来表现。宝丰汝民窑刻花工艺别具一格，既先用刻花手法刻出轮廊、花叶筋脉，再用蓖划纹加以映衬，这种工艺效果显得主题突出，纹饰富有立体感，此类产品应系宝丰窑的最佳制品，其线刻龙纹装饰，更应是宝丰清凉寺窑之佳作。宝丰汝民窑以印纹居多，纹饰清晰，碗内模印花卉纹饰均在六等份或十等份的框线之内，每格安排一组折枝花卉，构图严谨，图案规范。缠枝和折枝菊花纹较多，碗心多印团菊，波浪纹中除以圆圈形为主以外，也有别的图案，有的用海螺加以点缀，印纹中多为阳纹，并以蓖点纹加以衬托；阴纹印纹者，轮廊线条较粗，不加其它装饰，只有花叶轮廊，装饰效果呆滞，因此产量有限。特别要注意的是官窑区文化层的七层。这里在哲宗、徽宗时期为官窑区，专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在这之前是民窑区，也烧造一些素面的汝瓷。一个窑口被钦定为官窑，必须有一个技术传承过程，开始时这里的瓷器质量出众，其中一些被宫廷选用，后来朝廷认为这里的瓷器技术出众，应该为皇家垄断，才会钦定为官窑，不再为民间烧造瓷器，朝廷不会凭空选定一个窑口为官窑的。由此推断，这个地方在官窑之前，也曾经为朝廷烧造过御用瓷器。
989年3月间，在宝丰县大营镇的蛮子营村，农民起土时发现了一个汝瓷窖藏瓷器，其造型计有：笔洗、板沿洗、碗、盘、钵、盂、瓶等共47件。其造型讲究，瓷艺精良，釉色莹润，多为满釉支钉烧造，器表有细小开片，器物注重装饰，有的外表刻有莲花、牡丹，有的在器里线刻盘龙图案，圈足一般较矮，部分为凹圈足。这些都具有五代或北宋早期的风格。
汝州城内文庙汝官窑：朱文立1987年4月研制成功汝官瓷后，多次到北京请教冯先铭先生关于汝窑之事，在一次交谈中，冯先生问朱文立：“会不会除清凉市之外还会有第二处汝窑？” 朱文立说：“如果有，只可能在汝州城内，如果汝州城内找不到，就不会有第二处。”从89年开始，朱文立一直在汝州城内寻找汝官窑的蛛丝马迹，无论单位和群众盖房挖地基，都要守候现场查找。1992年发现配釉作坊。1998年以后，陆续发现汝官瓷片出土，并总结出论文“汝州汝官瓷片，残器及配釉作坊的发现与研究”。1999年发现了大批保存完好的配釉用的原料；2001年在文庙发现大批配好的独特青釉；2002年发现了瓷片埋藏坑；并探出了汝官瓷片及匣钵片等。在文庙2万平方米范围内，都有汝窑遗址的实物存在，它不如张公巷窑址的集中，不如清凉寺窑址保存的完好。从文庙和清凉寺出土的实物看，虽然是一脉相承，但有明显的区别：（1）文庙汝官瓷做工都非常精细和张公巷异曲同工；（2）天青色非常纯正，从配制到烧成都达到了非常成熟的程度；（3）大部分产品蝉翼纹刻片清晰；（4）瓷胎色比清凉寺偏白；（5）卷足比清凉寺轻而矮。朱文立认为：因为清凉寺天青汝瓷好，受到宫廷赏识，才弃定用汝。为了垄断汝瓷，朝廷在汝州州衙附近的文庙建立贡窑，专为宫廷烧造，从此清凉寺汝窑停烧。文庙汝官窑由州衙管辖。
临汝窑：位于汝州的中心区域，其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都处于领先地位，其印花青瓷绝大部分是凸起的阳纹，叶、脉也多以点线纹表现，纹饰题材以缠枝、折枝花卉为主，其内容有云山禽鸟、海水游鱼、也有各种花卉图案，构图严谨，疏密有致，图案清晰，做工精良。题材有“莲生贵子”中的裸体婴童，“宝塔秋菊”、“缠枝牡丹”、“盛夏竹叶”、“白莲出水”、“鱼鸭游戏”、“牡丹莲花”、“转纹折迭”等。在表现手法上，更是独具匠心，有的花朵盛开，有的含苞欲放，有的海水波澜滚滚，有的则细水涓涓，风平浪静，还有的鱼鸭水中漫游，给人以宁静感觉。其造型为当时日常生活实用品，既实用且富于装饰，具有浓厚的民间艺术特色。
内乡大窑店窑：内乡大窑店窑的汝瓷装饰，大部分是凸起的阳纹，纹饰题材大体分为花卉与水生物两类，花卉题材包括缠枝、折枝、交枝花卉和团花纹等，线条流利生动，图案优美大方。而水生动物的题材又可分为两种：一是以海水纹为主，在水浪中有海螺、游鱼、荷叶映衬；另一种是以鱼纹装饰于器物的内底上，图案颇具生趣。 该窑的印花纹饰和临汝、宜阳、新安窑均有差异，上述各窑印花较浅，施釉后，纹饰虽十分清晰，但手摸时，仍有低凹的感觉。而内乡窑印花标本有的印纹较为高起，上述各窑印花碗的外壁，多刻荷叶筋纹，而在内乡窑中所不见，保持了自己的独特的图案风格。正是由于内乡大窑店窑产品丰富，种类繁多，不仅保持了汝窑的传统瓷艺，又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烧造出一批精良作品，而博得北宋皇宫的赏识，将民窑宠络为官窑或派职官进行监烧。从该窑采集的标本中，在一件青釉器的残片上，刻有“窑司”字样，而“窑司”刻铭，应是宋代主管窑务的窑司对其承烧制品窑口进行监烧的实物见证。金兵南侵，宋室南迁之后，汝窑和其它各窑一样均遭到同样厄运，窑废人亡，有些窑工也随之南渡，使得这一精良瓷艺技术失传。金元时期，对恢复汝青釉生产虽有所举，然日趋衰落。到了明代已全部停止生产。曾在历史上大放光彩的汝瓷，逐渐被其它产品所代替。
三、 重温历史文献既然汝窑的窑址已经找到，文献考古还有必要吗？有必要，这主要是古人与今人的审美观点不同。古人认为“珍贵”的东西，今人看起来就不那幺漂亮。所以需要对当时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
、北宋徐兢在《奉使高丽图经 》文献：“汝州新窑器，越州古秘色，大抵相类”。注释：徐兢：北宋人（1091—1153）。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宋朝使者徐兢一行访问了高丽,徐后来着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但图已佚失,惟文流传。评点：这是汝窑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文献。（1）陈万里先生根据南宋人徐兢《奉使高丽图经》中"汝州新窑器"一语和该书成于宣和五年这两个线索,推断汝窑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在宋哲宗元祜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20年间。（2）朱文立认为，徐兢所说的新窑器是指文庙窑址生产的和越窑相类似的独特青釉瓷。朱文立对样本进行比较，认为文庙汝官瓷的制作非常精细，而汝州新窑器则显得粗糙。汝州新窑器比文庙天青色汝瓷晚。并且认为汝州文庙曾经两度设置贡窑，第一次（宋哲宗元佑元年以前的二十年，1066年—1086年）生产制作非常精细的天青色汝瓷，第二次生产（宋徽宗大观年年间，1107年——1110年）所谓的"汝州新窑器"。并且分析了为什幺会两度设置贡窑。（3）我们认为，这些判断均属于推断，有一定合理成分，但证据依然不足。在目前这种学术界认识还混乱的情况下，那些制作精细的天青色汝瓷都可能是汝官窑瓷器，也许还有新的窑址没有被发现。陈万里的20年说，朱文立的文庙汝官窑说和两度贡窑说，以及清凉寺汝官窑说等等，仅仅是基于目前的考古研究得出的结论，还不完备，所以专家之间的说法就产生矛盾。
2、明吕震《宣德鼎彝谱》文献：“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典雅者，写图进呈……计二十有九种”。注释：吕震：明代宣德年间礼部尚书。《宣德鼎彝谱》：共八卷。该书是明代宣德年间礼部尚书吕震等人奉旨编辑的一本书，当时是为呈圣上的，并不曾颁行于世，所以直到嘉靖年间，这一本书才得以在世面上流传。评点：我们之所以把这本书提到前面来讨论，主要是目前学术界在研究汝窑的时候，采用的样本是故宫藏品和台湾故宫藏品。如果藏品就不来自同一个年代，那幺研究肯定出现混乱。这本书揭示了几个信息：（1）明代自永乐年间在北京重新建都，宫廷里的前代藏品应该都是从民间征集而来，所以藏品中的传世哥窑在当时也不是传世的，仅仅因为其艺术性而列入藏品。宣德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典雅者，总共只有29种。目前故宫博物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馆的5大名窑瓷器，大部分应该是后来各代朝廷从民间征集而来。征集的标准也许就是宣德朝29种名窑中的那几只哥窑的釉饰特征。因为仅仅凭釉饰征集，所以70件汝窑传世品不来自同一个年代同一个窑口的情况，完全可以理解。（3）今天所谓的汝窑传世品，完全有可能是清凉寺汝官窑、汝州城内文庙汝官窑、甚至还可能是其它未被发现的汝官窑的产品，争论谁是真正的汝官窑，没有意义。重点还应该从鉴赏出发，搞清楚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什么是“上品”汝窑瓷器。
3、惠洪《石门文字禅》卷八“元学点茶乞诗”文献政和官焙来何处，君后晴窗欣共煮。银瓶瑟瑟过风雨，渐觉羊肠挽声度，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缺文。注释惠洪：北宋和尚（1071-1128），著名诗人和画家。惠洪，筠州新昌（今江西宜丰县）人，俗姓喻。惠洪一生颇为坎坷曲折，十四岁父母双亡，因失恃而到三峰寺作童僧。29岁后到南方各地参访游学，主持过北禅寺（江西临川）、清凉寺（南京）。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惠洪主持的清凉寺是南京清凉寺，不是河南宝丰清凉寺，不要认为惠洪在汝窑生产地生活过。评点这是传世文献中，有关汝瓷的最早记载和评价。陈万里先生推断汝窑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在是1086年-1106年的20年间，而此时惠洪和尚年龄大约在15-35岁之间，对所谓的汝官窑应该很熟悉。这篇文献揭示了几个信息：（1）惠洪和尚的眼里，官窑、饶窑（景德镇瓷器）、汝窑、鹧鸪斑茶盏，都应该属于“上品”。（2）既然官窑、汝窑都是御窑，一个清凉寺和尚手里怎幺会有这种瓷器？推断御窑瓷器专为朝廷烧制，不会流入民间的说法就存在疑点。这有两个可能，第一是清凉寺汝官窑实际上是生产过贡瓷的民窑，第二是宋代官窑的产品实际上也在民间流通。并且第二种可能性较大。明清御窑厂制度不等于宋代的官窑制度。
4、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第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文献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第，供进御筵节次如后。安民靖难功世太傅静江、宁武、靖海军节席使醴泉观使清河郡王臣张俊进奉：……宝器： 御药带一条 玉池面带一条 玉狮蛮乐仙带一条 玉鹘兔带三条玉璧环二 玉素钟子一 玉花高足种子一 玉枝梗瓜杯一玉瓜杯一 玉东西杯一 玉香鼎二（盖全） 玉盆儿一 玉椽头碟儿一 玉古剑朗等十七件 玉圆临安样碟儿一 玉靶独带刀子二 玉并三靶刀子四 玉犀牛合替儿一金器一千两 珠子十二号共六万九千五百九颗 珠子念珠一串一百九颗 马价珠金相束带一条 翠毛二百合 白玻璃圆盘子一 玻璃花瓶七 玻璃■四 马瑙■大小共二十件 古器： 龙文鼎一 商彝二 高足商彝一 商父彝一 周盘一 周敦二周举一 有盖兽耳周一 汝窑： 酒瓶一对 洗一 香炉一 香合一 香球一 盏四只盂子二 出香一对 大奁一 小奁一 ……书画： 有御宝十轴：曹霸五花骢 冯瑾霁烟长景 易元古写生花 黄居宝雀竹吴道子天王 张萱唐后竹丛（“唐后”字疑误） 边鸾萱花山鹧 黄筌萱草山鹧 宗妇曹氏蓼岸 杜庭睦明皇斫脍 无宝有御书九轴： 赵昌踯躅鹌鹑 梅竹思踯躅母鸡 杜霄扑蝶 巨然岗锁翠峰 徐熙牡丹 易元吉写生枇杷 董源夏山早行二轴 伪主李煜林泉渡水人物 无宝无御书二轴：荆浩山水 吴元俞紫气星注释：周密：（1232年—1298年）绍兴21年：1151年评点这篇文献揭示了几个重要信息：（1）南宋第1位皇帝高宗的时候，汝窑已经成为珍品，在进奉品中与玉器、青铜器、书画并列。并且，在进奉品中，没有出现宋代的其它名窑瓷器，可见汝窑地位的不一般。（2）在16件汝窑瓷器中，香炉、香合、香球、出香等熏香用品共5件。
5、南宋叶寘的《坦斋笔衡》文献：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逐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窑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注释：政和间：北宋1111-1117年叶寘：南宋人，生卒年代不详。评点 这篇文献揭示了几个重要信息：（1）与河北唐、邓、耀州窑，处州龙泉窑等青瓷相比，汝窑质量最佳；（2）汝窑是作为定窑的替代产品进入朝廷的。
6、南宋周辉《清波杂志》文献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未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注释周辉：宋钦宗靖康元年（1127年）出生。《清波杂志》是一部较为著名的宋代笔记，书中记载了宋代的一些名人轶事；保留了不少宋人的佚文、佚诗和佚词；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典章制度、风俗、物产等。评点这段笔记揭示了几个信息：（1）至少有一段时间，宫廷禁止自己烧造汝窑，而从民汝窑中挑选贡品。（2）民汝窑的瓷器必须经宫廷挑选以后，才允许在民间流通。（3）汝窑以玛瑙未为釉。（4）在南宋时期，汝窑已经不可多得。
7、欧阳修《归田集》文献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 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粉翠胎金洁，华胰光暗滋。旨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注释欧阳修：(1007～107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该文是谈及“汝窑花觚”时所写。评点这段文献揭示了几个信息：（1）欧阳修是谈及汝窑时顺便提及柴窑，或者说，他是以汝窑为参考器的，对汝窑非常熟悉。（2）至少有一段时间，宫廷自己烧造汝窑，民汝窑停止烧造。（3）天青雨过时是汝窑的基本色调。
8、明曹昭《格古要论》 文献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润，薄亦甚难得。注释曹昭：明初人，生卒年代不详。《格古要论》：刊于明洪武二十年（1388年）评点这段文献揭示了（1）宋汝窑的特征，淡青色、蟹爪纹、胎质滋润；（2）宋汝窑中的“上品”，无开片或者薄胎。（3）写这段文献的时候，明代的仿制还没有开始。
9、明高濂《遵生八笺》 文献………汝窑，余尝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支钉。余藏一蒲芦大壶，圆底光若僧首，圆处密排细小支钉数十，上如吹埙收起，嘴若笔帽，仅二寸，直槊向天，壶口径四寸许，上加罩盖，腹大径尺，制亦奇矣。又见碟子大小数枚，圆浅瓮腹、磬口、泑（釉）足、底有细钉，以官窑较之，质制滋润。注释：高濂 ：明代文学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活于万历(1573-1620)年前后。旷世奇才，笃志养生，参访隐士名医，积一生心血，编着出了《遵生八笺》。《遵生八笺》：刊于公元1591年。评点：这段文献揭示了几个信息：（1）宋汝窑的特征，釉色卵白，釉质莹厚如堆脂，釉质中的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支钉。有些大型器物，圆底光滑如和尚的脑袋，小支钉有数十个。小碟子，壁很浅并且呈现弧状，釉饰满足底，有细小支钉。汝窑的胎质比官窑更为滋润。（2）这段文献撰写的时代为明晚期，在明代已经出现了仿汝窑，由这段文献大致可以判断出明代仿汝窑主要仿哪些特征。
10、清蓝浦《景德镇陶录》文献……汝窑，汝亦汴京所辖。宋以定州白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建青器窑。土细润如铜，体有厚薄，色近雨过天青，汁水莹厚若堆脂。有铜骨无纹、铜骨鱼子纹二种。《格古要论》云：汁中棕眼隐若蟹爪者尤优。《辍耕录》云：河北、唐、邓、耀州悉效之，而汝窑为魁。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当时珍尚。唐氏《肆考》云：汝器土脉质制较官窑尤滋润，薄者为贵。屑码瑙为油，如哥而深，微似卵白，真所谓淡青色也。然无纹者尤好。……同一青瓷也，而柴窑、汝窑云青，其青则近浅蓝色；官窑、内窑、哥窑、东窑、湘窑等云青，其青则近淡墨色；龙泉章窑云青，其青色则近翠色；越窑、岳窑云青，则近缥色。古人说陶，但通称贵色耳。……汝窑瓷色，镇厂所仿者，色青而淡，带蓝光，非近碧之粉青也，《肆考》谓汝窑瓷色如哥而深，则误认青为近碧解矣。不如汝瓷所谓淡青色，实今之好月蓝色。镇厂葢内发真汝器所仿，俗亦呼为“雨过天青”。注释：蓝浦：清代景德镇人，乾隆末年撰写《景德镇陶录》评点：这段文献揭示了几个信息：（1）不同窑口的青色实际上是不同的，汝窑的青色，近浅蓝色。（2）景德镇官窑所仿汝窑，与汝窑的青色还有差别，属于月蓝色。（3）作者撰写此文的年代是乾隆末年，这时候雍正、乾隆的仿汝窑均已经出现，从文中大致可以判断，雍正、乾隆的仿汝窑仿的是哪些特征。
11、赵汝珍《古董辨疑》文献汝窑有厚薄两种。土细润如铜体，汁水莹泽厚若堆脂，其釉色近于柴窑之雨过天青，以淡青为主，亦有豆青暇青及茶末等色。釉汁中有如樱眼及蟹爪纹，及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者为真。真伪多以此辨。然据内行言，以无纹者为佳。其未上釉者称为铜骨，因其土中含有铁质，故呈淡红之色，颇似羊肝。因其釉厚多凝于器之上部，若膏脂之溶而不流，凝于中途，显示蜡泪痕之堆积状。釉汁不满，露骨之处甚广，此原非上釉之原意，乃当时竟以此种为美观，颇为时尚，殊非正当之判断也。宋时仿汝者有龙泉窑，其豆绿者与汝窑大致相同，往往易于相混，非细别之，真伪不易辨也。即汝胎粗而略糠，龙泉则坚而细；汝釉薄而清，龙泉釉厚而混；汝无釉处呈羊肝色，龙泉则如瓦屑；汝釉上有光，透脱如料，龙泉无光，滋润若玉；汝鱼子、蟹爪均有，龙泉则绝无鱼子纹者。二者相异之点大约如此，但亦有完全相同，绝不可辨者。此外杂窑中之唐邑窑、邓州窑以及河北窑等完全以仿汝为主，佳者均可乱真。若必欲确定其真伪，乃绝不可能者也。 注释：赵汝珍东北人，系清末大理院少卿，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在北京西城区私利培育中学当校长。他最大的嗜好就是古玩，但苦于没有收藏资历，也没有专门的工具书，从那时起他就筹备今后写成一部古玩专业的工具书。《古玩指南》大约写了3年1942年成书。赵汝珍后又作《古董辨疑》全书分上下卷，共14章。评点：这段文献揭示了几个信息：（1）民国时期判断真假汝窑的原则（2）民国时期各时代的仿汝窑已经出现，怎样从中识别真伪，文中有详细的描述。
四、 历代汝釉瓷器在谈到汝窑瓷器时，实际上要涉及3部分瓷器，一是所谓的仅烧造了20年的汝官窑，二是宋其它时期民汝窑中生产的贡瓷，三是民汝窑为老百姓生产的民瓷，四是历代仿官汝窑。情况还是非常复杂，鉴定难度比较大。
、汝官窑官汝窑分成三种，第一种是清凉寺汝官窑生产的汝官窑，第二种是汝州城内文庙汝官窑生产的，第三种是汝州城内文庙汝官窑生产的汝州新窑器。这三种官汝窑基本特征相同，但是略有差异。制作水平和形制清凉寺汝官窑与文庙汝官窑制作水平相近，器形规整、胎质精细。汝州新窑器质量略微差些。不过，三者形制全是宫廷用瓷的形制，与宋代其它名窑的形制有类似之处。胎色胎土比较细腻，呈灰白色，有如燃香遗留的灰烬，俗称“香灰胎”。清凉寺汝官窑胎色为浅灰白色，汝官窑和汝州新窑器胎色比清凉寺偏白。釉色传世品和出土文物中，大致有三种颜色：卵青：与青色鸭蛋壳相似，淡淡的蓝色，带有粉质感，有些失透。也称为月白色。开片轻浅，釉面很少见到棕眼。粉青：蓝中闪绿，釉层透亮。颜色比卵青深一些。开片纹路较深，往往有白色纹线。釉面棕眼比较多。天青：“雨过天青”之类的淡蓝色，不偏绿，釉面没有光泽。釉层厚度汝窑釉层薄而且均匀，釉面光洁，釉色纯正。玉质感以玛瑙入釉，所以呈现玉石般的光泽。色泽随不同的光照强度而发生变化，从早到晚观察的颜色不相同。并且会闪现若隐若现的红斑。开片蟹爪纹或叠加式的鳞片纹。所谓的蟹爪纹，就是纹线看上去呈现像蟹爪那样的弓状。所谓的叠加式的鳞片纹，就是纹线看上去像大小不同的云母片叠加在一起，有些专家也将这种开片形容成“蝉翼纹”，也就是象“知了”的翅膀那样。芝麻钉和粉红釉线官汝窑中，盘、碗等园器全是满釉支烧，在器底可以看见细小如芝麻的支钉痕。支钉痕断面呈现白色，支钉痕排列紧靠底足的外沿。瓶类等琢器，除了个别采用满釉支烧外， 大多数采用垫烧，足端露胎无釉。胎与釉的结合部，迎光观察，略微呈现很淡的粉红色。寥如晨星寥如晨星主要指釉中的气泡。汝官窑釉气泡明朗如珠、大且稀疏，分布均匀。
2、民汝贡品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中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未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按照这种说法，汝窑是民窑生产，由朝廷挑选以后，可以在民间流通。宋叶寘的《坦斋笔衡》中说：“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逐命汝州造青窑器”。按照这种说法，朝廷专门命令汝州府烧造汝瓷。这两种说法看起来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它们分别指不同时期的两件不同的事情，有民窑中挑选的汝窑，也有官方专门烧制的汝窑。从民窑中挑选汝窑精品以后，官府就要在这些贡品上做一些标记，例如“蔡”、“奉华”等，以免这些瓷器被烧制者偷偷卖掉。这些民汝精品应该是在汝官窑之外的时期烧制的，汝官窑时期生产的汝窑瓷器，因为全部供给朝廷，没有必要做标记，更不会有些做标记，有些不做标记。明吕震《宣德鼎彝谱》中说：“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典雅者，写图进呈……计二十有九种”。故宫等单位的所谓的传世汝窑数量达到70余个，估计全部是民间征集，所以其中既包括汝官窑，也包括民汝贡品。民汝贡品特征与汝官窑相同，有的质量比汝官窑还要好些。
3、民汝窑的民瓷民汝窑的民瓷情况非常复杂，既有被官府挑剩下来的汝窑，也有专门为老百姓生产的汝窑，还有附近的临汝窑一类的汝窑系产品。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4、明宣德仿汝窑明朝仿汝窑仅仅宣德一朝。宣宗皇帝是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人，仿制宋代名窑瓷器，主要是欣赏其瓷釉那种恬静粳米的境界，这种欣赏意趣都将反映在仿制品中。制作水平和形制非常接近汝窑真品。器物与宋汝窑相似，只是略高些。胎色白色，胎体不够坚硬，类似浆胎。露胎处的色调为明初胎体上普遍出现的火红石色。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区别的特征。胎体迎光透视，并没有宋汝窑胎体那种粉红色。釉色釉呈现灰蓝色和天青色，与宋釉的天青色有所区别。在40倍显微镜下，天青色釉中分布着密集的蓝色麻点，这是当时的工匠将微量的氧化钴配入青釉中，以体现天青色的效果。釉层厚度 釉层较为肥厚，均匀干净，莹润光亮，不具有宋汝窑那种无光的效果。釉面隐显宣德瓷器常见的橘皮棕眼。开片釉面开片，比较细碎、比较粗、比较明显，纹线走向也较为僵直。有些瓷器的开片比较浅而且泛黄。盘、碗等园器垫烧盘、碗等园器垫烧，所以没有宋汝窑足端无釉和支钉的痕迹。
5、清雍正、宣德仿汝窑清代前期的仿汝窑以雍正、宣德两朝为主，雍正器多见。主要模仿宋汝窑的釉饰，大多数书写清代款识。胎色灰中泛红褐色，与宋汝窑香灰胎色相近。修胎规整，这一点很值得鉴定时关注。胎与釉的交界处，有黑色的环线。露胎处泛灰黄色的火红石色。釉色釉色呈现淡天蓝色。在釉色上较容易与宋汝窑区别，宋汝窑釉面失透、无光，而雍正仿汝窑基本上釉面透亮，清澈晶莹如新。有些仿汝窑釉面有一些橘皮棕眼。开片釉面开片，多数是鱼子纹小碎片，也有大开片或者不开片的。纹路比较僵直。堆花和印花雍正仿汝窑还有堆花和印花装饰的，这更加容易区别。
6、嘉庆、道光仿汝窑清代中后期仿汝窑仅仅只有嘉庆、道光两朝生产。嘉庆仿汝窑不如雍正那么光润，但是也不是宋汝窑那种无光釉。道光仿汝窑釉面平整，但是不够均匀干净，有深浅颜色的变化。
7、 民国仿汝窑邵蛰民《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中说：“景德镇烧瓷固久，已著美矣。其于古窑各瓷亦皆有仿造者，如定窑、汝窑、东窑、龙泉、哥、章，均能仿制，形式、色泽无一不肖。”这说明民国时期确实出现过仿汝窑。民国时期瓷器的整体特征是：（1）胎体细腻，具有现代瓷器胎体洁白的特征。（2）胎体硬度较高。（3）瓷胎结合不紧，并且常常伴有杂质。民国仿汝窑的鉴定主要从胎体是否坚硬细腻和釉面是否匀净这些方面去考察。
8、 现代仿汝窑在失传八百多年后的宋代汝窑，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又获得了新生。建国后，遵照周恩来总理“恢复汝瓷”的指示，经过几十年科技人员的奋力攻关，对汝窑遗址反复勘察。又经过多年试验，终于使汝瓷重放异彩。如汝瓷天蓝釉的试制成功，汝瓷豆绿釉隧道窑的一次烧成，汝瓷天青釉、卵青釉和月白釉的试验，先后通过省和部级鉴定，在1986年还获得了国家金杯奖。所恢复和仿制的产品，不仅造型类同，而且釉色相近，甚至有的产品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欢迎。从而使汝窑的新发现，不仅在陶瓷考古的学术领域取得成果，而且从“古为今用”的角度为瓷业的振兴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以上是现代仿汝窑的代表人物朱文立的朱氏汝瓷公司的宣传资料。其实并不尽然，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朱氏汝瓷在市场上就可以买的，与宋汝窑相比，主要存在以下不同：（1）宋汝窑胎体较薄、较轻，而现代仿品胎体较厚，较重。（2）宋汝窑釉面棕眼较小，釉面显得匀整，而现代仿品釉面棕眼较大，釉面欠匀整。（3）宋汝窑是细小的芝麻钉，而现代仿品是豆粒状的圆钉。
解读汝窑青瓷
x 新世纪伊始，汝窑遗址于清凉寺民宅下被意外地揭开，特别是随之而出的各式汝窑残器，使全面解读汝瓷有了直接依据。
作为五大名窑之首的遗存物，倘若不破不残不废，这等器具，确是好样的，有些还堪为汝瓷佼佼者。然而，用于研究探讨，如此不修边幅的残件，只因坦露了汝瓷奥秘，无疑，也属好样的。这些残件，展示了下列特征：
釉色以青而蔚蓝的天青为主色调。亦有虾青、粉青、豆青、卵青、灰青、茶青、葱青等多种色阶，但色色略异而皆含青闪蓝是汝釉之美的特色。
釉层较薄，釉面温润柔和。光泽感多数不强，少数晶莹；多数开片，个别无纹片；
胎体较厚，质地欠紧密。胎色以香灰色为主，这种色，类似燃过后的香灰、于浅灰中微微闪黄。少部分的胎质呈土灰色；
绝大多数产品用支烧法生产，裹足满釉，底有芝麻细小挣钉。个别品种采用垫烧，足端露胎。
上述特征，多数已为历代学者及鉴赏家众品一辞。但也有误会，比如釉色，宋代《咸淳起居注》的“天青色”属言之有物，尔后的明《留留青》“色如哥而深，微带黄”、清《南窑笔记》“有深淡月白色二种”等解说，则与汝器表征有出入，显然系“官”、“哥”与“汝”的张冠李戴。当然，这是宋汝至明清时已呈凤毛鳞角的一种无奈，又受历史条件所限，没有博物馆、图刊之类作交流借鉴，故难煞了古人。独独胎体，前不久，我们还称之为“薄胎”、“胎体都很薄”，那才是对一代名窑真正的不解。
汝窑的胎体，普遍显得较厚。与同类器型的定窑瓷比较，前者厚度为后者的1至2倍。汝瓷胎质，明显松软，远不如越瓷、定瓷、龙泉瓷来得坚致。手感亦相对较轻，其胎骨，缺乏瓷质通常应有的玻璃相。
这类玻璃相也即我们惯说的瓷化程度，它关系到胎体的强度与硬度，还赋于胎质适度的透明和光泽感。关于它的生成，现代陶瓷科学认为，条件不外乎二个：外因，相关的窑温；内因，瓷胎中石英、绢云母及高岭土、长石等多种岩石状矿物质所占的份额比例。然而，汝瓷的釉色能发得如此蔚蓝卓绝，其烧成温度当毋庸置疑，症结自然在坯土本身。再从胎质干枯发涩及出现较多的间隙分析，汝瓷坯泥成份存在着先天的某些失调该是确切的。考虑到长石与绢云母的特点为高温下粘度大、熔融范围宽，可促成瓷化并提供足够的玻璃相，而石英起减粘作用，过多的石英不利于熔融。因而可以断定，汝瓷胎泥中的长石及绢云母不足，或者石英过量，是造成瓷化不良主因。当然，详尽的配伍成份还需科学检测作结论，这里提出的仅属个人的一些认识，想说明的是汝胎现状：由于瓷土先天不足，烧成后的汝胎，近似陶胎。从质量计宜，汝窑匠师才不得不增加胎体厚度，以弥补粘纬度和强度之不逮。
汝窑胎体不是不想做薄，只是薄不了。从其裹得严严实实惟露出一丁点的小挣钉上，我们可以窥出匠师当时的心境。这个小铮钉，自然成了汝窑的象征。而这个凝结着香灰色胎记的芝麻形小挣钉，折射出的却是汝州人博采众长的务实与创新精神。
汝窑的成就
汝窑的妙，妙就妙在集传统工艺之长。
汝釉的奇，奇就奇在独一无二的“内有玛瑙为釉”。
就艺术而言，纹饰图案的鲜活与线条平面的敦实，实同一概念上的二个不同的高度。于标本上可见，汝窑制瓷技艺不亚于当时堪称一绝的定窑白瓷。汝窑作品，无论胎壁的厚薄，弧线的准确，整体的浑然，还是修坯的细洁（不露竹丝纹），乃至釉层的匀净（不见泪痕）均出乎意料地精致。这类精致不等同形体上单纯的对称、规范、严谨，而是整体的简约和凝炼，是由线条营造出的三维空间所拥有的无限美意。诚如眼下汝人之绝活，比定瓷更见线条的流畅和整体的出神入化。欣赏之余，时时会生出一番恍如天工的感慨，一如定瓷在手，惊其纹饰精湛，常有一种美不胜收的感动。但二者相比，汝瓷的返璞归真不免让人流连得更长久，从中品味到的文化内涵更博大。比如圈足外卷，这是两晋至唐五代越窑偶而为之的一种底部形态，而此时的汝窑已普遍应运至盘、碗、洗，只是越发灵巧、圆润、宏达。比如支烧痕，汝窑虽然借鉴了越窑、耀州和岳州窑的工艺。但是，从支痕的大小、形状反映出的心痕手迹，汝窑这宋时出生的小弟，比起汉唐已见名传的三位大哥显得还是棋高一筹。瞧瞧芝麻钉之细小，部位之恰到好处，惹人喜爱之模样，汝窑工匠之用心良苦一目了然。再包口裹足满釉，汝窑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赢得宫廷青睐被指派烧造供御瓷实属必然。
比工艺创新更震撼世界的是汝窑釉色，它比中国陶瓷史上曾有过的梦想在北宋晚期如愿如偿。关于天青釉，相传为五代周世宗柴荣所创，“当日清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景德镇陶录·卷七》引《唐氏肆考》），这便是迷人的柴窑。明宣宗酷爱其貌，于《宣德鼎彝记》将宫内“柴窑”列为名窑之首（柴、汝、官、哥、定）。清代重要专著《南窑笔记》还把柴窑特征归为四如：“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该“四如”屡屡见诸陶瓷专著。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因缺乏相应实物与理论支持，致陶瓷学界对明清的记载存疑，认为古人可能将五代秘色瓷或景德镇窑影青瓷，误当传说中的柴窑。近年，又有学者提出“柴窑就是五代耀州窑瓷器中的精品。”之说，核心也是釉色。总之，釉色天青，非同小可，此乃商、周原始青瓷至宋代诸多青瓷系列长期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然而，汝窑大获成功，并以传世70件器物及新近面世的无数天青釉瓷片，证明了自己的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