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

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是现存的唯一一件带盖子而且保存完整的洪武釉里红梅瓶，于1993年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1957年3月，在江苏省江宁县东善桥响龙山附近，被当地农民叫做“娘娘坟”的土包上，发现了一座明代墓葬，出土了47件文物，这件岁寒三友纹梅瓶即是其中的一件。

该墓的主人是明代洪武朝驸马都尉宋琥和安成公主。梅瓶是作为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下葬的，也是墓主人高贵身份的象征。岁寒三友纹梅瓶高44.1厘米，口径6.4 厘米，底径13厘米。带盖，造型优美，器型完整无缺。器盖为红地白花， 纹饰为火焰纹、双重花瓣、菱形纹、缠枝牡丹纹。器身是白地红花，纹饰为蕉叶纹、双重如意纹、卷草纹、松竹梅、海水江芽、变体莲瓣。主题图案为“松竹梅岁寒三友”。

“岁寒三友”指松树、绿竹、梅花三种常绿植物，象征着高洁的志向，是元代文人画的常用题材。也许是追求画面对称的缘故，明代洪武朝的岁寒三友纹饰都会添绘一株芭蕉。这种情况沿袭明、清两代，甚至在清代岁寒三友纹中，芭蕉成为主要纹饰。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新烧成的一个瓷器品种，它是在白色瓷胎上以含铜的颜料进行绘画，然后罩透明釉一次烧成。高温铜红釉对窑室气温要求比较严格，鲜红色最为难得。元代釉里红瓷器的胎釉特征与同期青花器物的胎釉特征一致，但器型较少。“釉里红瓷器”色彩凝重华丽、纯正鲜艳，烧制条件要求高，烧制技术难掌握，所以十分珍贵。这件梅瓶美中不足的是其釉里红的釉色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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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里红​鱼藻纹梅瓶

釉里红又名釉下红，起源于宋代均窑的紫红斑釉。它可单独装饰，也可把青、红色料结合使用(此装饰叫青花釉里红)，釉里红呈色稳定敦厚，在我国传统习惯上，常以这种色彩象征吉祥康乐和繁荣昌盛，是别有特色的传统艺术 釉里红瓷和青花瓷一样，是景德镇元代陶工的杰出创造。

由于釉里红瓷器具有色彩华丽、纹饰优美、气氛热烈等特点，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釉里红的烧制成功，不仅是我国陶瓷装饰技巧上一次历史性的转变，也成为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而享誉世界。

釉里红的存量少、身价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烧制的复杂。釉里红创烧于元代，与青花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由于对烧制温度和窑中气氛要求严格，烧成难度大，大多数元代釉里红偏黑灰，红艳欲滴者很少，这样就限制了釉里红的发展。

釉里红的真正成熟，是在明初洪武年间。在五行学中，朱是代表南方的颜色，所谓‘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分别指的就是南北东西。因为朱元璋在南方发迹，所以红色对他来说很吉利，自己又姓朱，所以他对釉里红非常重视，釉里红的生产在当时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在明代初期，釉里红曾被大量烧造，用作皇家御用瓷，只有王公贵族才能拥有，一般百姓家里是不能使用的。明初将红色也定为皇室专用色之一，釉里红也只限于官窑生产。此时铜红料的使用及釉里红瓷器的烧制技术都已经成熟，从原料萃取、制作成型、绘画装饰到烧制工艺都有了突破。而后釉里红工艺在明宣德年间达到巅峰后逐渐衰落，直到清三代年间才又重新面世。

近日深圳永乐有幸征集到一件红瓷精品----釉里红鱼藻纹梅瓶，小口，短颈，丰肩，腹以下渐收敛，圈足。通体以釉里红装饰，腹上绘鱼藻纹，整个画面构图精巧，布局疏密有致，绘画采用写意技法，运笔流畅。游鱼和水草、莲花相互配合，相得益彰。鱼与"余"谐音， 鱼纹被移植于陶瓷装饰始于三国时期，此后几乎涵盖了各个历史阶段，作为富含吉祥寓意的一种民俗文化题材。

釉里红瓷器如今存世的很少，但每一件从历史迷雾中走过来的器具，都代表着釉里红独特的魅力。就像今日展示的这件精品釉里红鱼藻纹梅瓶，它一直静静地伫立在深圳永乐精品展厅里，讲述着关于釉里红瓷器独特的故事。

岁寒三友纹瓷器的工艺特征与收藏价值

人常道：“花中君子”、“岁寒三友”，可见这几种植物的高洁形象已深入人心。而以“岁寒三友”为主题的瓷器纹饰也颇有渊源，宋之前已有出现，在宋之后得到了发展，元、明、清三朝岁寒三友纹瓷器进入了巅峰时期，佳品频出。那岁寒三友纹瓷器是如何发展的，价格变动又是如何呢？

岁寒三友纹，首先应该看这“三友”：松、竹、梅。松不畏冬雪，有长寿之美名；竹清高有节，梅凌寒独自开，都是君子的象征，所以岁寒三友一开始就是文人画中的常客。随着文人画技法与瓷器的融合，岁寒三友纹开始绽放其独特的光彩。以青花瓷为例，在元代已经出现了青花的岁寒三友纹瓷器，松竹梅苍劲有精神，再佐之以蕉叶纹，画面更加丰富、清隽，是元青花中的代表性瓷器。

而到了明代，岁寒三友纹瓷器进一步发展，在原本松、竹、梅共景的基础上，在画面布局、取景上有了创新，加之以亭台楼阁、庭院山水，更添岁寒三友的精神气。具体到画面上，有青石边芭蕉、流泉边劲松、庭院里翠竹，画面布局得当、疏密有致、生动典雅，特别是青花中绘制的松、竹、梅，清秀隽永，充满文人画的意趣，所以明岁寒三友纹是很有收藏价值的。

同时，明岁寒三友纹瓷器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注重留白，这一点和其后的清瓷大相径庭。无论是山谷清流还是亭台楼榭，反有岁寒三友处，俱有留白，或朗或疏，松边留泉、梅边留枝，所以岁寒三友瓷器画面景物虽多，却不显得拥挤，是文人画的韵致，也是瓷器的独特之处。

清代的岁寒三友纹瓷器相比于明瓷来说，画面仍然丰富，但文人画的韵味已减少很多。这一时期的松、竹、梅三者都重写实大过写意，线条分明、平滑。在色彩上也多了许多变化，比如在素色瓷之外，有粉彩、珐琅彩的运用，甚至在大红瓶上，都有岁寒三友的影子。这一时期重写实，使瓷器纹饰也颇显得真实而生动，常见如青松绿竹红梅这样鲜明的组合，不仅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品相佳者价格也是极高的。

总而言之，岁寒三友纹瓷器的发展历史非常悠久，而在元代佐以其它纹饰，显青花之典雅；在明代则注重留白，加以布景，颇具文人画的风采；在清代，色彩缤纷，具象写实，使岁寒三友瓷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代洪武釉里红研究

釉里红是以铜红釉在胎上绘画，施透明釉后，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它在工艺流程上和青花瓷几乎完全相同，区别仅在于釉里红用铜作呈色剂，青花用钴作呈色剂。从装饰方法和绘画纹样看，釉里红和青花也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说两者是共生的。

元代中后期，在青花瓷渐渐成熟的同时，釉里红工艺也有了进步，已能烧出纯正的红色。由于釉里红对烧制温度和窑中气氛要求严格，大多数元代釉里红偏黑灰，红艳欲滴者很少，这样就限制了釉里红的发展。其时装饰手段单一，大多用刻划涂抹的手法，产量也非常稀少。

釉里红的真正成熟是在明初洪武年间，从原料萃取、制作成型、绘画装饰到烧制工艺都有了突破。釉里红工艺的进步是由官窑来完成的。

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体制中，许多物质的东西都被赋予超物质的意义。黄色是皇室象征，明清时，黄釉瓷成为宫廷专用瓷，严禁民间生产和使用，只限于官窑生产。而明初将红色也定为皇室专用色之一，明初釉里红也仅限于官窑生产。这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认识：

1.明初礼制对釉里红生产的限制

明代建国之初就制定了详尽的礼仪制度，对日用物、服饰等都作严格规定，君臣有别，上下分等，不可逾越。

从器物材料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公布的居室器用制度规定，酒具自君王至庶民分别使用金、银、锡、磁（瓷）、漆等材料制作。明初宫廷仍沿承元代旧制，日用器皿多见金银器，但大件器物仍用瓷器。因此迄今我们所见洪武官窑瓷以大碗、大盘、大瓶、大罐为主，绝少小件器物。

从瓷器釉色看，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了祭祀用青、黄、红、白四种色釉，其中青（蓝）、红、白是高温色釉，黄是低温色釉。这四种釉色禁止民间使用。

在诸色中，红色尤得洪武皇室重视。据刘辰《国初事迹》载：“太祖以火德，五色尚火，将士战袄、战裙、壮帽皆用红色。”古代五色指青、赤（红）、黄、白、黑。洪武皇帝对红色很偏爱，因此把将士都以红色装饰起来。这种偏好，也会旁及其他，其中包括对瓷器装饰中红色的垄断。

单一的红釉瓷作祭器可以，但因视觉上较为单调而并不适于日用。因此选用线描釉里红作为宫廷用器就成为明初礼制和帝王爱好的必然结果。

2.宫廷需求对洪武釉里红生产的促进

釉里红工艺大约出现在14世纪前期。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上曾发现景德镇窑外施影青釉的釉里红碟。到14世纪中叶的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烧制出以涂抹为主的釉里红器，但工艺不成熟，产量稀少，而和釉里红差不多同时发展的青花却成就辉煌。究其原因是社会需求的不同。蓝白相映的青花深受伊斯兰民族喜爱，外销需求量大；釉里红主要用于内销，人们对它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尚有一个适应过程。

元末时，景德镇产生了一批小型釉里红器，如小罐、小瓶、小碗之类，销往东南亚地区，这种需求对釉里红发展产生推动，采用线描简笔画法，呈色也较鲜艳纯正，为洪武釉里红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准备。

洪武时釉里红得到急速发展，根本原因也在于需求的拉动，而且主要是由于皇室的喜爱而产生的需求。在封建集权社会，皇室的意志往往可以决定一切，这正是洪武釉里红得以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3.考古发现对洪武釉里红性质的证明

釉里红被明初皇室选为宫廷用瓷，并限制民间使用，使其退出流通领域，成为非商品性质的官窑器。和其他一般官窑器如青花不同的是，釉里红和明初黄釉、蓝釉、红釉等品种仅限于官窑生产，而从明初开始，青花瓷基本维持着官、民窑平行生产的格局。可证明洪武釉里红官窑性质的考古发现很多。

民国洪宪瓷红釉梅纹瓶

民国（１９１１—１９４９）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最为晦暗的时期，其特点是一直处在低谷中挣扎，直到消亡。同样，景德镇瓷仍是民国瓷的主流，大体可分为仿古瓷和日常生活用瓷两大类。仿古瓷数量多、范围广，不仅仿制历代名窑瓷器，还见民国后期仿民国前期器物。总体仿制工艺水平不高，其胎釉表现出浓郁的现代瓷风格。日常生活用瓷更是胎骨粗松，脱釉严重，青花晕暗泛蓝（俗称“洋蓝”），所题诗文格调不高。

民国瓷虽精品不多，难以与明、清瓷相比，但仍有可圈可点之处和精细之作。如陶瓷生产的公司企业化比个体进步；洪宪瓷真品精品、官府贵胄订烧的仿古陈设瓷、各种各样的瓷塑珍品以及以景德镇“珠山八友”为代表的彩绘名家所绘制的彩绘瓷等等，在当时就成为达官贵人争购的抢手货。这在民国瓷业沉闷黑暗的夜空中，无疑像为数不多闪耀的明星。长期以来，民国瓷难登古玩业的大雅之堂，缺乏深入研究和系统整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却已成为收藏热点，１９９０年仅５０元一对的民国瓷大碗，如今已涨到千元左右；１９９９年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一对高２８厘米的民国粉彩人物花卉图瓶居然拍至２４万元；民国瓷精品价位在１０万元之上已不罕见。同时，民国瓷也存在大量赝品，因为民国老艺人曾经创造了民国瓷，如今他们尚健在，对仿制加以指导，几可乱真，收藏者仍需小心为上。

民国初袁世凯在任临时大总统及称帝时订烧了数批专用瓷，世称“洪宪瓷”。据文献资料分析，款识题“洪宪年制”和“洪宪御制”的基本是仿品；题“居仁堂”款的有真有伪；题“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的基本是真品。“居仁堂”是中南海殿名，１９１２～１９１６年袁世凯称帝前为总统府，其用瓷题有“居仁堂”三字篆书款和“居仁堂制”四字方形篆书款，一般认为这是１９１６年生产的真洪宪瓷，因为这些作品带有明显的晚清瓷的痕迹，其题材为康、雍、乾三朝常见的山水、花鸟、亭台楼阁等纹饰和寓意国泰民安、三纲五常的人物图。１９１６年后，制瓷名匠刘希任制品上也题“居仁堂制”四字款，其质量不逊于真洪宪瓷。仿洪宪瓷的特征为：胎白釉净，无橘皮纹，彩色明艳丰满，人物脸部有阴阳块面，花卉用没骨法画就，器物成对，画面左右对称，这些虽为托古所仿，仍为当时的上乘之作。

闽北私人收藏的民国“居仁堂制”款红釉梅纹瓶见图，当系真品洪宪瓷。该瓶高１８．５厘米、口径４厘米、足径４．６厘米。浅盘口、长弧颈、至腹中折肩、下敛收于底足。整器外壁施淡雅浅红的红釉，见橘皮纹，并绘有一株褐色枝干、白色花朵的梅花树，画工精细传神，瓶内壁和底足内施滋润的青白釉，外底足中心见题有朱红色“居仁堂制”四字方形篆书款，实为民国时期洪宪瓷中之上品，殊为珍贵。

青花釉里红贴塑婴戏纹八方梅瓶

青花釉里红瓷，釉下彩瓷的一种。在青花间用铜红加绘纹饰。以色彩绚美著称。始于元代。由于烧成难度大，青花釉里红器，被视为古瓷珍品。

历来元青花、釉里红瓷器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让人倾倒，这主要取决于元代青花、釉里红的烧制成功开创了以钴、铜着色剂为釉下彩绘瓷器的先河。

学士认知误区

元代瓷器是中国陶瓷发展当中的重大转折点，在陶瓷装饰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器形多样，装饰手法繁多，釉彩各异，烧制技术是革命性的创造，开创明清和现代瓷器的新格局，以至于影响到世界陶瓷的发展。在元代瓷器当中，尤其能把青花和釉里红、绘画和贴塑集于一身。

其实现在有很多老专家都存在有一种现象，那就是认知还停留在书本、古典记录上。宋，元，明，清其实有很多种创烧制法都是没有记载的，也有很多创烧制法因少见所被人误认。

青花釉里红贴塑八方梅瓶

例如：以前人们认为开光内花卉属于镂空，仔细观察其实不是，正确的属于模印贴塑，严格意义上的叫法是：元代 青花釉里红开光花卉贴塑婴戏八方梅瓶。鉴于目前发现的此类器物很少，就是一些实战派专家在景德镇窑址区爬了好多年，包括国内很多地区的建筑工地，也很少发现这类残器标本（其他类的青花釉里红标本有发现）。这可能属于同一时段烧制的作品。首先，元代青花釉里红贴塑八方梅瓶的有几个部分是模压成型，然后组合粘贴完成。整个过程不存在镂雕过程。青花釉里红烧制难度很大，青花钴料高温下相对稳定，而釉里红主要是氧化铜，高温下很容易挥发，所以要把这两种同时烧出来，没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成熟的烧窑经验，是很难完成的。这也是青花釉里红比较少见的原因。

回头我们再说说开光四季花卉的问题，制作完毕，模具可能当时就已经废掉或者销毁，现在仿制复制这样的模具很难做到。因为原作都已打磨过和根据器物弧度做过变现，并且上过了釉。再加上收缩比难以把握，不可能复制出相同的模具来。

这件藏品从出现在到现在、在很多专家眼里就存在了很大异议。很多专家看过之后，都觉得很对，但唯一异议的确实在花卉重的婴儿，从而让很多学士派的专家否定了这件珍品。 进而言之，如不是在1965年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元代窖藏一对元青花花釉里红镂雕大盖罐了。目前所知，出中国大陆这对（一只调拨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而外，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一只，犹太家族收藏家埃斯凯纳齐（鬼谷子元青花收藏者）收藏一只，基本就这四只。 那么，很多专家一贴塑就否定了这件藏品。

青花釉里红贴塑婴戏纹八方梅瓶 元代

此梅瓶丰肩、通体青花釉里红纹饰。瓶身绘青花莲瓣纹、卷草纹、各一周。近口沿处绘青花缠枝花纹、卷草纹各一周。肩部绘下垂如意、内绘青花水波纹托白莲，腹部四面堆塑双菱形串珠开光，开光内山石、牡丹、菊花等四季园景，以釉里红绘山石、花卉，青花绘花叶，纹饰有浮雕效果。腹下部饰青花折枝莲花。近底处绘卷草纹及变形莲瓣纹，莲瓣纹内绘倒垂宝相花纹。罐型丰满浑厚，纹饰层次鲜明，综合绘、镂、塑、贴等多种技法。青花、釉里红互为衬托，红、蓝交相辉映。造型丰满浑厚，纹饰层次鲜明，综合了绘、镂、塑、模印、贴等多种技法。青花、釉里红在作品中互为衬托，立体感十足，以青花填绘枝叶，以釉里红绘其牡丹、花瓣，釉面莹润,宝光十足。青花发色深沉浓翠（浓重之处有铁斑显见为使用进口钴料之特征），红、蓝交相辉映,整体形成一种气度雍容而又花团锦簇的艺术效果。让我们不得不惊叹元代瓷艺大师们高超的工艺水准和艺术想象。

八面绘制四季花卉与婴儿四态——春牡丹、夏荷花、秋菊花、冬梅花；在罐足胫上绘一圈仰莲瓣纹。瓶腹上为八个八瓣式开光，每个间隔开光里用贴塑手法装饰洞石花草纹，间隔绘画侍女图，其中花朵施高温铜红彩，花叶和岩石则是钴蓝彩，再以篦划纹强调叶脉等细节。

开光的双边框先以沥粉法用细泥浆描出轮廓线，再切划泥线细部形成联珠纹样，是元代瓷器的特征之一。高温还原焰的窑烧氛围使罐子的白釉略闪青蓝，不均匀的施釉手法也使罐身釉面出现厚薄不均的条纹。

釉里红发（纯正）色鲜红夺目,四面灵动的小孩动态形状不一，很是可人。器底：宽圈足无釉，胎体质密,底部圈足规制火石红痕及流釉痕迹自然，具有明显元代时期典型特征。八方整器制作工艺难度大，为元代青花釉里红珍藏作。传世稀少，弥足珍贵，实为难得一件珍品。

（此件青花料有俩种、一为国产青花料 二为进口的青花料，互掺兑而成）

异议何在

为何小编说此件珍品在世存大异议呢。事实是这样的，此物件，经多位老专家实物看过，结果如下，多半是看到器形上的婴儿贴塑，就否定了这件珍品的存在，理由：记载上没出现过此类器形，所以我不用看了。多半都是以此为定局。

未给出结果的有梅亚明老师，张小平老师等几位老师、给出的结果都是半疑惑状，皆是：料与胎体质感，视觉度釉的一个氧化，视觉的温润、玉感，无疑都是到代的，但疑点都存在于婴儿之上，但联想到宋代宋徽宗喜婴儿，宋瓷贴塑，与此梅瓶的出处是同一个窑口，皆释怀。

从工艺的角度，这件器物的难度远比鬼谷子下山大得多。彩绘贴塑、镂空雕刻，融合了那个时代最先进最复杂的各种陶瓷手工艺，釉里红的使用又使之前的努力面临极大的烧成风险。说他是一件划时代的杰作是丝毫也不夸张的。

太古收藏馆珍品：青花釉里红贴塑婴戏纹八方梅瓶

质韫珠光堪作鉴，纹镂花儿具传神、

盛得朱樱千万颗，满盘琥珀为生辉。

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

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

釉里红是以铜红釉在胎上绘画，施透明釉后，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它在工艺流程上和青花瓷几乎完全相同，区别仅在于釉里红用铜作呈色剂，青花用钴作呈色剂。从装饰方法和绘画纹样看，釉里红和青花也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说两者是共生的。

元代中后期，在青花瓷渐渐成熟的同时，釉里红工艺也有了进步，已能烧出纯正的红色。由于釉里红对烧制温度和窑中气氛要求严格，大多数元代釉里红偏黑灰，红艳欲滴者很少，这样就限制了釉里红的发展。其时装饰手段单一，大多用刻划涂抹的手法，产量也非常稀少。

釉里红的真正成熟是在明初洪武年间，从原料萃取、制作成型、绘画装饰到烧制工艺都有了突破。釉里红工艺的进步是由官窑来完成的。

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体制中，许多物质的东西都被赋予超物质的意义。黄色是皇室象征，明清时，黄釉瓷成为宫廷专用瓷，严禁民间生产和使用，只限于官窑生产。而明初将红色也定为皇室专用色之一，明初釉里红也仅限于官窑生产。这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认识：

1.明初礼制对釉里红生产的限制

明代建国之初就制定了详尽的礼仪制度，对日用物、服饰等都作严格规定，君臣有别，上下分等，不可逾越。

从器物材料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公布的居室器用制度规定，酒具自君王至庶民分别使用金、银、锡、磁(瓷)、漆等材料制作。明初宫廷仍沿承元代旧制，日用器皿多见金银器，但大件器物仍用瓷器。因此迄今我们所见洪武官窑瓷以大碗、大盘、大瓶、大罐为主，绝少小件器物。

从瓷器釉色看，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了祭祀用青、黄、红、白四种色釉，其中青(蓝)、红、白是高温色釉，黄是低温色釉。这四种釉色禁止民间使用。

在诸色中，红色尤得洪武皇室重视。据刘辰《国初事迹》载：“太祖以火德，五色尚火，将士战袄、战裙、壮帽皆用红色。”古代五色指青、赤(红)、黄、白、黑。洪武皇帝对红色很偏爱，因此把将士都以红色装饰起来。这种偏好，也会旁及其他，其中包括对瓷器装饰中红色的垄断。

单一的红釉瓷作祭器可以，但因视觉上较为单调而并不适于日用。因此选用线描釉里红作为宫廷用器就成为明初礼制和帝王爱好的必然结果。

2.宫廷需求对洪武釉里红生产的促进

釉里红工艺大约出现在14世纪前期。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上曾发现景德镇窑外施影青釉的釉里红碟。到14世纪中叶的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烧制出以涂抹为主的釉里红器，但工艺不成熟，产量稀少，而和釉里红差不多同时发展的青花却成就辉煌。究其原因是社会需求的不同。蓝白相映的青花深受伊斯兰民族喜爱，外销需求量大;釉里红主要用于内销，人们对它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尚有一个适应过程。元末时，景德镇瓷器厂产生了一批小型釉里红器，如小罐、小瓶、小碗之类，销往东南亚地区，这种需求对釉里红发展产生推动，采用线描简笔画法，呈色也较鲜艳纯正，为洪武釉里红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准备。

洪武时釉里红得到急速发展，根本原因也在于需求的拉动，而且主要是由于皇室的喜爱而产生的需求。在封建集权社会，皇室的意志往往可以决定一切，这正是洪武釉里红得以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3.考古发现对洪武釉里红性质的证明

釉里红被明初皇室选为宫廷用瓷，并限制民间使用，使其退出流通领域，成为非商品性质的官窑器。和其他一般官窑器如青花不同的是，釉里红和明初黄釉、蓝釉、红釉等品种仅限于官窑生产，而从明初开始，青花瓷基本维持着官、民窑平行生产的格局。可证明洪武釉里红官窑性质的考古发现很多。

洪武青花缠枝莲纹梅瓶

洪武一朝，因仰赖海外贸易进口之钴蓝料，受海禁影响，洪武瓷器釉里红多于青花。当时人们刻意追求一种青料发黑，可让画面像一幅传统的中国水墨画，这与传统青花料截然不同，乃是当朝意识形态使然和统治者喜好所致。

此时期之瓷胎，一般较为厚重，呈白色略带灰色；釉面肥丰腴，传世洪武瓷器之造型、风格均带有元代遗韵。元代梅瓶器身修长，比例均匀；洪武则宽肩细颈，腹颈较元代梅瓶丰满；元代梅瓶底足微微外撇，而洪武时期则渐收到底；圈足早期为平底，中后期则为宽足平底，此种圈足唯洪武一朝独有，此为洪武梅瓶之造型特征。

此梅瓶器型典雅、画工精美，纹饰层次分明舒朗，青花色泽沉静，青料聚集处有凝滞的黑斑。外壁通体青花装饰，口边自上而下绘如意云纹，双龙戏珠纹，缠枝莲纹、腹部主题纹饰为缠枝团花纹，底部以仰莲纹为饰，主题突出，主次分明。

通体青花纹饰色度偏暗，图案虚实深浅分明，肩部以龙纹象征着皇权，彰显霸气。瓶体釉质肥润，瓷胎洁白，笔法流畅，充分反映了烧造者的独具匠心。

此器不仅是洪武时期的精品典范，且又符合现代人对艺术的审美观，时隔六百余年任然保存如此完好，将是人类永恒的艺术瑰宝。

洪武 青花缠枝莲纹梅瓶 尺寸：

口径：5.7cm

高：41.2cm

足径：12cm

洪武釉里红的造型和装饰

洪武釉里红的造型和装饰

1．造型

洪武釉里红目前发现均为大件器物，有瓶、盘、碗、壶、炉等，基本不见杯盏之类的小件。

（1）碗

洪武釉里红碗有直径40厘米的大碗和直径20厘米的中碗两类。

直口大碗直口，深壁，矮圈足。釉底或底足露胎，砂底有火石红，涂姜黄色或赭色护胎汁，胎体厚重。碗心饰折枝花卉纹，碗心外饰—圈回纹，内外壁绘缠枝花卉纹，常见有莲、菊、牡丹三种。内外沿有灵芝、卷叶、海浪及莲、菊纹等几种边饰，外腹一周16瓣仰莲纹，圈足回纹。口径40-42厘米不等。这种大碗另有青花者，是洪武官窑特有造型。青花大碗见赏赐或外销，釉里红大碗唯在宫内使用。

撇口大碗撇口，深弧壁，圈足，足底露胎，胎质洁白细腻，釉里红呈色较灰。内壁白釉，碗心饰折枝菊或折枝牡丹纹，外壁饰缠枝牡丹或缠枝莲纹。另有红地白花装饰。口径38厘米左右。为洪武晚期产品。

中碗直口或侈口窄唇，深壁，矮圈足，胎骨厚重，足底部分露胎，有些釉面布满冰裂纹，呈色大多红艳，有晕散。口沿内外及圈足绘回纹，内外壁及碗心绘菊花纹或牡丹纹。口径20厘米左右。

（2）盘

大盘均折沿，圈足，圆口或菱口。菱口盘有12办和16办两种，模制，弧壁，瓜楞，矮圈足，砂底。口径45—58厘米。

小盘折沿，圆口或菱口，弧壁，浅圈足，砂底。口径20厘米左右。

(3)盏托

折沿，圆口或菱口，弧壁，浅圈足，砂底，盏心有一圈凸棱。直径20厘米左右。

(4)石榴尊

器身石榴状，腹部鼓，口、足外撇，厚足，砂底，荷叶盖。全器由颈、腹、足三节拼接而成。口沿外侧和肩腹处饰云头纹，肩、颈部绘变体莲办纹，腹绘四季花卉纹或松竹梅纹。系盛酒器，高50—60厘米。

(5)玉壶春瓶

侈口宽唇，短颈，硕腹，矮圈足，釉底。全器由颈、腹、圈足三部分拼接而成。口沿绘勾云纹，颈绘蕉叶纹、回纹、如意云纹及缠枝花叶纹，腹绘缠枝菊纹、缠枝牡丹纹、缠枝莲纹或松竹梅纹。高32—33厘米。

(6)执壶

器身同玉壶春瓶。曲流，扁平执手，上有小系，下端有品字形分布的三个钱纹。

(7)炉

仿铜鼎形，两耳，三足。胎体厚重，釉色白，腹内及足底无釉，露淡褐色胎。口沿满饰串枝花卉纹。高33．8厘米。

(8)军持

唇口，直颈，平肩，圆腹，敛足。颈中有凸环，腹侧有肥短管状流。肩、腹中部有接痕。

(9)梅瓶

小圆口，短颈，平肩，敛腹，浅圈足，砂底。有盖，盖中有系口。腹绘松竹梅纹。连盖高44—45厘米。

2．装饰

洪武釉里红的装饰主要取法青花，唯因釉里红特殊的理化性能，绘画方法稍有差异。

(1)装饰方法

装饰采用白地红花和红地白花两种工艺。白地红花为在白地上绘纹饰，从元代釉里红的涂抹到洪武的线描是一个飞跃。红地白花是用釉里红涂地，留出纹饰。这种方法在元代和明早期釉里红上偶然见到，费时费力，工艺要求高。这种方法到永乐宣德时期衍化为红地剔花的新工艺。

(2)绘画笔法

釉里红性能特殊，线描技巧难以驾驭，洪武釉里红有两种主要笔法，一种为单笔勾勒，如卷草纹、变体莲办纹、花卉的枝叶、花办等都用粗细不一的线条单笔勾勒，犹如中国画的没骨画法。用这种笔法的釉里红呈色大多红艳，釉层肥厚、乳白。另一种是双钩填色，双钩线条有粗细变化，填色有浓淡深浅。用这种笔法的釉里红呈色大多灰暗，釉层白或白中含青灰。

绘画笔法和釉里红呈色及釉层的相关性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可从以下两个角度分析：

首先是两类不同绘画笔法的釉里红是否有先后之分。因为在单笔勾勒、釉里红呈色红艳、釉面乳白的作品中，如变体莲办不借用边线等特征常有元代遗风，因而有理由认为这种作品洪武早期已在生产。从景德镇出土的永乐初年的釉里红器看，绘画笔法、釉里红呈色和釉面状况和上述第二种笔法完全一致，因而有理由认为双钩填色、釉里红呈色灰暗、釉面白或白中含青灰的作品是洪武后期生产。至于单笔勾勒和双钩填色的作品何时出现，两者是否共存及共存的时间，则需进一步研究。

其次是这两类作品出现的原因。釉里红理化性能没有青花优异，一是难以表现纹饰细节，笔画之间相互叠加遮盖，晕散严重，用双钩填色非常困难。经观察研究，釉里红晕散的原因之一是釉里红和底釉的铜含量浓度差过大(张福康、张浦生：《景德镇历代釉里红和“填红”的研究》)，因此可以推测为了改善绘画性质，不得不放弃呈色的要求，在釉里红中掺和其他成分，降低纹饰和底釉间铜含量的浓度差，改善绘画性能，减少晕化。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釉里红呈色红艳者绘画粗糙、绘画优异者呈色较差的原因。由此看来，洪武釉里红有些呈色灰暗的并非烧制失误，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原料成分控制的手段来提高绘画效果所致。

(3)纹饰题材

洪武釉里红的装饰纹样和同期青花基本相同，只是受到釉料性能限制，画法稍简，如牡丹花的花办外勾勒一圈细线留白，青花在留白处再染淡青色，釉里红则没有这道工序。

洪武釉里红装饰纹样以四季花卉纹为主，主要有牡丹、菊花、莲花和茶花，另外松竹梅也较多使用。辅助纹有卷草纹、回纹、灵芝纹、蕉叶纹、变体莲办纹、海水纹等。其纹饰的时代特征基本同青花，两者可相互参照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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