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乾隆《龙溪县志》记载「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茶」,说明漳州栽种茶树历史悠久,也有灵山寺茶等名贵茶种,但产量有限,民间茶风日盛,僧多粥少,引起价格上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茶商便到武夷、安溪等大产区采购经营,必然带去了漳州的茶叶加工技术,为武夷茶区所仿效,也可能漳州的制茶商利用武夷山丰富的茶叶原料,到武夷山开办茶叶加工企业,便有一部分技术工人从此定居下来,直到今天,武夷岩茶的制茶工人,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为闽南人,其中有一部分则为祖上迁居江西上饶河口从事制茶的闽南人。
茶的出现最初是作为药,然后作为解渴的饮品,随着对饮茶的提倡和普及,各种文化思想的加入,饮茶追求的不是药用、也不是单纯的解渴,而是一种道,一种文化形式、既然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必然会在茶的属性上加入了新的内容,这就是茶具和饮的程式。虽然有很多的茶具仅仅是一种道具,很多饮茶程式是虚张声势,故弄玄虚,有一部分动作实质上是表演,但都有助于强调这一形式的气氛,但其中有一项内容很重要,就是传统的功夫茶。
传统的功夫茶极为繁琐,单从茶具上讲,包括风炉、水锅、茶壶、茶缸、茶杯,茶洗等,蒲扇,一般均采用陶制,其中茶壶系用紫砂壶,传统有四大要求,即「小、浅、平,老」。「平」就是造型选择低矮的圆壶,壶的流、执、口三顶点要求平,即所谓「三山平」;容量从二杯、三杯、四杯、六杯、八杯、十杯,其中以三至四为常见,又以三杯为好,或认为三杯正好成「品」,应品茶之意;有茶三酒四之说,附合「小」字,宜小不宜大;又有「宜浅不宜深」之说,浅能酿味,留香,又不蓄水,茶叶不会变涩;而「老」字指的是古壶,以明清为贵。茶盘又称茶船,清初以后漳州地区大部分采用东溪窑产的米黄色釉小开片盘,这种盘内底宽平,斜直壁,有低矮的小圈足,有的茶人甚至讲究到冬夏有别,即冬天宜深,盘中能聚热水以温壶,夏天则不宜水,以利散热;茶杯可用白瓷,以「若琛珍藏」款小杯为佳,但「若琛珍藏」款杯,毕竟是康熙一朝之物,岂能妄求,总之,白瓷小杯即可。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远古时期两地人民就友好交往,中国陶瓷艺术、冶炼技术、农耕技术和儒家思想在半岛广为传播;三国时期,朝鲜半岛到中国留学的主要是僧侣;唐宋时期,两地海上交通最为活跃,大批使节、学者、商人来到中国.中国东南沿海建有新罗馆、高丽馆,许多中国商人也经常来到高丽首府开城。宋仁宗天圣元年,徐竞奉使高丽,著有<高丽图经>,中国的文化书籍、织物、药材、乐器、瓷器对朝鲜半岛的贵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朝鲜瓷器
朝鲜新石器时代发明篦纹土陶,公元前1000年青铜时代出现无纹土陶,公元100至公元200年出现无釉印纹陶,三国时代首创"新罗烧",在世界陶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高句丽的陶器线条刚健轻快,百济的陶砖则很优秀,中国瓷器的传入,对朝鲜青瓷、白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朝鲜半岛的古代都城遗址中,有许多中国古代青瓷和白瓷出土。朝鲜半岛的王公贵族极力推崇中国陶瓷,从文化艺术上为中国陶瓷输入创造了条件,为景德镇陶瓷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深受中国影响的埃及瓷器工艺品
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和璀璨的中华艺术。其中,中国书画与中国瓷画艺术原本是两门姊妹艺术,自古以来就有历史渊源。清末民初,新安画派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他们在瓷画领域首开浅绛文人画先河。接着珠山八友承前启后,完整地继承中国书画的传统精髓和景德镇传统粉彩绘瓷技法,创立了文人画派的新粉彩瓷画艺术。珠山八友不为前人所拘,树立起鲜明的革新旗帜,一反泥古不化、陈袭相沿之习,开宗立派,为瓷画艺术走出了光辉的道路。对此,著名的评论家、瓷画家、教授钟莲生先生评论:把珠山八友作品集中起来,就是一部以研究国画手法的装饰瓷器史的缩本。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景德镇瓷画艺术家不断地从中国书画领域吸取了营养元素,从而发展了瓷画艺术。从此,我们可以看到景德镇瓷画与中国书画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
首先,景德镇瓷画艺术家直接从中国一流国画作品中汲取营养。珠山八友之首王琦即是扬州八怪黄慎的师承者,其瓷板画《麻姑献寿图》题明是“仿黄慎之笔意绘成”。在题材上珠山八友的“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也是扬州八怪所倾心表现的,而“八友”与“八怪”又同样专擅一、二项。王锡良先生在给陶瓷美术家、“山水大王”王云泉作品集的序言中称王云泉为国画家、瓷画家,这一称谓顺序道出了王氏山水瓷画的源流是其高超的国画艺术。又王锡良先生评李小聪所作粉彩山水瓷画:深得古法精髓,意境深幽,取法聚各家之长,有宋人山川之浑雄,有清人林木之秀润。这一评论道出了李小聪瓷画的继承,实是精辟。
从瓷画内容上看,珠山八友的《月下弹琴》、《柳荫垂钓》、《松下对弈》、《踏雪寻梅》、王锡良的《陆羽煮茶》表现的即是中国文人超越世俗的生活情趣。又如梅兰竹菊四君子、渔樵耕读、高士隐士也都是八友、张松茂、陆如等人终生爱画的题材,体现了瓷画家与中国文人的一脉相承的人格精神。再如钟莲生先生的系列月夜景、雪夜景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追求,创造人间的沈静之美。
其次,中国人向来喜欢颂诗,一部古代诗歌总集《诗经》汇集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艺术智慧。唐诗宋词从来都是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食粮。诗如画,画如诗,诗画同源。松下问童子、寒江独钓既是诗也是画,诗画从来都是相映生辉的。王大凡的《珠山八友雅集图》题诗: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惟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将此幅留鸿瓜,只当吾侪自写真。这首诗真是对珠山八友的一个全面而高度的总结和概括。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设若没有此诗,雅集图将不知逊色多少;又如其瓷板画《玩月承天寺》题诗:玩月承天寺,苏公与客闲。孰知千秋后,又在画图间。诗风自然、朴实,将古与今、画内画外生动地联系起来,是诗画相映生辉的杰作。又如其《渔》瓷板画诗:撒网无鱼虾,官税不能除;网来难换米,空坐对芦花。人们从中可见其对当时腐败社会的愤恨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体现他与杜甫诗一脉相承的思想感情。他的题诗瓷画比未题诗者价高20~30%。
瓷画与书画渊源流长、一脉相承,正是移诗、书、画于瓷上显现,使得陶瓷装饰由实用化转入艺术化,推动了陶瓷艺术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而景德镇又是这个瓷器之国的代表。莹莹白玉瓷,漫漫瓷都路,作为被人们称为“瓷都”的景德镇,不仅制瓷历史悠久,更重要的是造出的景德镇瓷器驰名世界,享誉九洲。“江南雄镇记陶阳,绝妙花瓷动四方”,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景德镇地处江西省东北部,原系浮梁县治。东晋时期名叫新平镇,唐朝改为昌南镇(又号陶阳镇),宋代景德年间始称景德镇,一直延用至今。
图:景德镇瓷器宫廷赏瓶之青花花瓶
据史书记载,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已有二千余年,“新平治陶,始于汉世”。就在这个时候起,景德镇地区就已在商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烧制出“器表施有釉”的“青瓷器”。到了晋代,据载有个名工巧匠趟慨,曾为当时景德镇地区瓷器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作出过巨大贡献,因而被后人尊称为“师主”,历朝立庙祭祀。随着时代的进展和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景德镇制瓷技术也有所提高,产品运销各地。公元583年,南朝皇帝陈叔宝为了造豪会的庭壹楼阁,诏令这里的窑户烧造雕镂精巧的陶瓷柱石。不久,隋朝建立,隋炀帝又要这里造狮象大兽两座献给皇宫。这都说明,当时景德镇地区的制瓷业已有相当的技艺水平,瓷器产品也有了较大的影响,以致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注意。短促的隋朝倾圮之后,强盛的唐帝国继立,高祖李渊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又让昌南镇的景德镇地区瓷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出了两个名人,一个叫陶玉,一个叫霍仲初。据志书记载:“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陶玉是镇里的钟秀里人,他所烧的“陶窑”瓷器“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这些文字记载说明了一个事实:当时的景德镇地区从汉到唐,不仅一直从事陶瓷业生产,而且经过近千年来的探索和追求,早已从制陶阶段进入制瓷阶段,唐代的瓷器已有相当成就,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代饶州刺史元崔写了《进瓷器状》赞颂了这里瓷器的美好。当然,上面所述的这些情况还只限于文字,记载著名的陶窑、霍窑,遗址也还没有被发现,本世纪五十年代在景德镇市区周围黄泥头、白虎湾、腾梅亭、湖田等地发现的五代窑址,以及挖掘出来的大量碎片,却以实物证明了那个时期这里烧造出来的瓷器主要是青瓷和白瓷,且以青瓷为多。器型主要是盘、碗、壶、水盂、碟等。瓷胎有厚有薄,釉色近似越窑的色彩,略带绿色,与玉器很象,被称为“假玉器”是很贴切的。五代时,这里除烧制青瓷外,又是南方烧造白瓷最早、规模最大的窑场,仅白虎湾一处就有30多座,可见一斑。从现存的大量出土资料看,白瓷色调纯正,纯白度高达70度,吸水率、透光度都达到现代瓷的标准。瓷质远远超过了越窑,冠于当世,从古至今景德镇瓷器与中国的文化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渊源。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瑞典沉船考古学家斯登先生在展示刚打捞出的中国瓷器
在05年的时候,瑞典沉船考古学家斯登先生在马来西亚海域,打捞出10吨重的中国明代的外销瓷瓷器和碎片,这些外销瓷是景德镇专为销往欧洲烧制的。经过鉴定这些瓷器是景德镇观音阁窑口出产的。观音阁窑是景德镇最著名的民窑之一,由于水准高超,所以产品几乎可以与官窑媲美。而万历号所运载的瓷器,则是观音阁窑口外销瓷器中的精品。
据有关专家介绍,由于这批瓷器是用于出口,所以其形制和花饰与我国传统瓷器有别。比如一只军执大象,其实是用来盛放液体的壶。还有其他一些瓷器上的花纹,在国内瓷器中也是从未见到过的,显然是当时的工匠为了配合外销特制的。这些瓷器上,凝聚着400多年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和贸易史。
有狭义及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讲,古窑指古代的旧式窑炉,最初指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四千年)的陶窑,形式可分竖式穴窑和横式穴窑两种,通常是用土坯砌的窑床。商周(公元前十六世纪)以后,窑床由不固定到固定,烟窑也从窑膛上面转移到窑膛后面,但还只能烧造少量器物,火候或气氛无法控制。
到了东汉时期(公元61年前后),南方青瓷的出现,标志着一个从陶器跃升到瓷器,从陶窑跃升到瓷窑的新阶段。它也说明在窑炉技术上已能初步控制气氛,在窑炉结构上也渐趋完备。
隋、唐时代是我国瓷器发展时期,除了南方赿窑青瓷为瓷器的先驱外,出现了北方邢窑白瓷,与之并驾齐驱,盛行海内,驰名中外。宋代以来,由于积累了复烧和窑变色釉的丰富经验,各地名窑辈出,在北方以河北定窑和河南汝窑为代表,在南方以浙江龙泉窑为代表。红釉的创造,并发展到多种多样的颜色釉和空变花釉,此时为我国窑业和瓷器全面发展时期,给明清瓷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明清时代是我国封建时期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以江西景德镇窑为代表,集历代名窑之大成,由素瓷全面发展到彩瓷新阶段。特别是在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窑无论在新彩瓷、青花瓷和色釉等方面,其品质之精,造型之多样,釉彩之丰富。无不登峰造极,为后人所称颂。
我国古窑的结构及形状,据考证,由于我国南北地区制瓷原料,工艺,燃料,地形以及产品品种等等的差异,经过长期沿革演变,形成南北两地陶瓷窑炉的不同类型。南方窑炉由龙窑演变为阶级窑和景德镇式柴窑;北方窑炉则由马蹄形窑演变为馒头式平焰窑。
所有这些旧式窑炉的特点:结构简易,建造投资少,速度快,易于修筑,燃料损耗少,烧成成本低,产量大,品种多,周转快,质量较好,匣钵损耗较少。但缺点是装窑和出窑的劳作较麻烦。古窑,广义的则指陶瓷器的产地及其制品,例如邢窑定窑分别指唐,宋时邢洲,定州的窑场所制的瓷器。明清时还以封建帝王的建年命窑,如“宣德窑”、“成化窑”等。
15世纪 ,新航路的开辟使海洋贸易发展了起来 ,沟通了世界各地的联系。由于海洋交通便于瓷器的大量运输 ,使在新航路开辟前只有西方王公贵族才能享有的中国瓷器成为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较为普遍的生活用品。哥伦布发现美洲后, 拉丁美洲各地先后沦为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 中国瓷器也随欧洲殖民者一起传播到了拉丁美洲。最初是葡萄牙商人, 后来是荷兰等国商人贩运中国瓷器转销欧美各地。
16世纪初, 在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贵族家庭中已有人使用中国瓷器。到16世纪后期从中国销往拉美的瓷器已占相当数量。本世纪40年代,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支考古队在旧金山以北德鲁克海湾附近, 发掘出70余件中国明代万历年间的青花瓷器。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之一,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象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中国瓷器大量传入拉丁美洲 ,使拉丁美洲人民了解中国悠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窗口。中国瓷器具有独特的工艺美术文化和昂贵的价值,是收藏家争相购买的珍品 ,而且瓷器属于精美的工艺品和实用的生活用品以及装饰工艺品等原因,深受拉美人民喜爱。
中国瓷器传入拉美后,对拉美民众的生活习惯、宗教文化、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中拉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拉人民友谊的纽带。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体育场中央,随着一声声强劲有力的击打,2008尊中国古代打击乐器——缶发出动人心魄的声音,缶上白色灯光依次闪亮,组合出倒计时数字。
“缶”其实与陶瓷行业很有渊缘,是中国古老乐器的一种,在中国古代的“金、石、土、革、丝、竹、匏、木”合称八音的乐器分类中,属于土类乐器。中国古代的缶是由土烧制而成。现存的“八音”中的土类乐器,主要的只有两种,一个是埙,另一个是缶。缶的形状很像一个小缸或火钵,是很少见的乐器。埙的历史悠久,目前发现最为古老的埙距今已有7000余年,而“缶”这件已经远离现代很多年的古老乐器却在这次奥运开幕式上大放异彩,让全世界为之一震。
从缶的发展演化来看,奥运会开幕式上运用的“缶”与“缶”的原貌有着一定的差别。不过从现场效果来看,集合了声光电高科技的缶阵,效果是很出彩的。尤其是以缶面灯光打出数字倒计时,有些神来之笔的味道。
这次开幕式上,张艺谋用的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瓦缶,而是以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缶为原型,重新设计了一个现代声光电俱全的“高科技缶”,打起来也是鼓声阵阵,而不是瓦罐应该有的叮里当啷。作为中国古代土乐器的缶,其音绝不会与作为革乐器的鼓雷同,而其形制也与上述铜鉴缶完全不同。“鉴缶”不是缶,古乐文献中亦未见有“缶阵”的记载。
耀州窑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窑为代表。铜川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创烧于唐,北宋末期为兴盛时期,停烧于明正德、嘉靖年间。产品以民用为主,但也曾以常年例贡的形式烧造黄瓷,供北宋宫廷使用。自宋至清,历代文献中有关耀州窑的记载很多;仅在宋代就有《清异录》,《老学庵笔记》,《清波杂志》,与《元丰九域志》等提到耀州窑瓷,足见其影响之大。耀州窑兼烧黑釉,青釉,白釉瓷器。其突出的成就是花纹装纹。花纹图案主要有莲花,缠枝花卉,波浪纹,鱼鸟纹等。装饰技法主要是印花,刻花,划花以及模印刻划相同。其花纹装饰特点,在宋早期是于器面刻划简单的花瓣纺;中期的纹饰则满布器面,大幅的花朵与成组枝叶,疏密相间,主次分明;到了晚期,花纹线条多细巧。耀州窑产品以碗,盘,碟,罐,壶,盒为主。釉面多开小片冰裂纹。施釉匀净,颜色深沉;边沿部分发褐黄,俗称姜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