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喜爱中国瓷器，在许多影视剧里常常会听到有欧洲人想来中国寻瓷。欧洲人把中国青釉瓷称为“雪拉同”，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
6世纪晚期，法国作家杜尔夫的长篇小说《牧羊女亚司泰来》被搬上舞台。剧中男主角雪拉同穿的一件青色衣服惹人喜爱，这种颜色一下子就成为法国很流行的颜色了。正巧中国的青瓷第一次传入法国，那青翠欲滴的釉色使法国人为之倾倒。以至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名字称呼它，只有雪拉同那件衣服的颜色可以与之媲美，于是人们就称这种青瓷为“雪拉同”。知道今天，欧洲许多人还常常这样称呼中国的釉瓷器。
青釉瓷器是以铁质为着色剂的高温颜色釉品种。考古学家们说青瓷是中国瓷器的鼻祖。古人写出了“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样的诗句来赞咏青瓷。青瓷不但包括蓝绿，而其质方面也有深浅不同，这是因为釉层厚度不同而显现出来的差别。
景德镇烧制青瓷自唐开始，至宋时，取各窑之所长，在虾青、秘色以及白定的基础上创制了影青瓷，它的特点是瓷质极薄，釉面白中泛青，暗雕塑花纹，内外都可映光，故有人称之为隐青、罩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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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欧洲追过的中国瓷
中国瓷器一出现在欧洲，就震惊了欧洲人，凶为它具有其他材料难以匹敌的精致耐用和洁白晶莹。l500年至1850年间，随着贸易新航路的出现，亚洲、欧洲和美洲问有了直接联系，中国瓷器成为了销售到欧洲的众多亚洲物品之一。特别是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达到了顶峰。
中国瓷器虽然在贸易量上远不及香料、丝绸、茶叶等商品，但它在欧洲的出现对于欧洲经济、社会生活、消费模式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数百万件中国瓷器，包括成套的茶具、餐具、酒具以及装饰陈设用品等，通过东印度公司运往欧洲，经过拍卖或私人经销，成为欧洲富庶家庭的必备物品。
这种贸易经历了从最初单纯的中国瓷器的输入，到欧洲人根据喜好定制瓷器的过程，与此同时，这种贸易也促进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并开启了欧洲人自制、模仿中国风格瓷器的热潮。日前，笔者有幸参观了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瓷之韵一一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展”，其问展出了两馆所藏的100余件中国外销瓷和欧洲瓷器精品，中国风格和欧洲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呈现出了别具特色的瓷器风韵。
改装增加身价
在元代和明代早期，中国瓷器很少为欧洲人收藏，随着中国与欧洲直接贸易的开辟，商人们便开始在中东购买了一些具有中国明代中期风格的瓷器，并把它们带回了欧洲。起初人们认为瓷器非常神奇，拥有特殊的性质，比如可以用来试毒，也有一些人认为它是由牡蛎贝壳制成的。正如17世纪中叶，英国作家、医生和收藏家托马斯·布朗爵士写道：“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瓷质的盘碟，通常认为它们是用泥土制成的。”
最早进入欧洲的中国瓷器都被看成稀世珍宝，购买和收藏它们的都是国王、王子、公爵等。而与其他奇珍异宝一样，这些瓷器通常会加装金、银等贵重的金属配饰件，不仅表现了其价值，也提高了其地位，中国瓷器也因此经常获得新的功能。比如，通过加装一个或更多的金属饰件，碗可能被改造成杯子，罐可能被改造成啤酒杯，军持或花瓶可能被改造成执壶等等。这些经过改装的中国瓷器变得实用而富丽。
欧洲定制纹样
销往欧洲的瓷器，装饰图案起初完全呈现出中国特色，随着欧洲皇室贵族对瓷器的需求增加，西式内容的装饰图案逐渐增多，展现出了同时期欧洲的流行风尚。从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开始根据欧洲顾客的要求或私人委托制作非中式形制和纹饰的瓷器。
版画、藏书票、银行券以及硬币、陶瓷器、玻璃器、银器等等，都被运到中国，成为瓷器作坊里陶工和画工仿制的样品。比如，版画和素描作为瓷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来源，除了讽刺和纪念主题外，受欢迎的还包括宗教题材、神话和寓言故事、历史事件、求爱场面以及狩猎、丰收、海洋贸易等活动。
同时，定制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装饰着家族或企业盾徽的纹章瓷。在正式场合或私人用品，诸如餐饮、家具和丝织品等上加入纹章装饰，这在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表明其社会地位和个人身份的有效视觉手段。16世纪至19世纪间生产的纹章瓷，大部分都是牧师、乡绅、高级官员、银行家或参与高利润亚洲贸易的商人等定制的。现存的纹章瓷图案数量惊人，仅英国就有至少6000种。
细审丰富多彩的欧洲定制瓷，有些对图案来源的模仿惟妙惟肖，而有一些则呈现出中西杂糅的装饰效果，透露出中国与欧洲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
效法中国风情
中国风格的陶瓷传至欧洲后，其造型和纹饰也为欧洲人所效仿。从欧洲最早的瓷器生产开始，工厂主就是从中国瓷器中获取灵感盼，他们不断改变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供国王和贵族们使用。
欧洲人广泛模仿两种风格的中国彩绘瓷器，一种是以粉色为主的粉彩瓷器，另一种是以绿色为主的五彩瓷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模仿和改进，总是为了适应欧洲市场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欧洲入对中国传统纹样的一知半解，往往与日本和欧洲元素混合在一起。比如一些瓷瓶是按照日本清酒瓶的造型制作的，但上面却装饰着中国的浮雕纹饰。此外，由于当时很少有欧洲旅行者到过中国，遥远的距离和完全的陌生感使得欧洲人对中国充满了各种虚幻的想像，而这种想像也具化为宝塔、渔夫、鸬鹚、梅花、牡丹、菊花、凤凰等等元素，成为欧洲瓷器上司空见惯的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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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影响欧洲工业革命 访收藏家帕拉克维茨
《东风西渐——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欧洲瓷器展》目前正在深圳博物馆老馆展出，所展的176件欧洲古瓷是加拿大收藏家拉斯洛·帕拉克维茨、孙建伟夫妇二人的捐赠，这是夫妇俩20余年的精心收藏。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拉斯洛·帕拉克维茨先生。
欧洲贵族喜好中国瓷
记者：欧洲精美瓷器学于中国瓷器，几百年前欧洲人学习的动力来自何方？
帕拉克维茨：16世纪之初，当中国百姓用简单的“馒头窑”就可以烧造出几个带釉的饭碗时，欧洲人却用铁制、陶制的盘子吃饭，只有贵族才享用得起银制的餐具。葡萄牙人最早告诉公众，这世界上可以有另外的饮食器具——1602年和1604年，各有一艘葡萄牙克拉克帆船“圣亚戈号”和“圣卡塔琳娜号”被荷兰人所俘获，船上来自中国的千余件瓷器被拍卖，由此激起了欧洲瓷器热，英国和法国国王也成为了买主。
对于仍使用铁制品、陶制品的欧洲人来说，中国瓷器的轻巧、美丽、干净和实用，非常令人惊诧，这种东西在欧洲各国是上流社会才可享用的高档品，只有富裕的上层人士能支付得起。正是因为中国瓷器的昂贵，很多欧洲国家开始仿造中国瓷器。除实用器皿外，中国瓷器雅致精湛的格调也受到欧洲上层的欢迎，法国的“罗可可”创作鉴赏之风便受中国风格的影响。进而，十八世纪下半叶起，在欧洲制造的瓷器中，有了复制、仿制或参考中国瓷的做法，中国元素直接浸入欧洲的工艺创作。
从仿制到创造辉煌
记者：欧洲人对中国瓷从最初的仿制，到逐渐加入本土元素。欧洲仿制到创新的路径很值得我们借鉴，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帕拉克维茨：欧洲许多工厂一开始仿制中国瓷器最流行的图案，但到此并不止步，还各自尝试研发属于他们自己的釉料及样式，分别创造出镀金装饰、转印丝网印刷等等，同时在瓷器绘画方面也注意融入大型作品的艺术风格和主题，逐步结合欧洲的文化和传统生产出有欧洲风格，不同形状，不同图案，不同颜色的欧洲瓷器产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瓷器的功能也在拓展，包括照明、书写工具和家具等等。
这一仿造、结合、创新和自成一体的瓷器工业成为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欧洲最为重要的工业之一，也为当时的欧洲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并形成了辉煌的瓷器艺术。
中国瓷影响欧洲贸易发展
记者：您为什么一直专注18世纪对东西方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的瓷器收藏？
帕拉克维茨：20多年来我一直在收藏有关这段历史的瓷器工艺品。有着数千年传统的中国瓷器，竟然在短短一个世纪中，对于整个欧洲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中国瓷器促进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让我深深地着迷，可是当今世界各国的许多人都不了解——如果没有中国瓷器出口到欧洲，欧洲多国的瓷器就不可能发展到如今这样的水准。西方瓷器发展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300多年前欧洲各国仿造中国瓷器，再结合本土文化，创造出令人难忘的欧洲瓷器工业发展史，同时带动了欧洲工业革命。从中国和欧洲古时瓷器贸易中，我们分明看到双赢的局面所带来的是不可预期的发展效应。
欧洲追过哪些中国瓷器
中国瓷器一出现在欧洲，就震惊了欧洲人，凶为它具有其他材料难以匹敌的精致耐用和洁白晶莹。l500年至1850年间，随着贸易新航路的出现，亚洲、欧洲和美洲问有了直接联系，中国瓷器成为了销售到欧洲的众多亚洲物品之一。特别是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达到了顶峰。
中国瓷器虽然在贸易量上远不及香料、丝绸、茶叶等商品，但它在欧洲的出现对于欧洲经济、社会生活、消费模式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数百万件中国瓷器，包括成套的茶具、餐具、酒具以及装饰陈设用品等，通过东印度公司运往欧洲，经过拍卖或私人经销，成为欧洲富庶家庭的必备物品。
这种贸易经历了从最初单纯的中国瓷器的输入，到欧洲人根据喜好定制瓷器的过程，与此同时，这种贸易也促进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并开启了欧洲人自制、模仿中国风格瓷器的热潮。日前，笔者有幸参观了正在国家博物馆(微博)举办的“瓷之韵一一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展”，其问展出了两馆所藏的100余件中国外销瓷和欧洲瓷器精品，中国风格和欧洲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呈现出了别具特色的瓷器风韵。
改装增加身价
在元代和明代早期，中国瓷器很少为欧洲人收藏，随着中国与欧洲直接贸易的开辟，商人们便开始在中东购买了一些具有中国明代中期风格的瓷器，并把它们带回了欧洲。起初人们认为瓷器非常神奇，拥有特殊的性质，比如可以用来试毒，也有一些人认为它是由牡蛎贝壳制成的。正如17世纪中叶，英国作家、医生和收藏家托马斯·布朗爵士写道：“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瓷质的盘碟，通常认为它们是用泥土制成的。”
最早进入欧洲的中国瓷器都被看成稀世珍宝，购买和收藏它们的都是国王、王子、公爵等。而与其他奇珍异宝一样，这些瓷器通常会加装金、银等贵重的金属配饰件，不仅表现了其价值，也提高了其地位，中国瓷器也因此经常获得新的功能。比如，通过加装一个或更多的金属饰件，碗可能被改造成杯子，罐可能被改造成啤酒杯，军持或花瓶可能被改造成执壶等等。这些经过改装的中国瓷器变得实用而富丽。
欧洲定制纹样
销往欧洲的瓷器，装饰图案起初完全呈现出中国特色，随着欧洲皇室贵族对瓷器的需求增加，西式内容的装饰图案逐渐增多，展现出了同时期欧洲的流行风尚。从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开始根据欧洲顾客的要求或私人委托制作非中式形制和纹饰的瓷器。
版画、藏书票、银行券以及硬币、陶瓷器、玻璃器、银器等等，都被运到中国，成为瓷器作坊里陶工和画工仿制的样品。比如，版画和素描作为瓷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来源，除了讽刺和纪念主题外，受欢迎的还包括宗教题材、神话和寓言故事、历史事件、求爱场面以及狩猎、丰收、海洋贸易等活动。
同时，定制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装饰着家族或企业盾徽的纹章瓷。在正式场合或私人用品，诸如餐饮、家具和丝织品等上加入纹章装饰，这在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表明其社会地位和个人身份的有效视觉手段。16世纪至19世纪间生产的纹章瓷，大部分都是牧师、乡绅、高级官员、银行家或参与高利润亚洲贸易的商人等定制的。现存的纹章瓷图案数量惊人，仅英国就有至少6000种。
细审丰富多彩的欧洲定制瓷，有些对图案来源的模仿惟妙惟肖，而有一些则呈现出中西杂糅的装饰效果，透露出中国与欧洲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
效法中国风情
中国风格的陶瓷传至欧洲后，其造型和纹饰也为欧洲人所效仿。从欧洲最早的瓷器生产开始，工厂主就是从中国瓷器中获取灵感盼，他们不断改变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供国王和贵族们使用。
欧洲人广泛模仿两种风格的中国彩绘瓷器，一种是以粉色为主的粉彩瓷器，另一种是以绿色为主的五彩瓷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模仿和改进，总是为了适应欧洲市场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欧洲入对中国传统纹样的一知半解，往往与日本和欧洲元素混合在一起。比如一些瓷瓶是按照日本清酒瓶的造型制作的，但上面却装饰着中国的浮雕纹饰。此外，由于当时很少有欧洲旅行者到过中国，遥远的距离和完全的陌生感使得欧洲人对中国充满了各种虚幻的想像，而这种想像也具化为宝塔、渔夫、鸬鹚、梅花、牡丹、菊花、凤凰等等元素，成为欧洲瓷器上司空见惯的纹样。
中国古代瓷器影响了欧洲并且带动了整个欧洲的瓷业发展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发明了瓷器，比欧洲早两千多年。17世纪，中国瓷器开始大量出口欧洲，引起了欧洲各国的仿制热潮。
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不少人提起英国威基伍德瓷器时，不停地赞美，并以购买、使用之为时尚。但殊不知，英国瓷器的制作比中国晚了两千年，而且英国瓷器的发端、发展，完全跟随着中国瓷器的脚步。
四百年之前,中国瓷器等艺术品影响了欧洲，带动了整个欧洲的瓷业生产。中国瓷器影响欧洲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先是传播到中东，然后，随着阿拉伯人的扩张，把中国瓷器带到了欧洲，如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受中国瓷器的启发，意大利发展了自己的锡釉陶器。随后，意大利的制陶技术影响到法国，法国影响到荷兰与英国。可见，英国受中国瓷器影响较晚。
17世纪上半叶，英国人约翰·德威特发明了炻器（介于瓷与陶之间的器物）。但许多资料介绍，中世纪末，德意志莱茵河畔曾烧制炻器，之后，德国与荷兰的陶工到达英国，把技术也带去了，影响了当地的炻器生产。炻器的烧造过程不同于一般的陶瓷：炉温在1200度，把食盐撒在器物上，食盐中的钠分子变成硅酸苏打，再与器物中的氧化铝化合，形成玻璃质的釉覆盖器物表面，多呈棕色、黄褐色或灰蓝色。之后英国发展了锡釉陶生产，这是受荷兰代尔夫特窑的影响，而代尔夫特窑的瓷器生产是模仿中国青花瓷，可见英国的锡釉陶生产源头又来自中国瓷器的影响。
不过，尽管英国各类陶瓷生产都受益于中国瓷器，但威基伍德、德威特等人力图摆脱中国的影响，研制自己的产品。德威特在1672年4月向国王查尔斯二世提出辞呈，辞呈上说：“英国的陶瓷器，无法与闻名世界的中国瓷器、帕提亚（波斯）陶器，以至一般称为科隆陶器的炻器相比……”此信看上去反映了这个艺术家的失望，其实委婉表达了他的雄心。事实上，他流露的失望，正是欧洲许多国家所担心的，因为中国瓷器等艺术品长时间出口欧洲，欧洲各国因银子大量流失，而十分恐慌，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在研究中国瓷器生产的秘密，德威特、威基伍德等人就是这样，最终经过刻苦努力，生产出自己的产品。那些最初的产品都带有中国青花瓷的特征，即白地蓝花的图案、中国风情的题材等。其中，比较知名的是一种柳叶图案，大量生产，当时英国几乎家家户户都用这类瓷盆，而且英国人还假想中国人的爱情故事都发生在这类背景下的，以致这类图案反复出现在瓷器的装饰中。
耀窑、青釉瓷的文化历史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在中国的分裂割据。政权统一，社会稳定，新兴租佃制经济关系的确立和普及，都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生产关系，亦解放了生产力。这些，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起到有利的促进作用，使我国古代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繁荣时期，出现了“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的局面。在手工业和商业得以空前发展，大批工商业小城镇不断出现的宋代，制瓷业的生产和销售，更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期。全国各地创建的新窑场，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在众多窑场之间，展开了商品生产和市场销售的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一批名窑和名瓷的涌现，以及一批以往所没有的瓷窑体系的逐步形成。今天，我们纵观宋代制瓷业发展的成就和特点，可以用两点来概括：一点是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和名瓷的产生和发展；另一点是定、钧、耀州、磁州、越、建、景德镇、龙泉八大瓷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宋代的上述著名窑场中，耀州窑是一个自成窑系的北方著名窑场。它以盛产独具风格与特色的刻花和印花青瓷，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进而又成为耀州窑系的中心窑场和代表。其精美优良产品的出现，是宋代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产物，也是宋代工艺技术水平和社会审美意识的一种体现。
一、窑场烧瓷始末与宋代的鼎盛
耀州窑位于西安以北一百多公里的铜川市黄堡镇。窑址以黄堡为中心，其范围包括上店、立地坡、玉华、陈炉，及耀县塔坡一带。此地在宋代辖于耀州，故名耀州窑。其产品称为耀州瓷，或名耀瓷。该窑创烧于唐代（公元618——906年），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元延续，止于明代中期的十五世纪末，有八百多年的连续烧造史。
黄堡镇的耀州窑址，经过本世纪多次实地考察和大规模的考古科学发掘，已获取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资料，从而使世人真实了解到耀州窑的发展面貌。发掘出土的逾百万件陶瓷残器，分别属于唐代、五代、宋、金、元明五大历史时期所烧制。五大历史时期的烧瓷，各有不同。
唐代烧制了黑、白、青、褐、黄、茶叶沫、花釉瓷，及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素胎黑花、青釉下绘白彩等彩绘瓷。器物造型丰满大器，反映出大唐帝国的兴盛。此外，还烧制唐三彩和琉璃瓦，是当时我国烧制陶瓷品种最为丰富的一个窑场。
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青瓷烧制工艺已经成熟，青釉有灰绿、青绿、天青、淡天青等色调。还兼烧少量黑、酱釉瓷。造型秀丽华美，多仿金银器。往往采用剔花或划花手法，制作出各种生动流畅的纹样。在瓷器纹样中发现有专为皇室用瓷设计的龙、凤图案。还发现有刻“官”字款的青瓷器底多件。这些优美瓷器的发现，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五代时期仅见的重要青瓷窑场的系统陶瓷考古资料。
宋代是该窑烧造青瓷的鼎盛期。入宋后，窑场为了保持和发展它在晚唐五代时期北方青瓷的领先地位，保持原有销售市场和争夺占领新市场，在制瓷工艺上有了很大的革新和创造。首先在泥料制备上发明和率先使用了大型石碾槽粉碎设置，及加工泥料的淘洗池、沉淀池和陈腐用的陶缸设置。以此保证了大批量优质青瓷坯泥与釉浆的充分提供。其次是轮制工具主部件转盘由木制改为石制，盘下又增设了铁轴承，使拉坯成型工艺得到很大的提高。再次是烧瓷燃料由木柴改为当地蕴藏丰富的煤炭。与之相应窑炉结构亦进行了科学的变革，有利于掌握对青瓷器还原气氛的人为控制。宋代耀州窑制瓷工艺上的这些重大改革，为烧造大量胎细釉精的青瓷提供了先进的科技和工艺基础。使此时所烧的耀瓷，器物种类繁多，造型精巧秀美，瓷釉晶莹温润，刻花印花工艺独特，纹样图案丰富华丽，受到宫廷皇室和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喜爱。在宋人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中，都明确记载，耀州窑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及宋徽宗崇宁年间向宫廷贡瓷的事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记载了宋哲宗元佑八年“耀州遗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的实况。除了在国内广大地区销售外，其产品还远销到世界各地。已在东亚的日本、朝鲜，波斯湾的阿曼，地中海南岸的埃及，东非沿海的坦桑尼亚岛屿等地的古遗址中都发现了外销的宋代耀州青瓷。这些均是耀州窑青瓷在宋代鼎盛发展，并具有广阔国内外市场的明证。
在耀州窑鼎盛发展的宋代，其精美的制瓷工艺和生动优美的装饰技巧，对陕、豫地区的旬邑窑、临汝窑、新安窑、宝丰窑、宜阳窑、内乡窑、禹县窑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进而又对远距该窑数千公里外的岭南地区之广州西村窑，及广西永福窑、容县窑等外销瓷窑也起过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由西至东、由北到南、由广阔区域众多窑场所组成的耀州窑体系。一个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和海岸港口，地处西北内陆渭北高原上的耀州窑，在商品生产激烈竞争的宋代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所凭籍的优势究竟是什么？只要研究该窑宋代的发展，就不难发现，其优势在于它自身精湛先进的制瓷工艺，巧如范金的造型，温润晶莹的青釉，犀利洒脱的刻花，以及综合这些优点而产生的风格独特之上乘产品。
宋代以后，耀州窑又继续烧瓷数百年。金代前期该窑延续了宋代青瓷的烧造，又突出了月白釉青瓷的创新。其后期，姜黄釉青瓷的烧造重点面向中下层民众，烧成上突出了可以增加数量的无釉圈叠烧工艺。装饰纹样也趋于简练。
元明两代该窑发展趋于衰落，一方面继续烧造姜黄釉青瓷，另一方面逐渐加强了黑、白、酱、茶叶沫釉瓷和白地黑花瓷的烧造。在多品种色釉瓷的烧制中，白地黑花瓷是此一时期该窑的代表作品。至此，该窑青瓷的烧制已明显衰落。不久，窑场亦终烧，从此以后就在其原有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二、温润如玉的耀窑秘色青釉
瓷器是一种生活日用器皿，同时又是根据各时代人们审美意识创作出的工艺品。不论哪个时代，每一件成功的瓷器制品，都是实用性与艺术美和谐统一的产物。瓷器的艺术美，一则体现在器表所饰瓷釉的晶莹剔透，二则呈现出器物造型优美多姿，三则映现着装饰手法的技巧和纹样图案的华美。而在这些瓷器制作中力求表现出的艺术性和美感中，古代上层社会特别看重的是瓷釉和釉质所具有的特征。早在东汉我国就成功地烧制出青釉和黑釉瓷，北朝至隋唐又创烧出黄釉和白釉瓷。对这些单色瓷釉的制作和使用，人们审美意识所追求的意境是自然界的各色玉石效果。是以这些青、黑、黄、白色的瓷釉可否达到玉质美感为其观赏和评价的重要标准。这种审美情趣以上层社会和文人为甚，在唐人的某些诗句中曾有明确表露。如顾况的诗《茶赋》就有：“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是对“似玉”的越窑青瓷的赞美。又如杜甫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有：“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是对“扣如哀玉”“胜霜雪”的大邑白瓷的感慨。这种想往和喜爱玉质的审美意识，由来已久，它是中华文化自远古和三代就崇尚玉器的延续和发展。早在《诗经·秦风·小戎》中就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这种以玉来象征君子美德的观念，我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有过最精辟的解释。据《礼记·聘义》载，子曰：“昔者，君子自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岁，义也。垂之如队，礼也。扣之其声清越以长……”这样一来，玉在中华古文化中，被授予了人格化的种种美好品质。这种以玉喻人的审美意识对中国制瓷业两千年来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对瓷器单色釉的评价以是否有玉质感为标准。基于此因，唐代茶圣陆羽在评价当时国内烧瓷水平最高的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时，认为“邢瓷类银，越瓷类玉”，故“邢不如越”，以“类玉”的越窑青瓷定为唐代瓷器的最上品。在越窑青瓷中又以晚唐五代至宋初被誉为“千峰翠色”的秘色瓷为最高水平。
以此标准衡量耀州窑所烧造的青瓷，就不难明白其被称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原因。该窑场早在盛唐时就开始了青瓷的创烧，然初时釉质粗，釉不均匀，釉色青黄或青褐，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以后学习了越窑，青瓷烧造水平提高很快，中唐初的产品已赶上和超过了国内的婺、岳、寿、洪等青瓷名窑。晚唐时呈现青绿釉色的精美青瓷烧造数量日增，奠定了其成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基础。不足之处是器胎含铁量高呈铁灰色，青釉的釉层薄，玻璃质感强而温润的玉质感不够。到了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出现了黑、白两种器胎。黑胎器的青釉，呈湖绿、湖蓝、微灰湖青、深兰天青几种色调。白胎器的青釉，多是淡青、淡天青、粉青几种色调，少数为湖青和湖绿色。两种胎的青釉，质地都很精细，釉层均匀，透明度适中，具有较好的玉质温润性。与其后的宋代相比，则又具有釉色色调丰富多样而欠稳定性的特点。入宋以后，该窑的青瓷经过初期为时不长的工艺变革和探索之后，很快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宋耀瓷的青釉，质地精细纯净，透明度适中，色调是一种稳定的橄榄青色，具有“其色温温”、“精比琢玉”的美感。这种橄榄青色，与唐五代“越州上”的越窑“秘色”很相似，因而在宋代曾有“秘色”之称。宋代大诗人陆游曾在《老学庵笔记》中明确指出：“耀州青瓷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这种与越窑秘色相类的宋代耀瓷青釉，于本世纪中叶由陈万里先生称为橄榄青色。以后学术界一直遵循，笔者亦然。时至今天，供奉于法门寺地宫的一批唐代越窑秘色瓷已重见天日，我们将它和宋代耀州青瓷进行了对比，为两者瓷釉的相类而感慨。笔者认为现在我们不妨恢复古代对宋耀州青瓷的称谓，将其青釉称着耀州秘色，以便更加明确耀州青瓷对越窑秘色瓷的正宗承袭关系。这种“类”越窑秘色的耀窑秘色瓷的成功烧制，对耀州窑系中其他窑场的烧瓷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是耀州窑系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字串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