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青瓷
龙泉窑是今浙江省南部丽水地区龙泉市及其周边地区众多古代生产青瓷窑场的总称，因龙泉所在地区自宋代以来一直属处州管辖，所以古代文献中对龙泉窑及其青瓷产品，又称“处州窑”、“处瓷”或“处器”等。迄今在龙泉及其邻近的庆元、云和、景宁、遂昌、松阳、丽水、缙云、武义、永嘉、泰顺、文成等县，发现各期龙泉青瓷窑址四百余处，其中龙泉市的龙泉溪和秦溪两岸瓷窑最多。这些古代窑场普遍烧造一种风格类似的绿色调青瓷，其中以龙泉境内的大窑和金村窑场最有代表性。
·龙泉窑青瓷
龙泉窑青瓷属于南方青瓷类型，北宋早期产品风格主要受越窑影响，釉面常采用刻花装饰，并辅以蓖点或蓖划纹，釉色呈淡青色，器物造型以日用瓷为主。北宋中晚期龙泉青瓷釉色逐渐转为青黄色，产品虽仍以日用器皿为主，但造型变得更加规整。此时，釉面装饰普遍使用刻花、划花、印花等手法，纹饰主要有花卉、游鱼、飞雁以及婴戏等。北宋晚期还盛行浅浮雕莲瓣纹，一些器物印有“河滨遗范”、“金玉满堂”等文字。
·龙泉窑青瓷
南宋时期是龙泉窑生产的第一个高峰，其青瓷制作工艺的最大成就在于改变了早期青瓷使用的石灰釉，而发明了石灰碱釉。石灰釉的特点是高温下黏度小易于流釉，因此早期青瓷往往施半釉，釉层普遍较薄，釉面玻璃质感较强。而石灰碱釉的特点则在高温下黏度大，釉不易流淌，器物不仅可以施满釉，釉层也可以施得厚一些，因此南宋龙泉窑采用了多次上釉法烧成了釉面质感温润如玉的粉青釉、梅子青釉等青瓷史上的一代名品。随着宋室南迁至杭州，龙泉境内的溪口窑等地即出产一种在器型釉色以及开片装饰等方面与南宋官窑器十分相似的黑胎厚釉青瓷。
·龙泉窑青瓷
南宋龙泉窑青瓷在釉面装饰上，多采用堆贴装饰，形成一种浅浮雕效果。同时更加重视器物的造型设计，以此突出釉色之美，造型不仅出现了炉、瓶、渣斗、盆等许多新器形，而且每种造型有许多变化，如瓶类器形就有胆式瓶、龙虎瓶、鹅颈瓶、琮式瓶、盘口瓶等，此外炉的形制亦有奁式炉、三足炉、桶形炉等。盘、洗、碗则出现了双鱼盘、折沿洗，菊瓣碗等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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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润纯朴色形备 龙泉窑“顶峰”制品梅子青
“梅子青采用多次施釉法，釉层比粉青更厚，入窑后经高温强还原焰烧成，釉色莹润青翠，犹如青梅，故名。梅子青是南宋龙泉窑创制的杰出青釉品种，同时也是南宋龙泉窑青瓷釉色新品种。”
梅子青瓷器
梅子青采用多次施釉法，釉层比粉青更厚，入窑后经高温强还原焰烧成，釉色莹润青翠，犹如青梅，故名。梅子青是南宋龙泉窑创制的杰出青釉品种。同时也是南宋龙泉窑青瓷釉色新品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梅子青”胎釉测试结果表明，胎土内掺有适量的紫金土，降低胎的白度，成为灰白色，并采用石灰碱釉多次施釉法，使釉层厚而不流，釉面光泽柔和，烧成温度提高到1250-1280℃，在强还原气氛下烧成，呈色青翠滋润。
晶莹剔透的梅子青
梅子青釉与粉青釉同被誉为“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顶峰”。烧制梅子青釉时对瓷胎的要求较高，釉料采用高温下不易流动的石灰碱釉，以便于数次施釉以增加釉层的厚度。在1250--1280摄氏度高温和较强的还原气氛下烧造，釉层厚而透明，釉质莹润，苍翠欲滴，色调可与翡翠媲美。梅子青品种仅在南宋一朝烧造，存世极少，又多为仿古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古雅之品，弥足珍贵。
梅子青碗
诗人说，龙泉青瓷“如蔚蓝落日之天，远山晚翠；湛碧平湖之水，浅草初春。”她“夺得千峰翠”，色本自然，有天地之大美；她“温润纯朴色形备”，不必有所附丽；“雨过天青云破处，梅子流酸泛青时”，她独立成景，又意味深远，情景交融。
宋代龙泉窑青瓷的“支钉及工具”特征
一般认为，龙泉窑烧造工艺史上不存在支钉支烧法，然而笔者在收藏龙泉窑瓷器以来却收集到一些带支钉痕的龙泉窑青瓷残片及相关的支烧工具，这些残片和窑具都是宋代龙泉窑的产物。
残瓷原器可能为四足炉，灰黑色胎，施青灰色厚釉，釉层有开片，四足呈如意形，底部有六个支钉痕，支钉痕迹向外凸出，比较粗大，根据其排列位置，支钉应呈椭圆形排列。该器出于龙泉溪口窑。
残底，圈足外撇，胎色较白，施粉青厚釉，裹釉支烧，底部施釉较器身单薄，有五个支钉浅痕，间隔距离不太规则。
原器形可能为盘，卧足，近足处隐现莲瓣纹，施青釉，玻质感较强，成色不太均匀，釉层有开片。底部裹足施釉，根据其现存的两个支钉比例，原器应有五个支钉痕为宜。
残片为一平底器残底，施青釉，釉面有风裂纹，有两个支钉痕迹。
折沿洗残片在杭州建筑工地所拾，施青釉，从其圈足及底裹釉来看，应为支烧。
圆口小洗也在杭州建筑工地所拾，经修复，口径10.5、高3.5、足径7.4厘米，器形十分轻巧规整，圆唇外翻，直腹，浅圈足，薄胎厚釉，釉层局部有开片，呈冰裂纹，裹釉支烧，底部施釉较器身单薄，底部现留四个支钉痕，按分布比例看整器应有五个，支钉痕迹较浅较细，且间隔均匀。
残底，二层台式圈足，黑胎，粉青厚釉温润如玉，莹净柔和，做工细腻规整，裹釉支烧，底部现留两个圆形支钉痕。该标本系大窑杉树连窑所产。另，大窑叶坞底也发现过带支钉痕的黑胎、灰白胎青瓷。除了带支钉痕的残片，还有支烧托具。笔者收藏的托具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三叉形支具，比较粗糙，系手工搓捏而成，支钉呈圆锥形，较细长，三个支钉成叉形，托面基本呈圆台体，此种支具承受重物有限，但适用于支烧高度较高的器物。另一种托面为碗形，敞口，弧腹，小平底，口沿平，支钉排列于口沿，亦呈圆锥形，但较钝，支钉数3-6个不等，表面呈朱红色，色泽较浅者可能夹杂砂质。与三叉形支具相比，碗形支具制作较规整，且用淘洗过的瓷土做胎，素烧而成，胎细质坚，口沿支钉则另外添置，并可灵活调整。笔者在龙泉市博物馆也看到两例支烧具，其一亦为三叉形支具，另一支具为饼形，饼体较薄，上面有五个支钉（只留下一个，其他四个已缺），呈环形排列。这两个支烧具系从龙泉窑址采集而得，为龙泉之物无疑。
总的来说，龙泉窑支烧现象并不普遍，支钉类标本的数量非常少，但并不局限于一处，溪口、大窑均有发现，用支钉支烧的器物有黑胎，也有灰胎、白胎，有厚胎厚釉者也有薄胎厚釉器，支钉痕形状大多呈圆形，有粗有细，图6圆口小洗类似汝窑芝麻形的支钉风格则十分罕见。以标本精细程度及风格结合支钉痕来看，支烧类器物的质量水准并不在一个层次，具体烧制时间上应也有先后之别。如图7杉树连窑支烧标本，质量为诸器之首，其二层台式设计可使足底部更稳，更有利于支烧成型。黑胎青瓷由于紫金土含量较高，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瓷胎容易变形，尤其是乳浊厚釉产品，支烧难度非常大，二层台式圈足很可能是专为支烧所作的特殊处理，一般的支烧器如图2标本，只是简单将器底施以薄釉便于脱开支钉，未免有些“得不偿失”。关于支钉，最为著名的自然是汝窑，因其支钉痕小而稍扁，一头有尖，形状酷似芝麻而被誉为“芝麻挣钉”。不过，采用包釉支烧的方法并不始自汝窑，早在五代，北方的耀州窑和南方的岳州窑都已使用支钉包釉支烧，可见支钉支烧这一工艺具有一定的地域分布基础。但历次文物部门对龙泉古瓷窑遗址发掘中，迄今也未发现支钉托具支烧的例子。这也说明龙泉窑采用支钉支烧工艺只是个别现象，而且也没有专门用支钉支烧的独立窑口，就象龙泉黑胎一样，数量不多，且与白胎青瓷兼烧。从龙泉窑的发展历史来看，也是没有支钉支烧这一工艺传统的，龙泉窑早期深受瓯窑、婺窑、越窑等周边窑系的影响，从五代北宋后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装烧方面一直以垫烧为主，垫具有垫环、垫圈、垫饼等，垫饼形状最为丰富，有碗形、浅碟式、臼状、浅盘式等等。垫烧的位置，或外底不施釉，在圈足内放小垫饼垫烧；或外底上釉，用大垫饼垫置于圈足下；或外底部刮去一圈釉，用垫圈或垫盘垫烧。而采用支钉支烧只在南宋出现过，在之后也没有被传承下来，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龙泉窑支钉的出现很可能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风格冲击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受北方汝窑的影响。北宋皇宫对汝窑青瓷十分偏爱，所以南宋官窑“袭故京遗制”，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沿袭汝窑裹釉支烧的工艺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着眼，我们还可发现：1、以上所述的支烧具在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也有发现，虽然不是很典型；2、黑胎带支钉残底更是一个集中体现，黑胎的出现在龙泉窑内部发展脉络中也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却与支钉一样和南宋官窑有着微妙关联；3、由于这些残片较破碎，难以复原从而得以更全面的了解，但从修复的圆口小洗来看，此种器形在南宋官窑器中殊为常见，且做工精细，与普通民窑生产的日常生活用器大不一样。杉树连窑黑胎支烧残底的二层台式圈足更是罕见而高明的设计，普通产品只能望其项背。
如果从横向角度来看，如慈溪上林湖越窑寺龙口窑址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其南宋地层“出土的月白、天青釉瓷器，以支钉垫烧，釉面滋润而含蓄，呈半失透状，器类有觚、炉、玉壶春瓶、花盆、鸟食罐、象棋等，其胎质釉色、器物造型、烧成方式及仪态风神均与越瓷的传统风格大相径庭，却与北方的汝官制品颇接近”（《越窑考古又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20日）。这不失为宋龙泉窑支钉现象的一个参照例子，在越窑的发展历史中，虽早在东汉三国时期，就曾大量使用支烧工具，但当时的三足支钉主要作为碗、钵、碟等叠烧的间隔具，使用时，支钉向下，托面向上，以便上面放碗、盅等坯件，支钉只是起间隔作用。而后来越窑使用最多的恐怕是用泥条泥点托烧，寺龙口窑址支钉的出现与龙泉窑一样都是很突然的，都是“类北宋汝窑”、“南宋官窑”的一个重要表现。再就支钉工艺本身而言，支钉支烧虽然能使底足裹釉不影响美观，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支钉受力面尖而细，压强增大，所以承受压力非常有限，一般来说，一件匣钵只能装烧单件器物，这样一来，制作成本就大大地提高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无法承受这一高昂成本的。事实上，当时民窑器中比如碗盏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器，一般都是采用叠烧等方法来提高产量的，如南宋溪口窑所出的芒口碗。而象龙泉安仁一带的民窑，由于专烧日常生活用器，叠烧现象非常普遍。另外，支烧法从汝窑搬到江南注定存在着诸多缺陷，尤其对于浙江本土的窑工来说，他们对支烧法这一外来工艺不仅需要摸索经验，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加以改造。考古发现表明，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中，支烧工艺并不是唯一的装烧法，还有垫烧和支垫烧结合的方法。从器物上看，郊坛下官窑，使用支烧具的器物大都是薄釉器，而厚釉器几乎都采用垫烧，可见支钉支烧当时就存在局限性。随着南宋的灰飞湮灭，元代龙泉窑已彻底抛弃支烧工艺，再看不到带支钉痕的器物，除了刻意的模仿。这是否也从反面说明了支烧工艺的使用只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偏好，并没有扎根于本土，所以也没有被传统龙泉窑吸收接纳，而一旦消除了朝廷的干预，这一工艺也很快被淘汰。这一工艺虽有可取之处，但没有建立在节约成本或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基础之上，并不经济实用。相反，它占用空间，增加烧成费用，而且在烧制厚釉器物，大件器物方面都是很有局限性的。所以到了元代龙泉窑，大件器物开始流行后，小小支钉根本不能承受之重，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老窑瓷：大同窑——北魏遗风 盛唐挽歌
·大同窑
大同，塞上明珠，位于内外长城之间，是古代汉民族北出大漠和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中转站，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碰撞、交融的结合带。作为北魏帝都、辽金西京、元朝重镇，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为这座文化名城及周边地区留下了丰富的人文遗产和艺术瑰宝。其中，大同地区辽、金、元时期制作的瓷器就极具艺术欣赏和美学研究价值。
冯先铭先生在1977年发表的《山西浑源古窑址调查》中首次披露发现了大同浑源窑，并确认了浑源窑的创烧年代为唐代，同时根据窑址上的标本初步认定黑釉剔花精品为雁北地区烧造。新时期，陶瓷鉴定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叶喆民先生在其新修订的《中国陶瓷史》中再次将大同浑源窑列为唐代名窑，又按纪年和朝代分类科学地将大同地区的青磁窑和怀仁窑列为辽、金、元时期的重要瓷窑；同时，从造型、装饰和烧制工艺上对大同地区各窑进行了分类和初探，并初步提出了大同地区各窑所制作瓷器的艺术价值，这样就从系统上将大同地区各窑所制作的瓷器进行了梳理，从而为进一步归类同类型瓷器的烧造窑口和制作年代找到了坐标系。可以说先生是学者同时又是田野实践者，先生对大同地区瓷窑的确认和整理为古陶瓷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支撑点。
·大同窑
大同地区瓷器创烧于唐代，辽、金时期，随着大同地区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制瓷业逐渐进入繁荣期。辽代建国初期，由于其游牧民族习性，财物主要靠掠夺获取，《辽史·肖阿古只传》载“天赞初年（922年），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其中磁窑镇即为今大同浑源县青磁镇。攻取青磁镇，一为掠夺财物，二为带走能工巧匠。
影响是相互的，契丹人被汉人影响的同时，汉人也被契丹人所影响，这就是所谓的民族融合。这时期，大同窑瓷器上出现了契丹人喜欢的纹饰和题材，而同时又保留了汉人的工艺和造型。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大同地区瓷窑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创烧了仿金银器錾刻的黑、白釉瓷器剔刻这一极具民族融合特征的伟大工艺。
瓷器剔刻工艺起源有许多种说法，笔者倾向于仿金银器錾刻，而剔刻瓷器是金银器的替代品。契丹人属于马背民族，辽代早期，出于携带方便和羡慕唐代生活方式大量使用金银器，而金银器的器形、纹饰和制作工艺均是仿唐的工艺风格和艺术特征，不排除有使用传世的唐代器物。进入辽代中期（992年——1044年），辽圣宗、辽光宗先后都下达过禁止金银器入殓随葬的政令，由于限制使用金银器，而契丹人已经适应了汉人的生活方式，瓷器的使用和制作就普及起来，仿金银器纹饰和工艺也就在这段时期出现。从辽宁法叶库茂台七号墓出土的剔刻牡丹花长颈瓶（同时也出土了一些金银器，证实为10世纪末与11世纪初的器物）可以看出，其应为大同地区浑源窑工匠制造的剔刻工艺器物，它与在大同浑源窑窑址上所发现瓷器标本的剔刻纹饰非常一致。据此，可以初步判断大同浑源窑及怀仁窑（窑址也有剔刻遗存物）是瓷器剔刻工艺的发源地（这一点还有大量论据，在此文中不作表述）。
·大同窑
大同地区创烧的剔刻工艺主要有：1）白釉地剔刻装饰工艺；2）黑釉地剔刻装饰工艺；3）黑地白剔刻装饰工艺。大同地区瓷器的剔刻工艺深深地烙着唐文化的印记，准确地讲它是石雕、金银器錾刻和锤碟艺术的演进，也可以说是瓷雕刻艺术，它是北魏与盛唐雕刻艺术在瓷器上的运用，是赋予了传统雕刻艺术后继生命力的新载体。
辽代的剔刻工艺古拙而流畅、粗犷而肯定，简洁的手法既显现出刻工的老到又透露着初创的青涩，这正是艺术创新的特征。它以刀作笔，在立体的瓷面上运笔，刻刀起舞时，心到意到，意到刀到，一气呵成，使作品具有立体感和韵律感。其纹饰看似草率，实则率真流畅，近看，剔刻的是线条和枝叶，远观，却是流动的草原和草原上飞舞的花，既写实又抽象，跃然一幅天野茫茫、风吹草低的国画。其工艺不造作，不追求纹饰标准与大小一致，只追求自然天成，充盈着崇尚自然的哲学精神，体现着草原生命生生不息的野性与豪迈。其工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真正民族文化交融的艺术结晶，是挣脱精神枷锁放飞人性自由的翅膀，是汉人在强大盛唐文化照耀下残留的最后一抹阳光。
·大同窑
进入金、元时期，北方稳定统一，晋、冀、豫、鲁连为一体，剔刻工艺也开始进入了成熟期。此时，大同地区的汉族文人不愿入仕，为求生存便加入到制瓷工匠的队伍当中，这可以从当时瓷器上留下的诗文得到验证。因此，金、元的剔刻风格不仅继承了辽的自然与率性，技艺也更加精进，剔刀游刃有余，剔刻更加自然，线条更加优美，韵律感也更强，剔过的地方不留斧痕，工艺难度极大。同时，将书画技艺运用到瓷器上，加入了文人色彩：一段文字，间架结构完整、刀笔凌厉，刻过的线条犹如留下的文字，仿佛魏碑重现；一个动物，采用大写意，刀为笔、笔为刀、一气呵成、一笔完成，体现了工匠深厚的书画艺术功底和精湛的剔刻技艺手法。剔刻工艺在观赏器物上的运用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完美结合，它将千年前的书法留在了瓷器上，留给了我们，给了我们无尽的艺术享受，这要比纸上的书法更加珍贵。
辽、金、元时期的大同是一个多民族聚集、交融的地区，这里的文化和艺术也必然有着多民族融合的特征，而这样的特征就增加了它所创造出的艺术品的历史高度，比如云岗石窟、辽代彩塑，以及瓷器剔刻工艺，特别是瓷器上的剔刻艺术，还未被世人所熟悉。但这一具有北魏遗风、盛唐挽歌的艺术品终将会被人们认知，而且应当成为大同地区高古艺术的终结者。在这里，我们有理由赋予大同诸窑口一个正式的名称，即大同窑。
大同窑的典型器物黑釉地剔花，黑釉如漆、如墨玉，胎为白，黑白对比而不对立，犹如阴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依托、相互转化，合而为道、过犹不及。这正是对千万年来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达，反映古人天人合一、天地轮回、周而复始的哲学思路。而作为收藏者，就要善待这千年遗存，继承祖先的文化并发扬光大，让这散发人性自由的光辉再一次回到我们的怀抱。
南宋龙泉窑青瓷釉色新品种梅子青 釉色莹润青翠犹如青梅
·梅子青
采用多次施釉法，釉层比粉青更厚，入窑后经高温强还原焰烧成，釉色莹润青翠，犹如青梅，故名。梅子青是南宋龙泉窑创制的杰出青釉品种。是南宋龙泉窑青瓷釉色新品种。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梅子青”胎釉测试结果表明，胎土内掺有适量的紫金土，降低胎的白度，成为灰白色，并采用石灰碱釉多次施釉法，使釉层厚而不流，釉面光泽柔和，烧成温度提高到1250-1280℃，在强还原气氛下烧成，呈色青翠滋润。
·梅子青
龙泉窑于南宋时期创烧的品种。釉色浓翠莹润，如青梅色泽，故而得名。梅子青釉与粉青釉同被誉为“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顶峰”。烧制梅子青釉时对瓷胎的要求较高，釉料采用高温下不易流动的石灰碱釉，以便于数次施釉以增加釉层的厚度。在1250--1280摄氏度高温和较强的还原气氛下烧造，釉层厚而透明，釉质莹润，苍翠欲滴，色调可与翡翠媲美。梅子青品种仅在南宋一朝烧造，存世极少，又多为仿古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古雅之品，弥足珍贵。
·梅子青
在北宋晚期的“ 政和间” 朝廷亲自立窑烧瓷时， 成熟的“雨过天青” 釉色的瓷器应运而生了。这类青瓷中釉层乳浊而不开片者， 成为帝王贵族的最爱。宋室南迁时， 北宋官窑的制瓷技术也随之传人江南， 从而拉开了多姿多彩、绚丽辉煌的南宋官窑的历史帷幕。
胎质较粗釉色淡青 形成独特风格的龙泉窑
·龙泉窑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宋代六大窑系。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因其主要产区在浙江省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在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釉层稍簿。
·龙泉窑
龙泉窑釉色苍翠，北宋时多粉青色，南宋时呈葱青色，没有开片在器皿转折处，往往露胎呈现胎色，瓷釉厚润，装饰上很少刻花、划花，而流行用贴花、浮雕，例如在盘中常堆贴出双鱼图案，在瓶身上贴出缠枝牡丹图案。宋代瓷业鼎盛，除上述五大名窑外，山西省平阳的平阳窑、陕西省耀州的耀州窑，福建省建安的建窑，江西省吉州的吉州窑，也都烧制相当好的瓷器。
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胎骨较厚，胎土淡灰，底足露胎处见赭褐色窑红，胎微出烧，釉的玻化程度好，釉层透明，釉表光泽很强。装饰花纹较简练，常见纹样有鱼纹、蕉叶、金枝、荷花等。装饰风格趋于奔放。处于南宋鼎盛时期的龙泉青瓷，形成了自已独有的艺术风格，显示了独特的魅力。
·龙泉窑
南宋龙泉青瓷的造型亦形成自已的风格，稳重大方，浑厚淳朴而又不失秀媚，器型丰富多样，装饰普遍采用刻花和堆塑法，颇具艺术匠心。元代龙泉青瓷烧造量大，风格与南宋迥异：器型高大、胎体厚重；胎色为白中带灰或淡黄；釉色为粉青带黄绿，光泽较强，釉层半透明；装饰手法多种多样，有刻、划、印、贴、塑等，以划花为主，花纹粗略，线条奔放，纹饰以云龙、飞凰、双鱼、八仙、八卦、牡丹、荷叶等为多见。此外，还大量出现汉文和八思巴文字款铭。
明代龙泉青瓷走向衰弱，器物胎体厚重，制作粗糙，胎色为灰黄，釉层厚，透明度高，釉表光泽强，釉色有青灰、茶叶末、灰黄等几种，装饰以釉下刻花为主，亦有模印人物故事的装饰方法。宋代龙泉青瓷是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其青瓷的釉色与质地之美，亦如巧夺天工的人造美玉，全世人为之倾倒。
陶瓷中的一朵奇葩 温润如玉的唐代绞胎枕
·唐代绞胎枕
唐代绞胎制品作为三彩器的一个特殊门类在如今已是不常见。这种运用深浅不同的两三种胎土绞制在一起，从而形成独特花纹的装饰手法，有别于其他所有瓷器。因为几乎所有的瓷器在色彩表现上都是运用瓷釉的变化，胎质部分主要负责造型，而绞胎器的胎兼具了造型与成色两种功能，不得不说是陶瓷中的一朵奇葩。
·唐代绞胎枕
绞胎器有全绞、半绞及局部镶嵌几种，釉色以黄、绿色釉居多，也有在胎体上罩透明釉点饰黄、绿、蓝釉的，其工艺过程还是相当复杂的。拿绞胎器中较为常见的绞胎枕来说，是要先将两种不同的胎土分别制成片状，然后叠放一起搓制成圆柱，再将多个这样的圆柱合成一个整体，整理成所需形状，如枕面等。最后将其切成薄片，其横截面即呈现出大致规则、深浅有致的图案。当然，变换不同的削切角度，展现出的图案也会不同。这样的绞胎枕因为是削切的胎片，贴覆在预先制成的胎模上，造型简洁、修胎精细，故而罩上玻璃釉烧成后，视之朴拙大气，抚之温润光滑。其图案与釉色完美结合，让人过目不忘。
·唐代绞胎枕
绞胎器因其制作工艺复杂繁琐，成品率不高，而存世量稀少。其独特的装饰效果，令人不得不赞叹它的发明者独辟蹊径的创新能力。
·唐代绞胎枕
此枕为长方形，装饰作盘旋扭曲的木纹状，是唐代出现的新颖别致的绞胎瓷器。这种瓷器是用两种不同的泥料做坯(一种色深，一种色浅)，两者交叠拧绞再施釉烧成。在唐代的巩县窑、耀州窑、寿州窑等窑址中均发现过绞胎瓷片。唐墓中出土的绞胎器物种类有杯、碗、盘、罐、枕等，以长方形枕最为常见，文献记载瘿木之枕纹理奇特华美，把瓷枕做成木理纹就是为了达到瘿木之枕的效果。这种枕头也被称为“花枕”。
绀黑如漆温润晶莹 斗茶精品建窑瓷器
建窑瓷器
建窑创烧于晚唐五代，以青瓷为主，质粗量小。五代末至北宋初烧造的黑釉，胎骨呈灰米灰褐色，釉色呈酱黑或酱黄，胎轻釉薄，釉不及底，均为敛口碗，以浅腹内底隆起为特征。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为鼎盛时期，烧出绚丽多彩的黑釉窑变，主要器型为碗(盏)。胎骨以黑灰为主，釉色多乌黑、绀黑、青黑，也有少量褐、白、紫、青等杂色釉。纹饰有著名的兔毫及鹧鸪斑、油滴、毫变(也称异毫，俗称“西瓜皮”，有学者称铁锈斑)等。建盏足底多刻划款识，如著名的“供御”“进盏”“官皿”等。南宋末至元初，窑场已逐渐衰落，除承袭黑釉器外，曾增烧青白瓷欲夺回市场。青白瓷以碗、盘、洗、炉为主，胎质细腻，色白，装饰以印花为主，纹饰常见花卉、莲荷、婴戏及乳钉等，量很少。元早期后衰败停烧，清一度烧造青花器。
建窑瓷碗一对
建盏一般来说，越大越精美。20公分左右的大盏，见到的基本都很漂亮；而建窑口径在10公分以下的小盏，就很一般了。这类建窑小圆盏常见，但大多比较粗糙。这件尽管仍有瑕疵，但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其兔毫之质量即便在大盏中都难得一见。宋徽宗评价：建盏贵在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何谓条达：直、不弯曲，一根一根界限分明为之条；达：连续、不中断，从起点直达终点为之达。条达实际上就是说，兔毫要直、要长，一根一根清清楚楚，从盏边缘直达盏心或盏底。完全达到这样质量的兔毫当然几乎不可能，但能接近这样标准的兔毫也就是上品了。
建窑产的瓷器局部放大图
宋时盛行“斗茶”，由于黑瓷能清楚地观察茶面上白沫的变化情况，所以建盏大受欢迎。黑瓷中又以兔毫斑最受人们钟爱。这和瓷器的釉面颜色绀黑如漆，温润晶莹，釉面上布满密集的筋脉状白褐色纹饰，犹如兔子身上的毫毛一样细，闪闪发光。用兔毫盏沏茶，兔毫花纹在茶水里交相辉映，令人爱不释手。历代都有人对此进行论述。宋徽宋赵佶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苏东坡在《送南屏谦师》冲云：“道人绕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出春瓮鹅儿酒。”杨万里也有“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之说，对兔毫斑建盏作了形象生动的描绘。宋人蔡襄《茶录》称：“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又称：“凡欲点茶，先须熁盏，盏令热，冷则茶不浮。兔毫坯厚，久热，用之适宜。”文献所指的茶盏即为建窑生产的兔毫盏。
龙泉青瓷宁静、含蓄的美
近几年大量藏家盲目出现在陶瓷市场上，对瓷器的审美处于由表面再深入内在的过程，纷纷将资金投向视觉漂亮的彩瓷。作为现代陶瓷艺术精品，龙泉青瓷的收藏目前正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一些现代名家的作品，已经逐渐成为一些收藏爱好者的新宠，并且价格也不菲。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艺术家，如今也是进入了艺术丰收期。这些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如今的价格空间非常大。从拍卖市场中可看到，同为大师级的职称，很多书画艺术家的作品价位现在已经达到了上百万元，而陶瓷艺术家的作品价位现在也就是在几万到几十万元这个阶段。如龙泉青瓷名家毛正聪的作品“皇后壶”曾在杭州拍出了39万元的高价。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龙泉青瓷大师徐朝兴的“五管瓶”，两年前在北京以70万元的高价卖出，创下了有史以来现代陶瓷艺术品的单件最高价。但即使如此，龙泉大师作品的价格相比景德镇大师的青花作品而言，也不过是其1/3，龙泉瓷的价值还远没有被发掘出来。
青瓷以釉色作为表现形式，包含了宁静、含蓄的美，这种中庸的特性可以想象在未来崇尚复古、传统的时期，当人们的审美回归本来，将会真正被人们所喜爱，这也使龙泉青瓷具备了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
在今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上，专场“逸翠凝芳——日本所藏重要宋代官窑青瓷及古画”，整个专场只有两件拍品，其中的南宋官窑粉青釉纸槌瓶最为引人注目，此件拍品最终以6753万港元成交，创下宋瓷的拍卖新纪录。
对瓷器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拥有一件上等的龙泉青瓷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龙泉青瓷不但烧制需要经过80多道工序，而且一件上乘的青瓷艺术品更是大师们几十年的技能经验和艺术修养的结晶。
龙泉青瓷名声大噪始于北宋后期，发展到当代，历经了宋元时期的辉煌和明初的下滑。时至今日，龙泉青瓷仍保留其优良的工艺，并加以创新和完善，融入了现代气息元素，不管在技艺层面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更加精彩绝伦。
青瓷的原料取之于土，经过柴火的烧制，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必须使用大量纯净的水，而青瓷的品质往往由土坯和釉彩中所含的微量有色金属元素来决定，制成的青瓷，其价值与黄金等值。土之料，木之助，火之艺，水之纯，金之值。5大元素之综合，便成就了青瓷。
在位于东四十条桥西南角南新仓文化街二层的翠峰青瓷会馆汇集了夏候文、徐朝兴、毛正聪、陈爱明等10位大师作品，其中国家级大师夏候文的力作《庄子秋水：子非鱼乐图》青瓷大瓶，国家级大量毛正聪的哥弟珍珠梅瓶，陈爱明大师的中南海紫光阁收藏珍品《泉》等都是精品中的珍品。在欣赏这些精品龙泉青瓷时，你会发现青瓷不像别的艺术品，容易让人一见钟情。无论哪件青瓷作品，不论你盯着它看多久，你的眼睛都不会感到疲累，而你的心情，也会越来越平静。此外，龙泉青瓷有“雍容之量”，但没有“华贵之俗”。她有“诗风之纯”，有“楚骚之情”，有“建安之骨”，有“唐诗之秉”，有“宋词之意”。这便是龙泉青瓷的美学特征。十一长假期间，翠峰青瓷会馆将举办青瓷大师鉴赏会。会馆内梅兰吐幽，可一边用青瓷茶具免费品尝龙泉名茶，一边欣赏名家名作。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龙泉青瓷则恰恰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全部精要。一个静穆精美的龙泉青瓷，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工艺品，更不是一个无生命的摆设，即使是一片青瓷碎片，也在阳光下述说着中国多难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白如凝脂温润如玉釉极莹润 明代永乐年间甜白釉
·甜白釉
甜白釉是指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创烧的一种白釉。由于永乐白瓷制品中许多都薄到半脱胎的程度，能够光照见影。在有暗花刻纹的薄胎器面上，施以温润如玉的白釉，便给人一种甜的感受，故名甜白。
·甜白釉
永乐甜白釉以明代永乐窑生产的最为著名。永乐白釉大多薄胎，釉极莹润，能照见人影，比枢府窑卵白釉有更加明显的乳浊感，给人以温柔甜净之感，所以称为甜白，素有白如凝脂，素犹积雪之誉；又因在此白瓷上可以填彩进行绘制，而又称作填白。甜白这种高质量白瓷的诞生，为青花、釉里红的彩绘作了很好的衬托，
·甜白釉
永乐甜白瓷恬静冷美，超然物外，让原本单一的白色呈现出无与伦比的色感，体现了中国瓷器美学从形的体验到神的感受。此碗撇口，器腹斜收，底足微微内敛，为当时的典型器。永乐甜白釉料含铁量十分低，以至釉色精细纯净，温润如玉。胎质透光度好，匀净，几无瑕疵，微微发红。口部釉色较薄，放大镜下能见大小气泡，通透清晰。器腹与底足交接处呈积釉状，为水绿色，放大镜下见气泡较密，有大小。碗腹暗刻各种花卉：莲花、玫瑰、山茶花、牡丹等，肉眼难以看出，但通过侧光、高倍放大镜，以及灯光透视皆能见到。此碗为薄胎，在上面刻图案，十分艰难，再罩以精白的釉色，使之更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