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中部的彭城镇，系滏阳河的发源地，是一个城乡交错，工农交叉的历史名镇。
在历史上，彭城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立于北响堂寺的明万历年间《游鼓山滏水》碑记里记载：“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可达于京师。而居人万家，皆败瓮为墙壁，异哉！晨起视陶陶之家，各为一厂。精粗大小，不同煅冶。入室，赌为缸者用双轮，一轮坐泥其上，一轮别一人牵转，以便彼轮之作者。作者圆融快便入化矣。为碗者止一轮，自拨转之，而作亦如是。[揣]之似此作者曰千人而多，似此厂者，曰千所而少。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期甲天下哉！而今以旱故，各减十之一二矣！”有“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可达于京师。”
据考证，早在明清时期，朝廷便在彭城镇设置官窑数十座，此地的制瓷业迎来了一个高峰。明《大明会典》记载：岁造磁坛堆积官坛厂，舟运入京，纳入光禄寺；清《磁州志》营造卷五：官坛厂在南关石桥东，后移至琉璃村。旋复旋移，又再复故处。彭城厂在滏源里，明制于此设官窑40余座。岁造磁坛，堆积官厂，舟运入京，纳于广禄寺……
进入新时期，彭城镇的制瓷业再攀高峰，殊荣不断。近年来，国务院授予了它“磁州窑窑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六批）”和“中国非物质文化传播基地——磁州窑烧造技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协会授予了它“中国磁州窑之乡”、“中国民窑研究基地”；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为它题写了“中国磁州窑历史博物馆”；古陶瓷研究泰斗叶民也为它题写了“富田磁州窑遗址”……2011年8月13日，彭城镇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联合授予“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当时彭城镇作为河北省唯一的推荐参评城市并获此殊荣，充分体现了峰峰陶瓷的地位和品质。
据调查，彭城镇迄今保存有30余座古窑、50余座古作坊、7座渣堆等大量地面遗存，且地下遗存极其丰富。时至今日，彭城镇仍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高档出口瓷生产基地和全国八大瓷区之一。特别是磁州窑开创的釉下白底黑（褐）花等装饰艺术，极其富有民间乡土气息和民间艺术特色，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划时代意义。其经典性的装饰意涵和意趣，对吉州窑、景德镇窑等窑业，对后世彩瓷工艺，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和影响，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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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六个中国酒文化名镇
喝过茅台酒，没去过茅台镇，喝过西凤酒，不知道有个柳林镇。中国十大名酒，大多产自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镇。
1、茅台酒和茅台镇（属贵州遵义怀仁市管辖，面积约225平方千米，人口约10万）
茅台镇历来是黔北名镇，古有“川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的写照，茅台镇是中国酱酒圣地，域内白酒业兴盛，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茅台四渡赤水。茅台镇集古盐文化、长征文化和酒文化于一体，被誉为“中国第一酒镇”。
2、西凤酒和柳林镇（属陕西宝鸡凤翔县管辖，面积204平方千米，人口约7万）
柳林镇区原名柳林铺，街西有一渠流水渭雍水河源头，相传周文王时，凤凰“翔于雍，鸣于岐”时曾饮此水故称饮凤渠，因渠西柳树成林而得名。柳林自古以酒闻名，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历代名人在此留下诸多胜迹佳文。唐高宗仪风三年（678年），吏部侍郎悲行剑送波斯王回国，途经柳林镇亭子头村，留下了“送客亭子头，蜂醉蝶不舞，三阳开国泰，美哉柳林酒”的千古名句；境内灵山净慧寺、《西游记》中的晾经寺、凤翔八景之一的“回龙烟雨”等文化古迹和自然景观吸引无数游人怀古咏叹。
3、汾酒和杏花村镇（属于山西汾阳市管辖，面积84平方千米，人口约4.9万人）
1958年建杏花村公社，1984年设镇。境内历史文化遗产丰富，酒文化源远流长，酿酒历史可以追溯至四千多年前，汾酒集团就坐落在杏花村镇镇区，素有“酒都”之美称，是举世闻名的汾酒之乡，杏花村遗址（省保）出土的鼎等酒具陶器印证了杏花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文明活动的轨迹。
4、古井贡酒和古井镇（属于安徽亳州市管辖，面积118平方千米，人口约8.2万）
俗话说"水为酒之血"、"名酒必有佳泉"，古井贡酒酿造用水，即是千年古井水系。据说北魏大将军独孤血战致死前将自己的兵器金锏投入营寨附近的一口井中，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在此建立了独孤庙，并挖了23眼井。新开挖的23眼井井水皆苦涩难饮，唯有投金锏之井，水晶沙明，引流酿酒，酒香浓郁。至此，当地酿的酒被称为减酒，也就是古井镇酿酒的前身。
5、洋河大曲和洋河镇（属于江苏宿迁市洋河新区管辖，面积约90平方千米，总人口近10万）
洋河镇是闻名全国的酒都。特产洋河大曲，以其“甜、绵、软、净、香”之独特风格饮誉中外。2009年，洋河集团在深圳交易所成功上市，这也是宿迁市境内第一家上市公司。洋河一带多粘土，土壤中含有较多的梭状芽孢杆菌，有机质丰富，保肥保水，粘度适中，是建窖的理想土壤。素有“酒都”之称的洋河，以酒为媒，蓝色经典系列酒香飘四海，名扬天下。
6、董酒和董公寺镇（属贵州遵义市汉川区管辖，面积约56平方千米，常住人口2.5万人）
董公寺镇的白酒产业历史悠久、驰名全国，中国名酒——董酒，就产于董公寺。董酒，是董香型白酒的代表，以独特的工艺、典型的风格、优良的品质驰名中外，在中国名酒中独树一帜。董酒的工艺和配方曾三次被国家权威部门列为“国家机密”，国密董酒由此得名。董酒既有大曲酒的浓郁芳香，又有小曲酒的柔绵醇和与回甜，被行家们评价为“酒液清澈透明，香气幽雅舒适，入口醇和浓郁，饮后甘爽味长”。
除此之外，在中国有十大名酒中，排名第二的五粮液产自四川宜宾市，具体属于哪个镇查了半天不明确，所以不敢妄言，希望能有朋友补充。排名第三的剑南春产自四川省德阳市代管的绵竹市（县级市），具体哪个镇没有资料。排名第四的泸州老窖产地有三个。一个是市中心白招牌和三星街中间的营沟头国窖基地，也就是广告中那个1573年窖池所在地。一个基地是在龙马潭区罗汉镇。这个镇也是比较老的酿酒基地，是老窖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基地。一个基地是在纳溪区大渡口镇。这个是新建的酒业集中发展基地新窖池，据说还没投入使用。
历史文化论坛 隆重举行
10月19日，由景德镇海外联谊会、景德镇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主办的“灿烂的文明――历史文化论坛”在豪门大酒店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汪立耕，市人大副主任吴光辉为《灿烂的文明――历史文化论坛》一书首发式揭牌。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方府春，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周建新讲话。
此次论坛在2011国际陶瓷博览会召开之际，通过景德镇海外联谊会这个平台邀请了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康等国内外致力于陶瓷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旨在弘扬和传承历史文化，就陶瓷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探讨。与会专家学者在论坛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具有理论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表现出了对历史文化乃至中国陶瓷文化的极大热情。论坛上还宣布了“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正式成立。
方府春代表市政府对这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此次论坛的召开对文化遗产挖掘，对景德镇的陶瓷事业发展，对该市形成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精品荟萃、器走天下的繁荣景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希望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再接再厉，不断发掘探索陶瓷历史，以陶瓷振兴为突破口，做大做强陶瓷产业，繁荣陶瓷艺术，让“灿烂的文明”迸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建设繁荣和谐魅力瓷都作出积极的贡献。
周建新指出，这次论坛的召开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促进事业繁荣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必将推动该市陶瓷历史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并希望通过论坛，积极探求历史文化研究新路径，努力开辟历史文化研究新舞台，共同引领陶瓷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携手开创陶瓷文化更加美好的未来。
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研究的重点在于立足汉唐高古陶瓷文化的发掘，加强其历史沉积层的研究，把原始属于景德镇地区或者影响景德镇地区陶瓷渊源脉络疏理清晰，还原于历史的面貌。研究的目的在于“古为今用”，使汉唐陶瓷文化研究成为顺应现代陶瓷文化发展潮流，赋予现代陶瓷文化更为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样也为现代陶瓷经济助威与添彩，承传与发扬，开发出独具刘汉、李唐王朝风彩的日用陶瓷、艺术陶瓷、陈设瓷、礼品瓷、旅游观光瓷、汉唐古典瓷等，也即在开发中永久保护，在发展承传中保护文化遗产。
大力发展陶瓷总部经济 弘扬佛山陶瓷历史文化
1月10日，佛山市市长陈云贤率市、区、镇各级领导亲临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视察。在详细听取了佛山陶瓷城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周军对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的介绍，参观了总部基地建筑模型与项目工地后，陈市长要求将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打造成发展陶瓷总部经济的示范基地。
今年，在政府强势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环境下，佛山陶瓷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政府也为此制定了时间表和相关配套政策。与此同时，佛山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佛山陶瓷向商贸、物流、服务发展，大力打造陶瓷总部经济的政策方针。1月7日，在“陶瓷产业结构调整座谈会”上，陈市长强调，2008年的节能减排指标是刚性、约束性的硬指标！对陶企污染的整治不会有缓冲期。从佛山陶瓷产业分类和污染源等方面和广大陶瓷企业代表一起深入分析佛山陶瓷产业的现况，以及未来的发展大局，精辟地提出要用世界的眼光做好佛山陶瓷产业，佛山陶瓷由生产制造向商贸、物流、服务发展，大力打造陶瓷总部经济的大方向。进一步强调，弘扬佛山陶瓷文化，发展提升佛山陶瓷品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性。
为此，在市相关职能部门和禅城区、南庄镇主要领导，以及各主流新闻媒体等陪同下，陈市长亲临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进行实地考察，深入调研禅城区发展陶瓷总部经济的进展情况。在听取了周军关于总部基地院落式、总部环境规划和陶瓷历史文化长廊等情况的汇报后，陈市长当即肯定了总部基地在发展陶瓷总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称赞项目规划非常有特色，定位明确，弘扬了佛山陶瓷历史文化，大力发展了陶瓷产业总部经济。并作出指示，禅城区发展陶瓷总部经济，调整提升产业结构需市一级部门加大支持配合力度，打造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需配套通关一体化“绿色通道”等。同时指示禅城区及市相关职能部门给予总部基地在工商、税务等相关配套优惠政策。
最后，在禅城区、南庄镇领导的陪同下，陈市长深入项目工地现场，当看到紧张有序的施工场面和一栋栋初具规模的建筑时，当场握着周军的手称赞：好，很好！一定要一鼓作气，马到功成！
陶瓷知识：元青花的历史文化背景
引子：2005年7月12日，元代鬼谷下山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诗歌、元代戏剧、元代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青白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蒙古帝国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近百年的各个时期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科技、元代医学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刘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张柔、石天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对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汉儒智谋出众降臣的重用，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关于成吉思汗采纳和重用汉儒人才诸多记载，大家不妨参考《元史》和蒙元相关史料以及17世纪以来国外的诸多蒙古历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这里就不罗嗦了。
总之，成吉思汗时期毫无疑问采纳汉儒的一些治国策略，也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汉儒人才和汉儒治国框架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蒙古帝国中晚期：忽必烈蒙元时期的汉儒文化背景
忽必烈蒙元帝国包含忽必烈元朝前期和仁宗以后英宗、文宗、惠宗(末期)的元代中后期。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帮助下，仿照中原汉地的先进政治文化制度，以汉儒治汉地。但是，少数民族皇帝和贵族想要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达到一定程度的造诣，这是很艰难的，必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幸而蒙古最高统治者具有一代天骄的宽阔胸襟和开放思想，楚材得以借助统治者的权威而号令天下。后来蒙古国的继承者在明争暗斗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中，放弃了楚材苦心经营的儒治，皇帝在贵族的要挟下无奈的回复到草原本位主义。这也直接导致元代在延续近百年之际而土崩瓦解。
对于蒙古贵族集团制定的汗制来牵制最高统治者，使其完全要维护本集团和成员的最大利益。这种情况，在忽必烈统治时得到了改观，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行着进一步的整合，是我国民族第二次大组合时期。忽必烈早在潜邸时期，就表现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兴趣，他聘起儒士，讲论书史，究明理学，问以治道，对学习和吸收先进文化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他开金莲川藩府，广泛招揽了一大批汉族地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郝经建议忽必烈施行儒治，以国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附会汉法。行汉法也即儒治，蒙古统治者虽然可以马上得天下，却无法马上治天下，这迫使蒙古集团正视客观实际，调整自己的统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政治思想，忽必烈任用大批儒士，出于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需要，采取了一些变易旧章的文治措施。社会的巨变使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多种反映，汉儒们目睹蒙元统一大业的进程，纷纷走上与蒙古合作的道路。
但是，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时期，始终存在以耶律楚材、郑经等儒臣的义理至上为宗旨的儒家政治集团与王文统、阿合马、卢世荣、桑丹为代表的功利派理财之臣的激烈斗争。由于几次战争的势利，国库亏空，加上蒙古贵族集团的对利益的贪婪需求，致使忽必烈不得不妥协于现实。王文统、阿合马等人的种种非正常财政敛财措施，引起许多儒臣的不满，武官王著联络僧人高和尚，趁世祖北往上都(今内蒙古境内)时，假传太子之命召唤留守大都的阿合马，然后设计，把阿合马刺杀。二人事后被捕杀。但之后众大臣纷纷上书，力言阿合马所为多不法，结果忽必烈亦数阿合马之罪，不但没收其家产，杀其党羽，还剖开阿合马之棺椁车裂其尸，以此来挽回儒臣和受害民众的心，重新树立蒙古统治阶级在广大汉儒民族当中的统治地位。
从此忽必烈的蒙元时期一度被后世评论为草原民族不用汉儒骂名。其实这是对元代历史的误解，深度研究蒙元历史发现，对于忽必烈从重用汉儒人才，到慎用汉儒人才，再到企有限度的恢复宋唐传统，尊儒、尊佛教、尊道教，祭祀孔庙，自此社会面貌发生新的转变。
继成宗之后，仁宗皇帝可谓儒学最有造诣。在儒师王约的积极倡导下，在李孟等汉人儒臣辅佐下，推行汉法的政治方针。同年，命国子祭酒刘赓去曲阜，以太牢(牛牲)祭孔子。公元1314年下诏袭封孔子53代孙为衍圣公，后来又加封孟轲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夫人。他多次对臣僚说要开办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并开科取士，提高文人地位，为了治国安邦，确定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作为统治思想，要蒙古族大臣了解和掌握儒学要旨和政治。
仁宗下诏实行科举，规定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书为先，词章次之。科举考试每3年举行一次，命题以《四书五经》为主，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别试出榜。仁宗在政治上满足了汉族知识分子要求广开仕途的要求，还规定考试采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从而以程朱理学作为考试取士标准，确立了理学思想的统治，这对后世的科举用人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英宗和文宗这两位皇帝不但自幼分别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尤其文宗皇帝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对汉儒治国与成宗相比更甚一筹。更多的体恤民情，发展农业、发展手工业(明确记载文宗亲自向景德镇浮梁瓷局派遣督窑官)、重视商业和海外贸易等。但这种汉儒治国方略，由于蒙古贵族对皇帝的极大牵制和阻扰，使得元代晚期的社会状况并没有摆脱蒙古主体阶级利益的压制。比如重要官职汉儒不能担任正职，科举对待汉儒的录用有所限制(推举为重)。在社会人才选拔层面，除科举而外，还有汉儒推荐制度，这也大大增加汉儒进仕的渠道。这种制度700年之后的现在，我们也许可以理解，目前重要官职也不都是推举吗？少数民族同样也不可以在汉族主体政权里担任正职。完全凭人才实力的选拔任用，我想除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做到，秦汉以后到现在数千年以来的汉儒主体政权统治当中都没有做到，蒙古少数民族没有做到就不足为奇了。
总体来讲，蒙古统治时期，儒臣和汉儒文人是多阶段参与到蒙古王朝主体管理之中的，从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仁宗、英宗、文宗等皇帝都看重汉儒人才，更看重汉儒治国策略。只是蒙古贵族的宗法牵制，使得重用汉儒人才和推行汉儒治国策略有所保留。你让一个汉儒文化主体之外的少数民族完全尊重汉儒文化和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是现代文明社会也难以完全做到，何况在700多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当中。用现在的思维去理解700多年人们的思维和做法，显然是缺乏历史认识观的。
我们对蒙古历代帝王与汉儒关系的了解，使得我们对元代瓷器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从而对形成元代瓷器装饰风格和纹饰来源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如果忽视了蒙元时期汉儒文化背景，忽视了元代瓷器，尤其是元青花瓷器纹饰中饱含的大量汉儒文化因素和汉儒学者、藏家们，元代瓷器的主体是汉儒文化，这其中包括传统陶瓷、佛教、道教、民俗艺术、少数民族艺术等。研究元代瓷器，必先要研究蒙古历史和蒙古社会状况，否则容易粉末倒置，甚至闹出很多笑话。
唐山陶瓷历史文化展面向社会征集展品
从第十六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筹委会获悉，第十六届唐山陶瓷博览会唐山陶瓷历史文化展将于9月16日至20日在唐山国际会展中心北馆举行，展品将在全市广泛征集，其征集日期为2013年7月1日至31日。展品征集联系电话：2830117、2833009、2835058；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
唐山陶瓷历史文化展主要以实物、图片等形式展示唐山古代、近代的陶瓷作品，现代唐山陶瓷厂家、大师有代表性的陶瓷产品、作品，向外界全景化展示唐山的丰厚历史与文化内涵，体现唐山作为北方瓷都的历史和现实地位，推动唐山陶瓷文化的提升和发展，提高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氛围。
为使本届唐山陶瓷历史文化展能全面、系统展示唐山陶瓷历史文化的杰出成就，中国陶瓷博览会筹委会面向社会征集展品。展品要求应为唐山生产、出土及使用的陶瓷制品；器形完整、款识清晰；提供不少于100字的文字说明，并注明生产厂、出土时间、出土地址或使用历史；古代至近、现代陶制品及瓷制品(现代陶瓷制品应为唐山代表性陶瓷产品及作品)；提供外观、底款等照片两张以上；展品需提供电子版照片。
论彩陶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价值
有人说：“读懂中国，必须先读懂中国传统文化；读懂中国文化，必须先触摸中国的彩陶”。也有人说：“世界的彩陶在中国，中国的彩陶在甘肃”，甘肃是“彩陶之乡”。彩陶，中国历史发展的源,华夏传统文化的根。
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特别是对远古人类的发展史研究中，甘肃的考古发现占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甘肃的彩陶文化，对中国史前文化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本文试图对彩陶与中国远古历史文化中的一些问题发表粗浅的见解，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指正。
一、彩陶印证了中国八千年的文明史，甘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关于人类远古及上古历史的研究，因为没有文字或有文字而对其政治、经济、文化记载过简略，使人知之甚少，众说纷纭，信疑参半。如何才能证实充实呢？近代考古学的产生，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金钥匙。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问题和质疑，恐怕都不得不求助于对甘肃彩陶的研究。
远古人类的活动，总是离不开大河。尼罗河创造了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创造了古巴比伦文明，恒河和印度河创造了古印度文明，黄河和长江创造了中国文明。
约一万年前，黄河流域进入了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是以农业为特征的，黄河彩陶兴起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联盟制鼎盛的时期。这是华夏族冲破蒙昧的一缕曙光，许多传说和考古发现说明，黄河流域的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与东夷、苗蛮等众多氏族部落的先民，在治理水患、开垦荒地、发展农耕等方面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们开发了各自的城区，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部落组织日趋完善扩大，人口不断繁衍增多，各氏族部落之间交往日益加强，利益冲突日趋激烈，兵戎相见的机会也更多。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时期。
中国远古时代祖先，生存选择的首要条件应该是气候，土地和水源在远古容易选择，而气候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远古渭、泾、洮、湟等流域正是以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吸引先祖们在此繁衍生息，绵长不绝。
甘肃彩陶是世界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遗产中的明珠。秦安大地湾遗址长达3000年的历史积淀，特别是大约距今8000年左右的彩陶，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第一批彩陶，为伏羲女娲诞生于甘肃成纪之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也否定了教科书中关于伏羲氏族是华夏部落联盟以外的“东夷”集团的说法。
生活在黄河上游的中华人文始祖女娲、伏羲是开创者，炎帝（神农氏）是一个播种者，黄帝（轩辕氏）是一个改革者。他们开创了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他们在这个时代发明渔猎、农耕工具和衣服、蚕丝、文字、历法、舟车、制陶、中药等对人类童年的发育功绩千秋，万世永载。
甘肃调查和发掘了几千处遗址以及几千座墓。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彩陶种类就有9种，品种和数量在全国是最多的。有充分证据推翻瑞典人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和时期排序方面的错误。基本上确定了甘肃史前文化序列，即：大地湾一期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其时间跨度从距今约8000多年一直到距今2000多年，绵延不断长达约6000年。大量的资料证实，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出现的彩陶与西亚两河流域的彩陶是世界上最早的、同时创造的两种彩陶文化。而且，甘肃的彩陶文化存在时间长约5000年，遗存数量之多，分布区域之阔，纹饰繁美，色彩艳丽，造型奇异，式样丰富，制工精细，内涵深厚，艺术成就高，学术价值大，堪称全国之冠，世界人类远古之最。
甘肃考古发现了先民许多杰出的发明创造，如7000年到8000年前种植的粟、油菜籽，发明的纺织技术，彩陶、文字雏形（彩绘、划刻符号），约5000年至6000年前建造的大型宫殿建筑（总建筑面积420平方米），地画、精美的彩陶，窑洞式建筑和陶鼓；约3000年至4000年前发明的青铜冶炼技术、青铜雕刻技术、青铜分铸镶嵌技术以及具纽铜镜、凸面镜、大型陶水管的制造和使用，大麻的种植，马的饲养和使用，都是全国首创的最早的发明之一。它们不仅可以复原当时的甘肃大地不同人群和民族的社会、文化面貌，而且也充分显示了甘肃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对我国文明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甘肃彩陶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到仰韶文化，再到马家窑文化，直至到沙井文化，不断延续、发展。文化脉络承接，使中国最早的古文化惟一没有阻断和消失。即就是在中原地区彩陶文化衰落时，甘肃的彩陶文化仍然延续了数百年。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相互融合的。特别是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正引起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由此引发出中国的文明史应是五千年还是八千年的问题。我认为：第一、历史应该重新改写，中国的文明史应该上溯到7800年以前。第二、黄河中上游的秦陇（陕、甘、青、宁）地区既是华夏民族先民们繁衍生息的最佳地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历史的开端和文化的源头。
二、彩陶演绎远古氏族图腾，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
（一） 彩陶演绎中华民族的图腾
在彩陶的纹样中，有许多光怪陆离的兽类图像。氏族社会的人们，以狩猎为重要手段，动物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之源，因此，对各种动物的形象、特征和习性都特别熟悉。伫立的鹿、跳动的蛙，游戈的鱼、侧向的鸟、弯角的羊等，造型准确生动，构图简介大方。
由于氏族社会的生产手段低下，心灵较脆弱，对大自然中发生的山崩地裂、洪水泛滥、雷鸣电闪以及威猛灵异的动物，既恐惧又探求，怀有复杂的心理，祈求神灵猛兽庇佑，并起到镇邪避凶的作用，对那些与生存关系密切的动物则表现出亲昵，并更多的出现在陶器彩绘中。
由于原始人类的蒙昧，氏族赋予本部落的起源以神秘色彩，认为他们本身和自然界的某种动物有着特殊关系，这样就产生了图腾崇拜。我国古代伏羲的一支太昊氏 最早就以虎为图腾，而另一支少昊氏以凤为图腾，其二十四个氏族，也以不同的鸟为图腾。据史书记载，黄帝与炎帝决战时，就联合以野兽命名的熊、罴、虎等六个部族，并以黄帝的有熊氏为首，这就反映了对威猛动物的崇拜，半坡类型中的彩陶纹饰，也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中有昂首雄姿的虎形图案。
黄河流域最初的陶器造型与葫芦有着不解之缘，在陶器生产之前，人们用葫芦及其各部分来做器皿。大地湾文化的陶器，大多数的造型脱胎于葫芦，其中人头型器的彩陶也以葫芦造型，面部特征为一女性，反映了对女性的崇敬。黄河流域早期彩陶的图案中的鱼纹、蛙纹也反映了原始社会人们对生活富裕的追求和多子多孙的愿望。鱼和蛙的生命力极强，遍布江河湖泊，尤其是蛙，到处都能生存，所以很多地方对小孩都叫“娃娃”，“娃、蛙”同音，希望小孩向蛙一样活蹦乱跳。古人寿命短，从大地湾出土的棺墓分析，尤其女姓和小孩，极易夭折，是整个部族保护的重点，因此鱼和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人们最早崇拜的图腾。
至于彩陶中图腾大鲵和蜥蜴的出现，则晚于前者，可能是父系社会的文化象征，也是“龙”图腾的雏形。彩陶的上鲵也可能是蠎蛇类的动物的原始绘画，特别是蜥蜴纹在甘肃中部和西部的古彩陶上陆续延用了上千年，这种易变的动物另一别称叫“小龙”，应是当地氏族一直认为具有神性的动物。
（二）“龙”图腾的演变渐进。
“龙”图腾的出现，是从原始社会的伏羲氏族社会开始的，是在中华民族进入奴隶制时代经夏、商、周、秦、汉上千年时间，逐步完善定型的。
龙的传说，历史久远。古人从亿万年前的恐龙化石中已发现了“龙骨”、“龙蛋”及其他庞然大物的怪兽化石，从而认定，龙是存在的。又从咆哮的江河中，从天空中乱奔的飞云图形和雷鸣电闪中似乎感到了龙的神威，再从爬行的鄂鱼，蠎蛇、蜥蜴等动物身上感到了它们的威猛、灵活和不可侵犯，于是就产生了对龙的崇拜并以龙为图腾。
炎帝族是以神龙为图腾，帝尧族是赤龙。属于伏羲氏族的太昊氏系统的还长龙氏、居龙氏、降龙氏、潜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黄龙氏、赤龙氏、青龙氏、白龙氏、黑龙氏 、飞龙氏等氏族部落。
这些各种各样的“龙氏”，与“山海经”中所说的“龙身而人首”“人首蛇身”的诸神，实际上都是远古时代中华先民的族徽图腾。这种炎（帝）裔黄（帝）胄之说， 一直流传至今天。从龙传说到彩陶中看到大鲵、蜥蜴这种最早的龙图案雏形，年代非常久远，而殷契甲骨文出现结构完备的“龙”，迄今已3000多年的历史。商周的青铜器中，常看到的是没有角的“螭龙”造型。
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中国大地被称为“龙”的土地，中国人民被称为“龙的传人”，黄河长江似两条巨龙象征着炎黄子孙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强大兴盛。此外，中国的东北有黑龙江，甘肃有白龙江，云南有独龙江等。中国以“龙”命名的江河和地方非常普遍。中国人认为江河湖海风雨雷电，都有龙来主宰。全国各地包括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建有龙王庙，四时祭祀不断。龙的形象成为威严、高贵、神圣的象征。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历代君王，都以真命天子自居，号称龙种，其后代自然也是龙子龙孙。龙的图案首先是帝王选用，秦始皇号称“祖龙”。皇帝有龙冠、龙袍、龙案、龙床，王室的建筑到处有龙的绘画、雕塑，古代的达官贵族则有蟒袍，表示地位的显赫及与皇室的姻亲关系。
“龙”体现着华夏各民族各部落的大融合、大团结。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变化莫测，它上可腾云驾雾，下可循地入海。龙无坚不摧，不可战胜，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应引以自豪。
“龙”体现着华夏各民族各部落的大融合、大团结。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变化莫测，它上可腾云驾雾，下可循地入海。龙无坚不摧，不可战胜，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应引以自豪。
中国龙文化是伴随着彩陶、青铜器文化和华夏社会发展而形成和流传的。如今连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也熟悉和热爱龙的形象。中国的“龙”文化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应作为人类宝贵的无形文化遗产而充分进行弘扬。
三、彩陶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在文字、绘画、色彩、造型、冶炼等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秦陇黄土高原地带，宽阔的河谷，肥沃的冲击土，不仅为农耕提供了肥美的土壤，而且为制作陶器提供了优质的陶土。其土质疏松纯净无杂质，颜色橙黄如粉糕，质地细腻而且具有柔韧性。
陶器是原始社会划时代的创举，制陶是人类的第一次通过物理变化来改变物体性能的创造性的活动，是人类在新石器时代童年的智慧之花。不但方便了人们生活，而且对后来的文字、绘画、色彩、造型、冶炼等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字书法与中国国画是华夏传统文化长河中的两颗璀璨明珠，它们最早衍生于彩陶上的原始绘画和记事符号。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也是最具艺术性的文字。在甘肃大地湾文化到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彩陶上，刻画符号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已发展到上百种。应该认定，这些符号与甲骨文一样，都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是像形文字和数字的雏形。中国文字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大到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多种造字方法，并经过了在青铜器上刻铸的金文（钟鼎文）到大篆（蝌蚪文）、小篆，再到隶书（汉隶）、楷书的字形演变过程。后来又有魏碑体、、行书体、草书体等多种书写字体，而且产生了书圣王羲之、欧颜柳赵、苏黄米蔡等著名书法家。汉字书法与中国国画是华夏传统文化长河中的两颗璀璨明珠，流光溢彩，传承于世。
原始社会的绘画，能保留到现在的一个是岩画，一个是陶器上的彩绘。以临洮马家窑遗址出土文物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展示了我国五六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最富有艺术性的创造，是我国绘画史上现存最古老的艺术作品，具有世界意义。古代人们在陶器上所表现的绘画技巧尽管很稚嫩，但是他们所表现的对生命的讴歌和对生活的赞美十分强烈。对称的连贯的人物舞蹈图纹、鱼网纹、人字纹、蝶形纹、方块连续带纹、叶形纹等生动流畅，具有强烈的装饰意味，对中国后来的纺织刺绣图案、瓷器玉器图案和建筑刻画图案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始人用于彩绘的颜色，最早是从石块中寻找的天然色，经过石磨研成细粉。主要以黑、橘红、橘黄为主，偶尔也有白色。当时古人还不可能掌握调色的技能，但是他们所选用的矿物颜色经过加温烧制，直到今天看上去还是那么柔和鲜亮。
彩陶在造型方面最初以手工控制，后来发展到了“慢轮整修”阶段。以圆弧为基本形状的葫芦形、锥圆形等平底罐便于放置，而尖底罐、三足罐是为了便于在炉膛或火炕中烧煮食物。彩陶罐口沿的收缩、倒水的流口、对称的耳环、三足的平衡支撑等，对后来青铜器的鼎、樽、爵等器物的造型有极大的启迪作用。而原始人在彩陶中塑造的人形壶、鸟形壶、提梁壶、连体双耳罐，以及不同作用的盆、钵、勺、瓶、缸、瓮、带嘴锅等多种器皿，则对后来的雕塑、金属铸造和瓷器、紫砂壶的造型艺术产生极大影响。
透过彩陶我们还可以看到，用动物毛制作的笔已经用于彩陶绘画。由彩陶烧制到建筑用的砖瓦的烧制，以及后来的活字印刷所烧制的陶字，都是脱胎于彩陶烧制工艺。
彩陶烧制对后来的冶炼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原始人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也尝试焚烧不同的石料或偶尔的发现，在高温下熔炼出了铜、锡、金、银等金属，于是就产生了青铜器和金银。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工具制造日益精巧，式样日益增多。首先是居于黄河中下游的商族发明了冶铜术，制造青铜鹤嘴锄，随后居于西北的夏族也有同样的进步。在甘肃的齐家遗物和辛店遗物中都有铜器出现。甘肃的皇娘娘台、大何庄、秦魏家等十余处齐家文化遗址内发现有红铜和青铜制器的斧、镰、矛、刀、凿、锥、镜等。甘肃民勤沙井的地下遗物中，铜器已比较多的存在，并有带翼的铜箭镞等兵器。远古人铸造青铜器的模具胎具都是陶制的，冶炼金属的坩埚也是用陶土制成，青铜器上的鸟兽花纹都源于彩陶绘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冶炼造型技术已达到登峰造极的辉煌境界。
综上所述，彩陶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之源，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之根。
陶瓷知识：元青花的汉儒历史文化背景
元代鬼谷下山2005年7月12日，元代鬼谷下山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诗歌、元代戏剧、元代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青白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蒙古帝国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近百年的各个时期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科技、元代医学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刘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张柔、石天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对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汉儒智谋出众降臣的重用，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关于成吉思汗采纳和重用汉儒人才诸多记载，大家不妨参考《元史》和蒙元相关史料以及17世纪以来国外的诸多蒙古历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这里就不罗嗦了。
总之，成吉思汗时期毫无疑问采纳汉儒的一些治国策略，也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汉儒人才和汉儒治国框架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蒙古帝国中晚期：忽必烈蒙元时期的汉儒文化背景
忽必烈蒙元帝国包含忽必烈元朝前期和仁宗以后英宗、文宗、惠宗(末期)的元代中后期。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帮助下，仿照中原汉地的先进政治文化制度，以汉儒治汉地。但是，少数民族皇帝和贵族想要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达到一定程度的造诣，这是很艰难的，必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幸而蒙古最高统治者具有一代天骄的宽阔胸襟和开放思想，楚材得以借助统治者的权威而号令天下。后来蒙古国的继承者在明争暗斗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中，放弃了楚材苦心经营的儒治，皇帝在贵族的要挟下无奈的回复到草原本位主义。这也直接导致元代在延续近百年之际而土崩瓦解。
我国评9个陶瓷文化历史名城 93人获颁艺术大师
中国陶瓷出口 陶瓷名城和艺术大师功不可没
中国一年出口22亿件艺术陶瓷产品，世界各国平均每十个人就拥有四件。在各类陶瓷产品数量多年雄踞世界榜首的后面，中国陶瓷名城和艺术大师功不可没。中国轻工联合会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13日在此间联合举办中国陶瓷文化历史名城和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颁证大会，以此首肯陶瓷名城、陶瓷工作者和大师的贡献。
据介绍，河北省邯郸市彭城镇、江苏省宜兴市、浙江省龙泉市、福建省德化县、江西省景德镇市、河南省禹州市、河南省汝州市、湖南省醴陵市和广东省佛山市石湾镇等9个城镇，同时获得“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的殊荣。
陈烈汉等93名在国内外陶瓷艺术前沿领军人物获得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该奖项分成传统艺术、窑口、日用陶瓷设计和现代陶艺等四类，其中传统艺术类人数最多，达79名，尤以拥有瓷都景德镇的江西为最，有18人获颁艺术大师称号。此前，中国于2003年首次举办陶瓷艺术大师评选工作，连同本次共评出128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此外，大会还分别向20位老陶瓷艺术家和3位长期致力于陶瓷艺术教学研究和普及推广的陶瓷艺术家，颁发了中国陶瓷艺术终身成就奖和推进中国陶瓷艺术与设计发展特殊贡献奖。
中国轻工联合会会长步正发在颁证大会上说，目前，中国陶瓷工业已从完全手工业生产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化，日用陶瓷年产量达270亿件，其中艺术陶瓷产量达50多亿件，产值近500亿元，年出口额15亿美元，且国内产量和出口量均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他表示相信，随着行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中国陶瓷定会实现由大变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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