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秦泥与中国的瓷器

建于15世纪的托普卡普宫殿占地700公顷,建筑渗透着浓浓的伊斯兰教文化。 20世纪初,土耳其共和国将这座奥斯曼帝国历代苏丹(皇帝)辉煌业绩的宫殿辟为永久性博物馆。被视为最珍贵的青花瓷器就珍藏在绿荫丛中第二庭院的巨大的古厨房旧址内。 500年来12000件中国青花瓷器,默默地深藏在异国深宫。从13世纪到20世纪,中国出口的瓷器在古老的皇宫内都有收藏,是居中国、德国之后世界第三位拥有大量瓷器的收藏馆。元、明、清、龙泉、景德镇的各种瓷器在这里都有。据中东的神话传说:如食物中有毒,青花盛器就会裂碎,因此奥斯曼苏丹爱用青花瓷食具。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是奥斯曼的巅峰时期,他下令大量收藏精美绝伦的中国青花瓷器为自己所用。

在托普卡普宫殿还收藏着250多个破碎的青花瓷盘、瓷瓶。出于对中国青花瓷器的尊重和喜爱,不仅没有被丢弃,而用黄金修补,不少破碎缺口的瓷器都被用金、银架固定、修补。一件14世纪的龙泉窑青花瓶的盖子居然是用全黄金的盖子代替。奥斯曼人认为青花瓷器制作工艺复杂,不仅烧制温度要1300摄氏度以上,瓷石还要加高岭瓷土的二元配方,再在白胎上用钴料绘制后罩层透明釉,且在当时瓷都景德镇烧制,一窑中没有几件成功的,有时甚至一窑中没有一件成功的青花瓷,成功率很低,成本如同黄金。

托普卡普宫殿瓷器陈列室内有皇室御用瓷5000多件青花瓷器中,更有元朝的40多件,明朝的52件珍品。图案都是藏传佛教和中国古代代表皇权的龙凤纹案,以及汉民族文化艺术风格的瓷瓶。

珍藏在宫里的明朝青花瓷,虽然在中国烧制,却与元青花瓷有明显不同,大都有伊斯兰教的痕迹,使人怀疑是否在景德镇烧制的。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开始外销贸易的产生,开始从波斯来料加工生产。图案、造形都由对方提供,且从明朝开始已从波斯进口最好的钴料(青花料)由景德镇工匠用先进工艺烧制生产最好的瓷器,在博物馆常看到陈列的波斯人用的水注、双耳瓷瓶、双耳扁水注,就是这时期的外销瓷。在景德镇发掘出来的土耳其人文物中发现:当时有土耳其人直接来景德镇设计、指导、监督生产陶瓷的可能性。这也是中西亚文化、青花瓷直接交融的产物。

在伊斯坦布尔东南方向100多公里,马尔马拉海对岸的伊兹尼克古城,在街上到处可见到陶瓷的装饰、碎瓷片和类似景德镇瓷窑的遗迹,使人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像回到了长达7年采访过的瓷都景德镇。在一家陶瓷作坊里,陶瓷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从15世纪就开始制瓷。在拜占庭期间这里是连接安纳托利亚和东部的主要贸易通道,也是13世纪晚期被奥斯曼占领的第一个中心。伊兹尼克陶瓷早期是仿制中国元、明青花瓷器,制作工艺也相似。18世纪后逐渐形成土耳其文化特点的陶瓷。图案以15、16世纪传统的大自然图案以及国花郁金香等花卉。在作坊里居然看到不少在景德镇陶瓷馆、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常看到的,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绘在大瓷盘、梅瓶上的被土耳其人称之为“蓝色青花”的青花花卉。

土耳其陶瓷的发音为“秦泥”,与中国英文发音“china”很像,也有人说“china”是“秦泥”的发音。陶瓷的英文发音也是“china”,据说是源于古时景德镇的地名“昌南”。翻开词典,“中国”和“陶瓷”的英文发音并用。

因原料当时通过丝绸之路运到土耳其,经过海上丝绸之路遥远的颠簸,那些幸存下来的陶瓷,千年之后依然风采、依然在世人的凝视下,默默地讲述着两个文明古国的精彩故事……。

编辑推荐

陶瓷是泥与火的艺术


一、自然之火

在几千年前以至几万年前,在地球的大地上,生衍在这里的古代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就会用粘土做简单的器具,大自然的雷鸣闪电引起了森林之火,它将树木、草地和动物烧毁。同时也将粘土的器具烧得更硬、更结实,这个大自然赐于人类的意外发现,大概就是最初最原始的瓦器,也就是陶和瓷的前身。随着人类打石取火和钻木取火,人类能够主动取火和操作火以后,开始由不定居的茹毛饮血的渔猎生活逐步改变为定居的农业生活,因而迫切需要解决盛水的器具,而当时的人类已能够试着用粘土塑造有一定形状的陶罐、陶缸和陶钵。这从我国出土的红山文化和河套仰绍文化陶器以及江西万年出土的陶片就能一目了然。火的出现是人类的一大进步,没有火便没有陶。陶一开始就和火结下了不解之缘。由土变成陶的过程是火锻炼的结果,火是起到决定作用的;制陶人自己用火烧制是正常的生活劳动需要。没有火也就没有人类的文明,陶的出现就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历史见证,陶是最古老的火的艺术。

二、神秘之火

随着陶瓷的发展,后来出现了瓷,瓷在泥的选择配制和锻烧方面的就更考究。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窑有均窑、定窑、吉州窑、哥窑和镇窑等。而影响最大的是景德镇的陶瓷,在唐、宋朝便有近似玉色的湖田影青,到元朝时,出现了元青花,宋朝末年制陶人在釉里面放进以铜为主的金属沫能烧出一点红,到元朝中期(即至元戊寅)已能烧出较好的釉里红;与此同时色釉开始出现,如:到明朝时高温色釉已能烧出祭红、美人醉、郎窑红等,到清朝时已能烧出三阳开泰、火焰红、海棠红、美人醉;而低温的色釉就更加丰富,自明朝以后,如“红釉有胭脂红、矾红、荔枝红等,绿釉有苹果绿、鹦哥绿、翡翠绿、鱼子绿等,黄釉有烧黄、鸡油黄、金星黄、淡黄等,蓝釉有深蓝、淡天蓝等,黑釉有乌金黑等。这么多丰富的色釉除材质的配方不同,关键是烧成的掌握,即火的锻烧操作的结果。景德镇的陶瓷艺人,在长期的劳动智慧实践中,不断的总结经验,使之创造了这么多的名贵的色釉,能够烧制出声如馨、明如镜、薄如纸、白如玉的中国名瓷,当时的外国人能获得一件品如获珍宝,故有、这种说法,黄金有价,陶瓷无价。在世界工美史上为中国争得了光辉的一页。在科学并不发达的封建社会,这些名贵的陶瓷艺术品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但事实上这些名贵陶瓷是具有聪明才智的艺人烧出来的。为了保密,以致出现许多不成规的说法,什么,传子不传女,同时很多成功的经验当时不能从科学的角度来予以解释,也只有归于神,带有许多神秘的色彩,如在窑里女人是不能去的,去了便有邪气,到时瓷器就会烧不好,每次进窑烧的松柴,都很讲究,不能长,也不能短,满窑时都不能多说话,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烧窑前要杀猪、杀鸡、喝酒、放鞭炮、看农历、抽签打卦、烧香拜佛,求得神仙的保佑,显得神秘绝妙。陶瓷艺人在对待火的事情上显得格外慎重,建窑讲究风水、满窑讲究火路,烧窑讲究火候、开窑讲究时辰。

实际瓷器的烧成是陶瓷工人劳动实践智慧经验的汗水结晶;也不知是为了保密需要,还是寄托于神意希望,硬是说成是火神老爷的开恩,遇到烧制万件瓶时,更是热闹万分、香火袅绕、众人跪拜、虔诚地求火神爷保佑,显得格外庄重威严,一种难以捉摸的神秘色彩笼罩整个烧制过程,是神秘之火把陶瓷烧成。

三、神圣之火

进入现代的社会,大工业的发展、高科技的进步,人们已不满足局限于地球。已经能够飞向天体空间,人类可把月亮上的石头拿回地球上来,火星上奇异美景可以通过卫星传播到地球上来,原来神秘的东西,现在并不神秘。人们正在朝着高度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国际上的对抗已逐步的以对话所替代,较宽松的环境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良好的条件,艺术家的视野看得更开阔,不同国度的艺术家交往更频繁,甚至连对立地区的艺术家也能够坐到一起来共同研讨学问,探求艺术的真谛。各民族艺术的瑰宝已成为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同时,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有助于陶艺家艺术个性的发展。

当代陶艺作品只有强烈的个性和风格,才有可能有它的自己存在的价值。而在形成个人风格作品的过程中,构思立意、材质的运用等等,而最后都要经过火的锻烧,才能体现这全过程的效果,所以锻烧——火在现代陶艺创作中,乃是最关键的、是神圣的。陶艺和国画、油画、版画艺术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它们不需要锻烧,画成即可,而陶艺则必须经过锻烧,而锻烧中的过程和学问是很深奥的,是创作的进一步演变的深化过程,锻烧好是件成功作品,锻烧失败了,将会毁于一旦。因而现代每个陶艺家对待锻烧不可能不重视,也不应该不掌握,一位成熟的陶艺家应该是全面都能操作,中国曾在历史上是一个陶瓷大国,作为振兴中华的今天,一代新的陶艺家应该有这种雄心壮志,掌握这锻烧的技术。既然陶瓷是火的艺术,火在陶瓷艺术中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环,那么,是否能掌握锻烧,应该成为鉴赏陶艺家的陶艺作品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时代的发展为锻烧带来了极好的条件,以燃料来分,以前只有柴窑、煤窑,而现在有电窑、气窑,以及自动化窑。烧窑的操作条件也越来越先进,这都为陶艺家们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现在的陶瓷工艺水平也越来越高,材质的丰富多样,交通的发展,运输的方便,也能较方便地购买到不同地方的泥和釉。

由于烧成气氛的不同处理,釉的变化绚丽多彩,真可称得上百花争艳、千姿百态。让我们的现代陶艺家们站在时代的前列,发扬民族传统、展示个性风格、运用熟练的技巧,亲手操作神圣之火,创作出跨世纪的神圣的陶艺之作。

古中国与埃及瓷器的渊源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深受中国影响的埃及瓷器工艺品

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古中国与朝鲜瓷器的渊源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远古时期两地人民就友好交往,中国陶瓷艺术、冶炼技术、农耕技术和儒家思想在半岛广为传播;三国时期,朝鲜半岛到中国留学的主要是僧侣;唐宋时期,两地海上交通最为活跃,大批使节、学者、商人来到中国.中国东南沿海建有新罗馆、高丽馆,许多中国商人也经常来到高丽首府开城。宋仁宗天圣元年,徐竞奉使高丽,著有<高丽图经>,中国的文化书籍、织物、药材、乐器、瓷器对朝鲜半岛的贵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朝鲜瓷器

朝鲜新石器时代发明篦纹土陶,公元前1000年青铜时代出现无纹土陶,公元100至公元200年出现无釉印纹陶,三国时代首创"新罗烧",在世界陶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高句丽的陶器线条刚健轻快,百济的陶砖则很优秀,中国瓷器的传入,对朝鲜青瓷、白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朝鲜半岛的古代都城遗址中,有许多中国古代青瓷和白瓷出土。朝鲜半岛的王公贵族极力推崇中国陶瓷,从文化艺术上为中国陶瓷输入创造了条件,为景德镇陶瓷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紫砂壶泥料与茶的邂逅


紫砂壶泥料与茶的邂逅,出现了紫砂壶。但这一特殊魅力的艺术品,充满了生命的躁动,并没有和茶叶从一而终。在短暂的亲密接触以后,人们很快发现泡茶远远不能体现紫砂的全部价值。

开始的紫砂壶是专门为泡茶而制作的,但饮茶习俗是多元的。茶壶不可能迎合各种饮茶方式,也不可能和某种饮茶方式绑得很紧,毕竟没有某种定律要求紫砂壶只能作为茶具。紫砂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属于自己的路。

一般认为,紫砂壶泡茶有1、泡茶不失原味;2、壶体能吸收茶的香气,保存余香;3、传热慢,易保温、不烫手;4、使用的时间越长,器身越光亮;5、冷热急变性好,不会爆裂。这些特征经过历代茶人的体会总结,是可信的,但这绝不是紫砂壶被看好的真正原因。

鉴赏家们对一把壶的评判的依据通常是壶的造型、胎质、制作工艺、款识铭刻。紫砂陶特殊的色泽,质感,可塑性等方面的属性,为匠人们提供了一个展示造型艺术才华的平台。而艺术才华主要表现在造型的设计及制作工艺上,当然也包括了泥料的采挖、选择、加工和烧造,这些过程无须名师们亲自出手。但宜兴的工艺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绝非是他们拥有别人所没有的泥料。

古中国与马来西亚瓷器的渊源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瑞典沉船考古学家斯登先生在展示刚打捞出的中国瓷器

在05年的时候,瑞典沉船考古学家斯登先生在马来西亚海域,打捞出10吨重的中国明代的外销瓷瓷器和碎片,这些外销瓷是景德镇专为销往欧洲烧制的。经过鉴定这些瓷器是景德镇观音阁窑口出产的。观音阁窑是景德镇最著名的民窑之一,由于水准高超,所以产品几乎可以与官窑媲美。而万历号所运载的瓷器,则是观音阁窑口外销瓷器中的精品。

据有关专家介绍,由于这批瓷器是用于出口,所以其形制和花饰与我国传统瓷器有别。比如一只军执大象,其实是用来盛放液体的壶。还有其他一些瓷器上的花纹,在国内瓷器中也是从未见到过的,显然是当时的工匠为了配合外销特制的。这些瓷器上,凝聚着400多年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和贸易史。

古中国与拉丁美洲瓷器的渊源


15世纪 ,新航路的开辟使海洋贸易发展了起来 ,沟通了世界各地的联系。由于海洋交通便于瓷器的大量运输 ,使在新航路开辟前只有西方王公贵族才能享有的中国瓷器成为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较为普遍的生活用品。哥伦布发现美洲后, 拉丁美洲各地先后沦为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 中国瓷器也随欧洲殖民者一起传播到了拉丁美洲。最初是葡萄牙商人, 后来是荷兰等国商人贩运中国瓷器转销欧美各地。

16世纪初, 在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贵族家庭中已有人使用中国瓷器。到16世纪后期从中国销往拉美的瓷器已占相当数量。本世纪40年代,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支考古队在旧金山以北德鲁克海湾附近, 发掘出70余件中国明代万历年间的青花瓷器。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之一,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象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中国瓷器大量传入拉丁美洲 ,使拉丁美洲人民了解中国悠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窗口。中国瓷器具有独特的工艺美术文化和昂贵的价值,是收藏家争相购买的珍品 ,而且瓷器属于精美的工艺品和实用的生活用品以及装饰工艺品等原因,深受拉美人民喜爱。

中国瓷器传入拉美后,对拉美民众的生活习惯、宗教文化、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中拉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拉人民友谊的纽带。

中国瓷器起源与文明


中国的瓷器源远流长,是人类历史上不朽的丰碑,陶与瓷的各种关系也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用现代的科学解释、研究陶瓷;有的人用考古学的观点解释陶瓷。作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陶瓷粗浅的研究得出釉陶是中国最早的瓷器,出现在夏朝,南方地区烧制。

(一)陶与瓷的文明与演变

在史籍记载中,“陶”字可包括“瓷”或是用以称呼“瓷”,如在《天工开物》《景德镇陶录》等书中都用“陶”称呼景德镇的瓷器,这就说明了陶和瓷有着不可分割且一脉相承的联系。

景德镇夏国安手绘陶瓷花瓶客厅摆件

早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陶器,陶器的制造和使用并不是受地域文明的影响,而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才出现了制造和使用陶器的先河,这也为以后瓷器出现奠定了基础。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完成了陶到瓷的演变过程:陶→釉陶→原始瓷器→成熟瓷器。看似简单的演变过程其实并不简单,这是人们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其生产技术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这才完成了陶向瓷由低级到高级,原始到成熟的演变,在商朝早期,中国古代人民在烧制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中,不断的改变原料和技术水平,在提高了烧制的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原始瓷器。

(二)陶与瓷区别及瓷器起源年代

陶与瓷的区别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人认为“凡是坯体以高岭土原料制成的是瓷器,以粘土制成的是陶器”根据殷商时期一些釉陶用高岭土原料制成,将其定名为“瓷器”。实际上我国传统日用陶瓷的主要原料都是粘土,而高岭土又是粘土的一类,因此用高岭土区别陶和瓷过于片面。有的学者还以胎骨中是否含有莫来石晶体作为区别,他们认为陶器中没有莫来石晶体,而瓷器有莫来石晶体,但是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温州精陶和宜兴精陶胎骨中可以看到莫来石晶体,只是较现代龙泉青瓷和景德镇细瓷的莫来石晶体少。后来经过研究表明高岭土和一些粘土烧成温度达到1000℃至1100℃时,莫来石晶体会自动生成。因此以器物是否含有莫来石晶体来判断陶与瓷的区别也是片面的。

对于瓷器在古人们的心中简单标准是:质地坚硬、表面施釉、胎薄而轻,打击有声响。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陶埏篇》中,给瓷器一个简单的定义,他说“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李家治先生认为陶器发展为瓷器,要具备白色、致密、不吸水和微透的胎骨。因为要达到“素肌”,制瓷原料铁的含量必须降低,这就要求瓷土的纯度要高。要达到“玉骨”,瓷胎中必须有大量的玻璃质,使瓷胎致密,不吸水,并具有较高的强度。这除去选择适当的瓷土外,需要有较高的烧成温度。(1)

如上面所提到的原始瓷器出现于商周时期,本世纪60年代以来,对其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的分析,认为它是我国古代陶器向瓷器过度的一种形态,无论胎和釉都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2)所以学术界用“原始瓷”这个名称。

一般来说瓷器的形成应具备:(1)胎质必须是粘土烧成,其中粘土包括高岭土、长石、石英或是含有这些成分的瓷石构成;(2)瓷器必须要经过高温焙烧,胎质基本烧结,火候达到1200℃以上,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不相同,主要看它是否烧结,陶器一般的温度为700--800℃,有的亦达到1000℃。(3)瓷器表面一般施有高温下烧成的玻璃质釉,陶器一般没有釉或施有低温釉。(4)瓷胎烧结后没有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敲打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陶器一般具有吸水性,敲打声音不脆。除以上四项外,还有两项也经常提到:(5)瓷器胎质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陶器的胎质一般不透光。(6)瓷器胎质为白色,陶器胎质均带色,如红色、褐色、灰色等。(3)

欧洲学者对瓷器的定义这样认为:(1)瓷器是一种白色漆晶,通常是半透明的胎体被瓷化(玻璃化)了的陶器;(2)一般坯体已充分烧结,呈白色,不吸水,而且具有透光性;(3)青瓷是一种陶瓷,而这种陶器是在高温下焙烧而成的,是一种粘土制品,呈白色,粘结后又是一种无孔半透明的焙烧料。欧洲第一批瓷器的出现大约在公元1575年首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现,公元1707年法国萨克森,梅森瓷器工厂也相继烧制了一批瓷器。英国对瓷器的烧制成功则到1800年。

陶器是一种用粘土为原料,火候在800℃时制成,颜色成白色或是灰白色等均带色,孔隙率较大,具有吸水性。断面稍松无光,釉色不纯正带黄,胎釉结合不良,釉面不均匀,敲打声音浑浊的一类器具。因此通过对陶与瓷的认识和分析归纳起来陶与瓷的主要区别有四个方面:

(1)烧成温度

瓷器的烧成温度较高,一般高于1300℃;陶器烧成温度较低不高于1200℃。

(2)胎质密度及吸水程度

瓷器密度较高,吸水程度极小;陶器密度低,吸水程度大。

(3)表面施釉

瓷器有釉而且釉面光润;陶器无釉或有釉,釉面光润度较差。

(4)胎釉结合

瓷器胎釉结合良好;陶器胎釉结合不良。

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是突然转变的,由陶向瓷过渡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过程存在着一个中介物,学术界说法不一。于是谈到了釉陶,就考古资料来看,釉陶出现在商朝以前,1977年首先在江山长台营盘山遗址中发现,而后在肩头弄有较多的出土,目前发现的这类遗存有19处,以平底、高领、折肩罐、直腹罐、扁把折腹流罐及三足器为代表。在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也有零星的发现。(4)釉陶与印纹硬陶在商代早期共存,后来一直延续到西周早中期,其性质为胎质坚硬,烧成温度较高,胎料细腻,胎颜色成灰白、黄白色。泥条盘筑法成型,慢轮修整,器表成深黑或褐黑色,手感光滑,少见装饰纹样。

为什么说釉陶是陶向瓷演变过程中的中介物呢?因为釉陶有别于陶更具备了瓷器的性质特点,它的胎呈灰白色、黄白色,胎料细腻。由此可知。胎料不是一般粘土,而是经过精选淘洗的接近于高岭土的泥料作胎。其次它的胎质坚硬,烧成温度经上海硅所测试为1200℃左右。最后,器表黑色泥釉与胎结合良好且有亮光,可洗涤,吸水率很低,有类似瓷釉的特点。在长台营盘山商朝遗址中出土的一件三足器,内壁光洁,有亮光,做吸水率试验,几乎不吸水,烧成温度测试为1190℃。

“釉”古书上称“沫”,是陶与瓷的重要区别。作为原始的瓷。釉,不一定是青绿釉,首先应当是黑釉。

我们还可从釉陶与原始青釉瓷胎料、釉料的化学成份和烧成温度等方面来看,两者是比较接近的。李家治等同志在《浙江江山泥釉黑陶与原始瓷研究》一文中认为,“根据器物组合情况。器形及装饰的演变及化学成份、烧成温度和吸水率的变化,可以认为釉陶和原始瓷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连续发展过程。原始瓷的釉是从釉陶的涂层发展而来的。(5)因此,釉陶是原始青瓷的直接祖先。原始青釉是由黑釉发展而来的,釉陶可以认为是原始黑釉瓷。釉陶的胎料,其化学成份与原始青瓷胎料、釉料无多大差异。烧成温度也相差不多。釉陶为1200℃,原始青瓷为1250℃,无论从胎料、釉料,烧成温度及吸水率变化等方面来看,釉陶与一般陶器截然不同,它已具有瓷的主要特征,应属于瓷的范畴。可以认为它是由陶向瓷过渡的原始阶段的瓷器,

而与原始青釉瓷的差异,就在于泥釉中作为助溶剂的缺乏,烧成温度略低。但实验表明,如把釉陶加热到1250℃时,这种泥釉就变成有亮光的釉,吸水率减低。至于商代中期出现的原始青瓷,是在釉陶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原始青釉瓷的出现,是作为釉的呈色剂,铁的含量减低的结果。

综上所述。尽管釉陶与原始青瓷还有一些差异,但作为原始阶段瓷的基木特征已具备,如果这个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釉陶可以称为原始黑瓷,原始青瓷是在原始黑瓷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我国瓷器的起源可以说是在夏朝。因此说釉陶——这种类似瓷又有别于陶的器物是陶向瓷过度的中介物。

(三)瓷器的南北方起源问题

通过考古资料的研究对比表明,还可以从南北方烧制陶器的温度来判断南北方起源问题,数据显示北方陶器的烧成温度高于南方,但仍低于南方的印纹硬陶。南方的印纹硬陶烧成温度已高达约1100℃,已经接近原始瓷的烧成温度。这就说明了在原始瓷出现以前,北方不具备烧成原始瓷所需的高温技术。因此可以说明原始瓷的烧制可能是在南方烧制的。从数量上也说明了瓷器南方起源这一观点,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南方是原始瓷的主要产地。如商代后期或西周早期的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数量约占陶瓷总数的12.6%(6),安徽屯溪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一般占同墓出土陶瓷器总数的70%左右(7),浙江江山的原始瓷数量自原始瓷出现以后数量逐渐增多,待到西周中晚期则几乎全部是原始瓷。(8)另外,南方许多地区都发现有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窑炉,且某些窑内也发现有大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样品,如浙江富盛窑(9)等。虽然北方也有原始瓷出土,但它们大多数出土于遗址及墓葬之中,而且数量也少得多,如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原始瓷片仅占陶瓷总数的0.001%。商朝后期安阳殷墟原始瓷片的出土数量虽有增加,但也只占出土陶瓷总数的0.1%。虽然近来北方也有较多的原始瓷出土,但总的趋势还是南方多。综上所述,瓷器的起源在南方。

注释:

(1)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三期

(2)周仁等:《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陶瓷碎片的研究》,《考古》1960年9期;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3期。

(3)叶文程,何英德《略论中国古代瓷器的源流》2000年9月

(4)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5)李家治、牟永抗、毛兆廷等:《浙江江山泥釉黑陶与原始瓷研究》,国际古陶瓷科学技术讨论会论文,中文版《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年

(6)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79一80

(7)王业友。浅谈屯溪出土的原始瓷器。安徽文博,1983;(3):76

(8)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拍81;(2):57

(9)陈显求,陈士萍。绍兴富盛窑印纹陶和原始瓷标本的显微结构。文物集刊,1981,(3):270

中国陶瓷器的南派与北派


青瓷

白瓷

在中国,瓷器可分为南派和北派:南派——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瓷;北派——以刑窑、定窑为代表的白瓷。河北唐山作为北方瓷都,即是北派瓷器的代表之一,尤其以陶瓷彩绘而著称。

陶瓷彩绘作为陶瓷艺术的一种,具有悠久的历史,最初源于景德镇。早期的唐山陶瓷彩绘做工粗糙,瓷味甚浓,工艺特点明显。到了近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审美趣味的改变,唐山陶瓷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玉兰瓷和白玉瓷的出现,以及近年来骨质瓷的兴起,都把我国的白瓷文化发展到了极致。现代唐山陶瓷彩绘业也发展迅速,与景德镇以青花为主的彩绘有了极大的区别,新彩为主的手绘和独具唐山特色的喷彩瓷构成了唐山彩瓷的两道风景。

两地彩绘的区别显而易见,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源远流长,各种传统技法完备成熟,到了现代虽有创新但始终能找到其祖宗的身影。而唐山的陶瓷彩绘却不同,由于受传统的影响比较少,再者地近津京,津京两地的书画家的不断介入,使陶瓷彩绘有了很大的发展。因为新彩和釉下五彩比较适合对中国画的表现,所以发展比较迅速,这也是唐山艺术陶瓷画味十足的原因。有人说陶瓷彩绘就得有瓷味,这也不无道理。现代的唐山手绘陶瓷大都是中国画的复制,画味太浓而瓷味太少,创新之作寥寥。

传统的瓷画形式朴实,并具有装饰性,但是过于陈旧,缺少神采,无时代感。而纯中国画的复制虽然有韵味,但总是感觉和纸画有一定的差别。怎样才能创作出既有时代感又有韵味,且有陶瓷特点的作品,是摆在现代陶瓷艺术家面前的一道难题。可喜的是近几年有不少艺术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尝试和开发了一些创新的作品。

艺术是需要创新的,这是艺术生命之所在。陶瓷彩绘也是一样,正如民国时期珠山八友把中国画元素带进陶瓷绘画中一样,现代艺术理念也必将走进现代陶瓷装饰艺术中。

从某种角度说,艺术陶瓷也是商品,它的兴衰不可能不受市场之左右,从六七十年代唐山喷彩陶瓷和八九十年代陶瓷壁画的兴衰便可见一斑。至本世纪由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审美追求的改变,中高档艺术陶瓷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近年来日用陶瓷的艺术化也说明了这一点。

现代人的生活需要现代装饰艺术来美化,现代陶瓷艺术更需要有一方滋润的沃土。盛世到来,这是陶瓷艺术和陶瓷工作者的希望,愿陶瓷工作者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为美化人们的生活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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