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当时的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国的交流十分频繁，以至于当时的许多艺术中，既有汉族的传统元素，又有西域文化的影子。
这件北朝时期铅褐釉印花人物纹扁瓶，高12.2厘米、口径3.1厘米、足径4.9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瓶呈扁圆形，上窄下宽，略似杏核。敞口，短颈，假圈足。通体施褐绿色低温铅釉，釉层光亮。肩部对称置圆形鼻纽，以便穿绳携带。颈与肩相接部分有一周联珠纹。腹部两面均模印5人一组的胡腾乐舞图案。中央一人于莲座上翩翩起舞，右二人一吹奏横笛，一人打拍。左二人，一执琵琶弹奏，一人双手击钹。五人均深目高鼻，身穿窄袖长衫，腰间系带，脚蹬长靴，是当时西域人的形象。
铅釉是用氧化铅作助熔剂，烧成温度在1000摄氏度以下，上在已烧成的瓷器上，入炉二次烧成的颜色釉。《南窑笔记》称其为“炉内颜色”。它的发明比青釉晚，但在汉代已较为普遍。铅釉的硬度不高，极易出现划痕，如此完整的传世作品实属难得。
北朝时我国与中亚、西域诸国往来较多，关系比较密切，因此，西域的一些装饰图案如联珠纹、忍冬纹等就出现在瓷器上，成为一种常见的纹饰，西域人物也成为瓷器的装饰题材，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我国中原地区和西域少数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历史背景。此瓶人物形象生动逼真，为研究当时我国的乐舞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件褐绿釉印花人物纹扁瓶的形制、纹饰与1971年河南安阳洪河屯北齐骠骑大将军范粹墓出土的几件黄釉印花人物纹扁瓶相似。另外，河北邢窑北朝遗址也出土过这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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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唐长沙窑青釉褐彩瓷壶(图)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瓷壶
高23厘米，底径10厘米。
这件长沙窑壶高23厘米，底径10厘米。通体青黄釉，褐彩，六棱形短流。肩上有双系和一个双条纹曲柄。胎质灰白，较为厚重。整个造型朴实简洁，具有明显唐代长沙窑产品的风格。
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瓷窑，坐落在湖南省长沙市铜官镇瓦渣坪一带，故又名铜官窑。它创烧于唐代，到五代时逐渐衰落。烧制的产品品种相当丰富，彩绘更为独特，为我国釉下彩绘瓷的发源地。其特点首先是釉色，以青或青泛黄色为主，同时也烧制褐釉、酱釉、白釉、绿釉等，特别是青釉下描绘以铁铜为着色剂的褐、绿纹饰，烧成后彩绘再不会脱落，呈现出一种柔和含蓄的效果，为我国彩瓷制作工艺开创了先河。其次是胎质多呈灰白色，也有白中泛黄等色，同时胎骨较为厚重。再次是彩绘的装饰方法，除釉下彩绘有云霞纹和几何纹外，还有点彩，色彩斑斓、线条流畅。
总之，长沙窑是继岳州窑而起的一座著名瓷窑，尽管烧造时间不是那么长，但其发展迅速，在当时影响极大。釉下彩是长沙窑的首创，初期形式是单一的褐彩，以后逐步演进到褐、绿两种色彩，对我国古代陶瓷装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康熙开片扁瓶：织女会牛郎
这只康熙年间青花开片双耳扁瓶，是以牛郎织女为神话题材的青花绘图。瓶高24厘米、口径5厘米、底径8.5厘米。瓶面的主要图案为牛郎织女初次在槐荫树下见面的场景。牛郎头戴竹笠正在田间放牛，织女腾云驾雾来到牛郎面前，两人一见如故。画师技艺精湛，描画之间人物的面部表情丰富而传神。扁瓶的口部有回纹环圈，整齐划一。扁瓶底部为祥云点缀，四周有祥云喜鹊修饰，整体布局紧凑而富有情趣。瓶底有“康熙年制”四字题款。
瓷器开片是在烧制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瓷器在成型时坯泥沿一定方向延伸，影响到分子的排列，是开片形成的原因之一。瓷器开片本来是瓷器烧制中的一种缺陷，但是当窑工们掌握了开片形成的原理和规律以后，人为加以控制和利用，把它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装饰。这类开片一般形成时间较短，较有规则性。
这只开片扁瓶为自然开片，釉层渐渐内裂，呈牛毛纹，在若隐若现之间自然开片，形成时间长，是多次不连续形成的。清代康熙、雍正时期的浆胎瓷器，用精细的泥浆制成坯胎，由于胎体的黏性较弱，烧出的瓷器更容易形成开片。
现在古玩市场上，开片瓷器一直被收藏者所钟爱，开片以自然龟裂，深入到胎骨里面为佳，又以手扪之感觉不到痕迹者更为可贵。
紫砂艺术与茶文化的融合
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制作活动，有着多种的形式，除了邀请艺匠特别制作外，大多文人是自己亲自设计外形，题刻书画，运用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式，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追求紫砂器的外在鉴赏价值。这样，也就使一些具有相当文化底蕴的艺匠同时成为制作紫砂精器的大家，象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陈鸿寿、杨彭年等都是兼具文人艺匠双重身份的紫砂制作大师。文人对紫砂创作的参与，同时促进了茶文化与文学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凑合附加，而是气血相容多方面的思想意识的交融。紫砂器外在形制的古朴典雅，凝着茶文化的深厚的自然气韵，文人在冲泡品饮的意境中寻求到了天地间神逸的心灵感受。
紫砂制作中的艺术化变革，不但扩大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而且丰富了茶了精神的外延空间。中国茶文化本身追求朴拙高尚的人生态度，但唐宋时期繁琐的茶饮礼仪形式挤掉了茶人的精神思想，留下的只是茶被扭曲的程式形态，喝茶是在“行礼”，品茗是在“玩茶”。而紫砂器的风行，打掉了繁复的茶饮程式，一茶具在手自泡自饮，文人在简单而朴实的品饮中，可以尽心发挥思想，体验紫砂自然的生命气息带给人的温和、敦厚、静穆、端庄、平淡、闲雅的精神韵律。
紫砂器的风行和推广，也带给紫砂壶以变革。自时大彬起，一反旧制，制作紫砂小壶。周高起《阳羡名壶系》说：“壶供真茶，正是新泉话火，旋瀹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也在《茶笺》中对紫砂小壶的盛行趋势作了说明：“茶壶以陶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的精巧，带给人不光是茶的真味，而且融汇着天、地、人、茶的统一意念。
中国传统文化对茶饮的渗透，几乎涉及茶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各种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融会，给茶文化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九流十派，百家争鸣，儒道释三家并存，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也给茶文化的发展起着原动力的影响。光从陆羽《茶经》汇录的茶史人物来看，也几乎全是儒道释三家的代表人物。但在三家思想对茶文化的影响中，又以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并在茶文化体系建构中占主导地位，尤以柔静形成茶文化的主体思想特征。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极为复杂，社会问题急趋尖锐，难以解决，促使文化人开始从自己的思想上寻求自我完善和解脱。同时，程朱理学进一步发展，王阳明倡导“心学”，反释家禅宗与道家清静溶于儒学之中，形成新儒学，强调个人内心修养。茶文化的柔静思想恰好与这种推崇中庸沿简、崇尚平朴自然、提倡内敛喜平的时代思潮不谋而合。表现在对茶器具的追求上，紫砂器的自然古朴形象能够体现时代思潮与茶饮形式的融合。因此，大量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创作活动，推动了士人的收藏品风尚，引导了紫砂技艺在艺术典雅情趣上的丰富与提高。
紫砂器，是绚丽的中国茶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发展的灿烂成果，也是华夏文化进步的综合结晶。它的创始与兴盛，即是茶文化历史演变的必然，同时也对茶艺形式、品位、情趣的提高有关极大的推动力。
紫砂文化：紫砂与茶的文化艺术融合
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制作活动，有着多种的形式，除了邀请艺匠特别制作外，大多文人是自己亲自设计外形，题刻书画，运用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式，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追求紫砂器的外在鉴赏价值。这样，也就使一些具有相当文化底蕴的艺匠同时成为制作紫砂精器的大家，象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陈鸿寿、杨彭年等都是兼具文人艺匠双重身份的紫砂制作大师。文人对紫砂创作的参与，同时促进了茶文化与文学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凑合附加，而是气血相容多方面的思想意识的交融。紫砂器外在形制的古朴典雅，凝着茶文化的深厚的自然气韵，文人在冲泡品饮的意境中寻求到了天地间神逸的心灵感受。
紫砂制作中的艺术化变革，不但扩大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而且丰富了茶了精神的外延空间。中国茶文化本身追求朴拙高尚的人生态度，但唐宋时期繁琐的茶饮礼仪形式挤掉了茶人的精神思想，留下的只是茶被扭曲的程式形态，喝茶是在行礼，品茗是在玩茶。而紫砂器的风行，打掉了繁复的茶饮程式，一茶具在手自泡自饮，文人在简单而朴实的品饮中，可以尽心发挥思想，体验紫砂自然的生命气息带给人的温和、敦厚、静穆、端庄、平淡、闲雅的精神韵律。
紫砂器的风行和推广，也带给紫砂壶以变革。自时大彬起，一反旧制，制作紫砂小壶。周高起《阳羡名壶系》说：壶供真茶，正是新泉话火，旋瀹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也在《茶笺》中对紫砂小壶的盛行趋势作了说明：茶壶以陶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的精巧，带给人不光是茶的真味，而且融汇着天、地、人、茶的统一意念。
中国传统文化对茶饮的渗透，几乎涉及茶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各种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融会，给茶文化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九流十派，百家争鸣，儒道释三家并存，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也给茶文化的发展起着原动力的影响。光从陆羽《茶经》汇录的茶史人物来看，也几乎全是儒道释三家的代表人物。但在三家思想对茶文化的影响中，又以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并在茶文化体系建构中占主导地位，尤以柔静形成茶文化的主体思想特征。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极为复杂，社会问题急趋尖锐，难以解决，促使文化人开始从自己的思想上寻求自我完善和解脱。同时，程朱理学进一步发展，王阳明倡导心学，反释家禅宗与道家清静溶于儒学之中，形成新儒学，强调个人内心修养。茶文化的柔静思想恰好与这种推崇中庸沿简、崇尚平朴自然、提倡内敛喜平的时代思潮不谋而合。表现在对茶器具的追求上，紫砂器的自然古朴形象能够体现时代思潮与茶饮形式的融合。因此，大量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创作活动，推动了士人的收藏品风尚，引导了紫砂技艺在艺术典雅情趣上的丰富与提高。
紫砂器，是绚丽的中国茶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发展的灿烂成果，也是华夏文化进步的综合结晶。它的创始与兴盛，即是茶文化历史演变的必然，同时也对茶艺形式、品位、情趣的提高有关极大的推动力。
南北朝陶瓷文化
青瓷莲花尊 三国两晋南北朝 河南省上蔡县出土 高49.5厘米
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许多建筑、日用器物都用佛教图像加以装饰。这件莲花尊颈部有2个天人、4个交脚而坐的佛像。“天”是佛教对神的称呼，佛经中有20种“天”和其他小神，许多神住在天上，叫做天人，表现他们时多作飞腾状，故今日又习称“飞天”。飞天能奏乐、散花，又能护法，是佛的弟子和侍卫。莲花在佛教信仰中象征洁净。尊腹部作出浮雕式莲花4层，上3层下覆，下1层上仰，把器物形体配合得很华贵。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 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oC1300oC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
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青釉褐彩婴戏纹执壶
陶瓷接触多了，也便能分得出个画面层次来。寻寻觅觅中，看到一些大师的婴戏题材的作品，总会有很多的触动。兴许是对儿时无忧无虑童年的怀念吧。总是带着对幼时玩耍的心情来观赏的，触到心灵最深处，总是有那么一片很圣洁的心灵沃土，被激发的异常活跃，婴戏图所诠释的那份童真和快乐，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和必承，所以久传不衰吧。
婴戏纹指描写儿童嬉戏、玩耍的画面。又称婴戏图或耍娃娃，是瓷画人物的传统题材。始见于晚唐长沙窑所绘“青釉褐彩婴戏纹执壶”，宋元时期，耀州窑、定窑、介休窑、景德镇窑、磁州窑等分别用刻划花、印花、绘画等技法表现婴戏纹。明清两代广泛流传各种婴戏图，不仅数量多题材也层出不穷。画面上的儿童生动活泼，稚趣可爱，就像我们身边的孩童一样。可谓我国古代儿童画的杰作。
婴戏图最早见于唐代长沙窑，虽所见不多，但艺术特征明显，特别是“青釉褐彩婴戏纹执壶”又名莲花太子图。因为壶体上，孩童手持莲子荷花，腰围肚兜，彩带在臂间飘举的虎步生风的姿态，很容易联想到类如神话中托塔天王之子哪吒的形象，其两眼瞅着前方，下巴微微扬起的天真烂漫神气。还有“太子”的那股傲气，不管所画的是谁，这种可爱的婴戏形象本身以及那种联想，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祥瑞意念。画法表现较单纯，以圆健有力的工笔线条进行勾勒，头手的线条，肚兜、腰际彩带的处理，颇具唐代宫廷工笔人物画的画法。此婴戏图，既是对当时孩童的真实反映，又是长沙窑画工抒发生活感受，以及个性化艺术的真实表现，对后代的婴戏图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以李公麟、张泽端为代表的皇家画院，以及苏汉臣、李嵩为代表的民俗画家。可以说不同程度的对宋代瓷器婴戏图的繁荣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代的瓷器装饰中婴戏题材更加广泛，或刻、或划、或印，人物自然活泼、丰富生动。在构图上或疏或密、或婴戏莲、婴戏逐梅竹、婴戏鸟、或婴荡秋千、婴骑竹马等极富生活气息。同期辽代花卉盛行，婴戏纹极为罕见。金代婴戏受宋代影响，虽然婴戏纹饰日趋简单，但形象之生动，仍代表了当时瓷器人物纹饰的时代水平。
元代瓷器最大成就是青花和釉里红的问世，但较之宋代可以说中国陶瓷略有衰微。与后边的明代似乎也不可相提并论，元青花瓷中婴戏纹饰也较多。吉林扶余元墓出土的青花瓷中就有“庭院蝴蝶”“双童蹴鞠”，但较之宋、明、清实物数量上还是较少。元代婴戏图的时代特征明显，重在表现世俗生活的多姿多彩，为明清婴戏人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般来讲，婴戏题材是明中晚期瓷器上广为流传的装饰纹样。但各个时代纹样不尽相同。无论是颜料的色泽，还是构图的疏密，或画法上的勾勒及平涂，均有差异。这不仅反映了当时工艺水平的高低，同时也是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应兆。
作为瓷器装饰纹样的一大门类的婴戏在明代早期洪武至天顺朝的九十余年时间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究其原因除受早期的青花料所限制之外，与社会现状亦有着较大的关系。因此，客观上反映社会生活和经济繁荣的装饰纹样也少得可怜，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及欢快情景的婴戏图不能得到发展，也就是极其自然了。明代在成化以后走上了中兴之路。婴戏图器物渐多，官窑婴戏纹饰前期布局疏朗，后期较为繁密，以斗彩的青花器物较为多见。这与社会相对稳定及青花料的使用有很大的关系，并且成化帝尤喜小巧的工艺品。这一点不仅直接反映在成化器物的精巧无大器上，而且纹饰亦细腻雅致。婴戏图的盛行可谓水到渠成。弘治期间婴戏图继承了前期民窑的写意画法，多以间笔勾勒外部轮廓，表现手法上洒脱随意。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正德皇帝重视伊斯兰教文化，并亲为佛、道两教，故官窑纹饰上多见阿拉伯文和宗教内容的吉祥图案，成化时一度中兴，婴戏纹此时倒是难得一见了，从嘉靖初，婴儿的脑较大，身体较瘦长，下肢较短，比例失调。反映了当时人物纹饰的时尚。
清代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人物图大发展时期，而婴戏图在整个人物图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乾隆之后，婴戏图不仅人数众多，场面开阔，而且所表现的婴戏内容也超过前朝。显示着清代婴戏人物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表现手法有青花、五彩、珐琅彩、粉彩等，但不容否认的是明代那种民间色彩已经淡出。代之而起的是贵族子弟的游戏场面。如点彩灯、骑马、做官、舞龙等。即使是民窑器物上的纹饰也多寓意着升官发财等内容。生动活泼不足刻板呆滞有余。以下就清三代婴戏图做一归纳：
康熙官窑婴戏纹饰绘工精湛，童子多为头顶的束发，眉目清晰、层次分明。民窑：婴戏纹饰单线平涂，布局较满，童子头较长，后脑凸起。
雍正官窑婴戏纹饰有工笔画风格，面目清秀，头部浑圆。民窑：婴戏纹饰偏重于图案化，头部较长，后脑突起不明显。
及至今日，在传承先辈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少瓷画艺人开拓创新，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一些现代元素，将孩童置于田间地头，乡野幽林……这些喜闻乐见的农村风光中，更凸显童稚可爱、淳朴天然的生活气息。画面中天真的孩童们或扬鞭打陀螺、或削竹乘车马、或牵线放纸鸢、或下塘捉鱼虾……，孩童们个个光着脚丫，一任的奔跑和撒欢，无忧无虑。透过画面我们闻到了花香，听到了鸟叫和蝉鸣，更有孩子们的嬉笑打闹。这些无不透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宜兴紫砂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宜兴紫砂陶是东方文化艺术宝库的瑰宝。宜兴紫砂以独特的工艺，独特的泥料，独特的风格，博得了世界人民的喜爱。数百年来，在东西方陶艺艺术和经济文化交流中作出了特有的贡献。“宜兴紫砂”与瓷器不同，紫砂陶表面不上釉彩，突出了泥土本身的特色。真正的紫砂只产于中国宜兴，它具有特殊的物理性能和可塑性。紫砂泥生成于“甲泥”矿中，有“泥中泥”之称。数百年来，由于泥料的特点，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独特的传统工艺。其造型千姿百态，独具匠心。紫砂陶又集中国的书画、篆刻、雕塑、诗文于一身，具有浓郁的东方文化特色。宜兴紫砂又以壶艺为代表，数百年来，名师辈出，其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具有独树一帜的审美价值。
宜兴紫砂对西方早期陶瓷的影响
在中国北宋时期(公元12世纪前后)，宜兴就已开始生产紫砂陶器皿，以日用陶为主。在公元15世纪以后，宜兴紫砂逐步由一般日用陶瓷，发展为工艺美术陶瓷。随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宜兴陶器也随着瓷器、丝绸、茶叶一道传到欧州。英人白谢尔写道：“当宜兴窑初输入欧州时，欧州人从葡萄牙之称，呼之曰：‘钵开饶’(Boccaro)，斯名迄今犹存。有布斋尔(即伯特格)者，撒克逊瓷术之发明者也，于千七百零八年曾着手试验，仿烧此窑。且著有仿烧此窑之论文，题曰：‘朱砂瓷’(Porcelainrouge)。虽斯名今已湮没不彰，而当时仿烧，则颇著成效。后有埃勒尔者，在斯泰夫州烧造各种红色器皿，与宜兴窑之体制形成如出一范。故佛朗克(WkllastonFranka)尝谓英人所烧之窑，与东方者不易辨认云。”(商务版《中国美术》，戴岳泽)
最早传入欧洲的宜兴紫砂陶器，被称为“朱砂瓷”、“红色瓷器”。大约是15世纪以后，中国的洁净、明朗的陶瓷输入欧洲，使欧洲的宫廷开始抛弃笨拙的金、银器皿。使用中国陶瓷成为一种时尚，同时被认为是拥有财富和高贵的象征。瓷器所能带来的高额利润，更使欧洲人趋之若鹜。许多人都试着在欧洲生产陶瓷器皿。最早是荷兰的工艺师卡卢维(JcubusCacuwe)和米尔迪(AriadeMide)，以及英国的埃勒尔(Elcr)兄弟进行仿制宜兴“红色瓷器”的试验。英国饮茶之风盛行，陶瓷茶具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在欧洲和美洲没有发现优质高岭土以前，西方没能生产出高质量的陶瓷产品。宜兴紫砂陶引起了西方陶瓷匠师的浓厚兴趣，被认为是最容易模仿的。
17世纪以后输往西方的宜兴紫砂陶，大部分为浅色朱泥，一般不用款印，茶壶以浅雕装饰，瑰丽多姿。但也有风格拘谨之作。与其他瓷器不同的是，宜兴紫砂主要是与茶叶一同出口的，但在制作风格上从未采用“欧洲题材”作装饰。当时输往欧州的许多“外销瓷”，已根据欧州商人的要求，画上了具有西方特征的图案花纹，而紫砂陶却没有。在丹麦国立博物馆，现在仍藏有一把早期的宜兴双流茶具。
据史料记载，早在1670年(清康熙初)，荷兰德尔夫特就出现了宜兴窑的仿制品。欧洲著名的“皇冠”茶壶作坊也有大量的仿宜兴陶制品。在喝茶盛行的英国，有个德怀特曾要求国王查理斯二世批准其生产制造“红色瓷器”的专利。国王果真批准了。后银匠埃勒尔兄弟在伦敦定居，并用坚硬的，与宜兴紫砂相象的红色粘土生产茶杯，茶壶时，曾被德怀特起诉侵犯其专利。这场官司见诸报端，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当时仿造宜兴紫砂陶(红色瓷器)的宝贵资料。在伦敦维多利亚博物馆的藏品中就有埃勒尔兄弟的茶壶作品，其造型特征与那时的宜兴紫砂壶儿乎完全一样。
西方国家在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Gaspardecruz)于明嘉靖35年(公元1556年)访问广州以后，就一直想发现生产“瓷”的秘密。克罗兹是最早著书介绍中国情况和瓷器生产的西方人。他的著作在1569年出版。宜兴紫砂传到西方以后，受影响最大的是德国。贵族科学家特斯蔡霍斯(Tschirmhaus)用打碎中国瓷器、用其碎片与岩石、粘土作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瓷器的秘密。其代价是太昂贵了。国王奥古斯特斯资助了他大量资金和瓷器。特斯蔡霍斯还到荷兰和法国访问，寻找陶瓷匠师进行交流。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特斯蔡霍斯与著名科学家伯特格(Bottger)相识，并开始共同制造瓷器。
柏特格被认为是德国“瓷术的发明者”，他原是柏林的一个炼金匠，是历史上著名的“迈森工厂”的创建人。欧洲生产陶瓷是从模仿宜兴紫砂陶开始的。宜兴“红色瓷器”表面不施釉，那时烧成温度大约l000度左右，紫砂泥表面上与欧洲的红色粘土十分接近。选中宜兴紫砂作为样品模仿也不是偶然的，因为欧美大陆还没有发现制造瓷器的优质高岭土，在陶瓷的成型、烧成上，模仿宜兴紫砂是一个很好的试验阶段。欧洲的科学家在仿制过程中，发现了红粘土与宜兴的“红色泥”是完全不同的。而要生产与中国一样的“瓷器”，泥料是关键之一。
伯特格以其聪明的才智，终于在1709年3月28日宣布了其6项发明，其中就是“红色瓷器”与“白色瓷器”。在1710年莱比锡博览会上有“红色瓷器”出售。其中有一筋纹茶具，完全可以看出是模仿宜兴紫砂陶的。在德国奥厄(Aue)发现优质高岭土以后，伯特格终于烧制出了欧洲的第一件真正的硬质瓷器。伯特格在仿制过程中，借鉴他所能看到的宜兴紫砂陶，尽量使他生产的“红色瓷器”能与宜兴陶相象。由于他们不了解紫砂泥独有的泥性特点，以及当时工艺技术条件的限制，“红色瓷器”始终没有做出象紫砂完全一样的效果。其产品有时夹有黄色及黑灰色，表面不够致密，有时有砂眼等瑕疵。
聪明的伯特格还模仿宜兴紫砂特有的浅浮雕，捏塑，打磨等技术来改良产品质量。用含锰和钴的黑灰釉装饰表面，以掩饰疵点，而使其表现出金碧辉煌的东方特色。那时人们说“迈森工厂”的产品充满中国风格。工厂聘用了荷兰的制陶匠师。有一位漆器绘画师舒尼尔(MartinSchnell)专门负责绘制中国景物。在今天能看到的“波格炻器”上，仍可以看出宜兴紫砂陶的许多特征。德累斯顿茨温雅所藏的提梁壶，就用捏塑和浅浮雕等工艺手段来装饰。在英国，有名的“弓"工厂(Bow)还有模仿德国迈森工厂的瓷塑产品。
在古代，由于条件的限制，欧洲的陶瓷匠师们虽然知道东方有个“宜兴”，虽然知道神秘的东方是“红色瓷器”的故乡，但对紫砂泥，对紫砂艺术始终只有模糊认识，因为中国对绝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那时，西方的陶瓷匠师们对紫砂泥的特性以及开采，炼泥、成型、烧成，对窑炉，对制作紫砂的专用工具等，几乎一无所知。宜兴陶瓷产品随着贸易的发展，也传到了美洲大陆。但美洲大陆生产陶瓷的历史相对比欧洲要晚。在美国，它是先向欧洲出口高岭土，换回陶瓷产品，后来才开始自己的陶瓷生产。(这里说的陶瓷生产不包括土著民族早期的陶器生产)瓷是中国的发明，可以说欧洲制造瓷器，是从模仿和学习宜兴的“红色瓷器”开始的。
陶瓷文化艺术传承与创新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学院院长江伟辉在论坛现场讲话。
北京2014•中国陶瓷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高端论坛现场。
学院教授钟莲生在论坛现场讲话。
中央美术学院吕品昌教授在论坛现场讲话。
“弘扬陶瓷文化，推进艺术创新，正是体现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学院院长江伟辉的这一观点充分体现了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发展中传承与创新两方面的重要性与平衡性。6月28日上午，“北京2014·中国陶瓷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高端论坛”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成功举办。该活动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学院联合主办，学院北京校友会承办。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付维杰、学院院长江伟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中央美术学院吕品昌、学院钟连生、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鲍杰军、金意陶陶瓷有限公司何乾等出席了本次活动。
会议由学院北京校友会秘书长郭文佳主持。部分嘉宾就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承与艺术创新与来自各地陶瓷艺术工作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该论坛围绕陶瓷教育创新系统、陶瓷创意与现代生活融合以及陶瓷文化产业发展前景，陶艺生态系统等方面展开了现场互动。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问题并达成“共识”，认为国际视野下的创新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的创新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陶艺教育、人才培养、管理机制以及走出去向先进创意与设计的国家学习经验等方面都需要全面加强。如何把创新创意与现代人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体现中国当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如何把传统设计与高科技结合起来，给悠久璀璨的陶艺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这些都是当前中国陶瓷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学院院长江伟辉表示，“中国陶瓷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陶瓷文化是中国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遗产。西方最初了解中国就是从陶瓷开始，陶瓷不仅是产品，更是一种文化和科技结合的艺术结晶。从明清时期开始，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博物馆都有中国的瓷器，体现了当时文化发展的顶峰，对世界影响巨大。21世纪的今天，如何在继承以前祖先创造的辉煌灿烂的陶瓷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协会管理和学院教学机制应该明确提倡创新力
硬币的一面是中国陶瓷走向全世界的繁荣景象，另一面却是陶瓷界内部生态创新系统自身面临的紧迫感，尤其是陶艺界创新风向标的明星瓷都——景德镇更有发展中“忧患意识”。如何在当前找到一条“接地气”的陶瓷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之路，已成为陶艺工作者共同的“心病”。学院教授钟莲生认为，“现在陶瓷艺术发展存在分类不清晰的问题，因此概念界定非常重要。很多陶瓷作品创新的积极性不够，创新需要真正的接地气，需要强调审美的回归，同时需要提倡生态系统平衡协调的创新，现在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应该牢牢把握住这个发展节点。”“中国陶瓷的创新力还没有蓄积足够的力量影响产业发展，教育与培育人才的方式有待进一步改善”，中央美术学院吕品昌教授在论坛上特别呼吁，“陶瓷有关协会的管理和学院的教学机制方面都应该大力加强，需要进一步明确提倡创新力的培育”。在回应如何“接地气”方面，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认为，“创新并不要模仿，切勿哪个地方的陶艺产品好卖了，就一窝蜂而上，要应该发挥每个瓷区的地域特色，结合当地陶瓷的特点进行创新，比如福建德化白瓷就在雕塑方面很有优势，就应该在这方面下足功夫”。即便知道“景漂”的各类陶艺家有两万多人，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鲍杰军却常常面临“用人荒”的尴尬处境。他所领导的陶瓷企业经常为寻找国内优秀的陶艺家人才感到“头疼”，他发现中国的陶艺家很难把设计和生活融合起来，创造不出生活化的新产品，导致他常常不得不需要“求助”于欧洲的陶艺家。鲍杰军认为，“中国陶艺创新要增强时代感，把满足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着力点”。
中国陶瓷艺术创新需要跨界与融合
中国陶瓷艺术在世界格局中还处于弱势，艺术话语权显示不出来，“虽然无论是陶艺从业人员、出口量，还是艺术家的数量，现在中国陶艺都是世界第一，但是中国陶瓷艺术所处的地位却不容乐观，尤其是在艺术家和产品方面和欧洲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关于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承与艺术创新，吕品昌带来三剂“良方”：一是要重视加强传承与创新的把握，比如要有计划地展开活动，展览评审机制上需要加强管理。二是与深入研究探索如何陶瓷文化传统和当代文化结合。三多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景德镇作为陶瓷之都如今自身的发展也受到了严峻挑战，广东佛山金意陶陶瓷有限公司何乾把“景德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状归结为两点，“其一是艺术和生活化没有很好的结合起来，其二是很多大师的价格不透明。中国陶瓷艺术创新需要跨界与融合，何乾认为，“捷克的一家五星级宾馆餐厅空间可以把陶瓷艺术与建筑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给消费者带来完全不同的体验。现在金融、地产等传统的企业都有了新的名称，‘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地产’，陶瓷艺术的发展也需要跨界发展，只有提高现代人的生活品质，才能‘有根’，才可以带动产业发展”。
活动主办方学院是中国唯一所陶瓷高等学府，始建于1910年的中国陶业学堂，现已成为中国高层次陶瓷人才培养和陶瓷艺术文化交流、陶瓷材料创新的重要基地。建校百余年来，所培养的6万余名毕业生中，涌现出了大批蜚声海内外的艺术家、专家学者和企业精英，他们已成为企业和科研院所的领航者，为弘扬中国陶瓷文化、振兴中国陶瓷工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紫砂壶灵魂：融合茶文化与艺术
作为我国独有的鉴赏兼顾实用的传统茶具，紫砂壶也是历朝文人墨客的赏玩之物。紫砂壶起源于宋代，到明代异军突起，清朝康乾盛世紫砂壶的制作、鉴赏与收藏达到了顶峰，突出了它自身的特点，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更是让紫砂壶拥有了灵魂。
品茶是我国民间自古而来的雅事，中唐以来，它已在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演成格调高雅的茶文化。
品茶需要茶具。起于宋兴于明的紫砂壶逐渐受人青睐。紫砂壶原产宜兴，属陶，比之瓷器，更具古风。它不假釉饰，没有彩绘，以手工捏制烧成，造型别致、古朴典雅是其艺术特色，而且具有良好的保味功能，适宜泡茶，香味醇郁。
紫砂壶作为一种富有艺术品性的手工制品，蕴含一种情趣，其灵魂可以说是文人趣味。宋代诗人苏轼住在宜兴时，就喜爱一种提梁式砂壶，即“东坡壶”。至明代，出现了供春壶，供春原是文人吴颐山的书僮，多年侍读，受到文人习气的濡染，刨制出造型新颖、胜似金玉的“供着壶”。时大彬则改前代的大壶为精致的小壶“干奇百状信手出”，风范一变。这也是与大彬游历娄东时，多与陈眉多、王世贞等文人名士交流有很大关系。清代名手杨彭年，干脆与文人陈曼生合作，由陈设计式样，杨来捏制，再由陈于壶身刻制书画，最终入窑烧制成壶。难怪后世将杨彭年所制壶称为“曼生壶”。此后，不少书画名家都有亲镌书画的壶器。
紫砂壶是与其他艺术相融合的，诗、书、画、印常常作为壶的画面构成因素；松、梅、竹、石，常常成为壶的基本造型。如今有人将壶制成“变型金钢”、“钱柜皮箱”及其他“新潮”模样，只能算是恶俗，不是什么“创新”。至于有些人一味摹占，却又偷工减料，才艺更逊前人，其壶只能置于地摊叫卖，更是让紫砂艺术的发展走上了曲折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