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的制作方法(一)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作方法大致可分为手制、模制和轮制。从早期的手制经慢轮修整,发展到快轮制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换句话说,最早制陶是没有陶轮的,大约在距今7000年后才产生了慢轮,在距今5000年前后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才发明并使用了快轮。
手制又可分为捏塑法、泥片贴筑法、泥条筑成法。捏塑法仅限于少量小型器物,以及器物上的附件,如耳、足与贴附在器物上成为附加堆纹的手捏泥条等。泥片贴筑法主要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泥条筑成法是包括甘肃在内的黄河流域的主要制陶方法。
模制法即以模具为依托的陶器成型方法。它的初级阶段是模具敷泥法,我国最早的彩陶即大地湾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陶,就是以这种方法制成的。而成熟阶段的模制法则盛行于黄河中游的庙底沟、龙山文化。两者的区别是,前者在模具上敷泥,后者却是在模具上垒筑泥条。
轮制法是用快速旋转的陶轮拉坯成型的工艺。据李文杰先生观察,只有转速达到每分钟90周以上,坯体才能迅速成型,低于这个速度,转轮只能用以修整坯体的工艺。可见慢轮虽已用于制陶,但因无法使陶器成型,因而只可作为辅助手段修整坯体,所以不能归入轮制法。
根据研究成果,甘肃彩陶的成型方法主要为模具敷泥法和泥条筑成法。
大地湾一期的陶片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即陶片分层。主要分为内外表层和内胎层,而内胎层又可分成两层或三层,从陶片剖面就可清晰地见到各层的纵向贯通纹理。彩陶钵形器内外表层均为红色泥质陶,内胎层为灰黑色,夹有较均匀的细砂粒。陶片断茬处可见分层脱落现象。由此初步判断,陶坯是由不同的泥料分层敷贴制作的。为什么可以认定是模制?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根据制陶工艺的常识,泥条筑成法制成的陶胎胎壁较厚,而一期陶胎较薄,一般厚为0.3厘米;其二,一期器型种类简单,而且许多陶器大小尺寸相同,进一步证明模制的可能;其三,也是最确凿的证据,因为发现了制作器物的内模和制作壶口的外模,均为经烧制的实心泥质模具。由此我们确认最早的彩陶成型是模具敷泥法,即主要以内模为依托,直接将泥料挤压成泥片,一层又一层地敷贴到模具上。
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先将内模置放在木质垫板或平整的石板上,模具表面撒上一层细干土,以便制成后的陶胎与模具分离。敷泥时将模具放置在垫板上,大头朝下,以便操作。直筒罐、深腹罐等,因其内模器壁呈陡坡状,敷泥应自下而上,否则如果自上而下地敷,胎心则易下坠或断裂。钵的内模器壁呈缓坡状,既可从中央开始自上而下去敷,亦可从边缘开始,自下而上去完成。敷泥最关键的第一个步骤是敷第一层胎心泥,以挤压的方法用手使劲挤压泥料,使其牢固地贴附在模具上不致脱落,然后再一层层地继续往上敷泥。分层所敷的泥片要有一定的叠压关系,相互间的黏贴面要参差不齐,这样才能将先后所敷的泥片牢固地黏结在一起。
陶胎成型后脱模,然后在陶胎的内外表用手涂抹一层泥质陶土。在一些陶器内壁发现有自下而上的手指抹痕,正说明表层是抹泥而成的。抹泥时双手分放在器物内外,用力提拉挤压,既排除了泥层间接茬处形成的气泡,又可消除、抹平器壁的缝隙,从而使陶胎的结构进一步紧密结合,器表也因此而变得光滑平整。
彩陶中的三足器,足是用拼接安装的方法完成的。足用手捏制而成,待水分蒸发略变干硬时才便于操作。将预先做成的足插入器底钻好的孔洞中,再分别在内底与外底贴上泥条,将接缝挤实压平,再以泥浆抹光。
经对大地湾一期的陶器研究可以看出,此时的制陶者不仅利用器身的内模,而且还利用壶领部(口沿)的外模,并且熟知泥质泥料与夹砂泥料的不同性能,在同一器物上间隔交替使用两种泥料。这些事实表明,人们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说明这种模具敷泥法并非最原始的制陶方法。对于其来源目前尚不大清楚,有待继续研究解决。
但由于模具敷泥法制作工序繁复,加之坯体的形状、大小都要受到模具的限制,因而难以制作大型器物。且制成的器物形制单调、生产效率低下,烧制过程中又往往产生开裂及分层剥落现象,造成许多废品、残次品,因而极大地制约了陶器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对陶器的大量需求,在不断的生产实践中制陶工艺逐步发展,以致这种较为落后的制陶方法被随之而来的新工艺——泥条筑成法取而代之。
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几千年来,烧瓷艺术家们创造了无数技艺精湛的瓷器珍品,遗存下来成为文化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在这些遗物中有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和创新之作,也有后代仿制品,无不表现出高超的制瓷技巧。就仿古瓷而言,早在宋代,当时的几大名窑就被其他地方窑所模仿。元代瓷器中,仿宋代钧窑和定窑较为突出。到了明清两代,仿前代瓷器更加兴盛,各朝均没有中断过。
遥看古今,制造仿古瓷的目的无非就是两个,一是文化传承,保持传统品种;二是以假乱真,牟获商业利益。笔者认为我们对待仿古瓷不能一味的呲之以鼻,因为它的出现不但不妨碍创新,而且能够促进创新。
正因为仿品的制作技术不断更新,有的达到“乱真”的程度,有的甚至超过了原有水平,所以导致许多藏友在仿古瓷上交了学费,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常见仿古瓷的制作方法,希望能给广大收藏爱好者对仿古瓷的鉴赏有所帮助。
首先除了烧造时按古瓷制作,还需要通过几个步骤来做旧:
第一步:磨损:用细砂轮磨平毛糙的地方,主要是胎底,同时将瓷器放在地上来回滚动,用硬器轻轻敲打出崩口,如有需要,还可用玻璃裁刀在瓶内外划出鸡爪纹。
第二步:剥釉:剥釉最好是在沿口上,用什锦锉刀的尖端先撬出一个缺口,然后继续延伸。
第三步:戳破气泡:用利器将釉面的大气泡戳破。器物的底部一般来说釉层较厚,比较好操作。
第四步:去火光:将氢氟酸兑水各半,用刷子均匀涂刷器物的表面,由下往上刷,釉层厚的地方涂刷时间可长些,薄处可相对短些,一般涂刷半分至一分钟左右后,即马上用水冲洗干净,以免时间过长,釉层表面腐蚀得太厉害会毫无光泽。如果觉得太亮,表面涂点色拉油,会使它温润如玉。
第五步:做色:其目的是给人一种已用旧、若脏东西都跑到瓷器缝里去了的感觉。用高锰酸钾溶液,掺入少许红糖,涂遍器身,底部足圈重点,约48小时后用干布擦拭。所有露胎处、开片处几乎都呈不同程度的紫褐色。如果觉得底足颜色太深,可用洗衣粉擦洗,用细砂纸打磨,使胎微露白色,似糯米胎,视觉上给人以误差。
第六步:做土锈:在缩釉处、露胎处以及想做土锈的地方涂少量502胶水,拍上黄泥,黄泥最好是墓土,其中带有少量老石灰。也可以在器物的某个部位放上几枚铁钉,撒点盐。一个星期以后,瓷面上的铁锈用刀刮不掉,盐酸也难以洗去。
第七步:陈旧感:器物的底部扔点甜食碎渣,吸引虫子,结上蜘蛛网,撒上蟑螂屎,蒙上灰尘。
中国古代铜器有哪些制作方法?
中国古代铜器最初是使用自然铜,商代早期已能用火炼制铜锡合金的青铜器铸制品。目前,中国古代青铜器已知的制作方法有主要以范铸法居多,少量结构复杂、纹饰繁缛的青铜器,也用失蜡法、铸合法、焊接法等。不同的制作方法,在器物上都会留下不同的痕迹。
一、范铸法。又称块范法,制作流程大致分为制模、制范、浇注和修整四个步骤。根据我国古代青铜冶炼遗址发掘出的实物,再结合青铜器的外形分析,古代青铜器绝大部分是采用范式铸造方法制作的。
制模,亦称为“母范”,原料可选用陶或木等各种质料。一般说来,形状细长扁平的刀、削,可以用竹、木削制而成;较小的鸟兽动物形体可以用骨、石雕刻为模;对于形状厚重比较大的鼎、彝诸器,则可以选用陶土,以便拨塑。从出土发掘来看,陶范最为常见。陶范的泥料粘土含量可以多一些,混以烧土粉、炭末、草料或者其它有机物,并掌握好调配泥料时的含水量,使之有较低的收缩率与适宜的透气性,以便在塑成后避免因为干燥、焙烧而发生龟裂现象。陶模的表面还必须细致、坚实,以便在其上雕刻纹饰。泥模在塑成后,应该使其在室温中逐渐干燥,纹饰要在其干成适当的硬度时雕刻。对于布局严谨、规范整齐的纹饰,一般先在素胎上用色笔起稿而后再进行雕刻,高出器表的花纹则用泥在表面堆塑成形,再在其上雕刻花纹。泥模制成后,必须置入窑只焙烧成陶模才能用来翻范。
制范,亦要选用和制备适当的泥料。一般说来,范的粘土含量多些,芯则含砂量多些,颗粒较粗。且在二者之中还拌有植物质,比如草木屑,以减少收缩,利于透气性。范的泥土备制须极细致,要经过晾晒、破碎、分筛、混匀,并加入适当的水分,将之和成软硬适度的泥土,再经过反复摔打、揉搓,还有经过较长时间的浸润,使之定性。这样做好的泥料在翻范时才得心应手。从模上翻范技术性很强,是块范铸造技术的中心环节。对于较简单的实心器物象刀、戈、镞等,只需由模型翻制两个外范即可,此种外范称为二合范。
浇注,是将已焙烧的且组合好的范趁热浇注。预热时要将范芯装配成套,捆紧后糊以泥砂或草拌泥,再入窑烧烤。范准备好后,将熔化的铜液注入浇口。器物之所以倒着浇,是为了将气孔与同液中的杂质集中于器底,使器物中上部致密,花纹清晰。浇入铜液直到浇口于气孔皆充满铜液为止。待铜液凝固冷却后,即可去范、芯,取出铸件。一次浇注成完整器形的方法叫“浑铸”,或“整体浇铸”。商周器物多是以此方法铸成。凡以此方法铸成之器,其表面所遗留的线条是连续的,即每条范线均互相连接,这是浑铸的范线特征。
铸件去陶范后,还要进行修整,其经过锤击、锯挫、錾凿及打磨,消去多余的铜块、毛刺、飞边,只有这样才算制造完毕。
二、失蜡法。指用容易熔化的材料,比如黄蜡(蜂蜡),动物油(牛油)等制成欲铸器物的蜡模,然后在蜡模表面用细泥浆浇淋,在蜡模表面形成一层泥壳,再在泥壳表面上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即做成铸型,最后再烘烤此型模,使蜡油熔化流出,从而形成型腔,再向型腔内浇铸铜液,凝固冷却后即得无范痕,光洁精密的铸件失蜡法是熔模铸造青铜器的一种方法。战国、秦汉以后,尤其是隋唐至明清期间,青铜器的铸造多用失蜡法。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通常会在器表遗留大小不等的砂眼,一方面或因材质不纯,另一方面是整模铸造,模体严实没有发泄孔,铜液灌注不到之处所致。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和曾侯乙墓出士的尊盘,是用失蜡法制作的代表。
三、铸合法、焊接法。是指青铜器物的器体(以下称主体)与其附件,如耳、足、柱等附件分开铸造,或一件青铜器物整体不是一次浇铸完成的,而是分别铸成的,并用连接方法使之连为一体,而连接则主要有铸合法和焊接法。在长期的青铜器制造过程中,古人不断提高青铜器的水平,制作工艺也日趋精湛。许多大型的及工艺复杂的青铜器需要分断制作后进行整体组装,所以铸合法、焊接法等新的工艺方法就产生了。
《天工开物》制鼎插图范铸法制作的铜钱制模
范铸法制作的铜钱
制模
制范
浇注
修整
制范浇注修整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牛虎铜案
宗教观念浓厚
明代洪武二年,朱元璋就下令:今后“凡祭器皆用瓷”,自此,陶瓷祭器就成为明清两代官窑的主要品种,烧造数量巨大,作工十分精细。明清皇家祭祀十分频繁,土地、宗庙、社稷、山川为天子亲祀,其余遣官祭告。各种祭祀活动及不同的位置中,需配用不同的颜色釉陶瓷。如天坛正位用青色;地坛正位用黄色;朝日坛用红色;夕月坛用月白色;先农坛、天神坛、太岁坛正位用白色等。
许多颜色釉的名称,也与祭祀相关。如有名的“霁红”,其本意应为“祭红”,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论述颇详:“霁红也,肆考纪明厂窑作祭红,沈阳唐公记今厂器作霁红,而陶俗皆做济红,其实祭红为是。盖宣窑造此,初为祭效日坛用也,唐窑纪霁红,由宣窑霁青推写耳。”由此可知,霁红原为祭红,是唐英将其改写为“霁红”的。“霁”与“祭”同音,只是前者更能显示文采而已。“霁蓝”、“霁青”等名,在纷杂的文献中也常称“祭蓝”、“祭青”,均与宗教祭祀相关。
等级制度森严
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决定着颜色釉陶瓷的生产和使用。明清两代官窑生产的颜色釉瓷器,民窑不许生产,如果违犯此规,严重者杀头。严酷的法律,保证了皇家对颜色釉瓷器的垄断,提高了官窑颜色釉瓷器的身价,也限制了民窑颜色釉瓷器的发展。
在皇宫中,颜色釉瓷器的使用,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清《国朝宫史》卷十七记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底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绿地红龙器。由此可知颜色釉的使用,在等级上是多么森严。官窑严格控制着颜色釉瓷器的生产,为防治技术外传,甚至连残次品都送往京城处理。残次品押运京城,虽然在经济上有些浪费,但却保证了皇家对黄釉器的垄断。
以上可以看出森严的等级制度对颜色釉瓷器的影响,一方面是限制了它向民间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皇帝的严格要求,促使颜色釉瓷器经过精工细作,使产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制瓷工艺精湛
均匀纯正釉色的烧成,除釉料配方和烧成等因素外,施釉工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不同的造型和釉色品种,元代以后景德镇陶工发明了多种施釉方法,如一般的碗、盘用蘸釉法,大件器物用浇釉法,方器则用笔榻法。为保证釉色均匀,一般颜色釉多用吹釉法,宣德及康熙的洒蓝、嘉靖的回青、康熙的豇豆红等,其特殊的装饰效果,均与吹釉法相关。
古代陶工用的吹管,是当代喷枪的前身。二者的作用完全相同,能保证釉料均匀地附于器物外壁之上,烧成匀净的釉色。各种施釉工艺均有特殊功能,它们是颜色釉的工艺基础,也是精湛的制瓷工艺的具体表现之一。
颜色釉有高温、中温和低温之分,色釉品种至雍正时,已达数十种之多。但决定颜色釉的呈色剂却只有铜、铁、钴、锰、钛、锑、金等几种金属氧化物,尤其是前三种,是中国传统釉色的主要呈色剂。同一种金属氧化物,利用温度和焰性改变其分子结构,可烧出不同的色釉品种。如氧化铜在氧化焰中可烧成绿色,如果在还原焰中可烧成红色。而铁的氧化物,在还原焰中可烧成青绿色,在氧化焰中可烧成黄色或酱色。如果提高氧化铁的含量,再配上钴、锰等金属氧化物,更可烧成黑色。这其中的奥妙,取决于釉料配方的调整和烧成技术的纯熟程度。古代勤劳智慧的陶工,在实践中准确地掌握了各种釉料的变化,得心应手地调制出各种釉料配方,纯熟自如地驾驭了烧成技术,创造出数十种色彩缤纷的颜色釉。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至今仍令世人叹为观止。
富于观赏的审美情趣
颜色釉瓷器色彩缤纷,五颜六色的色彩变化能使人从中品味出深沉的文化内涵,后人一向推重宋瓷,而宋瓷的主流就是单一的颜色釉瓷,五大名窑均以釉色取胜。元、明、清颜色釉瓷更显示出高雅的审美情趣。
一方面是巧妙地利用缺陷,反丑为美。釉面的裂纹、斑点等,本都是烧成的缺陷,但经陶工之手,反丑为美,均能成为极富装饰性的特殊颜色釉品种。如哥窑的大小开片,本是因釉的收缩率大于胎的收缩率而出现的一种严重缺陷,但陶工巧妙地应用这种缺陷,使之形成各种有规律的大小纹片,妙趣横生,耐人寻味。明清仿哥窑产品很多,直接继承了这种传统。
另一方面是均匀中的变化。均匀纯正是颜色釉的基本要求,但中国传统颜色釉追求的却是均匀纯正中的变化,以自然的工艺变化,增添颜色釉的韵律和节奏感。如宣德红釉棱形洗,外壁施均匀纯正的红釉,但口沿及棱角处却露出胎体本色的洁白色,十分整齐规整,俗称为“灯草口”、“出筋”,红白分明,对比强烈,使均匀纯正的釉色给人一种富有韵律的美感。
不同的釉色,配用相适应的造型,方能充分体现釉色本身的美感。元、明、清颜色釉产品十分重视釉色与造型的统一。如高温铜红釉有霁红、郎窑红和豇豆红之分,其特征分别为沉稳、奔放、素雅。传世品中沉稳的霁红釉多与大小适中的瓶、壶、炉、洗等结合;浓艳奔放的郎窑红则多与大件的瓶、罐等相结合;素雅柔润的豇豆红则与小巧的瓶、洗、盒、水丞等文具相结合。色彩丰富的颜色釉,与相适应的造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表现出颜色釉的天然丽质,体现出中国传统颜色釉高雅的审美情趣。
颜色釉斑斓的色彩中,极富观赏情趣,使人引发高雅的审美体验,领悟到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就是颜色釉陶瓷受人喜爱的根本原因,也是它能成为中国陶瓷主流产品之一的关键所在。
吉州窑,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作为江南地区一座举世闻名的综合性瓷窑,它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与汉民族艺术特色。吉州窑的丰富烧瓷,经验和名工巧匠对江西地区瓷业的发展提高,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
吉州窑独创的木叶天目盏 禅意
吉州窑位于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宋时与定、磁、钧、耀、建等窑齐名,窑址分布在赣江两岸数十公里范围内,主窑场有彭家窑、永和窑、临江窑、吴家窑等,其中永和窑规模最大,也最具代表性。吉州窑创烧于唐代晚期,经五代、北宋,鼎盛于南宋,至元末终烧,有1200多年的烧造历史。
吉州民窑特色鲜明,先后成功仿烧定瓷、龙泉瓷、青花瓷,烧造的主要器物为盏、碗、罐、杯、碟、盘、钵、盆、瓶、壶和玩具,有青釉、青白釉、乳白釉、褐釉、黑釉、绿釉、仿龙泉釉、彩绘、青花等釉色与印花、剔花、刻花、剪纸贴花、点彩、洒釉、捏塑等装饰工艺,具有胎质粗松、含砂量高、似陶非陶、重釉不重胎、吸水率高、施釉薄、见水亮等特征。 吉州窑古瓷除釉上彩绘外,还有一部分是釉下彩绘,对后来青花瓷的产生有一定影响。
古玩鉴别无捷径可走,掌握特色是根本要求。延烧了1200余年的吉州窑是综合性民窑系列,民俗性、创造性、简陋性、随意性等是它的特点,掌握其胎质、釉色、施釉方法、画风画法、烧造工艺等特征,在品玩过程中找到规律,再将规律性的感性认识归纳成理性认识,其奥秘就会谙熟于胸。
奉为日本国宝的剪纸贴花天目盏
一、吉州窑胎质特征和鉴别
吉州窑古陶瓷存世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是永和窑的米黄色含砂胎,瓷土来源于赣江对岸的鸡岗岭和窑场周围,生产场地就在赣江边的沙丘地上,无法避免砂粒进入瓷土,因而胎质中含砂量大,使胎质粗松、吸水力强,粗看似陶,但敲之具金属声。这是由吉州窑的生产环境所形成的个性特征,是区别其它窑口的显著特征。
由于胎泥含砂量高,修胎时往往发生阻刀、跳刀现象,在器底及圈足内能清楚地看见跳刀痕,而胎体表面留下的波浪痕经施釉后虽有所减弱,直面观测不易发现,但用手触摸仍可感受到呈竖条形的起伏,并且在适当的角度侧视,肉眼可见呈竖条状的釉层挂附不匀等肌理。
现代吉州窑仿制品多采用淘洗好的现成高岭土在封闭的室内制作,砂粒无从混入,人为掺和又极难把握比率,难使匀和,因而胎质坚密,不含砂,色泽偏白,不存在胎表因砂粒引起的阻刀、跳刀现象,更不存在因此而留下的竖条形起伏触感和竖条状釉面挂附不匀等釉层肌理。
早期仿品多系电炉烧制,坯胎易在电炉骤然高温下爆裂,因而有在瓷土中掺入稍许水泥浆的做法。此种仿品胎质呈深灰色,类似砾质胎,但绝无砾质坚硬,磨胎落粉,敲之无金属声,多为瓶、罐、炉之类的大件,且多见于黑釉瓷,尤以剔花最多。因胎质不适合生产彩绘瓷,故而在彩绘瓷中未见仿者。
中期仿品改在瓷土中掺石膏粉或立德粉,由于材料在高温下易爆裂,所以多用低温烧成,敲之声闷,磨胎落粉,胎质虽略泛黄色,但绝无米黄色,而且半年后泛黄会消失,呈白中泛灰色。此类仿品多见于彩绘瓷或半截釉黑釉窑变瓷,尤以玩具陈设件居多。
晚期仿品吸取以往经验,有埋入土中过蚀、在成品上涂胶过火以仿土锈制造假象者。土锈靠胶粘附,见水易化甚至脱落,有时哪怕用手指蘸点唾沫涂于锈面都可发现手指沾有土色。
现今的高仿品有用老器底敷新胎和利用粗糙老坯重新上釉窑变两种。这类仿品凡露胎处均为老品,更具欺骗性。识别方法是:前者可用指弹法或物敲法辨别声音,上下声音异样者为赝品;后者可观测釉与胎的结合部:老品胎釉合一,挂附自然,无掉釉或起皮现象,反之则为仿品。
因难找到完整老胎,故现今的高仿品多做成木叶纹、兔毫、玳瑁、虎斑等物稀价高的碗、盏以求暴利。
二、吉州窑釉色特征和鉴别
新老瓷器的釉色区别,第一眼的直观感觉十分重要。老器釉料使用天然材料,釉色自然古朴,加上年岁久远,多有使用磨损痕迹,即使釉色极好的出土老器,其泛光亦显柔和。仿品的釉料多为化学成分勾兑,烧成后釉面光亮匀称,尽管采用酸碱除光亮法或埋入土中锈蚀法,但缺乏岁月侵蚀和使用磨损,光亮度突兀、扎眼。
吉州窑属民间窑场,产量大,生产也较为随意,加上坯胎含砂量高,因而形成了釉料稀、上釉薄的生产特点。
与建窑黑釉凝重的特色相比,吉州窑黑釉少有建窑所特有的“流泪”现象;宋元以前的黑釉瓷器,因釉料稀,容易下流,口沿往往显现淡淡的黄线圈;受釉冷得快、胎冷得慢的温差影响,几乎所有的黑釉窑变瓷的釉面在放大镜下均可看到不规则的冰裂和许多缺釉毛孔,显得粗糙干涩。但吉州窑瓷器一旦放入水中,因为水就会迅速填满缺釉毛孔,使釉面浑然一体、晶莹剔透。这些吉州窑所特有的釉泽现象是新品无法显现的。
吉州窑彩绘瓷脱胎于磁州窑。磁州窑胎质偏黑灰,不得不在坯胎上先施一层淡色化妆土,然后再绘黑彩以求色彩和谐。永和窑胎质白中泛黄,黑色釉与胎色反差过于强烈,显得生硬,而直接在坯胎上着褐彩釉,则自然、和谐、古朴且省工料。这就是吉州窑彩绘瓷绝大多数为褐彩的原因。
三、吉州窑器型
时代决定器型发展,器型决定制作工艺。早期的吉州窑瓷器继承了唐代雍容、矮胖的风格,入宋后逐步向挺拔、俊俏方向发展,元代开始肥硕、厚重,明以后则转向轻薄、规整。这与同代各窑的发展趋势基本相同。
四、吉州窑工艺特征
吉州窑工艺特征以基本器型碗、盘、壶的底足为例。唐末五代:以玉璧足饼底、矮圈足为主;北宋前期:高圈足、大圈足;北宋中后期:矮圈足;南宋早期:假圈足;南宋中期:圈足直径逐渐缩小,并在圈足外斜削一刀,再在近足处横旋一刀,形成外观似圈足的形状;元中期以后:除黑釉盏继续保持上述形状外,其余底足又向厚壁、大圈足发展;明代:再向薄壁圈足发展。这一发展趋势是一个循环往复、沿袭改革的变异发展过程,为吉州窑瓷品的断代依据之一。
以黑釉瓷施釉为例。北宋以前:为防止釉粘连,保证成品率,均施半截釉;南宋前期:由于窑钱的出现固定了叠烧器物之间的间隙,能较好地防止釉粘连,形成了除圈足外略显稍许胎即釉不及底的形态;南宋中期以后:形成除圈足内无釉,器内外施满釉的形态。这些都是吉州窑产品“多露胎骨”的原因,也是其断代特征之一。
在无法改变瓷土含砂量高的事实面前,吉州窑形成了“重釉不重胎”的生产习惯,即在坯胎制作上较为草率而刻意追求釉色变化,结果产品釉色百花纷呈、千姿百态,坯胎粗糙随意。
五、吉州窑画风画法特征
无论是剪纸还是彩绘,吉州窑古陶瓷装饰讲究简练的画风画法和疏朗有致的图案布局,往往寥寥数笔勾勒成形或点缀几笔以打破平面,极其写意又十分传神。其图案多以自然物为对象,如菱花、团花、梅花、梅枝、蕉叶、奔鹿、彩蝶、波涛、猫、狗、虎、马、虫、鱼,常见“金玉满堂”、“长命富贵”、“龟鹤齐寿”、“儿孙满堂”、“多子多福”、“金桂玉兰”等吉祥语剪纸,还有马上猴、凳上猴等彩绘泥塑瓷。这些装饰图案质朴明快、童趣盎然,民俗俚语特点鲜明。
吉州窑的釉下彩绘和开创性的开光手法
吉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吉州窑不仅将中原的制瓷工艺溶于之中,还将吉州本地的人文情趣绘于瓷器上,并在造型,瓷的机理上有新的变化,使吉州窑成为中国瓷的重要品类,才使古代的欧洲、中东各国的王室贵族爱上吉州瓷。
他玩泥巴玩出名堂。他痴迷于黑陶艺术品的潜心研究,在玩泥巴中感受艺术带来的无穷快乐,加之以“火”烧制,演绎出力与美的完美结合。
黑陶工艺品分公司经理赵长军,1979年到黑龙江省勃陶实业有限公司以来,通过师传与摸索练就高超技艺,在陶艺开发、工艺改革及技术创新等方面造诣非凡,因此享有“自学成才的陶艺师”美誉。
早期的勃利黑陶在颜色、壁厚、绘雕等方面均很粗糙,为此,赵长军苦心钻研,采取薄胎拉坯、反复打磨、渗炭烧制新工艺,使黑陶制品凸显“黑、薄、光、亮”特征,发扬黑陶“黑如漆、明如镜、声如磬”的尊贵本色,展现出黑陶艺术品的壮美与崇高,让人们感受到心灵的震撼,使工艺技术一跃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被誉为“龙江瑰宝”、“黑土奇葩”。他采用凸凹单线和复线轮纹方法,引入“闪光漆”原料,对制品表面进行装饰,提升档次,黑陶制品达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特”的艺术效果,以其难模仿和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在陶艺界独树一帜,在中外艺术界享有盛名。
玩泥巴近30年,赵长军在陶瓷生产实践中不断创新。2002年,勃陶公司上马了陶瓷酒具生产线,他设计出各种造型的酒瓶十余种,每年为企业创收80余万元。他采用雕塑、镶刻、彩绘等方法,制作挂盘、版画、山水及人文景观等装饰品;创意人物、动物、花鸟、草虫、盆景等工艺品,受到爱好者的青睐、业内专业人士的好评。1998年,他大胆采用地产“玄武岩”配制釉料,使陶瓷制品表面颜色大为改观,这一成果填补了省内空白。
1994年以来,他担任了黑陶车间主任及分公司经理,负责黑陶制品的造型设计。代表作品先后20余次在中外展示评比活动中获殊荣。去年3月,勃利黑陶制作技艺被列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赵长军本人被命名为勃利黑陶代表性传承人。
社会生产力在人类社会的开始阶段十分低下,人们群居靠采集野果和围猎野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那时是没有陶器的。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人们渐渐发现通过耕作可食植物的产量可以提高,能够比较稳定地供给自己的食物,这就出现了原始农业。随着农业生的发展,人类结束了动荡不定的狩猎生活,开始了定居。农业收获是有季节性的;围猎的野兽数量时多时少,需要有储存的条件;生活基本用水也需要有东西存放,人类开始意识到必须制作简单又实用的器皿。那时的人们早已开始使用火,在生活过程中对粘的可塑性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些都为制造陶器创造了物质条件。可以说,陶器是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共同发明的。大约在1万年到8000前这2000年时间内,世界各地的人类几乎同时发明并用了陶器。
我国陶器出现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也就是距今1.2万至1万年的时候。我国陶器出现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也就是距今1.2万至1万年的时候。陶器是在农业产生以后,为了适应炊渚食物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出现,必然会在人类的生活中产生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使得人类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尤其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人工取火法”的掌握,使人类才有可能把粘土制成的器物在火中烧制成为陶器。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产生陶器,所以我们说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烧窑的方法很多。最初应该是在露天架柴焙烧,这是最原始的烧陶方法。后改进成横穴式陶窑,即平地挖坑,用来放置陶坯,相当现在的窑室,旁边再挖一坑,专门烧火,两坑之间挖一窄道相通,即现在的火道,窑室和火道之间放置算子,这样的陶窑比以前有很大进步,火力相对比较集中,温度高而均匀。
用这两种窑烧陶器,都可以提高陶器的质量。到了战国、两汉时,又发明了龙窑,即窑沿着山坡往上修,十几米或几十米长,封闭式,窑内一次可装上百件坯胎;山上的窑尾处有烟囱,中间间隔设有投柴孔,烧窑口在下面,烧窑时火顺坡而上,象一条火龙,因此得名。
宗教观念浓厚
明代洪武二年,朱元璋就下令:今后“凡祭器皆用瓷”,自此,陶瓷祭器就成为明清两代官窑的主要品种,烧造数量巨大,作工十分精细。明清皇家祭祀十分频繁,土地、宗庙、社稷、山川为天子亲祀,其余遣官祭告。各种祭祀活动及不同的位置中,需配用不同的颜色釉陶瓷。如天坛正位用青色;地坛正位用黄色;朝日坛用红色;夕月坛用月白色;先农坛、天神坛、太岁坛正位用白色等。
许多颜色釉的名称,也与祭祀相关。如有名的“霁红”,其本意应为“祭红”,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论述颇详:“霁红也,肆考纪明厂窑作祭红,沈阳唐公记今厂器作霁红,而陶俗皆做济红,其实祭红为是。盖宣窑造此,初为祭效日坛用也,唐窑纪霁红,由宣窑霁青推写耳。”由此可知,霁红原为祭红,是唐英将其改写为“霁红”的。“霁”与“祭”同音,只是前者更能显示文采而已。“霁蓝”、“霁青”等名,在纷杂的文献中也常称“祭蓝”、“祭青”,均与宗教祭祀相关。
等级制度森严
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决定着颜色釉陶瓷的生产和使用。明清两代官窑生产的颜色釉瓷器,民窑不许生产,如果违犯此规,严重者杀头。严酷的法律,保证了皇家对颜色釉瓷器的垄断,提高了官窑颜色釉瓷器的身价,也限制了民窑颜色釉瓷器的发展。
在皇宫中,颜色釉瓷器的使用,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清《国朝宫史》卷十七记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底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绿地红龙器。由此可知颜色釉的使用,在等级上是多么森严。官窑严格控制着颜色釉瓷器的生产,为防治技术外传,甚至连残次品都送往京城处理。残次品押运京城,虽然在经济上有些浪费,但却保证了皇家对黄釉器的垄断。
以上可以看出森严的等级制度对颜色釉瓷器的影响,一方面是限制了它向民间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皇帝的严格要求,促使颜色釉瓷器经过精工细作,使产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制瓷工艺精湛
均匀纯正釉色的烧成,除釉料配方和烧成等因素外,施釉工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不同的造型和釉色品种,元代以后景德镇陶工发明了多种施釉方法,如一般的碗、盘用蘸釉法,大件器物用浇釉法,方器则用笔榻法。为保证釉色均匀,一般颜色釉多用吹釉法,宣德及康熙的洒蓝、嘉靖的回青、康熙的豇豆红等,其特殊的装饰效果,均与吹釉法相关。
古代陶工用的吹管,是当代喷枪的前身。二者的作用完全相同,能保证釉料均匀地附于器物外壁之上,烧成匀净的釉色。各种施釉工艺均有特殊功能,它们是颜色釉的工艺基础,也是精湛的制瓷工艺的具体表现之一。
颜色釉有高温、中温和低温之分,色釉品种至雍正时,已达数十种之多。但决定颜色釉的呈色剂却只有铜、铁、钴、锰、钛、锑、金等几种金属氧化物,尤其是前三种,是中国传统釉色的主要呈色剂。同一种金属氧化物,利用温度和焰性改变其分子结构,可烧出不同的色釉品种。如氧化铜在氧化焰中可烧成绿色,如果在还原焰中可烧成红色。
而铁的氧化物,在还原焰中可烧成青绿色,在氧化焰中可烧成黄色或酱色。如果提高氧化铁的含量,再配上钴、锰等金属氧化物,更可烧成黑色。这其中的奥妙,取决于釉料配方的调整和烧成技术的纯熟程度。古代勤劳智慧的陶工,在实践中准确地掌握了各种釉料的变化,得心应手地调制出各种釉料配方,纯熟自如地驾驭了烧成技术,创造出数十种色彩缤纷的颜色釉。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至今仍令世人叹为观止。
富于观赏的审美情趣
颜色釉瓷器色彩缤纷,五颜六色的色彩变化能使人从中品味出深沉的文化内涵,后人一向推重宋瓷,而宋瓷的主流就是单一的颜色釉瓷,五大名窑均以釉色取胜。元、明、清颜色釉瓷更显示出高雅的审美情趣。
一方面是巧妙地利用缺陷,反丑为美。釉面的裂纹、斑点等,本都是烧成的缺陷,但经陶工之手,反丑为美,均能成为极富装饰性的特殊颜色釉品种。如哥窑的大小开片,本是因釉的收缩率大于胎的收缩率而出现的一种严重缺陷,但陶工巧妙地应用这种缺陷,使之形成各种有规律的大小纹片,妙趣横生,耐人寻味。明清仿哥窑产品很多,直接继承了这种传统。
另一方面是均匀中的变化。均匀纯正是颜色釉的基本要求,但中国传统颜色釉追求的却是均匀纯正中的变化,以自然的工艺变化,增添颜色釉的韵律和节奏感。如宣德红釉棱形洗,外壁施均匀纯正的红釉,但口沿及棱角处却露出胎体本色的洁白色,十分整齐规整,俗称为“灯草口”、“出筋”,红白分明,对比强烈,使均匀纯正的釉色给人一种富有韵律的美感。
不同的釉色,配用相适应的造型,方能充分体现釉色本身的美感。元、明、清颜色釉产品十分重视釉色与造型的统一。如高温铜红釉有霁红、郎窑红和豇豆红之分,其特征分别为沉稳、奔放、素雅。传世品中沉稳的霁红釉多与大小适中的瓶、壶、炉、洗等结合;浓艳奔放的郎窑红则多与大件的瓶、罐等相结合;素雅柔润的豇豆红则与小巧的瓶、洗、盒、水丞等文具相结合。色彩丰富的颜色釉,与相适应的造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表现出颜色釉的天然丽质,体现出中国传统颜色釉高雅的审美情趣。
颜色釉斑斓的色彩中,极富观赏情趣,使人引发高雅的审美体验,领悟到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就是颜色釉陶瓷受人喜爱的根本原因,也是它能成为中国陶瓷主流产品之一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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