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是白手起家,他没有家世渊源,全靠自己的一双慧眼和胆识,从一个不知收藏为何物的青年,成为今天有名的大玩家。
马未都花钱买的第一件藏品是他家墙上挂着的四扇屏。这件四扇屏,我见过几次,说老实话,并没看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未都却把它当宝贝。它的确是件宝贝。1982年,未都买下它,花了1600元。那会儿,1600块钱还是个大数。当时一个四级工每月的工资不过五六十块,一个科长的工资也只有60、70块钱。关键问题是当时人们并没有什么收藏意识,能花1600块钱买四件挂屏,确实需要点儿眼力。
未都告我,这钱本来是想买彩电的。但是他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了这件四扇屏,一眼看上,就舍不得放下了。那会儿,他刚出道,还不懂得狠杀价儿。不过他已经看过不少玩艺儿了,懂得它的价值。
几年后,张德祥在未都那里看到这件四扇屏,笑着对他说:“你当时有点冤大头了。你当时要是认识我,400块钱就可以把它买下来。”
原来张德祥也见过这件四扇屏,喜欢得不得了,跟人砍价,砍到400块了,他当时实在拿不出这笔钱,只好失之交臂;不过,他虽然没舍得买,却把四扇屏镶嵌的图案给勾描下来,保留至今。
未都告诉我,他买的这件四扇屏,是钧瓷内镶,以元代钧瓷残片为主,也有少量的宋代钧瓷片。
钧瓷,也就是钧窑瓷。玩瓷器的都知道,瓷器的品种以窑来定。钧窑烧出来的叫钧瓷,汝窑烧出来的叫汝瓷。
钧窑在民国以后,便成为稀世珍宝,古玩界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一具钧器千重复”之说。也就是说您手里有一件钧瓷的玩艺儿,能换一座大楼。此言并非夸张。上个世纪30年代,琉璃厂的古玩商的一件宋钧瓷笔洗卖给古玩商刘宜轩一万四千块。刘宜轩把这件小笔洗卖给美国古董商布洽德两万五千银元。这笔钱按当时的行市能买上千亩地。为什么钧瓷这么值钱?老古玩商都知道钧窑瓷器有“十窑九不成””、“生在成型,死在烧成”一说。据说钧窑到了北宋末年几乎都成了“官窑”,烧的瓷器为皇家专用,不准买卖交易,烧制出精品选入宫中,不合格的全部打碎,以防流入民间,所以才显出它的金贵。
马未都在买这件四扇屏之前,已经知道钧瓷的价值,否则也不会花那么大的血本把这物件买下来。说老实话,一个穷编辑掏1600元买下这物件,对他来说有点过分。因为他当时并没想到后来古瓷升值得那么快。
他说当时确实有些痛苦,一是花了那么多钱,像割自己身上的肉。二是这东西如果失之交臂,追悔莫及。两个痛苦没法补救,只能痛一头了。
想不到,这东西买到手没几年,香港举办的一个拍卖会上,跟他这件藏品相同的挂屏,卖到了14万港币。至于说现在这件四扇屏值多少钱,他说不好,反正有人开价一百万,他没卖。
“确实舍不得,因为它对我的收藏经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纪念品。”未都笑着对我说。
值得一说的是这件四扇屏还有过“历险记”。那是未都把它买回家不久,有一天家里被人盗了。爱人给他打电话,惊出他一身冷汗,跑回来一看,电视让人抱走了,音响也让人盗去了,凡是值钱的东西几乎都被洗劫一空。惟有这个四扇屏被窃贼挪到了一边,而且完好无损。
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还没有收藏意识,贼更不懂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不值钱。所以走“空”了。八成是这四扇屏跟他真有缘。
一时找不到知音
其实,早在1985年前后,未都就喜欢收藏了。不过,那会儿许多人对“收藏”这两字还朦胧着呢。
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同时大多数人也没有远见,很少人会想到古玩这东西有朝一日会翻着跟头升值。有些人把家里的瓷器字画卖掉,然后去买电视冰箱,还有一些人把红木家具卖了,去买大衣柜和电镀椅,因为这类家具当时还要票,凭结婚证能发一个大衣柜或五屉桌的票。
那会在信托商店一对红木圆椅才卖15块钱,而一对电镀椅是凭证购买还30多块钱。我采访到的不少玩家正是在这个时候大量收购老古董,后来成气候的。马未都也是其中一位。
所谓玩家就是收藏家。收藏本身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是一种雅好,但还是受时代和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所制约的。未都初涉古玩的时候,已经是出版社的编辑了。工资之外,他还常写小说、报告文学之类的文字,手里有点儿活钱,这在当时比一般的工人和公务员要算富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有能力去淘换玩艺儿。要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手里有一万块钱,就算是富翁了,当时的名词叫“万元户”。能当上“万元户”,那可不得了,会让多少人刮目相看,比现在的“亿元户”还要显山露水。
当时,让未都苦恼的不是淘换不到好玩艺儿,而是找不到一个知音。他从地摊儿上淘换到一样喜欢的瓷器,回到出版社办公室,从挎包里拿出来让大家欣赏,大家一问他是花10多块钱买的,都笑他当了冤大头。甚至有人讥笑他玩物丧志,不务正业。
未都告我,有一次,他在玉渊潭东门的地摊儿上,花了100多块钱,淘换到一样瓷器。他兴奋得不得了,到单位上班,忍不住拿出来把玩,越看越喜欢。同事看到他拿着件瓷器这么上心地玩赏,出于好奇,都围过来看。
“多少钱买的?”一位同事问道。
“怎么您也想淘换一件?”未都笑道。
“我哪有这雅兴呀?只想问问它值多少钱。”那位同事说。
未都实话实说:“这物件是我花100块钱买的。”
众人听了不禁面面相觑:“什么?100块钱买了一个瓷罐?你可真够冤大头的。”
另一个同事说:“我们家这样的瓷罐、瓷瓶有十几个呢,你要是要,明儿我都给你拿来。”
未都说:“你那些罐也许给我,两块钱,我都不要,这是什么瓷罐,你们知道吗?”
“什么瓷罐?它也是瓷的,不是金的。你别说得太邪唬。”一个同事说。
未都说:“没错,它不是金罐,可是它也许比金罐更值钱,因为这件瓷罐是明朝的,找不到第二件了,黄金有价,它没价。”
未都看他们将信将疑,便讲起这物件的价值所在,但大家似乎对这并不感兴趣。弄得未都挺尴尬。
您可以想像,当您手里有一样玩物,拿给别人看,别人却拿它不当回事,那是一种什么心情。20世纪80年代,一般人的工资不过一两百块钱,未都花一百块钱,买一件旧瓷器,的确让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未都告我这件瓷器现在拿到拍卖会,至少能拍出50多万元。
未都笑道:是呀,现在全国各地许多人拿着收藏的瓷器找我鉴定或切磋,可是当时我拿着瓷器找谁,谁都不愿理我。说我是“傻帽儿”。
也有打眼的时候
未都告我,玩古董就怕贪心,人一旦产生了对某件东西的占有欲,往往容易走眼。当然,打眼有鉴赏能力的原因。
他给我讲了自己打眼的一件事。
那是他刚开始收藏的时候,有一天,他在一个地摊儿上碰上一个卖瓷器的老农。老农看他盯着几件瓷器来回看,心想这是个买主儿,便把他拉到一边。问道:“大哥,你真想买,我这儿还有几件老瓷器。”
“是吗”拿出来,让我瞧瞧。”未都不由得心里一动。
老农四外瞧了几眼,从身后的一个破纸箱子里,掏出一个瓷瓶,里三层外三层用旧报纸包着。他打开包,把瓷瓶递给未都,神秘兮兮地悄声说:“这可是件汝窑出来的,真货,我怕工商的人瞧见,没敢往外露。你要是想要,就拿去。”
未都那会儿还没出道,凭从书上看到的那点知识,觉得这东西像是真的,再看老农神神秘秘的样儿,心想,不是真的,他也不会这样儿。
他随口问道:“这东西你是从哪儿收上来的?”
老农想了想说:“不是收的,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您甭看我现在这样混得挺那个的。我们老祖宗在朝里当过大官儿,我们家土改以后破落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老祖儿当年玩过的玩艺儿。”
未都看他挺厚道的样儿,对他的话信以为真了。您想,玩艺儿看着不假,卖主儿又是世家出身,这东西能假的了吗?”
“你出什么价?”未都问道。
“你要是真心想要,100块钱您拿走。我是看您真喜欢,咱们交个朋友。100块钱,这是朋友价儿。别人买,我至少要200块。”老农嘿嘿笑着说。
“100块钱?太贵了。”未都说。
那会儿,100块钱算是个大数,一个科长一个月才挣五六十块钱。
“您要是嫌贵,您给个价儿。”老农说。
未都看出他是真心想出手这件玩艺儿,狠狠儿给了他一“刀”:“让我出价儿,20块钱!”
“20块钱?兄弟,这可是汝窑瓷器。”老农瞪起了眼珠子。
未都不肯松口儿:“我是一口价儿,您要卖,我就拿走,不卖,我上别的摊儿再看看。”
“别,咱们商量着来,我说一百您只给20,这也差得太远了,这样吧,我再压低点儿,你再让让,您看我从老家来,在这儿好几天了,一直没开张,您再添俩辛苦钱。”老农笑着说。
未都依然不肯让步:“你甭罗嗦,我买的是东西,你辛苦不辛苦,咱们另说。怎么样?”
“20块,我不卖。真的,这可是真正的汝窑。”老农也不肯轻易地就范。
“那就算了吧。”未都把瓷器还给老农,转身要走。
老农沉不住气了,又把未都叫回来:“兄弟,你怎么嘴这么紧呀,说20就20?”
未都说:“对,我买东西就这样。”
“行了,我看你是真心想买这玩艺儿,我在北京也没亲人,算交你这个朋友了,20块钱,你拿走!”老农咬着后槽牙说。
未都心中暗喜,说老实话,他是真看上这件瓷器了,但嘴上不能说出来。
未都摸了摸身上只带着十几块钱。还差七八块。
“您瞧,我今儿出门没带这么多钱,干脆你跟我到家里取一趟钱吧。”他犹豫着对老农说。
“行呀,我把摊儿收了,这就跟您走。”老农心想眼瞅快到饭口儿了,肚子里正叫唤呢,到他家备不住还能噌顿饭吃。
未都领着老农回了家。
未都的朋友多,平时短不了来人串门。他夫人见来了人,赶紧下厨房做饭。
未都把钱如数给了老农,一看时候不早了,留他吃晚饭,特意嘱咐夫人做几道可口的菜。
饭菜上了桌,未都又从柜子里拿出一瓶存放了几年的“茅台”。
老农一见有好菜,又有好酒,便不客气地甩开了腮帮子。一连喝了十几杯,老农喝得身上有
点儿发飘。话也透着多起来。吃了饭,又抽了两只烟,未都把他送到院门口,临走又给了他
几块钱车费。
“嗯,谢谢!太谢谢您了。”老农攥住未都的手,半天舍不得松开。大兄弟,我看你对我这么好,我有句话要不说出来,可是对不住您。”老农带着几分醉意说。
“说吧,什么事?”未都问道。
老农犹豫一下,说道:“我说实话吧,我卖给您的那件东西……”
“怎么啦?”未都赶紧问道。
“哦,那件东西不是真的,它不是我老祖传下来的,我们家世世代代是农民,那东西是新瓷,做的假。”
“啊!”未都听了一时懵了,等他缓过神来,那老农早就消逝在夜幕中,未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回到家他拿起那个“汝窑”瓷瓶恨不能一下把它摔喽,但是他没摔。唉,花钱买个教训吧!
转过天,他再到小市上去找那老农,再也见不到他了。
这件假瓷器现在还在我家里摆着,算是我玩瓷交的学费吧。”未都笑着对我说。
耐人寻味的是,这件瓷器,未都后来又拿到琉璃厂和王府井等十几家文物商店,让那些行家“掌眼”,居然没有一个人看出它是假的,一位老古玩商甚至想出几千块钱把它收走。
未都说:“从这一点能看出当代新仿技术是多么高明,也说明文物界确实有不少人的眼力不行。”
也许正是这件事,让未都心里有了底儿:老一代玩家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神不济了,新一代的玩家还没起来,真可谓时势造英雄,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不当玩家,谁当玩家?
在故宫看瓷器
未都说他没拜过师,实物就是他的老师。为了弄清各个历史时期陶瓷的特征,最初几天,他几乎天天去故宫的陶瓷馆。有时陶瓷馆两个大院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就他一个参观者。空空荡荡,阒然无声。未都一个人在展厅里看那些古瓷,捕捉各种文化信息,陶醉在一种别人难以领会的情趣中,这是一种什么感受呀?
我去过故宫的陶瓷馆,这里一般游人很少光顾,深宫殿宇,空旷无人,风吹得窗棂哗哗直响,在众多的古物之中,独自观赏,这种场景,想来确实瘮得慌。
未都笑着对我说,展室的光线不好,我每次去,总带着手电筒,对一件瓷器照着看。您想,展室里就我一个参观者,我又拿着手电,能不让工作人员起疑吗?但他们看我每次来,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又不敢明说。后来,他们真以为我是“踩道儿的”。我一来,工作人员就先通知保卫部门,保卫人员来了,一看我在展柜前,用心看展品,也不好直接上来盘问我,我离开时,感觉到有人在身后盯梢儿。简直是跟他们开了大笑话。
我笑道:“这种警惕性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故宫确实失过窃。”
一天,未都又拿着手电来到了陶瓷馆,他打开电筒,对着一件康熙的瓷瓶仔细地观看,这时工作人员走过来:“哎,您在这儿看什么呢?”工作人员是个30多岁的中年妇女,嗓门尖细,上下打量着未都。
未都来这儿多少次了,跟她已经脸熟,只是从来没说过话,他迟疑了一下说:“噢,我在这儿看瓷器呀。”
工作人员说:“看瓷器还用手电吗?”
未都说:“我看不清楚,可不得用手电吗?”
工作人员说:“看不清楚?屋里挺亮的,你怎么还看不见?”
未都说:“你的看得见跟我的看得见不是一个标准。”
时间长了,他连馆里每件瓷器怎么摆放的都记得滚瓜烂熟。有一天,他跟工作人员说展厢里的一个瓷瓶有人动了。
工作人员跟他已经熟了,说不可能有人动。
未都说你去问吧,肯定有人动过。
工作人员一问,果然头天她倒班时有人为拍照动过它。原来未都在展柜看展品只能看到一面,所以谁动过一清二楚。
陶瓷馆的工作人员对未都的痴迷和执著非常佩服。到后来,她们跟未都成了朋友。有时未都看累了,便跟他们聊一会儿。一个工作人员说:“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对瓷器着迷的人,你这么着迷,是不是想当专家呀?”
未都笑道:“我什么家也不想当,只是玩玩而已,要玩就得懂得它,认识它。”
由此可知他能准确鉴定陶瓷的年代和品质非一日之功。
他说只有把所有的信息都捕捉到了,都熟知了,用到它的时候,才能得心应手。
有一次,一个朋友说有个同事家里收藏许多瓷器,请他给掌眼。他过去一看,满屋子陶瓷。他拿眼一扫说,没几样真货。朋友以为他不认真。
他做了一个比喻,一屋子女孩等着导演挑选上戏,你进屋拿眼一扫就知道谁漂亮谁不漂亮,不需要挨个摸摸脑袋,看看眉眼。对人的俊丑只需几秒钟就能做出判断。因为你从记事起就接受这种审美教育。
读懂了陶瓷,也就读懂了历史
文化圈里的杂家有不少,创作之外,还写点剧本,拍拍电影,但是马未都独辟蹊径走起了收藏之路。《编辑部的故事》曾经是他最知名的作品,而后,创作搁浅了。自从他80年代开始接触收藏,就一直没有停下。不仅建成了蜚声中外的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几十年下来他竟以草根之身与国家级的专家形成了文物鉴定的鼎足之势。
而如今,马未都的新书《瓷之色》把国学又进行了细化——专说陶瓷。
《瓷之色》不光和陶瓷有关
马未都说自己十多年参透的道理,写书自然不可能是一朝一夕,而是每年每个月写一点,十几年磨一剑的作品。《瓷之色》里也都是马未都内心化的思考和写照,读起来或许有点文学性,这是作为一个跨领域者的好处,在两个领域中跳跃而不至于迷失,又同时吸收了不同领域中的精华。
记者:这本书把古代陶瓷说了个遍,但毕竟文字是个人化的个性化的。全书都在说陶瓷,但您内心更想说的是什么?
马未都:《瓷之色》这本书通篇好像是和陶瓷有关,实际上,和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有关。我老说一部陶瓷史不仅是一部中国工艺史,而且是中国的历史。你读懂了陶瓷,也就读懂得了中国的历史。在读陶瓷史的时候读到了中国历史,同时也了解了我们先人的一些想法。
这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很多地方写得很文学化,记录的是我内心在彼时当下一种很真实的感受,所以说喜欢文学的人也可以读读看。
记者:颜色有时候代表了性格、心情甚至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却很少有人愿意深入地研究颜色的内涵。梳理颜色,在您看来是不是在梳理民族文化?
马未都: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颜色不是中国人传统的颜色,比如蓝色,就不是我们的传统颜色,是向外来文化学来的。我们中国人很善于学习,不管什么文化,弄到中国来全部融入自己的文化。今天的人看到陶瓷的时候可能对颜色的感受没有那么深的触动了,或许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强刺激的时代,不管是颜色还是声音,生活,各个方面我们都比古人受到了强烈许多的刺激。
颜色也是这样,过去古人看到的所有颜色,除了自然中的颜色以外就是人工追求之色了。人工追求之色都是可以生成的。可是我们今天很多颜色是合成的,就是很多化学元素,化学的颜色在古人的概念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也需要静下来回顾一下历史,回到粹自天然匠心独运的感观体验中,我们以这样的心态来看这本书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记者:在研究陶瓷文化的时候,您是不是收获到令您惊喜的细节?
马未都:有不少,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会涉及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美学教育的问题。陶瓷是我们中国最引以为豪的发明。在全世界范围内,当中国人能烧造很白的白瓷的时候,欧洲人在这之后一千年才能烧造真正意义上的白瓷,从这点上我们是可以自豪的。所以我们对瓷器的这种美学的学习也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这本书提供了一些角度。
白求恩是瓷器收藏大家
《瓷之色》中,马未都把哲学、文学都融入了进来。马未都在演讲中曾经提到,“追求白瓷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做一个减法。我们希望把白瓷烧白,就是把杂质去掉。古人烧造这种白瓷的动力源于我们对于纯粹的追求。所有的追求一开始总是简单而纯粹的。”马未都把对各种釉色的研究上升到当时人们对文化的精神追求之中。
记者:您提到说,釉色是中国文化史的剖面,那么您希望通过这本书表达的是一个怎样的关于中国文化的看法?
马未都:这本书谈的问题还是很具体的,就是从陶瓷的角度,从陶瓷颜色单纯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化的生成。不管什么颜色,比如说随便举一个例子黑色,黑色其实不是颜色,是一切颜色的尽头。白色也不是一个颜色,是一切颜色的起点。我们由起点到尽头中间有各种颜色,不管我们对白和黑是怎么认识的,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点一滴积累的,这个积累非常重要。同样是白色,有很多不同。在文学描述中,比如我们历史上对白瓷的描述,比如说永乐的甜白,德化的象牙白,西方人叫鹅绒白,等等这种颜色的观察,同样是一个白色,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包含了巨大的社会内容和文化信息。
记者:在您的书里,我看到了关于白求恩的内容,白求恩怎么会与陶瓷联系到一起?能不能具体说说?
马未都:白求恩年轻的时候喜欢艺术,不是学医的,跟瑞恩两个人跑英国学艺术,把一些中国瓷器拿到加拿大卖,赚了很多钱才来到中国。白求恩去世了以后,400多件瓷器搁在他们家的车库,一放一个世纪,郎窑绿,是非常少见的,一般都是少的物件,很少有这么大的梅瓶。因为他跟中国有很深的感情,因为有了钱以后,喜欢中国艺术,买了很多艺术品,又卖了艺术品,才学的医,支援中国的抗战。
陶瓷的个性化越来越稀缺
现代的陶瓷设计和制造可以分开,也就是说,工艺水平有了新的界定,陶瓷生产商可以自行设计,拿到专门的代制点进行加工制作,所以我们会看到不同的陶瓷设计,质感却是一样的。
记者:现代陶瓷有了现代的生产手段,您对此持什么样的看法?
马未都:科学扼杀文化。科学有标准,文化无标准的。有标准的东西撞上无标准的东西,强行把无标准变成有标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记者:那么对于今天同样在进行陶瓷创作的艺术家们,您对他们有什么意见或者想说的话?
马未都:今天的个性化存在已经越来越稀缺。因为工业革命的一个本质就是抹杀个性。只有抹杀个性,才存在竞争力。工业革命以后,有了流水线,觉得好玩,时间长了,觉得特别烦人。工业化生产的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型号的鞋,肯定是一样的,但是手工的鞋,无论怎么想缝成一样,都是有差距的。这就是个性化的存在。工业化的目的就是抹杀个性,抹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突然发现是伤害自己的事情,今天工业化革命的时候,也强调个性的存在,就是要求比较少的数量的定制。很多人怕撞衫,就是单独定制,这都是开始向另外一个方向走。
对于陶瓷的标准和要求,因为今天要生存,生存是要大众化的生存,要让这个东西有市场,就要制定标准。而放弃标准,才是个性化的生存,才需要艺术家的存在。这些艺术家都是极具个性的,个性的价值就在于与众不同。
古老的中国,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远在九千年前,黄河流域就兴起了人类史上的艺术,一种带着东方色彩,含着象形文字特色,淋漓尽致表现民族特点的陶的文化诞生了。当陶与瓷交汇在华厦大地,当世界许多地方留下瓷的神韵时,人们不由地赞誉中国的景德镇。人们在追寻着丝绸之路上陶瓷的神韵,在寻找高岭土的密径,在破译瓷之都的神奇。不论岁月悠悠,唐宫里白瓷的光泽,宋廷中影青的靓丽,元区内青花的光耀,明时彼岸刮起的瓷风和清园里瓷的娇媚,无不像一幅画,一首诗,久久地回荡在人们心中。中国的陶瓷为何的如此巨大的魅力,景德镇在向人们讲述着这个美妙的故事。
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它是由远古的陶演变而来。旧石器代,我们的先祖就开始了制陶,“印纹硬陶”就是我国陶文化的佐证,到东汉,景德镇就出现了制陶业。
南北朝时,公元583年,陈朝大建宫殿于建康,诏新平以陶础贡,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隋朝大业中(公元605-617年)“始作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此,景德镇开始了人间最早的瓷器制作。
望着魏胜耀的《寒江独钓》,不由得想起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饶州府元崔进奏的情景,尽管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在《柳河东集》中将进奏的时间记为元合8年(公元813年),这种一千多年的误笔,不可能改变柳宗元(805-814年)被贬永州的历史,他十年后才回长安,回京一年后又被贬柳州,在柳州为官五年回京的路上去世。终年47岁,那么805年前或815年间呈奏是最符情理的,这些学术上的问题将留给史学家去证实。不论怎样,柳宗元代元崔进奏的事实,证明了景德镇的瓷器已忧为当朝的贡品,形成了当时瓷器“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局面。
现在我们虽然找不到“陶窑”、“霍窑”的痕迹,但假玉器莹缜如玉,献于朝庭的传说,久久地回旋在瓷都人们的心中。并且唐代的瓷器上就出现过底款,并标明价格、时间。到五代,景德镇陶瓷进入了一个普遍兴烧的鼎旺时期,至今在市区、近郊仍然留有许多古窑遗迹。如湖田古窑址,堆积面积约40万平方米,杨梅亭古窑址是五代古窑的代表作,近郊的湘湖街、南市古窑址等丰富的遗产,向人们展示了古代景德镇窑场的风彩。此时,“七死、八活、九翻身”的窑彦出现了,吉祥的中秋之夜,燃起了太平窑。
因为唐末宋初战乱,很多能工巧匠选择了这块四面环山、平和的土地作为避战所,大批的陶瓷文化精英在此汇聚,并在这里创建了人类陶瓷文化的一个又一个丰碑。北宋,青白瓷以胎薄质坚、釉质晶莹、声音清脆,具有透影性而名噪京华。宋真宗景德年间将新平易名为景德镇瓷都的地位。
可曾知道,在世界广袤的区域,出土的中国文物中,青花瓷是如此之多,这是元朝勤劳智慧的景德镇人对人类的奉献。在元代,景德镇制瓷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烧成温度,出现了内质如“玉骨冰肌”,外貌如“美人肤色”的陶瓷产品。青花、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的烧制成功,在人类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个时期烧制了世界上最多的最具影响的绝代佳品。由于大量的外销,在包装上形成了茭草业。遥远的人们通过瓷器瓷器开始了解中国,从此,瓷器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可以想象,元代是我国古代陶瓷发展的最高峰。
进入明代,景德镇制瓷业逐步走出原始的纯手工制作模式,发明了成型的利坯车,以铁刀代替竹利坯,它提高了生产效率,使胎薄而易成型,施釉采用了口吹的方法,使釉汁均匀,瓷色秀美,瓷器装饰由单一的色釉发展到多种,由釉下彩发展到釉上彩,色地加彩,青花斗彩等多种装饰技巧。特别是明初景德镇设陶厂,后设御器厂,专烧宫庭用瓷,朝廷内府年年提出式样,委派中宫督造,制品有极高的成就,同时,民窑发展很快,产量高,质量高,并形成了皇家派员督烧与民间自由经营并举的“官搭民烧,官民竟市”的兴旺局面,这个发展与当时萌发的资本主义思想是有关联的,同时萌发的资本主义思想对景德镇陶瓷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此期,青花、白瓷、彩瓷、单彩瓷产品都取得卓越成就,出现了“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器,莫不出于景德镇”之说。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工巧匠的会聚,产品数量的剧增,制作瓷器的精美,销路之广,均居当时国内名窑之首,从而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称赞,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
清代,宫廷采取了十大鼓励瓷工发挥聪明才智的措施,使景德镇的瓷业有了新的发展,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有青花、五彩、红釉、素三彩、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各种颜色釉,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些精美的制品出身于当时著名的藏窑、郎窑、年窑、唐窑等官窑,也有许多出处自于民窑,特别是清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景德镇陶瓷发展的上鼎盛时期。民国的建立,旧的封建制度的废除,给景德镇制瓷业带来了新气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仿古瓷、美术瓷均有很高的成就。民国15年景德镇杰出的陶瓷艺人潘陶宇英年早逝,享年不到40岁,他是景德镇第一位以文人画的形式绘制陶瓷作品的艺人。1915年27岁的王大凡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为我国拿回第一枚陶瓷国际金奖章,1928年搂由王崎、邓碧珊、徐仲南、田鹤仙、程意亭、毕伯涛等先后十人组成了“月圆会”,人称“珠山八友”,从而真正开始了文人画在陶瓷装饰上的运用,同时涌现出“青花大师”王步、“雪景大师”何许人、“山水大师”汪大沧等一大批优秀的陶瓷艺人。此后,由于战乱,景德镇瓷工流离失所,瓷业一片沉寂。
1949年6月前,景德镇陶瓷全市烧瓷窑103座,只有8座开窑。1949年10月全市窑厂66座,坯厂826家,瓷业、模子业、匣钵业共2279家,生产工人11558人。
建国后,1954年由中央文化部拨款筹建的景德镇陶瓷馆于元旦开幕,陈列了历代和建国后本市的优秀陶瓷作品4000件。1954年8月4日,本市第一部脚踏旋坯车在人民铁工厂试制成功,并在建国瓷厂灰可器车间投入使用。该年12年1日,新办的市陶瓷美术学校第一期正式开学,学校的开办改变了陶瓷史上以师徒传承为主的继承方式,将新的美学观念融入陶瓷艺术上。该校设粉古彩、新彩、青花、雕塑班,学员104人,参与教学的有梅健鹰以及王大凡、张志汤、黄海云等20余人。对近代中国陶瓷发展的影响极大深远。
1955年5月16日市人民委员会批准34户私营瓷厂实行公私合营,共有职工2660人。12月25日,第一部注浆机由第九瓷厂工人试制成功,这项重大改革,使生产效率比手工操作提高了两倍。1955年张松茂被评为“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在人民大会接受表彰,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与会代表。
1956年元月,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手工业实行了合作化。6月25日,市瓷业生产采取推广煤柴合烧窑,使用注浆法,试验低温釉,成立研究室。从而加强了新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从此陶瓷的烧制工艺有了开拓性的改变陶瓷上有了更高的、更全面的发展。9月7日各瓷厂5495件陶瓷作品在波兰、印度尼西亚等10多个国家展出,这是景德镇第一次正式在国外举办的展览。当年共出口瓷器84648箱,产品远销越南、蒙古、印度、缅甸、芬兰、瑞士、埃及、瑞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
1957年12月,由陶研所、工艺美术合作工厂建造的第一座隧道锦窑试烧成功,市第四瓷厂新建原型倒焰煤窑。1958年6月28日,江西陶瓷学院改为景德镇陶瓷学院,设陶瓷工程系、陶瓷艺术科。至今已发展成为设有材料工程系、美术系、机械电子工程系、工业管理工程系和基础课程、社会科学部、体育部,共有17个专业,有542名教职员工,在校学生2800多人的综合性学院。7月24日,市机械厂试制真空炼泥机成功,每小时可炼你5吨,改变了千年来打杂工人“三道脚板二道铲”的手工操作的历史。7月25日,第九瓷厂试制高级耐酸瓷成功。经陶瓷研究所化验,耐酸性能达99。3%,超过非金属陶瓷耐酸物国际标准1。3%。
1959年5月4日,景德镇市宇宙瓷厂建成两组大型土洋结合的水波池,提高了陶瓷原料的精制能力。9月12日,市新平瓷厂首创万件加大柳叶瓷瓶成功,瓶身高达八尺九寸,用青花装饰“鸳鸯戏莲”大型画面,是陶瓷美术家王步采用青花釉里红斗彩的方法设计并绘画的。色彩鲜明,具有民族特色。9月29日,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授予曾龙生、王大凡、王步、毕渊明、刘雨岑、张志汤、余翰青、周湘甫、徐天梅、蔡敬台、黄海云、周国桢、王锡良、张松茂、张景寿等33人“陶瓷美术家”称号,同时授予55名“陶瓷美术设计师”和105名“陶瓷美术设计员”。12月30日,市红星瓷厂制成双刀压坯机,使剐坯工效提高一倍。
1959年以曾龙升为主创作的《大龙船》瓷雕高56厘米,长120厘米,宽30厘米,船上塑造了150多个现代各族人物形象,是一件惊世珍品。
1960年11月2日——4日,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景德镇视察工作,并作有《初到景德镇》诗一首。这是国家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对景德镇市的视察。此后,康克清、陈奇涵也曾前来视察。
1962年12月30日,全市“以煤代柴”烧炼瓷器取得显著效果,全市新建圆型倒焰式煤窑200多座,除保留市建国、人民、艺术瓷厂的10多座柴窑外,已基本实现了瓷器烧炼煤窑化,初步改变了一千多年来以松柴烧炼瓷器的历史。
1964年8月,市红星瓷厂于1958年革新创造的双刀压坯机,是我国成型生产中的先进设备之一,在全国陶瓷生产中推广使用。9月5日,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在我市成立江西省瓷业公司。
1965年7月5日——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郭沫若副委员来市视察工作,并应陶瓷馆、艺术瓷厂、陶瓷研究所的要求,分别提诗、留言,并书写了“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的诗。这一时期,我市各瓷厂机压成型生产迅速发展。采用机械化生产的品种共达246个,使整个器具和品种规范化、标准化。工效提高一至四倍,统一了产品规格,提高了产品质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幅直径十米的巨型瓷板肖像画《毛泽东像》由艺术瓷厂章文超创作完成,这是我国第一幅大型瓷板肖像画。
1973年2月7日-11日,邓小平同志及夫人一行5人于7日下午乘专车到达本市,先后到十大瓷厂考察瓷器发展历史和瓷业生产过程。
1978年,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创立。
1979年,轻工部陶研所王锡良被轻工部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是景德镇市第一位获此殊荣者。
1979年,由省陶瓷公司、艺术瓷厂、部陶研所等单位24名技术人员绘制,中央美术学院祝大年教授设计的彩色瓷板画“森林之歌”启运北京,镶嵌在北京国际机场。
1980年8月7日,我国第一座压力喷雾干燥塔试产成功,比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日本伊奈公司设计的喷嘴使用寿命长三分之一。
1981年10月24日,由陶瓷公司设计的我市第一台CYG32型辊道烤花窑在宇宙瓷厂安装投产。刻窑彩烧瓷器质量好,产量高,是我国第一流的新型彩烧窑炉。
1982年6月25日,我市第一座分层垂直的联合生产厂房――人民瓷厂青花瓷生产联合厂房建成投产,从原料到成瓷全部在一个厂房内操作,全年可产青花瓷650万件。人民瓷厂青花梧桐餐具在国际博览会荣获金质奖章。
1986年雕塑瓷厂工人蔡敬标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前往北京接受表彰。
1994年6月,市委市政府向24户“陶瓷世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4年曾维开与其子曾亚林合作的高1.88米的瓷雕《天女散花》烧制成功,现存放于景德镇陶瓷上海艺术中心。
1994年程元璋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为其题写“古雅彩”“瓷苑新艺,景德明珠”。
1994年8月,乔石同志视察景德镇。
1995年11月,李鹏同志视察景德镇。
1996年5月,朱镕基同志视察景德镇。
1997年8月,吴邦国同志视察景德镇。
1997年7月1日,由8位工艺美术大师共同构思,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创意制作的《紫归牡怀图》代表江西省人民政府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
1998年7月1日,由8位工艺美术大师共同构思,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创意制作的《紫归牡怀图》代表江西省人民政府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
1998年7月,余小康制作的直径111.3cm的薄胎碗,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隆夫及其子王安维进行装饰设计,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薄胎碗,创吉尼斯世界记录。
近半个世纪来,景德镇陶瓷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从勘探、开采到原料精制,从成型到装饰,从包装装璜到内外销售,以及陶瓷机械、科研、教育形成了一个布局完整、配套齐全的陶瓷工业体系。联合国官员戴维约翰在其考察报告中赞扬景德镇:“已生产出、并且仍在生产一些世界上最优雅、无可超比的瓷器”。
特别是陶瓷艺术方面,以周国桢为代表的现代陶艺在此朝间开创,以黄海云为代表的扁笔新花技法从此诞生,以曾龙生、蔡敬台为代表的传统雕塑有了开拓性的发展,以王锡良、戴荣华、陈庆长为代表的文人瓷画,以唐自强、张育贤、刘远长为代表的现代瓷雕别具特色,以李林洪为代表的陶板画,以程元璋为代表的“古雅彩”,以戚培才为代表的陶瓷指画,以赖德全为代表的亚光珍珠彩,以宁勤征为代表的现代刷花山水技法,以余乐坚、江和平为代表的陶瓷刻瓷技术相继出现。除青花装饰上无人超越王步的造诣外,釉上粉彩、新彩、釉下五彩、色釉综合装饰,陶艺,瓷雕,颜色釉等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不论您怎样看待世界陶瓷的发展,传统的陶瓷艺术的根,就在中国,就在景德镇。正因为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拥有了世界最优质的陶瓷原料、最精湛的制瓷技艺、最聪慧的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和能工巧匠,才使景德镇成为举世闻名的瓷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