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China”是中国的英文名,即陶瓷之国。顾名思义与陶瓷的发明有关。陶瓷使人类告别了“饮毛茹血”的时代,进入“鱼羹稻饭”的文明。热爱陶瓷的帝王不少,对瓷器礼赞有加的首推乾隆,如咏青瓷和白瓷诗云:“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以孤。”“识云气勇生于胆,此是武阳面白时。”我国瓷工虽南北互仿,色彩丰富,但总体“南青北白”,以越窑青器和定窑白瓷而著称于世。
钧窑之窑变红釉器的诞生,宛如青白色瓷林升起了一轮红日,让人敬若神明,刮目相看。钧瓷红里透紫,有青有蓝。不要说完整器贵为国宝,就连碎瓷片藏家都珍爱无比。记得那年好友扬州培训购来一片钧瓷,让藏友品茶赏钧,受益非浅。
宋钧窑的胎颇似芝麻酱色(元钧黄泥色),为使釉色达到预期效果,在上釉前先涂抹一层白色化妆土,以使瓷釉不受黑胎影响,故胎釉间有一道白线,乃钧瓷“一线天”之特征。古人玩瓷先从碎瓷片玩起很有道理。
钧窑首创铜红釉,对后来的陶瓷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钧窑海棠红、玫瑰紫的引领下,陶瓷百花园开放出不少瑰丽的花朵。元明清各地瓷窑相继生产出如釉里红、宝石红、霁红、郎窑红以及低温矾红、珊瑚红等各种窑变,无不和钧窑有关。
随着宋皇朝和孔庙南迁,南北方文化融会贯通。临安京都和甬上京畿名扬天下。北方瓷窑的著名工匠南来,也自在情理之中。龙泉钧釉器的出现或许与此有关。甬上瑞芝阁藏有一个宋元间钧瓷盘,直径18厘米,釉面有明显棕眼,集海棠红玫瑰紫于一体,包浆明亮,敲击声较沉。瓷器虽不吸水,但古瓷入水会有气泡产生,甚至釉面变色,此乃古瓷之特征。今高温烧制的仿品无此现象。目睹紫红色釉面,有无数大小不一的蓝星仿佛从天际闪耀而来,层出不穷,此乃窑变之无穷魅力,令人神往。背面有阴阳面,此系窑火向背所致,亦为时代特征。釉面上还有通透的玛瑙状晶体,玛瑙为釉说十分可信。底无釉,直径6.4厘米,胎呈黑褐色,似哥窑之色。中心有罕见的瓷釉圆点,直径4厘米,引人入胜。此盘不同于河南钧瓷,细观似无化妆土相隔。“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也。
藏家欣喜得宝,正研究中,却有老总登门求购,好说歹说,碍于情面竟以低价转让。钧盘出售后,原主一夜无眠;谁知新主反复细观同样如此。笃、笃、笃,清早有人敲门。主人睡眼惺忪打开门,原来是老总手持钧瓷盘想退还。谢天谢地。手捧失而复得之钧瓷盘,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于是研究重新开始。师徒仔细查阅龙泉窑和钧窑资料并核对实物,参观多家博物馆。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证实此圆点原来是龙泉窑的标记———肚脐釉。钧窑无此现象。因此罕见的疑似宋龙泉钧瓷在宁波被发现。此举令龙泉籍同好感奋不已。“没有证物的历史是虚无缥缈的”。原来龙泉瓷林并非满目青绿,“万绿丛中亦有红日升腾也”。
窑变有多种,众知铁元素变绿色,铜元素为红色。可明明是铜元素却烧出绿色来,成为“烧红出绿”之珍贵窑变。可惜多被窑工误为“走火入魔”的邪器,打碎深埋,令人扼腕。另一种窑变有斑点,如钧窑蓝釉中的红斑、红变绿的斑点等。窑变的斑点多呈凹状,手抚釉面,凹凸不平。昔日传统瓷器之窑变,并非人工所能掌控,包含天成之因素。天人合一而产生的窑变釉瓷器,自非等闲之宝。
窑变即变,变乃大自然之法则,红肥绿瘦,寒暑更替,存优汰劣,人类因此而生生不息。
红釉可分高温红釉和低温红釉,高温红釉以铜为着色剂,低温红釉以铁或金为着色剂。
高温红铜釉是中国的独特发明,烧制难度极大,明代永乐,宣德官窑烧成了鲜红釉,霁红釉后,铜红釉技术一度衰落,到清康熙时期,随着郎窑红和豇豆红烧制成功才重新振兴。
康熙时恢复了自明代一度停烧的高温铜红釉霁红的生产,此时的霁红釉不及宣德鲜艳,釉色红中泛黑,有的釉面有垂釉现象,有的有细小的橘皮纹。造型上康熙霁红釉也模仿明宣德时期器物,其中以盘,碗居多,造型远没有宣德时精巧。乾隆霁红釉瓷也是名品,仍是盘,碗,高足碗,高足盘之类的宫廷祭器,偶有玉壶春,胆式瓶,天球瓶等陈列器。盘,碗制作规整,器物口沿及底足处都呈一条整齐的白边。
郎窑红是高温铜红釉的一种,为清康熙五十一年郎廷极督管景德镇窑务时,仿宣德宝石红釉烧制的新品种,以其姓氏命名,又称郎红。釉色莹彻浓艳,玻璃质感强,开纹片并有牛毛纹。口部由于釉层较薄,高温下釉面流动,多露胎骨呈粉白色,淡青色或浅红色,称“灯草边”。底部釉层较厚,大多器身垂釉,愈往下部红色愈浓艳,但由于底足旋削工艺高超,流釉不过足,不会出现粘釉的缺陷,故有“郎不流”的说法。足内呈透明的米黄色或浅绿色,俗称米汤底或苹果底。作为红釉中的名贵品种,传世品较少,多为碗,瓶,尊,盘等常见的实用造型。
豇豆红是与郎窑红齐名的高温铜红釉,原来一直认为它是清康熙朝新创的品种,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康熙豇豆红是仿宣德的品种。其因釉色淡粉红犹如豇豆皮,并带有绿斑点而得名。其浅红娇艳之色,又有“娃娃脸”,“桃花片”和“美人醉”之别称。雍正时期曾经烧制过豇豆红器,但釉色灰暗,效果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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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下彩绘是运用钴料是青花瓷器的两个基本工艺要素。早在唐代,我国就产生了青花器的雏形:1972年陕西省乾县麟德元年(664年)郑仁泰墓出土了一件白釉蓝料彩罐钮,它是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我国使用钴料的实物例证。1975年,江苏杨业唐城遗址出土的几片青花瓷片,经国内专家学者研究论证,决定为“唐青花残片”。
据有关文献记载,目前流失到国外的完整唐青花器有六件,国内发现的完整唐青花器大概十余件,其中绝大部分在私人藏家手中。关于青花的起源,新《中国陶瓷史》:“基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国内外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青花器是受波斯影响,从原料到制作工艺都从波斯传入。另一种意见则主张青花器是中国的创造,至于历史上确实运用过进口的钴料,那只是引进原料的问题。而且进口钴料和国产钴料究竟哪一种首先应用在陶瓷工艺上,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我的意见属于后者。有资料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我国在制瓷工艺上就已经应用钴料了!
唐青花瓷可以证实我国青花瓷的原始阶段。70年代浙江两处塔基出土了一些宋青花瓷片,也是研究我国青花瓷发展的重要材料。宋代有300余年历史,但青花瓷在这麽长的历史时期中却没有得到明显的发展,这与宋代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代统治者崇尚复古之风,追求造型美、线条美、古朴美。宋代5大名窑汝、官、哥、定、钧莫不如此!
元王朝的建立,由于最高统治者是蒙古族人,蒙古族人性格开朗豪放,偏爱民族风格浓郁的装饰,色彩对比度大,纹饰繁密,加之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对外贸易,波斯文化不可避免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瓷胎上绘制图案,要远比刻画、堆塑随意的多,而且表现力也强的多。釉下青花彩绘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快速发展起来的。元代仅有不足100年的历史,中早期的青花瓷器仍处于原始阶段,纹饰比较简单,发色大都偏灰,所施的釉也多为青白釉。瓶、罐之类的琢器,都有接胎的痕迹。
釉里红瓷器的烧制成功是元代景德镇瓷工的重要发明。釉里红是以铜为呈色剂,首先在胎体上绘制纹饰,罩上透明釉后在高温下烧制而成。铜红时窑室烧成气氛要求十分严格,必须在高温还原焰气氛中才能呈现红色。它是元代景德镇瓷器中最难烧制,也是最为精美之作。元代釉里红器的胎质一般呈灰白色,釉面以青白釉为主,器底无釉处呈火石红色。铜红原料在烧制过程中极不稳定,窑室气氛稍有改变,其呈色就变得灰暗发黑,或出现铁锈色。还原铜在高温下非常容易挥发,不易做出色阶清晰的图案,所以只能平涂线描,画面比较单调。因此,釉里红器产量非常少,能流传到今天的器物也就更加稀有了!而青花釉里红是指在同一器物上先用钴料和铜料给彩,再罩透明釉,高温下一次烧成的瓷器。由于铜红和钴蓝所需的气氛不同,能同时呈现两种不同的理想色调,就更加困难了。在今天的传世品中,极少有两种颜色都十分艳的器皿。
进入元代中晚期,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为适应出口贸易的需要,青花器发展十分迅速,从器型到纹饰,逐步成熟起来,典型的景德镇“青花瓷釉”的成功使用。同时宣告成熟的“至正型”青花瓷器的到来。成熟的元青花器的烧制成功,打破了传统的青瓷、白瓷、青白瓷的单纯釉色和刻、印、划、剔花以及釉上红、绿、黄、黑、褐彩的局限,以其优雅的兰色,为后世瓷器装饰颜色画法开辟了一条新路。
从我国青花瓷由原始到成熟阶段,可以体会到聪明的古代瓷工,为提高制瓷水平曾作出多少艰辛的努力。元青花的发展成熟,又为明、清两代精细的青花瓷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纵观我国制瓷业的发展进程,可以深刻体会到:无论是哪一个时代,政局稳定是科学进步、市场活跃、艺术繁荣的基础。
宋钧瓷中,红釉器占相当大的部分,其器物制作精良,造型规整,形象华美,至2010年,其社会认知度渐走高,收藏价值也越来越被认可。五大名窑中宋钧瓷的“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说法,很可能于今后由宋钧瓷红釉器在投资价值上不断充分展现出来。
这种宋钧瓷,釉色器外为红,器内为蓝。红为红紫、枣红、玫瑰红。蓝为天青、天蓝(有深浅)。有些还红中带蓝,似窑变特点。具体形态如下:
造型:
花盆、出戟尊、鼓钉洗、罐耳瓶、各类型大小罐、盘等。日用品和陈设器均有。
胎体:
手工拉坯或印坯,中厚,大多下重上轻,器内壁一般较平润,少数罐器内壁可隐见拉坯宽道纹痕,有的器内底部有乳突 。
胎土颜色:
灰或黑褐,质细,较重。
釉层:
中厚,不及宋官窑瓷厚。釉面平润呈乳浊态。失透。
汽泡:
分肉眼看或放大镜看两种情况。
(一)肉眼看。
外表可见汽泡疏朗,泡泡之间有间隙,在半毫米至 1毫米左右,还有比这稍大些或稍小些的间隙。大中小泡均有。从分布情况看,汽泡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分布较匀;有的分布不均,或较集中,或零星;也有的少见大中汽泡,只有小汽泡。小汽泡比大中汽泡多,间隙均明显。
(二)放大镜看(40倍)。
器外表大中小泡有更大间隙。而器内各类汽泡明显增密。可见汽泡层次:大、中、小、更小。
纹饰:
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讲:“钧窑之釉,扪之甚平,而内现粗纹,垂垂而直下者,谓之泪痕;屈曲蟠折者,谓之蚯蚓走泥印,是钧窑之特点也。”这里非常清楚地指出宋钧瓷包含有两种主要纹络,一为泪痕纹,一为蚯蚓走泥纹。蚯蚓走泥纹是一种线状纹,在釉表呈现的是线状曲折态,实际可见有稍宽稍细之分(一般宽小于2毫米),线形态明显。一般于器内表面多见。按照理论界说法,属于烧瓷时器胎内表裂隙被流釉填充冷却后所形成态。泪痕纹是一种烧瓷时釉内现出的多点状密集态纹络。这种纹络其密集点状都带有下垂渐渐变小变尖的小尾巴,每一个点就似泪滴下流。无数个类似泪滴的点聚集于外表,形成一种整体的密集状花纹。这种泪痕纹由于加工时的差别,点状下滴的形态不一定都统一。有的表现得很充分,很像泪滴。但有的只是形成密集的点,下淌的状态并不很充分,即加工时,还未来得及下淌,就已经凝固成一个个碎点没尾巴了。这样的泪痕纹虽然也叫泪痕纹,但比起表现充分者要稍逊一些。
有的泪痕纹还像密集燃烧的火苗或火焰,带着旋涡,腾腾喷吐,形成浪浪相涌的火海,十分壮观。也就是说泪痕纹本身也呈几种状态:(1)是明显的泪痕纹。(2)是碎点状泪痕纹。(3)是火焰气浪半旋涡态纹。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大量宋钧红釉器的纹络情况是:
1、部分器物两种纹络都具备,即蚯蚓走泥纹和泪痕纹都有。蚯蚓走泥纹一般在器内表分布,数量有限,外表少有或无。泪痕纹只分布于外表。
2、绝大部分器物都有泪痕纹于外表。有蚯蚓走泥纹者实际数量少得多(蚯蚓走泥纹其实是烧制时的一种缺陷,并非宋代加工时所刻意追求的目标)。反而目前有不少藏家把泪痕纹也称做蚯蚓走泥纹,因泪痕纹头部密密麻麻聚集在一起时,其拖着尾部向上游动的姿态,极似一条条蚯蚓在泥中向上腾窜,倒是更形象。这明显采取的是一种和许之衡说的蚯蚓走泥纹不同的认识态度。这种对宋钧瓷红釉器的认识态度尽管和以往理论有区别。但从实际效果看还不错。同时藏界也明显感到以往理论尚不够全面。不是所有宋钧红釉器都有许之衡所说的第二种纹络,恰恰是第一种纹络在绝大多数的宋钧红釉器物上有。以往理论的不够全面,给后来研究和识别宋钧红釉器带来的最大负面影响是把许多真品打入了另册。
正确理解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对钧瓷纹络的说法,仍然十分必要。这里应特别注意的是,许之衡并未说两种纹络都在一个钧瓷器物上,而只是说了两种纹络。如果只理解成宋钧瓷必有蚯蚓走泥纹的话,应归结为早期认识观察实物确实有限。
底足:
足脚平或半凸。足墙中厚适中。施釉或至底足外墙上或中间,或随意下淌偏下或形成垂釉。足外墙或全露或半露或少露。底足整体施褐色护胎釉。部分器物足窝内褐色护胎釉表面泛有蟹甲青色浮层。宋钧红釉器物大多为成套器(宋时做成十只一套)。一般于底部刻有一至十的号码。一号最大,十号最小。另外,成套器的尺寸,即便是同种类器物,每一套同每一套之间尺寸大小并不完全统一相同。
口沿:
花盆、出戟尊、鼓钉洗等口部边沿一圈大多显淡为浅白黄褐、褐(有深浅)、浅褐夹杂红或天蓝等,和器外红色及器内蓝色区分明显或有过渡。各类大小罐、双系罐、罐耳瓶等口部边沿一般均显深为褐色、杂色(褐中夹杂红或蓝),并逐渐变淡向红色和蓝色区过渡至消失。
化学成份分析:
简单说,宋钧红釉中含铜并含GUO和SnO2较明显,特别是GUO含量是宋钧蓝釉器的1000倍,在1250-1270℃的还原气氛中,利用还原铜呈色效果,出现可观的红色纹络,而器内还要烧成蓝色。这些工艺说起来轻松,做起来是相当难的。对于一般的宋钧红釉器鉴定来说,知道此就可以了。如想知更祥细,可参考冯先铭先生《冯先铭先生谈宋元陶瓷》2009年版127页对钧瓷化学成份的分析表。
仿制难度:
极难。历朝历代倾尽所能没有仿到位者。至今暗访中原一带最高超的十几家造假户,更无发现哪一家能造出来(如河南省)。并非像媒体或电视刹有介事地所宣传所忽悠那样能乱真。无论釉色、胎土、花纹等和宋钧红釉器有天壤之别,故不足为虑。若非说当今能仿出质量一样的宋钧红釉器来,即是不懂行。不懂不见怪。多看真器,更要看假器。反复比较,自然心中释然。(史爱平撰稿)
探寻图例:
宋钧花盆1
宋钧花盆2
宋钧花盆套
宋钧出戟尊
宋钧蚯蚓走泥纹1
宋钧蚯蚓走泥纹2
宋钧泪痕纹
宋钧鼓钉洗
宋钧罐耳瓶
宋钧双系罐类
宋钧双系罐类
宋钧双系罐类
宋钧高脚钵(炉)
宋钧大盘
青花釉里红瓷器铜料描绘的方法。
我国最早的铜红釉瓷器出现在唐代湖南长沙窑,特点是在瓷胎上用铜描绘文饰,后罩釉高温还原烧成。
元代由各大窑口争奇斗艳的局面,变成以景德镇独占熬头为天下瓷都,并烧创了成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
我国古代瓷器按工艺种类来说,可分为这样几大类:釉上彩、釉下彩、斗彩、色釉、青花釉里红就属其中的釉下彩工艺。
青花釉里红制造工艺难度非常大,古代有人为烧造青花釉里红瓷器导致倾家荡产的下场。因为青花釉里红瓷器的特点是在瓷胎上同时用钴和铜两种色料彩绘,然后罩釉经高温烧造还原而成。由于钴和铜两种元素还原的温度不同,工艺掌握难度非常大,所以青花釉里红成功的瓷器很少。生产过程中经常出现飞红现象,即铜和钴两种料融为一体,或者呈色不分明,显得很模糊。所以,从古到今,青花釉里红瓷器的生产使人望而却步。
青花釉里红瓷器铜料描绘主要有下面几种方法:
1、直接用铜料在瓷胎上用线描方法,绘出各种图案文饰。这种描绘方法烧造难度大,经常出现飞红现象。
2、用拔白的方法,即在瓷胎上空出描绘的文饰图案,后用铜料添绘。
3、直接用铜料大面积的添绘文饰图案。
后两种铜料的描绘方法烧造时较少出现飞红现象。青花釉里红瓷器除具备上面特点外,还具备青花瓷器的所有特点。明清两代青花釉里红瓷器的生产量大,但质量高的器物少。
中国五大名窑中的钧瓷出禹州,单钧台窑就占地30多万平方米,瓷片堆积厚1~2米,足称钧瓷之乡。但在它的北方约300公里的地方,也有一片烧造钧瓷的古窑群,这就是豫北的鹤壁集窑。
四川大学教授陈德富在《古瓷收藏与鉴赏》一文中提到:此窑“窑址在鹤壁集市西茹家村一带,时代为宋元,这是河南宋代一个大窑场,出土物十分丰富。其瓷器胎细,白或灰白,釉色以青釉、白釉为多。”
鹤壁窑在河南省的最北端,隔漳河与磁州窑遥遥相望。西背太行,东展平原,汤河在其南,洹河在其北。窑址散落在方圆四十华里的丘陵之上,当地有四十五里烧窑坡之说。已探明的窑址有鹤壁的西茹村,安阳县的善应乡、马家乡等。
上世纪的70年代,古瓷收藏还未火热,当地百姓雨后在田间地头、冈坡岭涧不时拾到一些残片及残器。因不识为何物,或放在窗台墙角,或用来盛食喂鸡。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老城改造工作蓬勃兴起。在鹤壁邻近地区的邯郸、安阳、新乡,从建筑工地出土了大量的钧瓷片。当时古瓷爱好者还以为是禹州的钧瓷,十分珍惜,“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观念已深入人心。随着越来越多的残片及残器的出现,古瓷爱好者恍然大悟:安阳及周边地区的钧瓷80%是出自鹤壁窑。至此,当地古瓷界始有“鹤钧”之说。
鹤壁窑钧瓷始烧于北宋末年至金代这段时间。2002年安阳首届全国收藏品交流会上,我看到一片鹤钧盘残片。盘心内有黄彩铭文:“□谅周元恒,巧工手工生,火烧初造瓷□。”该器为当时钧瓷烧造成功的纪念物,盘口微敛,圆唇,弧腹,平底,圈足略向上撇,盘底施护底釉,是典型的宋、金时代的器物,足可佐证“鹤钧”始烧于宋末或金代。鹤壁窑钧瓷兴盛于元初,从安阳老城出土的大量钧片来看,当时几乎家家用钧瓷,数量相当可观。元末不知什么原因,鹤壁钧窑戛然停烧,不复再燃。
鹤壁钧窑的器型有:碗、盘、钵、罐、盆、瓶、炉、盏托、杯等,都是供周边地区居民所用,为典型民钧。其胎质分为两种,一种为灰黑胎,粗糙坚实;一种为灰白胎,比较粗松,与釉面结合不牢。釉色有天蓝釉、月白釉、米黄釉、青绿釉、靛青釉,具有代表性的是那种呈深蓝发黑带白点的釉色,比较凝重。鹤壁窑好的釉色与禹钧不相上下。其窑变紫斑、红斑虽不及禹宋钧的窑变缥缈弥漫,但上乘窑变还是十分迷人的。
钧瓷工艺技术要求极其严格,某些关键环节如釉料配方和原料比例被代代口耳相传,成为不宣之秘,但有些简单平凡的工艺亦同样重要,同样对钧瓷作品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制作一流的钧瓷,首先应选用最佳的原料,原料经风吹日晒,雨淋滋润软化陈腐后,利用碾磨粉碎,筛网过滤,池中澄泥,然后将钧泥反复拍打,搓揉,才能达到要求的钧瓷,制作的作品胎质细腻坚实,极易变形。
制瓷,传统制作钧瓷主要以手拉坯为主。拉坯是靠轮盘转动,利用双手挤,压,拉,的力量,使钧泥变正自己要求的器物,此种方法可千变万化。拉坯,首先将泥千拍万打后再双手反复揉搓,排出泥中之气体,增强瓷泥的韧性和柔顺程度,揉成泥柱后,双手抱泥,对准轮心定泥,使泥和轮盘同心转动。将泥柱拉成要求的器物尺寸后,干燥,待可修整时进行修胚,修胚时应保持原有器物的线条流畅,表面光滑,修整完毕进行烘干。
素烧,将烘干的坯子装入窑炉中进行素烧,让坯体充分脱水,增加其质密坚实性。素烧点火起始升温不宜太快,以免胚体烘干时湿干不均造成炸裂。待550℃--600℃后封闭窑门,加快升温速度。温度升至1000℃左右时住火,合闭闸板使坯子上下均温。
施釉,将素烧后的坯子(俗称胎子)从窑炉中取出,冷却后才能施釉,施釉可分为喷釉法和浸油法两种,钧瓷施釉一般采取浸油方法较多,浸油施将釉子注入容器内调整好浓度,将胎子按入容器内,使胎子充分浸人釉中取出,胎子再釉中停留时间的长短,施釉工匠可根据操作经验定夺,施釉后再次烘干。
釉烧,将烘干后的釉坯装入窑炉内点火,起初升温速度不宜过快,应用小火烘烤,缓慢升温,使坯体及窑内的水分充分挥发,不致于产品因气体膨胀导致炸裂火滚釉。这一阶段再500℃以前即能完成,封闭窑门。待温度升至1040℃时开始还原,还原气氛的形成主要依靠人控制燃料程度来实现。即通过窑内空气的进入量,使燃料不能充分燃烧产生CO气体,实现窑内的还原气氛,使油料中的着色物CUO达到还原状态,待温度升至1180℃左右时,转入轻还原阶段,此时,釉面更加光亮,这一阶段严格防止氧化产生,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待温地升至1280℃以后转入氧化阶段直至住火,开放闸板,打开窑门,保证产品的鲜艳程度,还原阶段可称为整个工序的重中之重,俗有”生在成型,死在烧成“之说。
中国人常用”浑然天成,巧夺天工。“等词来形容精美绝伦的钧瓷珍品,每一件钧瓷作品都凝聚这工匠师傅的心血,汗水和智慧,是人类利用打自然所赋予的先天条件和时代科技相结合创造出人间奇迹。
唐代长沙窑其实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才被发掘出土。根据史载,长沙窑是在其近郊岳州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在唐以前烧造的岳州窑器并不带色。长沙窑的特点便是成功地烧造出釉下褐绿纹饰,并以模印贴花、堆塑、镂刻等技法做成器物的装饰。因此,长沙窑器在中国陶瓷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一、长沙窑的烧造工艺
中国陶瓷的烧造有三个进展的过程。最早烧制成功的是始于东汉的青瓷,然后再有白瓷的出现。以颜色釉烧造纹饰的还是始于唐代,而这些釉的带色是以铜或铁的金属氧化物在高温烧造时变化而成。唐三彩和长沙窑器都是利用这种技法烧造而成。
铜或铁在氧化气氛中各自焚化成绿色的氧化铜或褐色的氧化铁。长沙窑乃是在唐代惟一能成功烧造出釉下褐绿彩交流的瓷器,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个突破。
长沙窑依山傍水, 工匠利用山丘坡度的自然形态挖沟建筑龙窑,以便充分利用窑炉坡度的自然抽力,而不需要较高的烟囱,窑内气流和温度可以自然上升。
长沙窑产品大多是以辘轳轮制为主,手捏制成。有雕刻、镂空、堆塑、范模等手法。
从陶瓷残片的胎釉化学成分及烧造情况推算,烧成温度是摄氏1200度(±20度)或1270度(±20度)。
釉和釉彩中氧化亚铁多过氧化铁,可知当时产品大多采用弱还原焰烧成的。
长沙窑陶瓷所使用的原料含70%左右的氧化硅,属富氧化硅原料,含铁1.5%。做釉以磷灰石为熔剂,以铜、 铁等矿石作釉彩着色剂。
产品烧成大多有偏生烧现象,瓷胎断面较粗,无半透明性, 吸水率2-7%,气孔率大于10%,釉层易出现龟裂,用现代分类法应归属于炻器(Stone Ware)类产品,或称半陶半瓷。
二、“黑石号”沉船的长沙窑器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湾发现的唐代沉船“黑石号”,共装有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有许多由于完善的包装在陶瓮里,完美如新。
在这5万多件长沙窑器里,我们很惊奇地找到了不少带蓝色纹饰的器物,让人以为这又是一批唐青花器出现了。同时,也在同一批出水的瓷器里找到许多红色纹饰的长沙窑器。
青花的主要烧成元素是氧化钴,但科学测试的结果却证明国内出土的长沙窑器并不含钴料,因此“黑石号”沉船的长沙窑器也应不例外,特别是这些蓝釉的发色在表面带有松石绿的色调,釉面上还有一层粉末状的覆盖物。
在唐代,钴料多由中东的波斯等地进口。古埃及常用钴烧成蓝玻璃。但在唐代烧造青花的技巧还不成熟,因此迄今为止在国内还无法找到完整的唐青花器。虽然在黑石号沉船上找到三个完整的青花盘子,是河南巩县的产品,那数目还真是太少,而仍成稀品。那长沙的蓝釉又是怎么回事呢?
三、长沙蓝釉器之谜
在铜釉中如果渗有高分量的磷酸盐,而氧化铝的成份又低,那在高温烧成后表面釉色总泛上青蓝的色调,而过去还当这是钴料烧成的。长沙窑像中国其它瓷器,常就地采用漫山遍野的凤尾草作为釉料,凤尾草含氧化钙,又带有磷酸盐,在烧成后铜釉的纹饰便带松石绿的色层。
含氧化钙多的釉水也称石灰釉,在高温中烧成透明的松石绿表层,但石灰釉在高温中的黏度低,容易流淌,因此不好控制。在这种乳浊白釉中加入铜釉,高温烧成便更容易烧成蓝釉,与铜绿相辉映而成松石绿或孔雀绿。但由于釉的流淌强而不易成色,这就说明了长沙窑的蓝釉器为数不多。蓝色的形成并不是釉料所致,而其实是一种光线反射的蓝,这种蓝釉器常被误认为火度不够的畸形产物,但这类变态的器物因为稀有及美丽,却为收藏家所钟爱。在蓝釉中的乳浊物是磷酸盐造成,在冷却过程中磷会把釉中的钙与硅分隔成不可相熔的两层玻化物,却又胶化成一体的“玻璃中的玻璃”,这种现象在陶瓷科技上又称为“液——液分相釉”。对长沙窑器来说,这两种液相中,一为氧化钙,是相连成连续性的液浆,而另一液相则为氧化硅,是包含在钙的液浆中的无数孤立颗粒。这些小颗粒都很微细,直径不到0.08微米(um),比光波中蓝光的波长(0.4-0.5微米um)还细,由于光波中的干涉作用,便析出一股短波光谱中的蓝色的光,使得长沙窑器的釉中泛蓝而看似蓝色的颜料。这种原理就像列理(Rayleigh Scattering)散射现象。天空的蓝,就是因阳光在透过大气层的水蒸气分子时,由于这些分子微粒细小,而阳光以大角度散射到地面的光线,根据列理定律,常以短波长的光谱为最有效,也就是蓝光那一端,因此天空常呈现一片蔚蓝。
上述这种长沙窑器的液—液分相釉具有特定的化学组成范围,主要特点是含硅多,含铝少,而磷含量也比较高,在烧成后以较慢的冷却速度降温,会分离成两个成份不同,互不混溶的液相,其中一相以无数孤立小液滴形成分散于另一个连续性的液浆里(就好像油和水,互不交溶,但一摇晃,油便在水中散成孤立的颗粒状)。孤立小液滴的大小一般小于0.2微米(1000微米=1毫米),因此波长更短的蓝光容易受到散射。中国历代高温釉中有不少属于液—液分相釉,例如长沙窑、钧窑、龙泉、天目及吉州窑,都带有明显乳浊感和蓝色乳光现象。钧窑的天青釉就是典型的乳光釉。
在陶瓷科技分析上也把这种蓝釉乳光的现象称为窑变。窑变釉的产生则建立于液—液分相的成功。因窑变产生蓝光须具备以下条件:
1)釉层要厚;
2)适度温度烧成后慢速冷却;
3)乳浊相(由磷酸盐化鲜而成)诱发液—液分相;
4)在分相液中的孤立小液滴必须小于1微米,而釉中多硅少铝。
长沙窑的纹饰,只有在烧造时符合这四个条件,才能转蓝,而且蓝光都集中在厚釉的地方。
如果提高烧成温度或加快冷却时间,釉中的分相小液滴逐渐回熔,孤立相和连续相合而为一,分相釉变成了透明釉,那就不再泛出蓝光了。
蓝色常令人联想起深不可测的大海,而对长居沙漠之中的中东人来说,蓝色的大海令他们心驰神往,因此他们对蓝色情有独钟。长沙的窑工抓住了中东顾客的心理,因此尽量烧造蓝釉的器物以作竞销。最出名的例子便是一个执壶,由蓝色与褐色的联珠纹串成连绵不断的圆圈,颇似波斯地毯的构图。很明显,烧造蓝釉器是窑工们以窑变法尝试烧造成的。所以蓝釉器应当被珍赏而不该当成烧造失败的废品。
四、长沙铜红釉之谜
中国陶瓷用铜作为红色釉彩的着色剂最早见于唐代的长沙窑。在长沙窑的遗址中发现带有红彩的瓷片,但数量很少。有些长沙窑绿彩的边缘部分也会出现红彩,还有些绿彩中存在着肉眼不易分辨的红色斑点或流纹。
铜红彩对气氛、温度、铜含量等工艺因素极为敏感,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铜红,若稍有偏离,就得不到真正的红色或红色根本不出现。长沙窑铜红彩的出现说明当时窑炉内某些部位的温度和气氛条件有时还比较合适,但由于还不能完全掌握这些条件并加以有效的控制,故铜红彩烧成功的很少,多数带有偶然性质。
尽管如此,长沙窑的窑工首先发现了铜红,并有意识地进行试验,所以铜红釉的起源应归功于他们。唐代以后,又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探索,到宋代时河南的钧窑才初步掌握了铜红釉的烧造技术,开始大量生产带有红斑或紫红斑的钧瓷。
这次在“黑石号”沉船上竟然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红釉纹饰器物,纹饰颜色鲜红亮润,真个令人大跌眼镜。
铜的着色剂在釉料中若在氧化(即含氧多的火窑)气氛中燃烧,会烧成氧化铜的绿彩。但如果铜在还原(即缺氧情况)气氛中燃烧,则会成为带红色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宋代的钧窑,也许窑灰掉落在胎体上,而窑灰中的铜杂质在窑里密烧时偶然还原成红斑,成为钧窑的一大特色。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早在唐代,长沙窑工便已有意识的烧制成功红釉器,改写了中国陶瓷红釉烧造的历史。铜红的产生,和烧窑条件息息相关。长沙窑是建在斜坡的龙窑里烧制的,主要燃料是松木。松木烧得猛,升温快。因此在火膛口一烧,便顺着强风往窑里涌入,由于风的拉力,使得窑里出现段落性的真空,更因升温快而使得窑膛内充塞浓烟、灰烬飞扬,在闷闭的熏烟里氧气供应不足,因此长沙窑器里的氧化铜便被还原为红彤彤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红釉器的烧制技术还是要延至14世纪以后的元明时代才基本上被窑工掌握。即使如此,一件烧得成功的明代釉里红器物在国际拍卖市场上还是喊出天价。
因此,“黑石号”沉船上有限数量的红釉长沙器的确是为陶瓷史上掀开了新的篇章。
五、长沙窑中的宗教纹饰
唐代长沙窑陶工们也以釉下彩描绘了鸟、鱼、龙、鹿、蔓草纹、树木山水,以及许多伊斯兰教的可兰经经文书法。其中一些纹饰如摩羯(鱼形)、钟及桫椤树又是佛教的代表。其描绘手法简洁自然,生动有趣,很好地融合了两种宗教的精神,均衡而不冲突。
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的长沙窑特殊纹饰与国内出土的相比较,更有其独特之处,略述如下:
(一)、佛教的纹饰
佛教早在西汉便已传入中国,到了唐代更为鼎盛。我们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许多绘上“”字和钟形的图纹,或是模印贴花堆塑:
1)莲花:作为佛教的象征,黑石号沉船上的长沙碗,绘上各种形状的莲花,有工笔精细繁复的,有抽象流线图腾式样的。
2)桫椤树(学名:Cyathea Spinulosa):桫椤的形象,常以模印贴花堆塑在执壶的肩部。桫椤是史前就已生长的树蕨,是活的生物化石。它的叶子深绿色而呈锯齿状,初长时常成弓形,其细瘦的树干可长至20尺之高。据佛经记载,佛祖释迦牟尼是在两株桫椤树下涅磐的,因此桫椤被当成佛教的圣树,在纹饰上常以笼状的篱笆围起,免其遭破坏。
3)摩羯:是龙头卷鼻的鱼形神话动物,应是菩萨的坐骑,喜张开大口,希望能衔住大众以宣扬佛理。
4)狮形模印贴花或浮雕:也常在执壶上出现,代表佛祖诵经时声音响彻云霄,有如狮子大吼。
5)灵芝或云朵的纹饰:代表长寿,也是佛门的如意象征。
(二)、伊斯兰教的纹饰
为了迎合中东国家回教徒的审美习惯,长沙机灵的窑工们巧妙地把可兰经的书法绘成纹饰,许多碗具也画上回教徒崇尚的几何图形,是“黑石号”沉船里大量器物的主要特点:
1)抽象的几何图形在“黑石号”沉船上的长沙窑器上多见,准备远销到阿拉伯市场。在一些执壶上,蓝褐色的璎珞纹呈联珠状圈圈相绕,同时长方形或菱形图案也多见,很像典型的波斯丝织地毯上的花纹。卷草纹或旋转纹以线条描就,表示一种动力。还有烟花纹更表达节日快乐的气氛。回教徒不许膜拜偶像或任何动物形象,因此以几何图形为代表。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清真寺里一片空荡荡,就只有墙上绘有几何纹饰的原因吧。
2)阿拉伯可兰经常以歌颂其真主阿拉的文字以生动的图形绘在器物上。
3)椰枣的图形常以模印贴花堆塑出现在执壶肩上。椰枣在中东国家多有种植,而椰枣的果实如枣,甜而多汁,是当地人民所爱吃的美食,也是他们的农产经济来源之一。长沙窑陶工投其所好,画上此树以促销产品。一般人不察,常把纹饰上的枣子当葡萄,殊不知椰枣的羽状复叶与葡萄的巴掌形开裂的叶片是迥然不同的。
六、结语
“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揭开了唐代中国与中东国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经商的谜底,让我们对唐代的经商途径大开眼界。至今,这是在亚洲印度尼西亚海域里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一条沉船。它揭露了中国与中东国家早在1200年前就已频密的接触,在商业上的交往更是大放异彩。这批“黑石号”沉船上的6万多件货品不单具有可炫耀的历史价值,更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批沉船的货物现已落户新加坡。不久,新加坡将建一座“新加坡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并将沉船的货品长期展览,以供世人一睹这批世界级的文化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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