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克拉克瓷”再度引起世人瞩目。无独有偶。近年来沉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景德镇或武昌所产的青花瓷。
青花克拉克瓷荷塘花鸟瓷盘
20世纪90年代,一个令国内外陶瓷界欣喜万分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对福建平和南胜、五寨明清古窑址的调查与发掘过程中,找到了烧造国外所谓“克拉克瓷”、“汕头器”的窑址和销往日本等国的实物标本。众多的目光顿时投向平和这个平素不为人所知的闽南山区县。
日本东洋陶瓷学会委员长,素有“日本陶瓷之父”之称的縨崎彰一先生闻讯率领学术团体前来实地考察,他激动地说:“在日本,青花瓷器、素三彩香合等被称为‘汕头器’、‘吴须手’、‘吴须赤绘’、‘交趾香合’等已经400年以上了,但是产地始终不明,平和窑址的发现,证明了漳州窑陶瓷在明末清初时生产并输往东亚各国。偶然与必然,学者追寻的目光落在平和窑。
谈及“克拉克瓷”窑址的重大发现,人们往往要提到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现任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朱高健先生。他几十年来致力于平和一带古窑址的调查研究,采集标本,拍摄了大量照片。
朱高健先生在地方史料中发现:刊于明万历元年的《漳州府志》卷二十七载:“瓷器出南胜者,殊胜它邑,不胜工巧,然犹可玩也。”清代重修的《平和县志》记载:“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正是从以上两则记载中朱高健确信:南胜一带在明代早中期即以瓷器闻名遐迩。
一个偶然的机会,朱高健惊奇地发现,自己手中掌握的一些出土瓷器碎片,竟与“克拉克瓷”的特征相符。与此同时,平和境内丰富的窑址遗存的发现,也引起国内陶瓷界的重视,1992年2月,福建省博物馆、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和日本关西近世考古学研究会,在福州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确定了对平和窑址进一步发掘的合作项目。1994年11月至1998年6月,福建省博物馆与平和县博物馆先后三次在平和县南胜华仔楼窑址、田坑窑址、五寨乡的洞口窑址、陂沟窑址等地进行发掘。其结果令朱高健等人喜出望外,平和窑口烧制的瓷器中以青花瓷为主要品种,其装饰题材、纹样、工艺与“克拉克瓷”完全一样,除此之外,还发现在日本被广为收藏却不明产地的“交趾香合”(即素三彩)的烧制窑口及标本。至此,一个长时间困扰国内外陶瓷考古界的外销瓷产地之谜终于被破解,撩开面纱。
在平和县博物馆“古陶瓷展览馆”,琳琅满目的古陶瓷标本中,以青花瓷器和“交趾香合”(素三彩香合)最为引人注目,青花瓷器装饰图案各异,大的有脸盆一般,“交趾香合”则小巧玲珑,可赏玩于手掌之中,据说此物与日本茶道联系紧密,一般用于盛放调料,由于制作精美,造型多样,也作为工艺品,为王公贵族所争先收藏。
朱高健先生说,目前在平和境内发现的以南胜、五寨一带为主的古民窑数以百计,它们建造于临溪的山坡上,形成“十里长窑”,可以设想,这些规模不等、生产花色品种相近的窑口同时开足马力,日夜生产,火光映红花山溪,场面该是何等壮观,产量该是何等可观。
据日本淡水出版社出版的《形物香合》一书图录看,日本收藏的许多瓷器与平和田坑窑形状一致,尺寸大小相近,如龟形、鸭形、鸟形、南瓜形、蛙形香盒等。至今日本有田陶业公司仍保留许多田坑窑制瓷技术和传统工艺。
1998年10月至今年2月,由福建省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茶道资料馆、朝日新闻社联合举办,题为“福建省平和出土的和日本收藏的交趾香合”特别展在日本京都、热海两地先后举行,参观者络绎不绝,引起强烈反响。
朱高健告诉记者,“从传承关系看,平和明清时期的制瓷技术应该是第二代,景德镇是第一代,日本的有田陶业公司是第三代。”
1999年11月下旬,本世纪最后一次“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漳州举行,200多位国内外专家聚集一堂,就“克拉克瓷”(汕头器、青花瓷器)、平和窑等问题展开了研讨。
月港兴衰,平和瓷业夹缝中的生存。
或许人们会问,素无制瓷传统的平和县为何在明清时期迅速成长为重要的外销瓷器生产基地?我们只能从典籍中去追根溯源:据《平和县志》记载,1513年,平和芦溪等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提督军门王阳明发二省兵众,平定平和寇乱后,为安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在各新建置的县治衙门充当杂役或管理庙宇等,与当地百姓共建平和。其中江西兵众中不乏陶瓷方面的能工巧匠,至今在原平和县治所在地九峰镇东郊,有一当地俗称“江西坟”的山岗,系平和设县以来,江西籍移民公坟。
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时值月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造福百姓,获取厚利,这些到任的知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加以扶持,组织民间生产烧制瓷器参与市场竞争。从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其胎釉有别于其它窑口,但其模印或刻划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其有时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以平和南胜、五寨窑址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民窑,地处九龙江支流上游,临溪依山而建,从平和花山溪顺流而下,可直达明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漳州月港。花山溪流经之地,皆为丘陵盆地,河面展宽,水流平缓,非常适宜水路运输,从南胜、五寨至月港,仅需一天航程。值得一提的是,平和外销瓷业的迅速崛起与漳州月港的兴起是息息相关的。入明,素有“东方大港”美誉的泉州港已衰败,取而代之的是月港,尤其是明正德以后,月港的海外贸易不但远远超过福州港,而且也超过广东港。到了明万历年间,月港的对外进出口发展到最高峰。平和盛产的瓷器正是此时源源不断地通过商船远销世界各国。
有关专家指出:东南沿海贸易陶瓷的生产是在景德镇窑的兴衰起伏中和海外对中国陶瓷需求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的,兴起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平和瓷业就是典型之例。
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加。据史料记载,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17世纪的80年间从中国运出1600万件。这样大量的瓷器,等级不一,而且仅靠处于困境中的景德镇窑是难以承受的。西方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一方面寄希望于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民窑,当然更希望在口岸附近开辟窑场就地生产,以减少运输之苦和搬运过程中的大量损坏。也就在此时,明万历(1573—1620)年中,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发展为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于是,福建沿海民窑就成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南胜、五寨等地的民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壮大。据文献记载:1621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同时,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瓷器,其中不乏数目可观的的南胜、五寨窑产品,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克拉克瓷”随之在海内外基本销声匿迹,带给后人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核心提示
宋元时期,泉州港海外贸易繁荣,带动漳州沿海龙溪、漳浦一带瓷器生产发展。明代中后期,漳州月港海外贸易兴盛,带动九龙江流域制瓷业的发展,所产瓷器被西方人称为“克拉克瓷”,平和南胜、五寨陶瓷业最发达。荷兰据台时期,漳台经贸以转口贸易为主,台湾是大陆对外贸易的转接地,此时大量克拉克瓷输往台湾。清朝统一台湾后,漳州人开始到台湾开办陶瓷厂,就地销售。
宋元时期的漳州瓷窑
漳瓷,即漳州古窑生产的瓷器,在中国古代陶瓷文化中曾经产生较大的影响。根据考古调查和出土瓷器,史学界对它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漳瓷应泛指漳属各地考古发现的多处古窑瓷器,即“漳州窑瓷”;另一种认为,漳瓷是专指代表产地漳州城东郊原龙溪县的东溪村古窑瓷器即“东溪窑瓷”。但两者都认为,漳瓷生产始于宋、元时期,盛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渐告衰落。
宋元时期,泉州港海外贸易兴盛,带动漳州沿海龙溪、漳浦一带瓷器生产的发展。作为海外贸易三大主要出口产品的陶瓷器,北宋地理学家朱彧曾有生动的描述:“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说明宋代闽南陶瓷生产贸易已有较大的规模,形成了具有浓重闽南区域海洋经济特性的陶瓷生产模式。
两宋时期是闽南窑业快速发展时期。这种在较短的时间内蓬勃发展的态势在中国陶瓷发展史,特别是中国陶瓷外销史上,是不多见的,因而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亦是闽南窑业区别于其他区域窑业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宋代闽南窑瓷集中在泉州的德化、南安,厦门地区,漳州的龙溪、漳浦等地。北宋的漳州古窑址主要有龙海的母鸡石窑,漳浦的罗宛井窑、竹树山窑、东山县杏陈镇碗窑,龙文区郭坑洛滨窑,云霄县的碗匣山窑、水头窑,诏安县的候山窑、肥窑等。到了南宋,漳州地区的瓷器生产有了更进一步发展,并一直延续到元代,除了一部分北宋的窑场继续沿烧,新出现的还有:芗城区的金沙窑,长泰碗匣山窑,诏安后壁山窑、上陈窑,漳浦赤土窑,浯源窑、南山窑、英山窑、仙洞窑、石步溪窑、石寨窑,诏安县麻园窑、介里窑,东山县碗窑山窑等。
南宋时期的漳州瓷器,是在外销需求量增大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此时瓷器生产的特点:一是瓷器的种类增多,仅釉色就有青釉、褐釉、酱釉、黑釉。二是窑场规模大,如漳浦罗宛井窑在1999年的抢救性发掘中揭露面积就达6000平方米(福建省博物馆:《漳浦罗宛井窑抢救发掘的主要收获》,《福建文博》2001年第2期)。三是市场型批量生产,宋元时期闽南陶瓷的质量不如景德镇,但造型丰富多彩,许多产品是为销售地专门烧造的,最常见专门为市场定烧的典型器物有军持、大海碗、大盘、烧珠、陶瓶、龙瓮、彩绘盆、碗等。军持是东南亚一带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徒用于储水等的特别器具,各式各样的印花瓷盒在南宋的盛行则是世界市场上香料风行的结果。四是工艺技术上的兼收并蓄与创新。闽南烧造的陶瓷有两大体系,以德化窑为代表的青白瓷体系和以汀溪窑为代表的青瓷体系。不管是青白瓷或是青瓷,在胎釉、装饰工艺、造型、装烧技术等方面,都有景德镇窑和龙泉窑传统工艺的烙印,可见两地间的制瓷技术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明代漳州瓷窑的兴盛
明代中后期,漳州月港海外贸易兴盛,带动九龙江流域制瓷业的发展。明正德《漳州府志》记载:“白瓷器出漳平永福里,黑瓷器出南靖河头,青瓷器出南靖县金山”;清光绪郭伯苍《闽产录异》有“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清末民初杨巽从《漳州瓷窑谈》之《漳州什记》有:“漳州瓷窑号东溪者,创始于前明,出品有瓶炉盘各种体式具备”。
明代漳州的制瓷业很发达,平和南胜乡、五寨乡,长泰东溪村,华安下东溪头等,皆有窑址,月港东溪窑是明清时期漳州地区以盛产“江东瓷”著称的名窑场,该窑位于龙溪县东乡东溪村,所产瓷又称“月港瓷、石码瓷、漳瓷”。(张国靖:月港东溪窑兴衰简述,《福建史志》1992年第6期)。华安县发现的明清时期窑址有垅窑、口头窑、官畲窑、内宁窑、东溪窑等5处,其中,以县境西南端的高安镇三洋村东溪林场一带的窑址规模最大。这是一处以生产青花为主的民间窑场,兼烧青釉、青白釉、白釉、色釉和少量三彩、五彩瓷器。产品类型繁多,有炉、瓶、洗、壶、罐、盘、碗、杯、勺、盒、瓷塑、鼻烟壶、象生瓷和文房用具等。
南胜、五寨的陶瓷业的兴旺除了月港的影响外,还受江西陶瓷业的影响。明正德年间,汀、漳发生农民起义,王守仁从江西德兴带兵进驻闽南,农民起义平息后,王守仁奏请朝廷,添设平和县治。后大量随军兵众就地解甲定居,其中有不少江西籍瓷匠陶工,因此造就此间陶瓷业日后百年兴盛。除了王守仁的影响外,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到崇祯六年(1633年),有13任平和知县为江西籍人。这些江西籍县官都重视陶瓷业生产,加上南胜、五寨境内蕴藏丰富的优质高岭土,地处交通要冲,水路运输经南胜溪可直达月港。这些因素促使南胜五寨成为陶瓷的主要产地,所产瓷器被西方人称之为“克拉克瓷”。此外平和还有碗窑、山花仔楼、田坑、洞口等窑。
2010年4月,我国水下考古队在明代沉船“南澳Ⅰ号”打捞出水青花大罐、龙纹罐、釉陶罐、青花瓷大盘、碗、钵、瓶等一批文物,水下考古队队长崔勇说,“南澳Ⅰ号”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艘明代晚期的商贸船,据初步判断,南澳岛位于福建漳州到东南亚的航线上,船上装载的瓷器主要出自福建漳州平和窑,此前在东南亚和非洲的北部肯尼亚也发现过大量类似风格的瓷器。由此可以推测,“南澳Ⅰ号”很可能是从漳州附近出发,驶向东南亚或者汉文化圈一带。
漳瓷古窑炉形式是一种横式阶梯窑,也有使用龙窑。所产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还有一部分青瓷、白瓷、彩绘瓷(又称五彩瓷)以及色釉瓷(有酱釉、黄釉、蓝釉、素三彩等)。漳州窑瓷的器型,以日用品为主,数量最多的是碗、盘、碟。其他还有盏、盅、杯、罐、盒、勺、炉、瓶等。青花色调多呈蓝灰色,此外还有蓝黑、黑灰以至黑绿等。青花瓷纹样有珍禽(如凤凰、雉鸡、仙鹤、白鹭等)、瑞兽(如龙、麒麟、狮子、鹿、兔等)、花卉(有牡丹、莲荷、菊花、绣球花等)、山水(亭榭、江景)、人物(高士、仙人、仕女等)以及吉祥文字(福、寿、玉、善、雅、喜、佳等)。
龙溪县东乡东溪头附近土质也是一种优质瓷土,为建窑烧制瓷器提供了原料。东溪头窑始烧于明中叶,月港的兴盛,刺激了该窑的生产和产品的选择,东溪窑烧制的漳瓷,多属供摆设观赏的古玩。品种有观音、弥勒等菩萨及花瓶、香炉、水盂、笔筒等器皿。按闽南民间习俗,炉、瓶、盂3件为一副,东溪窑均有生产。东溪窑瓷的特征是胎厚、质硬、纹细。色彩有纯白、纯黄、纯红、米色、绿色、白底三彩等多种,而以纯白与三彩为上等珍品。彩瓷色泽鲜艳,经久不褪。细瓷类,瓷面有细纹隐现,其质地与广东潮州枫溪所产瓷器相似。尽管东溪窑并非官窑,但其产品以质优而被列为贡品选送朝廷。
明代,东溪窑瓷的外销口岸为漳州月港。东溪窑位于九龙江西溪下游,与月港有内河船相通,两地相距不过30多华里,通过水路从归德溪到永丰溪、经芗江、九龙江、从月港出海,行销海外。到了明万历间,正是东溪头窑的鼎盛时期,九龙江沿岸的南靖、平和等地所产窑瓷,亦由内河船运抵月港。漳浦、诏安等地所产窑瓷,则从该地的河道运至南部港口转运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