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是唐山的传统特色产业。唐山陶瓷历史悠久，是中国的北方瓷都，也是我国主要陶瓷产区之一。据史料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生产陶壶、陶具。至明朝的永乐年间，唐山陶瓷已有一定规模。当时，多是以劳动组合为基础的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初开滦煤矿的建成和外资的进入，至三十年代末期，机器和电力在陶瓷生产制造中得以较为普遍的应用，唐山陶瓷渐渐兴旺起来。解放后，随着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唐山陶瓷有了长足发展，企业规模及生产力水平开始大幅度提高，企业生产逐步纳入了国家计划。1976年唐山大地震，有近20%的职工在地震中遇难，90%以上的厂房建筑被震坏，70%以上的窑炉设备受损，使唐山陶瓷行业遭受到毁灭性打击，但英雄的唐山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全行业职工以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迅速恢复了生产，震后一个月就生产出产品。在震后恢复建设中还适时地对工艺布局、技术装备重新进行了设计，提高了机械化程度，使生产能力迅速达到了震前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唐山陶瓷工业将企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强管理、提高质量、争创名牌、节能降耗、增加效益上来。整个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不断壮大。
截止到目前，全市共有陶瓷企业近百家，日用瓷以中、西餐具、咖啡具、茶具、酒店用瓷为主，年产量5亿件以上，卫生陶瓷以各种便器、面盆为主，年产量约1500万件。建筑陶瓷约4000万平方米。从业人员达10多万人。与煤炭、水泥、铁路、机车一道成为唐山工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是唐山陶瓷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它秉承唐山陶瓷悠久的历史和先进的工艺，集传统和现代、科工贸、产供销于一体，是我国陶瓷产品重点生产和出口企业。公司现有职工两万余名，资产总额11亿元人民币，有五个控股子公司、五个分公司和1个研究院，主导产品为日用瓷、卫生陶瓷、特种陶瓷、建筑陶瓷、工艺美术陶瓷和耐火材料。其中，日用瓷年产能力1.6亿件。“红玫瑰”牌高档无铅骨质瓷是目前全国同行业高档瓷种中唯一的中国名牌产品。卫生陶瓷生产能力200万件。特种陶瓷年产能力1000万件。耐火材料20万吨。年出口创汇6000万美元。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陶瓷生产出口基地。是全国仅有的大型综合陶瓷企业之一。
概括讲，唐山陶瓷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解放前的自由发展阶段。(1949年以前)
从明朝永乐年间至解放前夕，虽然中国的制瓷业极为发达，但唐山的陶瓷制造业只有田家窑、秦家窑、赵家窑等10余户手工作坊，农工二百余人，分布在现在的缸窑路两侧，产品均为粗陶、粗瓷。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工业技术的刺激下，特别是开滦煤矿出煤后，一些新的陶瓷作坊相继出现，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机器和电力的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生产出了日用白瓷，电瓷器件，卫生陶瓷等。形成了唐山陶瓷工业的雏型。其中卫生陶瓷是国内首创，唐山是中国卫生洁具生产的摇篮。
二、解放后稳步发展时期(1949年——1976年)
解放后，党和政府带领广大陶瓷职工经过快速医治战争创伤，使唐山陶瓷生产步入正轨。经历了实施公私合营、大跃进、文革等阶段。产品也由内销逐步实现了内外销并举，成为唐山的创汇大户，唐山陶瓷发展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山陶瓷的崛起，离不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1961年10月唐山市政府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唐山陶瓷展览会。展期29天。朱德委员长亲临展会并题词：“充分发挥你们在资源和技术方面的有利条件，生产更好更多的生活和工业用瓷，满足内销和出口的需要，成为第二个景德镇。”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快速发展时期(1977年以后)
党的十一届全会以后，唐山陶瓷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经受了新的考验。
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国家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使卫生瓷、建筑瓷供不应求，唐山陶瓷厂、唐山建筑陶瓷厂蒸蒸日上，生产以20%—30%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特别是外贸体制的改革，使得多年来依赖外贸出口的日用瓷厂家被迫经受外贸停止收货，大量出口瓷厂家不得不转向内销，国内市场产销平衡受到冲击，大量产品积压。使日陶厂家在计划经济刚刚转轨时期第一次尝到了不能自主面向市场的苦果。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国家各项改革政策相继出台的情况下，唐山陶瓷工业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第一个在全市工业企业中争得了外贸经营权，彻底改变了多年来依赖外贸公司的状况，直接的面向了国际市场。第一个在唐山市属企业中创办了中外合资企业，首次将外资引入了传统的产业中，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一个在全市工业企业中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日用瓷产品结构中，形成了被誉为“四朵金花”的红玫瑰牌骨质瓷，白玉牌白玉瓷，木兰花牌玉兰瓷和白兰牌白兰瓷。同时，唐山陶瓷工业又适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使装备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新的环境下，唐山陶瓷工业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在唐山陶瓷集团和唐山胜利陶瓷集团两大集团合并组建新的唐山陶瓷集团的基础上，以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对集团内部优势资产进行了重组，成立了“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98年8月上市。标志着唐山陶瓷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融入国际化经营迈出了实质的一步。为使陶瓷这一古老的产业进一步成为，承载文化、艺术、历史的载体，唐山市委、市政府决定自98年开始承办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至今，陶博会已成功举办了八届，成为了唐山人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陶瓷行业为数不多的一个上市公司，是国家乃至唐山陶瓷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具备亚洲第一的骨瓷产量规模，2000万件的生产能力，总资产10亿元，现在有职工20000余名，公司年销售收入达到6个亿。拥有“中国名牌”“红玫瑰”骨瓷，长城玉(硬质细白瓷)，色釉瓷器三个瓷种资源的综合配套能力。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从成立伊始，就坚持以科技兴企为经营宗旨。不仅组建了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还斥资陆续引进世界级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经过“七五”至“十五”期间，全方位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全部淘汰了煤烧窑炉，装备了节能、环保、高效的现代化燃气窑炉，使传统的陶瓷产业告别了煤、烟、尘，迎来了气、电、洁。彻底改变了传统陶瓷产业的生产工艺，将传统的陶瓷工艺与现代高新技术加以完美结合。自1998年以来，自主研发了骨质瓷无铅技术、日用瓷低温快烧技术、高档釉下彩装饰技术、高档釉料生产技术等10余项新技术项目，通过了国家级、省级、市级技术鉴定；自主研发了蜂窝陶瓷、超节水卫生洁具、冶金用陶瓷过滤器、釉下精陶、铁红金圈釉艺术瓷等30多项新产品开发项目，获省、市级奖励。通过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公司技术装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质量和档次显著提高，向可持续发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市场竞争力逐步增强，产品销售覆盖全国各地并远销欧美、澳洲、亚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红玫瑰骨质瓷创造了六个历史之最： 1、创制投产最早，1964年开始立项研究，1973年研制成功。2、产品质量最好，从1975年通过省级鉴定获得国家级发明专利后，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并于200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中国日用瓷行业最早也是骨质瓷行业唯一的中国名牌。3、器型品种最全，形成了西餐系列、日韩系列、酒店系列、航空系列、民用系列、办公系列、礼品系列、艺术系列等八大类，一千多个品种的均衡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大件、异型件生产工艺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4、占有市场最广，在国际市场，我们有欧盟市场、北美市场、日韩市场三大骨瓷国际主流高端市场。在国内市场，建立健全了遍布全国的经销商网络。“红玫瑰日用陶瓷已成为国内四星级以上宾馆酒店的首选瓷器。国内各大航空公司都将”红玫瑰“作为头等舱的专用瓷。5、品牌知名度最高。1997年“红玫瑰”骨质瓷以其优良的品牌被选定为香港回归特首府专用瓷。1999年被选定为建国五十周年庆典天安门城楼专用瓷。同年又被选定为澳门回归特首府专用瓷。2000年被选定为中南海专用瓷、人民大会堂专用瓷。2002年被选定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专用瓷。“红玫瑰”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正在向争当世界名牌的发展目标不断迈进。6、最早研制生产无铅骨瓷；2005年“红玫瑰”骨质瓷突破了长期困扰骨瓷行业的铅镉含量超标这一技术瓶颈率先研制出无铅骨瓷。唐山陶瓷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在唐山陶瓷的各个发展阶段均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与关怀。1996年7月，江泽民主席到唐山陶瓷股份公司视察。1996年7月，李鹏总理、吴邦国副总理到唐山第一瓷厂骨质瓷生产线视察。2000年2月，朱镕基总理到唐山陶瓷股份公司视察。2000年5月，温家宝总理到唐山陶瓷股份公司视察。2005年9月，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铁映到唐山陶瓷股份公司视察。2005年，无铅骨质瓷项目通过省级鉴定，获唐山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十一五”期间，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唐陶股份公司提出了“创第一品牌，建一流企业”的奋斗目标，将通过实施“科技兴企”、“人才引进”、“产品结构调整”、“市场开发”、“加强管理”等一系列措施。要在“十一五”末将公司建成国内同行业一流企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标准是“十一五”末实现销售收入十个亿，利润一个亿。要实现这个目标，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实施品牌战略。以实施品牌战略产生的效益及影响力推动公司更快。更好的发展，从而实现公司的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要遵循只有发展品牌战略，打造品牌产品才能是企业做大，做强，才能创建百年企业这一理念。
实施品牌战略是我们公司的突围之战，而对不断恶劣的外销形势，我们只有跳出加工出口的圈子，才能占领品牌销售的高地。我们的目标是在2007年底实现国内所有的二级以上城市都要有“红玫瑰”品牌的经销网络。
唐陶股份公司对外以每年投入3000万元用于红玫瑰的品牌宣传，对内已投资2000万元用于设备改造，聘请国外设计师进行器型与花面的的研发并成立了专业的研发团队。有理由相信，唐陶人有着高远的战略眼光和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一定能够肩负起振兴北方瓷都的重任，为民族产业的发展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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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青瓷的发展历史及分期
在英文中“CHINA”（瓷器）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代名词，可想而知中国的陶瓷文化在世人眼中占据了何等独特而至尊的地位。古代陶瓷是随着社会前进而不断发展的工艺美术，从古至今产生了无数的绝世精品，而瓷中之母当数青瓷。我国青瓷烧制技术源远流长，浙江是我国青瓷的发源地。自商周时期原始青瓷到东汉以来的成熟青瓷，晋代的“缥瓷”，唐越窑的“秘色瓷”，直到龙泉青瓷已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从早期青瓷的青黄、淡黄到后来的纯青等色，浓艳浅淡，但都无不以青为尚。青瓷有“雨过天青”之雅，有阿拉伯人称“海洋绿”之幽，更有“类玉”、“类冰”之青质，兼得苍天、青山、绿水、碧玉之万般灵秀。龙泉窑青瓷就是诸多青瓷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龙泉青瓷是我国制瓷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窑系，窑址在今浙江西南部山区。龙泉青瓷肇始于三国，兴起于北宋，在南宋到元达到鼎盛，明代中晚期后开始衰落，其生产历史长达1600多年。作品主要以釉色吸引人，是最著名的颜色釉瓷器品种。施釉往往多次，釉较厚，玻璃光感很强。龙泉窑的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白中泛青。釉层柔和无开片，足底露胎处呈赭红色，俗称“朱砂底”。驰名中外的龙泉窑粉青釉和梅子青釉，釉质晶莹的青玉，其色调可与翡翠媲美，达中国古代青色最佳的境界。按照叶英挺的理论，龙泉青瓷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五代到北宋早期、北宋后期到南宋、元明。龙泉青瓷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五代到北宋早期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石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是瓯江的重要发源地，所以不仅为制瓷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而且还为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水路运输便利，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利用本土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取越窑和瓯窑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这一时期的青瓷作品制作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但是，到五代和北宋，吴越国的统治者为了俯首称臣，每年向中原君主供上不计其数的“秘色瓷”，以示修好。如此庞大的生产数量致使越州窑场无力承担，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龙泉窑便以担负这样一个“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本身发展的契机。当时，龙泉窑业初具规模，烧制青瓷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加上越窑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得以迅速提高。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器皆为淡青色釉瓷，胎骨多为灰白色，少数灰黑色。胎壁薄而坚硬，质地坚实、细密。虽然龙泉的地理位置偏僻，但境内有瓯江流经其间，载重货船可以从龙泉县城沿江而下直达温州港，水上交通的开发，使龙泉窑系绵延数百公里，甚至影响到闽北的窑口，在这范围内生产的瓷器都是龙泉窑的风格。龙泉窑的制瓷作坊大多数建造在河流或溪沟两旁的山麓上。窑匠们在山的缓坡上建龙窑，窑旁小块平地造作坊和住宅，窑和作坊连在一起，布局合理，操作方便；山上有树木，附近有瓷石矿，生产瓷器所需的原料、燃料取用方便；附近的溪水与河流，既可为作坊提供工业用水，又可通过船筏等水上运输工具将产品运往销售地。从五代到北宋中期，龙泉一跃成为江南第一名窑。那些被无数人所吟咏赞叹的“秘色瓷”，也正是龙泉青瓷演绎它美仑美奂传奇的开始。北宋后期到南宋
南宋可谓龙泉窑的黄金时期，青瓷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而北方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争所破坏，瓯窑和越窑也相继衰落。到南宋晚期，由于北方制瓷技术的传入，龙泉窑结合南艺北技，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
这一时期，龙泉窑出现了一种碧玉般的厚釉瓷，这种厚釉瓷分黑胎和白胎两类。同时，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鼓励对外贸易，于是龙泉青瓷就藉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成为当时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誉为“陶瓷之路”。对外贸易产生的大量需求带动了新的制瓷作坊大量涌现，产品烧制技术质量不断提高。南宋末期，龙泉窑进入鼎盛时期，粉青和梅子青的烧制成功，巧夺天工，在我国瓷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粉青、梅子青是公认的青瓷釉色的巅峰，它不仅意味着龙泉窑制瓷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本身也包含了更丰富的审美意蕴。南宋龙泉窑很多器皿的新造型都是传承古代青铜器演变而来的，如尊式瓶、鼎式炉等。人们在审视这些玲珑隽秀的南宋龙泉窑青瓷时不免要发出惊叹，它们身上带着太多官窑器的影子。官窑作为一种垄断，绝对不允许民间仿制，龙泉青瓷与官窑器的相似恰好说明了它受到了官窑器的影响。虽然现在尚未找到南宋龙泉设立官窑的明确记载，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宫廷很可能派遣了技术人员和官僚在龙泉等地监制“贡器”。
元明
或许元代统治者欣赏不了那种精致细腻的艺术，但瓷器仍然是贵族生活不可或缺的点缀。元代的龙泉窑依然为宫廷和贵族烧制瓷器，龙泉窑出现的八思巴文瓷器，便是一个力证。元代的龙泉窑瓷器在风格上更是焕然一新。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远销国外。
1975—1977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1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元后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严重影响着青瓷的生产。此时青瓷器的胎骨逐渐转厚，且较粗糙，多数瓷窑在坯体成型以后未经很好修整，釉层减薄，器皿釉色青中泛黄，造型也不及以前优美。
而明代龙泉窑青瓷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残片中仍可看出元代器物的影子。比如其烧制工艺就延续了元后期底足包釉，用垫盘等支烧的方法。而且元代为明代龙泉官窑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尤其是一些器型硕大者，对于烧制技术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些大件瓷器的烧成可能与元代窑制的改革有很大关系。元代龙泉窑的窑型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与宋代窑制无异，只在长度上略有缩短。据目前掌握的发掘资料，北宋龙窑有长达80米以上的，元代龙窑则缩短了长度。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到了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此后，青花瓷兴起，加之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龙泉窑窑口纷纷倒闭，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但是，明代龙泉窑也有精品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如果将这些瓷器联系起来看，会发现有一类瓷器在形神上竟是如此的统一：直径达60多厘米的大盘，直径达40多厘米的墩碗……精美绝伦的刻花纹饰是一种华贵富丽的姿态，而刻花与釉色融为一体的效果更可谓“羚羊挂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这些都是普通的龙泉窑民窑器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对照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器不禁豁然开朗，两者在造型纹饰上的不谋而合正昭示着这类龙泉窑青瓷器的正统身份。
清朝
龙泉窑窑场所剩无几，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灿烂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但是，大明处州龙泉官窑，这个被历史遗忘湮没了很久的奇迹终究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被拨开尘土，重见天日。
五彩瓷的历史发展及艺术特色
五彩又称“古彩”，是瓷器釉上彩主要品种之一。
彩绘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源远流长。五彩瓷的出现是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彩绘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五彩之“五”泛指多彩，与素三彩之“三”有同工之意。五彩兼色丰富，一般以红、黄、绿、蓝、黑、紫五色为主调，它从古代彩绘艺术中脱衍而出，起源可上溯至金代，是古代北方民间瓷窑独具一格的艺术精品！时处宋元更替之际，北方瓷窑遭到破坏，瓷工们纷纷逃往南方，这也成为日后明代景德镇彩瓷高速发展的一大助力。
金代 五彩水禽纹碗
金代五彩瓷器的确定，是学术界对近十几年在考古发掘以及海外陆续发现的金代釉上五彩瓷研究的结果。北方著名瓷窑磁州窑所烧造的白底黑彩、白釉红绿彩、白釉绿彩等品种，无疑是明清五彩瓷器的先声，为后期景德镇五彩瓷器的出现起到了启迪作用。
元代 五彩狮子戏球纹玉壶春瓶
元代景德镇逐渐发展成中国瓷业生产的中心，“枢府窑”的瓷器为五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清朱琰《陶说》记载：“新烧大足素者，久润。有青色及五色，花且俗。”这一评述认为，作为新品种的五彩器不如元代以白为主的枢府瓷、卵白瓷和青花瓷好，反映了元代尚白的审美习俗。这对后人了解元代有五彩瓷这样一个事实，恰是一个有力的注脚。
明成化 五彩莲池禽戏纹盘
明嘉靖 五彩八角形大罐
明嘉靖 五彩西游记图罐
明万历 五彩牡丹龙纹出戟花觚
明早期五彩瓷较少见，中期时官民窑均有生产，并且成为明代外销瓷的一大品种，尤其对日本影响巨大，现今日本是保存中国明代彩瓷最多的国家。明代五彩具代表性的是嘉靖、万历两朝，无论从质量、数量上还是从色料、彩绘工艺、烧成工艺来看，都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高峰阶段，并开创了五彩瓷的全新局面！
清代顺治时期国内民族矛盾尖锐，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都被战争阻碍，御窑厂也遭到破坏，许多陶瓷品种停烧甚至失传，五彩瓷的烧制数量也严重缩水。
直到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正式恢复官窑烧造。康熙五彩在继承各种优秀工艺的基础上，又比以前各代都有明显进步。正如当时江西按察使刘廷玑著《在园杂志》中说：“至国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国外不少学者称康熙五彩为“中国美术”“康熙美术”，可见其声誉之高，康熙五彩不仅是清代五彩瓷的顶峰，也是整个五彩瓷发展过程中的顶峰！
清康熙 五彩云龙纹大盘
清康熙 青花五彩雉鸡牡丹盖碗
康熙五彩施彩较厚，深凝浓艳，红就是红，绿就是绿，没有深浅变化，所以也常被称为“硬彩”或“古彩”，这是相对于“粉彩”的粉润柔嫩而言，但是康熙五彩自有一番沧海韧涛般大气势的柔美，极耐咀嚼！
清康熙 五彩描金鹭莲纹尊
清康熙 五彩八仙人物纹碗
清康熙 五彩双狮戏球纹胆式瓶
在用彩上，一、出现呈天蓝色的釉上蓝彩，可代替青花使用；二、重用黑彩，大量使用墨线勾勒轮廓，突出黑彩的艺术效果；三、金彩用来表现纹饰线条美，或局部、大面积的涂染，如金色的太阳、金色龙、金莲等，富丽华贵；四、红彩是五彩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色调，传世的康熙五彩瓷上，红彩色泽鲜艳光亮，画彩技术非常精细，康熙的红彩甚至还有多种叫法，像“盖血红”、“抹红”等。
清康熙 五彩描金花蝶纹攒盘
康熙五彩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大，器型大、气势大，具有浑厚的结实感。而且刻、绘、印、镂、雕、塑等诸般工艺无不具备。然而，康熙以后，粉彩大兴，占据了清代彩瓷的主导地位，特别是雍正之后，五彩就更加稀少了，虽然它的烧制一直有延续，但都无法与康熙五彩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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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的定义及发展
俗地讲: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炻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陶瓷包括的范围较广,有些能耐水,有些并能耐酸.广泛应用于建筑,化工,电力,机械等工业及日用装饰等方面.此外,用粘土以外的其它原料,依陶瓷制造的工艺方法制成的制品,也叫做陶瓷,如块滑石瓷,金属陶瓷,电容器陶瓷,磁性瓷等.广泛应用于无线电,原子能,火箭,半导体等工业.目前,将所有陶瓷制品通称为“无机非金属固体材料”。
从结构上看,一般陶瓷制品是由结晶物质,玻璃态物质和气泡所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物质在数量上的变化,对陶瓷的性质起着一定程度的影响.陶瓷的老祖宗是"硅酸盐",习惯也稼"硅酸盐陶瓷",由于现代陶瓷发展得非常快,
人们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来改进硅酸盐陶瓷,不断提高配方中氧化铝的含量,加入许多纯度较高的人工全成化合物去代替天然原料,来提高陶瓷的强度,耐高温性和其它性能.后来发现,完全不用天然原料,完全不含硅酸盐,也可以做成陶瓷,而且性能更为优越.于是历来完全由硅酸盐统治着的陶瓷家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完全,崭新的不属"硅酸盐"的现代陶瓷。
确切说"陶瓷"的定义为:陶瓷是天然或人工合成的粉状化合物,经过成形和高温烧结制成的,由金属和非金属元素的无机化合物构成的多晶固体材料.不论是传统的硅酸盐陶瓷,还是现代陶瓷,都包括在这个范围里。
浅说陶瓷王国的历史发展
隋唐的统一，特别是唐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兴盛，瓷器制造业蓬勃发展了起来。瓷器产地更广泛，出现了各种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且以地名冠之。如越窑、岳州窑、洪州窑、寿州窑、鼎州窑、婺州窑、长沙窑、鲁山窑、郏县窑、邢窑等等。
大体而言，在制瓷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青瓷和白瓷南北齐驱的局面。但青瓷仍占主导，代表青瓷的最高水平当推越窑；而白瓷则以邢窑最为有名（白瓷自北齐创烧，历隋至唐发展成熟）。
这一时期瓷器多以素面为主，也见划花、印花、刻花、镂雕和堆贴等装饰手法，线条简洁，流畅生动。型制品种繁多，式样优美、浑圆厚重，制作规整，工艺水平相当成熟。
同时，唐代盛行厚葬之风，色彩斑斓的三彩陶器（马、骆驼、仕女、武士、镇墓兽及日用器皿型制等）也作为陪葬品而大量生产。
“南青北白”局面的形成，以及其他彩绘瓷和花釉瓷的兴起，青花瓷的出现，使唐代陶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这高峰的到来，为宋代走上巅峰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在这一领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特征及宣传发展
一、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的主要特征
“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新平”即景德镇。在千年窑火中，景德镇铸就了“汇各地良工之精华、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独特文化现象。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1、创新不辍。景德镇瓷业的每一次发展、每一次飞跃，无不伴随着创新与突破。在制瓷技艺上，宋代创烧了白里泛青、莹润素雅的“影青瓷”，使“景德窑”“不胫而走、天下皆闻”，从此跻身于全国名窑之列。元代创烧了青花与釉里红两种釉下彩绘瓷，结束了我国只能烧素瓷的历史。明、清两代先后创烧了斗彩、五彩、甜白以及郎窑红、美人醉等一系列名瓷，显示了不竭的创新活力。民国时期“珠山八友”将中国画的技法运用于陶瓷装饰，领风气之先。在生产管理上，元朝设立“浮梁瓷局”，开创了瓷政先河。明朝创办御窑厂，对陶瓷生产进行明确而又细致的分工，制瓷的七十二道工序按照流水线作业完成，催生了我国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清朝实行“官搭民烧”制度，将一定数量的宫廷御用瓷放入民窑中搭烧，促进了民窑的较快发展。正是这种“技术革新精益进、前驱不断再前驱”的创新精神，使景德镇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2、兼容开放。景德镇瓷业之所以历千年而不衰，一个重要原因是门户开放、兼收并蓄。东晋人赵慨深谙制瓷技术，后来隐居景德镇，景德镇瓷工拜他为师，使制瓷技艺有了很大提高。南宋时北方连年战乱，大批陶工纷纷南迁，景德镇帮助他们融入陶瓷生产，有效地将“流民”化为人力资源。元代时，引进并采用波斯青花釉原料。清康熙年间，引进西洋珐琅彩料，并借鉴了欧洲油画装饰技巧。在陶瓷贸易方面，明清时期就在全国各地开拓了市场，并使景德镇陶瓷“行于九域、施及外洋”，远销到欧洲、非洲，形成“陶舍重重依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的壮观景象。
3、和美圆融。景德镇的陶瓷从器形和内容上看，大多寄托了人们的理想和愿望，反映了人们追求和谐、崇尚和美的价值取向。以福、禄、寿“三星”为题材，直接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龙、凤、鹤为题材，生动体现了人们对友善、祥瑞的追求；以松、竹、梅、荷、兰、菊为题材，传递了人们对刚正不阿的气节和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的肯定和赞美。景德镇陶瓷通过观音、菩萨、耶稣、张飞、关羽等一系列人物画面和动作，巧妙弘扬了宗教和儒家思想，把博爱平等以及忠、孝、仁、义等思想直观而又形象地表现出来。“尚美”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影响着这座城市的性格和精神品质。
二、以优秀陶瓷历史文化推动景德镇和谐发展
景德镇曾经的辉煌，不能代表现在，更不能代表未来。要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更好地焕发出时代光彩，就必须借助陶瓷历史文化来推进当代瓷都和谐发展。
弘扬创新创业精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景德镇取得了新的进步。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发展的步伐还相对迟缓，与历史的辉煌相比，形成了较大反差。要想加快发展、重振雄风，除了在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机制体制等诸多方面要实现转变和突破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上下工夫。这种精神品质应以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所蕴含的“千里挑一，一瓷万价”的精益求精、追求精品的意识，“一杯众力，方克成器”的团结互助、众志成城的风范，“白瓷如玉，一鸣天下”的敢闯敢干、创新创业的豪情为首要。在实现陶瓷产业振兴的同时，要积极发展新型工业，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开发陶瓷文化旅游，促进景德镇“经济重镇、旅游都市、特色瓷都”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弘扬海纳百川的情怀，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景德镇是一个四面环山、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千年古镇，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使其容易囿于传统，导致相对的封闭和保守。但历史上的景德镇并不封闭，海上丝绸之路就是陶瓷之路，其先人“不筑有形之城墙，亦不筑心中之围墙”给人们以深刻启迪。今天，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大开放战略，以开放的视野积极拓展和培育国内国际市场。与此同时，紧紧依托景德镇的产业和资源优势，鼓励并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使其能更广泛、更深入地融入沿海产业链和全球经济体系。
弘扬悦和亲仁的理念，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风尚。景德镇是一个传统手工业城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轨变型的过程中，下岗工人多，债务负担重。而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发展，搞陶瓷艺术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陶艺家的收入相对于产业工人、普通群众高出许多。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容易造成社会心理失衡，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因此，要用景德镇先人“碎石成泥，泥做火烧的忍性；欲成大器，执著千年的耐性”，引导社会各阶层以悦和亲仁、宽容包容的态度看待和处理问题，培育民众的尚美意识。
三、积极推动陶瓷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宣传
要想让世人更多地了解景德镇宝贵的陶瓷历史文化遗产，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更好地挖掘它、保护它、利用它和宣传它。
进一步细化陶瓷文化理论研究。景德镇的陶瓷历史文化不仅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美好和谐，而且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哲学思想，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现今具有不忽视的价值导向和构建功能。要组织动员文化界、学术界、企业界、政府和社会团体中的研究人员，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细化对陶瓷历史优秀文化的挖掘、剖析、提炼和归纳。要为陶瓷文化研究工作者提供发布信息、相互交流和推广研究成果的媒介，使之成为培育当代瓷都和谐精神的重要方式。
进一步强化陶瓷遗址的开发与保护。珠山御窑、湖田民窑、丽阳瓷器山、高岭土瓷矿等遗址是体现景德镇悠久陶瓷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遗址中既有物质形态的“有形”遗产，如文物、古迹，又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俗、礼仪、节庆、传说、制瓷工艺技能等。要进一步规划好陶瓷文化保护区，启动陶瓷文化保护工程，守住景德镇人民的精神家园。同时，要深入挖掘、充分利用蕴藏在民间的鲜活故事、瓷业习俗、制瓷理念和工艺，积极打造陶瓷文化新景点、新亮点，有效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高陶瓷历史文化对当代瓷都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把景德镇的城市魅力彰显得更加鲜明。
进一步优化陶瓷历史文化的传播形式。传承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精髓，加快当代和谐瓷都建设，文化、新闻、出版、文联、社联等部门首先要承担起责任。要创造条件整合现有各类陶瓷博物馆的资源，丰富其藏品和展品，推动国内外巡展。要通过小说、诗词、歌曲、影视、戏剧等文学艺术形式，以及现代传媒体系，展示陶瓷历史文化个性和积极要义，提升陶瓷文化的时代精神。要致力于推进陶瓷历史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培育新的文化业态，不断提高陶瓷文化生产和传播的社会效益。
进一步深化青少年的陶瓷历史文化教育。教育和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对于增强其自豪感，培育其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是十分有益的。因此，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大做强全国青少年陶艺基地，精心编写通俗易懂的景德镇陶瓷文化乡土教材，在潜移默化中培养青少年奋发向上的精神品质和责任意识，从而更好地担当起创造景德镇美好明天的历史重任
佛山的历史发展
一概况
嵌镶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风和日丽，人杰地灵。城区、石湾、顺德、南海、三水、高明，正以无愧于共和国重托的自信和豪迈，走向繁荣，走向民主，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历史悠久的佛山，曾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曾有过商业鼎盛，街市繁华的辉煌；曾有过“南国陶都”、“南国红豆”的美誉。
然而，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东方古国的大门，佛山亦曾历经百年离乱，百年求索，百年抗争。
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抹去祖庙的积尘，扶正梁园的断垣，佛山人民勃发鼎新革故的活力，创造了且还在创造着令世人瞩目的业绩。全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和投资硬环境40优之一；联合国评定的全球98个人类住区优秀范例城市之一；全国“十佳工生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洁净城市”、全国“双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城”……犹如一束束报春花，佛山人以其传统的勤劳与智慧，以其放眼世界、瞩目未来的气魄与胆识，编织着繁花似锦的明天。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为了二十一世纪的召唤，佛山没有褪尽千年文明的荣耀，并将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城市的对接。一个科技振兴、繁荣富庶、文明进步、整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将崛起于珠江之滨，为祖国、为人类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自然地理
佛山市位于中国广东省的中部，珠江三角洲腹地，北纬22°38′-23°34′，东经112°22′-113°23′之间。距广州、江门、中山、肇庆、珠海、东莞、清远等工商业城市均在50公里左右，离香港、澳门也在100公里左右。地理环境优越，土地肥沃，临近海洋，温暖多雨，四季常绿，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22.1°C,降雨量1490.6毫米。低山丘陵多发育红壤、赤红壤，有少量黄壤，平原则为水稻土、堆叠土。自然资源主要有陶土、玻璃砂、稀有金属和水稻、甘蔗及品种繁多的水果、花卉、江河水产资源等。
三人口面积和区划
1998年，佛山市总面积3813.64平方公里，总人口324.98万人(非农业人口达139.88万人)，其中市区面积77.4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34.44平方公里，人口46.84万人（1949年，佛山市人口总数为14.3万余人）。佛山属广州方言语系，有汉、蒙、回、壮、苗等19个民族，汉族占99.97%。历史上佛山曾属番禺、南海、广州管辖。1949年10月16日，佛山解放，1951年1月12日正式改镇为市建制，称佛山市；1958年设立佛山专区，辖佛山、江门、石岐3市和中山等13县；1970年佛山专区更名为佛山地区，辖14个县（市）；1983年6月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1985年以后，所辖区域全部划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佛山市现辖城区和石湾区，代管顺德、南海、三水、高明四市(均为县级市)，目前实行市领导县体制。
四佛山石湾
石湾--珠江三角洲一颗璀灿明珠，它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东汉时期，这里的文化和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石湾素有"南国陶都"之美誉，陶瓷生产始于唐，奠于宋，鼎盛于明清，今天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陶瓷产地之一。
石湾陶瓷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已揭开其烧陶的历史序篇。秦汉时期，石湾制陶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本地出土的大批陶俑、动物、器皿等，证明此时已形成了初具地方特色的陶瓷艺术。六朝时期，石湾人已掌握了陶釉技术。唐代，石湾已出现陶瓷商品性的生产。宋代，石湾陶瓷产品已由圆型窑生产向龙窑生产过渡，逐渐形成了陶瓷商品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体系。明代，石湾陶瓷业进入繁荣时期，这时的石湾，作为民间陶瓷商品生产的集中地(即所谓民窑)，已经形成显著的行业生产特色，兼融中原各大名窑生产技术和高温釉彩的普遍使用，使石湾陶瓷制造技术日趋完善，美术陶瓷以一种极具地方民俗特色的艺术开始出现，又极大地提升了石湾陶瓷的艺术品位。《明诗综》有载："石湾瓦，甲天下"，概括反映了当时石湾陶瓷生产的地位。清代，石湾陶瓷业进入鼎盛时期，大量各式日用陶瓷品的生产和风格独特的陶塑瓦脊、建筑装饰构件、陶塑神仙佛像、园林用品、外陈设品、文房用具、艺术人物以及花鸟虫鱼等美术陶瓷的生产，不仅经营着中国华南多个省、区的广阔市场，而且,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市场，成为当时生产技术和商品经济都相当发达的陶瓷生产营销基地，为当时佛山形成与湖北汉口、江西景德、河南朱仙并称全国四大名镇，列为全国商品集散中心"四大聚"之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原始时代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1300℃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隋、唐时代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陶瓷文化之朝鲜陶瓷的发展历史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参照《朝鲜古艺术与中国的关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宜兴陶瓷装饰工艺的发展历史
宜兴堆花工艺技术是一种美化陶瓷制品的装饰手段，她的装饰手法主要是利用大拇指所表现的搭、搓、撕、揿、行五大技法，用各种色坭在陶制半成品表面进行装饰的民间独特的传统工艺，这种工艺仅宜兴地区有，可谓“冠绝一世、独步千秋”。回溯堆花工艺的历史早在5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的仰韶文化时期，原始部落的居民就在手制陶器上用黑红两种颜色的化妆上彩绘各种几何图案和一些简单的植物图案装饰，到东周战国时期的陶俑出现了属于陶器时期很早的雕塑，以后又出现了印纹陶器，印纹陶器上的纹样装饰，有些是手捏或拉坯的，亦有利用其它工具来处理效果，如弦线纹、水浪纹，是用竹木工具或陶模印制出来的。到了汉代时期的陶器装饰，人们为了器皿携带方便，加上了铺首（耳把）关系，铺首耳把，即有它的实用性，又有独特的装饰效果，汉代时期陶器装饰采用的是浅刻、刮制、浅雕、捏制、印戳、粘接等综合性的手法处理而成，铺首的出现又是较早的堆塑。
从晋代时期青瓷（器皿）中，挖掘的陪葬品（皿器）称之谷仓的装饰手法来看，同样是集捏堆贴、刻划、印戳、浅雕、浮雕、粘接相结合的综合性装饰，与前期陶制品相比，粗中有细，较突出浮雕立体效果。陶瓷历史的发展和陶瓷器皿装饰手段的演变，为宜兴陶瓷堆花工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据收集的相关资料记载，宜兴陶瓷公司一九七六年在宜兴产区古窑普查和考古发掘的陶瓷碎片及现有堆花古陶器分析，在唐代初期，宜兴地区生产的陶器就发现了呈半堆塑状，捏塑的绳纹，即浅雕而简单的花草纹样，陶器制品未发现釉色，装饰的纹样施用的化妆土的浅红色两种，这些堆花工艺的形成可推测到唐代中晚期陶器施釉烧制后的时间阶段，而堆花的手法操作则由双手捏塑堆贴逐步转为单手即大拇指的运作。
南宋到明代初期，陶瓷堆花制品几乎都使用了上釉烧制方法、釉色呈暗红釉（老红釉）泥浆釉两种，或用两种釉拌和使用，而堆花手法完全运用大拇指进行操作，明代前期使用的装饰泥料，一般是用稍微细致的缸料土，色调比较单一。
明代初期的堆花泥料可见有白坭的使用。堆花的装饰特点，呈半浮雕状，画面的设计相对规范，对称，感觉有点做作，操作手法以大拇指为主，加以雕塑、印模、粘接、挤压、印戳的辅助方法而成，画面题材一般以花卉为主，经过施釉烧成后，玉器感较强。
明末清初的宜兴陶瓷堆花工艺有了较大的变化。从堆花工艺手法上来看，明代前的装饰着重以堆塑为主，清初期的堆花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当然明代与清代之间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清代时期的陶瓷堆花手法，充分运用了多种技巧，如搭、撕、搓、捺、行五大技法等等，装饰题材较为丰富，如佛教文化，民间传统文化，包括大自然的很多内容，画面布局较为协调，装饰手法随意性很强，形成了绘画大写意的艺术效果，整个画面处理，装饰泥运用较为浅薄，但生动活泼，线条流畅，层次分明。
民国之后的堆花工艺，不但在装饰工艺及手法上有所变化，还在材质、造型、釉料、堆花装饰土上做了大量的研究，从单一的堆花用坭，发展到用化工有色颜料配制多种丰富多彩的色坭包括釉料，原先堆花工艺的装饰，局限在缸类品种之间，现在发展到瓷盆、花瓶、钵、千筒、坛、罐、壁画等。装饰手法也有所突破，借鉴民间传统大写意的艺术特色，发展了堆花大写意与工笔相结合、平堆与半堆、浮堆的艺术风格，创作题材着重创意性，改变了传统堆花随意性。
历代堆花艺人为了追求艺术成就而呕心沥血，总结前人积累的艺术精华，运用了大量堆花工艺手法，并结合陶制品材质、泥料、釉料烧结温度，为堆花技艺提高给现代堆花艺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陶瓷文化之日本陶瓷的发展历史
日本与我国东不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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