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又称“古彩”，是瓷器釉上彩主要品种之一。
彩绘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源远流长。五彩瓷的出现是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彩绘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五彩之“五”泛指多彩，与素三彩之“三”有同工之意。五彩兼色丰富，一般以红、黄、绿、蓝、黑、紫五色为主调，它从古代彩绘艺术中脱衍而出，起源可上溯至金代，是古代北方民间瓷窑独具一格的艺术精品！时处宋元更替之际，北方瓷窑遭到破坏，瓷工们纷纷逃往南方，这也成为日后明代景德镇彩瓷高速发展的一大助力。
金代 五彩水禽纹碗
金代五彩瓷器的确定，是学术界对近十几年在考古发掘以及海外陆续发现的金代釉上五彩瓷研究的结果。北方著名瓷窑磁州窑所烧造的白底黑彩、白釉红绿彩、白釉绿彩等品种，无疑是明清五彩瓷器的先声，为后期景德镇五彩瓷器的出现起到了启迪作用。
元代 五彩狮子戏球纹玉壶春瓶
元代景德镇逐渐发展成中国瓷业生产的中心，“枢府窑”的瓷器为五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清朱琰《陶说》记载：“新烧大足素者，久润。有青色及五色，花且俗。”这一评述认为，作为新品种的五彩器不如元代以白为主的枢府瓷、卵白瓷和青花瓷好，反映了元代尚白的审美习俗。这对后人了解元代有五彩瓷这样一个事实，恰是一个有力的注脚。
明成化 五彩莲池禽戏纹盘
明嘉靖 五彩八角形大罐
明嘉靖 五彩西游记图罐
明万历 五彩牡丹龙纹出戟花觚
明早期五彩瓷较少见，中期时官民窑均有生产，并且成为明代外销瓷的一大品种，尤其对日本影响巨大，现今日本是保存中国明代彩瓷最多的国家。明代五彩具代表性的是嘉靖、万历两朝，无论从质量、数量上还是从色料、彩绘工艺、烧成工艺来看，都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高峰阶段，并开创了五彩瓷的全新局面！
清代顺治时期国内民族矛盾尖锐，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都被战争阻碍，御窑厂也遭到破坏，许多陶瓷品种停烧甚至失传，五彩瓷的烧制数量也严重缩水。
直到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正式恢复官窑烧造。康熙五彩在继承各种优秀工艺的基础上，又比以前各代都有明显进步。正如当时江西按察使刘廷玑著《在园杂志》中说：“至国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国外不少学者称康熙五彩为“中国美术”“康熙美术”，可见其声誉之高，康熙五彩不仅是清代五彩瓷的顶峰，也是整个五彩瓷发展过程中的顶峰！
清康熙 五彩云龙纹大盘
清康熙 青花五彩雉鸡牡丹盖碗
康熙五彩施彩较厚，深凝浓艳，红就是红，绿就是绿，没有深浅变化，所以也常被称为“硬彩”或“古彩”，这是相对于“粉彩”的粉润柔嫩而言，但是康熙五彩自有一番沧海韧涛般大气势的柔美，极耐咀嚼！
清康熙 五彩描金鹭莲纹尊
清康熙 五彩八仙人物纹碗
清康熙 五彩双狮戏球纹胆式瓶
在用彩上，一、出现呈天蓝色的釉上蓝彩，可代替青花使用；二、重用黑彩，大量使用墨线勾勒轮廓，突出黑彩的艺术效果；三、金彩用来表现纹饰线条美，或局部、大面积的涂染，如金色的太阳、金色龙、金莲等，富丽华贵；四、红彩是五彩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色调，传世的康熙五彩瓷上，红彩色泽鲜艳光亮，画彩技术非常精细，康熙的红彩甚至还有多种叫法，像“盖血红”、“抹红”等。
清康熙 五彩描金花蝶纹攒盘
康熙五彩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大，器型大、气势大，具有浑厚的结实感。而且刻、绘、印、镂、雕、塑等诸般工艺无不具备。然而，康熙以后，粉彩大兴，占据了清代彩瓷的主导地位，特别是雍正之后，五彩就更加稀少了，虽然它的烧制一直有延续，但都无法与康熙五彩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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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五彩瓷器的历史演变
清顺治五彩缠枝牡丹纹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郝培云
中国彩瓷的生产，发展到明、清两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已完全可以与青花瓷器平分秋色。特别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制作水平，更是如日中天，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高峰。
五彩瓷器的主要着色剂为铜、铁、钴、锰等矿物元素，采用低温烧制成型。五彩为二次成型工艺，彩饰色料分釉下与釉上两种，常用颜色有红、黄、绿、紫、赭、黑等。所谓五彩并非是说五种色彩同时出现，而是多种彩色之意，但其中必须有红色方为五彩。五彩也被称为“古彩”、“硬彩”。据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释：硬彩者，彩色甚浓，釉覆其上，微微凸起。其施彩方法，是勾线后平涂填色，以水或胶水作溶剂，按纹饰需要，在已烧成的白釉瓷器上，施以多种颜色进行再度创造，在770-800℃的温度中焙烧而成。烧成后的色彩呈现玻璃质状，有坚硬质感。五彩瓷器是釉上彩中的主要品种之一。
明天启五彩人物纹海棠式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釉上五彩
“五彩”一词，出现于明代晚期。明代天启年间谷应泰《博物要览》记载：“宣窑五彩，深厚堆垛。”1984年在西藏萨迦寺发现了器底带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五彩碗，证明五彩瓷在宣德年间烧制已比较成熟了。从宣德到成化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这三朝时局动荡，政权不稳，在制瓷工艺上毫无成就，还没有发现五彩瓷器。直到成化年间才又出现了五彩。成化年间的五彩瓷十分稀少而珍贵，传世品也是极为罕见。到了明弘治年间，釉上五彩的烧制更加成熟。发展到嘉靖、万历时期，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开创了五彩瓷的新局面，出现了较大的罐、瓶类等。此时五彩的烧制已经达到了非常完备的境界。
明早期釉上五彩瓷器传世品不多见，因为当时景德镇延续元代制瓷主流，生产青花、釉里红产品。然而从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洪武釉上红彩可以判定，洪武时期的红彩瓷器已为“五彩”瓷的蓬勃发展做好了铺垫，可以说洪武釉上红彩已拉开了明代五彩瓷辉煌的序幕。特别要指出的是，用红彩描绘精细的龙纹、云纹等图案，只是明初才出现于景德镇。宣德时期红彩，是釉上红彩和五彩的开端，为后世的五彩瓷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成化时期的五彩是釉上五彩，其呈色以淡雅为主，色彩包括红、绿、黄、姹紫等，并开始使用孔雀绿彩。此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纹饰绘绘画中使用了不少黄彩，而且主要图案都是以黄彩打底色，上面再以红色渲染，使色彩更显浓艳厚实。这种彩瓷证实了明代彩瓷所谓“黄上红”的彩绘技法，开创于成化，并非始于嘉靖。
弘治一朝的釉上五彩瓷基本是成化风格的延续，所用颜色有红、绿、赭、黑、孔雀绿等，色调恬静淡雅。其中最突出的品种是刻花填彩。刻花填彩的制作方法是在胎上先刻出所需图案纹样，上透明釉时将刻好的图案留出，高温烧成后再在白釉露胎处施彩并用低温烧制而成。刻花填彩的出现，标志着釉上五彩的制作已进入成熟和发展阶段。
正德时期釉上五彩在造型、装饰方面不但延续了传统的特点，还在创新中确立了正德五彩独特的风格。正德釉上五彩器制作精细，多以在白釉上直接绘画五彩图案为主，称为“白地五彩”。多用红、黄、绿彩，绿色多为翠绿和孔雀绿，其中绿色浅中微微闪黄。常以阿拉伯文或伊斯兰图案为纹样作装饰，这是正德五彩瓷的鲜明特征。
明代五彩瓷经过了数朝的发展，到了嘉靖一朝已相当成熟。此时的釉上五彩瓷器，以色彩斑斓而著称。官窑和民窑都有大量生产，无论其质量和烧造数量都蔚然可观。开创了五彩瓷制作的新局面。此时期在用彩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如官窑瓷器在色彩上较前朝更加丰富，多用红、绿、黄、赭、紫、孔雀蓝等色彩绘。红彩为“枣皮红”；绿色为孔雀绿，分为大绿、淡绿；紫色为艳丽赭紫；黄彩似蜜蜡。此时“黄上红”工艺运用得较为普遍。大面积使用红彩形成了嘉靖五彩极为绚丽浓重的特征。嘉靖五彩造型多为大器，如大罐、大缸、大盘、花盆等。常见纹饰有云龙、云凤、花鸟、八仙、八吉祥等。
明代万历五彩瓷仍以前代风格为主体，新出现了以镂空工艺和五彩相结合的装饰方法。万历朝的釉上五彩的色彩继承了嘉靖一朝的特点，与嘉靖时期的五彩多有相同之处，都是以红、绿两色为主，其中点缀黄、黑彩等。红、绿彩更加鲜艳、热烈，对比强烈。嘉靖、万历时的五彩器均装饰繁密，色彩绚丽，制作工艺和造型大同小异，因此常常被归于一类器物。但嘉靖五彩多用孔雀绿彩，万历五彩则不然，这是两朝五彩器的重要区别。
天启、崇祯时期的釉上五彩瓷器已不如嘉靖、万历时五彩色泽浓重，色泽趋向柔和，淡雅宜人。用红、黄、绿、紫、孔雀绿等色渲染，纹饰绘画生动洒脱，具有中国文人画的笔墨情怀。但是有一类五彩器比嘉靖和万历五彩更加浓烈，红色为深红,绿为黑绿或黄绿，青花颜色也发黑。还有一类厚胎的白地五彩器，施釉较厚，口部多为酱黄釉，多用标记款识。这一类器物多以民窑制品为主。崇祯一朝五彩器发现得不多。
清乾隆仿斑竹五彩花鸟纹墨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釉上五彩
顺治时釉上五彩瓷在明代基础上继续烧造，并且有所创新，除一部分仍保留明末的风格外，另一部分则呈现出清代釉上五彩的新面目。这一时期色彩多见红、绿、黄三色，红色为枣皮红，绿色为深绿，都非常浓重。也有一种相对清秀、较淡的色彩，釉面光亮匀净，呈色较淡，部分器物的颜色容易脱落，器物的绘画多以人物画为主。
五彩瓷器发展到康熙时期有了重大突破，此时发明了釉上蓝彩，替代明代所用的釉下青花。釉上蓝彩的创烧成功，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青花五彩占主流的局面。蓝彩色浓而且鲜艳，胜过青花。康熙时期的釉上五彩是在明代嘉靖、万历五彩瓷器和顺治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制作工艺高超，彩色鲜明透澈，彩饰华丽，绘画线条刚劲有力，有极高的艺术水平。此时五彩用多种色料进行绘制，官窑以规矩的绘制和细腻笔法著称，而民窑则以釉彩浓重艳丽、画意清新活泼见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康熙时的五彩瓷是真正意义上的五彩瓷。康熙五彩由于色彩丰富，红彩比明代五彩用得少，因此，它的画面色彩显得沉稳、热烈而不浮躁，这是其鲜明特色。
康熙五彩仍分釉上五彩和青花五彩。其中釉上五彩最能反映和代表康熙五彩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康熙釉上五彩除了常用的红、绿、黄、褐、紫等彩外，釉上蓝彩和黑彩的烧制成功，使其画面更加华丽。此时所用的青料是云南的珠明料，色泽翠艳。黑彩特点是如黑漆一般，在白釉的衬托下更显得黑白分明，在康熙五彩中运用广泛，进一步增强了色彩的表现力。黑彩多用于画树木的枝干、花卉叶脉、山岭山峰、人物的眼睛、发髻、装饰的飘带、鞋子等，后又用于画图案的轮廓线、局部点染或片断画面，最后发展到大范围使用，并在黑彩上涂一层玻璃白，使黑彩显得更加漆黑明亮，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最终，促使了独立的墨彩瓷器品种于康熙中晚期出现。此时金彩已在五彩上广泛运用，常见有大面积描金图案，表现出康熙五彩的富丽堂皇。金彩多用于官窑器物。黑彩、蓝彩、金彩的出现使得画面更加写实、逼真。康熙釉上五彩的装饰手法多姿多彩，有白地五彩，蓝青地五彩、蓝地描金五彩、米地五彩、红地五彩、蓝地五彩、墨地五彩、哥釉五彩、锦地开光五彩等，充分显示了康熙釉上五彩卓越的彩绘艺术及制造工艺。
雍正年间釉上五彩的烧制，受到了粉彩发展的冲击而有些停滞。五彩大部分由粉彩取代。为数不多的传世作品说明，雍正时期的釉上五彩制作也非常精美，一改前朝浓艳的风格，而显得淡雅柔和，纹饰也由康熙的繁杂趋于疏朗，笔划也由刚劲变为细腻，疏密结合恰到好处。并留有较大的空白。雍正釉上五彩的总体特点是清雅俊秀。雍正五彩常用的颜色有红、黄、绿、紫、蓝、黑、白等色，施色较薄，大红大绿少见，蓝色使用较少，黑色较多。
到了乾隆时期，五彩器物就更少了，仅有官窑的龙凤碗和十二月令花卉杯。嘉庆、道光时期，略有少量官样器生产，像撇口式五彩龙凤碗、花卉杯，但存世量也比较少。
同治、光绪时期民窑出现了仿康熙的五彩器，有的仿写明代各朝及康熙款、图记款，字迹很潦草。同治时期仿的大件器类，色彩用得过于浓艳，施彩也比较凝厚，同时缺乏光泽，纹饰画得也比较粗率，不及后期光绪的五彩器。光绪一朝仿康熙五彩较多，有青花五彩和白地五彩。白地五彩所用的彩料红、黄、绿彩色较为鲜艳，但红彩表面显得比较干涩淡薄，也有显得厚暗的；仿康熙青花五彩的器物，青花的颜色过于浓艳、漂浮，色阶变化不明显，绘画层次也较少。所仿的器物胎质疏松，胎釉结合不紧密，符合晚期器物的所有特征。
明万历五彩鸳莲纹提梁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青花五彩
釉上五彩和青花五彩皆属于五彩范畴。青花五彩是一种釉下青花与釉上五彩相结合的产品。其工艺流程与斗彩有异曲同工之处，区别主要是在青花的使用上：斗彩是用青花勾勒出全部或部分纹饰的轮廓线之后先挂釉，烧成之后再在青花轮廓线内填彩，青花在斗彩中所占位置很重要，起到了主导地位；青花五彩则是用青花绘画纹饰的局部或某一块、某一点，不用青花勾勒轮廓，青花只作为一种颜料来点缀图案，如有勾勒轮廓线也是极少的，因此五彩是主题，青花起辅助作用。
青花五彩瓷是明宣德时期所开创的彩瓷品种。宣德青花五彩的制作虽然简单，画面也显稚嫩，但已经初步形成了青花五彩的基本特征。宣德以后，青花五彩曾一度衰落，到嘉靖时产量开始大增，万历时达到顶峰，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技艺之高超都是空前的。
嘉靖朝是青花五彩发展的辉煌时期，开创了彩瓷制作的新局面。嘉靖青花五彩多为官窑生产，青花色料改用进口的回青料或加石子青，色调表现为蓝中泛紫，十分浓艳，颜色特征非常明显。青花五彩瓷器装饰繁密，色彩绚丽，尤其是矾红彩料、青花及绿色的大面积的使用，给人以丰富饱满、热情奔放、富丽堂皇之感。这种浪漫奔放的色调，持续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
万历朝的青花五彩除继承了嘉靖青花五彩的一些特点外，又有其明显的特征：一是器物形制大，追求造型高、大、奇、巧的特点。二是装饰华丽，青花不仅作局部色彩点缀，而且还当作主色调使用。并出现了青花五彩镂空工艺。装饰内容广泛，常用的装饰纹样达几十种之多，最常见的是龙凤纹，还有蟠螭纹、花鸟纹等。万历五彩以蒜头瓶、出戟花觚、洗口瓶、蟋蟀罐、笔管、洗等常见。但有的造型不太规整，有明显的变形和塌陷，甚至官窑也是如此。这与当时的制瓷工艺有关。
青花五彩在清初虽有制作，但不占瓷器生产的主导地位，传世品中顺治朝有一些，康熙朝为多。顺治青花五彩器较多保留了晚明的古拙风格，青花翠蓝浓重，红绿彩鲜丽明快，俗称“大明彩”。康熙朝的青花五彩虽然没有釉上五彩的成就大，但它清新的色彩，优美的画面，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精美作品。清康熙青花五彩的显著成就是对青花的运用。由于康熙中晚期青花成就显著，青花特点突出，对青花五彩的烧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青花使用的是云南所产的珠明料，呈现出青翠艳丽的特点；彩绘工艺上运用了“分水皴”的技法，使得画面效果更加鲜亮。康熙青花五彩始终保持着独有的特色，一直烧制到晚清。（完）
唐山陶瓷的历史及发展
陶瓷，是唐山的传统特色产业。唐山陶瓷历史悠久，是中国的北方瓷都，也是我国主要陶瓷产区之一。据史料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生产陶壶、陶具。至明朝的永乐年间，唐山陶瓷已有一定规模。当时，多是以劳动组合为基础的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初开滦煤矿的建成和外资的进入，至三十年代末期，机器和电力在陶瓷生产制造中得以较为普遍的应用，唐山陶瓷渐渐兴旺起来。解放后，随着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唐山陶瓷有了长足发展，企业规模及生产力水平开始大幅度提高，企业生产逐步纳入了国家计划。1976年唐山大地震，有近20%的职工在地震中遇难，90%以上的厂房建筑被震坏，70%以上的窑炉设备受损，使唐山陶瓷行业遭受到毁灭性打击，但英雄的唐山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全行业职工以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迅速恢复了生产，震后一个月就生产出产品。在震后恢复建设中还适时地对工艺布局、技术装备重新进行了设计，提高了机械化程度，使生产能力迅速达到了震前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唐山陶瓷工业将企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强管理、提高质量、争创名牌、节能降耗、增加效益上来。整个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不断壮大。
截止到目前，全市共有陶瓷企业近百家，日用瓷以中、西餐具、咖啡具、茶具、酒店用瓷为主，年产量5亿件以上，卫生陶瓷以各种便器、面盆为主，年产量约1500万件。建筑陶瓷约4000万平方米。从业人员达10多万人。与煤炭、水泥、铁路、机车一道成为唐山工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是唐山陶瓷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它秉承唐山陶瓷悠久的历史和先进的工艺，集传统和现代、科工贸、产供销于一体，是我国陶瓷产品重点生产和出口企业。公司现有职工两万余名，资产总额11亿元人民币，有五个控股子公司、五个分公司和1个研究院，主导产品为日用瓷、卫生陶瓷、特种陶瓷、建筑陶瓷、工艺美术陶瓷和耐火材料。其中，日用瓷年产能力1.6亿件。“红玫瑰”牌高档无铅骨质瓷是目前全国同行业高档瓷种中唯一的中国名牌产品。卫生陶瓷生产能力200万件。特种陶瓷年产能力1000万件。耐火材料20万吨。年出口创汇6000万美元。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陶瓷生产出口基地。是全国仅有的大型综合陶瓷企业之一。
概括讲，唐山陶瓷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解放前的自由发展阶段。(1949年以前)
从明朝永乐年间至解放前夕，虽然中国的制瓷业极为发达，但唐山的陶瓷制造业只有田家窑、秦家窑、赵家窑等10余户手工作坊，农工二百余人，分布在现在的缸窑路两侧，产品均为粗陶、粗瓷。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工业技术的刺激下，特别是开滦煤矿出煤后，一些新的陶瓷作坊相继出现，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机器和电力的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生产出了日用白瓷，电瓷器件，卫生陶瓷等。形成了唐山陶瓷工业的雏型。其中卫生陶瓷是国内首创，唐山是中国卫生洁具生产的摇篮。
二、解放后稳步发展时期(1949年——1976年)
解放后，党和政府带领广大陶瓷职工经过快速医治战争创伤，使唐山陶瓷生产步入正轨。经历了实施公私合营、大跃进、文革等阶段。产品也由内销逐步实现了内外销并举，成为唐山的创汇大户，唐山陶瓷发展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山陶瓷的崛起，离不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1961年10月唐山市政府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唐山陶瓷展览会。展期29天。朱德委员长亲临展会并题词：“充分发挥你们在资源和技术方面的有利条件，生产更好更多的生活和工业用瓷，满足内销和出口的需要，成为第二个景德镇。”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快速发展时期(1977年以后)
党的十一届全会以后，唐山陶瓷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经受了新的考验。
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国家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使卫生瓷、建筑瓷供不应求，唐山陶瓷厂、唐山建筑陶瓷厂蒸蒸日上，生产以20%—30%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特别是外贸体制的改革，使得多年来依赖外贸出口的日用瓷厂家被迫经受外贸停止收货，大量出口瓷厂家不得不转向内销，国内市场产销平衡受到冲击，大量产品积压。使日陶厂家在计划经济刚刚转轨时期第一次尝到了不能自主面向市场的苦果。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国家各项改革政策相继出台的情况下，唐山陶瓷工业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第一个在全市工业企业中争得了外贸经营权，彻底改变了多年来依赖外贸公司的状况，直接的面向了国际市场。第一个在唐山市属企业中创办了中外合资企业，首次将外资引入了传统的产业中，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一个在全市工业企业中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日用瓷产品结构中，形成了被誉为“四朵金花”的红玫瑰牌骨质瓷，白玉牌白玉瓷，木兰花牌玉兰瓷和白兰牌白兰瓷。同时，唐山陶瓷工业又适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使装备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新的环境下，唐山陶瓷工业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在唐山陶瓷集团和唐山胜利陶瓷集团两大集团合并组建新的唐山陶瓷集团的基础上，以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对集团内部优势资产进行了重组，成立了“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98年8月上市。标志着唐山陶瓷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融入国际化经营迈出了实质的一步。为使陶瓷这一古老的产业进一步成为，承载文化、艺术、历史的载体，唐山市委、市政府决定自98年开始承办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至今，陶博会已成功举办了八届，成为了唐山人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陶瓷行业为数不多的一个上市公司，是国家乃至唐山陶瓷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具备亚洲第一的骨瓷产量规模，2000万件的生产能力，总资产10亿元，现在有职工20000余名，公司年销售收入达到6个亿。拥有“中国名牌”“红玫瑰”骨瓷，长城玉(硬质细白瓷)，色釉瓷器三个瓷种资源的综合配套能力。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从成立伊始，就坚持以科技兴企为经营宗旨。不仅组建了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还斥资陆续引进世界级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经过“七五”至“十五”期间，全方位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全部淘汰了煤烧窑炉，装备了节能、环保、高效的现代化燃气窑炉，使传统的陶瓷产业告别了煤、烟、尘，迎来了气、电、洁。彻底改变了传统陶瓷产业的生产工艺，将传统的陶瓷工艺与现代高新技术加以完美结合。自1998年以来，自主研发了骨质瓷无铅技术、日用瓷低温快烧技术、高档釉下彩装饰技术、高档釉料生产技术等10余项新技术项目，通过了国家级、省级、市级技术鉴定；自主研发了蜂窝陶瓷、超节水卫生洁具、冶金用陶瓷过滤器、釉下精陶、铁红金圈釉艺术瓷等30多项新产品开发项目，获省、市级奖励。通过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公司技术装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质量和档次显著提高，向可持续发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市场竞争力逐步增强，产品销售覆盖全国各地并远销欧美、澳洲、亚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红玫瑰骨质瓷创造了六个历史之最： 1、创制投产最早，1964年开始立项研究，1973年研制成功。2、产品质量最好，从1975年通过省级鉴定获得国家级发明专利后，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并于200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中国日用瓷行业最早也是骨质瓷行业唯一的中国名牌。3、器型品种最全，形成了西餐系列、日韩系列、酒店系列、航空系列、民用系列、办公系列、礼品系列、艺术系列等八大类，一千多个品种的均衡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大件、异型件生产工艺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4、占有市场最广，在国际市场，我们有欧盟市场、北美市场、日韩市场三大骨瓷国际主流高端市场。在国内市场，建立健全了遍布全国的经销商网络。“红玫瑰日用陶瓷已成为国内四星级以上宾馆酒店的首选瓷器。国内各大航空公司都将”红玫瑰“作为头等舱的专用瓷。5、品牌知名度最高。1997年“红玫瑰”骨质瓷以其优良的品牌被选定为香港回归特首府专用瓷。1999年被选定为建国五十周年庆典天安门城楼专用瓷。同年又被选定为澳门回归特首府专用瓷。2000年被选定为中南海专用瓷、人民大会堂专用瓷。2002年被选定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专用瓷。“红玫瑰”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正在向争当世界名牌的发展目标不断迈进。6、最早研制生产无铅骨瓷；2005年“红玫瑰”骨质瓷突破了长期困扰骨瓷行业的铅镉含量超标这一技术瓶颈率先研制出无铅骨瓷。唐山陶瓷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在唐山陶瓷的各个发展阶段均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与关怀。1996年7月，江泽民主席到唐山陶瓷股份公司视察。1996年7月，李鹏总理、吴邦国副总理到唐山第一瓷厂骨质瓷生产线视察。2000年2月，朱镕基总理到唐山陶瓷股份公司视察。2000年5月，温家宝总理到唐山陶瓷股份公司视察。2005年9月，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铁映到唐山陶瓷股份公司视察。2005年，无铅骨质瓷项目通过省级鉴定，获唐山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十一五”期间，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唐陶股份公司提出了“创第一品牌，建一流企业”的奋斗目标，将通过实施“科技兴企”、“人才引进”、“产品结构调整”、“市场开发”、“加强管理”等一系列措施。要在“十一五”末将公司建成国内同行业一流企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标准是“十一五”末实现销售收入十个亿，利润一个亿。要实现这个目标，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实施品牌战略。以实施品牌战略产生的效益及影响力推动公司更快。更好的发展，从而实现公司的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要遵循只有发展品牌战略，打造品牌产品才能是企业做大，做强，才能创建百年企业这一理念。
实施品牌战略是我们公司的突围之战，而对不断恶劣的外销形势，我们只有跳出加工出口的圈子，才能占领品牌销售的高地。我们的目标是在2007年底实现国内所有的二级以上城市都要有“红玫瑰”品牌的经销网络。
唐陶股份公司对外以每年投入3000万元用于红玫瑰的品牌宣传，对内已投资2000万元用于设备改造，聘请国外设计师进行器型与花面的的研发并成立了专业的研发团队。有理由相信，唐陶人有着高远的战略眼光和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一定能够肩负起振兴北方瓷都的重任，为民族产业的发展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穿越历史风烟的五彩罐
仿清乾隆粉彩镂空开光花卉纹象耳转心瓶
仿清乾隆黄地粉彩轧道花卉纹梅瓶
仿永乐青花五龙纹玉壶春瓶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曾红极一时的《青花瓷》仿佛还在耳边轻唱，周杰伦用轻柔低沉的歌声诉说着青花瓷的故事。
那时，青花瓷对于我们只是种梦想，很少亲见。而今，只要我们愿意，走进7坊街创意园区B区，随时可欣赏到各种形状不同、色彩鲜艳、品质优良的景德镇瓷器。
仿品赏析 严格按照原作1∶1再现
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1955年出土于北京东郊，为明代的陈设品，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五彩瓷罐，天地式盖，宝珠形钮，短颈丰肩圆腹，内圈足，底部书“大明嘉靖年制”。该罐形体硕大，纹样构图饱满、画法古朴生动，色彩明艳。
中国人喜爱鱼纹，鱼与余同音，人们常用来比喻“年年有余”，以求吉庆和幸运。罐通体五彩装饰，设色以黄、红、绿、褐和青花蓝色为主。盖钮上多层莲瓣纹，盖面绘八宝璎络纹，盖边为莲池游鱼纹，罐的肩部一周变形莲瓣纹，腹部绘莲池游鱼，八尾红、黄色的大、小鲤鱼，在红花绿叶的莲池中上下穿游，姿态各异，空隙处水绿、黄、蓝色多种水藻，近足部饰以双重蕉叶纹，此器上的莲池游鱼构图饱满，以鲜艳的色彩衬托，更为生动。
此罐有“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款识。此罐高仿，严格按照原作的胎质、外形、尺寸、釉色、工艺等进行高度一致的仿制，也称作1∶1再现原作。
背景介绍 景德镇陶瓷之历史
据中华仿古瓷第一人、景德镇古陶瓷研究员黄云鹏介绍，景德镇从汉朝开始烧制陶器，距今1800多年，从东晋开始烧制瓷器，距今1600多年。景德镇素有“瓷都”之称。景德镇瓷器造型优美、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风格独特，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独特风格蜚声海内外。
中国古代造瓷，在釉色方面素有崇尚青色传统，以青为贵景德镇窑在北宋时期，仿效了青白玉的色调和湿润的质感，创造性地烧造出了一种“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的青白瓷使青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自宋代起，景德镇瓷器就成了皇家宫廷的御用瓷器。元朝统治后进一步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专门监造供朝廷使用的御用瓷器并为官府机构枢密院定烧印有“枢府”铭文的卵白釉瓷。元代时期的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元代景德镇窑在宋代青白釉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崛起，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创烧了成熟青花、釉里红及各种单色釉品种。在制瓷工艺上采用了瓷石泥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烧瓷的温度，大件器物应运而生。
明代是景德镇的鼎盛阶段的开始，陶瓷艺术集历代瓷艺之精华，大量新工艺、新的装饰手法也先后涌现。宣德年间是明代青花瓷烧造的黄金时期。清代，中国瓷器的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雍正产品，以其胎细釉润，纹样典雅精美而独树一帜。最著名的有典雅素净的青花瓷，明净剔透的青花玲珑瓷，五彩缤纷的颜色釉瓷，幽静雅致的青花影青瓷，古朴清丽的古彩瓷，万紫千红的新彩瓷，明丽隽秀的窑彩瓷别开生面的总和装饰瓷等。这些珍贵的名瓷，被人们誉为“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瓷国之瑰宝”。
前世今生 明嘉靖独创，谐音“皇上红”
明代发展到嘉靖朝，对外交往和贸易拓展开来，瓷器作为主要外销产品而大量流于国外，从而刺激和促使其品种和花样迅速创新。尤其是五彩瓷器，开创了一代彩瓷制作的新局面，质量和数量都蔚然可观。
五彩瓷是一种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绘出多彩图案，再入窑炉中低温二次烧成的装饰技法，属釉上彩绘。嘉靖五彩，在五彩瓷器中较为独特。它色调纯正，绚烂之中又以红浓绿艳取胜。五彩瓷器色彩对比强烈，在视觉效果上与欧洲建筑的居室装饰色彩十分搭配，故大为流行。正是由于欧洲人、日本人长期以来对五彩瓷情有独钟，在这种传统的审美和收藏心态支配下，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国内的明代五彩瓷器大为流失，所以这个明代五彩瓷器精品极为可贵。
在2000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引人注目。此器引得世界各地藏家竞相争夺，最终以高达4400.00万港元成交。此器采用“黄上红”釉彩套叠工艺，为嘉靖时独创，谐音“皇上红”。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在成化斗彩的工艺成就基础上，又发展成了著名的青花五彩瓷器。青花五彩瓷器浓艳热烈，填笔简朴自然，曾盛极一时。嘉靖官窑五彩器的盛行，可能与嘉靖皇帝本人尊崇道教、深信五彩辟邪有关。这件五彩鱼藻纹盖罐属青花五彩工艺，是明代影青瓷中的精品。
龙泉青瓷的发展历史及分期
在英文中“CHINA”（瓷器）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代名词，可想而知中国的陶瓷文化在世人眼中占据了何等独特而至尊的地位。古代陶瓷是随着社会前进而不断发展的工艺美术，从古至今产生了无数的绝世精品，而瓷中之母当数青瓷。我国青瓷烧制技术源远流长，浙江是我国青瓷的发源地。自商周时期原始青瓷到东汉以来的成熟青瓷，晋代的“缥瓷”，唐越窑的“秘色瓷”，直到龙泉青瓷已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从早期青瓷的青黄、淡黄到后来的纯青等色，浓艳浅淡，但都无不以青为尚。青瓷有“雨过天青”之雅，有阿拉伯人称“海洋绿”之幽，更有“类玉”、“类冰”之青质，兼得苍天、青山、绿水、碧玉之万般灵秀。龙泉窑青瓷就是诸多青瓷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龙泉青瓷是我国制瓷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窑系，窑址在今浙江西南部山区。龙泉青瓷肇始于三国，兴起于北宋，在南宋到元达到鼎盛，明代中晚期后开始衰落，其生产历史长达1600多年。作品主要以釉色吸引人，是最著名的颜色釉瓷器品种。施釉往往多次，釉较厚，玻璃光感很强。龙泉窑的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白中泛青。釉层柔和无开片，足底露胎处呈赭红色，俗称“朱砂底”。驰名中外的龙泉窑粉青釉和梅子青釉，釉质晶莹的青玉，其色调可与翡翠媲美，达中国古代青色最佳的境界。按照叶英挺的理论，龙泉青瓷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五代到北宋早期、北宋后期到南宋、元明。龙泉青瓷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五代到北宋早期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石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是瓯江的重要发源地，所以不仅为制瓷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而且还为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水路运输便利，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利用本土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取越窑和瓯窑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这一时期的青瓷作品制作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但是，到五代和北宋，吴越国的统治者为了俯首称臣，每年向中原君主供上不计其数的“秘色瓷”，以示修好。如此庞大的生产数量致使越州窑场无力承担，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龙泉窑便以担负这样一个“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本身发展的契机。当时，龙泉窑业初具规模，烧制青瓷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加上越窑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得以迅速提高。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器皆为淡青色釉瓷，胎骨多为灰白色，少数灰黑色。胎壁薄而坚硬，质地坚实、细密。虽然龙泉的地理位置偏僻，但境内有瓯江流经其间，载重货船可以从龙泉县城沿江而下直达温州港，水上交通的开发，使龙泉窑系绵延数百公里，甚至影响到闽北的窑口，在这范围内生产的瓷器都是龙泉窑的风格。龙泉窑的制瓷作坊大多数建造在河流或溪沟两旁的山麓上。窑匠们在山的缓坡上建龙窑，窑旁小块平地造作坊和住宅，窑和作坊连在一起，布局合理，操作方便；山上有树木，附近有瓷石矿，生产瓷器所需的原料、燃料取用方便；附近的溪水与河流，既可为作坊提供工业用水，又可通过船筏等水上运输工具将产品运往销售地。从五代到北宋中期，龙泉一跃成为江南第一名窑。那些被无数人所吟咏赞叹的“秘色瓷”，也正是龙泉青瓷演绎它美仑美奂传奇的开始。北宋后期到南宋
南宋可谓龙泉窑的黄金时期，青瓷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而北方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争所破坏，瓯窑和越窑也相继衰落。到南宋晚期，由于北方制瓷技术的传入，龙泉窑结合南艺北技，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
这一时期，龙泉窑出现了一种碧玉般的厚釉瓷，这种厚釉瓷分黑胎和白胎两类。同时，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鼓励对外贸易，于是龙泉青瓷就藉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成为当时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誉为“陶瓷之路”。对外贸易产生的大量需求带动了新的制瓷作坊大量涌现，产品烧制技术质量不断提高。南宋末期，龙泉窑进入鼎盛时期，粉青和梅子青的烧制成功，巧夺天工，在我国瓷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粉青、梅子青是公认的青瓷釉色的巅峰，它不仅意味着龙泉窑制瓷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本身也包含了更丰富的审美意蕴。南宋龙泉窑很多器皿的新造型都是传承古代青铜器演变而来的，如尊式瓶、鼎式炉等。人们在审视这些玲珑隽秀的南宋龙泉窑青瓷时不免要发出惊叹，它们身上带着太多官窑器的影子。官窑作为一种垄断，绝对不允许民间仿制，龙泉青瓷与官窑器的相似恰好说明了它受到了官窑器的影响。虽然现在尚未找到南宋龙泉设立官窑的明确记载，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宫廷很可能派遣了技术人员和官僚在龙泉等地监制“贡器”。
元明
或许元代统治者欣赏不了那种精致细腻的艺术，但瓷器仍然是贵族生活不可或缺的点缀。元代的龙泉窑依然为宫廷和贵族烧制瓷器，龙泉窑出现的八思巴文瓷器，便是一个力证。元代的龙泉窑瓷器在风格上更是焕然一新。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远销国外。
1975—1977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1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元后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严重影响着青瓷的生产。此时青瓷器的胎骨逐渐转厚，且较粗糙，多数瓷窑在坯体成型以后未经很好修整，釉层减薄，器皿釉色青中泛黄，造型也不及以前优美。
而明代龙泉窑青瓷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残片中仍可看出元代器物的影子。比如其烧制工艺就延续了元后期底足包釉，用垫盘等支烧的方法。而且元代为明代龙泉官窑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尤其是一些器型硕大者，对于烧制技术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些大件瓷器的烧成可能与元代窑制的改革有很大关系。元代龙泉窑的窑型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与宋代窑制无异，只在长度上略有缩短。据目前掌握的发掘资料，北宋龙窑有长达80米以上的，元代龙窑则缩短了长度。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到了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此后，青花瓷兴起，加之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龙泉窑窑口纷纷倒闭，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但是，明代龙泉窑也有精品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如果将这些瓷器联系起来看，会发现有一类瓷器在形神上竟是如此的统一：直径达60多厘米的大盘，直径达40多厘米的墩碗……精美绝伦的刻花纹饰是一种华贵富丽的姿态，而刻花与釉色融为一体的效果更可谓“羚羊挂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这些都是普通的龙泉窑民窑器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对照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器不禁豁然开朗，两者在造型纹饰上的不谋而合正昭示着这类龙泉窑青瓷器的正统身份。
清朝
龙泉窑窑场所剩无几，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灿烂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但是，大明处州龙泉官窑，这个被历史遗忘湮没了很久的奇迹终究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被拨开尘土，重见天日。
醴陵釉下彩瓷的发展历史（四）
醴陵釉下彩瓷的发展历史（四）
1949年全国得到解放后，在党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随着整个醴陵瓷业的迅速恢复，至1955年，醴陵釉下彩瓷也就像枯木逢春一样获得了新生。为了继承我国陶瓷装饰艺术的优良传统，恢复这一釉下五彩名瓷的烧制，当时的醴陵瓷业公司和刚成立的陶瓷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醴陵的釉下五彩瓷器解放前整整二十年停止了生产，因此缺乏传授技艺的人才，后来通过几个月的调查访问，才在醴陵一个偏僻的乡村找到了一位失业还家务农近二十年的釉下彩老艺人吴寿祺先生，这时他已经是年近古稀而幸存的老人了。吴老先生被请出来之后，担任了陶瓷研究所的技师，专门研究和传授釉下五彩瓷器的制作工艺。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关怀下，吴老恢复了青春的活力，精神焕发，谦逊勤奋、把自己毕生的技艺传给了后辈，通过与唐汉初一起培训艺徒和举办业余训练班等方式进行教学，技艺队伍不断扩大，新生力量茁壮成长，这样就使醴陵釉下彩瓷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釉下五彩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无论在生产工艺、制作规模、题材内容，装饰手法，艺术水平以及色料品种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烧造工艺上讲，进行了种种改革，如柴窑改煤窑，三烧制改为两烧制等，大幅度地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从制作规模上讲，自六十年代以来，不仅醴陵地区有专门生产釉下彩瓷的群力瓷厂，而且还有国光、星火、永胜、新民以及本省其它地区的建湘、洪江、界牌、新湘等瓷厂都有所发展，使湖南成了“釉下彩瓷之乡”。从题材内容上讲，过去多采用花卉装饰，而现在的彩饰题材却是博采万物，诸如花鸟、山水、虫鱼、人物、走兽和传统题材中的龙凤、历史故事以及书法印章等，无不反映在釉下彩瓷的装饰中。从装饰手法上讲，除了在勾勒的功力上较之过去的最高水平不免还稍有逊色外，其余在纹样的构成，色彩的处理、操作的技术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历史的水平。彩绘设计人员用自己的实践丰富了这一传统的装饰艺术，因而创造了各种形式风格的装饰纹样，使釉下五彩的装饰艺术呈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其产品既有各式各样的陈设瓷，还有符合现代生活要求的各种日用器皿。这些产品，有的被选为国家用瓷和国家礼品瓷，有的远销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历年来还有不少精工产品参加了国内外艺术展览。并多次获得了国家金质奖章。为促进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中华发展民族增添了光彩。
台湾陶瓷历史及文化的发展之路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就知道陶器的做法，用黏土制作各种日常用品，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陶瓷的发展是一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先敌，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台湾陶瓷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的族群不断地融入，不同的制陶观念、技术和产品在不同的时期中向这块土地汇集，共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台湾陶瓷文化。" 陶瓷杯体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器（clayware）、陶器（earthcnwarc）、石陶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Mn）等四种。人类制陶文明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发脉络而发展的，台湾陶瓷的发展也脱不出这道轨迹。以上器的发展而言，台湾从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陶片，说明台湾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陶器的制作，后来的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许多遗址中，陶器都是最重要的出士文物。后来的原住民也都有制作陶器的纪录，直到现在，兰屿的雅美族人还在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制陶。由此观之，台湾的制陶源远流长，历史相当悠久。
陶器在明清时期由汉人开始发展。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入治台湾时。为了在台南兴建城堡与教堂，曾经从大陆雇用工匠到台湾，制造石灰砖瓦，是为台湾制作砖瓦之始。至于陶器的制作，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工艺志．陶制）的记载「郑氏之时，谘议参军陈永华始数民烧瓦。并说明台湾已开始烧陶，只是陶业尚未大兴而已。陈永华「教匠烧瓦」的时间判断应该是1662年(永历十六年)，至今已有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且到1796年(嘉庆元年)之间，南投才开始制造带釉陶器。1804年(嘉庆九年)，莺歌也开始发展陶业，大约要到道光年间台湾的制陶业才比较普及。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的制陶技术随着闽粤移民引进台湾，使台湾陶瓷文化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产品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建筑用的传统砖瓦之外，主要为日用的水缸、陶瓮、陶罐等粗陶器。比较精致的瓷器与碗盘都由大陆沿海进口，尚无发展的空间。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的进入，原住民原始的制陶文化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没落乃至消失的命运。
石陶器从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日本的企业家看重台湾的陶瓷资源与市场，因而投入台湾陶业制作。他们一方面引进了日本传统的制陶技术和陶瓷品种，另一方面也开始台湾陶瓷的现代化。这段时期人统治当局除了极力扶持其本国的在台企业之外，也开始有计画地从其本国派遣技师来台训练本地的员工;同时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派员赴日学习技术，引进日本的制陶技术与观念，对于台湾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之间，东洋陶瓷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并存，并使台湾陶瓷间接与欧美先进技术接轨，新文化因子的汇入，使台湾陶瓷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面貌。
1945年光复初期日本人的势力虽已退出台湾，但是台湾的陶瓷大致仍然承袭日治时期的经营形态。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使台湾陶业的生态产生另一次重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掌控台湾陶瓷的重要资源，这批人士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陶师完全不同。早期陶师都是从传统的民间窑场出身，完全凭经验来制陶。制品容或有精粗之分，然而实际上谈不上造形设计与审美艺术。新移民中参与陶业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代表着中国管理阶级与上层社会人士。在这批人士的引导之下，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科学的管理与学理研究之路。此外，从大陆来台的艺术家也投入陶瓷的领域，开始注重产品的设计与艺术成分的加入，使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精致化与艺术性，直接催化了台湾陶艺之 路。在这个阶段中，台湾陶瓷一方面走向中原的精致文化，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国际化，吸取欧美现代陶瓷文化。
台湾瓷器的发展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这段时间台湾的陶业生态再度产生重大的改变。经过多年的长治久安，台湾社会逐渐累积了财富，生活水准大幅提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国外信息更是大量流通。大批青年学子涌到国外留学，这些人才精英不但带回来最新的制陶技术，也带回来新渐的艺术造形观念，台湾本土人士逐渐取得陶瓷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经营策略方面从完全供应内需市场转而以外销冯导向，新产品不断地开发，以获取更高的利润 :在技术方面品质不断改进，脱离传统的陶器走向精致瓷器，另一方面也开始走向陶艺创作之路。整个台湾陶瓷至此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一力面走向本土化，一方面走向艺术化，乃至更进一步国际化。
直到1990年代开始，由于劳工与环保意识的抬头，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得陶瓷的经营遭遇许多困难，业者纷纷出走，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投资，台湾陶瓷文化至此由输入转为输出。陶瓷经营形态由工业生产转向商业贸易，产业由蓬勃发展而逐渐萎缩，由炫烂渐渐归于乎淡。惟有陶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另一波段的高潮。
台湾陶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南投的刘案章擅长陶瓷雕塑，作品以陶塑品为特色;松山的蔡川竹擅长釉药，以铜红釉为特色。两人在业余制作一些不以实用为目的作品，初具现代陶艺的本质。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的画家席德进、廖末林等以花瓶为媒材，在上面从事绘画创作，进一步使陶瓷具备「艺术」的成分。
1970年代左右，陶瓷被用来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媒材，陶艺作品具有美学意义和创作思想，使台湾的陶瓷真正走向艺术化。最初陶艺的创作理念在于对于机械大量生产方式的反动。他们认为机械生产的产品太过于冷感，缺乏人性的温馨味道。艺术作品必须跳脱机械的伽锁，而重新认识人性的价值。当时的陶艺创作以手拉胚为基础，强调手工的价值，作品绝大多数为兼具实用价值的工艺品。这个时期以前辈陶艺家吴让农与林葆家为代表。
紧接而来的创作理念是拒绝手拉胚机的拘束，同时受到抽象艺术的影响，舍弃具象的模仿，以双手为工具，以黏土为媒材，以抽象造形为形式，表现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这种创作理念以留美回来的邱焕堂为代表。
其后台湾的陶艺几乎与世界前卫的艺术思潮平行发展，个人的创作理念获得充分的尊重，无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或表现题材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陶艺家常常利用复合媒材作为陶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打破了陶艺只能用黏土作为创作材料的传统束。他们结合陶瓷、木材、金属、纤维等材料来创作，赋予陶艺新的语言和生命。另一力面陶艺家更注重艺术理念的发挥，陶艺走向观念艺术与装置艺术等纯艺术表现，对内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对外批判人生与社会的现实面。至此，陶艺与其它艺术之间的藩篱几乎完全拆除，陶艺创作的天空更加宽广与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