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定的人却为数不多。因为，古陶瓷鉴定是一门综合的技术，要掌握它，需要下一番功夫。例如，要鉴定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方面入手，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初学者来说，如能潜心钻研，循序渐进，掌握一些古陶瓷的鉴别方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现将古陶瓷鉴定方法介绍如下：一、根据各期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判断;二、从各朝代陶瓷的纹饰去判断;三、从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断;四、从历代陶瓷的款识来判别。
五代时期的青瓷和白瓷
如果说，唐朝之前的景瓷生产情况还只限于文字记载，那么唐末，五代之后的景德镇瓷器生产就有充足的瓷器实物证明了。本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景德镇市区的黄泥头、白虎湾、胜梅亭、盈田等地发现了很多的五代窑址，挖掘出了大量的瓷器碎片。这些瓷器碎片确切地证明了那个时期这里烧造的瓷器是青瓷和白瓷，而且以青瓷为多。这个时候生产的瓷器器型主要是盘、碗、壶、水盂 、碟等。
瓷胎有厚有薄，釉色是被称为"蟹壳青"的青釉，近似越窑的色彩，有些瓷器略带绿色，与玉器很象，被称为"假玉器"是很贴切的。唐末，五代时，这里除烧制青瓷外，又是南方烧造白瓷最早规模最大的窑场，仅白虎湾一处就有30多座。从现存的大量出土资料看，白瓷色调纯正，洁白度高达70度，吸水率、透光度都达到现代瓷的标准，瓷质超过越窑，冠于当世。
宋瓷有突破性进展
公元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由于战事频起，北方诸名窑相继陷落宋室南迁之后，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制瓷技艺更向景德镇集中，在瓷业生产上集南北名窑之大成，工艺水平有突破性进展，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从而使景德镇制瓷业进入大发展时期，成为"业陶都会"。据蒋祈所著的《陶记》称，当时的景德镇有窑300余座，形成全镇"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胜景。祖籍今乐平市的南宋文学家洪迈，在他的《 斋隋笔》中就有"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的记载。当时景德镇所产的青白瓷洁白细腻，体薄透光，青中有白，白中显光，所以有"琼玖"、" 饶玉"的美称。在品种方面，有日用瓷、化装用具、弈具、博具和瓷雕等等，而且造型精巧，刻印花纹生动清晰，质量很高。
元代景瓷生产的创新
元代统治中国时间并不长，但制瓷历史看，元代却是一个创新时期，因为这个时期瓷器的生产除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大量烧造青白瓷外，其最大成就是创制成功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青花瓷。
元以前，瓷器装饰比较单调，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釉色装饰贫乏，因此青花瓷的烧制成功，开创了白瓷彩绘新时代，成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使景瓷生产出现空前繁荣局面。从各博物馆现存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看，制瓷工艺相当成熟，质量已达很高水平。
与青花同时，元代的景德镇瓷工还发明了釉里红瓷，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创新项目。釉里红瓷在高温还原焰中烧成，纹饰在釉下呈现红色，烧制难度较大。
元代景瓷生产的另一创新是在工艺方面瓷土配方的改革。过去，瓷土原料配方单一，可塑性低，变形率高。元时，在景德镇东北部高岑村的山上发现了新瓷土，将这种瓷土与过去的瓷土配合，变一元配方为二元配方之后，由于增加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降低了瓷器烧成中的变型率，使瓷器质量有显著提高，并且为制造大型器创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由于土出高岑，世界上就把这种瓷土统称作"高土岑"。高岑村也就成了"高岑土"的命名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278年） 朝庭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专门为皇家烧造瓷器。由于此事是朝庭官府机构枢密院所管，许多瓷器上标有"枢府"两字，釉呈卵白色，所以被称为卵白釉枢府器。这种瓷器胎体厚重，色白微青，光泽度好，比以前的青白瓷质量又有很大提高。
明代的瓷器
明代是瓷业生产飞快发展时期。就装饰而言，除继续大量烧制青花瓷并进一步提高质量外，釉上彩瓷又开始问世，发展势头很快。《中国陶瓷史》就曾指出："彩瓷的发明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品种上，明瓷异彩纷呈，这个时期又创制成功了薄如蛋壳，轻若绸纱的薄胎瓷，以及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纹饰丰富的瓷板画，还有精妙无比，可以乱真的各种仿古瓷。
明代景德镇建立了官窑，所以这时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分成官窑和民窑两种，官窑为皇家制造宫廷用瓷；民窑的粗瓷供应广大群众，细瓷则供中上层地主富商所用，同时运销国外。商祚繁盛，甚至现"官民竞市"的局面。制瓷人员多达10万多人。
清代的瓷器
清代的瓷器，不仅明代的工艺和品种应有尽有，而且还有许多发明创造。青花瓷的色彩呈宝石蓝，比明代的更鲜艳纯净，别具风格；釉上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墨彩，比明代的更丰富多彩，纹样清新，着色鲜明；斗彩的品种也比明代的多。雍正时期的青釉烧制达到历史最成熟阶段。更为可贵的是创制成功了很多名贵的新品种。如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以"玻璃白"为填料，使画面色彩柔和、富有立体感的粉彩；引进国外彩料，专作宫廷御器的 彩；直接用黄金装饰瓷器的金彩；在单色釉中添加其他不同成份，使之在高温烧炼中流淌变幻，形成流光溢彩，色彩奇幻，斑烂绚丽的"窑变"花釉等等。其他如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胭脂红等等也都应运而生。此外，康熙期间，还恢复生产了明代中期以来几乎失传的铜红釉，其中尤以郎窑红、缸豆红最为著名。
近代的瓷器生产
花有荣枯，月有圆缺。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后，景德镇瓷业生产就从巅峰走向下坡路，产量、器质、品种、造型等都呈现明显萎缩状态。特别是雅片战争之后，战乱很多、政局动荡、外资入侵、市场缩小，景瓷生产也受到严重推残。延续500多年的御器厂也随着清祚的倾圯而寿终正寝。民国时期，社会仍不安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日寇侵华期间，景德镇多次遭日寇飞机的轰炸，坯坊窑房大面积破坏，全镇瓷窑能烧的只有33座，处于奄奄一息境地，整个瓷业陷入低谷。一直到解放前夕仍无起色。不过，在这不景气的年代里，瓷业生产操作方面却有所进步，技术上有所革新，出现了脚踏辘轳车、手摇碎釉机、石膏模型铸坯、雾吹器施釉等。特别是清末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宣告成立，这标志着景德镇陶瓷业进入一个企业化时代，而且有不少创新，还进行一系列技术革新，试行机械生产、贴花纸彩瓷，煤代柴烧造等。
扩展阅读
中华陶瓷文化的瑰宝——云南陶瓷
云南，彩云之南。这是天空赋予它的称谓。当光影交错，时光轮回数千年，我们发现，天空给了这片净土以彩云，而大地却也给了这片土地以恩赐，这就是各色泥土。千年陶土就诞生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它幻化出各种精美亦古朴的陶器。
千年以来，古人在云南纵横起伏的山、蜿蜒曲折的沟渠河流边，茂密的森林里，码起了一垄垄长龙一样的窑口，他们顺着山势搭建起了龙窑。在这龙窑里烧制出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瓷器。 据考古发现，目前云南已发现的窑址约10多处，共有龙窑30多处，每处窑址旁均有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堆积。其中，已正式发掘的仅玉溪窑一处，其他未发掘的窑址有7处：红河州的建水窑、禄丰县的罗川窑和白龙井窑、昆明的灰土窑、玉溪的易门窑、大理的洱源窑、凤仪窑、丽江的永胜窑。在这些窑中，规模最大、产量最大的要数玉溪窑和建水窑。 建水窑位于建水县城北1公里的碗窑村，分布在碗窑村北后山坡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现存旧窑、湖广窑、潘家窑、洪家窑等瓷片堆积区，占地4000多平方米。相传宋代，碗窑村就开始烧造瓷器。后来窑业兴旺，加之兼烧陶器，碗窑村便发展为上、中下3窑，成为滇南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时光流转，如今龙窑的全貌已被破坏，窑旁堆积的大量瓷片和窑渣只能说明其曾经的辉煌。从考古调查发现判断，建水窑主要烧制青釉瓷器、青釉印花和划花瓷器，也烧制青釉青花瓷器。 玉溪窑是唯一一座博物馆正式发掘的窑口，共有3处龙窑，约属元末明初，有古窑和龙窑两处。华宁窑的窑址位于县城城郊，原突起上新建了现代化的陶瓷厂，所以已无法看清窑址的面貌，仅在瓷厂的围墙边挖了约3平方米的探方，发现了许多瓷片。从出土标本和探方的地层关系看，专家判断华宁窑的烧制时间可能为明中期，主要生产青釉瓷器和青花瓷器。至清中期，华宁窑仿烧河南钧窑瓷器，釉色以月白、灰青和红釉为主，器型有瓶、罐、炉、钵，产量较大，成为云南当地普遍使用的日用陶瓷。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它成熟于元代的景德镇，而云南则是在明代开始大量涌现出青花瓷器。至明朝中期，云南的青花瓷器达到了鼎盛时期。景德镇、浙江、云南被称为中国古青花瓷器的三大产地。 明末清初，云南建水发现了五色陶土，开始生产紫陶，至清康熙年间建水紫陶的名声越来越大，以至之后与江苏宜陶、广西钦州陶、四川荣昌陶并列中国四大名陶。 建水紫陶在全国闻名时，云南各地区、各民族的陶瓷工艺的发展也方兴未艾。华宁釉陶、西双版纳慢轮傣陶、香格里拉尼西黑陶、丽江纳西族金沙陶、大理鹤庆瓦猫，形成了现代的云南陶器系列。
陶瓷文化鉴赏-中华名窑-哥窑
相传宋代龙泉章氏兄弟各主窑事，哥者称哥窑，为宋代名窑之一。窑名最早见于明初宣德年间的《宣德鼎彝谱》一书，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嘉靖四十五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稿》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名故也，章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釉色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纹，号曰百极碎"；《处州府志》又载："从其兄其生一，所主之窑，皆浇白断纹，号百极碎，亦冠绝当世"，曹昭《格古要论》，"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紫口铁足"。
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中关于"哥窑的记载，哥窑，宋代所烧，本龙泉琉田窑，处州人章姓兄弟分造，兄各生一，当时别其所陶，曰哥窑。土脉细紫，质颇薄，色青浓淡不一。有紫铁足，多断纹隐裂如鱼子。釉惟米色、粉青两种，汁纯粹者贵，唐代《肆考》云：古哥窑器，质之隐纹如龟子，古官窑，质之隐纹如蟹爪；碎器纹则大小块碎。古哥器色好者类官，亦号百极碎，今但辨隐纹耳，又云汁釉究不如官窑。"
清代《南窑笔记》"哥窑"条记载："即名章窑，出杭州大观之后，章姓兄弟，处州人也，业陶，窃做于修内寺，故釉色仿佛官窑。纹片粗硬，隐以墨漆，独成一宗釉色，亦肥厚，有粉青、月白、淡牙色数种。又有深米色者为弟窑，不堪珍贵。
间有溪南窑、商山窑仿佛花边，俱露本骨，亦好。
今之做哥窑者，用女儿岭釉加椹子石未，间有可观，铁骨则加以粗料配其黑色。
由此，哥窑铁足，釉面莹润多断纹，风格特征近类南宋官窑。哥窑器以纹片着称，其中多为黑黄相交，俗称金丝铁线。
关于金丝铁线还有一个传说：相传，宋代龙泉县，有一位很出名的制瓷艺人，姓章，名村根，他便是传说中的章生一、章生二的父亲。章村根的擅长制青瓷而闻名遐迩，生一、生二兄弟俩自小随父学艺，老大章生一厚道、肯学、吃苦，深得其父真传，章生二亦有绝技在身。章村根去世后，兄弟分家，各开窑厂。老大章生一所开的窑厂即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的窑厂即为弟窑。兄弟俩都烧造青瓷，都各有成就。但老大技高一筹，烧出"紫口铁足"的青瓷，一时名满天下，其声名传至皇帝，龙颜大悦，钦定指名要章生一为其烧造青瓷。老二心眼小，心生妒意，趁其兄不注意，把粘土扔进了章生一的釉缸中，老大用掺了粘土的釉施在坯上，烧成后一开窑，他惊呆了，满窑的瓷器的表面的釉面全都开裂了，裂纹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粗有细，有曲有直，且形状各异，有的象鱼子，有的象柳叶，有的象蟹爪。他欲器无泪，痛定思痛之后，他重新振作精神，他泡了一杯茶，把浓浓的茶水涂在瓷器上，裂纹马上变成茶色线条，又把墨汁涂上去，裂纹立即变成黑色线条，这样，不经意中形成"金丝铁线"。
传世哥窑器的主要特征：
其一，哥窑釉属无光釉，犹如"酥油"般的光泽，色调丰富多彩，有米黄、粉青、奶白诸色。
其二、"金丝铁线"的纹样，哥窑釉面有网状开片，或重迭犹如冰裂纹，或成细密小开片（"俗成百圾碎"或"龟子纹"），以"金丝铁线"为典型，即较粗琉的黑色裂纹交织着细密的红、黄色裂纹。
其三、"聚沫攒珠"般的釉中气泡，哥窑器通常釉层很厚，最厚处甚至与胎的厚度相等，釉内含有气泡，如珠隐现，犹如"聚沫攒珠"般的美韵，这是辨别真假哥窑器的一个传统的方法。
其四、"紫口铁足"的风致，哥窑器坯体大都是紫黑色或棕黄色，器皿口部口边缘釉薄处由于隐纹露出胎色而呈黄褐色，同时在底足未挂釉处呈现铁黑色，由此，可以概括出故有"紫口铁足"之说，这也是区别真假哥窑器的传统方法之一。
哥窑釉质纯粹浓厚，不甚莹澈，釉内多有气泡，如珠隐现，故通称"聚沫攒珠"。釉色宝光内蕴，润泽如酥。纹片多种多样，以纹道而称之有鳝鱼纹、黑蓝纹、浅黄纹、鱼子纹；以纹形而称之有纲形纹、梅花纹、细碎纹、大小格纹、冰裂纹等，总名为百极碎。哥窑器物传世的以各式瓶、炉、洗、盘、碗、罐为常见。但哥窑窑址仍未确认，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悬案之一。
陶瓷文化鉴赏-中华名窑-越窑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越瓷类玉越瓷类冰"。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名命名瓷窑。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座落在唐代天宝年间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着称，超出这个范围的浙江其它地区的窑场，尽管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为越窑系窑场。
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经历了创造、成熟、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大的段落，它是我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陪葬品）两类。
西晋越窑瓷业剧增，瓷业渐趋繁荣，这时所制青瓷胎体较厚重，胎色较深而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润均匀，釉色以青灰为主，装饰精致繁复，用刻划、堆塑等装饰手法，后期出现褐色加彩的装饰手法。器物仍以日用品和随葬用品为主，熏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品。
东晋中期以后，越窑青瓷多为日常用具，如烛台、灯、盆、钵、盘碗、壶、砚等，造型趋向简朴，装饰简练，纹样以弦纹为主。
在东晋晚期出现的莲瓣纹，在南朝时成为越窑青瓷的主要纹饰。器物上装饰有小而密集的褐彩。器物以日用品为主，胎、釉分为两种。一种胎质致密，胎呈灰色，施青釉。另一种胎质粗松，呈土黄色，外施青黄釉或黄釉。
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鼎盛时期，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所谓的"秘色"瓷，更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产品。
越窑青瓷在初唐时胎质灰白而松，釉色呈青黄色。晚唐时胎质细腻致密，胎骨精细而轻盈，釉质腴润匀净如玉，釉色为黄或青中含黄，无纹片，普遍使用素地垂直划纹的装饰方法。另有一种在器物上堆贴花卉、人物、鱼兽等的方法，器物常见的有碗、盘、水盂、罐、盒等，特色器如瓷砚、执壶、瓷罂等，尤其是口唇不卷、底卷而浅腹的越瓷瓯，风靡一时，成为文人墨客的歌咏对象。
中国陶瓷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缩影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陶瓷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文化中璀璨的花朵。其中丰富的陶瓷艺术作品遗存更折射出一种文化的光辉。中国陶瓷既是历史的物证，蕴藏着中华民族卓绝超凡的才智华彩，又以“有意味的形式”显视着时代的心灵世界，折射出东方文明的神光异彩。
中国陶瓷漫漫历程，似行云流水，纽结着天、地、人共时运动。思想史的演化，儒、道、佛的升沉，经济的荣衰都为中国陶瓷体系的建构，起到了推进、催化、阻碍的作用，可以说中国陶瓷艺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成长的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缩影。
中国陶瓷以其精巧多姿的造型、绚丽多彩的纹饰和缤纷的色彩记述着中国文明的进程。这种文明的进程仍然在独具一帜地延续着，时刻昭示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存在于文化的观念之中。然而正是这种观念影响着中国陶瓷艺术的精神风貌和形式特征。从整体上看，中国陶瓷艺术注重人生，长于伦理；强调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学思想；体现了圆满与中和之美。
注重人生，长于伦理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中国古代哲人，艺术家讲道理，重视从心灵中去体验。这种从内心体验善的精神，极容易与艺术的情志与心境相通。其哲学意蕴核心是“仁爱”，孔子提出“仁”学说。“仁”既是一个伦理范畴，也是一个美学范畴，是人的哲学与美学的升华。“仁”是语义也可以反映这点。《说文解字》曰：“仁，幸，从人，从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仁，内也，非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仁”的本质，表明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多一点爱心，少一点争斗，同心同德，这是力量的源泉。同时还贯穿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精神，肯定了天地人之间，以人为尊。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本。在人与物之间高扬人在主体意识，正是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熏陶下，中国陶瓷不断探索新材质和新工艺，以丰富艺术表现手段，象“和合三仙”、“将相和”、“喜神”等就常作为瓷雕创作题材。众多的瓷雕形象都表现得喜气洋洋，像大肚罗汉、五子罗汉，就显得一团和气，观音瓷雕，无不显得慈祥。八仙中，没有一人是悲悲凄凄，在“群仙会”中洋溢着喜庆、祥瑞和超脱。这些题材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思想。在陶瓷作品中,有许多祥瑞材的作品,如福、禄、寿三个题材。以及凤凰（百鸟之王，象征大富大贵，大吉大利）和鹤（象征长寿和气节），竹（竹与祝谐音，寓意百岁志喜，百岁安寿）等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人是最为可贵的，人应该追求和享受幸福、和睦、康宁；人是高贵的、智慧的、能动的，他应该支配和利用外景事物而不是相反被外界事物支配，他应该是永远保持一种进取状态和“上下求索”的精神，以不断发现美，创造美，进而享受美的快乐。并在此过程中，保持自尊和节操。由此可见，在审美活动的发生与审美境界的他构问题上，中国陶瓷艺术极为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通过审美活动所构筑的境界是真正属于人的符合人的理想本性的。
中国陶瓷的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融进了中国人对宇宙和生活的特殊体悟，即“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具根源性的一个观念。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中国古代哲学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道德论和宇宙论的基本图式。《老子》中讲“人法地，地法天，无法道，道法自然”。又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种。老子认为天下事物是由道中产生的，而道则是本乎自然，也就是有一定规律的。人创造器物是效法道的，不言而喻也就是效法自然。这种思想是中国传统美学中“观物取象”的命题的扩大延伸。《考工记》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季节气候，地理环境，材料的自然美感，人工的巧作这四因素才能创造出精良的器物，天时，地气，材美，工巧这四者的相合，就是自然因素（“天”）与人为因素（“人”）的相合。中国陶瓷艺术的“自然”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这种“自然”是自然现象的直接表现。在陶瓷艺术中有着直接的反映。使用天然粘土制成的陶器便是这样的特点。龙山文化在蛋壳黑陶是普遍的易熔粘土经过精细的淘洗、陈腐和揉练并以高超的技术轮制而成，形成刚健挺拔的造型，刻划镂空的装饰以及“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铁”的整体效果，是原始时代艺术设计将天然的工巧和人工的创造融为一体的一个重大突破。明清时期的紫砂陶也是“天工”与“人工”完美结合的产物。紫砂泥料具有天然的特质（砂质、光质、色质）。表面均匀地布满了一种隆起的砂状小颗粒，这是因为紫砂混料烧成后，部分石英颗粒未被熔化而自然形成肌理效果，呈现出一种内敛的光泽。紫砂泥由于含铁量高，烧成后外观呈现紫红色，有时还产生紫砂、大青、墨绿等。陶艺家们从自然物象中体会到宇宙自然的韵律，他们逐渐意识到怎样的形式美化器物，才能使器物与自己的心灵相通，才能体现自己的情感。这种追求主体身心节律与对象自然节律之间的契合协调， 将陶瓷看作“自然”与人的契合的向外延伸，身与物化，从自然造化中吸收营养的美学思想，不断赋予器物以生命，这种创作是一种本性冲动，是一种对美的向往的必然表现，同时也是对生活的真情体悟。这不仅是简单事物，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
从审美的角度看，中国陶瓷艺术体现了圆满与中和之美。中国古典美学讲究圆整、圆融、圆妙、圆成等，禅宗认为“物我同根”，“物我为一”追求心物同园，“以园为美”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了中国美学自我生命与宇宙生命统一的审美特性。《礼记》提出“中和”一说昭示了儒家的审美理想。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可知在孔子看来，“中和”是最高的美德，同时，“中和”也概括了一种极具东方色彩的思维方式，即守持未发之情那种无所偏奇、无所乖戾的状态，达到各自不同事物的协调整合，在对立两极之间取恰到好处的中点，肯定事物的变化发展，但将其限囿在不失中正的限度之中。是中陶瓷造型的变化，是在把握整体和谐中的变化，是在追求圆满效果中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是中国人对中和之类的美学精神的体现。中和之“和”，意味着不同质的配合，并不完全是某种具体手法或样式的“相同”和“相加”，不是把同质因素组合在一起。还有相反或相成之“和”清浊、大小、短长、刚柔、迟速、出入、疏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是中国陶瓷造型艺术常常能别出心裁变化自如的深层原因。中国陶瓷造型不断地革新却又没有走向极端。从美学风格看，中国陶瓷雕塑以崇高为特色，如以“兵马俑”为代表的陶俑，我们生活中的陶瓷器物和工艺陶瓷造型，主要体现的是优美，追求美感效果是中和之美，尤其以静态美为基调。器物造型连贯和谐，上下呼应对昭，左右对称均衡，形体变化适度，主次关系明确，比例匀称，细部精确，求静不求动，求正不求奇，平稳、平实、蕴蓄着深厚的韵味。具体来讲中国陶瓷造型，是自由曲线，逶迤曲折，刚柔相间，变化无穷。
总之，中国陶瓷艺术是一种包含着多重文化意蕴和多维价值要素的文化现象，中国陶瓷以其特殊的方式不断延展着人类前进的足迹，通过一个个，一代代的陶瓷器物，把人类智慧和文化意蕴“固化”并世代相承，从这个角度讲，陶瓷艺术是人类的另一种生命符号。它以独特方式提供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信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以注重心性长于伦理，强调天人合一，以及中和之美作为自己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能为现代人走出自我心性的迷失提供多方面的理性启迪。这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依然是世界意义的一个根本体现。因此，我们坚信在国际化、社会化、科技化、人性化日益兴盛的当代社会，从文化的视点探讨中国陶瓷艺术，进一步发掘、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文化精神，必将以其特有的思想精华，继续启迪和烛照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创造，从而为21世纪中国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自己重要的贡献。
瓷器的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发明瓷器的国家，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瓷器的发明，堪称我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国，并深刻影响了其陶瓷和文化的发展，为我国赢得“瓷器之国”的盛誉。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也有"中国"的意思。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的发明始于汉代，至唐、五代时渐趋成熟；至宋代为瓷业蓬勃发展时期，定、汝、官、哥、均等窑。名重千古；元代青花和釉里红等新品迭出；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宋瓷传统，宣德。成化窑制品，尤为突出；清代风格古雅浑朴，比前时稍逊，却胜在精巧华丽、美妙绝伦，康熙、雍正、乾隆时所制器物，更是出类拔萃，令人叫绝。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
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 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中华白瓷的鼻祖——邢窑
隋邢窑白釉束腰罐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在灿烂的中华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席位、深深影响着中国和世界陶瓷发展的古窑——邢窑。
所谓邢窑，就是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时期在古代邢州（今天的邢台）地区兴建的陶瓷窑。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七）和《中国瓷器的先驱——千年越窑》里都说过，中国瓷器诞生于东汉的越窑，主要生产的是青瓷。而邢窑，初期受越窑影响生产青瓷，后来，经过不断探索研究，在北朝时最先创烧出了白瓷，并在唐朝时烧制出成熟洁净的细白瓷，与越窑青瓷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映衬局面。白瓷的诞生，让世人惊叹不已，打开了瓷器胎釉由青色向纯净洁白迈进的大门，为后来各朝代彩瓷烧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做出了贡献。所以白瓷的出现绝对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的一次重大飞跃。
著名陶瓷艺术家叶喆民教授
2012年12月3日，年近九旬的叶喆民老人说：“邢窑是中国白瓷最有名、最早的窑口。在中国陶瓷史上，青瓷变白瓷是一个飞跃…谈中国白瓷，必须谈邢窑。”（2012年12月31日《河北法制报》第8版）
2012年12月31日《河北法制报》第8版
邢窑概述——
邢州（邢台）地区是仰韶文化发源地之一。从夏商周时期起，邢州地区就是各奴隶制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曾经在此四次建国、五次定都，是北方最早形成城市的地区之一。邢州地处太行山东麓要冲，紧邻山西，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邢州人杰地灵，文化底蕴十分雄厚，既出过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五代后周明君郭威和柴荣，也出过名相魏征、宋璟，还出过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刘秉忠等杰出人物。
隋代白釉深腹碗邢窑博物馆藏
当南方的越窑生产出成熟、漂亮的青瓷时，北方仍处于战乱频繁、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的环境中，北方的陶窑业无甚发展。直到公元439年，北魏拓跋焘统一了北方，社会才逐渐安定。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又先后推行一系列的汉化政策，颁布了均田令，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这些措施，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北朝的瓷业才有了迅速的发展，其中以邢窑最为突出。
1957年西安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白釉鸡首龙柄壶国家博物馆
邢窑早期模仿越窑也是烧制青瓷。在长期的烧造历程中，邢窑工匠不断总结经验，改造烧瓷工艺和制瓷原料。他们先是利用在粗糙胎体上施用化妆土的方法改善了瓷器品质，使原本粗灰的器物表面呈现出素白的外貌。后来，通过选用优质原料和对原料多次淘洗的方法，逐步降低了原料中的铁含量，使瓷器的坯体更加洁白细腻，釉色更加透明光润。到北朝末年隋朝初年，邢窑终于创烧出了白瓷——粗白瓷。
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执壶国家博物馆
白瓷和青瓷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制瓷原料中铁（如三氧化二铁）含量不同，铁含量越高，瓷体颜色就越深，铁含量越低，瓷体颜色越白。大多数地方高岭土的铁含量都比较高，如越窑所在地的高岭土，这是青瓷产生青色的主要原因。与青瓷相比，烧造白瓷不仅原料很难得到，烧造工艺也要复杂得多，邢窑窑工必须掌握有效控制原料中铁的含量并在烧造过程中排除铁的呈色干扰等技术难题，所以，邢窑成功烧制出白瓷，这无疑是瓷器发展史上的重大技术突破。
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唾壶国家博物馆
隋朝至唐朝初期，邢窑以生产粗白瓷为主，不过在原始白瓷的基础上，更加重视胎釉原料的选择，重点提高瓷器的洁白度，同时也更加注重瓷器的使用功能和观赏性。这时期器物造型逐渐向灵巧、实用性转变，胎体和釉层逐渐由厚变薄，由器外施半截釉改为通体施釉，流釉、裂釉现象逐渐减少。在装烧技木上做了重大改进，由叠烧改为单烧，器物表面不再有支烧痕，捉高了质量和产量，为精细白瓷的生产积累了丰富经验。
1957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长颈瓶国家博物馆
唐朝初期和中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茉、科技发达，文化艺术蓬勃发展，为陶瓷的技术进步创造了良好条件。此时的邢窑在继承前人制瓷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革新和创造，陶瓷制造技木有了质的飞跃，终于成功烧制出了细白瓷和薄胎透光白瓷。唐代邢窑的精细白瓷，具有胎质密实、胎色洁白如玉、釉面光滑温润，釉色粉白且微泛青色的特质，呈现出赏心说目、耐人寻味的美感，品质优良。在器物器型设计上，注重实用功能和观赏性相结合。在加工工艺上精益求精，加工细腻、旋削严谨、施釉均匀、装烧更为考究。在器物坯料的选择上更为精细，染色杂质更少，且釉料钙含量显著减少，而碱性氧化物明显增加。在烧制工艺上也在不断改进，提高了瓷窑温度，采用式样更多的装烧匣钵等。此时邢州瓷器已经名声远扬，如《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738年）记载：“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邢州瓷器。”还有《新唐书?志第二十九?地理三》记载："邢州钜鹿郡，上。本襄国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丝布、磁器、刀、文石。…"
晚唐五代白釉四出抽筋碗
晚唐至五代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优质原料枯竭等原因，邢窑的制瓷技术逐渐衰退，烧制的产品多是粗白瓷。瓷器胎质粗糙，颜色灰白，釉面暗淡呈黄色，多有流釉裂釉现象；产品器型种类也大大减少，制作工艺粗劣，完全失去了盛唐时期典雅、端庄的风采。
北宋邢窑黑釉弦纹梅瓶内外壁通体施黑釉釉色光润胎质坚硬邢窑博物馆
宋代是我国陶瓷快速发展时期，地处邢窑以南的磁州窑和以北的定窑蓬勃兴起，其瓷器的品种更多，瓷品的质量也优于当时的邢窑，邢窑已开始衰落。宋金时期，在邢窑故地虽有一定规模的陶瓷烧造，但制瓷技术反而多受定窑和磁州窑的影响，烧造出印花白瓷、黑釉器和三彩器等非邢窑特征瓷品，瓷品风格与唐代邢窑已相去甚远，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小，到元、明时期，邢窑的窑址已消失殆尽，无处寻踪，一代名窑从此消声匿迹。
北宋白釉褐彩碗釉下施化妆土
邢窑窑址的发现——
邢窑自元、明完全败落消失了500多年。长期以来，中国陶瓷界只知道历史上有邢窑存在，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窑址。从上世纪起，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寻找。
据唐代中期监察御史、翰林学士李肇所编撰的《唐国史补》（卷下）记载：“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邱白瓮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国史补》又称《国史补》，是一部记载唐代开元至长庆之间一百年事的重要写实轶事小说，所记载的事多为后世引用。
邢窑发掘现场照片
《国史补》清楚写着“内丘白瓷”，说明唐代邢窑窑址应该在邢台的内丘县，以此为线索，从1952年起到1972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河北的陶瓷研究学者和文物工作者对邢台地区所辖的沙河、邢台、内丘三县进行过七次考察，虽发现一些窑址，但始终没有唐代窑址的踪影。
文革后，河北的陶瓷研究学者和文物工作者重启寻找窑址的工作，并将查找范围从内丘扩大到外围县市。功夫不负有心人，1980年，终于在内丘北边的邻县——临城县境内的祁村、岗头村、西双井村发现了唐代的窑址群。人们在庆祝成功找到邢窑窑址的同时，也开始怀疑《国史补》的记载有误，因为事实证明“邢窑不在内丘而在临城”。为此，1992年出版的《中华文明史》还明确指出，唐代白瓷“河北临城邢窑最有名”。
较早在临城县找到的部分邢窑遗址
对这个考古结论，内丘人当然不服。1982年至1994年底，内丘县文化馆的专业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陆续在内丘县境内勘查出邢窑遗址20多处，并通过国家相关机构和专家的认定。这20多处窑址中，大多数是盛唐之前如北朝、隋朝、唐朝初期中期的窑址，这些窑址属于邢窑在黄金时期的窑群，可以断定就是邢窑的中心窑区。他们终于以更多的确凿证据证明，《国史补》关于“邢窑在内丘”的记载是正确的。
内丘县发现的邢窑窑址
窑址之争当然只是探索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还是邢窑研究专家程在廉先生的观点比较中肯和全面：根据文献记载和窑址出土遗存实际，认定邢窑中心在内丘是正确的，但临城、隆尧一带，根据其地质结构、制瓷资源分布、出土遗存工艺等分析，都属于邢窑范围。
邢窑窑址分布图
至此，邢窑的范围基本查清，这是一个分布广阔的窑群，跨州连郡，包括内丘、临城、邢台的窑址都是邢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窑址主要位于河北省内丘、临城、邢台三县和邢台市区境内的太行山东麓丘陵和平原交接地带，分布于京广铁路以西的泜河、李阳河流域，集中在临城县西双井以南、邢台县西坚固以北约60公里长、约30公里宽的狭长地带内。
内丘县城中心发现窑址，引起轰动
目前已经发掘的邢窑窑址有近30处，包括：临城的西双井、祁村、岗头、澄底、射兽、南程村、解村、山下、陈刘庄、代家庄；内丘与临城交界的磁窑沟，内丘县的南岭、北大丰、中丰洞、西丘、北双流、内邱县城西关北、内邱县城西关西、内邱县城步行商业街、张家庄、北光、白家庄、冯唐；邢台市区的顺德路；邢台县的西坚固…等。
耿宝昌等专家当年查看位于西关村村北蜂窝煤厂的西关北窑址，这里就是如今邢窑博物馆的位置
在邢窑窑址漫长的寻找过程中，我国很多著名的陶瓷专家如陈万里、冯先铭、叶喆民、耿宝昌等，都深入现场，对考古工作进行指导，并参与对邢窑的甄选、认定等过程。
邢窑的技术成就——
邢窑作为我国制瓷史上重要的古窑场，她创造了多项技术成就，对后来的定窑、磁州窑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推动我国陶瓷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唐“盈”字款白釉罐里外满釉釉色洁白似雪釉面莹润光亮邢窑博物馆
唐邢窑白釉罐
邢窑开创了烧造白瓷的先河，一改魏晋以来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南青北白”态势并迅速超过青瓷而广为世人接受，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我国后来白瓷的兴起和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内丘西关北窑址发现的隋代精细白瓷，制作精美，胎质坚实，细洁如玉，断面有玻璃光泽，完全符合现代细瓷的标准。有一部分量产的隋代邢窑出品的精细白瓷叫“透影白瓷”，胎厚不足1.5毫米，其透影性能非常好，说明隋代窑工已经掌握透影白瓷的配方和工艺，而这种制瓷工艺直到700年之后才被后人突破。
1957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辟雍砚国家博物馆
邢窑的薄胎透影白瓷
邢窑首创白瓷坯体装饰技艺，主要表现形式如在坯体上使用戳印、模印、切削、按压、贴塑、捏塑、划花、刻花、印花等技法，后期还出现了乳丁、点彩、铁锈花、剔花等装饰方法，其中的印花工艺是所有装饰方法中处于独树一帜的领先地位。邢窑的坯体装饰技艺对我国历史上各个窑场的陶瓷装饰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唐邢窑白釉凤首盖贴花皮囊壶1996年河北故城县出土河北省博物馆
唐邢窑白釉刻花扁壶、执壶邢窑博物馆
隋模印纹扁壶于1985年即在内丘县礼堂北侧中兴市场窑址出土邢窑博物馆
唐、五代邢窑白瓷邢窑博物馆
隋宝相纹印花扁壶陶模2003年内丘县城关窑址出土
隋鹦鹉纹杯陶模1988年7月内丘县西关窑址出土
邢窑在隋朝之前就广泛使用匣钵，是我国最早使用匣钵的窑场之一。匣钵是烧制高质量瓷器的重要工具，而邢窑的匣钵独具一格，如桶状匣钵、盒式薄壁匣钵、漏斗匣钵等，有的可以自由组合、重复使用，装烧方式也多种多样。邢窑匣钵的使用使得瓷品质量得到了提升，还能进一步扩大了窑的容量，并能有效地防止坯体变形，大大降低了烧制成本。
邢窑各种垫圈、支架、支钉、匣钵等窑具
唐玉璧底碗和带有玉璧碗的匣钵（示意图）
邢窑对馒头窑炉的不断探索和改进，是邢窑烧出精品瓷器的前提。特别是唐代邢窑的窑炉汲取了两汉以来在窑室后墙上设置两个烟囱的做法，炉内火焰保持流通，使窑室内温度均匀。根据细白瓷烧成温度测试，这种还原焰窑的窑温可达到1380℃。
五代邢窑临城县祁村1号窑炉
金邢窑临城县山下1号窑炉
邢窑较早大量使用印刻款识。在邢窑窑址和西安、北京、杭州、赤峰、长治、易县等等地方，先后出土了带有款识的邢窑瓷器。这些款识有“盈”、“大盈”、“官”、“翰林”、“药”、“工”、“张”、“李升”、“李”、“□弘”、“□楚□”、“解”、“退”等瓷器或残片。这引起了现代人很大的好奇。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把带有“盈”、“大盈”、“翰林”、“官”等款的瓷器与唐玄宗的“大盈库”联系起来，认为邢窑在盛唐时期是官窑。这个说法是比较牵强的。邢窑是有很大的成就不假，这是相对于瓷器行业本身纵向比较而言的，邢窑还没有达到让朝廷纳为官窑的程度。事实上，此时的瓷器还没有完美到让皇族青睐的地步，皇亲国戚依然青睐金银器、玉器、玻璃器（琉璃器）等。更何况，字体这么随意、内容这么宽泛的款识，怎么能出资朝廷官窑之手呢？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大盈库方面定向定购过一些瓷器，用作给下臣等人的赏赐。而其他一些款识，可能是一部分工匠的名字或姓氏。
唐代邢窑白釉“官”字款三瓣莲花碟1985年三月陕西省西安市北郊火烧壁出土
邢窑的款识
邢窑也烧制唐三彩，但和河南巩县、密县、登封和陕西铜川等窑以生产各种用以陪葬的三彩明器为主不同，邢窑的三彩器有钵、镇、罐、盘、碗等，注重实用性和美观性。釉色有单色和复色之分，呈黄、绿、蓝、红、棕、褐等色，其釉色较均匀，玻璃质感强，有开片纹。值得一提的是在内丘发现的“金星釉”（又名砂金釉）陶片，其釉中分布有极小的金星晶体，在阳光照射下，金星闪烁，熠熠生辉。
唐邢窑三彩三足炉、钵、盘邢窑博物馆
宋代邢窑黄绿釉陶塔式罐器座一侧露胎未施釉墨书“大宋国赵州临城县龙门乡…昇武生白…人为父…一所至和（或顺）”邢窑博物馆
邢窑技术的影响和扩散，推动了相邻窑口乃至全国陶瓷业的繁荣和发展。先说定窑，唐代邢窑如日中天之时，定窑才刚刚起步，到北宋时邢窑衰败定窑兴起，定窑后来追上。无论从出土器物造型、胎釉风格、装饰技法，还是从窑址窑炉结构、制瓷原料等方面分析，宋代定窑与唐代邢窑均有相似之处，因此，定窑深受邢窑影响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原因是窑工流动使得使得烧制技术相互传承和改进。后来文献记载说定窑因“有芒”而不受权贵青睐，又产生了汝、钧、哥等其他名窑，影响深远。再说磁州窑，由于与邢、定二窑毗邻，虽然晚于邢窑和定窑但发展迅速。因磁州窑体系庞大，老大哥邢窑的制瓷技术因此也迅速被掌握、扩散和创新。当然影响也是相互的，比如磁州窑受邢窑化妆土白瓷的启发而有所创新，在增加白度的作用之外进一步加工，以其白地绘黑花、白地剔划花等姻熟技巧独树一帜，并且反过来影响宋金时期邢、定二窑的装饰方法。
金代邢窑白釉葵花纹罐下腹至足处饰弦纹三条假圈足内施黑釉外施白釉黑花邢窑博物馆
邢窑的文化艺术成就——
相比于技术成就，邢窑更辉煌之处在于她的文化艺术成就。陶瓷制品除了作为当时的生话用品外，也是一种真实反映出时代精神符号的文化艺术品。无论是釉色、造型，还是釉面装饰都充分汲取了当时的艺术特征和人们的审美情趣，都在邢窑出品的瓷器中留下印记。
1957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带盖唾壶国家博物馆
白瓷在隋唐创烧和流行，说明当时人们崇尚白色。如果说越窑青瓷的釉色，代表着青翠、内敛的自然之美，那么邢窑白瓷的釉色，就代表着傲雪凝霜般莹润、肃穆、圣洁之美。我讲隋唐人崇尚白瓷是有依据的，唐朝较早期的著名诗人李颀的《赠张旭》：“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纮。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李颀(690-751)和草书之圣张旭交谊深厚，这首诗把张旭那嗜酒狂癫的外表之下，藏着一个高雅悠然、向往自然的心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看张旭的草书，就像欣赏一幅行云流水的自然山水画。可见，白瓷碗剩米饭，是唐代当时向往的生活景象。白居易也在《过李生》中用“白瓯青竹箸，俭洁无膻腥”来形容生活的淡雅。
唐白釉“中”字款碗胎洁白，质地坚硬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泛水绿邢窑博物馆
1957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环柄杯国家博物馆
在唐朝，人们喜欢白瓷，可能更甚于喜欢青瓷。对这个判断，估计有人不认同，因为有茶圣陆羽的《茶经》里有赞越窑贬邢窑的句子为证。我判断的理由恰恰也是这些句子。《茶经?四之器》原文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看见了吧，“邢处越上”是一种社会呼声，陆羽说“别人认为邢窑比越窑好，我不这么认为”，他是从茶色的角度，认为用青瓷泡茶，茶色呈“白红”是好的，而用白瓷泡茶茶色发红，所以不宜使用，至于类银类玉啥的，那都是现找的理由。这说明陆羽是试图纠正很多人喜欢用邢窑白瓷喝茶的习惯。就陆羽本人都认为茶色都是越白越好，充分说明当时社会尚白比尚青更主流。唐朝宰相、著名诗人元稹在《饮致用神麹酒三十韵》有吟诵邢窑瓷器的诗句：“七月调神麹，三春酿绿醽。雕镌荆玉盏，烘透内丘瓶。试滴盘心露，疑添案上萤。”晚唐诗人齐己在《逢乡友》中写有诗句“竹影斜青藓，茶香在白瓯。”还有，晚唐仕宦显达、工部尚书、著名诗人薛能在《夏日青龙寺寻僧二首》中有："凉风盈夏扇，蜀茗半邢瓯"的名句。元稹（779年－831年）、薛能（817-880年）官都比较大但生活的年代比陆羽（733-804年）晚，陆羽去世薛能还没有出生呢，齐己（863-937年）生活的年代更晚，这说明在陆羽的《茶经》写成的几十年后，唐朝人依然喜欢用邢窑茶碗喝茶。可见地位不高的杠头子陆羽讲的话也只能代表他自己，并没有在唐朝产生什么影响。
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龙柄执壶国家博物馆
1957年西安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白釉双连龙柄传瓶国家博物馆
邢窑瓷器的造型威武雄健，饱满硕大，雍容洗练，线性对比张弛有度，集优雅的造型、精细的材质、独特的装饰于一身，呈现出奔放张扬、儒雅悠长、气韵非凡之美。晚唐诗人、文学家皮日休在《茶中杂咏?茶瓯》中赞美邢窑瓷器：“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花势旋眼，蘋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皮日休是湖北天门人，与陆龟蒙齐名，世称"皮陆"。皮日休在咸通八年（公元867年）进士及第，在唐时历任苏州军事判官、著作佐郎、太常博士、毗陵副使，后参加黄巢起义，任起义军的翰林学士，起义失败后不知所终。作为南方人的皮日休能够如此赞美北方的邢窑，可见当时邢窑的美誉度有多高。
1954年西安隋大业六年郭家滩姬威墓出土白釉束腰盖罐国家博物馆
邢窑雕塑制品雕工精美、神态逼真，都是邢窑工匠们用手工塑造出来的，充分展现了邢窑制瓷工匠的创造力和卓越的艺术才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宝库珍贵的实物资料。现存在世的邢窑雕塑制品有：白瓷人物、白瓷龙、白瓷双马、白瓷狮子、白瓷象、白瓷卧免、白瓷骑马俑、白瓷人形烛台、白瓷狮形枕、黑釉龟枕、褐釉狮子、三彩鸳鸯烛台、三彩胡人抚琴莲花熏台等；有一些实用器物也是经工匠手工塑造的，亦可归于雕塑制品范畸内。例如：白瓷皮囊壶、凤首龙柄壶、白瓷双龙烛台、白瓷莲座烛台、八角兽纹钵台、白瓷美人鱼壶、白瓷人物壶、八棱兽首杯、双鱼瓶、鸭形水注以及青釉凤鸟、褐釉人物灯、三彩龙首高足壶等。
唐代邢窑白瓷狮1936年被维克多亚阿尔博特博物馆收藏
唐邢窑白釉带座立象河北临城中羊村唐墓出土邢窑博物馆
唐邢窑白釉骑马甬、白釉褐彩蹲狮邢窑博物馆
由于邢窑、越窑瓷器的胎质密实，敲击声音清脆悦耳，唐朝官员还拿他们来演奏乐曲。据唐《乐府杂录·击瓯》记载：“武宗朝，郭道源后为凤翔府天兴县丞，充太常寺调音律官，善击瓯。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筯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咸通中有吴缤，洞晓音律，亦为鼓吹署丞，充调音律官，善于击瓯。击瓯，盖出于击缶。”这个记载既说明邢窑、越窑瓷器的品质好，还能作为乐器演奏乐器，丰富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
唐代邢窑白釉三足杯1986年河北内丘金店镇东张麻村出土
唐邢窑白釉带托塔形瓷盖罐1984年在射兽村征集邢窑博物馆
唐邢窑白釉葫芦形短流执壶2003年河北邢台邢钢东生活区出土邢窑博物馆
邢窑的衰败——
邢窑自晚唐、五代开始衰败，到宋金时期，规模大大缩小，目前仅发现一处宋金时期窑址，产品制作重新回到从前，胎壁厚、颜色差，回归到靠化妆土来装饰的地步，并已在仿制定窑、磁州窑，风格与唐代邢窑已无渊源关系，实际上此时邢窑已经衰败殆尽。所以，社会上在谈论宋代五大名窑时，往往只包括“官”、“汝”、“钧”、“哥”、“定”，既不提邢窑，也不提越窑。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代名窑——邢窑的衰败呢？概括专家的分析，有战乱破坏、原料枯竭、技术渐趋落后等等几方面原因。
唐邢窑白釉瓷茶炉胎体细白坚硬邢窑博物馆
邢州地区历来是华北战略要地和兵家必争之地。唐朝晚期至五代时期期，由于藩镇割据，政局混乱，争战频繁，仅邢州一带60多年之中就发生战祸二十八起。《资治通鉴》对此有所记载，如：“唐值宗中和三年（883年）九月。邢、洛、磁州之人半为俘馘，野无稼穑。”、“僖宗光启元年（885年）八月。兵屯邢州。”…“乾宁元年（894年）三月。邢州城中食尽，克用兵势浸弱”、“后梁太祖乾化元年（911年）正月。朱全忠兵败邢州，僵尸蔽野，斩首二万级。李嗣源追至邢州”、“后晋齐王开运元年（944年）十二月。契丹复大举入寇邢、洛、磁州，杀掠殆尽”…“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年）闰七月。契丹麻答，贪猾残忍，民间有珍货、美妇女，必夺取之。麻答遣其将杨安等纵兵大掠邢、洛之境。”、“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契丹主将数万骑入寇，攻内丘，死伤甚众，五日后人城屠之。”等28次！《资治通鉴》记载的这28次有关的战祸，使得这个地区野无稼穑、生灵涂炭，大批劳力被迫服役，或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其中受害最严重的是内丘。无疑这些战祸影响了邢窑生产，成为邢窑衰落最重要的社会原因。
唐邢窑“盈”字款海棠碗河北省内丘县西永安唐墓出土内丘文物所藏
矿产资源条件是陶瓷手工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载体。内丘和临城一带的地质构造条件比较复杂，地层严重断裂分割，瓷上矿层层位不定，被多组方向不同的断层切割成不大的小条和小块。即使瓷土的质量很好，但产状零乱，数量有限，有的呈鸡窝状，有的开采条件困难，加上开采不善，可采矿量和质量均无保证，为细白瓷长期生产造成原料供应上的困难。当质量好的瓷土找不到或采不出来的时候，就只好利用当地质量较差的瓷土，如用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岩来代替。在制坯后，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再上釉，制出比较粗陋的“假白瓷”，以供民间低层次需要。因此，邢窑的衰败与瓷土的采掘和供应减少是密切相关的，这可能是唐代邢窑细白瓷生产一段时间名声大振之后，又很快消声匿迹的一个原因。
唐邢窑白釉钵、盂、罐邢窑博物馆
邢窑白瓷的脱颖而出，达到“邢处越上’的社会呼声，是很了不起的技术成就，在包括工艺制作、烧成技术以及造型与纹饰一度处于十分领先的地位。邢窑在唐朝几百年一直未断烧造，只是烧制地点和品种历代有所不同。叶喆民先生认为，邢窑固步自封，只有别人学习他，他很少学习其它名窑技法，没能在高起点上进一步改进。长期以来，邢窑仅靠“光素无纹”的单调式样，是很容易给世人造成审美疲劳的。尤其到晚唐五代时期，越窑“秘色”瓷已独占鳌头，形成了所谓“陶成先得贡吾君”独领风骚的局面。李知宴先生认为，与整个唐朝社会艺术与工艺发展趋势相比，邢瓷只追求质感美和质量的提高，而新品种却增加不多，不注重追求色彩和装怖花纹，这也是邢窑走向衰落的一个原因。
唐邢窑黄釉三脚炉、钵、乳钉罐、盘邢窑博物馆
还有一个关于柴窑的传说与邢窑衰落有关。五代的后周在郭威与柴荣两个帝王明君的统治下，励精图治、国力增强，几乎完成统一全国大业。后周世宗柴荣皇帝（921年10月27日－959年7月27日）就是邢台隆尧县人，出生地就在邢窑所在地带，他年轻时靠往外贩卖瓷器等生意赡养义父郭威。此时邢窑仍处于旺盛时期。相传柴荣在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即公元955年，为了征战需要，集中邢窑优秀工匠去另建了官窑，烧制更高级瓷品支持军用（或军队自用或筹集军费），后人把柴世宗建立的官窑称作柴窑，因建柴窑带走所有导致邢窑的衰败。可惜，柴荣在位只有5年时间，没有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在他病逝的第二年即公元960年，他的拜把兄弟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大宋朝。当然，因柴窑导致邢窑衰败只是传说，缺乏可靠证据，连柴窑到底在哪里都是一个谜。我甚至对关于柴荣对柴窑批阅的名言“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的真实性也是越来越怀疑，柴荣从小就对白瓷很熟悉并打了不少交道（贩卖白瓷），怎么会对天青色感兴趣呢？
隋邢窑青釉弦纹碗、高足盘邢窑博物馆
唐代白釉绿彩执壶邢窑博物馆
唐黑釉双系罐、双系壶邢窑博物馆
瓷器上的猴文化
猴作为灵长类动物，往往被人们喻为聪明、勇敢、活泼之兽，是智慧与灵气的象征。在中国古籍中，猴子的别称有禺、果然、独、狨等。据东汉班固《白虎通》记述“猴，侯也，见人设食伏机，则凭高四望，善于侯者也。”在十二生肖中，申猴位列第九，有长久长寿之意。“古面睢盱露瘦月，鹬毛匀赋舒玄云”。猴，自古以来就属中国绘画题材中的“四灵”、“八瑞”之一。
有一种精神叫“大闹天宫”。这件彩陶为德化雕刻师创作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采用写实的手法，将孙悟空的外表特点表现得细腻而逼真，第一眼让你几乎为之惊叹。整个香炉简洁而大气，孙悟空头戴金冠，身披“战袍”，手持金箍棒，威风凛凛。一对火眼金睛炯炯有神，透露出铲除一切妖魔的决心。配以流云烟的效果，大闹天宫，驾云而来，淋漓尽致地展现岀“美猴王”孙悟空蔑视权威，不畏强权，除恶务尽，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
有一种警世叫“猴思三不”。这件宜兴“三不猴”紫砂壶不仅造型生动活泼，还寓意着更深厚的人生哲学。葫芦上三只猴子呈蹲或坐，神态各异，或用手捂着耳朵，或用手蒙着眼睛，或用手捂住嘴巴。三只猴子代表不看，不听，不说。其源自《论语》：“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故名为“三不猴”。把玩茶宠既可当藏品又可作座右铭时刻警醒自己。做到“三不”自然远离是非耳根清净心情舒畅，心情舒畅自然笑口常开，受人欢迎，这难道不是处世之中的一种睿智与豁达吗？
有一种启示叫“戏如人生”。这件斗彩瓷《西游记》摆件，作品描绘岀一心向佛、目秀眉清的唐僧骑着白马，火眼金睛、足智多谋的孙悟空登高远望，肥头大耳、长鼻大肚的猪八戒肩扛钉耙，心地善良、淳朴憨厚的沙僧挑着担子，师徒四人一段艰辛的取经之旅。瓷品如同一曲凝固的音乐，以美丽而雄浑的基调为我们生动叙述着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保护唐僧西行取经，沿途遇到八十一难，一路降妖伏魔，化险为夷，最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把玩欣赏之余，让人从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得到启示。
唐瓷器文化的发源
早在唐朝，我国的瓷器制作工艺就已经非常精美了，如今从流传下的那个时期瓷器可以看出来。虽然在汉朝就已经有了陶器和瓷器的区分，但是那时的烧制温度控制的技术不成熟，烧出来的瓷器很脆，称之为原瓷。因为烧制技术在唐朝时的成熟，瓷器在该时期才算真正的时期，下面给大家科普下唐朝瓷器的特点和文化。
越窑青瓷莲花碗越窑越窑在南方浙江省绍兴，主要制造青瓷，越窑的青瓷明彻如冰，晶莹温润如玉，色泽是青中带绿与茶青色相近。邢窑白瓷葵口碗邢窑邢窑在北方河北省邢台，主要制造白瓷，邢窑所产的白瓷，土质细润，器壁坚而薄，器型稳厚、线条流畅唐代最重要的产品是驰名中外的唐三彩，一直到文明的今天还受到广泛的喜好与收藏。唐三彩是陪葬的陶器，色彩亮丽有黄、绿、青三色铅釉，故名唐三彩，但不一定每件唐三彩都三色俱全，但可利用三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来制造出美丽的花朵，以及先在坯体上刻花成暗色图案，变化无穷，彩色斑斓。
唐朝瓷器在中国瓷器历史中留下了浓墨淡彩的一笔，仿佛可以透过那个时期的瓷器中，看到唐朝的繁华，给后人留下向往之情。
《中华文脉：中国陶瓷艺术》丛书出版 树立陶瓷文化专著新标杆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图书《中华文脉：中国陶瓷艺术》丛书已由黑龙江出版集团所属黑龙江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新网哈尔滨4月17日电(商亮张锦韬记者刘锡菊)17日，记者从黑龙江出版集团获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图书《中华文脉：中国陶瓷艺术》丛书已由黑龙江出版集团所属黑龙江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丛书图文并茂、系统全面地记述了各种陶瓷品类的发展概况、原料特性、工艺技术、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等，填补了陶瓷理论研究的诸多空白。
该套丛书规模宏大，共20卷，总计达1000万字，堪称中国陶瓷文化研究著作中的集大成者。
陶瓷艺术是中国的国粹，但迄今为止，中国陶瓷艺术领域的高水平论著寥若晨星。以往的陶瓷类图书大多以图片为主，侧重于阐述陶瓷的文物考古、收藏鉴定、原料配制、成型技法、装饰方法、烧成工艺等方面内容。而《中华文脉：中国陶瓷艺术》则更多地关注陶瓷的人文和社会意义，注重在深刻理解陶瓷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加强对陶瓷文化的理论探索。丛书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郑宁教授担任主编，有力保障了丛书的学术品质。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夫也教授指出，《中华文脉：中国陶瓷艺术》“从大文化的角度入手，从分析每一时代、每一地域陶瓷艺术的创作者和使用者的相互关系入手，解析其产生发展社会基础，进而揭示出中国陶瓷艺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品类中所隐含的技术、艺术、社会、历史、人文等多方面的文化特征。”他表示，该书的出版将对中国陶瓷艺术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也为广大陶瓷艺术爱好者、创作者以及收藏者进一步了解和欣赏中国陶瓷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