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传人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陶瓷的发展，中国陶瓷不仅在型制，而更在装饰上日臻完美，常用佛教中的人物、植物、法器作为瓷雕、图案，作为日用、陈设器皿，广泛用于钦食、祭祀、陈列、弘扬教义。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的内容：人事现象逃脱不了因果报应，人们遭遇种种病苦烦恼归根到底是因为有情欲贪爱，信佛者必定能够得到精神的安抚、解脱。佛教要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以出世主义，以超道德、超现世为最高境界，与中国儒家的“忠”、“孝”构成根本矛盾。中国的佛教徒对此进行改良，通过孝亲廊清因“弃世出家”而带来“无父无君”的误会，增进各阶层对佛教的亲近感，而且还配合儒家和官府使“孝道”广布民间，在维系儒家的纲常和宗法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
佛教的传播方式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佛典的翻译和解释，一种是建寺度僧造像立塔，而向中国民间传播佛教，是以简捷的形式融以简单的佛理，除了用世俗故事、符咒方式外，便是造像了，因为造像奠定了中国民间佛教信仰主要尊神。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众说纷纭，但可信的考证为汉代张骞出使西城，而传入中原。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明帝，天竺(印度)人开始到汉朝，恒帝最喜欢佛教，官中曾经奉祀过黄金的佛像。西汉并没有盛行，到东汉后期才逐渐盛行，南北朝达到顶峰，成为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战祸连连，兵荒马乱，人民无不对现实生活感到无奈与悲观，而佛教倡言佛者必能脱离苦海，且死后还可荣升涅磐净土。佛教的神不灭论、轮回论、因果报应论，正好把人们的“合理”追求委之于“来生”、“天国”，使人的精神得到安抚解脱，于是争相诵经、礼佛、以求佛来济助。随唐儒家的“拜王者、报父母”也深深渗入了佛教教义。佛教各宗的首领出入官廷，内部头目也分官阶领官俸，佛教进一步中国化了。随之而来的是佛教艺术的世俗化，敦煌壁画中唐壁画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变化了，如六朝“清赢示病之容”的维摩诘至唐代变为健壮老头，印度传来的饲虎、贸鸽、施舍等悲惨、残酷的场面，被“极乐世界”的欢乐、幸福、安宁、中国式的大团圆取代。
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和中国石窟艺术的繁荣。南方更注重佛理推敲，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北方更注重佛的形迹宣传，开凿大量的石窟。从现存石窟中，可以地看到印度犍陀罗王朝佛教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和融合表现于壁画内容中，是北朝石窟壁画题材大量从印度传入的佛本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传统神话逐渐绘入壁画，与佛主和菩萨并列的是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白虎、青龙、朱雀玄武等。早期印度的佛、菩萨、伎乐人多为圆脸、高鼻深目、半祼体，佛身上所饰字形花纹也是从印度传来的。随着佛教中国化，在石窟壁画的风格和技法中，中国传统因素也逐渐增强，体态也由圆脸变为魏晋时江南人的瘦削、清秀，又向半圆的隋唐式转化。
中国陶瓷文化弘扬了佛教教义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定要渗透到人类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中去，在一个政治紊乱、社会失常的状态下，佛教不独填补了人们心灵的空虚，也提供了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佛教和民间信仰融合后，产生了降魔伏妖与祈求佛福的种种仪式，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吸收并自创各派，产生了新的教义。字串9
中国陶瓷常常用佛教中的人物作为雕塑借以弘扬教义。维摩洁即维摩，意译为“净名”《维摩洁经》说他是古代一位乘居士，是解脱境界现身说法的代表人物。飞天梵名“鍵闼婆”，意译为“天乐神”、“吉祥天”，是欢乐和吉祥的象征，佛教壁画中常见。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是修行得道人的僧侣、佛的弟子。传说释迦有十六个弟子，称“十六罗汉”，力士有世俗和佛教两种，元代藏传佛教对蒙古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藏传教有关的陶瓷日用器皿开流行。
贲巴壶：作为佛教专用器物，与阿拉伯人携来中原贮水具扁壶不同，贲巴壶主要用于佛事，相传释迦牟尼平生有九龙灌顶事迹。复《楞伽经》说“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手灌其顶”，又传闻天竺国王即位须以四海之水灌顶以表祝愿。故我国藏传佛教将贲巴壶专用以宗教仪式。元代西藏喇嘛教(佛教分支)传播蒙古，而满族受蒙古文化影响很深，也尊喇嘛教。清代官窑生产此壶是为了供朝廷赐给天下喇嘛各寺，朝廷也曾将贲巴壶赠予曲阜孔庙，示意尊敬。
贲巴壶有流嘴、但无执柄，使用时手握壶颈，若贲巴壶省去流嘴，便称贲巴瓶，佛教徒用于盛水，或者插草其中作为礼佛陈设，因此称藏草瓶，贲巴壶也称藏单壶。贲巴是藏语音译，而梵音原作“军持”，密宗《千手千眼观音大悲心经》曰：“若为生梵天者，当于军持”。《庶物异各疏》：“梵语军持，一云军迟，此云瓶也”。又《释氏要览》云：“净瓶梵语军迟，此云瓶，常贮水，随身用以净手”。《大悲心经》又曰：“若为令一切饥渴有情得以清凉者，当为甘露手”。其手印图解亦为握水瓶，故军持复称甘露瓶。明代所制军持大多有流嘴，形状与清代贲巴壶略相似，只是结构轮廓简洁，纹饰青花，无多装饰，仍为用具，贲巴壶出于清官窑者辄为喇嘛教法器。
折腰碗：撇口、斜壁、折腰、小圈足。碗腹较浅，硬折腰、圈足甚小，随着元朝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奉，西藏的饮茶习惯也开始流行，以末茶、面和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的“兰膏”，用末茶和酥油同搅，沸汤点之“酥签”。容器是浅腹的木碗或铜碗，与折腰碗相似，可见藏传佛教的影响力。
僧帽壶：元代出现的新器型，口沿一侧设流，另一侧口沿高起似僧帽，束颈腹部鼓出，下承圈足，器盖卧入口沿之下，呈圆形，较平坦，一侧伸出遮流，上有扁圆钮，因型似僧铝的法冠而得名。仿西藏银壶造型，藏语称为“缪甘伊”，是向佛敬酒时斟酒用的，欢迎贵宾时用来敬青稞酒，可见僧帽壶与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
多穆壶：也是元代出现的新器物，型如直筒，上部略小于下部，上部一侧出一流，另一侧有曲柄，顶部半周高起，作僧帽状装饰有盖，壶身有三周较宽的凸弦如箍，上下以归并条连接，相交处有圆钉。是仿木制或银制的“索拉”，“索拉”分为有流和无流两种，前者是酥油荼壶，后者盛放大米和人参果。据称多穆是满语奶茶，多穆壶即奶茶壶，元代的藏传佛教，清代的喇嘛教，使它在教徒的生活中流行。
高足杯：上部为侈口碗，下承竹节形或圆柱形高足，足下端稍外撇，足内中空无釉，足和碗间以胎泥相接，关于这种高足杯的用途，过去认为是蒙古人在马上喝酒用的“马上杯”。据考藏语高足杯称为“噶予域仁”，主要用来盛酒或放人参果、大米做成的食品，是喇嘛教中具有极高地位的供器，使用时将高足杯插入金属器座中，一般置于寺庙的主佛前，平时则收藏在特制的杯套中，达赖和班禅在最重要的场合上使用，其他人严禁使用，与宗教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德化瓷塑出现于宋代，盛行于元代。明代由于“象牙白”瓷土的运用，何朝宗、张寿山、林朝景、陈伟等瓷塑大师艺术达到高峰，尤以何朝宗的瓷塑观音最为珍贵。清乾隆《泉州府志》说：“何朝宗……善陶瓷像，为僧伽大土，天下传宝之”。这些瓷塑佛像流传到亚非欧一些国家，被当作珍贵的艺术品供陈列观赏，然而在日本和东南亚一些佛教国家，或没有完全“伊斯兰化”的国家，却把它作为偶象来崇拜，日本的基督教徒竟将德化生产送子观音瓷塑佛像当作圣母玛丽娅来崇拜，有不少华侨也将他们带到所在国供奉，其需求量之大几乎达到惊为的程度。
佛教对中国陶瓷器型和装饰的影响
佛祖释迦牟尼大约和孔子同时代，印度阿育王朝相当我国秦汉时期，佛教兴盛并成为
印度国教。佛教本来并不崇拜偶像，自公元前326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印度西北部后，受艺术的影响，佛教徒在他们修道的石窟里，用雕塑、绘画等造型表现佛、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并以此作为崇拜和歌颂的对象，于是石窟成为佛教宣传教义的道场。佛教的传入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各大名窑的陶瓷发展，佛教文化中的佛教、佛塔、力士、护法兽、菩提、冬忍和莲瓣，或成为中国陶瓷雕塑的模型，或成为陶瓷装饰的图案，尤其是景德镇陶瓷的青花瓷器更是如此。
佛教传入我国，佛教艺术也随之而来，三国、两晋瓷器装饰上已有表现，谷仓、罐和碗钵等器物出现了佛教造像和忍冬纹，工匠艺人将佛教造像与我国传统的四神、仙人、乐舞百戏和其它图案巧妙地组合在一起，风格不同于前代。莲花是佛教艺术题材之一，南朝青瓷普遍以莲花为装饰，在碗、盏、钵的外壁和盘面常常划饰垂线仰莲，形似一朵盛开的荷花。
佛教界称到达彼岸，成就完美人格者为如来，所以陷于苦难的人就向如来求救，或者萌发向如来求救的心理，为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模仿如来的陶瓷雕塑应运而生，光洁的瓷器表现了如来的大德、大智、人性、人格。菩萨遵从如来的教诲，绝不独善其身，时时眷顾弱小的人，并适时地援助他们，弘扬如来的教义，希望能和众生一起升越。菩萨、观世音本已进入如来的境界，就为了济渡苦难的众生，才自愿入地狱济助，因此，菩萨的塑像就特别多。例如人们供奉的千手观音，即是以千手象征观音菩萨以各种方法来救济迷惑、彷徨无依的人，而六地藏和六观音，是于六道中分别以救世主出现的佛。从出土的流传文物中，可以找到许多陶瓷的雕塑，面目慈祥、神态逼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
中国陶瓷雕塑，揉合了泥塑、石刻等姐妹艺术，特别是吸收佛教艺术及石窟造型的精髓，故造型优美、技艺熟练。甚至连衣冠服饰，社会生活也生动地反映了佛教文化的特点，如1995年在北京西城区出土的瓷雕《影青观音》，高66厘米，观音头戴宝冠、身披袈裟和璎珞飘带、体态匀称端庄、脸容腴润、神情温雅慈祥，确有一种大慈大悲、降福救难的独特气质。考古分析其制作方法是先用瓷土捏制出形体轮廓，再用刀具精工细雕，璎珞飘带则是帖上去的，施明澈莹润的影青釉再经高温一次烧成，具有清新雅致的艺术效果。七级塔式盖面绘莲叶脉络纹，中国陶瓷不再简单地就塑像而模仿，而是把这些佛教人物溶入各种陶瓷器皿中，既再现了佛教的宗旨，又丰富了陶瓷的使用功能。
唐代用印度风格塔形罐作为随葬品，型制比较特别，整体高，下大上小，略似塔形，由三个部分组成：中部器身作罐形、圆腹、平底；上部是高耸的圆锥形盖，堆塑着浮雕，下部则是高大的底座，承托罐身，饰着莲瓣纹饰，以三彩陶器最常见。唐三彩在吸收佛教文化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民族化与中国化。盛唐的人物雕塑造型准确，比例恰当，注重人物神态，注重审美心理。随着对女性欣赏观念的改变，八世纪初“吴带当风”式的胖女俑成了新一代美女的写照，衣饰线条飘逸流畅，神情气度典雅妩媚，成为佛教艺术与中国文化的完美结合。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生在七宝七茎莲花上，莲花在佛教及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被奉为“佛门圣花”。我国自古即有爱莲花的习俗，历代文人墨客多有称颂，称它为“君子”花，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佳句，周敦颐更是赞其“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美妙品格。基于佛教的盛行，我国人民崇尚的莲花便自然成为一种理想的装饰，以刻、印、绘的浮雕，堆、贴等不同的手法出现在瓷器上，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莲花已失去了其宗教含义而成为优美的装饰题材。
八宝是佛教庙宇中供在佛、菩萨“神桌”上的吉祥器，也称“八吉祥”。西番莲、海马、垂云纹，金刚杵本为印度兵器，被佛教借为法器，用以“断烦恼、伏恶魔”，在景德镇青花瓷器纹饰中，称为“结带宝杵”。与佛教有关的图案都成为陶瓷装饰极为普遍的题材，其使用功能也扩大了，并不局限于佛教供器上使用了。缠枝莲纹是借鉴佛教艺术中的忍冬、卷草纹之类波形纹，同时把它和汉代彩绘以及漆器上的云气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缠枝纹。清代，乾隆把佛教作为笼络某些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的一种手段，在各地广建庙宇，于是景德镇粉彩法器得以大量制作，元明以来八宝一直是青花瓷器的主要图案，但到了乾隆时，却作了成了精细的粉彩瓷器，佛教的达摩、观音等瓷雕得到了发展。
延伸阅读
陶瓷文化中的佛教——詹嘉 袁胜根
佛教与陶瓷文化直接或间接地相互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式，佛教借助陶瓷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我国陶瓷文化又因佛教文化而丰富多彩。
佛教的传入与普及，影响和促进了我国陶瓷的发展。使我国的陶瓷不仅在型制上，更在装饰上日臻完美。佛教中的人物、植物、法器作为瓷雕、图案，作为佛教日用、陈设的器皿，广泛用于饮食、祭祀中。
我国的陶瓷常常用佛教中的人物作为雕塑借以弘扬教义。维摩诘即维摩，意译为“净名”，《维摩诘经》中说他是古代一位居士，是解脱境界现身说法的代表人物。飞天梵名“键闼婆”，意译为“天乐神”、“吉祥天”，是欢乐和吉祥的象征，在佛教壁画中常见。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是修行得道人的僧侣、佛的弟子。传说释迦牟尼有16个弟子，称“十六罗汉”，传入中国改为“十八罗汉”，五代时又增至五百罗汉。力士有世俗和佛教两种，元代藏传佛教对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藏传佛教有关的陶瓷日用器皿开始流行。
贲巴壶是一种佛教专用器物，相传释迦牟尼平生有九龙灌顶事迹。《楞伽经》中说：“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手灌其顶”，又传闻天竺国王即位须以四海之水灌顶以表祝愿。故我国藏传佛教将贲巴壶专用以宗教仪式。
僧帽壶是元代出现的新器型，口沿一侧设流，另一侧口沿高起似僧帽，束颈腹部鼓出，下承圈足，器盖卧入口沿之下，呈圆形，较平坦，一侧伸出遮流，上有扁圆钮，因型似僧侣的法冠而得名。
多穆壶也是元代出现的新器物，形如直筒，上部略小于下部，上部一侧出一流，另一侧有曲柄，顶部半周高起，作僧帽状装饰有盖，壶身有三周较宽的凸弦如箍，上下以归并条连接，相交处有圆钉。是仿木制或银制的“索拉”，“索拉”分为有流和无流两种，前者是酥油茶壶，后者盛放大米和人参果。据称多穆是满语奶茶，多穆壶即奶茶壶，它在藏传佛教的教徒中流行。
高足杯上部为侈口碗，下承竹节形或圆柱形高足，足下端稍外撇，足内中空无釉，足和碗间以胎泥相接。据考，藏语高足杯称为“噶予域仁”，主要用来盛酒或放人参果、大米做成的食品，是藏传佛教中具有极高地位的供器，使用时将高足杯插入金属器座中，一般置于寺庙的主佛前，平时则收藏在特制的杯套中。
我国的陶瓷雕塑，糅合了泥塑、石刻等艺术，特别是吸收佛教艺术及石窟造型的精髓，故造型优美、技艺熟练。甚至连衣冠服饰、社会生活也生动地反映了佛教文化的特点。考古学者1955年在北京西城区出土了瓷雕《影青观音》，高66厘米，观音头戴宝冠、身披袈裟和璎珞飘带、体态匀称端庄、脸容腴润、神情温雅慈祥，确有一种大慈大悲、降福救难的独特气质。分析其制作方法是先用瓷土捏制出形体轮廓，再用刀具精工细雕，璎珞飘带则是贴上去的，施上明澈莹润的影青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具有清新雅致的艺术效果。我国的陶瓷不再简单地就塑像而模仿，如七级塔式盖面绘莲叶脉络纹，就是把这些佛教人物融入各种陶瓷器皿中，既再现了佛教的宗旨，又丰富了陶瓷的使用功能。
与佛教有关的图案都成为陶瓷装饰极为普遍的题材，其使用功能也扩大了，并不局限于佛教供器上使用了。缠枝莲纹是借鉴佛教艺术中的忍冬、卷草纹之类波形纹，同时把它和汉代彩绘以及漆器上的云气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缠枝纹。元明以来八宝一直是青花瓷器的主要图案，但到了清乾隆时，却制作成了精细的粉彩瓷器，佛教的达摩、观音等瓷雕得到了发展。
邢窑陶瓷佛教造像
佛龛
圆雕佛像
释迦头像
邢窑是我国白瓷发源地，它始于北朝、盛于隋唐，宋元逐渐走向衰落。邢窑中心位于今邢台市内丘县城周围。内丘唐代属邢州辖，古时窑口常以州名命名，故内丘的瓷窑场得“邢窑”之名。邢窑自被发现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出土了大量的陶瓷佛教造像，加强邢窑陶瓷佛教造像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邢窑文化和佛教艺术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1984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邢窑遗址在内丘境内被发现，“千年邢窑之谜”从此被逐渐揭开，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极大关注。然而，也许由于邢窑白瓷耀眼的光辉遮蔽了佛造像的光环，而使得邢窑佛造像艺术一度被忽视。而对邢窑佛造像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邢窑文化和佛教艺术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邢窑佛造像
邢窑自被发现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出土了大量的陶佛造像，尤其在2003年，内丘县城旧城改造时于县礼堂至县影院一带（现已为商业步行街）“在南北长380米，东西宽40余米范围发现邢窑中心窑场，包括较完整的窑炉、窑床、窑具及手工作坊等陶窑、瓷窑遗迹。”其中有细白瓷、唐三彩、带“翰林”、“盈”、“官”字款残件，以及透影瓷残片等“数以万计”。并在H32、H08、H09号灰坑发现“素烧佛龛立佛像、坐佛像、武士俑、以及菩萨、罗汉”。（见韩秋长、贾忠敏《邢窑揭秘》）除此以外，在内丘县城的西关、县外贸、县工商行北、城西的西邱、长寿岗、北双流，城东的白家庄等遗址均有陶瓷佛像出土。“有瓷必有佛像，有佛像必有瓷”似乎成为内丘窑口普遍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内丘以外的其它“邢窑系”窑口均未出现。
事实进一步证明以内丘县城为中心的邢窑，不但是邢窑白瓷的烧造中心，也是烧造陶瓷佛教造像的重要窑场。
众所周知，邢窑白瓷曾以“类雪”、“类银”（唐·陆羽《茶经》）以及“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李肇《国史补》）而闻名。那么邢窑艺人为何又以如此大的规模和精力去烧造佛像？又是什么力量驱驶着他们与佛结下不解之缘？
渊源与环境
佛教又称“像教”。为了宣传普及佛教，通过有形的图像宣传教理教义，从而使普通民众更为形象和直观的理解佛教，由此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和市场需求。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波及到政治和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尤其在后赵佛图澄襄国（今邢台市）弘法之后，邢台佛教即与中国佛教的兴衰息息相关，包括佛造像在内的邢台佛教艺术也与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建白马寺和齐云塔（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与此同时又在南宫（今邢台市辖）建普彤寺塔。1990年普彤寺塔重修时，发现明嘉靖十五年铜佛像41尊，其中一尊背铸铭文曰：“永平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按：始建于永平十年，竣工于永平十五年）摄摩腾、竺法兰建”，与普彤寺唐、宋二碑碑文形成互证，说明该塔比洛阳白马寺（塔）早一年，为中国佛教第一塔。（见赵福寿《邢台通史》）由此看到中国寺庙、佛塔以及佛教造像的源头。也进一步证实了“东汉佛教在传入中国的同时，也传入了邢地”。（赵福寿《邢台佛教文化》）
十六国时期的后赵，（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石勒在襄国（今邢台市）建都。西域高僧佛图澄以襄国为中心弘扬佛法，石勒为佛图澄在襄国创建宫寺、中寺。佛图澄收徒弟众多，以释道安最为著名。道安成为佛图澄所遗后赵僧团领袖，期间营造佛像不计其数。
邢台地区亦有着非常精湛的石窟造像艺术，如隆尧县宣务山（尧山）石窟，沙河市广阳山石窟，邢台县玉泉寺棋盘山摩崖石刻，其中以宣务山石窟群规模最大，最为著名。宣务山是一座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山，集儒、释、道三教精华为一体。隋唐到宋，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石窟、摩崖石刻造像群，其主体为千佛堂、同声谷石窟、卧佛殿等唐代造像。摩崖造像群分两群6号（组）共计1380龛；千佛堂石窟佛像940龛，大多为供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见张稼农《隆尧县宣务山文物古迹概况》）
应当说无论从印度高僧南宫建塔造像，到佛图澄襄国弘法；从邢台一带高僧辈出、寺塔林立，到工艺精湛的宣务山石刻造像群，以及民间石佛龛造像，它们对邢台地区佛教思想的传播和邢窑佛教造像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艺术特征
魏晋南北朝，佛教的传入以及在中土的兴盛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大发展，佛教题材成为雕塑最主要的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如中国石窟造像艺术，它们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出其他门类，同时波及到陶瓷艺术之中。而邢窑佛造像的创作题材和艺术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石窟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无论衣饰的处理，面部表情的刻划，还是“刀法”的运用，甚至质地的追求，均与石刻造像有异曲同工之妙。诸如雕塑语言中的“犍陀罗风格”、“湿贴薄衣”、“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等，同样见于邢窑陶佛像之中。
内丘西关曾出土单体圆雕陶佛造像，头像头顶肉鬓，面相方圆，两耳垂肩，鼻部残（原应为高鼻梁），眉目清秀，表情庄严，略显冷峻。头光内有莲瓣花纹，惜肩下无存，它们为北朝释迦坐像。说明邢窑在北朝烧造瓷器同时，亦有佛像烧制，其造型特点追逐同时期石刻造像之风；2003年在内丘礼堂邢窑遗址出土白陶立佛像，通高23厘米，系硬质白陶。头束有发结佩饰，宝缯耷于双肩之前。面相方圆，眉如弯月，眼睛眯成一条弯缝，嘴角含笑，两侧各有小圆酒窝，表现了健康的女性之美。体态轻盈匀称而优美，线条流畅疏朗，取舍有度。细处精微，整体简约，有学者曾将此类陶佛造型风格定为北齐是有道理的。
邢窑陶佛龛有早、晚期之分。烧造时间约在北齐至中唐之间，其表现内容和艺术特点，延续了石窟造像之风，其形制类于缩小的石窟佛龛。北朝的佛龛多为硬质陶，龛的中央为弥陀佛，端坐于“工”字座上。面形长方，高鼻修直，眼长而弯，两耳下垂。身着袒右肩，褒衣博带式袈裟，衣纹细密有序；左侧有观世音菩萨左手持净瓶，右侧有大势至菩萨左手持花蕊，分别站于两侧；左右边框又有金刚力士分别站立。龛正上方有正面龙首，两侧有飞天飘舞。龛下方基座中央有佛祖出世或赤身夜叉，左右各有形状类狗的护法狮子蹲坐两旁。而晚期（中唐以后）的陶佛龛大多为低温白陶或粉红陶，形制与北朝虽有类同，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无论“形”的准确性和“线”的力度等，都与北朝造像无法比拟。
邢窑陶佛造像的兴衰，与邢窑白瓷的命运息息相关，到了邢窑衰落期的宋元，邢窑陶佛造像也由原来规格的圆雕和佛龛，逐渐退化为小巧玲珑、类于玩具的摩诃罗而流传于民间，完全失去了昔日庄严、神圣的灵光。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和普及，这一宗教传播手段逐渐被简便易行的木刻版画——纸马（又曰神码）所代替，并在这一地区发扬光大。
除了雨过天青色,瓷器也可以这样美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陶瓷发展史。时至今日，中国人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来体现的。 一提起陶瓷，资深瓷器爱好者皆知，瓷器中宋瓷最佳，印象里也只留下了雨过天青色，其实除了天青色以外，瓷器还有一些异样美丽的款式。
汝窑荷花温碗
中国的五千年文明中，有横扫六国的秦皇，亦有驱除匈奴王的汉帝，更不乏开创贞观开元的唐宗和并吞欧亚的大汗，历代帝王文治武功如星瀚灿烂，但若论艺术成就，恐怕未有一位皇帝敢与北宋徽宗争雄。中国的道教认为，“天”因得“一”，此万物生发之本初而“清”，天青即为天之本色，同时亦代表万物生发之意，蕴含了深厚的哲学内涵。汝瓷天青几乎被所有皇帝奉为无上至宝，看护珍存。
邢窑皮囊壶此壶提包式，上窄下宽，上端一面有小流，流直口，中间凸起曲形柄，壶两面凸起包袱褶纹线各一道，中间凸线一道。此壶是摹仿少数民族皮囊容器而烧制的，样式新颖，胎质细腻，釉色白润，制作精巧。唐代白瓷不以纹饰取胜，而把美化重心放在造型和釉色的谐调及其相互映衬方面。
邢窑，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唐代著名的瓷窑，五代(公元907-960年)时仍烧造。窑址位于河北邢台市所辖的内丘县和临城县祁村一带，是中国白瓷生产的发源地，在中国的陶瓷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邢窑白瓷陆羽《茶经》评价：“邢瓷类银，越瓷类玉”。皮日休《茶瓯诗》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唐大中初年，有调音律官郭道源者，“善击瓯，率以越瓯、邢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磁州窑虎枕枕呈卧虎形，头右向。虎身为枕身，在黄地上绘黑色条纹模仿虎皮纹。虎背为腰圆形枕面，枕面白地黑彩，画荷花两枝，水鸟一只，寥寥数笔，将一幅荷塘情趣图表现得淋漓尽致。定窑孩儿枕
这是一个枕头，但它的形象却是一个素面光洁的孩儿，孩儿的背用作枕面。孩儿伏卧在床榻上，两臂环抱垫起头部，右手持一绣球，两足交叉上跷，似乎在床上撒娇蹬腿。孩儿身穿长衣坎肩，长衣下部印着团花纹。床榻边压印花纹。枕身釉为牙黄色，底为素胎，有两个孔。这件孩儿枕塑制精美，人物形态活泼、悠然，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
古代人们喜欢用玉枕、瓷枕来爽身怡神、明目益睛。瓷枕始创于隋代，盛行于唐、宋、元各代。
定窑童子抱鹅壶童子头颅饱满，头顶梳单髻，面颊浑厚，五官清晰鲜明，口角二边各有小酒窝，圆润的脸庞露出惬意笑容。身着肚兜，骑跨在胖鹅背上，左手插腰，右手揽在鹅颈上，尽显童子纯真稚趣。其注水圆孔置于童子后脑左侧，作进水和气孔，可用手指按气孔控制水流。鹅的嘴部为壶流，童子左臂插在腰间恰作壶柄，壶体人鹅合一，天衣无缝，设计构思之奇巧，令人叫绝。哥弟混合三环瓶哥瓷和弟瓷风格迥异，一个是黑胎厚釉，一个是白胎厚釉；一个有开片，一个无开片；一个有“紫口铁足金丝线”之美称，一个以粉青、梅子青为上，淡雅柔和，可与翠玉媲美。自古以来，这两种瓷器虽以“哥弟”相称，却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但徐朝兴偏想试一下。黑胎和白胎的膨胀系数不一样，通过多次调试，徐朝兴终于找到了白胎和黑胎最恰当的混合比例，并将其收缩系数尽可能拉近，最终烧制成功白胎部位开大片，黑胎部位开小片的“哥弟瓷”。哥瓷釉裂纹片的莫测变幻，弟瓷釉色的晶莹丰润被完美地糅合在了一起，既很好地诠释了传统，又大胆地超越了传统，大大拓展了哥瓷的美学形式和造型可能性。南宋官窑琮式瓶琮，音从。方柱形，内有圆孔的玉器，是新石器时期的礼器，也称为玉琮。器型是圆口，短颈,方柱形长身，圈足、口、足大小相若，有的器身四面有凸起的横线装饰。其器内圆而外方，以象天圆地方之说。《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瓷质琮式瓶沿袭了玉琮的基本形制，只是玉器之内圆，上下通透，而瓷制者加了圈足和底，演化为一种瓶。钧瓷雕塑达摩面壁佛是一座山，禅如一座钟。河南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嵩山少林寺的禅宗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达摩成为少林寺的初祖，第一任方丈。“大乘胜地”、“禅宗祖庭”，正是从达摩面壁九年开始。雕塑的面部肌理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发出低沉的习禅经诵声。观者面对达摩以心敬禅，达摩面壁以心敬佛，观者— 达摩 —佛心为一个三等连接的沟通。
钧瓷三阳开泰钧瓷的胎质细腻坚实，造型端庄古朴。其釉色除天蓝、月白外，并创烧成功铜红釉，看来五彩斑谰、璀璨夺目。它不是人工涂染，而是通过"窑变"，形成了各种自然、神妙的图画。线条明快，极富流动感，有的宛若去雾高山，又似峡谷飞瀑、翠竹生烟，光怪陆离，引人入胜。诗人用"夕阳紫翠忽成岚"这样动人的词句来扬誉它色泽的丰富多彩刻瓷作品李清照刻瓷是集绘画、书法、刻镂于一身，集笔、墨、色、刀为一体的汉族传统艺术。用特制刀具在瓷器、瓷板表面刻划、凿镌各种形象和图案，通常也指在瓷器、瓷板上刻凿成的雕塑工艺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明文镌刻的才女李清照，从“心灵的门窗”中似可窥见，或“绣面芙蓉”的少女时代那“眼波才动被人猜”的娇羞萌动之春情，或少妇时经历的那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离情别绪之愁思;“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神情，再借助人物的服饰语言、诗词书法，一个秀外慧中、个性独具、热切追求美好生活的古代杰出女文学家形象，便立体地活脱脱地凸显在观赏者面前。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釉下五彩作品荷荷釉下五彩是湖南省醴陵首创于清末的汉族传统名瓷。名扬天下，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高峰"。作品【荷荷】釉下五彩“薄施淡然技法”创始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扬龙大师的晚年之作，作者虽已入古稀之年，但对陶瓷艺术痴心依旧，情怀依旧。为了传达自己的艺术热情，陈先生精心制作了《何荷》。荷叶一反常态，以下垂的谦和之态与器型完美结合，同时通过残荷与含苞待放的荷花形成对比，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艺术内涵将其一生的写照融入作品之中，他的艺术生命之花愈发绽放出智慧的鲜活。
波施淡染：该技法既保持了釉下五彩的传统特色，又突显了水灵通透、清新淡雅的效果，解决了釉下五彩瓷层次感不强的问题，同时体现出材质的润透之美。
薄施就是用很淡的茶水，让它绘制在泥坯上；淡染是不断地，一次一次地分层，让它渗入到泥坯当中，通过浓淡的反复操作，将釉下色料带入到更深的泥坯中，与泥坯融为一体。
陶瓷纹饰中的佛教艺术（一）
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西汉末年，始传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后，历汉、魏晋的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得到君主的推崇，进一步隆盛。南朝梁武帝三度舍身同泰寺。唐朝诗人杜牧有诗述南朝佛教之盛况：“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北朝则大量开凿石窟，如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魏书·释老志》载北魏佛教发展的情况，“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侣大众两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1]长期战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受苦之人精神上解脱之需要为佛教流布和传播提供了有力时机。佛教艺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传入。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大力传播，佛教艺术对于社会的影响也比较明显。陶瓷器装饰纹样受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并反映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南北朝时期，陶瓷器的纹饰发生了变化，莲瓣纹和忍冬纹大量出现。显然，莲瓣纹和忍冬的出现是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佛教艺术因素直接出现在陶瓷器上，对于拓展陶瓷领域和丰富陶器文化内涵起到了积极作用。
莲花纹是古代陶瓷器流行的装饰纹饰。我国自古有爱莲之俗，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史书就有关于莲花的记载。《诗经》中有载：“彼泽之狈，有蒲有荷”，“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楚辞》中载：“集芙蓉以为裳，因芙蓉而为媒。”中国古人始爱莲之风与佛教并无关系。历代文人对于爱莲之风不减，并赋予它清雅孤高的品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出污泥而不染，攫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襄亵玩”。中国古人爱莲之说可见于众多记载，正是由于爱莲之俗，莲花纹也就自然的被人们当做装饰的纹饰之一。
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莲鹤方壶”，该壶双层镂雕莲瓣盖上立有一只展翅欲飞、引颈高吭的仙鹤。莲瓣的纹样来源于莲花，莲花统称荷花，古称芙蕖、芙蓉、水芝、水华等。田自秉对于春秋莲鹤方壶上莲花纹的解读是：“莲鹤方壶上的莲花纹样与飞鹤配合，表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2]河北滦平县战国贵族墓也出土了带有莲瓣纹壶盖的莲瓣壶。佛教传入中土以后，莲花在佛教中被赋予了特殊而神圣的含义。莲花代表“净土”。无量清净尘经云：“无量清净佛，七宝地中生莲花上；夫莲花者，出尘离染，清净无暇”。另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降生在莲花上，后在菩提树下成道，因而莲花是佛教修持圆满的标志。南京东郊灵山出土的南朝青瓷莲花尊和北朝青釉莲花尊腹下部都出现了贴花菩提叶一周。佛祖在菩提树下成道，莲花尊上的菩提叶装饰正印证了这一传说广为佛教徒所接受。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传，中国传统的莲花内涵与佛教圣花的含义相融合。在南北朝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人们对于莲花的传统审美意识加上佛教对于莲花的特殊内涵，莲瓣纹纹饰盛行就成为一种必然。虽然纹样外形与之前无多大差别，但是从内在上看已经包含了佛教的一些象征意义。李纪贤认为“莲花作为佛教艺术的圣物之所以受到佛教信徒的崇拜，除了花色、香味之外，大概还有取其地下茎一藕之出淤泥而不染的洁净含义”。信佛民众的增多，佛教寺庙和石窟的大量修建，佛教艺术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莲花和忍冬纹饰也大量的出现在陶瓷装饰上。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大量带有莲瓣纹的碗、罐、尊等陶瓷器实物出土。从众多的出土实物来看，这一时期的莲瓣纹式样大多直接来源于云冈、龙门等石窟的柱基，富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南京东郊灵山出土的一对青瓷莲花尊，尊高85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20.8厘米。顶置有莲瓣瓣盖，中央有一方钮，钮四周堆塑肥厚短小的覆莲两层，周边饰竖立的三角形锯齿状变形莲瓣一周，下段贴附对称的二龙戏珠和忍冬、莲花图案各两组。腹上部饰模印重瓣覆莲两周，其下是贴花菩提叶一周和刻画瘦长莲瓣纹一周，莲瓣下垂，瓣尖上翘。腹下部饰仰莲纹两层，圈足如一喇叭座，饰覆莲纹两周。各层莲瓣均向外翻卷，丰腴肥硕，整件器物层层叠叠的饰有莲瓣纹，看起来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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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与佛教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两晋南北朝时大兴，至唐达到第一个高潮，玄奘西游取经为鼎盛之际。后五代十国、两宋时期于民间广为流传，元、明、清属中国民族融合繁化时期，佛教为统治者所运用，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就出身寺院，对佛教更是照料有加，使得佛教大为发展。清初四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与佛教（喇嘛）有着密切关系。
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使得佛孝思想对于我国的政治，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都有深厚影响。
瓷器自是不能例外。受崇尚佛教之风的影响，在器型方面，最为常见的是观音菩萨像了。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衍生出造型各异的三十二应身观音像：送子观音、杨柳观音、龙头观音、持经观音、圆光观音、游戏观音、白衣观音、莲卧观音、泷见观音等。各类妙像，皆庄严静默。
此外，较为常见的器型还有净水碗、军持、如来、弥勒、罗汉等等，常见文饰有梵文，“佛”字，罗汉图，达摩渡江，璎珞纹，八吉祥等。军持，是一种佛家用水瓶，原是印度语译音，又翻译为，君持，意思是水瓶，为佛家饮水或净手之器。梵文，为印度文，与佛教有关，是一种经文咒语，明永乐开始出现，成化，弘治常见，之后历朝都有见。早期书写工整，至清代雍正时期，有的碗外壁满布一圈圈密密的梵字，字体变长，变形，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八吉祥即用八种佛教法物：宝轮，法螺，宝幢，伞盖，莲花，宝瓶，金鱼，吉祥结构成的一组图案，含有吉祥之意，故名，明清两代青花瓷上常用。
紫砂文化：弘扬紫砂文化应做为一种社会性事业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到北大访问，北大以紫砂壶相赠。北大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赵为民教授在写给布莱尔的信中，不仅传达了中国的紫砂文化和茶文化“精行俭德”的精髓，更传递了中国文化“和”的精神。而早在4年前的5月，北京大学就曾将一把紫砂壶赠送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将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给世界的同时，也赠与世界“心平气和”。
4年前赠安南“心平气和”，4年后赠布莱尔“月白风清”。两次“相赠”使紫砂参与到了世界性的文化事件当中，从而备受关注。
紫砂作为一种泡茶的器皿，与茶文化息息相关。一方面，紫砂的审美情趣在泡养中产生；另一方面，茶文化也因为紫砂壶的特性得以发扬光大。此次赠与布莱尔的这把紫砂壶名为“清风”，简单质朴，不求奢华喧闹，体现了中国茶文化“精行俭德”的精神，也体现了布莱尔倡导的当今世界低碳生活的理念。赠送紫砂壶实际上赠送的是中国茶文化、紫砂文化中“精行俭德”的精神，也是希望世界人民都能够静下心来品茶，少一些浮躁，多一些愉悦，在心平气和中思考问题，反省自己，尊重别人。在这把壶上刻有一首诗：“不苟俗尘素业隆，欢欣寂寞苦茶中。红炉点雪难留迹，娇女吹嘘肯用功。身有所依皆挂碍，心无臆想自神通。一壶了却千般累，月白风清万里同”。在大家不懈的努力下，万里世界一定能够进入“月白风清”的境界。
“美”应该是一件艺术品最直观的价值体现。紫砂的美是在泡养当中产生的。开水的注入会使紫砂产生变化，那种玉润的神态会让人感到十分美丽。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紫砂也会发生不断变化，这正是紫砂独有的魅力所在。如果一把壶不能泡茶，只能做陈列品的话，价值会失去很多，它本身的优势也无法体现。
其次，紫砂能够成为具有艺术韵味的收藏品与文化是分不开的，也与文人的介入是分不开的。陈曼生对于紫砂的发展贡献很大，中国的紫砂文化也是到曼生壶时期形成了一个发展的高峰。当时的紫砂因为有了文人的介入，体现出了十足的文人气息，品位、神韵等都有了不一样的精神寄托。但是，并不是一把壶上刻有诗句就可以叫做“文化”，什么样的造型适合什么样的泥料，应该刻什么样的诗句，能够体现什么样的情感，都很有讲究。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有较深的文化底蕴。
那么怎样才能创作出一件好的紫砂作品呢？如果把紫砂作为一件陈列品的话，紫砂壶没有太大的优势。因为从美感上来讲，紫砂较美玉略逊一筹，也不似玻璃晶莹剔透，不似瓷器造型丰富，也不似木头那样有韧性和表现力。但是泡茶却是其他器皿无法替代的。因此，紫砂和茶的融和很重要。同意这个理念的话，在设计紫砂上就会有这样一个原则必须对茶和茶性有所了解。研究什么样的茶用什么样的壶来泡，味道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肚子大一点、小一点；口盖大一点、小一点……都有讲究。一定要充分体味喝茶人的心情，从使用性上去考虑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第二步就是怎么设计紫砂造型。色彩、造型、泥料……都是从美学角度来讲必须要讲究的。粗犷的造型用粗砂，能够体现颗粒感；纤细的造型用细腻的砂料，可以感受线条的流畅。而且，同一个造型用不同的泥料都很有讲究，做出来的作品感觉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创作一把好壶是不容易的。它体现的是设计者对紫砂文化的理解和美学的理解。
现在市场上有这样一种趋向，就是大家都过分地追求作品的精细程度，比如壶盖是不是严丝合逢等，过多地对工艺苛求，而忽略了对神韵把握。为什么前人的作品很经典、很震撼？因为一把壶耐看是很重要的条件。无论是光器、花器还是筋囊器，设计得合理就好，不需要画蛇添足地过多装饰。因为从便于泡茶的角度来讲，过分繁缛并不一定就是好事。
现在有好多工艺美术大师们都在致力于创新，而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比如“曲壶”就是一把中西文化交融的经典作品，创新得非常成功。在紫砂的创新中，一定要尊重紫砂的本色之美，从前人到现代，经历史沉淀下来的经典的东西就是体现紫砂本色之美的作品。因此，在紫砂壶创作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只有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才是创新正道。
紫砂的事业不是一个人的事业，应该成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业。一个文化如果太自我就会没有生命力，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难以成为真正的文化。
从另一方面来讲，现在社会物质化的倾向很严重，很多人没有时间，也不愿意与人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喝茶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让更多人可以增进交流，而这种交流可以让人们少一份浮躁，多一份真情，是多么可贵和重要。
总的来说，弘扬人文精神，提升中国紫砂文化，紫砂的春天，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就会来到了。
瓷器与宗教——佛教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两晋南北朝时大兴，至唐达到第一个高潮，玄奘西游取经为鼎盛之际。后五代十国、两宋时期于民间广为流传，元、明、清属中国民族融合繁化时期，佛教为统治者所运用，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就出身寺院，对佛教更是照料有加，使得佛教大为发展。清初四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与佛教（喇嘛）有着密切关系。
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使得佛孝思想对于我国的政治，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都有深厚影响。
瓷器自是不能例外。受崇尚佛教之风的影响，在器型方面，最为常见的是观音菩萨像了。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衍生出造型各异的三十二应身观音像：送子观音、杨柳观音、龙头观音、持经观音、圆光观音、游戏观音、白衣观音、莲卧观音、泷见观音等。各类妙像，皆庄严静默。
此外，较为常见的器型还有净水碗、军持、如来、弥勒、罗汉等等，常见文饰有梵文，“佛”字，罗汉图，达摩渡江，璎珞纹，八吉祥等。军持，是一种佛家用水瓶，原是印度语译音，又翻译为，君持，意思是水瓶，为佛家饮水或净手之器。梵文，为印度文，与佛教有关，是一种经文咒语，明永乐开始出现，成化，弘治常见，之后历朝都有见。早期书写工整，至清代雍正时期，有的碗外壁满布一圈圈密密的梵字，字体变长，变形，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八吉祥即用八种佛教法物：宝轮，法螺，宝幢，伞盖，莲花，宝瓶，金鱼，吉祥结构成的一组图案，含有吉祥之意，故名，明清两代青花瓷上常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