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烧造白瓷,质地洁白细腻,造型规整纤巧而驰名。定窑的瓷器烧造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宋金时期发展达到鼎盛,元代以后逐渐衰落,至明代宣德年间终至落幕。定窑白瓷的驰名始于北宋,而定窑白瓷的烧造则始于唐代。定窑品种定窑在宋代以白瓷为主,也烧制酱、红、黑等其他名贵品种,如黑瓷(黑定)、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红釉(红定)等,这些彩釉品种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而烧成。元朝刘祁的《归潜志》说,“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可见,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产量较大。定窑还有北定、南定之分。北宋之前,定窑窑址在北方的定州,这是烧制的物品称为北定;宋室南迁之后,定窑工人一部分到了景德镇,一部分到了吉州,称为南定。在景德镇生产的釉色似粉,又称粉定。定窑瓷特点定窑的瓷胎特征是胎质十分坚密精细,胎薄而显轻,胎色白净而略显微黄。无论白定还是各种彩色釉定,均是如此。定窑施釉极薄,釉薄处能见胎色,白定釉色多数为白中微闪黄色,釉较坚致,不太透明;黑定所上的黑色釉犹如黑漆一般,釉面特别光亮;紫定其实并非紫色,而是酱黑色釉,釉面施釉不太均匀,常出现深浅不一的现象;书载有红定一说,但至今尚未见到实物,所见残片上也只是在酱釉上有红斑而已。因此如在市场见有红定出现,须特别小心对待。定窑以丰富多彩的装饰花纹取胜,工整素雅,一向被视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其装饰技法主要有划花、刻花、印花三种。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但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则是印花纹饰。市场分析由于定窑是当时具有相当规模的产瓷区,产量极大,故而传世的器物非常丰富。也正因如此,定窑同类器物价位比不上汝窑和官窑。目前,金代定窑器物的上品与宋代定窑价格大体相当,而普通品相的则价格差距较大。由于我国某些规定的限制,各大拍卖公司很少上拍宋金时期的定窑器物,此类上拍精品大多来自海外回流。
德化赋,即《德化赋》,是篇辞赋作品,作者是女辞赋名家-陈秀冬。德化位于“闽中屋脊”戴云山麓,是千年古县、中国三大古瓷都和闽南“金三角”对外开放县之一。境内山多、水足、矿富、瓷美,素有“闽中宝库”之称。【德化赋】云:“闽南德化,物华天宝。千年古邑,人杰地灵。中华名县,钟灵毓秀。繁花满邑,歌台舞榭。高岭白土,铲利铁山;资源富饶、物产丰庶;聚天地之灵气,藏龙卧虎;蕴日月之精华,隐凤伏蛟。”。
德化位于福建省中部,泉州市西北部,东经117°55′-118°32′,北纬25°23′-25°56′。东与永泰县、仙游县毗邻,南和永春县接壤,西连大田县,北毗尤溪县。地处闽中屋脊的戴云山区,土地面积2232平方公里。陈秀冬【德化赋】云:“闽南之边城,风光旖旎;古邑之人文,源远流长;位闽之中,泉之西北;依山傍水,峰峦叠嶂;沟壑纵横,葱蔚洇润。背枕戴云山麓,东与永泰毗邻、南和永春相接、西连大田、北毗尤溪;地势辽阔,泽被延绵;当昔全盛之时,人烟辐辏,舟马骈阗。”。
陶瓷制作生产始于新石器时代,兴于唐,盛于宋、明、清,历史上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古瓷都”。德化瓷素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点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著称于世。明朝一代宗师何朝宗首创的“象牙白”瓷雕,被誉为“国际瓷坛明珠”,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珍品,被称为“中国白”。以何朝宗为代表的瓷雕艺术品被视为“东方艺术之珍品”,建白瓷、高白瓷、瓷雕被誉为当今中国瓷坛的“三朵金花”。德化---全国最大的西洋工艺瓷生产和出口基地。德化以盛产陶瓷而名扬中外。北宋时,德化瓷开始外销,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输出商品。1993年李鹏总理题词“德化名瓷,瓷国明珠”,高度概括了德化陶瓷在国内的影响和地位。1996年以来,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评为“中国陶瓷之乡”、“中国瓷都·德化”等荣誉称号。改革开放以来,德化人民充分发挥山多、水足、矿富、瓷美四大优势,大力实施“大城关”发展战略。陈秀冬【德化赋】云:“古邑瓷业,历代皆有,自唐以始,瓷业兴盛。其规模宏大,则分布广阔。繁城僻山,乡野山林,皆能制之。古窑遗址,花豔莹白,如星斗撒之,似玉镶织地;宋元时代,德化瓷器,趋於鼎盛。其式:或青白瓷罐,或黑釉茶碗,或划花花瓶,皆精美无比,其形:胎体轻薄,釉色滋润,造型逼真、格调高雅。其色:幽菁淡雅、釉色乳白、如脂似玉、色调素雅。其艺:烧工考究、艺术精淀。实乃国际瓷坛明珠,远销四海,闻名九州。”。
清代顺治朝历时十八年,社会动荡,百废待兴,政局尚未完全安定下来,御窑厂不可能全面恢复大规模生产,所以景德镇瓷业一度萧条,产量很少。官窑生产时停时产,所以官窑瓷器并不多见,而民窑则开始全面恢复大规模生产。此间,御窑厂施行“官搭民烧”制度。“官搭民烧”不仅为陶瓷生产闯出了新路子,同时也为后期康熙瓷器的繁荣与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彩缠枝牡丹纹尊清顺治(公元1644—1661年,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年号)朝历时十八年,由于新政权是在明末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动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兴,政局尚未完全安定下来,御窑厂不可能全面恢复大规模生产,所以景德镇瓷业一度萧条,产量很少。清人叶梦珠《阅世编》记载:“顺治初,江右甫平,兵燹未息,瓷器之丑,较甚于旧,而价逾十倍。”景德镇仍旧沿袭明末采取的临时应急措施,“有命则供,无命则止”。官窑生产时停时产,所以官窑瓷器并不多见,而民窑则开始全面恢复大规模生产。虽然也曾令御窑厂生产,但基本上未能恢复,因此传世收藏品中署官窑款的器物很少见,常见的多数为民窑生产的日常用器和供器之类,大多制作欠精细,胎体厚重,釉面青白,器足高深,具有明显的明末初特征,造型及图案也较多地保留了晚明风格。然而青花瓷的绘画技巧却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改变了明代以来的粗犷笔法,运笔时勾、染、擦并用,纹饰多能分出阴阳面和层次,已经显现出清代风格的面貌。
青花“加官进爵”图盘据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顺治建厂烧造御器始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先是饶州守道董显忠、王天眷、王英等督造龙缸未成。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再由守道张思明、工部理事官噶巴、工部郎中王日藻等督造栏板、龙缸等大器,尽管花费了很多人力和物力,仍没有成功。这说明当时景德镇官窑生产虽处于低潮期,但始终没有停止过,官窑器数量较少,精细度也明显不高,个别还比较粗糙。顺治窑主要烧造了青花、五彩、白釉、黄釉和茄皮紫釉等几个品种,这其中青花占主流。
青花洞石楸叶诗句盘
清初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亦如明代晚期推行的“官搭民烧”制度,顺治二年(1645年),朝廷废除了明代官窑那种官办、官烧的制度,而采用官搭民烧的制度,这不仅充分释放了民窑的生产潜力,调动了工匠们积极性,提高了民窑作坊的规模及烧造精细瓷器的技术,同时也无形中刺激了民窑青花的进一步发展。官窑、民窑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和促进,因此,顺治青花民窑数量居多,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官搭民烧”的制度灵活实用,不仅为陶瓷生产闯出了新路子,同时也为后期康熙瓷器的繁荣与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陶瓷是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
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开始制造各类日用陶器,自从火发明后,烧造出各种汲水器、炊煮器和储藏器,并设计出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各式不同器皿造型,还创造了绳纹、划纹、蓖纹、压印纹、指甲纹、锥刺纹以及堆贴、彩绘、镂空等装饰手法,便陶器在器皿的基础上,发展为原始社会灿烂的艺术之花。黄河流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较密集的地区已发现的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
夏、周、商三代文化,灰陶占制陶工艺的主流,商代原始瓷器的出现,为陶占制陶工艺的主流,商代原始陶器的出现,为发展到瓷的实际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此陶和瓷形成了各自发展的两个支流。采用纯白的高岭土造器皿,是我们祖先的一大发明。由战国至秦汉600多年间中过出现了第一个文化高潮(陕西兵马俑)。到了汉代有了彩绘陶壶,东汉晚期创造性烧成了青瓷,对人类的物质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三国时期越窑青瓷造型质朴,纹饰单纯。
南北朝北朝白瓷的烧成,是陶瓷史上又一件大事,其中白瓷莲瓣罐是后来彩绘瓷发展的基础,也是邢窑、定窑名瓷的先驱。隋、唐、宋时期,正处于中国陶瓷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在继承的基础,唐代的青瓷、白瓷都进入成熟阶段,釉下装饰开始出现,斑驳炫烂的三彩陶开始大量生产。宋代是我过陶瓷发展史上的高峰期,五大名窑(钧、汝、官、哥、定)各有特色的陶瓷制品名扬天下。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陶瓷美术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元代的青花瓷器在中国制瓷史占有一席之地,我过制瓷工艺发展到明代,已进入到以彩瓷为住的灿烂的黄金时期。景德镇瓷窑已成为"天下窑器所聚",其生产的精美陶瓷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愧宝,是我们的骄傲。清代陶瓷的产地你叫广,且中国陶瓷输出量很大。
19世纪后半叶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陶瓷手工业开始走下坡路。总之,我国陶瓷生产已有800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我国的陶工和科技专业人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陶瓷技艺的奇迹,流传于海内外。
宋、元古窑址
据解放后的考古调查,当时泉州所属的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莆田、仙游等县,发现宋、元古窑址达137处。其中南安境内50处、安溪36处。
安溪古窑址:
1985年10月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安溪发现宋代古窑址近20处,可见安溪当时制瓷业相当发达。其中桂瑶窑釉色属影青和青瓷。产品大量行销日本。
宋至清代,安溪瓷窑址分布在安溪县南部、中部、北部等12个乡镇的46个村庄,以魁斗、龙门、龙涓、长坑、尚卿等处最为密集。共发现155处,其中宋元36处、明清119处,以生产青白瓷、青花瓷为主,还有白瓷、黑釉瓷、黄釉瓷等。尤其是龙门桂窑烧制的青瓷碗,在日本称为“珠光青瓷”。
安溪窑规模仅次于德化,居全省第二,为古代泉州重要的外销瓷产地。
晋江磁灶古窑址:
磁灶是宋元时期泉州重要的陶瓷外销窑口,发现宋、元古窑址12处,分布在梅溪两岸。
磁灶属于丘陵地带,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周围产瓷土。梅溪源于南安市,宽阔曲折,汇于晋江而后入海,是古代磁灶重要水上交通枢纽。充足的燃料,便利的航运加之丰富的瓷土资源,为磁灶古代瓷器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乾隆《晋江县志》:“瓷器出晋江瓷(磁)灶乡,取地土开窑,烧大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
在磁灶的蜘蛛山、金交椅山(参见下文《金交椅山古窑址》)、溪墘山、童子山等古窑址,都发现青瓷窑。产品主要是碗、碟、执壶、盆、盏、杯、注子、军持等。碗有的印有弦纹、蔓草纹、莲蓬纹,多数为素面。有的盆在釉下彩绘花卉、鱼藻、钱纹或题诗,开泉州釉下彩绘之先河。釉色青绿,有的青中泛黄,亦有黑色和酱色的。胎骨若瓦胎,用匣钵装烧,托座垫烧。
磁灶生产的瓷器在日本和东南亚各地均有发现:日本的横滨、长野、福冈、京都等地出土有磁灶童子山所产黄釉下铁绘花纹盆,蜘蛛山窑所产绿釉剔花器、龟形砚滴等。菲律宾曾发现磁灶土尾庵所烧制的双龙抢珠缠枝牡丹花纹饰绿釉军持和黑釉军持、印纹碟、黑釉罐、黑釉刻花炉、灯盏等,蜘蛛山窑的印纹碟、军持、绿釉龟形砚滴等。菲律宾各地的古墓中也出土不少磁灶窑烧制的龙瓮。马来西亚沙捞越博物馆收藏有磁灶窑产的绿釉盘、黑釉龙纹的军持。印度尼西亚出土有土尾庵、蜘蛛山窑的军持、执壶,金交椅山、童子山等窑的执壶等。雅加达博物馆收藏有磁灶窑烧制的军持。
晋江磁灶金交椅山古窑址
位于晋江市磁灶镇沟边村村北的金交椅山上,南邻沟边村,北邻南安,西为农田,东隔梅溪,与南安珍珠山相望。该窑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发现4座古龙窑址。2003年发现的第4座龙窑位于窑址西北坡,南侧约10米处为一深沟。窑炉遭受严重破坏,不见窑头。窑炉呈长条形,方向284°,残长44.5米,宽1.6—2.20米,高差11.9米,尾部则架于山脊之上。出土器物有执壶、罐、盒、灯盏等,釉色主要施酱、青釉。窑具以垫座为主,还有垫饼、垫柱、垫圈等。
4座龙窑的共性有:窑墙外都有石头护墙,石头排列有序;烧制器物的窑具都用垫座、垫饼、垫圈、垫柱等,在各窑炉内未见匣钵,仅在废品堆中采集过一两个;各窑炉烧执壶、罐等多种器形,釉色有青釉、酱(黑)釉两种;4座窑都存在叠压打破关系,说明窑炉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曾有改建过,同时也说明金交椅山烧窑时间较长。
2003年的挖掘还发现了作坊遗迹,有利于全面认识宋元时期晋江烧窑及制瓷工艺。作坊遗迹位于坡地上,东部与南部破坏严重。作坊区发掘面积为150平方米。在发掘范围内发现有贮泥池、沉淀池、磉墩3处遗迹,其中贮泥池中还残存50厘米厚的青灰泥。令人最为惊叹的是:东侧坡下几乎是一线排列着10口大缸,其中3口缸套放在一起,最大的缸腹直径95厘米,最小的底直径15厘米。
在一个遗址中揭露四座龙窑(若该遗址完整,应不止四座窑),在田野考古中并不多见,且每座窑至少使用过两期,说明宋元时期晋江制瓷业已相当发达。窑炉及其两侧废品堆中清理出来的瓷器标本,发现少量的五代物品,主流是宋元时期的器物,可见金交椅山烧窑有可能始于五代时期,兴盛于宋元时期。
泉州碗窑古窑址:
在泉州东门外碗窑乡,有南、北窑。北窑烧影青瓷,南窑烧青瓷。产品有碗、洗、执壶、瓶等。多素面,釉色灰青,烧制用垫圈,露胎处有硃砂红瘢,胎质灰白,且厚重,俗称“土龙泉”。在南洋群岛多有发现。
德化盖德古窑址:
北宋初,盖德窑以产青瓷闻名,色呈青灰,釉层透明,胎釉密贴。胎质坚结致密,吸水率低,近于青白瓷。器物以碗、粉盒、军持为主。除影青为主外,也有部分白瓷、黑釉瓷。产品行销东南亚、菲律宾等地。
青白瓷用石灰釉配制,釉色白中泛青、青中带白,莹润明亮。因釉中含铁量少,经充分还原焰烧成,加之瓷胎纯白,故釉色白胜于青。自北宋至今,青白瓷的延烧历史最长,采用最广泛,尤盛行于德化。
德化屈斗宫古窑址:
位于德化县浔中镇宝美村破寨山西南坡,为我国宋、元时的古外销瓷重要遗址之一(曾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现与屈斗官窑出土的相同器物),1976年由“福建省德化县古瓷窑址考古发掘工作队”发掘,1988年1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窑炉坡长57.1米,宽1.4至2.95米,鸡笼式窑基,共有17间窑室,14个窑门,结构较为完整。
出土800多件烧制工具和6793件完、残瓷器。这些器物的造型和烧制方法,具有明显的宋、元时代的特征。以墩仔式碗、折腹弦纹碗、铜罗盘、高足杯和直道弦纹洗为主,还有印花粉盒、洗、盖盒、壶、军持、莲瓣碗。这些瓷器应用了印花、划花、贴花、浮雕等多种工艺,纹饰有各种精美的图案和牡丹、莲花、梅花、菊花等四季花卉以及鱼、雁、人物等,不少器物上带有模印阳文(如“长寿新船”等)或毛笔书写的文字款识,有二件直道纹洗的底部,分别印有蒙古人特征的头像和阴刻元代花押,有些匣钵还刻有“郑”、“张”、“颜”姓字款,或“丁未年”年款。
这一窑址对研究宋元时代德化窑瓷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生产规模、窑炉结构、烧制工艺和瓷器外销,都有重要的价值,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和宋、元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
南安东田南坑古窑址:
位于南安市东田镇南坑村一带,于1977年发现,大多为宋元窑址,少数延续至明,其产品在日本及东南亚大量出土或出水。1991年3月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坑四周群山起伏,南坑宋元时期的窑址共33处,占南安古窑址一半以上,分布在南坑村抢仔岭、长埔、大坝、牛路沟、顶南埔、大官后等地山山岭岭之间。在古窑址的山坡上,遗有大量陶瓷片,面积20万平方米,堆积层厚达1至5米,是目前闽南地区发现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窑群。
南坑窑址依山而建,出产青瓷、白瓷、青白瓷,且以青瓷和青白瓷为最多。主要产品有碗、碟、盏、洗、壶、瓶、杯、罐、盆、炉、器盖和动物玩具等。胎骨里呈灰色、白色、灰白色,质地坚硬细腻,釉色晶莹润泽,釉水均匀。装饰技法有莲瓣、菊瓣、草叶、缠枝、斜直线、篾纹和弦纹等,风格活泼奔放,线条刚劲流畅。釉色繁多是南坑窑的一大特点,除大量烧造篦点划花青瓷(日本称为“珠光瓷”)外,还仿烧龙泉、官窑等多种釉色青瓷。工艺水平已经非常成熟,采用龙窑式窑炉烧造,大量采用匣钵正烧法,另有匣体复叠法,叠烧法支圈复烧等方法。
2003年省考古队发掘整理出兰溪寮仔山宋代窑址龙窑、南坑加冬井大宫后宋代古窑址、南坑坪圹古窑址三处。
兰溪寮仔山宋代窑址龙窑是此次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前半部分(约10多米)因建有一个砖瓦场而被切断,后半部发掘出了46米,窑底及遗迹保存较好。该古窑址都是烧青白瓷,主要品种有碗、盘、杯、炉、水注之类,器型、花纹规则,连窑具都很规则;尤其是水注制作工艺比较高,此次出土的就有一种很精美的水注——凤首水注。
字串5
南坑加冬井大宫后宋代古窑址共发掘了3段,长度约30多米,窑尾虽被破坏,窑头却保存相当完好。该窑址主要烧青白瓷,产品以盒为主,其它也有碗、盘、炉等。该窑址出土的盒类实物尤其精致,据称与“南海一号”沉船中打捞出来的盒子几乎一模一样。
南坑坪圹古窑址窑炉遗迹保存较好,下层烧青白瓷,上层烧青瓷(又称珠光青瓷)。印证了青白瓷比珠光青瓷出现得更早,解决了考古界长期争议的“哪一个出现得更早”的问题。
近年,在澎湖出土大量陶瓷,有许多篾点划花青瓷,与南安南坑窑出产的产品有关。在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也陆续出土泉州宋元陶瓷产品,而其中多数是南坑产品。
正当南安南坑窑群进入鼎盛时期,元末一场战争阻碍了陶瓷生产力的发展,加上特大的地震,黑蜂成灾,把这一带的古窑址推向灭绝,明清时,这里只剩下3个窑址。
浅绛,听上去非常迷人,就像是少女腮上的轻红一般。不过这个名词原是中国画的概念,指以水墨勾画轮廓并略加皴擦,以淡赭、花青为主渲染而成的山水画。最为著名的当然就是近年来无人不知的黄公望,他被视为浅绛山水的始创者和代表人物。也被视为元人画的代表之风。而这种在纸绢上设色铺陈的画风,如果一旦延伸到洁白如雪的瓷板或是瓷胎上,将会如何?
答案就是清末的浅绛彩瓷,这是当时景德镇具有创新意义的釉上彩新品种。从同治、光绪到民国初约50年之间,将中国书画艺术的“三绝”—诗、书、画,在瓷器上表现,使瓷画与传统中国画结合,创造出瓷画的全新面貌。其标准工序是以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瓷胎上绘出花纹,再染以淡赭和水绿、草绿、淡蓝及紫色等,经低温(650—700)℃烧成的一种特有的低温彩釉。
有人认为,在浅绛彩瓷之前,只有工匠,而无艺术。这显然是传统中国艺术观念中将造型艺术排除出艺术领域的偏执。实际上,浅绛彩瓷未必体现了陶瓷工艺的最高峰,但不妨说,它确实是文人意趣在瓷器上的一个高峰。文人的审美情趣取代了工匠意识,这也直接影响了浅绛彩瓷的表现形式—粉彩填色之前需用玻璃白打底,浅绛彩不用,而是直接将淡矾红、水绿等彩直接画上瓷胎,所以粉彩有渲染而浅绛没有。清代粉彩艺人由于分工细,文化程度不高,多数只能专工一种题材。浅绛艺人则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多数兼善山水、人物或花鸟。清代官窑粉彩由宫中发样,工匠照描,描完后填色,很难表现出艺人的个性。浅绛则从图稿设计、勾画到渲染都由一人完成,能自由表达画者的风格与个性,因而粉彩为局部工人分工合作的产物,而浅绛则是文化层次较高的艺人得心应手之作,故粉彩板而浅绛活。晚清粉彩多取自前代瓷器图案,浅绛则多借宋元以来的文人画稿。
除上述之外,浅降彩瓷还有一大突破是在瓷画上题写作者名字,或题诗、署款兼备,这在陶瓷史上是一种创举。因为它首次使中国画自宋元以来形成的“诗、书、画”一体的优良传统表现在瓷器上,其文化气息更加浓郁,也为近、现代的新粉彩瓷创造了新模式。
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是浅绛彩的“黄金时期”,原御窑厂的画师们大都选择了画浅绛瓷而谋生,如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王凤池、周子善、汪藩、俞子明、吴少萍、程次笠等。画师们的作品,几乎件件都极显功力,画技不凡,且都署有名款、年款,深受消费者的欢迎。以后浅绛绘手名家辈出,蔚然成风,浅绛彩瓷器的书画水平空前发展,足可媲美纸绢丹青。在流俗影响下,一些非绘瓷专业名家也加入到创作中来,如篆刻大师黄士陵、山水画家吴待秋等都有作品传世。浅绛彩器也从供观赏的瓷板、扁壶之类转向日常用品,如帽筒、水盂、印盒、花盆等,几乎覆盖整个日用瓷领域,风行一时。一些器物上还烧有“某某堂藏”等字样底款,则说明是藏家专门定制的珍玩。
进入光绪朝,浅绛彩瓷大放异彩,作者、作品非常之多,粗细兼备,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的浅绛彩瓷都是在光绪时所产生的。
到了光绪末年,外国进口的洋彩,由于颜色鲜丽,很快吸引了景德镇的绘瓷艺人,同时也给浅绛彩画上了句号,尤其是民国之后,许多陶瓷学校、研究所和私人都致力于复烧各种彩釉。民国时期著名的“珠山八友”很多人在早年都曾画过浅绛彩,但后期亦都转用新粉彩了。到民国初年,浅绛彩瓷便已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为粉彩所代替,至今景德镇也没有人能画浅绛彩。但是浅绛彩的技法与创造力并未随之消失,而是被“珠山八友”为首的彩瓷艺人在其他领域成功地继承和发展,其流风余绪至今未绝。
浅绛彩艺人不同于前代瓷器工匠,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均具有多方面的修养,擅长多种画科,多数且能诗善书。数十年间留下作品的画人为数甚众。目前在收藏领域,可称第一军团的有如下几位,尤其以程门、金品卿和王少维被称为三大家。比较有趣的是,后面两位因为有官窑画师的背景,又被称为是“御厂两支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