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由北京奥组委正式授权的首款奥运瓷器藏品——“奥运瓷·中国红”近日在首都博物馆举行收藏仪式暨首发新闻发布会，奥组委有关负责人为“奥运瓷·中国红”揭幕。这款藏品由湖南华联瓷业出品，全球共发行2008套。
在发行现场看到，“奥运瓷·中国红”包括“鸿福齐天瓶——五福迎祥”和“盛世经典瓶-长城之魂”，均以中国红高白玉瓷用毛瓷工艺烧制而成。“鸿福齐天瓶——五福迎祥”高48cm，福娃描金灯笼瓶，“盛世经典瓶-长城之魂”高56cm，长城描金盘口瓶。它荟萃了众多中国元素，“奥运瓷·中国红”采用了热情喜庆而不失内敛含蓄的“中国红”，象征着中国；“盛世经典瓶-长城之魂”上巍峨的长城象征着中国；“鸿福齐天瓶——五福迎祥”上活泼可爱的福娃象征着中国；瓷器身上的北京奥运会徽——“中国印”象征着中国。
据发行工作人员介绍，“奥运瓷·中国红”在有“红色官窑”之称的湖南醴陵生产。醴陵陶瓷具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点，其独家掌握的“釉下五彩”工艺至今仍是不传之秘，1974年为毛泽东秘密设计生产专用瓷——即“毛瓷”，被誉为“陶瓷艺术皇冠上的明珠”，成为众多陶瓷收藏者追捧的国宝级藏品，毛瓷工艺也成为中国制瓷工艺最高水平的代名词。
红瓷的烧制更是一道世界性难题，由于红色釉料不耐高温，自古就有“千窑难得一宝”、“十窑九不成”的说法，在中国陶瓷史上，曾经有“祭红”、“郎红”等珍贵瓷品，但没有色相纯正的大红瓷。“奥运瓷·中国红”突破技术难关，将中国红、毛瓷工艺、贴金等经典陶瓷工艺融于一体，从选料到工艺，均严格按照毛瓷标准打造，创造了中国陶瓷史上一大奇观。瓷坯原料选用珍贵的毛瓷原料——临川高岭土，经过“素烧、釉烧、红烧、金烧”4次入炉、1450℃高温煅烧、贴12K足金金花纸、共20多道工序纯手工烧制而成。期间，需经过最少4次验坯工序，严格控制质量，成品率不到10%。“奥运瓷·中国红”工艺之繁、技术之难，耗费之甚、艺术之精，一点不亚于古代的“御用瓷器”，堪称一代美器，人间至宝。
据相关资料显示，2005年开始，“红色题材”艺术品拍卖开始升温。专家分析：红色题材作品作为某个时期的产物，见证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具有较高的时代意义和史料价值。另外量少、独特是这些颇受收藏者青睐的作品的共同特征，也预示其巨大的升值潜力。“奥运瓷·中国红”成为见证北京奥运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载体，向世人展现中国长城的巍峨，民族精神的伟大，具有极大的收藏价值和无限的升值机会。同时，其本身汇聚了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开创了艺术陶瓷史上的新纪元。
中国是瓷器的发祥地，瓷器是中国的代名词。千百年来，中国与瓷器相互诠释，水乳交融，在西方人眼里，毫无疑问是传承了几千年的陶瓷才可以准确的表达中国、表达源远流长的东方文明的神秘与壮美。在百年奥运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瓷器形式的纪念藏品。直到今天，奥运会首次来到了中国。因此，“奥运瓷·中国红”的发行，在奥运会的历史上深深烙下了一个中国印记。专家预言，“奥运瓷·中国红”必将引爆奥运陶瓷产品的收藏热潮！
扩展阅读
在广东惠州市收藏的晋代瓷制官印为发现早的瓷印
在广东惠州市毛泽东系列藏品展览馆工作的袁启人收藏的一枚瓷制官印，今天经文物专家鉴定，证实为晋代官印，据称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瓷印。
该瓷印长四十二毫米，宽三十五毫米，高二十二毫米，质地为白胎青釉。由于年代久远，水浸土蚀，瓷印大部分釉层已经剥落，印柄为一只乌龟，呈爬行状，四肢直立，昂首向前；印章上刻有“建春门侯”四字。
据《印章鉴赏》介绍：公元二百六十五年，司马炎废魏帝曹奂自立，建都洛阳，建春门即洛阳东门，门侯为掌门之官，“建春门侯”是建春门掌门官之用印。“建春门侯”是晋代独有的官衔，上海博物馆现藏有“建春门侯”的官印，为铜制印章。瓷制“建春门侯”还是第一次发现。
据专家考证，晋代官印的印文渐由圆活趋向方正，平折特征十分突出，印文的间距较大。据介绍，该印章出自江西吉安市民间，估计是曾任职建春门侯的某官吏的殉葬品。
中国印章有铜印、玉印、瓷印、石印、木印等，瓷印的历史并不很长。据《鉴识古印》介绍，中国尚未发现唐代以前的瓷印，唐代以后的瓷印也稀少。中国古代使用的官印最常见的是铜制印章，造价较高。随着制瓷工艺的发展，瓷制产品不仅涉及了各类日用器物，而且凭着造价比铜印低廉的优势进入印章领域，使印章以铜质为主的一统地位开始动摇。后来，随着石印、木印的发展，瓷印日渐淡出社会而终被废弃。由于瓷制印章不便保管，民间瓷印越来越少，其考古价值越来越大。“建春门侯”印出于晋代，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瓷制印章。
中国红瓷器的美学欣赏
中国红瓷器为什么会受到消费者的追捧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红瓷由深厚的传统文化（包括湖湘文化）、陶瓷文化、现代新文化滋养的艺术特质可以给人们带来巨大的艺术享受和审美愉悦，不同的欣赏口味都可以从它那里感受到与自己审美价值相同的美学特征。因为人对一件艺术品的欣赏口味，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人对经济、政治、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或者说是它对文化的一种记忆，它唤醒的是一种文化意识。在各种各样艺术品不断涌现并吸引人们的时候，中国红瓷以它那独有的美学特质征服着人们。
简而言之，它的美学特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是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完美结合体。红色凝聚了太多的民族情感和意志，理想和追求；这种颜色激发的情绪更是可以振衰起弱、去邪立正、怯悲趋喜、取宏用巨，它代表了至大至刚、至高至广的阳刚之美。同时那器型优美的轮廓曲线是如此的流畅，工艺是如此的精巧细致，那色泽是如此的滋润凝滑，那纹饰画面是如此的清丽动人，更是充分展现了阴柔之美。
其次，中国红瓷器的红彩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中国红瓷把红色这一色彩的色泽和色相发挥到了及致，达到了不可企及的美丽和不可愉悦的高峰，但它极大地包容了其它的色泽和图案，形成了一个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
第三，用中国古老传统的观点来看，中国红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完美融合。金，每一件瓷器上都有金饰；木，配有精美的木制底座；水，炼泥制泥离不开水；火，瓷是火的艺术，是成瓷的关键环节；土，瓷的语言是土，是生命之源。
最后，它还是现代高科技和古老传统工艺的完美结合。前面也提到了在红色呈现和高品质瓷器的形成之间的一个温度矛盾差，这也是借助现代科技解决的最大的一个难题，而各个精美环节的把握则全方位体现了传统工艺……
他们告诉世界：最早的陶器在中国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张弛研究成果在《科学》杂志发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和张弛教授等于2012年6月28日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仙人洞遗址两万年陶器”的文章。该研究将中国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确定为两万年，这是目前世界已发表陶器的最早年代。这一研究成果最终入选了2012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扑朔迷离的早期陶器年代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远古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创造，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近几百年来，陶器的出现、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养等文化特征一起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来临的标志，包括中国在内的学术界长期以来也都持守了这一观点。据吴小红介绍，学术界对此的推理是，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处于狩猎状态，没有对陶器的需要。陶器应当是随着人类农业和畜牧业出现，由于定居生活的需要而出现的。由此，陶器出现的年代应当是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后，最早的时间基本上应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但这个观点现在越来越受到挑战。在西亚，该地区农业起源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11500年，陶器则要晚于这个时间，直至9000年前才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不少遗址也出土了早期陶器，年代都早到了更新世晚期，当时的环境处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之前的寒冷时期，并不适合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而且也无法确证当时的人类在掌握了制陶技术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养。这些证据表明陶器在新石器时代来临以前就出现了。尽管在中国南方不少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年代都被推定到了更新世晚期，但由于没有办法直接对陶器进行年代测定，所以其年代问题始终受到质疑，无法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本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张弛及他们的团队所进行的研究，就是通过多学科结合的方式对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进行了年代测定，最终确定了南方出土陶器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为目前世界最早的陶器。
等时关系确定陶器年代
仙人洞遗址坐落于江西万年县大源乡境内，地处赣东北石灰岩丘陵地区的一个山间盆地。仙人洞最早发现于上世纪60年代，先后经过江西文物部门1961年和196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1993年和1995年、北京大学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年和2000年的发掘，出土了丰富的旧石器晚期遗存，包括石器、骨器、蚌器、动物骨头、陶片和植硅体等。在吴小红进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工作后不久，就在学术前辈们的影响下对中国早期陶器的年代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片的年代问题给予了关注。后来有幸从同事黄蕴平教授那里得到了可以进行年代测定的仙人洞遗址出土的动物骨头标本。由于陶片本身无法提供可供测年的含碳组分，只好用与陶片同层位出土的动植物等标本来进行年代测定以解决陶器的年代问题。所幸的是这些动物骨骼样本保存情况比较好，能够提取出足够量的骨质蛋白进行年代的测定。这样依靠这些骨骼样品得到了仙人洞遗址几个不同地层出土陶器的年代，数据的早晚关系与地层关系吻合得很好，且最早的年代比当时所知道的其它遗址出土的陶器年代都要早。“2000年前后，论文都已经写好了。”吴小红笑着回忆说。但出于谨慎，她没有将论文送交杂志发表，而是将论文拿到了相关的学术会上进行讨论，却未得到相关学者的支持。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保证用来测定陶片年代的骨头样本是和陶片同时代的，也就是说学者们对骨骼样本的年代能代表陶片的年代表示怀疑。从考古发掘过程来讲，在同一个地层里面出土的遗存就是同一个时期的，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则，用于测定年代的骨骼标本是在发掘结束之后在收集整理好的样品中选取的。由于学术目的的不同，当时发掘过程中并没有针对每一块骨骼标本进行出土坐标的记录，也就是说我们无法重现用来测年的骨骼标本与陶片的出土位置关系。当然从原理上来讲，保证样品是同层位的实际上就是保证了样本是同时代的，但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排除地层堆积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自然过程或者动物行为等的影响，比如，水的作用可能会将洞(外不同时期的东西带入洞内形成地层，或者是老鼠打洞，把上面地层的陶片带入了下面的地层当中等等。当然一个好的发掘过程是可以排除上述干扰的，但是当时的吴小红拿不出证据。几年后，吴小红参加了由北京大学、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与哈佛大学组成的中美联合研究项目，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进行考古研究，成功地对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的年代进行了测定，文章发表在2009年的《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参与其中的吴小红深受启发，意识到，要解决中国早期陶器的年代问题，需要从考古发掘现场的工作开始，从陶片出土背景，与测年样品的堆积关系，到测年样品的筛选，到实验过程的控制，每个环节都要保证数据信息的准确可靠，而这，需要一个多学科学术团队的共同参与和配合。她和同事张弛教授、曲彤丽博士、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考古学系的戈德伯格教授、戴维·科恩博士组成了一个多学科团队，在国家文物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万年县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对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地层剖面进行现场样品采集，开展地层堆积微结构研究和年代研究。对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进行年代测定最大的障碍，在于测定的间接性。因为出土的陶器碎片过小，而且含碳量也极少，其中包含的残留物可能是烧制时粘土矿里的碳元素或者后来的食物残留物，碳元素来源的不确定会直接影响测年结果的准确性。需要利用与陶器同出的可测年样品来断定陶器的年代，比如植物种子、动物骨骼、木炭等。由于这一类样品在遗址中是比较容易得到的，所以采集与陶器同出的碳十四测年样品进行间接的年代测定是解决陶器年代问题的有效手段。而其中的问题又在于：所采集的碳十四测年标本的年代是否能够代表陶器的年代？由于时间的久远，仙人洞内的堆积很可能并不是陶器初次埋藏时的原貌，有可能是后来人工作用形成，或者自然作用的参与，甚至受到过某些动物行为的影响。这样形成的二次堆积，即使出土陶器与测年的标本出在同一个单位或是同一个地层当中，也不能说它们是等时的。以这一问题为导向，研究小组来到了仙人洞遗址现场，清理出了洞(东侧和西侧两个以前发掘的剖面进行研究。此次研究在现场的研究过程中就考虑了多学科的介入，比如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具有地质学和考古学双重学科背景，而且具有洞(发掘的丰富经验，具有全球视野，是国际顶级学者；来自波士顿大学考古学系的戈德伯格教授则是研究地层微形态学和矿物学等方面的国际一流学者；戴维·科恩博士精于考古文献、特别是东南亚考古资料；而北京大学的学者们更是兼顾了新旧石器考古和年代学的结合。本次研究的重点在于弄清遗址的堆积过程和解决陶片的年代问题，考虑到对遗址的保护，团队以最小破坏遗址为原则，没有再做现场发掘，而是有选择地在剖面上采集了地层微结构样本，并在现场剖面观察“透镜体状”堆积，采集测年标本。地层微结构样本被带到了美国，在波士顿大学考古系实验室完成了从样本制备到显微镜观察分析研究的全过程，研究证实以前发掘的考古地层是人类活动形成的原生堆积，不存在自然过程或者后期活动的扰乱，动物活动的尺度很小，不足以影响到样品脱层移动。同时根据遗迹现象采集碳十四测年样本，可以有效地保证测年样本与陶片的地层等时关系，同时根据地层堆积情况采集系列碳十四样本，可以有效地排除由于单一样品的不确定性而导致年代结果的偏离。至此，团队成功地证实了仙人洞相关地层是人类活动形成的原生堆积，所测定的碳十四年代代表了同层位陶器的年代，准确得到了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的年代。
颠覆、重构与期待
早在对湖南玉蟾岩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进行的年代测定中，就确定了其出现的时间约为距今一万八千年，这要比学术界之前普遍认定的一万年要早上八千年，而随着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早期陶器的年代的成功确定，我国南方陶器的出现年代又被提前至两万年前。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陶器是在中国，并从江西的仙人洞遗址和湖南的玉蟾岩遗址开始向外扩散，先后到达俄罗斯和日本，并在亚洲地区被保留了下来。这个过程体现了文化和科技传播的重要意义，也是中国早期人类对区域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这是发生在中国这个地理区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厘清人类发展的历史，揭示并还原其本相是考古学者的本分，我能够参与其中是幸运的。”吴小红回忆起这十几年的孜孜以求，不禁感慨。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年代的成功断定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为探讨现代人行为、特定文明要素的出现和传播机制等提供了重要资料，研究成果被美国《科学》杂志收录，并入选了2012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这一成果直接颠覆了“陶器是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后才出现”的观点，推翻了以前学界普遍持有的“陶器最早出现的时间基本上应在距今一万年左右”这一判断，将目前世界上已发表陶器的最早年代确定为两万年，重构了人们对于末次冰期的冰盛期人类活动的认识，表明中国南方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此后一直延续使用没有中断，并在冰期时传播到日本和远东等邻近地区。那么，早期陶器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两万年前出现的陶器显然与农业的出现无关，是否是末次冰盛期的采集狩猎者用来炊煮的工具，抑或是一种取暖的方式，用来满足生存的需要？这些都尚未得到明确的答案，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期待，在不久的未来，能有新的成果产生，让人们对中国的陶器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龙泉青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
中国是世界陶瓷大国，也是陶瓷的发祥地。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名窑众多。龙泉烧制青瓷是从南北朝开始，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吸取越窑、瓯窑、婺窑的制瓷经验，逐步发展，形成规模，至宋代崛起，后来居上，形成了庞大的、独具特色的龙泉窑系，成为举世闻名的历史名窑。决定龙泉青瓷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地位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窑业历史最长
龙泉窑业初创于唐末五代时期（其窑业历史则可上溯更早），发展于北宋，兴盛于宋元至明代前期，衰萎于明晚期，延续至清末，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尚有一批瓷匠烧制仿宋元青瓷器。20世纪50年代后，龙泉青瓷在政府的支持下，重新跨入发展振兴的新时期。龙泉窑前后延续一千五百余年，其气脉始终未断，以“窑系”的概念去界定和考察，中国境内的各个历史名窑，没有一个名窑的延续烧制时间可与龙泉窑相比。二、窑系范围最大 迄今为止，全国发现很多属于龙泉窑系的窑址，浙江省内分布在龙泉、庆元、云和、景宁、遂昌、松阳、丽水、缙云、青田、武义、永嘉、文成、泰顺等县，而龙泉境内有近400 处；福建省分布在松溪、浦城、莆田、仙游等地；江西省分布于吉州、洪州、弋阳、乐平等地；广东省有53 处窑址；湖北省、湖南省也有一些窑场。甚至日本、韩国、埃及、印尼、泰国、越南等国家都有仿制龙泉宋元青瓷窑址。近几年经多次古窑址调查，龙泉窑五代至北宋早期的窑址有26 处，北宋中晚期至南宋早期有242 处，南宋中晚期至元代有330 处，元末明初有280处，明中期有223 处，明晚期有160 处，清中早期有70 余处，清晚期有11 处，民国时期有20处。三、产品质量最优 在五代、北宋初期的开创阶段，龙泉窑就吸收了越窑的生产经验，能够制作出可供吴越国王钱氏进贡的“秘色”瓷。到北宋中期，在北方名窑的影响下，龙泉窑改进工艺技术，窑业扩大、产品增加。南宋，龙泉青瓷在胎质和釉色技艺上进行了突破性的改进，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新产品：一种是白胎厚釉青瓷，突出一个“青”字，产生了粉青、梅子青瓷器，称为“弟窑”或“龙泉窑”青瓷，这类青瓷釉色浑厚华滋、润如凝脂、青比美玉、釉面无纹片；另一种产品薄胎厚釉，胎黑色，釉面布满各种形式的开片，紫口铁足，显古朴典雅之审美效果，称为“哥窑”。清《龙泉县志》称：“凡瓷器之出于生二窑（弟窑）者，极其晶莹、纯粹、无瑕，如美玉然。今人家鲜存者，或一瓶一钵，动博数十金。厥兄章生一所主之窑（哥窑），其器皆浅白断纹，号百圾碎，亦冠绝当世，今人家藏者尤为难得……”南宋龙泉青瓷通过胎釉配制的技术改进，形成了薄胎厚釉的鲜明特色，在造型和开片方面诠释了精致端巧、简练大方、古雅明净的美学创造，许多器品甚至不作纹饰，完全以釉色和造型取胜。南宋龙泉青瓷不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吸取官窑的经验，都不以照样仿制为满足，而是以革新和创造精神进行不断改进创新，最终登上青瓷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的巅峰。四、世界影响最大 龙泉青瓷发展到宋元至明代前期，数百年内，大量地运销世界各国。在日本、伊朗、土耳其、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朝鲜半岛、巴基斯坦、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泰国、越南、伊拉克等国的国家博物馆中都陈列着大量的龙泉青瓷。16世纪龙泉青瓷传到欧洲，身价竟和黄金一样贵重。欧洲萨克森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特地建了一座宫殿，珍藏中国青瓷，其邻国普鲁士王威廉的妃子也珍藏有大量瓷器，公元1717年4月19日，双方经外交谈判，达成协议，萨克森国王以600名强壮士兵换来普鲁士的127件中国瓷，其中有龙泉青瓷花瓶。欧洲各国文献均称龙泉青瓷为“雪拉同”。在非洲和欧洲，埃及的开罗等地发掘出来的龙泉窑青瓷碎片堆积如山，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墓葬、宫殿及清真寺的装饰中都有大量的龙泉青瓷，以炫耀墓主人和皇室寺院的豪富和权威。法国巴黎的吉美博物馆，是一座以收藏、研究亚洲文化的博物馆，以收藏瓷器闻名，有历代中国陶瓷一万余件，其中有大量龙泉青瓷，如晋代龙泉产的鸡首壶。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博物馆、德国的卡赛尔朗博物馆和德累斯顿博物馆、俄罗斯莫斯科国家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以及瑞典、葡萄牙、比利时、丹麦、挪威、波兰等欧洲各国的博物馆中都可见到宋元时期的龙泉青瓷。在美洲，美国各地博物馆都有龙泉青瓷精品。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陈列了一个展厅的中国陶瓷，其中一半是龙泉青瓷。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旧王宫国立博物馆，有两个展柜都是北宋到明代前期的龙泉窑精品。1976 年，在韩国新安海底打捞的元代沉船中，有中国瓷器一万多件，其中龙泉青瓷有6425件，占53.1%。2006 年9 月20 日，在福建平潭出水的600 年前的明代沉船上，也有不少完整美丽的龙泉青瓷。 2007 年12 月22 日，轰动一时的中央电视台直播了“南海一号”沉船打捞全过程，800 年前的沉船上就有无数件精美的龙泉青瓷。龙泉青瓷的大量外销，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对世界各地的陶瓷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诚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所述：“一千多年以来，就是这个县份，以它品质优异的大量青瓷器，在世界各地为我们换回了巨额财富，赢得了莫大的荣誉…… 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这条漫长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陶瓷特别是龙泉青瓷开拓出来的。”正因为龙泉青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所以一千多年来始终得到世界的推崇和认同。2009 年9月30 日，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目前“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库中唯一的一项陶瓷类项目，龙泉青瓷实至名归地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从奥运会开幕式谈陶瓷，瓷业需要来点让人记住的中国元素
在陶瓷行业大谈特谈关于陶瓷文化的今天，张艺谋无疑又给我们陶瓷行业上了一大课。
多少人天天都在讲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窑火五百年，五千年与五百年的延续绝对不是弹指一挥间，它的记忆，它的积淀，它的每一个流向，陶业人随便驻足总能感应出身边有着厚重的东西让我们难以释怀。
其实，陶瓷仅仅是这时空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细节，也正是因为它的普通，中国才没有任何顾虑便轻松地将它同丝绸一起带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也因此让世界记住了陶瓷，也因此让世界记住了中国。
在这次被40亿人关注的奥运会开幕式上，陶瓷远渡的渊源何曾不是让人记住的中国元素？在那无尽的沙漠，在那浩瀚的海洋。我们至今还会听到那些精美的陶瓷在行进的颠簸中发出的那天籁般悦耳的碰撞声。
可是有多少陶瓷人哪怕就是亲临其境，他们能有一丝震撼吗？又有多少陶瓷人在场内场外能够感动得热泪盈眶？做为陶瓷人，你听到了这种声音吗？或者说在此时此刻，你听到了压机的声音吗？你听到了那熊熊烈火在窑炉里燃烧的声音吗？你听到了质检员在检验每一片产品的敲击声吗？你听到了那些不合格产品在碎裂时发出的声音吗？
你或许没有，你可能真的被张艺谋制造出来的那种气势，那种场面，那种色彩给惊呆了。
细细回想一下，张艺谋这点把戏也算不了什么，尽管有《英雄》的翻版之嫌，尽管有《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不褪色的模样，尽管还有很多很多都说得上与之有些关联。
但他就是有本事让那些外国人惊叹，让那些真正看懂了的中国人兴奋，让那些看不懂的中国人呐喊，让那些自以为什么都看明白了，实则根本就没有沾上皮毛的人捶胸顿足，让那些模棱两可的人实在难受，但又不能表露。
因为他总会觉得有人能够窥探出他的心思，要么就是真懂，要么根本就是不懂装懂。尽管有些似是而非，一半明白，一半没法说清楚。这没什么，在那一刻谁都不敢说他就真的看明白了。
其实许多的所谓策划，所谓文化，所谓创意，所谓的震撼，统统都是在于通过后期的解说与争论，然后就有了更多更新的观点便更加丰富了它的中国式的国际意义。诸如那个击缶倒计时的光影控制，诸如那个孔子三千弟子的朗诵神态，诸如那烟火脚步的形象逼真度，诸如那个立体的升空地球之不同层面的动感，诸如那个百米画卷所承载的无穷艺术，诸如那个“和”字的主题胸怀，诸如那个齐刷刷的古典美人与出海划桨的男人们……
要在这么短一个时间，要在这么大一个空间，要在这么长一段历史，要在这么多数也数不尽的中华瑰宝名册里，去选出精当的让那些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人种都能够留下最为烙印式的中国记忆的确不容易。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把我们认定的好东西都一一展现给他们。
要达到让更多的人认可，在张艺谋看来，让他们傻眼就行了，让他们毛发倒竖就行了，让他们合不拢嘴就行了，让他们弄不明白又想弄明白就行了。
至于有多少人喝彩，至于算不算忽悠，那就真正要考量一个人是不是就认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了。
因为天下总是拥有太多太多的事后诸葛亮。
其实，陶瓷行业很多人何尝不是这样呢？成天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地弄一些土不土洋不洋的东西来，你说怎么不叫人恶心？
看看这次开幕式，中国元素又是何等的简单，中国文化又是何等的具有张力，具有感染力，具有穿透力和具有慑服力。中国陶瓷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最为核心又是最简单的东西，这恰恰就是最为致命的又总是被企业及企业家忽略的东西。
陶瓷大腕小腕们，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真诚真心地玩一点叫真文化的东西来让世界瞧瞧，那是多么“愉人愉己”的事情啊！不要再去坚持“娱人娱己”了，更不能再继续坚持“愚人愚己”了。
大胆地来一点哪怕是夸张的中国元素也好，这一定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种“吃不上猪肉，至少也可以听听猪叫”的痛快，那何尝不是一种安慰呢？
陶瓷文化：介绍在吉安市青原区发现的唐代古窑遗址
日前，在吉安市青原区河东防洪大堤建设工地上挖出大量古陶瓷碎片，经省文物专家确认，该处为一唐代古窑遗址，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该遗址位于吉安市青原区河东街道彭家村对门岭，距赣江仅二三百米远。出土的碗、罐都是玉璧底，器物造型敞口，青釉且偏黑偏黄，介于陶与瓷之间。出土的窑具为喇叭状的支烧垫具。制作上采用叠烧工艺，技术先进。根据这些特征可以推断其所处年代应属晚唐。文物工作者还在该窑址向南约1000米处发现了一些商代硬纹陶片，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估计为一处古人类居住遗址。据专家称，该窑址的发现对研究唐代制瓷工艺史意义重大，可以据此进一步理清南方陶瓷技术演进的脉络。目前，文物部门已确立了保护范围，正全力进行抢救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