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我旅欧10余次,到达30多个城市,10多个宫廷遗址,50个博物馆,100个古董店,发现了许多中国艺术品影响欧洲的史实,表明西学东渐之前,中国也长时间地影响过他们。而中国艺术品传入欧洲,法国是受惠最大的国家。
奥地利美景宫里有“中国漆器厅”,把中国漆器元素融会在洛可可设计里,是女皇特蕾莎为纪念丈夫特意设计的。皇宫里还有“中国阁”,用青花瓷装点墙面,形成浓郁的中国艺术氛围。在德国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里,记载着300年前奥古斯都二世疯狂搜集中国瓷器的故事。在伦敦丘公园里,可以看见几百年之前中国园林文化的影响。在瑞典皇宫,皇后露依莎十分痴迷中国艺术,玩中国瓷器、养蚕、织丝、刺绣,皇后成立的手工艺者协会也取名“广州”。而300年之前,法国是欧洲最时尚、最发达的国家,法国对中国艺术的整体迷恋,反映了整个欧洲迷恋中国艺术的倾向。
法国对中国艺术的兴趣由来已久,暹罗国王1686年访问巴黎更是点燃了法国人的热情。路易十四收到这位国王带来的许多精美礼物,其中大部分是中国艺术品,包括1500件瓷器。自此,路易十四开始热情关注康熙王朝。当时,整个法国已经被西方世界视为文化先锋、时尚重镇,代表法国时尚的各个方面都受到过中国艺术的影响。
中国瓷器、漆器、家具、丝绸等流入欧洲,被法国人乃至整个欧洲的人称为奢侈品,欧洲人遂以拥有中国奢侈品而自豪。
路易家族的中国瓷情结
中国瓷器未传到欧洲之前,绝大多数家庭都使用粗劣的陶器、木头碗,只有极少数贵族使用银器。中国瓷器开始只局限于上流社会使用,之后,法国模仿中国瓷器,制造出了自己的瓷器,最有名的就是法国皇家窑厂——塞夫勒窑厂。其起初的装饰风格多数来自中国样式,并与洛可可风格(这个风格本身就受中国元素的影响)融会一体。塞夫勒瓷器使用的玫瑰红,就是受清朝粉彩的启发。塞夫勒皇家瓷喜用金粉勾勒,宝石蓝作底,这是受中国瓷器绿松石色彩装饰的影响。
对中国瓷器最热衷的就是路易十四本人。他为了赢得情妇蒙特斯潘夫人的欢心,在凡尔赛宫里为她建造了特里亚农瓷宫(即中国青花瓷宫)。瓷宫由三座单层亭子式的建筑组成,一字排开,每层檐翼悬挂着响铃。设计者还运用中国园林的设计方法,如岩洞、假山、拱桥、曲溪以及小径,园内花木错落,地道的中国风情。瓷宫里还安放着许多中国花瓶,以及模仿中国式样的家具。但由于瓷宫用鲁昂瓷厂生产的低温软陶做成,瓷化不够,时间一久,软陶开裂,屋顶接连渗水。这时,路易十四与情妇的关系也岌岌可危。蒙特斯潘夫人用春药挽留他的做法被曝光,名誉扫地。路易十四已有新宠,趁机抛离前妾,矗立17年之久的瓷宫也随之被拆除。
路易十四的新情妇曼德侬夫人,同样热爱中国艺术,她命人将她与国王的画像送往中国景德镇,做成一件由西人设计、华人制作的五彩瓷。这件绘有两人头像的五彩瓷盘,如今收藏在葡萄牙。
法国上下皆钟情中国艺术,最热衷者大约要算路易十四的长子了。他1661年生于巴黎枫丹白露宫,拥有法国最精美的中国器物,以元朝、明朝瓷器为最,当时存放在凡尔赛宫主楼一层的镀金书房内。由于路易十四对他期望太高、管教过严,他始终郁郁寡欢,中国艺术成了他的一种寄托。
枫丹白露宫内的中国馆,由拿破仑三世时的欧仁妮皇后主持建造。馆内陈列着大量的中国奢侈品———上千件古画、金玉首饰、牙雕、玉雕、景泰蓝佛塔等,这些藏品大多来自英、法联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来自1860年对中国圆明园宫廷藏品的抢劫。
从景德镇到塞夫勒
路易十四的长子病逝后,路易十五继承了王位,他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路易十五为了让宫廷全方位地使用中国瓷器,竟下令把宫廷所用的金银器全部熔化另作他用。路易十五的情人蓬巴杜夫人也热烈迎合国王的兴趣,她千方百计诱使路易十五亲近艺术,她在室内装饰、戏剧、服饰上注重改良与创新,时时刺激路易十五的艺术神经。她听从农学家魁奈的建议,鼓动国王学习中国雍正皇帝重视农事,带头耕种。在她的倡导下,塞夫勒陶瓷厂于1738年成立,从维森迁移到塞夫勒,并于1759年成为皇家陶瓷厂。1765年,法国人在利摩日附近的圣伊利埃发现了高岭土,于是开始开发法国式的瓷器,模仿中国工艺烧造出的素瓷雕塑。蓬巴杜夫人亲自督导瓷器生产,精心挑选瓷器的纹饰,大量采用、借鉴中国图案,而形成自己的风格,后人因此名之为“蓬巴杜纹饰”。“蓬巴杜纹饰”对法国时尚产生了久远影响。
塞夫勒工厂最初生产的硬质瓷器力仿中国形式,又受德国迈森瓷的影响,而迈森瓷的源头也来自中国,因此塞夫勒瓷器与中国艺术难断渊源。蓬巴杜夫人之所以掀起一场造瓷运动,既表示不甘落后于德国,又想抵制中国瓷器的影响。因为不仅法国,乃至全欧,中国器物满目所见,使得许多国家的国库银子大量外流,引起政坛震动。制瓷成功,减少了对中国瓷器等奢侈品的依赖,法国因而扬眉吐气,蓬巴杜夫人因此成了法国时尚艺术的领军人物。
与其他国家一样,早在1686年,法国就派基督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目的多种多样,搜集中国瓷器生产的技术情报是重要任务之一。其中,最有名的传教士是昂纳雷科(中文名殷弘绪)。
路易十五统治时期,中国风情装饰最出色的设计家皮勒蒙喜欢将典型的洛可可涡卷纹饰与飘渺的人物、滑稽猴、中国建筑造型结合成一体。画家布歇设计过以“中国舞会”为图案的挂毯,作为配有东方漆器的室内布局的背景,那棕色调的、富丽精致的构图来自中国的建筑风格。这是当时欧洲许多地方模仿中国风情的标准设计,如花园凉亭、茶屋等,与英国人习惯将中国园林设计移至家具设计中相似。
凡尔赛宫里的“中国国王”
1673年冬天,最时髦的巴黎妇女都急欲购买中国进口、手绘异国花卉图样的外套。巴黎所有的街道都充斥着这种外套,但多数是仿冒货。
1700年1月7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路易十四国王举办了以“中国国王”为主题的舞会,并亲自身穿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上出场。凡尔赛宫廷里模仿中国风情的装饰成了晚宴的最佳背景,同时有许多穿着中国服饰的演员混在宾客之中。1722年,波旁公爵为年轻的路易十五举办了一个中国宴会,地点在孔代亲王的祖宅香堤伊。
法国宫廷与贵族中流行使用中国家具,其中描金漆器家具在法国人眼里最能显示富贵与奢华。法国工匠也开始制造“中国风”家具,上漆,画上中国人物与奇珍异兽的图饰。1692年,布雷尼在《巴黎商店指南》中,第一次为“中国式”涂漆家具做广告,17世纪的英语称之为Chinapolish,即“中国漆”。
当时的法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未掌握髹漆原理,也不知中国髹漆工艺。因此不少富裕人士先把家具木胎做好,不远万里运到中国。由中国工匠髹漆彩绘,再运回法国。一件家具从动工到完成,起码要花上1年时间。
中国家具未传入欧洲之前,欧洲的家具大多是那些坚挺直立的木制靠背椅。久坐十分不适,受到中国家具三弯腿、弧形靠背的启发,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开始追求家具的舒适感,不仅在家具设计上模仿中国家具的柔性设计,还开始在坐卧类家具上应用纺织面料。洛可可时期出现了一种带垫长榻,是沙发的雏形。
当时的哲学家格芮姆说:“有一个时期,每家的桌上,都陈列着中国物品,我们许多器具的样式、许多东西,都是以中国趣味为标准,没有了这些东西来装饰就感觉社会地位被降低了。”另一个欧洲学者这样认为:“事实上,想了解法国奢侈品改变风尚的原因和方式,以及新的一类古董奢侈品包含哪些物品,关键要知晓17世纪末流行全欧洲的东方(主要指中国)装饰风。”
中国艺术向欧洲输出了什么
瓷器——16至17世纪,欧洲特别是荷兰的画家,喜欢将餐具入画,其中时有中国瓷器餐具,这是当时品位、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维也纳茜茜公主博物馆,茜茜公主大书桌上摆着中国五彩瓷,她的盥洗盆和便桶也采用了中国瓷器的青花风格。法国作家雨果为妻子特制“中国诗屋”,客厅墙面上满满当当地挂着中国瓷器。
壁纸——16世纪中叶,中国壁纸由荷兰商人传入欧洲,上流社会豪宅争相用中国壁纸作为装饰。奥地利夏景官的中国蓝色厅,就用玛利亚·特蕾莎女王向中国订购的高级壁纸装饰两边高墙,壁纸上绘有中国景观:养蚕织丝、水稻种植、瓷器工艺和茶文化。
建筑——斯德哥尔摩近郊的爵庭夏宫有一座中国亭子,是皇帝弗雷爵克为庆祝皇后生日而悄悄建造的。路易十四也曾为情人建造了特里亚农瓷宫。
丝绸——早在公元前1世纪时,中国丝绸就通过“丝绸之路”传人欧洲的罗马帝国。17世纪的欧洲贵妇都喜欢穿中国丝绸面料的高跟鞋,并在鞋面上装饰中国风格的图案。1792年,英国外交官马嘎尔尼在日记中写道:“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
漆器——描金漆器家具在欧洲人眼里最能显示富贵与奢华,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尔夫人的住所摆满了漆制家具。英国商人到中国广州购买大块漆器,然后改制成各种规格的屏风出售。当时欧洲的许多工匠,也开始为家具上漆、绘制中国人物与奇珍异兽。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陶瓷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文化中璀璨的花朵。其中丰富的陶瓷艺术作品遗存更折射出一种文化的光辉。中国陶瓷既是历史的物证,蕴藏着中华民族卓绝超凡的才智华彩,又以“有意味的形式”显视着时代的心灵世界,折射出东方文明的神光异彩。
中国陶瓷漫漫历程,似行云流水,纽结着天、地、人共时运动。思想史的演化,儒、道、佛的升沉,经济的荣衰都为中国陶瓷体系的建构,起到了推进、催化、阻碍的作用,可以说中国陶瓷艺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成长的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缩影。
中国陶瓷以其精巧多姿的造型、绚丽多彩的纹饰和缤纷的色彩记述着中国文明的进程。这种文明的进程仍然在独具一帜地延续着,时刻昭示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存在于文化的观念之中。然而正是这种观念影响着中国陶瓷艺术的精神风貌和形式特征。从整体上看,中国陶瓷艺术注重人生,长于伦理;强调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学思想;体现了圆满与中和之美。
注重人生,长于伦理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中国古代哲人,艺术家讲道理,重视从心灵中去体验。这种从内心体验善的精神,极容易与艺术的情志与心境相通。其哲学意蕴核心是“仁爱”,孔子提出“仁”学说。“仁”既是一个伦理范畴,也是一个美学范畴,是人的哲学与美学的升华。“仁”是语义也可以反映这点。《说文解字》曰:“仁,幸,从人,从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仁,内也,非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仁”的本质,表明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多一点爱心,少一点争斗,同心同德,这是力量的源泉。同时还贯穿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精神,肯定了天地人之间,以人为尊。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本。在人与物之间高扬人在主体意识,正是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熏陶下,中国陶瓷不断探索新材质和新工艺,以丰富艺术表现手段,象“和合三仙”、“将相和”、“喜神”等就常作为瓷雕创作题材。众多的瓷雕形象都表现得喜气洋洋,像大肚罗汉、五子罗汉,就显得一团和气,观音瓷雕,无不显得慈祥。八仙中,没有一人是悲悲凄凄,在“群仙会”中洋溢着喜庆、祥瑞和超脱。这些题材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思想。在陶瓷作品中,有许多祥瑞材的作品,如福、禄、寿三个题材。以及凤凰(百鸟之王,象征大富大贵,大吉大利)和鹤(象征长寿和气节),竹(竹与祝谐音,寓意百岁志喜,百岁安寿)等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人是最为可贵的,人应该追求和享受幸福、和睦、康宁;人是高贵的、智慧的、能动的,他应该支配和利用外景事物而不是相反被外界事物支配,他应该是永远保持一种进取状态和“上下求索”的精神,以不断发现美,创造美,进而享受美的快乐。并在此过程中,保持自尊和节操。由此可见,在审美活动的发生与审美境界的他构问题上,中国陶瓷艺术极为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通过审美活动所构筑的境界是真正属于人的符合人的理想本性的。
中国陶瓷的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融进了中国人对宇宙和生活的特殊体悟,即“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具根源性的一个观念。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中国古代哲学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道德论和宇宙论的基本图式。《老子》中讲“人法地,地法天,无法道,道法自然”。又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种。老子认为天下事物是由道中产生的,而道则是本乎自然,也就是有一定规律的。人创造器物是效法道的,不言而喻也就是效法自然。这种思想是中国传统美学中“观物取象”的命题的扩大延伸。《考工记》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季节气候,地理环境,材料的自然美感,人工的巧作这四因素才能创造出精良的器物,天时,地气,材美,工巧这四者的相合,就是自然因素(“天”)与人为因素(“人”)的相合。中国陶瓷艺术的“自然”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这种“自然”是自然现象的直接表现。在陶瓷艺术中有着直接的反映。使用天然粘土制成的陶器便是这样的特点。龙山文化在蛋壳黑陶是普遍的易熔粘土经过精细的淘洗、陈腐和揉练并以高超的技术轮制而成,形成刚健挺拔的造型,刻划镂空的装饰以及“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铁”的整体效果,是原始时代艺术设计将天然的工巧和人工的创造融为一体的一个重大突破。明清时期的紫砂陶也是“天工”与“人工”完美结合的产物。紫砂泥料具有天然的特质(砂质、光质、色质)。表面均匀地布满了一种隆起的砂状小颗粒,这是因为紫砂混料烧成后,部分石英颗粒未被熔化而自然形成肌理效果,呈现出一种内敛的光泽。紫砂泥由于含铁量高,烧成后外观呈现紫红色,有时还产生紫砂、大青、墨绿等。陶艺家们从自然物象中体会到宇宙自然的韵律,他们逐渐意识到怎样的形式美化器物,才能使器物与自己的心灵相通,才能体现自己的情感。这种追求主体身心节律与对象自然节律之间的契合协调, 将陶瓷看作“自然”与人的契合的向外延伸,身与物化,从自然造化中吸收营养的美学思想,不断赋予器物以生命,这种创作是一种本性冲动,是一种对美的向往的必然表现,同时也是对生活的真情体悟。这不仅是简单事物,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
从审美的角度看,中国陶瓷艺术体现了圆满与中和之美。中国古典美学讲究圆整、圆融、圆妙、圆成等,禅宗认为“物我同根”,“物我为一”追求心物同园,“以园为美”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了中国美学自我生命与宇宙生命统一的审美特性。《礼记》提出“中和”一说昭示了儒家的审美理想。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可知在孔子看来,“中和”是最高的美德,同时,“中和”也概括了一种极具东方色彩的思维方式,即守持未发之情那种无所偏奇、无所乖戾的状态,达到各自不同事物的协调整合,在对立两极之间取恰到好处的中点,肯定事物的变化发展,但将其限囿在不失中正的限度之中。是中陶瓷造型的变化,是在把握整体和谐中的变化,是在追求圆满效果中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是中国人对中和之类的美学精神的体现。中和之“和”,意味着不同质的配合,并不完全是某种具体手法或样式的“相同”和“相加”,不是把同质因素组合在一起。还有相反或相成之“和”清浊、大小、短长、刚柔、迟速、出入、疏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是中国陶瓷造型艺术常常能别出心裁变化自如的深层原因。中国陶瓷造型不断地革新却又没有走向极端。从美学风格看,中国陶瓷雕塑以崇高为特色,如以“兵马俑”为代表的陶俑,我们生活中的陶瓷器物和工艺陶瓷造型,主要体现的是优美,追求美感效果是中和之美,尤其以静态美为基调。器物造型连贯和谐,上下呼应对昭,左右对称均衡,形体变化适度,主次关系明确,比例匀称,细部精确,求静不求动,求正不求奇,平稳、平实、蕴蓄着深厚的韵味。具体来讲中国陶瓷造型,是自由曲线,逶迤曲折,刚柔相间,变化无穷。
总之,中国陶瓷艺术是一种包含着多重文化意蕴和多维价值要素的文化现象,中国陶瓷以其特殊的方式不断延展着人类前进的足迹,通过一个个,一代代的陶瓷器物,把人类智慧和文化意蕴“固化”并世代相承,从这个角度讲,陶瓷艺术是人类的另一种生命符号。它以独特方式提供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信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以注重心性长于伦理,强调天人合一,以及中和之美作为自己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能为现代人走出自我心性的迷失提供多方面的理性启迪。这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依然是世界意义的一个根本体现。因此,我们坚信在国际化、社会化、科技化、人性化日益兴盛的当代社会,从文化的视点探讨中国陶瓷艺术,进一步发掘、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文化精神,必将以其特有的思想精华,继续启迪和烛照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创造,从而为21世纪中国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自己重要的贡献。
龙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人民崇拜的民族象征,在陶瓷中龙纹也一直支撑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它占据了堆花装饰的“半壁江山”。一方面,它蕴藏着极其广泛和深沉的文化含义;另一方面它的艺术形象生动且神异,具有鲜明的强烈的装饰艺术效果。
艺术大师们凭借高超的艺术造诣和精淇的工艺技巧,运用龙在风云的流动、腾跃等动作形态,使瓷器上的龙俱显神情不凡,威武生动的雄姿。众所周知,龙纹常以各种方式被运用到各种陶瓷器皿中,例如龙与其它图案组合,形成云龙、海水龙纹、赶珠龙、穿花龙、莲池龙、龙凤等图案;或者在一件器物上出现数目不等的龙,有独龙、双龙、四龙、五龙、九龙、十龙。亦或是着眼于色彩的选择,分为白地蓝花龙、蓝地白花龙、青花红龙、红海水青龙等。随着装饰方法各异,还可绘出行龙、团龙、立龙、翼龙、回首龙、正面龙等不同形态的龙。
从古至今,历代大师们都紧紧抓住龙的精神实质,已经创作出了许多不同神态、不同造型、不同风貌的龙纹形象,同时也反映出各个朝代的时代特征:如宋代的严谨精巧,元代的矫健威猛;永宣朝的雄伟端庄;成正朝的清丽秀雅;嘉万朝的威严磅礴;清代的富丽堂皇,晚清的纤弱无神等。
元代的瓷器上的龙的形象以威猛见长。龙头保持了宋代翅鼻长嘴、张口瞪目的特点同时,颈部则更为细曲,龙身修长而显矫健之气,尾端作圆球火焰状,腿长有力,爪坚而利,一般多为三爪龙。其青花线条遒劲、自由奔放,浓淡有致、粗细得当。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的一件元代《云龙》玉壶春瓶,瓶身绘一条追云蹈光的游龙,笔法自由,勾捺晕点,运用自如;龙纹须发腿毛飘动,云彩光势更加强了龙的动感,蓝白相映,别有一种率真洒脱的神韵,反映了元代瓷匠高深的艺术造诣和娴熟的工艺技巧。
到了清代,瓷器上的龙纹不仅样式丰富,而且彩类繁多,不仅有釉下的青花、釉里红、素三彩、五彩,而且有釉上的珐琅彩、粉彩、古彩、墨彩、金彩等等,从一种技法到综合性装饰应有尽有。其时龙头各部位如额、腮、眼、鼻、嘴、须、耳、角等都描绘得工腻细致。有一种龙纹。龙头长眉长须,形同老翁。故被称作“老人龙”。这种老态龙钟的形象传说与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历史有关系。
而且,瓷匠画师在长期画龙的实践中,还总结出不少画龙的口诀。其中有“龙开口,须发齿目精神有”;“头颈细,身肥尾随意”;“神龙见首不见尾,大鳞宝珠衬神威”;“掌似虎,爪似鹰,腿伸一字脚有劲”。于是在瓷盘、瓷板、瓷瓶、瓷缸上,“喷焰游龙”行云叶火。“出水金龙”搏浪跃涛,“二龙戏珠”蹴云掠花,“五龙盘桓”姿态各异;“九龙闹海”气势宏伟等。陶瓷文化源远流长,拥有这些图腾的瓷器更是不可多得的收藏品之一。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高岭土)的无机混合物作原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方法制成的器皿统称为陶瓷。自古以来,专门从事制作陶器和瓷器的手工业称为陶瓷手工业。中国陶器生产的历史十分悠久,在河北省徐水县的南庄头遗址发现了10000多年生的陶器;江苏省溧水县回峰山的神仙洞遗址出土了距今11000年左右的陶片。我国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已出现大量红陶、灰陶、黑陶、白陶、彩陶、彩绘陶。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红陶、灰陶、磨光黑陶、彩绘陶以及各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陶塑艺术品、建筑陶构件大量生产。战国时期发明了铅釉陶器,陶器制品得到低温彩釉的美化。唐代大批生产的三彩釉陶,反映着大唐盛世的面貌,有很高的艺术性。宋代以后,釉陶器物生产逐渐减少,转而生产琉璃建筑构件。由于瓷器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 ,陶器生产日益减少但从未间断。瓷器是商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最早的瓷器是青瓷,由于工艺不够成熟,又称为原始青瓷。汉代青 瓷烧造逐渐成熟,摆脱原始状态,进入早期瓷器阶段。黑瓷在汉代开始出现,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广泛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的系统。黑瓷工艺大大提高,进入艺术瓷器的领域。北方的商丘、临城、淄博、安阳等地也于北朝时期开始生产青瓷,并发明白瓷。隋唐时期,瓷器生产开始繁荣。宋代是瓷器艺术高度发展的时期,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龙泉窑、钧窑、建窑、德化窑、景德镇窑、吉州窑、耀州窑、西村窑、潮州窑等处的产品各具丰姿。元代景德镇成为瓷器生产的中心,元朝政府的浮梁瓷局对瓷 器工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青花、釉里红、白瓷、黑瓷等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明清时期,各地方大瓷窑体系逐渐衰落,被生产供当地人民所需瓷器的小作坊代替,景德镇的官窑和民窑继承中国陶瓷艺术的传统,大放异彩。
中国陶瓷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最富民族特色的日用工艺品。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对外经济、文化的交往,陶瓷艺术传播到世界各国,许多国家瓷器工艺的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陶瓷工艺的影响。陶瓷也与茶叶、丝绸并称为中国三大特产而名扬中外。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组织编纂的《中国工艺美术全集》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中国工艺美术全集·云南卷》到目前已完成了《云南工艺美术概览篇》《珠宝首饰篇》《金属工艺篇》《陶瓷工艺篇》《木雕根雕工艺篇》《石雕工艺篇》《民族服饰篇》(上下册)《其它工艺篇》(上下册)8篇10册的编撰提纲拟定任务。
《云南卷》的编撰是我省的一项文化工程,是《中国工艺美术全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云南卷》针成为云南工艺美术史上最为权威、最为科学、最为系统、最为完整的集学术性、历史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具有工具书意义的名著;它将收集和统计全省工艺美术产业的数据,为政府推动云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扶持云南工艺美术发展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对挖掘、整理、保护、传承工艺美术技艺,对展示云南民族文化,扩大云南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在省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云南省工艺美术产业的长足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提供理论依据,全面推动云南工艺美术产业健康有序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千多年前,中国北方曾有一个由“青牛白马”衍生的民族,纵横莽莽草原,挥斥长城内外。其于公元916年建立大辽王朝,拥占华夏半壁河山,与北宋对峙160余年。这个民族就是“契丹”。然而至公元14世纪,其名却不复见于史——彪悍顽强、骁勇善战的契丹族自此消失。一个民族的骨与肉集体被时间无声吞噬,只是沉埋于荒漠漫草的辽代陶瓷却屡屡凸显,默默向世人昭示着契丹族曾经的极致辉煌。
“辽瓷”为辽代陶瓷之简称,意指在辽代辖区烧造的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实用工艺品。作为已然消逝的契丹人以血与火锻造的文化遗存,以其雄浑豪迈、朴拙自然的特异风格,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个绝唱。
历史文献记载契丹族始见于公元389年,为东胡鲜卑族一支。自从于辽河上游崛起以来,数百年间以聚族分部之形式,过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这种“逐水草,随寒暑,往来渔猎”的不定居生活方式,后期在辽代瓷器上得到了深度彰显,使器型前无古人的独树一帜,成为辽瓷的最大特点。
辽瓷的器型,大致可分为两式:中原式和契丹式。
中原式取自中原汉族地区固有的器物形制,如盖罐、盏托、花口碗、唾盂、香炉、盘、碟、杯及棋子、砚、佛教用具等;契丹式则摹仿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器具样式烧造,保留了自身独特的传统风格,主要有鸡冠壶、凤首瓶、长颈瓶、穿带瓶、注壶、板耳壶、方碟等。
辽瓷中契丹式器物占有相当大比例,且以盛食器、贮藏器、注器等实用品居多,基本囊括了契丹人生活用具的主流,单纯作为观赏的装饰性瓷器则极少。这一现象透露出契丹是一个很务实的民族,有着近乎于原始的价值观。
国庆期间,河北沧州众多市民走进市博物馆,参观设在这里的中国首家公立晚清浅绛彩瓷绘艺术馆。全国各地赶来的收藏爱好者更懂这些古物的妙处:浅绛彩瓷不出名,却是真正的珍宝。
展馆负责人张雪介绍,此次共展出165件瓷器,按照人物、山水、花鸟等分为10个专题。筒、尊、瓶、盆、板各类器形都有展品。清人胡夔创作的“一百二十有零图”浅绛彩瓷尊,被公认为晚清浅绛彩绘瓷中最名贵的一件器物,也在展览之列。
“浅绛”,浅意为轻浅,绛指红色。浅绛彩瓷,指晚清至民国初流行的一种用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瓷胎上绘出花纹,再染以淡赭和水绿、草绿、淡蓝及紫色等,经低温烧制而成的彩瓷。其艺术效果与浅绛画相似,所以陶瓷界叫它“浅绛彩瓷”。
来自河北沧州的收藏爱好者刘江峰关注浅绛彩瓷十余年,他说:“浅绛彩瓷多用于上层人士之间馈赠,其上大都有题款,能提供详实可靠的文字信息,是那个时代的实物见证,数量又十分稀少,所以非常珍贵。”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太平天国军队烧毁位于江西景德镇的御窑厂,原有工匠大多失散。重建时,选派、征集了一批文人画家进入御窑厂从事创作,促使文人画风直接深入到瓷绘工艺当中,这是催生浅绛彩瓷诞生的历史机遇。
专家表示,浅绛瓷绘艺术实现了中国画和中国瓷的完美结合,促使瓷绘艺术从“匠作”层面进入到艺术创作的殿堂,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据专家对现存瓷器分析,浅绛彩瓷最为繁盛的时期,御窑仅有几十名高水平的画师和十余名文人从事浅绛瓷绘。“几位顶级水准的创作者作品总数不超过1000件,同绘画艺术相比,这样的存世数量极少。”张雪说。
目前,国内对浅绛瓷研究的专著甚少,收藏爱好者多是近10年才开始关注。河北省收藏协会副主席陈建欣说:“浅绛彩瓷意外产生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但却成为晚清制瓷业的最大亮点,这样的艺术瑰宝却一直沉寂没能引起关注,相信它的价值今后能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同。”
宜兴紫砂以其千姿百态的迷人姿色,气韵生动的造型艺术,千百年来蜚声海内外,获得了可贵的声誉。宜兴紫砂展示了陶瓷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宜兴紫砂的美,表现在质地、造型、装饰、工艺的相互结合中,通过器皿的造型艺术与砂土质地美来显示紫砂器古朴而雅的形象美,给人以精神上的感受和艺术欣赏。
一紫砂造型与诗书画
宜兴紫砂自北宋以来,除了继承已有的成就外,根据时代生活需要、文化发展特色以及工艺美术水平,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品种。至明代,宜兴紫砂的发展得到更多文人学士的参与,成为士大夫阶层饮宴斗茶之高雅名器。宜兴紫砂逐步溶集造型、泥色、金石、书画、雕刻诸艺于一身,与诗、书、画相结合,以其独有的艺术语言,较好地满足人们的审美心理需求,在观赏中悟出大自然的美景在紫砂壶上的展示,古往今来,多少书法家、画家、文学家、艺术家都喜欢亲笔书画、镌刻定制,壶随字贵,字随壶传,成为陶艺中的瑰宝。
古时茶馆有清泉烹雀舌,活水煮龙团的业联,艺人从中寻找创作题材,设计了龙团壶。玉润珠圆的壶体下8朵云纹为足,以龙头为壶嘴,龙尾成壶把、而整段龙体好似隐藏于深潭清泉之中。壶体上还篆刻活水煮龙团5个字,在凝结凝练的造型中表达诗情画意,通过作品的内涵留给人们欣赏和玩味的余地。
二紫砂造型与大自然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自然界给予紫砂造型艺术以丰富的课题。不少紫砂艺人以诗人般敏锐的心眼,善于在创作中利用偶然的掌握大自然中鱼、鸟、水、云等物像的象征符号,巧妙的融置于紫砂形体之中,把自然之魂与艺术之魂交织在一起,成为超越实体界的隐喻之美,饱含艺术情趣。
比如,竹子是紫砂造型中的不朽题材,要突破先人的造型艺术,赋予新的情趣和感官则是大家的追求。顾绍培制作的高风亮节壶把潇潇翠竹的神韵溶如紫砂造型之中,坦然如洒脱健壮的男子汉。把郑板桥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碟的情棕跃然壶上,引人遐想,发人幽思。
大千世界,洋洋万物,可以激起创作的狂热,涌动的流水、散具的云团、断岸的危岩、灵性的生物都可以从紫砂土的塑造中追求超脱的神秘,在火的升华中蜕化出活泼跃动的生命。李碧芳创作的绿水浪壶,想个形态仿佛是一朵拍岸的浪花,亲吻着礁岩,沐浴着春光,应顺着潮流。壶用绿泥制作,铺砂装饰。壶盖的滴子是一朵越出水面的浪花,界于似像非像之间,静中有动,体现流水的原始混沌中那难以言表的美,有气势、有力度。这就是紫砂造型中所追求的文化艺术效果。
三紫砂造型与民间工艺
宜兴紫砂的造型艺术可以说是博采众长。集我国民间工艺文化之大成,把木雕、漆器、玉石、石刻、镶嵌、青铜器以及秦砖汉瓦的技艺,熔古铸今。宜兴紫砂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同时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服务。在造型艺术中通过借鉴其他民族工艺文化,来更好的反映紫砂陶淳厚、古朴、典雅的东方民族特色。
鲍仲梅制作的宝鬲壶,就是借鉴古代陶鼎的形象,构思而成,通过银丝镶嵌装饰,重新塑出一个似鼎非鼎的茶具,在厚实稳重的外型上让人得到雄浑古朴的感受。这壶在古典、象征、立体中显示出混沌而清明,抽象而具象的形体。在反朴归真中赋予新的意义。这把壶于1987年5月收藏陈列于北京中南海紫光阁。
又如何挺初的蟹篓茶具,吸取竹编、玉雕、镂刻和陶型技艺,融为贯通。这套茶具以江南渔民的蟹篓为题材,壶体竹编纹饰,壶盖雕琢成镂空的蟹篓盖状,上面爬一只活灵活现的小蟹,成为一幅立体的蟹趣新颖感,体现出紫砂文化艺术发展过程中与人类相互依存的渊源关系。
我认为紫砂艺术的可贵之处,在于独字,即独具风貌、独具匠心和独辟蹊径。只有这样,才能区别于其他文化艺术,区别你、我、他。紫砂造型艺术在体现我国陶瓷文化中把握时代的脉搏,按照艺术的规律与方法,在构思和制作中表现宜兴紫砂所独有的风格。
现代紫砂艺术是通过现代人去感受,去联想的。同一事物,因人而异会得出不同的感受。比如,以梅花为题材的紫砂工艺品,也许有的人感到寒冷凄苦;有的人领悟到恣肆生机;有的人感到争芳斗艳;有的人品味到孤芳自赏。所以我们要力求紫砂造型艺术迎合现代人的各种审美要求和情趣,把一切寻常的东西成为独特的美。宜兴紫砂造型一般讲求对称和平稳。而有些人喜欢在无对称中寻找美的意境,在夸张中寄托写实的内涵。张守智教授与汪寅仙高级工艺师合作的曲壶,把几何形体造型表达的至善至美。此壶呈提梁款式,吸取蜗牛壳旋曲趋势,线条清丽而有不失流畅和端庄,使紫砂壶在形体的变幻中脱俗得趣,注入艺术魅力。
宜兴紫砂已经超越了实用功能的束缚,逐步成为物化了的精神艺术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一代紫砂艺人必须要新观念,超越自我,去开拓和展示紫砂的丰富内涵,使这颗华夏明珠更加璀璨夺目。
《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出版座谈会今天在京举行。由朱培初、宋兆麟、梅建军等五位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认为“这部成系列的文献性学术著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将为维护中国的文化命脉和保护民族特质作出贡献,对中国科学院科学与人文研究领域的开拓也有创新价值。”
中国的传统工艺源远流长,种类繁多,但长期以来未曾有系统的著述问世,不少优秀的传统技艺,有的已经失传;有的被现代工艺所替代;有的虽然延续至今,却又缺乏系统的文字记载整理,如再不进行抢救,则前景堪忧。
1995年,在华觉明研究员等知名学者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正式成立,同时筹划编撰《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一书,意在国家尚未立法保护之前,先将已知的优秀传统工艺及其研究成果以文字、图片的形式著录存世,为日后抢救保护做准备。1996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和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鼎力支持下,《全集》编辑委员会正式成立,路院长亲任主编。1999年1月,《全集》完成立项程序,被确认为中国科学院“九·五”重大科研项目,为《中国传统技术综合研究》的两个子课题之一。
在《全集》编写过程中,编委会从全国延请学养深厚的权威学者或常年从事传统工艺调查研究、卓有成效的中年学者主持各卷的编撰,同时坚持规范化运作和严格把关,质量、文字、图片、内容都有明确的要求。出版者大象出版社精心审校和做装帧设计,用铜板纸印刷,图随文走。各分卷大致分:历史沿革、工艺、所用的原料、设备、技法、历史上著名的工匠、作坊等内容。
《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分为《漆艺》、《金银细金工艺和景泰蓝》、《造纸》、《印刷》、《中药炮制》、《陶瓷》、《雕塑》、《丝绸织染》、《传统机械调查研究》、《金属工艺》、《民间手工艺》、《酿造》、《文物修复和辨伪》、《历代工艺名家》等14卷。《全集》出版后,在社会各界获得广泛好评。2007年,《全集》前七卷荣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并被列入全国“三个一百”优秀图书书目。
目前,在中国科学院计划财务局的支持下,《全集》又增补6卷,其中《甲胄复原》已于2008年出版,其余5卷将在2011年完稿。全部出齐后共20卷,成为一部成系列、覆盖传统工艺所有十四大类的文献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