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康熙青花是瓷中水墨，那么清三代珐琅彩可谓是瓷上工笔，其画工之精美简直不可思议，楼台水榭一丝不苟，飞禽走兽可察秋毫。
珐琅彩瓷器创烧于康熙晚期，盛行于雍正乾隆年间，系“庶民不得一窥”的御用品，代表了中国陶瓷制作的最高水平，被誉为绝版的宫廷艺术瑰宝。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特别，先由景德镇官窑选用顶级原料制成素胎送清宫造办处，再由宫廷画师绘上珐琅纹饰二次入窑烧成，所绘纹饰由如意馆草拟后必经皇帝钦定。由此可见，每一件珐琅彩瓷都蕴含着当朝皇帝的审美情趣。雍正喜淡雅，故雍正器清新隽永；乾隆重华贵，故乾隆器雍荣繁缛。
让我们先看看乾隆一朝的珐琅彩器，它们往往镀金边，多满工，甚至采用轧道工艺，不肯留下一点的空白。我有一对乾隆珐琅彩瓷碗，以松竹梅为纹。若是雍正的岁寒三友，或梅枝过墙，或疏影横斜，数枝数叶尽得风流；而此乾隆碗的装饰就繁杂了许多，不见了“疏可走马”，皆是“密不透风”。花朵成团，松针稠密，碗口碗底添够了繁纹后再镀一层金色，华丽有余而空灵不足。
“本自心源，想成形迹”。一对小碗便可窥见这位“十全老人”的秉性，他是一个耐不住性子的人，非得把事儿做足做满不可。乾隆一生六次南巡，十大武功，还留下了四万两千首诗作，仅写玉器的就达八百多首，太平皇帝多多益善，好大喜功。
看过了乾隆瓷再看雍正器，你会觉得自己仿佛从一个热闹的街市突然拐进了谁家幽静的后园，小桥流水，云淡风清。我收藏的另一件珐琅彩瓷是只雍正单色珐琅小碗，冰清玉洁，把玩掌间不能盈握。它以一色蓝料绘出一道山水通景：咫幅千里，山高水远，无限江山。“翠绕南山同一色，绿围沧海绿桑边”，这是画面留白处的题诗。既有王者之风，又见禅家趣味。
珐琅彩本是极尽华美之色，五彩缤纷，而雍正帝居然单爱蓝彩，独僻蹊径以素色入画，淡雅恰似成化青花，创下空前绝后之举。
一代天子，其心焉能如此清幽恬静，这是一个始终困扰我的难解之谜。近日，偶然读到他的《御选语录总序》，总算恍然大悟。
“夫学人初登解脱之门，乍释业系之苦，觉山河大地、十方虚空并皆消殒，不为从上古锥舌头之所瞒，识得现在七尺之躯，不过地水火风，自然彻底清净，不挂一丝，是则名为初步破参，前后断者。破本参后，乃知山者山，河者河，大地者大地，十方虚空者十方虚空，乃至色声香味触法尽是本分，皆是菩提，无一物非我身，无一物是我己，境智融通，色空无碍，获大自在，常住不动，是则名为透重关，名为大死大活者。透重关后，家舍即在途中，途中不离家舍，明暗也合，寂即是照，照即是寂，行斯住斯，体斯用斯，无生故长生，无灭故不灭，如斯惺惺，行履无明，执着自然消落，方能踏末后一关。虽云透三关，而实无透者，不过如来如是，我亦如是。”
在这里，雍正讲的是参禅透三关之理，从中我们多少可以感受到他那宁静空灵的心境，明白其别样情趣之由来。原来，雍正皇帝还是一个心若止水的禅者！
品雍正珐琅如阅汉魏笔墨，迹简而意澹；玩乾隆珐琅似展盛唐丹青，雍荣而瑰丽。此为艺术的蜕变，抑或精神的异化？瓷器上隐约着两颗不同的帝王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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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上故事
从明朝起，瓷器越来越具有观赏性，画面也不再单一，制瓷艺人开始学会讲故事
瓷器自由陶器演变而来以后，就变得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精致，而陶器还保持着它的质朴的品质和粗砺的外表。
细腻的瓷器更容易让制瓷艺人产生各种美好的联想，富贵吉祥、妻贤子孝、欢庆锣鼓各色喜庆都是瓷器钟爱的题材。发展到清朝前期，青花、五彩瓷器上又出现了一大主题，那就是历史故事。
有的历史故事因为篇幅比较长，还会出现类似“连载”的情况，就是一个故事必须用一套瓷器来叙述，每件器物只是故事中的一出或一个场景；而篇幅短的故事，在同一件器物上就能运用它的几个侧面来一次说清。
早在数百年前，画工就知道出现在瓷器上的故事必须大都家喻户晓，这样才能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如果都是陌生面孔谁还会买呢？因此世俗的主题应运而生，明亡以后，宫窑匠人流落在民间，于是更精良的工艺和世俗主题同时出现在清朝前期。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突出这些故事的情节，越曲折越好，哪些场景冲突多就描绘哪些。于是，一些神话和传说出现在瓷器上：伍子胥举鼎、周处斩蛟、西游记等。而民间故事和话本也为瓷器提供了另一个故事来源，比如空城计、《西厢记》等。因为《西厢记》这份古典的浪漫更有人情味，所以也被描绘得更多，所以瓷器发展到清初又成为文人雅士眷顾才子佳人戏的一个艺术载体。
在我们此次展示的《西厢记》青花碗中，一出才子佳人故事有序地开展：
唐贞元年间，洛阳书生张君瑞远赴长安赶考，途经河中府探望了好友白马将军，并游普救寺。正巧前朝崔相国病逝后，夫人郑氏携女儿侍从等也路过此地暂住。于是莺莺、红娘与张生佛殿奇逢后，就演绎出张生与莺莺、红娘三人一里一外地待月西厢。
张生隔墙高声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立即和诗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英雄救美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一个通行的章节，待月西厢之人也不能免俗。就在此时，叛将孙飞虎的出现为张生救美创造了条件。孙将军为传说中的莺莺美貌所惑带兵抢亲，在崔夫人求救无门时，许愿：“谁有退兵计策，就把莺莺嫁给谁。”不知张生是为了这纸婚约还是真的见义勇为，总之，是他请来了白马将军，战斗场面在这只口阔20cm的青花大碗中也有表现。
神话故事也是民间对美好事物遍布人间的寄托。八仙、麻姑、《封神榜》都是瓷器钟爱的题材。麻姑做为道教女仙，“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关于麻姑的传说很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麻姑原是亲见“东海三为桑田”的仙人，是长寿的象征，所以后世不同艺术载体都将麻姑献寿当做吉祥的作品献给尊长。
清道光年间的四只粉彩麻姑献寿碗，直径都只有8.5cm，是一口“小平珍玩”款。杯形玲珑小巧，方寸间以粉彩描摹麻姑献寿，人物纤毫毕现，印证了“道光所绘人物亦有极精者”的记载。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人物也是瓷器的绘画题材。清康熙年间五彩三国人物故事图筒瓶以24.2万的价格在北京保利春拍中成交。瓶身成直筒形、撇口，五彩绘刀马人物，为执双股剑之刘备於虎牢关大战执方天画戟的吕布。康熙“刀马人”画片为清代之冠，列阵厮杀、“奇伟可喜”。此瓶有趣之处在於所绘观战者为几个小童，有二童则对战争场面熟视无睹，仍然蹴鞠为戏。这也显出康熙晚期的太平盛世，战争已成回忆，对儿童而言，“刀马人”不过是一出戏曲罢了。
诗仙李白一生洒脱，民间文学对他的记载总是和不羁有关。清康熙年间出品的这尊青花李太白故事花觚造型秀美，青花发色浓艳有层次。尊上部绘“李太白醉草吓蛮书”故事。腹部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康熙朝政宽松，无文字狱。明代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等均能以明的遗民自居。因此，这一时期出品的诗仙花觚有可能为时代之写照。
瓷上仕女剪影
在当代艺术陶瓷的人物画中，仕女图以它的绚丽多姿一直备受人们的喜爱。常见的仕女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仙界人物，如王母、麻姑等；二是历史典故人物，如昭君、红娘、金陵十二钗等；三即是单纯的仕女形象，依着年代、画法的不同而各具风韵。
在我们的陶瓷厅里可谓是众美云集，争奇斗妍。在以工笔精细、清丽典雅为主流的仕女当中，有那么几个却是出离传统、个性丰富，令人印象深刻。
瓷瓶《丽人行》之上，时间轮回至盛唐，三五妇人行于江边赏景散步，环绕瓷瓶画面完整流畅，人、景相合。所以此处的仕女摆脱了独此一人、专意突出的传统，虽然眉眼的描绘不尽精细，但是人物的神态喜笑颜开、分外传神，似是在讲述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而且盛唐气象中，女性以肥为美，丰腴的脸庞与身段尽情显现出唐代的富丽与典雅。
瓷瓶《卖油郎独占花魁》给人的感观刺激是极为强烈的。于众美云集之中，这两个人着实显得有些滑稽了。我于美术专业还是个外行，所以在此仅谈个人体会。他们给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仿若融入了现代漫画的手法，人物五官的线条极为夸张，与传统美感不可同日而语。你看，他们的眼睛之上两个半圆的小坑极力凸显着眼皮的特征，而卖油郎侧面凹陷的鼻梁、突出的下巴更是一反人之常态，可是却于这夸张变形之中将他的憨直与朴实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画面的色彩浓丽鲜艳，与夸张变形的人物相得益彰，深深的印在了你的脑海里。于审美新鲜的刺激之下不禁令你感叹夸张的无限魅力。
瓷上仕女风流婉转，或清丽、或美艳、或稚纯、或妩媚，于瓷艺家一支灵巧的画笔之下风情尽现。
帝王气象黄釉瓷器
黄釉都是明清时期皇家的严控釉色，而黄釉瓷器则成为明清皇室的独享瓷器，专为皇帝御用或为祭祀专用。随着帝制的终结，黄釉瓷器因在皇权威严中刻下的印记而令它成为奢华、尊贵的象征，而近年来在艺术收藏市场，在藏家眼中越发娇艳润泽，亮丽可人。或许，在市场的不断发掘下，它的价格终将与其等级相匹配。
黄釉瓷器
不涉商业纯为学术
“‘皇家气象———明清御窑黄釉器特展’是我应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邀请才举办的。”大约在半年前，中国嘉德动员并希望自得堂主人、收藏家冯玮瑜做一场纯学术性的展览。在冯玮瑜眼中，中国嘉德是一个具有文化情怀和学术抱负的企业，除了举办拍卖等商业活动外，同时投身文化事业，不定期举办一些主题明确、学术性强的展览。考虑到不掺杂任何商业成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后，冯玮瑜痛快地与他们达成此次合作。
黄釉瓷器是明清两代等级最高的皇家御用瓷器，也是冯玮瑜瓷器收藏中的一个系列。展览的展品都是她从拍卖会一件件竞拍而来，由明代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到清代的顺治……宣统，跨度400余年。其中清代每个时代的官款黄釉器她都有所涉猎，序列基本接近完整。
“这次将珍藏的部分御窑黄釉瓷器作为特展，公诸同好，祈望同道好友不吝赐教；同时也希望抛砖引玉，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壮大新一辈藏家群体，让更多的人关注和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共同将陶瓷这种国粹发扬光大。”因受家庭文化熏陶，冯玮瑜自小青睐宋代文化。单色釉色调清醇雅致，比较接近宋代的淳朴美学，成为她的最爱。
目前，冯玮瑜收藏的单色釉包括红釉、黄釉、白釉、蓝釉、青釉等。作为皇家的严控釉色，民间不得擅用，尤其到了清代，全黄釉器仅限皇帝、皇后和皇太后独享。“黄釉既尊贵大气，又温润恬淡，令我十分沉醉。”冯玮瑜对黄釉瓷器的收藏追求有序而成系列。收藏，绝非一蹴而就，非有恒心、精力和时间累积不可，还需要机缘巧合。有时，为了入藏一件佳器，完善收藏序列，冯玮瑜不知查证了多少资料，耗费了多少心力，才让它们有缘相聚，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为了配合这次黄釉器特展，中国嘉德专门组织了一场“明清景德镇御窑黄釉瓷器鉴赏”讲座。对于展览所起到的意义，冯玮瑜谈道：“这次展览可以算是亮点多多，首先，这是首次序列化，系统化地收藏和展示明清御窑黄釉瓷器，所收朝代基本接近完整，具有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其次，展品来源清晰、流传有序，精、真、美、雅俱全，为民间古瓷收藏带来一道靓丽的色彩；再者，这次展览是纯粹的学术交流，不涉商业行为，所有藏品只共赏，不参与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
御窑唯上理性购藏
黄釉一般分为“浇黄”和“柠檬黄”两种。明清时期大多的黄釉器都是“浇黄”，所谓“浇黄”，是指采用“浇釉”的方式来施釉，然后再经低温焙烧而成，因此俗称“浇黄”。“柠檬黄”则到清代雍正时才创烧出来。
明代弘治时期，浇黄釉瓷器烧造技术达到历史最高峰，因呈色淡雅，给人以恬淡娇嫩之美，人们给它起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娇黄”。宫廷造办处和景德镇御窑厂的匠师，还尝试利用从欧洲传来的珐琅料烧造低温单色釉瓷器。此后，推陈出新，相继出现胭脂红釉瓷器、“淡黄釉”等品种。主要见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尤以雍正时期的作品质量最好、受到的评价亦最高。
不同品种的黄釉瓷代表不同的等级，具有不同的标准划分。而黄釉瓷器是等级最高的瓷器，属于皇家御制，大多比较有分量和价值。在冯玮瑜看来，“真、精、稀”是收藏它们的标准。“做收藏，一定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比如书画收藏，应该挑选那些在中国美术史上留名的画家作品，同样在瓷器收藏上，也应该选择名窑名品。比如弘治黄釉、雍正柠檬黄都在中国陶瓷史上赫赫有名，只要研究中国陶瓷史和明清宫廷的御窑发展史，黄釉都是绕不开的话题。从年代上看，明代永乐款、宣德款或成化款，清代顺治款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从工艺上看，刻工精美或带有某种寓意，如‘苍龙教子’之类的作品比较有价值。另外，有官款、来源清晰的御用黄釉瓷器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冯玮瑜建议藏家要考虑自身的经济实力，坚持走精品原则。另外，流传有序也很关键，御窑黄釉瓷器的存世量本来就稀少，一般贵重的官窑瓷器都有流传记录，尽量少选择无来历或流传记录的瓷器，最好考虑大拍卖行等渠道，尤以收藏专场为佳。除此以外，还要多方查证资料，只有所有证据都确凿无疑，才能入手收藏。切记，不图一时之利，可以少受欺骗。最后，收藏已进入理性收藏时代，不能轻信讲故事等一面之词，捡漏这个词语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用法，在开放的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时代，捡漏的可能性越来越少。
市场错配价值低估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为本次展览近50件藏品，逐一撰写文字说明，并主编《自得堂藏瓷之皇家气象———明清御窑黄釉瓷器》图录。正如他所言，“明、清时期，由于黄色是至尊无上的皇家专用色，因此黄釉瓷器的烧造仅限于景德镇御器（窑）厂，不见有民窑烧造，呈现出较强的皇家色彩。黄釉瓷器既可供皇帝、皇后、皇贵妃等日常饮食使用，也是皇家祭祀地坛的专用器。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浇黄釉瓷器和淡黄釉瓷器，宛如中国陶瓷百花园中的两朵绚丽奇葩，其所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和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值得后人不断去研究和传承下去。”
业内人士表示，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中，流传有序的黄釉瓷器并不多见，却总能以高价亮相，成交状况一直位列前茅，价位高的已达数百万千万元，只要是官窑，又是精品，就具备潜力。在未来的几年，黄釉瓷器的价格还会稳步继续上升。
然而，黄釉虽然在拍场表现强势，价格始终不菲，但相对于永宣青花、珐琅彩瓷的价格与价值似乎仍然不太对称。冯玮瑜表示，御窑黄釉瓷器是最高等级的单色釉瓷器，特别是全黄釉器，属于品种稀少的瓷类，物以稀为贵。随着人们对黄釉瓷器认识的加深，市场总会体现御窑黄釉瓷器的价值。
而就市场上所见，黄釉青花瓷是黄釉瓷器精品争夺的焦点，这种竞争或将带动黄釉青花器的又一轮热潮。
“黄釉青花瓷器是以黄釉作为一种底色使用，而与青花的结合，它十分艳丽，因此引起众多藏家的喜爱和争夺。这些青花黄釉目前在市场上价格已经非常高昂。假以时日，当人们对全黄釉瓷器的认识加深，全黄釉器的价值也一定会被市场所认知。”然而冯玮瑜也坦言，一种艺术品，不能单看它的市场价格，价格是一时的，波动的；工艺和价值是永恒的，传统周易文化讲求时和位，黄釉瓷器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深入研究，目前还存在市场错配，价值低估，价格还不能与它的等级画上等号，有待市场去发掘，相信未来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目前在市场中还出现一些仿制水平较差的仿品，冯玮瑜认为，爱好者需要去分辨真伪，应该多学习，多交流，多上手，多请教名师，转益多师是汝师，提高自己的眼光甚是重要。业内人士也坦言，玩家应注意黄釉瓷的釉色，明代、清代的釉色有差异，另外造型、重量以及青花款识也是辨别的因素。
瓷板砖上“绘”人生
近日，笔者走进界首市顾集镇南李村应玉德的家中，入眼就看到其堂屋正门两侧分别嵌着“松龄”与“鹤寿”两幅长条画。而屋内的后墙则嵌满一幅“黄山松云”的风景画。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充满着艺术气息。
应玉德从10岁左右迷上了绘画。初中毕业后，他就找到了一家壁画厂做画工。因有一些绘画功底，加上师傅的悉心指导，应玉德只用几年时间，就成为一名出色的画工。
“这些墙上的画有的都快20年了，都是我自己画的。”见笔者看得入神，应玉德说，这些瓷板画所用的颜色在制作时都烧融到瓷板砖里面了，而且几十年风吹日晒也不会褪色。
为让笔者明白瓷板画的制作过程，应玉德顺手拉了一张小方桌就在院子里现场画了起来。他先在桌子上铺一块洁白的瓷板砖擦净，又拿出盛着颜料的小碟子和笔筒。只见他用毛笔蘸上颜料，三笔二笔、点点划划，三分钟不到，一幅颇具神韵的“竹报平安”图就画成了。
“在瓷板上作画，不像在纸张上作画，需要用专门的釉彩来调。”他说，每次作画前，都要提前一天把釉彩材料放在碗里浸泡，画时还要再和一下。尤其是在窑里烧制时，更需要技巧，不仅火候要掌握好，而且烧制时间也很讲究。应玉德随手从桌上拿出一个成品工艺碟子说：“温度控制好了，烧出来的瓷板画颜色很亮，很好看。烧不好就会把瓷板砖烧坏！”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农民家庭在翻盖新房时，时兴在新房上镶嵌一些瓷板画。2004年，应玉德回乡创业，在自己的小院里建了一个小窑，专业做起瓷板画来，生意异常红火。
现在，他不仅在瓷板砖上作画，而且还在家用的碗、盘、碟子上绘画。在内容上，应玉德最近在向“中国孝文化”方面延伸。应玉德说，原来画的大多是松、鹤、福、寿等民俗画，时下，全国都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的画中也融入了文明和谐、孝老爱亲等元素。
应玉德在瓷板砖上即兴画“竹报平安”。陈振强摄
瓷器上的刺绣——刻瓷艺术
“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这句古话像是为刻瓷量身定做的。何谓刻瓷？顾名思义，就是运用特制刀具在烧制后的瓷面上进行雕刻的技艺，有人形象地将其比作瓷器上的刺绣。
人物、山水、花鸟、书法……凡是能着墨于纸上的事物，无不可“绣”于瓷器之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经过一番刀雕斧凿，瓷赖画而显，画依瓷而传，艺术家们称赞其“触有手感、观有笔墨”，既有“金石趣”，又有“笔墨韵”。“刻瓷起源于18世纪，只有200多年历史，与其它艺术门类相比属年轻一族，但是它的萌生与远古的甲骨刻字、青铜铸雕，秦汉的刻剥玉，唐宋元明清的木雕、牙雕、石雕等装饰技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陶瓷馆研究员王一君介绍。
是的，与其载体——瓷器相比，刻瓷确实太过年轻了。
相传清朝乾隆皇帝常在自己特别喜欢的瓷器上题诗，用以寄情抒怀。为使御迹能保留长久，宫庭艺人就想办法将墨宝刻于瓷器上，从而真正产生了刻瓷。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农工商部工艺局学堂设有镌瓷科，专门培训刻瓷人才，当时的教师是著名刻瓷艺人华约三。其后，刻瓷艺人戴玉屏、陈智光、朱友麟等，都是华约三的学生。
上世纪初，刻瓷在中原地区流传甚广，尽管艺术水准参差不齐，但很多民间艺人都掌握着这套瓷上雕刻的本领。后来，因为战乱，这门技艺逐渐失传。解放后，刻瓷技艺已经鲜有人掌握。苏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立说：“上世纪60年代以前，江南民间偶见有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工匠，从事在碗内或碗底凿刻姓氏的手艺，也算是一种刻瓷，只是十分简单粗糙，算不得是一种艺术。”
日前，由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孙兆宝创作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刻瓷作品在淄博完成。作品以黄河、泰山为题材，长2.6米，宽1.2米
“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社会上提倡解放思想、推动生产力的时期，人们开始释放出沉积已久的热情和能量。”从事刻瓷创作和研究20多年的苏州刻瓷艺人陆震宇说，“一时间，沉寂了多年的刻瓷艺术也和其它的艺术一样，重新出现在诸多媒体上。”
改革开放使刻瓷获得重生。北京、上海、淄博、青岛、南京等地又重现刻瓷的身影。各地陆续涌现出有名的刻瓷艺术家。其中数淄博的刻瓷艺术最为成熟，刻瓷产业最为发达。
为什么是淄博？
“世界刻瓷在中国，中国刻瓷看淄博”。
有着8000多年陶瓷生产史的淄博，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谋求陶瓷工艺的发展，当初定了两个发展方向：一学江西景德镇的粉彩，二学湖南醴陵的釉下彩。不过，由于淄博本地的陶土、烧成等因素不适合发展这两项工艺，寻找新的陶瓷工艺迫在眉睫。
字串7
1975年春天，淄博瓷厂一位酷爱美术和书法的年轻工人张明文，偶然间受到启发，在一个瓷瓶上刻了一株梅花，并配上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用墨上了色，被前来参观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翟荫塘看到后，当即定下300件刻瓷作品作为国礼。
“那时，厂里把当年分来的5位美校学生划给我，成立了刻瓷组，由我传授刚掌握不久的新技术。”如今66岁的张老回忆起往事历历在目。刻瓷就这样在淄博传授开来。
作为淄博刻瓷的创始人，张明文不仅改进前人的刻瓷工具，发明了钻石扁形刀，还摸索出多种刻法如大写意刀法、水墨刻法、钻刻冰纹敷色法等。2002年，他61岁时又开创了在薄胎瓷器上刻瓷的先河。2006年12月，他被评为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成为中国刻瓷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30多年来，淄博已有超过3000名专业从事刻瓷艺术的工作者，还有数千名业余爱好者，加起来近万人热衷于刻瓷艺术。著名刻瓷艺人有张明文、冯乃江、李梓源、朱一圭、马林、纪荣福、罗晓东、王长永等。其中，李梓源刻制的鲁青瓷5头文具在1982年慕尼黑第34届手工艺品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陶瓷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
1985年，淄博以刻瓷研究为主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的研究机构——淄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为了便于刻瓷艺术走向市场，淄博成立了许多专门的工艺公司，对刻瓷工艺品进行包装、宣传和出售。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刻瓷产业的发展，对相关企业也采取了免税等政策。
字串5
政府推动刻瓷产业发展是件好事，但是在产业化的浪潮中怎么保证刻瓷艺术不流失呢？对于这个难题，作为当代大师，张明文的思考是：“刻瓷艺术工作者应将主要精力放在艺术上，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对市场化问题，能引入经纪人机制最好，艺术家只需要埋头搞好刻瓷艺术，经营市场则交给经纪公司去打理，这也符合市场规律。”
瓷上纹饰之虎——虎虎生威
我国生肖中的十二种动物都是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接近的。一类是已被驯化的六畜，即牛、羊、马、猪、狗、鸡；第二类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动物如虎、蛇、鼠、兔、猴；第三类则是中国传统的象征性吉祥物龙。虎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位，自古以来虎便为人所敬畏，被称为“百兽之王”，与“鳞虫之长”的龙作为并列。所以常有“左龙右虎”作为护卫的习惯。虎因此也就成为了“势不可挡、不可战胜、不容侵犯”的代名词。
其实，在中国随处可见虎的形象，殷墟甲骨文中就有“虎”字，现代汉字中的“虎”就很像一只虎，还有许多成语、民间俗语中都有虎出现。从古代帝王将相到庶民百姓，虎的象征非常广泛，如虎冠、虎袍、虎符、虎环、虎雕、虎画以及孩童戴的虎头帽，穿的虎头鞋等等。
由于虎文化之深厚、积累之深远，所以历代画虎、赏虎已成为一种时尚。陶瓷中虎题材的作品也是十分广泛。既有釉上粉彩、新彩，又有釉下青花、五彩，还有釉上釉下结合的综合彩。既有在瓷板、瓷瓶、瓷盘上画虎，也有用泥土雕塑的瓷虎等。自古以来，画虎多用工笔，毛发毕现、栩栩如生。已故陶瓷工艺美术家，“珠山八友”之一的毕渊明从艺开始就酷爱画虎，经常悉心研究虎姿雄威，潜心探求画虎真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他的笔下，寒风卧虎如磐，巍然雄踞；光天立虎如松，气宇轩然；碧水游虎如龙，悠然成趣；平地奔虎如风，势不可挡。真可谓“虎神生灵气，百态动千姿”。
所以虎以其势如破竹的“王者风范”呈现着“虎跃五福”、“虎啸风生”的美好寓意，备受人们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