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角度上看陶瓷文化与绘画、书法的关系

1、陶瓷艺术与绘画,无论是从艺术本质、特征,还是从表现手段来看,都有共通之外。绘画艺术讲究“气韵生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讲究“骨法用笔”、“画龙点晴”,着重形象的刻划和意境美的追求,讲究兼工带写,以浑然天成、本色自然、含蓄蕴藉为品位,遵循“作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大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创作原则,强调艺术家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创作营养,并反映生活。绘画艺术所要求的这一切,陶瓷艺术无一例外地要遵循。传统派是如此,学院派也毫不例外。

绘画性的彩绘作品是这样,即使是陶瓷雕塑作品也和绘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著名陶瓷雕塑艺术家刘远长,对中国绘画与陶瓷雕塑之间的关系深有体会。他在《学习瓷雕古装人物的体会》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物画特别是工笔重彩人物画,对意境、形象、动态、衣纹都有严格的要求。既写实又夸张;既要求逼真,又讲究装饰性。传统人物瓷雕受中国画的影响很深,它们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学习中国人物画对于古装人物瓷雕有着直接的影响。应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它们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古装人物瓷雕也是如此,石湾‘公仔’的传神、古朴和苍劲,德化瓷塑观音的慈祥端庄、衣纹流畅婉转,以及景德镇瓷塑色彩斑斓、富丽堂皇、造型简练、富于装饰性等等,都是传统的中国画中吸取了营养”。他还结合其创作,具体谈了他从国画中汲取了哪些营养,“我创作的《文成公主》瓷雕,文静典雅,脸型圆润(成鸭蛋形),发饰细腻,衣纹简练而又流畅,都吸收了中国人物画的营养。而瓷雕诸葛亮,又类似国画中兼工带写,着重了形象刻划,前额开阔,仪态自然,眉宇间表现出思虑远谋,而衣纹都是寥寥几下,借用了国画的‘钉头鼠尾描’”。

我们知道,线条、无论是对于国画,还是陶瓷雕塑以及书法,都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著名陶瓷雕塑家、周国桢先生对泥条盘筑工艺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论述。他在《本土意识的崛起――谈泥条盘筑陶艺》一文中写道:“近来,我运用古老的盘筑工艺创作动物雕塑作品,深有体会:泥条盘筑不仅可以作为成型手段,而且它的立体线条比绘画艺术中的平面线条有更广阔的表现余地。因此,我在成型中非但舍不得抹去那凸现的线条,反而要设法发掘它潜在的表现力。这是我自然要综合借鉴中国画等门类中的线条的表现力”、“盘筑工艺的基本语汇是以线造型,但表现对象的形体上不能满足整齐划一的线条排列。要讲究线条的对比变化,例如粗细、长短、疏密、虚实、浓淡、穿插、扭结,从而产生线条的节奏韵律。有的线条可以淡化,形成块面。这样形成了线面的二层对比,互为映衬,互为突出,犹如水墨画中的黑白关系,有时还要在线与线之间、线与面之间的适当位置上,加上一些圆点,以示提神或补缺,或者产生装饰性的效果(有的还同时起到加强外壁的支撑点的作用),这样,又形成了点线面的三层对比关系,交相辉映。”

周先生所谈,是从他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用泥土盘筑工艺,创作出不少大气、朴拙、本色、自然的作品,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2、书法艺术,同样讲究和强调线的表现力。它在艺术特征方面,与陶瓷艺术的联系,初看似乎不相关。实际上,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从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来看,它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再现与表现、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它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自自然形象而又远离了自然形象。人们将自己的精神意蕴、生命情丝、审美趣味化为或纵或收、或枯或润、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经验。“在造型过程中,作者的感情就一起和笔力融合在一起活动着,笔所到处,无论是长线短线,是短到极短的点和由点扩大的块,都成为感情活动的痕迹”。中国古代美学家对书法的这种特性早有精辟的论述。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蔡邕在《笔论》中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可以见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怪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清代刘熙载更是一语破的:“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另外,绘画艺术、书法艺术和陶瓷艺术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不适宜于表现持续性的情节性的事件,而长于表现一动作瞬间,并在动作瞬间内创造出颇富生命力和表现力以及想象力的艺术形象。黑格尔曾经指出:绘画“只能抓住某一顷刻”,把“正要过去的和正要到来的东西都凝聚在这一点上。”莱辛说得更加具体和明确,他说:“绘画在它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某一顷刻,所以就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刻记得上,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清楚的理解。”这虽然说的是绘画,但适用于陶瓷艺术和书法艺术,而且,这正是这两种艺术的特征之一,书法艺术表现得更甚,尽管书法要求“每为一字,各象其形,”要“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站,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尽管要求书法艺术要有如“悬针垂露之异,奔雷附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岩身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但它毕竟是一种抽象性、表现性、虚拟性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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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紫砂陶刻和书法的关系


自陶刻艺术诞生以来,书法就与陶刻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在陶刻中彰显书法的魅力,在书法中衬托陶刻的韵味,似乎是很多紫砂陶刻艺人永恒的追求,在陶刻中彰显书法的魅力,在书法中衬托陶刻的韵味一句就能很好地概括书法与陶刻的关系。

紫砂陶的雕刻不同于一般的雕刻,也有别于漆雕、木雕、碑文铭刻利其它陶瓷刻绘。它是在紫砂陶坯凹凸不平、多角线条等复杂的造型上进行刻画。诚然,书画雕刻是紫砂工艺过程中最后的一道工序,书画题材的取舍与笔法,基本上与国画相似。即有书有画,书画之外,还有款识印章。只是布局有不同,要按照砂陶器各种造型分别施艺,画面要求清晰而层次分明,一般都是先在陶坯上书画,然后依著字画雕刻。刻字要划平竖直,刻得珠圆玉润,鹿画要刻得有来龙去脉,做以结构相称,刀法分明。而雕刻用刀法则可归纳为划、竖、撇、踢、捺五个字。刻划刻刀先下后上;刻竖刻刀先左后右;刻撇先用顺刀后用逆刀;刻踢先用逆刀后用顺刀;刻捺刻刀先上后下。

陶刻艺人常常以书法来表现紫砂陶艺作品的个性和气质。将书法作为紫砂陶艺的主体,来表现该作品的思想、感情、风格以及丰富的内涵。作品或古朴端庄、或高贵典雅、或霸气十足,很多方面都是通过书法艺术来展示的。

而在紫砂陶艺中变现书法艺术,最主要的一方面就是通过书法的线条与紫砂壶作品的造型、色彩、材料等有着内在的一致与融合。因为每一件陶艺作品其实都是包含着一种感情、一种思想、一种境界的,不管是刀法、刻法还是表现内容都需要与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感情、思想想一致,那么作品中所融入的书法艺术也应该与陶艺作品的正题造型、感情相吻合。

紫砂陶刻的思想丰富而深邃、感情丰满而浓烈,它是经过时间的洗礼和文化的积淀孕育的最宝贵的珍品。有人曾说一个民族可以没有传奇,但不能没有传承,紫砂陶刻,就是中国民族千百年来最好的传承。

陶瓷文化与绘画


陶瓷艺术与绘画,无论是从艺术本质、特征,还是从表现手段来看,都有共通之外。绘画艺术讲究“气韵生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讲究“骨法用笔”、“画龙点晴”,着重形象的刻划和意境美的追求,讲究兼工带写,以浑然天成、本色自然、含蓄蕴藉为品位,遵循“作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大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创作原则,强调艺术家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创作营养,并反映生活。绘画艺术所要求的这一切,陶瓷艺术无一例外地要遵循。传统派是如此,学院派也毫不例外。

绘画性的彩绘作品是这样,即使是陶瓷雕塑作品也和绘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著名陶瓷雕塑艺术家刘远长,对中国绘画与陶瓷雕塑之间的关系深有体会。他在《学习瓷雕古装人物的体会》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物画特别是工笔重彩人物画,对意境、形象、动态、衣纹都有严格的要求。既写实又夸张;既要求逼真,又讲究装饰性。传统人物瓷雕受中国画的影响很深,它们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学习中国人物画对于古装人物瓷雕有着直接的影响。应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它们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古装人物瓷雕也是如此,石湾‘公仔’的传神、古朴和苍劲,德化瓷塑观音的慈祥端庄、衣纹流畅婉转,以及景德镇瓷塑色彩斑斓、富丽堂皇、造型简练、富于装饰性等等,都是传统的中国画中吸取了营养”。他还结合其创作,具体谈了他从国画中汲取了哪些营养,“我创作的《文成公主》瓷雕,文静典雅,脸型圆润(成鸭蛋形),发饰细腻,衣纹简练而又流畅,都吸收了中国人物画的营养。而瓷雕诸葛亮,又类似国画中兼工带写,着重了形象刻划,前额开阔,仪态自然,眉宇间表现出思虑远谋,而衣纹都是寥寥几下,借用了国画的‘钉头鼠尾描’”。

我们知道,线条、无论是对于国画,还是陶瓷雕塑以及书法,都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著名陶瓷雕塑家、周国桢先生对泥条盘筑工艺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论述。他在《本土意识的崛起――谈泥条盘筑陶艺》一文中写道:“近来,我运用古老的盘筑工艺创作动物雕塑作品,深有体会:泥条盘筑不仅可以作为成型手段,而且它的立体线条比绘画艺术中的平面线条有更广阔的表现余地。因此,我在成型中非但舍不得抹去那凸现的线条,反而要设法发掘它潜在的表现力。这是我自然要综合借鉴中国画等门类中的线条的表现力”、“盘筑工艺的基本语汇是以线造型,但表现对象的形体上不能满足整齐划一的线条排列。要讲究线条的对比变化,例如粗细、长短、疏密、虚实、浓淡、穿插、扭结,从而产生线条的节奏韵律。有的线条可以淡化,形成块面。这样形成了线面的二层对比,互为映衬,互为突出,犹如水墨画中的黑白关系,有时还要在线与线之间、线与面之间的适当位置上,加上一些圆点,以示提神或补缺,或者产生装饰性的效果(有的还同时起到加强外壁的支撑点的作用),这样,又形成了点线面的三层对比关系,交相辉映。”

从纯艺术角度看陶瓷文化、音乐、舞蹈和建筑艺术的区别


陶瓷艺术与音乐、舞蹈、建筑艺术都各有自己的艺术特征和艺术规律,但是,它们也具有相同的特征。

音乐艺术是抒情性的艺术,古希腊美学家柏拉图就认为节奏和曲调会渗透到灵魂里去,音乐性格的善恶使听者的灵魂变得优美或丑恶。乐圣贝多芬曾经断言:“音乐是比一切智慧及哲学还崇高的一种启示”。叔本华更是把音乐看作是唯一直接表现心魄的艺术。声音是音乐的本性,高亢或低沉,急促或舒缓,强烈或轻柔,都具有召唤心灵的感染力。

音响和人类情感、精神生活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具有纯粹感觉的冲击力。所以,有人将音乐定义为“感情的速记术”、“情绪的语言”,不是没有道理的。白居易的《琵琶行》出神入化、惟妙惟肖地对琵琶音乐的描写以及它所具有的感染力,对曾经学过这首诗的人来说,是不陌生的。无独有偶,中唐著名诗人韩愈有诗《听颖师弹琴》也有高超的描写。韩愈《听颖师弹琴》全文:“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何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中唐浪漫主义诗人李贺《李凭箜篌引》,更有绝妙的描写。李贺《李凭箜篌引》全诗:“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少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舞蹈艺术,同样是抒情性艺术。所不同的是音乐是通过声音的节奏与旋律来抒情,舞蹈则是通过人体的动作所呈现的动作力度、间歇、旋转、张弛、快慢、强弱、刚柔所形成的节奏与旋律来抒情。T、M格林指出“舞蹈是身体动作表现得最丰富、最纯粹、最富有变化的艺术。”例如芭蕾舞,“芭蕾是西方舞蹈最典范的样式。芭蕾的空间样式高贵典雅、变幻莫测。它的人体造型与服装造型融合为简洁优美韵致。它的如烟似梦的轻盈体态舞姿,可能唤起无边无涯的空间幻觉,也可能化为各个角度供人观赏、令人陶醉的动态性、虚灵性的雕塑样式”,不仅芭蕾舞是这样,其他舞蹈是这样,其他舞蹈如迪斯科、霹雳舞同样具有很强的抒情性。舞蹈从总体来看,它是一种表现性艺术,而不是一种再现性的艺术。我国民族舞蹈也同样如此。舞蹈将人带到如幻如梦的美妙境界。我国青年舞蹈家杨丽萍的舞蹈便是舞蹈艺术的最好阐释。

建筑艺术初看似乎与上述艺术种类以及陶瓷艺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就抒情性而言,建筑与上述艺术门类一样也讲究抒情,讲究审美的需要,与它们在这一点上有着共通性。当然,人们不能要求建筑的抒情方式与满足审美需要与上述艺术门类一样。如果那样,就抹杀了建筑的个性。实用、坚固、美观,是建筑艺术的三要素。但建筑艺术的“审美意义以实用、坚固为前提条件而派生出来,因为建筑的审美价值有赖于建筑的功用价值、科学技术价值而存在,才使建筑在符号体系上成为造型与非造型的综合形式,使建筑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性极强的艺术品。建筑艺术,总是以它的外观最直接的为人们所感知,空间的、体积的、造型的、线条的、形态的种种因素,构成人们对建筑的审美经验的核心”、“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这种说法道出了建筑音乐两种艺术的共同特征。形式美的规律,如比例与尺度、对比与谐调、节奏与韵律、均衡与对称,适用于一切艺术种类,或者说,一切艺术种类都必须遵循形式美规律。这是美的共同要求。在音乐与建筑之间,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德国大诗人歌德曾说过他在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廊栏内散步时,感觉到了音乐的旋律。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还为北京天宁寺辽代砖砌的立面谱出了无声的乐章,从颐和园的长廊内发现了和谐的节奏”。陶瓷艺术同样是一种抒情性很强的艺术,要满足审美的要求。就与环境的关系而言,建筑艺术是典型的环境艺术;陶瓷艺术是陈设性艺术,对环境有很高的要求,人们对于此,是不会有疑问的。但是,音乐与舞蹈同样要讲究环境,要与环境相谐调。音乐虽属时间性艺术,大自然中的鸟鸣声、流水声以及天籁,虽然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音乐,有时也会令人欢喜。但这只是一种原始性的艺术。不能想象没有相应环境要求的《阳关三叠》、《大浪淘沙》、《十面埋伏》还有什么音乐性而言。同样,没有相应环境要求,芭蕾舞《天鹅湖》就将大大降低舞蹈的艺术性。特别是舞蹈,它既是一种时间艺术,也是一种空间艺术,它需要舞台、道具、灯光来共同实现造型需要。而且,舞蹈形象是空间里有程序地展开的动态形象,对环境的要求是相当高的。舞台设计、道具设计、灯光设计甚至烟幕的施放都是为制造一种相应的环境。

正因为陶瓷艺术与音乐艺术、舞蹈艺术、建筑艺术有共同的属性,陶瓷艺术家们从这些艺术门类中吸收了不少有益的艺术营养。除作为题材使用外,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也有不少的借鉴,无论是在造型还是在意境的追求,以及在与环境的谐调等方面都是这样。举例来说,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恭坤就有几件以音乐为题材的作品,如《春江花月夜》、《三个歌唱家》等。

高级工艺美术师曾亚林的《四老奏乐》以其构思新颖、形象生动、装饰古朴而受到好评。

刘远长的《春燕展翅》是以舞蹈为题材的典型之作。这件作品不仅造型优美,技艺精湛,而且工艺难度相当大。工艺难度不仅因为短裙是镂雕作品,而且因为其单腿立地,支撑整个舞蹈身体的造型,令人叫绝,而成为历史珍品。以舞蹈为题材的作品也不鲜见。景德镇雕塑瓷厂的《唐代仕女》,取材于唐人舞蹈。舞姿的曼妙,体态的优美,色彩的淡雅,格调的清新,生动地再现了唐代乐舞的形象。实际上,以音乐为题材的作品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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