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单词往往具多义性，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只要联系上下文，一般不会搞错。但有时也会出现误会，之所以如此，一般是由于互相之间没有达成默契，即没有形成所谓的约定俗成。比如“官窑”二字，可能是瓷学著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了，然而仔细阅读不同作者的文字，可以发现每人在使用这个词时，同一语境中所表达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使用时内涵也会有所出入。稍作总结，可以发现这个词起码有以下四种意思：一是泛指古代所有为皇室乃至官府烧制陶、瓷器的窑场，实际上把历代贡窑都圈划了进去。如从这一概念出发，所谓“官窑”起码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据有关报道，岳州窑曾出土南北朝时的“太官”字铭瓷片和“官”字款匣钵，而落“官”字的瓷器通常属贡窑，这在瓷学界基本已成共识 ；二是仅指生产资料所有权归皇室所有的官办瓷器窑场，不仅与所有权属民间，但烧制御瓷的“贡窑”划清界限，也区别于另—些同样是官办的烧制建筑用材、陶器的“官窑”，相当于明清人概念中的御器厂或御窑、御厂。如实指的话，除了明清景德镇珠山范围内的那个“官窑”外，历史上真正称得上这一概念的，只有北宋徽宗时的那个“自置窑烧造”的“汴京窑”及南奔后“袭故京遗制”的杭州“修内司窑”、“乌龟山窑”；第三是仅指御器厂内的窑炉，如《浮梁县志》云：“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虽然宋人已将官办窑场包括作坊和窑炉两大部分 简称为“官窑”，但因明代景德镇的生产体制往往是作坊与窑炉分开经营除嘉靖之前的御厂和少数兼有作坊和窑炉的业主完全是“囵烧”外，嘉靖时部分“厂坯”和相当部分民用器都采取“搭烧”法，而康熙以后，所有“厂坯”都实行“官搭民烧”，即官器在民设窑炉内焙烧的制度 ，为了有所区分，所以当时“官窑”一词仅指官设窑炉《江西大志》云：“陶窑，官五十八座” ，而称官办作坊为“御器厂”、“御厂”；第四层意思实际是“官窑器”三字的简称。
由于指向有别，这就难免造成交流时的彼此误会。比如景德镇至正型元青花，有专家说它们属官窑，是基于它们与元代官用瓷器枢府瓷同出一窑，且发现有五爪龙纹；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应属民窑，理由是这些产品并非全供官用有“至正十一年”象耳瓶上的铭文为证 ，即便有部分产品属御用之器，也只是属贡瓷性质。其实前者的立论前提是把贡窑也划入官窑范畴，属广义，后者则比较纯粹，属狭义。近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瓷学家们正在尝试将“官窑”这个词统一用法，如有专家主张干脆单独列出“御窑”这一概念，以区别于贡窑及地方“官窑”，但又有人认为“官窑”之“官”本来就不是指一般官府，而是“官家”、“官人”之“官”，再说宋人早就称“自置窑烧造”的皇家窑场为“官窑”，我们何必再节外生枝呢﹖实际上，究竟是用“贡窑”对应“官窑”，还是用“官窑”对应“御窑”都不重要，只要达成默契即可，重要的是瓷学界在超越经验主义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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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官窑”？何为“民窑”？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新平(景德镇)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年－－983年)，泒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赿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明代采取“官办民窑”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 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折中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民窑是对官窑而言。广义地讲，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瓷器及其产品，都是民窑。
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陶瓷器均产生于民间中，到了唐代，瓷器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印度、埃及、和波斯等地。据考证，在这些地区都发掘有唐三彩，赿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等。民窑于此已有较大的发展，并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唐代以后，各地民窑辈出，竞相媲美，往往有供不应求之势。其中著名 的，宋代有钧窑、汝窑、定窑。章一生的哥窑“纹片瓷”以及章生二的弟窑(龙泉青瓷)等。
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三百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 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三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官窑和民窑的区别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景德镇（原新平）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明代采取“官办民烧”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50多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民窑是对官窑而言。广义的讲，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瓷窑及其产品，都是民窑。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陶瓷器均产于民间中，到了唐代，瓷器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印度、埃及和波斯等地。据考证，在这些地区都发觉有唐三彩、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等。民窑于此已有较大的发展，并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唐代以后，各地民窑辈出，竞相媲美，往往有供不应求之势。其中著名的，宋代有钧窑、汝窑、定窑等。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300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官窑与民窑的关联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景德镇（原新平）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明代采取“官办民烧”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50多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民窑是对官窑而言。广义地讲，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瓷窑及其产品，都是民窑。 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陶瓷器均产生于民间中，到了唐代，瓷器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印度、埃及和波斯等地。据考证，在这些地区都发掘有唐三彩、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等。民窑于此已有较大的发展，并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唐代以后，各地民窑辈出，竞相媲美，往往有供不应求之势。其中著名的，宋代有钧窑、汝窑、定窑等。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300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长沙铜官窑遗址确查窑址76处
本报3月7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梁笑)记者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自去年长沙铜官窑遗址公园考古工作启动后，至今考古工作队已在石渚湖南北两岸约2公里范围内确查窑址74处，还在铜官窑遗址西北的觉华山西北麓发现两座窑。
据领队张兴国介绍，石渚湖北区基本与现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重合，面积约68万平方米，确查64处窑址，其中有9处已彻底被毁。专家判断，北区内沿河(湘江)、沿湖(石渚湖)的窑群，其始烧时代可能相对较早，堆积区地层底部以青瓷为主。石渚湖南区窑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共确查窑址10处。调查表明，石渚湖南岸以烧制青瓷器和粗陶胎质的大型盛器为主，南北两岸的窑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对于觉华山西北麓发现的两座窑，张兴国表示，这说明唐代窑址从石渚湖向北到铜官老镇都有分布，铜官一带的制瓷业在唐代就已十分繁荣，历史时期湘江两岸的窑址从铜官到湘阴直至洞庭湖口连绵不断。这些以烧制青瓷为主的窑址很可能就是《茶经》中所提及的岳州窑，长沙窑早期烧制的青瓷产品可能被视为岳州窑的一部分。
明清御窑瓷器上的篆体年款
御窑瓷器，系指明清两代景德镇御窑厂的产品。这里之所以没有沿用长期以来用指这种瓷器的习称—“官窑瓷器”，是由于本人认为官窑和御窑是两个不同的要领。官窑可泛指历代官府设置或由官府经营的烧制陶瓷器的窑场;而御窑厂则是明宣德以后的明清两代设在景德镇专门烧造御用瓷器的特殊官窑。考虑到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立有《江西》条记录御窑厂的烧造事务，在档案内容中凡提及此事的也均以“江西”指代，可见在宫廷文书、档案“江西”乃御窑厂的代称。同时清因明制，在景德镇设有御窑厂并建有御属，则说明御窑厂是管理烧造御用器物的官衙和具体运作机构。再者，从坤宁宫院内琉璃砖花墙的黄、绿琉璃砖上有“嘉庆三年官窑敬造”的满、汉双语铭文可知，设在北京门头沟琉璃渠烧造这些琉璃砖的琉璃窑厂在当时称作“官窑”。
清嘉庆绿琉璃砖“嘉庆三年官窑敬造”款识
如此在清代“御窑厂”与“官窑”虽都是官办的窑场，但即使在清人自己看来，其所指与烧造内容均不相同，最起码在宫廷文献是这样。为了确切期间，本文便使用了“御窑瓷器”这一概念。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斗彩婴戏图玉壶春瓶底部
规矩年款是指“大明某某年制”、“大清某某年制”中间填写年号的书款方式，在明清代的各种工艺品上均习见。见于瓷器，书刻年号款始自永乐，
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青花压手杯（花心）
而规矩年款的使用则首见于宣德时期，至成化朝成为定制，此后遂多例袭。考其字体有楷书与篆体两种，而其布局则可见方框、圆圈或无框方排与横排类。
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青花加金彩缠枝苜蓿花纹碗（无款）
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德蓝釉白花鱼莲纹盘（双圈款）
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粉彩人鹿纹梅瓶（单圈款）
故宫博物院藏明正德素三彩海蟾纹三足洗（方框款）
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斗彩缠枝花纹三足洗（楷书无框方排）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青釉镂空粉彩描金夔凤纹套瓶（篆书无框方排）
清代御窑瓷器上的年款，就字体论时代特性颇著:顺、康两朝两行六字楷书款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雍正朝篆体规矩款渐多，乾、嘉、道三朝则以篆体规矩年款居主流，咸、同、光、宣四朝又以六字楷书为主。至于清代御窑瓷器上的篆体规矩年款，就笔者经手整理过的二十多万件故宫藏清代瓷器看，二百余年间其变化规律颇为明显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大”、“清”、“年”和“制”四字上，尤以清字为最，谨述之如后。
由于笔者未曾见过顺治时期的篆体规矩年款，在耿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一书的相关章节中，也没说顺治时期的御窑瓷器上有篆体年款的子，再考虑到明代的六字规矩年款未见有篆体者，且至清代康熙时期的御窑瓷器上的规矩年款仍以楷书为主而鲜见篆体者，虽不能就此对居于中间的顺治时期篆体规矩年款的有无下否定的结论，但本文却只能对其付之阙如，暂搁而不了。康熙时期的篆体规矩年款(见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图567)，在书写格式上和后来者差别较大:大字第一笔为横笔，第二笔为竖笔，第三笔则为横折，第四、五笔均为竖笔。清字的三点水旁为三竖，青字头的最上部作“山”字形，月字写成两竖笔夹一“工”字。年上部如同缺最上一横的“由”字，其下为半方框内填写反向的“彐”字。制的左上半部最上处如“山”形，右上半的斤字形如“与”，唯其最后一笔改横为竖，下半部的衣字写成“冂”内填以连笔的两竖道。
雍正一朝处在康熙、乾隆两朝之间，且雍正皇帝本人对所谓的康乾盛世的出现有着极大的作用，清王朝之财富的聚敛在雍正朝处于巅峰。赖以康熙、雍正二帝的内外征伐、典章制度之建设，至雍正时清王朝暂无州每内乱之患，追求艺术方面的享受已成为可能。雍正二年设养心殿造办处掌制造内府器用绝非偶然，这大概也是清代御窑厂烧造高峰在雍正朝开始出现的社会原因。具体到规矩年款上，此时虽仍以六字楷书款为主，但篆体规矩年款也开始使用，这或可与雍正皇帝在清朝十帝中书法水准最高，相应地其欣赏品味与要求自也会最高有关。斯时的篆体规矩年款，字体特征明显者约见两种。
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天蓝釉葡萄纹十楞大碗
其一(图三），大字写成“冂”上加点，内填两竖。清字的三点水旁用五竖笔写成，自左而右第二笔上部、第四笔下部分别作右左折与中间的竖笔相连;青字头的最上部写成“山”形，月字如同一个四边均内弧的小方框中间填写一点或一竖;年字形如用一竖笔串起的反向的两个山字。竖笔上下两端分别右左折，其下与左框和十字相交连，制字左上半写作双“山”字头，下连“巾”字，右土半的斤字或如“勿”字缺笔、或如“力”字缺横头;下部衣字的第一笔为横笔中间凸折，其下是两个变体“人”字连写且写法略见不同。
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仿官釉琮式壁瓶
其二(图四),大字与第一例相同;和其一的款法相比，年字串起两“山”字的竖笔上下端均左折;清字的月变成两竖笔夹一“工”字;制的斤字写成最后一笔变为竖笔的“与”字;衣字写成横上加点且点横相连，其下为相交连的两个变体“几”字。
唐英六十九岁塑像
乾隆踵雍正之后，继续用唐英为“江西管窑务”的督陶官并加大财政投人，同时在各种管理政策上也给唐英提供诸多方便，使得御窑厂的烧造水平不仅能在釉色品种上有所创新，且在总体情况上也能保持雍正时期的水准。复加乾隆皇帝本人的博雅及其对窑业的直接关注，便有了大量高水平的乾隆御窑瓷器留存下来供后人鉴研。乾隆一朝达六十年之长，其间使用过的篆体规矩年款在写法自也较多变化，今举其荦荦要者可得如下七种。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粉青釉络子尊
其一(图五)，清、年、制三字一如所见雍正款之旧，大字“冂”内的两竖下端均弧而外撇。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粉彩折枝花卉纹灯笼瓶
其二(图六），和所示雍正年款的大、清二字略同。年字为下框与左框相交，其下“冂”内填写“民”字。制字的左上半为双“山”头下缀“巾”，右上半的斤字和衣字第一、二笔点、横和图4所示同，唯衣字的下半字变成了“凹”的上半部。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粉彩婴戏瓶
其三(见《明清瓷器鉴定》图569)，和图6相比，大字没有变化。清字的青字头和月字连笔长方框圈子起了“山”头形青字头的下部。年字的写法基本如图6，不同处是左起的第二竖笔上端和左框相连，第三竖笔构成“冂”的第一竖笔，“冂”内所填为形同图3, 4之年的左框与十字连笔。制字的斤字一如隶书，衣字缺最上点、余如图6。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仿明宣德青花人物图盘
其四(图7)和图6所示的大、年二字完全相同，清字的变化是月字写成长方框内填一竖道。制字的斤为隶书，衣字的最上点由原来居“巾”与“斤”中间变到位于“巾”内。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粉彩像生瓷果品盘
其五(图8)，大、清、年三字和图7所见同。制字的变化是斤字写成最后一笔作竖道的“与”字，衣字的最下部形如“儿”与“冂”连写。
其六(图9),“大清乾隆年制”六字分两行排列。大字和图4所见同。清字的三点水三笔写成，为折笔加两竖道。青头、月字的写法一如图7所示。年字上为“凵”内写“刀”，其下是“冂”内填“民”。制字的左上部为“山”头下加“小”，斤字的写法和图7同。衣字为“人”下加“凹”的上半部。这种款只见于豆青釉高足碗、花口小碟和青花高足碗上。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仿明嘉靖黄地红彩云龙纹盖罐
其七，有带方框与不带方框两种，其大、年、制三字一如图7所见。清字则和图9所见同。其中带方框的见于矾红彩天鸡盖靶碗及红地粉彩勾莲盖碗上，而不带方框的仅见于几种香插和矾红彩乾隆丙寅御制诗文松梅佛盖碗上。
考档案所记，乾隆一朝和篆体年款的写法相关的约略有如下三条:
(乾隆二年)十月十六日，太监高玉交篆字款纸样一张，传旨:以后烧尊、瓶、罐、盘、盅、碗、碟瓷器等，俱照此篆字款式轻重成造成。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大臣海望查得乾隆二年正月间，宫殿监正侍谢成、李英传交烧造瓷器旨意一件并样子五十九件，照样烧造瓷器四万七千一百二十件。数月清单一件，交太监胡世杰转奏。奉旨:着将原样俱行缴回不必烧造，嗣后着遵照新发去样式烧造。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与怡亲王、德保:此次唐英呈进瓷器(按：此指该日唐英持进交总管胡沦洲呈览的上色呈样尊、瓶、罐等一百二十七件，上色呈样盘、碗、盅、碟等二百二十四件二上色装桶尊、瓶、罐等四百六十七件，上色装捅盘、碗、盅、碟等共四千七百三十八件)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不准报梢，着伊赔补。
根据这三条记载可知，在乾隆二年和乾隆十二年江西御窑厂所烧瓷器的篆体规矩年款当有两次明显的变化。另，实物和档案文献对照，乾隆十一年记事档:
七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交嘉窑青花白地人物撤口盅(随旧锦匣)，传旨:照此盅样，将里面底上改画带枝松梅佛花纹，线上.照里口一样添扣意云，中间要白地;盔外口并足上亦添如意云中间亦要白地写御笔字。先做样呈览，准时交江西唐英烧造。十一月初七日，呈样览，奉旨:照样准烧造。将盅上字着唐英分匀、娜直。再按此盅的花样、诗字，照甘露瓶抹红颜色亦烧造些，其蓝花盅上花样、字、图、书俱要一色蓝;红花盔上花样、字、图、书俱要一色红。盅底俱烧“大清乾隆年制”篆字方款，其款亦随盅的颜色。
清乾隆 矾红宝相花纹甘露瓶一对 高22.3cm 成交价：1,207,500 人民币
2016年5月14日 北京东正2016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重要宫廷夜场(Lot 0345) 文中所记的抹红、蓝花仿“嘉窑青花人物撇口盅”，当即故宫旧藏的乾隆款矾红彩或青花松梅佛御制诗文盖碗，其年款有图7、图10两种。
2016年巴黎苏富比首拍Lot 96 清乾隆 矾红彩「三清茶」碗 《大清乾隆年制》款 直径：11cm 估价：15,000 - 25,000 欧元 成交价：50,000 欧元
见于书写乾隆丁亥(即乾隆三十二年)初庚御制《荷露烹茶一律》诗文的盖碗上，已说明使用它的年限。所见年款和乾隆丙寅(即乾隆十一年)小春御题诗相配，既可以说明它在乾隆十一年前已开始使用;也可能是乾隆十八年十一月记事档:“二十五日，首领张玉传旨:照烧过御制诗茶吊样款再烧造八对。要红花红字白地茶吊四对、青花青字白地茶吊四对、青花青字白地茶吊四时(此按: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唐英将照样烧造的茶吊八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再次烧造松梅佛御制诗语言盖碗的实物体现。
图5的字体一如雍正款的第三式，有可能是乾隆二年十月诏颁篆款新样以前御窑厂对正款式的沿用。另从图6的清、乾二字，图7的乾字看，其使用年代应和图5相去不远。
故宫博物院藏清嘉庆粉彩龙凤穿牡丹纹双耳瓶
嘉庆御窑瓷器的烧造，从款式书写布局、器物的纹饰与造型均仍乾隆朝之旧。或许这是乾隆皇帝的四年太上皇，给嘉庆朝的政治生活造成的阴影之一。嘉庆时的篆体规矩年款约见两种。占据绝对主流的是，除了用“嘉庆”替代“乾隆”二字外，大、清、年三和图8所见均同，制字的左上半写成十字上下串起两个反向的“山”字，此其一。
故宫博物院藏清嘉庆黄地粉彩勾莲开光“万寿无疆”碗
另一种书写格式的年款，和图10所见的大、清、年三字同，制字则如图11示。与乾隆的这种年款只见于蜡插和矾红彩松梅御制诗文盖碗一样，嘉庆的这类款式也只见于为数不多的蜡插上。自道光至宣统，御窑瓷器上的篆体规矩年款则非常划一，布局任为六字方款，“大、清、年、制”四字沿袭乾隆篆款的第七种、嘉庆篆款的第二种格式。
故宫博物院藏清道光青花缠枝莲托八吉祥纹双耳瓶
不同的是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替代了原来“乾隆”、“嘉庆”字样。
如此看来，清代御窑瓷器篆体规矩年款上变化最为显著的是清字，大致存在三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康熙到乾隆初年为第一期，清的三点水用五笔写成，其右上的青字头最上部作“山”形，右下的月为两竖或两内弧线加一“工”，第二期始自乾隆中期讫于嘉庆末年，此期清的主要变化是三点水旁用两竖与一竖折写出。诚如前文所述，在乾隆、嘉庆时期第三期习用的清字已经出现，且在道光以降尤其是光绪时期清的写法也有如第二期者，不过考虑到前者仅见于少数几种器物上，而后者则可视为对前者的模仿，应该是无妨从二十多万件御窑瓷器中归纳出来的清字的三期阶段性规律的对这种御窑瓷器上篆体规矩年款的一般书写规律，也是今天鉴定清代御窑瓷器尤其是鉴定那些所谓清代官仿瓷器时应注意的内容。
嘉庆御窑：端庄华丽洋彩瓷器赏析
景德镇御窑厂所烧造瓷器品种也基本上沿袭乾隆朝的部分品种，见有青花、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洋彩)、素三彩、黄地绿彩、绿地紫彩、白地矾红彩、色釉地描金、仿宋代汝官哥釉、冬青油、霁红釉、霁蓝釉、厂官釉、炉钧釉、窑变釉等。 乾隆六十年(1795年)，86岁高龄，已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宣布传位于已被秘密建立皇储的时年已35岁的皇十五子颐琰，改元嘉庆，定翌年为嘉庆元年。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在太和殿前举行了盛大的禅位典礼。然而，实际上，从授受大典过后，直至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皇帝辞世，这3年多的时间堪称乾隆皇帝以太上皇的名义实行执政60年后的新的训政时期。事实证明，这种训政除了礼仪上的某些差别，以及其身边只是多了个惟命是从、亦步亦趋的嗣皇帝之外，与其原先的执政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而乾隆皇帝却达到了既赢得遵守诺言，在位60年即传位嗣子的千古美名，又实际控制朝政的双重目的。也就是说，乾隆皇帝的禅让，只不过是一种表面形式，名让而实不让。 嘉庆朝历时25年，景德镇御窑厂由历任九江关监督兼管，嘉庆元年至四年五月，担任九江关监督并兼管景德镇御窑厂务的是全德。鉴于上述原因，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景德镇御窑厂所烧造的瓷器，实际上是乾隆御窑瓷器风格的延续，其造型、胎釉、图案纹饰等均沿袭乾隆朝旧制，只不过所署年款因改元的原因，而改书嘉庆年款。这些御窑瓷器若不署年款，则很难辨别究竟是属于乾隆朝还是嘉庆朝。 在这3年多时间里，景德镇御窑厂所烧造瓷器品种也基本上沿袭乾隆朝的部分品种，见有青花、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洋彩)、素三彩、黄地绿彩、绿地紫彩、白地矾红彩、色釉地描金、仿宋代汝官哥釉、冬青油、霁红釉、霁蓝釉、厂官釉、炉钧釉、窑变釉等。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色地洋彩瓷器(以往被称作“粉彩”)，从传世实物和宫廷档案记载来看，其产量很大，而且制作水平较高。 从宫廷档案记载来看，嘉庆元年至三年，九江关监督全德监理景德镇御窑厂期间，全德及其他官员曾多次向朝廷进贡洋彩瓷器，这些洋彩瓷器大都为藏传佛教所用五供、七珍、八宝、宝塔、奔巴壶、宝瓶、法轮等。
清 嘉庆 淡绿地洋彩折枝莲托八吉祥纹香炉故宫博物院藏，炉高27.7厘米，口径17.2厘米，足距13.0厘米。方唇，短颈，扁圆腹，下呈以三兽腿形三足。肩部对称置两耳。炉内施松石绿釉。口沿上以胭脂红彩和蓝彩描绘几何纹。外壁淡绿地洋彩描金装饰，口边绘回纹，一长方形描金框内，自右向左署矾红彩篆体“大清嘉庆年制”6字横款。颈部绘折枝莲纹。肩部绘如意头纹。腹部绘折枝莲托轮、螺、伞、幢、花、罐、鱼、肠八吉祥纹，三足及两耳均绘折枝莲纹。外底中心有一环形凹进，环形区域内以胭脂红地缠枝花纹装饰，底中心以绿地粉彩朵花纹装饰。此种香炉为佛前五供之一，与其配套的还应有花觚一对、烛台一对。 如嘉庆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进单贡档记载： 九江关监督全德恭进：嵌玉如意成枝……洋红地洋彩五供成分、洋红地洋彩八宝成分、金地洋彩宝塔成分、黄地洋彩宝瓶成分、松绿地洋彩奔巴壶成对……洋彩太平有象成对……洋红地洋彩万代如意尊成对、翡翠地洋彩普天同庆尊成对、金地洋彩年年吉庆瓶成对……嘉庆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全德吉祥恭单。 此种与盖碗配套使用的茶托始见于乾隆时期，式样有长方形、海棠形等，以色地洋彩茶托多见，另见有以青花装饰者。 嘉庆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进单贡档记载： 奴才全德跪进：交圆明园嵌王如意成枝……交佛堂松绿地洋彩五供成分、交佛堂松绿地洋彩七珍成分、交佛堂黄地洋彩五供成分、交佛堂黄地洋彩八宝成分……交佛堂翡翠地洋彩宝瓶成对、 洋红地洋彩奔巴壶成对……翡翠地洋彩盖罐成对、黄地洋彩观音瓶成对…… 17至18世纪的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世界格局发生巨变，中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的关键时期。大批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和中外贸易的发展，促使中国与欧洲各国在经济和文化交往方面呈现前所未有的规模。随着许多西方人士尤其是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有的甚至进入宫廷服务，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药、哲学、地理学、机械学以及音乐、绘画、画珐琅工艺品等也随之传人，引起国人的好奇。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朝廷对西方文化和物质文明所表现出的极大兴趣，致使宫廷中刮起了一场持久而强劲的“西洋风”。在学习西方科技方面，康熙、雍正皇帝比较重视工艺技术及原材料的引进、研发，乾隆皇帝则偏重于西洋绘画技法及西洋纹饰的应用。 雍正、乾隆时期，西洋风在宫廷愈演愈烈，特别是乾隆时期，这种风气对当时宫廷各种工艺美术品几乎都产生过影响。仅以宫廷御用瓷器为例，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珐琅彩、洋彩、斗彩、青花等瓷器上，出现大量受西洋文化影响的装饰，它们有的是纯西洋风格，有的是中西合璧，有的采用光影明暗的西洋画法，有的则照搬西洋图案(其中最多见的是一种被称作“勾莲纹”的图案)。这种瓷器的共同风格是装饰繁缛，但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被称作“洋彩”的瓷器。这是一种使用珐琅彩料、运用西洋绘画技法在景德镇御窑厂制作完成的瓷器，而督陶官唐英正是创作洋彩的关键人物。
清 嘉庆 黄地洋彩御制诗文花辦式茶托 故宫博物院藏。高2.4厘米，口横16.0厘米，口纵12.0厘米，足横14.0厘米，足纵9.5厘米。曲边海棠式，平底，下承以四个条形足。内、外均饰以黄地洋彩折枝莲纹。内底金彩曲边海棠形开光内以红彩题嘉庆御制诗一首：“佳茗头纲贡，浇诗必月团。竹炉添活火，石铫沸惊湍。鱼蟹眼徐扬，旗枪影细攒。一瓯清兴足，春盎避轻寒。”外底黄地留白署红彩篆体“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款。 考“洋彩”一词最早见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督陶官唐英撰写的《陶成纪事》。其中谈到：“一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乾隆八年唐英奉敕编撰的《陶冶图编次》“圆琢洋彩”条曰：“圆琢白器五釆绘画，模仿西洋，故曰洋彩。”由此可见，“洋彩”强调的是在画法上模仿西洋珐琅画法，也就是使物象呈现光影明暗的效果，这也是其与“瓷胎画珐琅”不同之处。 洋彩瓷器虽然在雍正时期已有烧造，但当时产量并不大。到了乾隆时期，由于乾隆皇帝对这种新的彩瓷品种的喜好，遂开始大量烧造，所见有白地、洋黄地、洋红地、松石绿地、蓝地等各种色地的洋彩瓷器。有的还在色地上以铁锥拱出线条极细的蔓草类图案，当时宫廷档案称之为“锦上添花”。嘉庆以后直至宣统，洋彩瓷器一直都在烧造，只不过是产量和造型品种日趋减少，质量亦逐渐低下。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瓷器欣赏〈二〉
明代宣德青花缠枝花卉纹单把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螭龙纹大盖罐（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海浪仙山纹双耳三足大香炉（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海浪刻白龙纹大扁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大扁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螭龙纹梅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缠枝花卉纹梅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开光龙纹执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折枝花卉纹盖罐（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松树小景纹大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六出开光莲花纹花口折沿大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并蒂莲花纹折沿大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湖石鸡冠花纹大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牡丹纹折沿大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缠枝莲花纹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海兽纹大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戏珠龙纹鼓腹钵（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缠枝花卉纹方流直颈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六开光缠枝花卉纹烛台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瓷器赏析
明代宣德青花轮花纹双耳扁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开光花果纹执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海浪白龙纹敞足梅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影青刻海浪青花龙纹罐（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螭龙纹砚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网格纹鼓腹钵（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蟾形五毒鸟食罐（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鱼藻纹多棱金钟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莲托八宝折腰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青花缠枝莲花托八宝纹鼓形熏（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龙纹盖罐（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龙纹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折枝花卉纹直口大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七棱折沿花口钵（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团龙纹花口洗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青花龙凤纹窝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青花萱草纹宫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青花花鸟纹盖盒（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青花闹潮龙纹敛口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瓷器赏析
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瓷器欣赏〈一〉
明代永乐青花瓜纹折沿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荔枝纹窝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海水龙纹爵、歇爵山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菊纹执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折枝秋葵纹玉壶春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五龙纹玉壶春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缠枝莲花纹玉壶春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龙纹僧帽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缠枝牡丹纹军持（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作为瓷都，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尤其引人关注。历时一年多的考古发掘成果斐然：出土遗迹有晚清江西瓷业公司发行所一处，明初官窑窑炉遗迹四座，埋藏明永乐后期与宣德早期官窑落选贡品遗存两处，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官窑瓷器标本。
这批稀世遗珍，是窑址出土物，因年代可靠，学术价值高，享有最权威的断代标尺，为我们广大古代陶瓷集藏爱好者及鉴赏投资人士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物证资料。
明代永乐青花云龙纹直口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青花松竹梅纹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双狮绣球纹大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松竹梅纹长方花盆（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莲托杂宝纹高足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釉里红云龙纹梅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洒蓝釉刻龙纹大罐（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洒蓝釉刻龙纹钵（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宝石蓝釉釉里红龙纹高足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釉里红海兽纹高足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内红釉外釉里红点彩纹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天马纹天字盖罐（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缠枝莲花纹八宝天字盖罐（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八宝纹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花果纹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团莲荷纹大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菊纹小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缠枝莲花纹高足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青花鸡缸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海怪纹天字盖罐（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瓜藤螭龙纹天字盖罐（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缠枝莲托梵文小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折枝葡萄纹高足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灵芝纹团花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莲荷水草纹团花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应龙纹小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鱼藻纹金钟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菱龙纹小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小鸟果树纹高足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中国御窑史的斑斓余晖——慈禧御用瓷器
青花和粉彩是中国瓷器的两个重要品种。青花是釉下钴蓝彩，成熟于元，自明代起盛行至今。粉彩是釉上彩，出现于清康熙晚期，因其丰富多彩的表现效果，受到宫廷和民间的广泛青睐，迅速成为重要的瓷器品种。
粉彩在乾隆朝成熟，并达到高峰。但盛世过后，大清的制瓷水平总体显出颓势，即便御窑也不例外。咸丰五年（1855 年），太平军占领景德镇，并烧毁御窑场，陶瓷业受到致命打击。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斥资恢复御窑场。在同光中兴的背景下，便有了中国御窑史的夕阳余晖，这就是以慈禧御用瓷器为代表的晚清官窑瓷器，特别是其中的粉彩瓷，风格浓烈鲜明，独树一帜。 慈禧的人生非常动荡。她出身贵族，但家道不济，贵而不富，又年少丧父。入宫后，一度得宠，却好景不长。逃难、丧夫、丧子、战乱等一系列打击横飞逆来。虽然身为晚清的实际统治者，可是她人生中欢乐的时光非常短暂。有一个地方留下了她年轻时的幸福记忆，那就是储秀宫。 在慈禧漫长而显赫的一生中，储秀宫是她的福地。储秀宫是内廷西六宫之一，建于明永乐年间，初名寿昌宫，嘉靖十四年（1535 年）更名储秀宫。慈禧在储秀宫的岁月分为两个阶段。 咸丰二年（1852 年）慈禧刚进宫被封为兰贵人时，在这里居住，并被咸丰帝宠幸。咸丰六年三月（1856 年），已晋升为懿嫔的她，在后殿丽景轩生下载淳，即同治帝。旋即她又被晋封为懿妃、懿贵妃。在这第一阶段的8年中，慈禧颇为春风得意。 咸丰十年（1860 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以木兰秋狝为名，携后妃逃往热河。翌年，他在避暑山庄去世。同一年，已是圣母皇太后的慈禧奉咸丰帝梓宫从热河回京，在恭亲王的帮助下，中途收拾了顾命八大臣后，先后入住养心殿和长春宫，并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开始了她对大清的实际统治。慈禧在养心殿和长春宫住了24年，其间经历了整个同治朝和光绪前期。 光绪十年（1884 年）慈禧拟二次撤帘归政，并庆祝五十岁生日，遂移居储秀宫，重修宫室，开始她第二阶段在储秀宫的岁月，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74岁高龄去世。慈禧在储秀宫前后共生活了32年。相比长春宫，她对储秀宫的感情更深，毕竟在那里能感受往昔情怀。
慈禧一旦大权独揽，其标新立异的性格便展露遗，这在为她定制的瓷器上就有所体现。慈禧用瓷是不落年号款的官窑器。同时代的官窑器书“大清同治年制”或“大清光绪年制”等年号款。而慈禧用瓷的落款一般是她的居所，其中之一是“储秀宫制”。用后妃的居所为官窑款，这是空前绝后的。 目前可以看到的“储秀宫制”款瓷器，主要品种为青花粉彩和素三彩。款识为青花或红釉的篆体款。器型以大盘为主，用于盛放水果。还有大缸、花盆等陈设器。图案以龙纹为主。龙纹是帝王身份的象征。这些器物应该是慈禧回到储秀宫，即光绪十年以后的产品。 “储秀宫制”款瓷器中有相当品种、传统造型，也就部分是传统是说这些品种在前代和同光两朝都有，如黄地粉彩、素三彩等。光绪朝流行仿制清三代，尤其是康熙朝的产品，且成就很高，有的仿品几可乱真。但审视细节，康熙朝真品和光绪朝仿品还是有区别的。
“体和殿制”款黄地粉彩鹭莲纹盆
“体和殿制”款黄地墨彩花卉纹圆盒
“体和殿制”款黄地粉彩荷莲纹花盆
与“ 储秀宫制”类似的识还有“体和殿制”、“长春宫制”、“乐寿堂制”等，这些都是慈禧曾居住过的地方。其中体和殿位于西六宫的翊坤宫之后，原为翊坤宫的后殿。慈禧为生活方便，下旨将此殿改为前后开门的穿堂殿，连通储秀宫和翊坤宫，名曰“体和殿”。慈禧曾在此进膳。中间为过道，可出入。西次间亦连通，为饭后饮茶休息室。
“体和殿制”款青花折枝菊纹长方花盆
“体和殿制”款也是青花或红彩的篆书款。品种包括青花、色地粉彩、墨彩、黄釉和五彩。器型主要为大缸、花盆、捧盒等陈设器和生活用器。图案以花卉为主，如水仙、芭蕉叶、菊花、牡丹、荷花、梅花和兰花等。慈禧平日喜欢种植花卉，尤其是兰花，可能这与她小名玉兰有关。慈禧爱花的嗜好在御前女官德龄和美国女画家卡尔（当时宫里称之为“柯姑娘” ）等人的回忆录中皆有所提及。
“大雅斋”款绿地粉彩花鸟图缸
“永庆长春”款绿地粉彩藤萝花鸟图渣斗
慈禧用瓷中的代表作是“大雅斋”款的瓷器，因瓷器外口沿下用红彩横写“大雅斋”三字楷书款。款旁还有红彩龙凤纹组成的椭圆形闲章款，内有“天地一家春”五字篆书款。其中有一批小型器物的器底还有“永庆长春” 、“长春同庆”红彩楷书闲款。一器三款，为清代官窑仅见。
“大雅斋”在什么地方？“天地一家春”是什么意思？至今没有统一的解释。“大雅斋”在故宫、颐和园里找不到对应的房间。根据有关档案，咸丰帝曾赐了一块“大雅斋”匾给当时的懿嫔。还据说故宫里现存一块考证为光绪帝手书的“大雅斋”匾。但这两条材料都无法说明“大雅斋”的所在和由来。有人考证，“天地一家春”原是圆明园中的一处建筑，大雅斋是天地一家春的西间。兰贵人获圣宠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就发生在此地。上世纪80年代，李翰祥导演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再现了这个情节，片中插曲《艳阳天》中就有“天地一家春”的歌词。
“大雅斋”款绿地墨彩花鸟图高足盘
“大雅斋”款粉彩鹭莲纹高足盘
云南籍宫廷女画师缪素筠的大雅斋彩瓷设计稿
也有人考证大雅斋是慈禧自置的书斋名。清人吴士槛在《清宫词》中写道：“大雅斋中写折枝，丹青钩勒仿笙熙，江南供奉虽承旨， 不及滇南女画师。”诗后小注写道：“内廷如意馆画工，皆苏州人。光绪间，昆明缪素筠女史嘉惠，工画花卉，承直二十余年。每当拈毫染翰，孝钦并坐指示之，眷遇始终不衰。大雅斋，孝钦自署名也。”魏程搏《清宫词》亦云：“二十余年侍圣慈，内廷供奉女筌熙。金笺宝篆红泥印，认得先朝老画师。”李珍注：“内廷如意馆画工，皆苏州人。光绪间，昆明缪素筠女史嘉惠，工画花卉，承直二十余年。每当拈毫染翰，孝钦并坐指示之，眷遇甚隆。内有大雅斋印，即孝钦自署。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天地一家春”与圆明园一起焚毁。同治十二年（1873 年），慈禧首次退帘后想颐养天年，有意恢复圆明园和“天地一家春” 。同治十三年正月（1874年），重修圆明园工程动工。刚恢复了正大光明殿和“天地一家春”的三百余间殿堂时，恭亲王奕訢联名几位王公重臣上疏，请求停止圆明园工程，培养元气，以固根本。于是重修工程不得不下马。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 二次烧毁圆明园复建工程，使“天地一家春”重陷火海。
虽然无法回到旧日宫阙，但对于这块发祥地的纪念和对往昔岁月的留恋，还是在瓷器上得到了尽情宣泄。慈禧对瓷器的爱好在历代帝后中罕有匹敌者。凡落“大雅斋”和“天地一家春”款的瓷器是当时最精美的作品。这些器物产于同治和光绪两朝，全部为釉上粉彩。底釉颜色丰富多彩，有白地、蓝地、深蓝地、浅蓝地、豆青地、浅豆青地、浅藕荷地、藕荷地、黄地、明黄地、大红地、粉红地、粉地、翡翠地、浅绿地、绿地等。画片主要是吉祥图案，如海棠花鸟纹、牡丹芙蓉花纹、葵菊花纹、寿桃鹦鹉花纹、喜鹊登梅纹、牡丹花纹、花卉昆虫纹、蜜蜂花卉纹、紫藤花、藤罗蝴蝶纹、桃花、牵牛花纹、鹭鸶花草纹、荷花鹭鸶纹、栀子桃花纹、葵花纹、绣球芍药花纹、荷花青蜓纹、藤罗月季花纹、腊梅茶花纹诸种。总之，都是慈禧喜欢的图案。 最常见的器型还是花盆、水仙盆和大缸。之所以如此，主要出于慈禧的生活习性与爱好，这也成就了慈禧用瓷在历代官窑器中的鲜明特点。据说慈禧非常喜欢新鲜水果的自然清香，所以在她居住的场所，都有这样的大缸，其中的水果每天都要更换。 在水仙盆等小型器物的底部，经常可以看见楷书青花或红彩的“永庆长春"、“长春同庆”款。这些器物可能是同治五年（1866 年）到光绪十年（1884 年）间，慈禧在长春宫居住时烧制的产品。大雅斋款瓷器的画风非常细柔，图案极尽精巧。粉彩瓷器的画风在乾隆以后， 开始从刚强走向纤柔。 这种画风在道光和同光粉彩中体现得尤其充分， 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时代的变化。 大雅斋瓷器，以及其他慈禧用瓷的成就之高，名气之大，导致在民国初出现了较多仿品。民国仿品较真品，大多显得笨粗，但偶也不乏精品。
从前述各种款识的慈禧瓷器，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特点： 一、根据官窑制度，只有皇帝才有权为自己烧制御用瓷器。尤其是五爪龙纹，在明清两代，只有皇帝才能决定用于何处。但是在晚清，慈禧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她以各种方式显示出这种特殊身份，定烧御瓷，使用她的居室为官窑款，广泛装饰以五爪龙纹，只是其中几项而已。 二、从以居室为款识来看，慈禧对储秀宫和大雅斋等地怀有深厚的感情，认为这些是她的福地，并相信它们会继续带给她吉祥如意。 三、从这些款识还可以看出慈禧内心强烈的“咸丰情结” 。慈禧以各种方式追忆美好但早逝的年华。从瓷器的内容和风格上，可以窥见这个强权女人背后温情的一面。但这种情结也形成了她性格中怪异的另一面，她看不得夫妻间正常的恩爱。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和光绪帝的珍妃他他拉氏最后的下场都很惨。慈禧折磨和整死她们固然是出于厌恶，因为她们是皇帝钟爱的女人。 四、从器型来看，主要是满足慈禧的实际需要和特殊偏好。其实历朝御瓷无不反映最高统治者的审美及情趣，如雍正帝将文人气质植入珐琅彩瓷；乾隆帝用瓷器模仿出各种仿生造型。慈禧瓷器在清代官窑产品中自成体系，独树一帜。 五、由于慈禧对瓷器的强烈爱好和严格要求，慈禧用瓷在各方面都值得称道。品种以粉彩为主，图案设计艳而不俗，颇有文人雅趣。造型或小巧可爱，或大气豪华。制作工艺极其精良。总体质量优于同时期官窑产品。
朱文立大师关于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的发现与研究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朱文立
张公巷北宋官窑窑址发现后，历尽曲折，终于被国务院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北宋官窑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和汝官窑是什么关系呢？张公巷北宋官窑发现后，笔者一直在探寻其中的奥妙。宋代每个名窑的形成与失传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它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一段时间，笔者一直以为：张公巷北宋官窑是汝官窑的延续，近些年来笔者对此产生了怀疑，它和汝官窑有着本质的区别，汝官窑是卷足支烧，而北宋官窑瓷足部却是直、窄、矮，釉色和支烧工艺完全是两种风格，汝官窑经历了清凉寺到文庙两个阶段，那么张公巷北宋官窑也一定有早期的窑址，早期窑址也会像清凉寺窑址一样不在汝州城里，应在众多的临汝窑范围之内。张公巷北宋官窑发现后，笔者又开始踏上了寻找早期北宋官窑遗址的征程。 北宋官窑早期遗址的寻找 宋代的临汝窑所有窑址，虽然近千年岁月的变迁，在现在的地面上，基本上都能找到其痕迹。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笔者为研制汝瓷寻找原料，跑遍了临汝窑的众多窑址，这些窑址都与汝官瓷有较大的区别。其中在大峪东沟窑址西边群众挖窑洞住，在距地表3米下，出土了好多不同于汝官窑，也不同于其它临汝窑的瓷片以及大量废匣钵片，这些瓷片制作非常精细，釉色也别具一格。由于它距东沟窑址中间只间隔30多米（笔者把此地命名为东沟西窑址），所以当时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窑址。2000年初，笔者发现张公巷北宋官窑以后，出土的瓷片均非常精细，釉色又是非常纯正独特的粉青色。难道张公巷窑址天生的就那么精细吗？笔者认为张公巷北宋官窑和汝官窑一样，应该有早期窑址。文庙汝官窑早期窑址是宝丰清凉寺窑址，那么张公巷窑址早期也应该在汝州城外的丘陵地带，东沟西窑址是否就是北宋官窑早期窑址呢？从2001年开始，笔者一直在寻找证据，由于东沟西窑址遗址层距现地表3米以下，不经大规模挖掘，很难寻找。 张公巷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的发现 张公巷窑址发现后，在窑址附近，街道两旁的古董店迅速增多，为了早日找到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笔者常到这些古董店寻找证物。2006年8月，在三个古董店惊奇的发现了板沿擦足支烧盘残器、残片，其中也有满釉支烧。荷花碗残片，平底支烧钵残片。还有底部中间刻有大写数字“一”、“二”板沿盘残片，这些实物均是生烧。而且支钉还在器物上，显然是从窑址上挖出，并且还是近期出土。笔者判断这些实物应是东沟西窑址出土，绝不是其他临汝窑出土。笔者随即到窑址查看，发现东沟西处窑址历年来挖煤已塌陷，群众的窑洞已不能住而迁出。据群众讲，前不久有三个人在破窑洞内挖瓷片，上述瓷片正是从这里出土，笔者去看时，窑洞刚被暴雨淋塌，窑址仍深埋地下。 2008年3月中旬，古董商店又出现一些荷花碗残片，有的残荷花碗由于过火和残匣钵片粘连在一起，还有印花独特青瓷片、渣斗残片等。笔者通过调查落实，这些残片仍是近期当地群众在大欲东沟西窑址挖掘的。 对东沟西窑址的研究 在钧官窑遗址发掘中，发现带数目字的器物“一”是同类器物中最高 或口径最大的；“十”是最低或口径最小的。而东沟西窑址出土的板沿盘也是同样，说明东沟西窑址一部分产品是为宫廷进贡所烧，它沿袭了均官窑办法向宫廷进贡。
中国瓷网总经理朱东明随同朱文立大师一起到东沟窑址考察
东沟西窑址两次出土的荷花碗口残片及残器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荷花碗大小完全一致，荷口弧度重合的完全一致。在清凉寺遗址、文庙遗址、张公巷遗址中均未发现同类器，这说明台北故宫博物院存的荷花碗不是汝瓷而是东沟西窑址生产的早期北宋官瓷。荷花碗被视为汝官瓷的代表作品，说明了东沟西窑址是北宋官窑早期的贡窑。 通过对东沟西窑址生烧的瓷片再烧，正色是不同于汝窑但和汝窑天青色接近的另一种天青色，这和《格古要论》中所说的北宋官瓷“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吻合。 张公巷北宋官窑独特粉青印花产品非常少见，它的印花浅而细腻，线条流畅。它不同于临汝窑、耀州窑、越窑和高丽青瓷等，也不同于汝窑，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这次在大欲东沟西窑址发现的粉青印花瓷片和张公巷出土印花瓷片的风格完全相同，这说明两窑的印花工艺出自同一工匠之手，进一步说明了张公巷的工匠来自大欲东沟西窑址。北宋官窑建成后，东沟西窑址停烧，宫廷有意把西窑址掩埋。 东沟窑址和东沟西窑址虽在同一区域，但生产的产品完全是两种风格，东沟遗址裸露地面，而东沟西窑址深埋地下达三米之厚，和宝丰清凉寺遗址惊人的相似。清凉寺东区烧造临汝瓷，西区为宫廷烧造天青色汝瓷，宫廷垄断汝瓷后把西区工匠调至汝州州衙附近另建新窑。清凉寺西区窑址禁烧掩埋，从近年来对清凉寺遗址发掘的情况可以充分说明。 综上所述，东沟西窑址无疑是北宋官窑的前身。它烧造时间应在北宋中后期，大观年间继汝、均之后为宫廷烧造贡瓷。政和间，张公巷北宋官窑建立后东沟西窑址的工匠调进汝州城内而停烧掩盖，张公巷北宋官窑完全继承和发展了东沟西窑址的风格，制作更加精细，釉色更加纯正。 当笔者把东沟西窑址的发现情况向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汇报后，他们非常重视。2007年冬，耿宝昌王莉英等专家不过年迈，冒着严寒专程到东沟西窑址进行考查，我们现场又捡到了新近窑址塌陷而裸露的宋代炉条，进一步说明了此处窑址在废弃后有意进行掩埋，因为在临汝窑的众多窑址至今都没有发现炉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