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瓷业生产,虽然仅经历了短短38年,但与清末光绪、宣统两朝波澜不惊的37年相比,却是瓷业发展的重要变革阶段。特别是辛亥革命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使有识之士纷纷踏上实业救国之道,加速了西方先进的生产制度与制瓷技术的传入。
当时,倡办新式产业、新式教育、革新民族工业蔚然成风。这种情况也为瓷器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机会,各地窑场的经营方式与陶瓷生产的技术模式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瓷器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均有所抬头,出现了工艺改良与创新品种。
从整体来看,民国时期瓷业生产遍及全国,呈现出千年窑火不熄、陶瓷文化延续不断的景象。当时,北方有河北磁州窑、彭城窑、唐山窑,陕西陈炉窑,山东博山窑等;南方有江西景德镇窑、湖南醴陵窑、福建德化窑、浙江龙泉窑、广东石湾窑等。
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民国瓷虽然精品不多,质量也难与宋代五大名窑、明清官窑瓷器比肩,但其中不乏精细之作,艺术表现力也毫不逊色,至今仍焕发出夺目的光彩,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除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名家制瓷和空前繁盛的仿古瓷外,民国期间还烧造了许多纪年款、室名款、陶人款、纪念款瓷器,同样独具时代特色。其中,以与袁世凯复辟帝制有关的洪宪瓷及其他总统用瓷在社会上流传最广,最为复杂,也最受争议。
所谓洪宪瓷,即落有“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识的瓷器。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有数件此类款识的瓷器,如一件粉彩人物纹瓶,口径10.1厘米,底径10.3厘米,高27.7厘米,腹围50厘米。造型为撇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圈足。口沿描金,口内施松石绿釉。器身通景绘粉彩山水人物纹,题名为“渊明爱菊”。底亦施松石绿釉,书红彩“洪宪年制”四字楷体双方框款,款识工整。
从馆藏的这些洪宪款瓷器看,主要是仿雍正、乾隆朝的粉彩、珐琅彩风格,造型以碗、盘、瓶居多。这些瓷器胎质细腻,釉色白润,绘画生动,施彩艳丽,制作之精可与历代皇室的官窑器物相媲美。
总统用瓷以“居仁堂制”、“静远堂制”款瓷器为代表。“居仁堂制”款瓷器是袁世凯任大总统时的专用瓷,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粉彩开光博古图梅瓶,口径4.2厘米,底径7.7厘米,高25.7厘米,腹围48.2厘米。造型为小口,短颈,圆肩,腹下内收,圈足。颈肩部绘粉彩缠枝花卉纹。器身绘粉彩开光图案,其中花叶围成的两组大开光内饰博古图,扇形与圆形小开光内饰花卉纹。开光外饰以花卉纹。底书红彩“居仁堂制”四字双行篆体方框款,款识工整。
“静远堂制”款瓷器则是徐世昌任大总统时的专用瓷,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红地粉彩描金开光花鸟纹瓶,口径9.8厘米,底径9.3厘米,高31.7厘米,腹围48.5厘米。造型为撇口,束颈,丰肩,长圆腹,圈足。器里及外底施白釉。瓶腹部两圆形开光内各绘一幅粉彩花鸟图。开光外通体饰珊瑚红釉为地,上饰描金缠枝花卉纹。底书红彩“静远堂制”四字篆体方框款,款识工整。
此外,还有曹锟任大总统时的“延庆楼”款识瓷器,蒋介石任大总统时的“蒋”、“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正”款瓷器等。
纪念瓷以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地描金粉彩开光山水纹瓶为代表。此瓶口径11.9厘米,底径14.8厘米,高32.3厘米,底书“江西陶专精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从资料记载来看,这件大瓶与1947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由江西省立陶业学校设计制作的那批礼品瓷风格一致,堪称民国瓷中的精品。
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展出的瓷器
2014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期间,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推出官瓷精品艺术展,将以惊世精品弘扬展示宋代独有的官瓷精粹,诠释唯美的官瓷文化。
北宋官瓷,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居我国五大名瓷之首,瓷坛地位显赫。1981年,在余秋里副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国家划付资金,恢复北宋官瓷,于1984年研制成功。首批仿北宋官瓷作品釉面如玉、质地生辉,受到国内权威专家的首肯,专家鉴定后认为“可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宋官窑传世品相媲美”。
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是集收藏、研究、展示于一体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建于2013年10月,建筑面积1638平方米。珍藏1984年煤窑烧制官瓷及历代瓷器150余、现在作品2000余件。展区分为1984年煤窑作品区、历代瓷器展区和现代气窑作品区。通过珍贵的历史照片、详实的文字资料和当年煤窑烧制的官瓷作品及现代官瓷作品,将北宋官瓷辉煌的历史展示给世人。
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以传承大宋官瓷艺术文化,弘扬大宋官瓷艺术文化,特别是宣扬北宋官瓷艺术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渊源为宗旨。保护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大力宣传推广大北宋官瓷艺术文化在中原地区的认识和发展。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不仅将积极保护一大批文物,对宣传开封、推广和营销开封。极大调动本区域的文博旅游和观光服务,为我市广大官瓷爱好者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
元青花使用天然矿物钴料绘画,其料中富含多种杂质元素。由于当时研磨工艺不够精细,颗粒较大,加之绘画起笔落笔顿挫,经常形成钴料及其杂质浓缩的凝聚斑。凝聚斑具有较强的渗透力,不仅下沉入胎骨,而且上浮渗入釉中,局部甚至浮出釉面,其中含有的以铁为主的金属杂质在釉表氧化形成铁锈斑。
一、要区别开釉下青花、釉下至釉中的凝聚斑和釉表面的铁锈斑三个不同现象和概念。
1、青花是钴料绘画的整体部分,附着于胎表。
2、凝聚斑是青花绘画中钴料和杂质浓缩的部分,即下渗入胎骨,又上渗入釉中,活动性最强。
3、铁锈斑是凝聚斑从釉中渗出釉表面,其中含有的以铁元素为主的杂质氧化形成的斑块。
二、青花、凝聚斑、和铁锈斑三者的关系字串4
凝聚斑产于青花,铁锈斑产于凝聚斑,从三者对比来说,青花所占区域最大,凝聚斑区域居中,铁锈斑区域最小。青花分布在釉下,铁锈斑集中在釉上。凝聚斑在二者之间。字串5
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出土的元青花碗残件标本,可明显的看出青花区域大,凝聚斑的区域居中,铁锈斑区域最小。青花分布在釉下胎表,铁锈斑集中在釉上表面,凝聚斑最活耀,浮动在青花和铁锈斑之间。字串9
三、三个重点:
1、重点认识铁锈斑都有根。
铁锈斑一定是由凝聚斑凸起到釉中再浮出到釉面,内含的铁元素再氧化为铁锈斑。没有根的铁锈斑一定是人为作假的。
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出土元青花残片标本放大图,看到活跃的凝聚斑上浮至釉面,其中的铁元素在釉表面形成铁锈斑。
2、重点认识凝聚斑的活动性。
凝聚斑是钴料和多种杂质浓缩形成的,渗透力较强。苏青料绘画中的凝聚斑自下而上浮出的运动状态可经常在元青花实物中看到。要重视凝聚斑的这种活跃状况。这种生动的状况应该是鉴定苏青料的重要依据之一。
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出土元青花残片标本,可以明显的看到凝聚斑自下而上浮出的运动状态。
3、重点注意区别:元青花瓷器中的铁锈斑是当时工艺产生的疵点,不得已而为之,当时的工匠在尽力克服;现代仿铁锈斑是人为制作,想方设法制作铁锈斑。
元青花使用苏青料绘画,产生的凝聚斑使画面显得深沉、庄严、生动。但是凝聚斑浮出釉表形成铁锈斑,污染釉面,则是缺陷、疵点。是当时的工匠也不想产生的。在有些官用的精品大器上铁锈斑就很少。说明当时的工匠也在尽力避免铁锈斑产生的。
景德镇出土元青花残片标本,深沉的凝聚斑使画面显得更加庄严、生动。
苏青料富含高铁元素,在凝聚斑形成的地方也是铁元素等杂质最聚集的地方,凝聚斑的凸起和釉面的下陷,铁元素从凝聚斑中游离出来浮向釉面,形成釉面的黑褐色铁锈斑,污染了釉面。
现代仿古者或者用浓笔点染,或者向青料中添加铁元素,制作仿古铁锈斑。都是故意人为的。一个正在克服,一个故意制作,效果当然不同,这是区别二者的要害所在。
北宋官瓷,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引入汝瓷制作精华,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瓷器,是汉族陶瓷史上唯一一个将窑址建在宫廷烧制的瓷器。当时,北宋官瓷结合瓷器制作大师的精湛技艺与宋徽宗的艺术才华,既在制作技艺上远远超出民间瓷器,同时又充盈着皇室瓷器的华贵与精致。
在金兵攻克汴京时期,宋徽宗忍痛毁窑,北宋官瓷就此停止生产。宋高宗时期,斥国资复古礼器,最终传承了北宋官瓷的制作工艺和造型艺术。南宋时期,瓷器的需求量增大,朝廷大量烧制以北宋官窑为蓝本的南宋官瓷,使得两宋官窑得到延续,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清乾隆皇帝十分喜爱北宋官瓷,并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清仿北宋官瓷作品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一些仿烧作品几乎可乱真。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北宋官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烧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
改革开放后,国家重视北宋官瓷的恢复,通过立项研制,最终研制成功。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是开封市政府2014年第一批颁布的民办博物馆,该馆隶属于开封宏达检测集团和宏达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是集收藏、研究、生产、展示于一体的地方民办博物馆。多年来不断挖掘、研究北宋官瓷精湛制作技艺,生产出的官瓷可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北宋官瓷传世真品相媲美。
立足于开封深厚的古城文化底蕴,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集营利和公益为一体,进行北宋官瓷艺术的研究和传承。2014年,北宋官瓷博物馆在瓷器上釉色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一窑三百多件,经常只有十多件烧制成功,一窑就损失三四万块钱,而连续十几窑都失败了。但是这个过程却为艺人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在不断的尝试之后,慢慢成功率有所提升,现在的成功率能够达到每窑80%的成功率。
立足于开封深厚的古城文化底蕴,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集营利和公益为一体,进行北宋官瓷艺术的研究和传承。2014年,北宋官瓷博物馆在瓷器上釉色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一窑三百多件,经常只有十多件烧制成功,一窑就损失三四万块钱,而连续十几窑都失败了。但是这个过程却为艺人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在不断的尝试之后,慢慢成功率有所提升,现在的成功率能够达到每窑80%的成功率。
手拉坯工艺制品储罐和笔洗
在博物馆的经营过程中,博物馆还免费为开封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开放,游客可以进馆内免费参观,同时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陶艺,馆内的陶瓷艺人也会为其烧制,瓷器出窑后可带回家。此外,博物馆成立实习基地,为开封市内的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免费传授学生关于瓷器的知识,学习和了解陶器制作工艺。
1984年用煤窯烧制的传世品器型:方尊
1984年煤窯烧制:出戟尊
现在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的经营慢慢趋向稳定,烧制成功的瓷器,经常被全国的瓷器爱好者和收藏家购买,也被一些外地的瓷器店和厂家来此批发瓷器。另外,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还会带着制作精致的瓷器参加一些民间艺术的展出,不断扩大北宋瓷器的传承。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馆内展品共计2000余件,主要分为1984年煤窑烧制官瓷作品、历代瓷器作品和现代瓷器作品展区。
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展厅陈列的北宋官瓷精制作品
展柜陈列的是2010年在烟台中国民间艺术品展览会上获得金奖的大弦纹瓶
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的艺人正在制作茶壶
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的艺人正在制作茶壶
官瓷制作第一次素烧过的半成品:茶壶、公道杯、菊花茶杯
对于今后北宋官瓷的传承,开封宏达集团将会继续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形成文化、商业、旅游共同发展,做好官瓷的展示、展销以及收藏于一体的文化产业项目,继续推动北宋官瓷文化产业的传承和发展。
唐代中后期之后,定窑成为白瓷的主要代表,工匠们对烧制方法的改进,使得定窑在北宋达到顶峰,并在北宋初期便成为皇宫定制贡瓷。广东省中国文物鉴赏家协会常务理事冯素阁,用“白定怡人”来描述它的珍贵。
“胎薄,釉白,印花精美”
定窑在宋代“五大名窑”中是唯一的白瓷名窑,它的“名气”在宋以后超越了曾经显赫一时的白瓷名窑——邢窑。晚唐以后,邢窑由于制瓷原料缺乏等原因而衰败下来,而定窑却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起来。从唐代至金、元,历时700余年,白瓷一直是定窑的主要代表产品。
唐代早期定窑白瓷质量粗糙,胎质与同期黄釉瓷、褐釉瓷相同,需要使用化妆土来美化胎体、提高白度。唐代中期以后,产品质量明显提高,经过淘洗处理的胎体杂质大大减少。
广东省中国文物鉴赏家协会常务理事冯素阁曾在接受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定窑的珍贵,原因在于它是当时北方地区白瓷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瓷器。而且历史上对定窑描述的文献相对比较多,包括它的一些艺术特点,“胎薄,釉白,典雅秀丽,印花精美,看起来比较完美,白定怡人”。
定窑在当时既要烧制高档的宫廷用瓷器,又要生产来自社会各个方面所需的日用瓷器。定窑在支圈仰烧法的基础上,发明了支圈覆烧迭置法。从器物仰烧到覆烧法的创造成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瓷器装烧方法上的一大革命,它既充分利用了窑位空间,又最大限度地节省了燃料,而且还可成倍地提高瓷器的产量。
釉色部分取决于窑中火焰的变化
据了解,瓷器的造型是与装烧方法、使用的窑具有着密切的关系;瓷器的釉色除了原料外,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窑中火焰的变化等等。各个时期定窑由于制瓷原料、窑炉结构与烧窑所用的燃料等方面的不同,以及烧造工艺上的不断改进,都会对瓷器的造型、釉色、装饰各方面留下一些工艺痕迹,形成各个时期不同的时代特征。
曾从事古董贸易近二十年的陶瓷专家李海向记者介绍,由于不同年代燃烧方法与燃料的不同,使得颜色上也有轻微的变化,“采用‘还原焰’烧法烧制,含铁偏重,所以,瓷器会有一点点偏青色。用‘氧化焰’烧法烧制,含铁量则偏少,定窑瓷略微有一点点偏黄。”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李辉炳分析燃料变化的原因称:“由于窑炉不断增加,生产区域随之扩大,烧窑所用的燃料——木柴的大量消耗(北方少柴),也已经达到了难以继续维持生产的地步。聪明的窑工们在这种种的困难面前,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经过反复的试验,成功地创造了从烧柴改用烧煤的新方法(北方多煤),这就给当时的定窑带来了新生。”
官窑,顾名思义,由官府烧制而成的瓷器,具有浓厚的历代风格特色,且烧制过程严格,品质非常高。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最后的“官窑”:洪宪瓷。
关于“洪宪瓷”,流传最广的历史版本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定国号为“洪宪”(1916年)。九五之尊的皇上要摆出一副真命天子的“谱”,当然要设计出许多桥段。袁世凯在阴谋称帝时,亦仿效清朝制度,设御窑,曾派古玩商人郭葆昌(字世五)到景德镇监制,具体操作的陶艺师为鄢儒珍,地点为湖北会馆。
洪宪瓷大部分是落款为“居仁堂”的瓷器,“居仁堂”瓷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和袁世凯自用,都是仿珐琅彩和粉彩的器物。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又很有民国风味,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因中华民国总统府设在中南海,袁世凯居住的地方为中南海的居仁堂,所以所烧瓷款为红色篆书“居仁堂”和“居仁堂制”。
其后二三十年代,景德镇的民窑仿官窑更是以“洪宪年制”为标准,精美不亚于原时之器,遂成就了一个完整的、含御制、官窑、民窑仿官窑(后期)三大构成的收藏系列。据说:“洪宪瓷”的薄胎、洁白度、透明度都大大超过乾隆御瓷,时至今日,在市面上收集“洪宪瓷'是一种时尚,十分珍稀;但能再细分当时的御制“居仁堂制”、郭世五的“洪宪年制”官窑和后来的民窑仿官窑,却如凤毛麟角,构成了民国初年(约在1916年左右)瓷器收藏的一个有趣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