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绘画这个范畴上来说，瓷画和其他的绘画是一样的，区别就是材料的不同，绘画是需要多种形式的。瓷上绘画自古就有，并且得到许多收藏家的喜欢，但是，它主要还是以瓷艺的补充形式出现，近年来一些画家在瓷上探索、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瓷上绘画作品，我认为这是瓷上绘画的新发展，是绘画的新形式。因为瓷是白色的，在白色上更容易凸显色彩关系。所以如果能把色与瓷的关系处理好，那种微妙的色彩关系能在瓷上体现出来，就会更有魅力。但是现在使用的釉色除了青花以外，其他还是比较粗糙，有局限性。如果一些研究机构能把颜色的变化在釉料上解决的话，那就真是魅力无穷了。欧洲的水彩画在纸和颜料的关系上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程度，若我们在瓷器和釉彩上也能发展到这种程度，那就不得了了。现在釉料的开发还是欠缺，在颜色上不是很考究。随着人们对瓷器的喜爱程度，可能会有更多人去研究釉和瓷的关系，那瓷画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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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瓷在烧制过程及与新骨瓷的关系
骨质瓷在烧制过程中，对它的规整度、洁白度、透明度、热稳定性等诸项理化指标均要求极高，由此废品率很高。由于用料考究、制作精细、标准严格，所以价值高于其它瓷种。独特的烧制过程和骨碳的加入，使瓷土中的杂质被消除，骨瓷显得更洁白、细腻、通透、轻巧，极少瑕疵，并且比一般瓷器薄，在视觉上有一种特殊的清洁感，强度高于一般瓷器，是日用瓷器的两倍。骨粉的含量越高，黏土的成分就相对降低，在制作过程中就越易烧裂，在成形上需要更高的技术，增加了烧制难度，所以更加珍贵。制作骨质瓷主要选择动物的骨炭，骨质瓷花面装饰与釉面熔为一体，不含对人体有害的铅与镉。同时，由于唐山骨瓷一直以出口为主，由于欧美社会的基本保障，对人体直接使用的器皿安全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诸如唐山海格雷、隆达、红玫瑰这些大厂所产骨瓷都是真正的绿色环保瓷器。骨瓷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高档的瓷种，可为什么有些骨瓷餐具比高白瓷的还要便宜?因为这些非常便宜的都是合成新骨瓷，里面没有添加天然的牛骨粉，而是用淄博硅酸盐研究所研制的合成材料代替的天然牛骨粉，其含有大量化学成份，对人体有害，行内称之为新骨瓷。新骨瓷其原本就是普通高白瓷的一种,成分里氧化钙的含量比普通瓷稍高一点,有一定透光性,精明的厂家就给起了一个蟠龙附凤的名字,叫新骨瓷.其和骨质瓷(骨瓷)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一、所用原料不同,骨瓷中加入了40%以上的骨粉,新骨瓷中没有添加骨粉。二、骨瓷采用多次烧制,新骨瓷采用一次烧成。三、骨瓷比新骨瓷白度柔和,透明度高,瓷质更轻,外观远远好于新骨瓷。总言之新骨瓷不是骨瓷的新品种,而是借起名而已,价格便宜，吸引人，故上当受骗的大有人在，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被这个“新”字蒙骗。一、将杯子罩在灯泡上(当然也可以对着光就好)，透光性强、色泽柔和为上品。二、通体乳白色、釉面光滑，瓷质轻薄的是优质品。三、用瓷勺敲打或手掌摊开平放并用手指轻弹，清脆响亮、宛如洪钟。
瓷器与玉器文明的传承关系
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来的，同时又是玉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玉器与陶器同为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我国先民在磨制石器的时候，发现玉料并加工成玉器，把它制成生产和生活用具。他们认识到玉高于石，便把它作为装饰艺术品，后来又发展为贷币——璧，以至把它作为帝王权力的最高象征——玉玺，影响所及，百姓也把玉印作为信用的根据。世俗的权力象征，又转化为最高的神权象征。这一切，使玉器文明在古代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最积极的成果，就是导致陶器发展为瓷器。
丁华汉大师作品手绘·花红透半湖秋花瓶
一、瓷器是玉器文明的产物
陶器不是由一个地方首先发明而后再传往世界各地的，它是各地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各自独立地创造出来的。世界各国的考古发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各国先民之所以都能独立地创造出陶器，是因为先民掌握了火以后，几乎各地都有烧制陶器的泥料，而陶器工艺简单，烧成温度底，便于普遍掌握。当世界各地先民长期使用陶器时，中国先民则率先发明了瓷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首先，瓷器是玉器文明的产物。中国先民在8000年前，几乎同时制造了玉器和陶器。玉器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是玉器时代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华民族形成爱玉的民族心理。”(牟永抗，吴汝祚等《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个玉器时代》《光明日报》1990年7月4日)玉器受天然玉料的局限，不可能大量制作，于是先民致力于人工制造类似玉器的器皿，而把这种追求放在提高陶器工艺的基础上，则是最现实的了。这样，受玉器文明的长期熏陶，在不断提高制陶技艺的基础上，追求陶器的玉器效果，以满足人们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需要。这种执着的追求，从釉陶，硬质陶得到启示，在先进技艺和一定的物质(如找到瓷土)条件下，逐渐达到理想的瓷器目标。
第二、瓷器是先进科技的产物。古代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在商代，我国制造和冶炼青铜器的技艺，达到非常精谌的程度。这种先进的工艺和冶炼技术(高温技术)，转移到制陶上，就产生了一种飞跃，陶发展为瓷。陶向瓷的转变，经历了长期的渐进过程。“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远在3500年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实践中，在不断的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以及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就创造出了原始的瓷器。”(《中国陶瓷史》第76页)再经历1700多年的长期探索，在东汉时候(距今1800余年)终于烧制成功了成熟的青瓷器。原始瓷器和青瓷器一直在向玉器效果逼近，而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终于达到了“越瓷类王”的效果。可是，先民并不就止停步，而是继续向新的高度攀登。到了唐、宋，瓷器比较普遍地达到了玉的意境。元、明、清以来，烧制的瓷器更是巧夺天工，在瓷质的细密和晶莹光泽等方面，达到了精美绝伦的高峰。
二、瓷器的玉器效应
中国瓷器从它的发明，发展全过程来看，瓷器的玉器效应是纵贯古今；从横向来看，南北诸窑尽管千姿百态各具特色，而玉器效应则是它们共同的本质特征。这是由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传统决定的。
从商代的原始瓷器发展到东汉青瓷，是向玉器效应逼近的过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就出现了“越瓷类玉”的意境。北朝山东省淄．博寨里窑青瓷“明亮润泽”，精美的莲花办尊”胎骨坚致，釉色莹润，造型优美，纹饰华缛”。河南省安阳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首次发现了北齐的白瓷。这批早期白瓷具有明显的特点：“胎料经过淘练，比较细色，没有上化妆土。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唐代，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当时，“白瓷精品已达到了体薄釉润，光洁纯净的地步。”杜甫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扣如哀玉”，说明经高温烧成以后，胎体烧结得很好。唐代越瓷，顾况《茶赋》说它是“越泥似玉之瓯”。唐代晚期，越瓷“滋润而不透明，隐露精光，如冰似玉。”《景德镇陶录》卷五记载：“唐武德中镇名陶玉者载瓷人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景德镇古名)瓷名天下。“霍窑”佳者莹缜如玉广…·邑志载唐武德四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五代时的柴窑瓷器“其色正碧，流光四照。”
宋代，瓷器发展到了辉煌时期。如果说唐人称赞越瓷是修辞学上的譬喻，那么，宋人烧造龙泉青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宋代南北方各个名窑的共同本质特征，追求玉器效应更为强烈。官窑釉色莹澈，哥(含章生兄弟)窑纯粹如美玉，汝窑莹润如堆脂，定窑色白而滋润，“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美的极致，黑瓷烧出了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润釉。苏东坡赞美“定州花瓷琢红玉”。北宋耀州窑，元丰七年德应侯碑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馨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以上写的声，色正是玉的特征。史学界认为，如果把唐人对浮梁瓷誉为“假玉器”和“佳者莹缜如玉”的评语，用于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是更符合实际的。宋代景德年间，这里因生产的瓷器“光致茂美，四方则效”而得名景德镇。《格古要论净说：文天祥经过永和，窑内瓷器变为玉。这个记载带有神话色彩，但吉州窑的瓷器达到了玉的效果却为考古实物所证实。宋代龙泉窑“出现了不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器物广…。·仿玉器的有琮。”龙泉青瓷“是巧夺天工的人工制造的青玉，宋代龙泉青瓷每一个碎片，至今仍令我们为它的美感所倾倒。”龙泉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的造型，是对商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陶瓷史》认为：“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
三、彩釉强化了玉器效果
元代以后，中国瓷器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它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其主要特征是，各种彩釉把瓷器装饰得更加绚丽多彩。但彩釉不是淡化了瓷器的玉器效果，而是使玉器效果更加强烈，更加异彩纷呈，某些精品甚至超越了玉器，使“泥土变金玉”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元代，青花器的烧制成功，是中国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青花瓷器的明净素雅正是玉的意境，它一经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起来，使景德镇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成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而闻名于世。元代的釉更红和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都是具有强烈玉感的新创造。
明代，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斗彩“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这正如《陶说》序言所说：“瓷器与金玉同珍者，有其过之，无不及也。”永乐，宣德时期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制瓷艺人的高度技艺水平。永乐宣德年间造的祭红，为色调庄严肃穆，深沉安定的深红色，也有象红宝色一样艳丽的。宣德时期的瓷器“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王”。斗彩，铜红釉，单色釉等彩瓷，使瓷器的玉器效果更加绚丽夺目。成化朝青瓷“胎薄釉白而青色淡雅”，“玲珑、精巧”的造型，配上“柔和淡雅而又透澈的蓝花”；嘉靖朝青花“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浓重、鲜艳的色调”，使人感到“幽菁可爱”。
清代，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进入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进入瓷器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已有的工艺和品种，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这一时期，又创制了很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和鸟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录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康熙五彩一般都是彩色鲜艳，光泽透澈明亮。康熙寸人许谨齐写诗赞誉郎廷捆督造的瓷器“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郎窑红因宝光艳色而鲜艳夺目。美人醉则兼幽雅清淡，柔和悦目，给人以意境深远的美感。雍正粉彩比五彩更为娇艳，以淡雅柔丽名重于世。乾隆朝，把许多玉雕品都做成粉彩瓷器。唐英窑“至此集大成矣……龙缸、均窑追绝业，复古制，翡翠，玫瑰更出新色。”
鸦片战争后，洋瓷充斥我国市场，加上国内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瓷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但我国瓷业在与洋瓷的竞争中，也出现了新工艺、新材料、新装饰。民国初，从国外引进了新彩颜料，贴花纸、金水、电光水等。不过，万变不离其宗，瓷器的玉质风彩始终一脉相承。
新中国建立以来，各大瓷区在继承玉器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蓬勃发展。酸陵的釉下彩晶莹润泽，淄博的鲁玉瓷，唐山的白玉瓷，德化乳白釉做成的瓷雕，简直就是一座玉雕。北京李鸿仓发明陶玉，用于生产工艺美术品及建筑装饰砖板，产品远看似玉，近看是陶，通体自然花纹，色彩变幻奔放。作者介绍，陶玉是受中国南京雨花石、青海丹麻玉等的启发，经过多年研究发明的。白如玉一直是瓷都景德镇的特色，它清秀淡雅的青花瓷，万紫千红的粉彩瓷，巧夺天工的薄胎瓷，五光十色的颜色釉，晶莹剔透的玲珑瓷等，都具有玉的本质特征。
“瓷器之源，与国齐名。”李政道先生的题词，说出了中华民族玉器文明的特征。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它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于一身，它作为玉器文明的结晶，得到了世界的认同和高度赞誉，至迟从九世纪下半期起我国陶瓷已输出到国外。陆上丝绸之路所到的西亚，海上我国唐代东西洋航路所及之处，都发现有唐瓷碎片。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称为“瓷器之路”。正是不朽的瓷器记录了古代人民友好往来的踪迹。瓷器不仅有重要的使用价值，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中国瓷器文明对人类文化做出卓越的贡献。日用瓷和艺术瓷在未来社会也必将长期作出新的贡献；建筑、卫生陶瓷的普遍使用给人类文明增添了新的光彩；而特种工业陶瓷则在工业、科研和航天技术设备等方面，显示这种新材料的无比优越性，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探讨瓷器是玉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有助于深刻地认识瓷器的丰富内涵及其本质特征。瓷器的胎质细密和色泽莹润则是玉器本质的再现。
陶瓷艺术题材与宗教文化的关系
陶瓷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儒教素材经常作为创作题材，包括宗教人物、宗教故事，常见的有释迦牟尼、观音、罗汉、达摩、八仙、老子、庄子以及孔子、孟子等的塑像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故事。
但是，宗教题材的作品就不一定是宗教艺术。我觉得，在陶瓷作品中，很多宗教题材的作品都不能划归为宗教艺术，不能理解为宣传宗教教义，而是艺术家们借宗教题材，通过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感情与审美追求，有着世俗的倾向和民间艺术色彩。因此，不能一看到观音、罗汉塑像就认为是宗教艺术。
当然，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经常被人作为宗教塑像来供奉，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黑格尔早就指出：“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确是为和它不同的一个部门服务”。
蔡敬标当年轰动一时的三十三寸《南海站鳌滴水观音》，不仅因为它是观音题材而受到欢迎，更重要的是它构思奇巧、造型的优美所传达出的精神解放的信息和艺术成就。要知道，这件作品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在广州继而在香港展出的。
刘远长先生的《飞天天女散花》的时代背景也是如此，它同样是佛教题材。飞天天女在佛教艺术中称为香音之神，能奏乐，善飞舞，满身香馥，身披彩带，体态轻盈，上下回旋，自由飞翔于天上人间，把鲜花洒向人间，给人间带来美丽。作者是“有感于这么美的形象，这么好的艺术，这么光辉的传统，时时激起我的创作欲望”而创作的。作者不仅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个善良的美丽女神形象。同样，他创作的《哈哈罗汉》，也不仅是一个普通形象，而同时是一个笑对人生、安乐处世的世俗人物形象。徐波的《三个和尚梦》不仅再现的是“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令人忍俊不禁而有点心寒的情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这个艺术形象所包涵的警策人世的哲理。高峰的《情趣罗汉》(也同样不能把它当作纯粹的宗教罗汉的形象，而是寄寓着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它所传达的“情趣”使观赏者得到一种审美的情趣。以达摩为题材的作品，着重的不是他的宗教形象，而是他那种面壁十年的坚忍不拔的意志美和傲视尘世的精神美。“八仙”人物形象塑造，当然是有感于八位仙人弃世脱俗的飘逸的人格美，但重要的是艺术家所寄托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德-化-陶-瓷-总-站
我不能否认在瓷雕艺术中没有纯粹的宗教塑像。我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和对待一切。即使是这些塑像，也是艺术家们“按照美的规律”而塑造的。它们同样可以成为审美对象。艺术创造的大忌是千篇一律和陈陈相因。在艺术创造中，题材没有好坏、美丑、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审美判断力和艺术表现力。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同样可以成为艺术瑰宝，何朝宗、游长子、曾龙升、蔡金台等的作品就是如此。德-化-陶-瓷-总-站
中国陶瓷与世界文化潮流的关系
中国瓷器的外销热潮，同时带动的是制瓷技术的传播与交流，富有浓郁东方民族之美的中国瓷器，自公元7世纪的唐代开始向外输出后，在世界各国迅速掀起一股中国瓷器热。然而仅靠远涉重洋来中国贩运瓷器，往往供不应求，因此世界各国争相仿制中国瓷器蔚然成风，扩大了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中国制瓷技术最早对外传播的品种是唐三彩陶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仿制过唐三彩器：如日本的奈良三彩，这与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有关，他们主要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及艺术，同时大批留学生和从事专门技艺的人才，在中国主要学习各种手工艺制作，学成之后带回日本广泛传播。同时，一些遣唐使还从中国直接招募工匠。因此奈良三彩不仅在造型上与唐三彩接近，其鲜艳的色彩也十分接近唐三彩器物。除此之外，还有新罗三彩和埃及三彩，也是由仿制唐三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最早学会制作青瓷技术的国家是朝鲜。朝鲜自新罗时代晚期开始，就与生产青瓷的我国五代吴越王朝有着密切联系，一直到后来的高丽时代仍关系密切。在越窑青瓷输入朝鲜的同时，制瓷技术也被引进，朝鲜工匠在学习的基础上，于918年成功烧制高丽秘色瓷。日本受中国制瓷技术的影响非常大，最早的濑户古窑仿烧中国宋代黑釉茶盏，后来仿制青瓷，于14世纪仿烧成功，造型上更多吸收龙泉青瓷的样式，釉色上特意保留了其苍翠浑厚的特色。现在的日本，仍旧延续了中国宋代的传统，重视茶道文化及茶具的制作。世界各国对青花瓷的仿制，以土耳其、伊朗和越南等国家最为出色。我国自古与越南关系密切，早在15世纪时，越南就聘请中国陶瓷技工传授技艺。在中国制瓷技术的影响下，越南也曾烧制出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青花瓷，特别是在14世纪后期所仿制的元青花，无论造型还是纹饰极为酷似，几乎与元末明初之作难以区分。公元7世纪以来，中国瓷器大量外销，不仅物美价廉，还因为富有东方民族特色的瓷器，不仅可以代替木器和昂贵的金属器作为日常盛煮器，同时还可以作为艺术品，陈列在宫殿、花园，彰显其主人的身份。当时在世界各国上层社会中，尤以珍藏中国瓷器为荣，这也是促使各国对中国瓷器仿制的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中国热，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普遍受到欧洲各国人民的喜爱。当时欧洲各国王室以收藏中国瓷器为荣，波兰国王约翰三世在维拉奴哈宫侧殿，专门陈设中国青花瓷器。在英国，收藏大量中国瓷器，成为贵族社会流行的一种风气，当时英国皇后，不仅在宫殿内的橱柜以及家具的最高处，摆放大量中国瓷器，而且宫殿墙壁、地面也多是瓷质装饰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及其夫人，由于对瓷器的喜爱，特命人将其夫妇的画像送往景德镇，烧制在彩瓷盘上……为满足需求，欧洲一些国家纷纷建立瓷厂，仿制中国瓷器，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荷兰仿造中国青花生产的得尔夫蓝瓷，在世界享有很高声誉。由于世界各国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历代外销瓷的风格也不断改变，这些都使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国纷纷仿制的背景下，依旧能够占领海外广大市场。世界各国仿制中国瓷器，也是一种文化的交融，正因为此，千百年来中国瓷器以它独特的魅力，始终引领世界文化潮流。纵观清代外销瓷，其造型、纹饰无不渗透着国外的时尚与文化，同时，借助外销瓷，也让海外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发展，其外销瓷的成就并不亚于甚至超越官窑瓷器。
大师紫砂壶与茶叶关系
供春、时大彬等是制壶的好手,但也未必是品茶的高手,所以供春的作品树瘿壶,如果是可信的话,就是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紫砂壶了。但这件作品其实并不是一件纯粹的、合理的茶壶。其中如表面凹凸不平,极容易藏污纳垢,使沾在壶面上的茶末,无法完全清洗干净,有时也会发霉,产生异味,既影响茶水的质量,也不卫生。所以这件最早的紫砂壶的本质,应当是具有茶壶特征的紫砂陶艺术品，充其量也是先考虑艺术再考虑泡茶。在茶和紫砂的天平上,热爱艺术、富有创造性的匠人们让茶叶失去了重量。
供春的树瘿壶充分注意到紫砂泥特殊的外在特征,以艺术的手法强调了这一特征。时大彬也不是一个单纯做茶壶的工匠,他的作品目前所见已有多件,有三足,履鼎足,六方壶、圆壶等多种形式,但没有一件是相似的,虽然都是茶壶,但没有一件是老实的、单纯的茶具。
而且《阳羡名陶录》记载时大彬「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继儒、王时敏等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这一段话也可以写成:时大彬因为听到陈、王关于茶的议论,才发现自己原来所做的大壶并不适合泡茶,于是改作适合于泡茶的小壶。
其实供春不是作紫砂壶的第一人,前面还有金沙寺僧,所作的壶据吴骞记载是「规而圆之」,应当是一般意义的圆壶。他的壶式不传的原因,有论者称是因为无款识,其实「尝以指罗纹为标识」也是一种款识的。比时大彬稍早的工匠,元畅、时朋、董瀚、赵良的作品或擅提梁、或擅菱花,均「多古拙」,此后只有与时大彬同时代的李茂林做起了小壶,因被称为小壶鼻祖。
紫砂壶的主流作品不应属当然的茶具,而是一种可以作为茶具的陶工艺品,时大彬的早期作品属于侧重于艺术观赏价值的,后期的创作才顾及到适合作为茶具。
陈鸣远把这个问题更加明朗化了,他的作品有二大类,一是像生陶,是与茶根本沾不上边的小摆件。另一种就是今天被称为朱泥壶、极适合用来泡茶的茶壶─如福建漳浦蓝国威出土的「名人仿古」款朱泥圆壶。陈鸣远仿古,为什么仿古?说明作此类小圆壶本非自己的特长,偶尔为之,只是仿古人的作品;仿谁的古?时大彬、李茂林作过小壶,是有文字记载的,惠孟臣则以小壶为主。
多少年后,陈鸿寿也走进这个圈子,他毕竟是一个造诣很深的大艺术家,而且擅长篆刻,这使他发现了紫砂壶与寿山石之间的共同点,但是陈鸿寿自己没有动手作壶。紫砂壶的制作具有很大的工艺成份。特别是花贷,需要匠人随机应变,临时发挥,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新的思想,新的创意会不断出现。身为宜兴知县的陈鸿寿,没有加入这属于社会底层的匠人之间,因此他只能选择光货,特别是设计的壶式基本上都具有较完整的面,以为书法篆刻或美术创作提供尽可能的空间；毫无疑问,陈鸿寿的作品虽然多为适合于作为茶具,但设计者真正关注的也只是艺术,而不是茶。
陶瓷与考古有什么关系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陶瓷古国，陶瓷与考古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历代古陶瓷在国外特别引人注目，身价不凡。有些极有价值的中国古陶瓷珍品，在国外著名的博物馆收藏被视为价值连城的珍宝；近几年国际上掀起一股“中国古陶瓷热”的浪潮，一九七七年在南朝鲜新安海底中打捞的一万二千多件中国古陶瓷，轰动了世界，许多考古学家如获至宝，仔细地研究了从新安海中打捞的确认为元代的中国陶瓷，发表了许多论文，从打捞出的陶瓷器皿发现许多问题，特别是使人们更加了解元代贸易陶瓷的性质和作用，并对当时东亚陶瓷贸易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实物凭据。
瓷都景德镇的古陶瓷闻名世界，一九八二年在轻工业部和中国硅酸盐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上，来自澳大利亚、德、日、英、美等国的学者和专家在上海开完会后，风尘仆仆专程来到景德镇陶瓷馆参观，他们对古瓷陈列室看得特别仔细，日本的著名陶瓷专家三上次男，英国政治活动家、考古学家艾惕思等学者为了一块古瓷盘的考证，几乎蹲在地上研究了半天……他们试图通过研究中国古瓷来研究中国历史及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等情况。
凭借陶瓷帮助考古有很多长处，陶瓷有一个特点，它与丝绸、书稿等不同，书稿、丝绸容易腐烂不易保存，而陶瓷器都是永久性的，陶瓷器就是打破了，也还有碎片存在，有碎片就有考证的一线希望。有一个英国的考古学家名叫惠勒，他说：“十世纪以后的坦噶尼喀地下埋藏的历史，就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因为一九五五年前后许多考古学家在那里做过考古调查，曾发现在五六十处古代遗址中都有中国瓷器。也有些非洲国家的古代遗址的时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同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的题目就是《作为古代中外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说明我国瓷器对研究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历史的重要性。
古陶瓷在我国考古学上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物，只要我们掌握了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规律，了解到各个时期瓷器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各时期的陶瓷制品的造型、装饰、釉色等，它就能帮助我们断定遗址和墓葬时代，从而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有些遗址和墓葬，没有具体的年代记载可寻，在这种情况下，陶瓷器就普得特别重要了。因为每个遗址与墓葬出土文物一般说来陶瓷器是很多的，就是对一些具体年代的墓葬，也就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情况，如墓是否完整，有没有破坏过，是否有晚期墓葬的混入，如果早期墓葬发现较晚的陶瓷器，说明该墓可能混进了其它较晚的墓葬，也可能是盗墓的人带进去的等等。
对于有些古陶瓷的造型特征，年代的考证，也便于我们考古学者认识和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情和其它许多问题。如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在陕西省临潼县发现的秦始皇陵中宏伟壮观的秦俑群，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这些数以千计的兵马俑组成世界上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它说明我国古代丧葬制度是阶级社会现实生活的具体写照，也是秦始皇地上王国的地下的再现，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艺术、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而且为我们研究秦代烧陶技术和雕塑艺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中国古陶瓷是外交史上友谊的纽带。我国陶瓷在世界上具有很高的声望。远在唐代中国瓷器就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与海路销售海外，传播到世界各国，所以人们在今天研究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历史时，陶瓷器也是一个重要的友好象征。因为历史上的交往，中国的古陶瓷在外国出土以后，必定给我们留下了考古学上的特证。日本陶瓷考古家三上次男先生在他的著作《陶瓷之路》里提到“陶瓷”在这方面的作用时说：“总之，陶瓷是跨越中世纪东西世界的一条友谊纽带，同时也是一座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我国陶瓷历史十分悠久，古陶瓷、古窑址和其它文物是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所以我们更要十分珍惜和爱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
官窑瓷、官用瓷、贡瓷三者的关系
官用瓷，作为官方使用瓷器的描述，并不是第一次，但作为陶瓷的一个门类概念的提出，还是第一次。官用瓷是指宫廷或官府指定或定制的窑厂精工细作而成的瓷器，并由官方出资收购，多为宫廷及官僚使用的瓷器，残次品也可出售或供给官僚或贵族，如越窑、邢窑、耀州窑等。与官窑的区别是官窑由宫廷建设并派专人管理，生产瓷器多为宫廷所用，不作为商品出售，残次品通常销毁，生产可不计成本，如宋修内司官窑、明清景德镇官窑等。贡瓷是指地方或属国进贡给朝廷或上级官府的精品瓷器。与官用瓷不同的是贡瓷是地方为进贡而特地制作的精品瓷器，不是官府指定或定制，贡瓷是作为礼品的形式送给上级，不是上级出资定购，时间上也有不确定性。这三者的主要区别：官窑是官方出资兴建与管理的；官用瓷是官方定制购买的；贡瓷是进献送礼的。有时即使官窑时代的产生，也同时存在着官用瓷和贡瓷，如宋代越窑、耀州窑等，明代龙泉窑与钧窑、磁州窑等。那么怎样确认官窑瓷、官用瓷和贡瓷这三个品种的质量呢？通常官窑瓷因为官方建设烧造，精益求精，又不惜工本，质量要求非常高，陶瓷能工巧匠云集，从整体上保障了官窑的质量。不仅材料优良，工艺也十分精湛，且很少流入民间，只有皇帝赏赐部下，偶尔才会流入民间及随葬。
官用瓷器通常都是出于宫廷或官员、官府的需要，选定在当时比较成熟或有名的窑口中烧制需要的品种。在质量上有较严格的要求，甚至原材料、工艺也有很高的要求，如五代耀州窑的黑胎支烧器、柴窑的白胎器、龙泉粉青黑胎器等皆反映这一特点。但整体质量略逊同期官窑。
贡瓷通常是以优良窑口定烧或特制瓷器中选出精品作为进贡的礼品。一般情况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不仅技术要求高，材质也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些，如唐五代越窑、邢窑、磁州窑，甚至上世纪60—70年代的毛瓷也属这类。
明代张应登的《游滏水鼓山记》碑曾记载：“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而且《大明会典》中也有：“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余所，岁造瓷坛，堆积官坛厂，舟运入京，纳于光禄寺。明弘治十一年，进贡于皇家之瓶、坛达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六筒。”由此可知：宫廷官府用瓷当时不仅限于官窑，其不是陈设器及直接使用的食器外，其他官用瓷如酒坛、酒缸，因其用量大，对其质量自然也不会一概要求严格。比较有名的窑场，一样能承担烧制宫廷及官府需要的瓷器，钧窑的花盆、磁州窑的酒坛、龙泉的大盘，无疑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这类瓷器皆属官用器的范畴，自然官用瓷也存在质量的优劣，但优劣体现在功能和品种上。如直接使用的碗盘、食具、供器等会很精致。其他大件产品如盛酒、酱油、醋等坛瓶类，质量自然难以与小件生活器皿相比。
官用瓷与贡瓷上的确认，在考古中多以款识与铭文题记为主要参考。如建阳的“进盏、供御”、邢窑、定窑的“盈”“官”字款，耀州窑的“官”字款等。其他如辽代上京窑、宋湖田窑、唐五代越窑等都出现官字款。还有直接写有官府或官用器器具之名，如元代“枢府”、辽金“上京”之类款识题记，特别是五代、宋、辽、金等官僚贵族墓葬出土这类官用器，皆能说明这一问题。
官用瓷器从其属性而言及考古资料发现，最早应该在新石器时代即产生了。从大量的新石器考古陶器来看，质量有着明显的高低之分，像相当于夏文化的“夏家店文化”、“龙山文化”等，都发现质量非常精湛的彩陶、黑皮陶及磨光陶、白陶。甚至更为精湛的镶嵌美石等的陶器。当进入青铜器、漆器、金银器的时代后，陶瓷显然难与其比肩，但到了魏晋唐时，宫廷与官府渐渐重视起来。到了宋代，中国陶瓷焕发了灿烂的艺术光彩，享誉世界。贡瓷官用瓷官窑瓷无疑引领着陶瓷发展的最高科技成就。
本文所列的官用瓷及窑口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历代的官用瓷及窑口。还有相当多的官用瓷等待我们研究和开发。像景德镇枢府瓷、辽上京林东窑、四川乐山西坝窑变釉瓷、青羊宫与彭县窑、山西法华瓷等都曾给官府烧造过瓷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广阔，也是我国陶瓷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艺术角度上看陶瓷文化与绘画、书法的关系
1、陶瓷艺术与绘画，无论是从艺术本质、特征，还是从表现手段来看，都有共通之外。绘画艺术讲究“气韵生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讲究“骨法用笔”、“画龙点晴”，着重形象的刻划和意境美的追求，讲究兼工带写，以浑然天成、本色自然、含蓄蕴藉为品位，遵循“作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大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创作原则，强调艺术家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创作营养，并反映生活。绘画艺术所要求的这一切，陶瓷艺术无一例外地要遵循。传统派是如此，学院派也毫不例外。
绘画性的彩绘作品是这样，即使是陶瓷雕塑作品也和绘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著名陶瓷雕塑艺术家刘远长，对中国绘画与陶瓷雕塑之间的关系深有体会。他在《学习瓷雕古装人物的体会》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物画特别是工笔重彩人物画，对意境、形象、动态、衣纹都有严格的要求。既写实又夸张；既要求逼真，又讲究装饰性。传统人物瓷雕受中国画的影响很深，它们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学习中国人物画对于古装人物瓷雕有着直接的影响。应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它们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古装人物瓷雕也是如此，石湾‘公仔’的传神、古朴和苍劲，德化瓷塑观音的慈祥端庄、衣纹流畅婉转，以及景德镇瓷塑色彩斑斓、富丽堂皇、造型简练、富于装饰性等等，都是传统的中国画中吸取了营养”。他还结合其创作，具体谈了他从国画中汲取了哪些营养，“我创作的《文成公主》瓷雕，文静典雅，脸型圆润（成鸭蛋形），发饰细腻，衣纹简练而又流畅，都吸收了中国人物画的营养。而瓷雕诸葛亮，又类似国画中兼工带写，着重了形象刻划，前额开阔，仪态自然，眉宇间表现出思虑远谋，而衣纹都是寥寥几下，借用了国画的‘钉头鼠尾描’”。
我们知道，线条、无论是对于国画，还是陶瓷雕塑以及书法，都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著名陶瓷雕塑家、周国桢先生对泥条盘筑工艺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论述。他在《本土意识的崛起――谈泥条盘筑陶艺》一文中写道：“近来，我运用古老的盘筑工艺创作动物雕塑作品，深有体会：泥条盘筑不仅可以作为成型手段，而且它的立体线条比绘画艺术中的平面线条有更广阔的表现余地。因此，我在成型中非但舍不得抹去那凸现的线条，反而要设法发掘它潜在的表现力。这是我自然要综合借鉴中国画等门类中的线条的表现力”、“盘筑工艺的基本语汇是以线造型，但表现对象的形体上不能满足整齐划一的线条排列。要讲究线条的对比变化，例如粗细、长短、疏密、虚实、浓淡、穿插、扭结，从而产生线条的节奏韵律。有的线条可以淡化，形成块面。这样形成了线面的二层对比，互为映衬，互为突出，犹如水墨画中的黑白关系，有时还要在线与线之间、线与面之间的适当位置上，加上一些圆点，以示提神或补缺，或者产生装饰性的效果（有的还同时起到加强外壁的支撑点的作用），这样，又形成了点线面的三层对比关系，交相辉映。”
周先生所谈，是从他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用泥土盘筑工艺，创作出不少大气、朴拙、本色、自然的作品，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2、书法艺术，同样讲究和强调线的表现力。它在艺术特征方面，与陶瓷艺术的联系，初看似乎不相关。实际上，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从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来看，它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再现与表现、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它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自自然形象而又远离了自然形象。人们将自己的精神意蕴、生命情丝、审美趣味化为或纵或收、或枯或润、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经验。“在造型过程中，作者的感情就一起和笔力融合在一起活动着，笔所到处，无论是长线短线，是短到极短的点和由点扩大的块，都成为感情活动的痕迹”。中国古代美学家对书法的这种特性早有精辟的论述。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蔡邕在《笔论》中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可以见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怪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清代刘熙载更是一语破的：“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另外，绘画艺术、书法艺术和陶瓷艺术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不适宜于表现持续性的情节性的事件，而长于表现一动作瞬间，并在动作瞬间内创造出颇富生命力和表现力以及想象力的艺术形象。黑格尔曾经指出：绘画“只能抓住某一顷刻”，把“正要过去的和正要到来的东西都凝聚在这一点上。”莱辛说得更加具体和明确，他说：“绘画在它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某一顷刻，所以就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刻记得上，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清楚的理解。”这虽然说的是绘画，但适用于陶瓷艺术和书法艺术，而且，这正是这两种艺术的特征之一，书法艺术表现得更甚，尽管书法要求“每为一字，各象其形，”要“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站，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尽管要求书法艺术要有如“悬针垂露之异，奔雷附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岩身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但它毕竟是一种抽象性、表现性、虚拟性的艺术。
茶具与饮茶文化的兴起有直接关系
古代饮茶茶具主要指盛茶、泡茶、喝茶所用器具。这一概念与今所说的茶具基本相同。唐宋以来的饮茶茶具在用料上主要是陶瓷，金属类饮茶茶具在唐宋以来是少见的。因为金属茶具泡茶远不如陶瓷品，所以是不能登上所谓茶道雅桌的，唐以来主要变化较大的饮茶茶具有：茶壶、茶盏(杯)和茶碗。而这几种茶具与饮茶文化的兴起有直接关系。
(一)茶壶
茶壶在唐代以前就有了。唐代人把茶壶称“注子”，其意是指从壶嘴里往外倾水，据《资暇录》载：“元和初(公元806年，唐宪宗时)酌酒犹用樽杓……注子，其形若罂，而盖、嘴、柄皆具。”罂是一种小口大肚的瓶子，唐代的茶壶类似瓶状，腹部大便于装更多的水，口小利于泡茶注水。约到唐代末期，世人不喜欢“注子”这个名称，甚至将茶壶柄去掉，整个样子形如“茗瓶”，因没有提柄，所以又把“茶壶”叫“偏提”。后人把泡茶叫“点注”。就是根据唐代茶壶有“注子”一名而来。
明代茶道艺术越来越精，对泡茶、观茶色、酌盏、烫壶更有讲究，要达到这样高的要求，茶具也必然要改革创新。比如明朝茶壶开始看重砂壶，就是一种新的茶艺追求。因为砂壶泡茶不吸茶香，茶色不损，所以砂壶被视为佳品。据《长物志》载：“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热汤气。”说到宜兴砂壶几乎无人不知。而宜兴砂壶正是明朝始有名声。据史料记载说，明朝宜兴有一位名叫供春的陶工是使宜兴紫砂壶享誉的第一人。
《阳羡名陶录》记载说：“供春，吴颐山家僮也。”吴颐山是一位读书人，在金沙寺中读书，供春在家事之余，偷偷模仿寺中老僧用陶土搏坯，制做砂壶。结果做出的砂壶盛茶香气很浓，热度保持更久，传闻出去，世人纷纷效仿，社会出现争购“供春砂壶”的现象。供春真姓“龚”。所以也写成，‘龚春”砂壶。此后又有一个名叫时大彬的宜兴陶工，用陶土，或用染颜色的硇砂土制作砂壶。开始，时大彬模仿“供春”砂壶，壶形比“供春”砂壶更大，一次时大彬到江苏太仓做生意，偶在茶馆中听到“诸公品茶施茶之论。”顿生感悟，回到宜兴后始作小壶。其壶“不务妍媚，而朴雅坚粟，妙不可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画航录》说：“大彬之壶，以柄上拇痕为识。”是说世人以壶柄上识有时大彬拇指印者为贵。从此宜兴砂壶名声远布，流传至今，还是人见人爱的精制茶具。
(二)茶盏、茶碗
古代饮茶茶具主要有“茶椀”(碗)、“茶盏”等陶瓷制品。茶盏在唐以前已有，《博雅》说：“盏杯子。”宋时开始有“茶杯”之名。见《陆游诗》云：“藤杖有时缘石瞪，风炉随处置茶杯。”现代人多称茶杯或茶盏。茶盏是古代一种饮茶用的杯子，是“茶道”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器具之一。大家知道，我国茶文化兴起于汉唐、盛于宋代。茶盏也随同茶文化的盛起而有较大的变化。
宋代茶盏非常讲究陶瓷的成色，尤其追求“盏”的质地、纹路细腻和厚薄均匀。据宋蔡襄《茶录》载：“茶白色、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纣黑，纹路兔毫，其杯微厚，熁火，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依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如盛白叶茶，就选用黑色茶盏，说明当时已经注意到茶具的搭配关系。搭配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更好的茶色与茶香。宋代建安(今福建建瓯)制造的一种稍带红色的黑茶盏，被时人看作是佳品，其次可以看到，当时评赏茶盏的质量，还有茶盏表面的细纹，如建安的绀黑茶盏已经精制到“纹路兔毫”的地步，足见陶艺水平很高。再者看“熁火”。“熁火”之意见《广韵》曰“火气上”，又《集韵》“火通也”，熁音协，含烫意。这里“熁火”实指茶杯中热气的散发程度，明清时期，江苏的宝应、高邮一带把“熁火”称为“烫手”。宋代建安生产的“绀黑盏”比其它地区产品要厚，所以捧在手中有“久热难冷”的好处。因此被看作是宋代茶盏一流产品。
胎釉知识——缩釉与爆釉
缩釉与爆釉是瓷器研究的一个小课题，仔细研究，我们发现缩釉和爆釉与原材料的应用和生产工艺有直接关系，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对瓷器的鉴定有一定的帮助。
缩釉的形成曾经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因胎体上粘了油污，所施釉面无法覆盖胎体而引起缩釉。另一说法是烧窑时冷却过快而引起缩釉。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均有误。前者，瓷器的烧制温度为1200°C以上，而油污在500°C已蒸发，此时釉料尚无熔融，无法引起缩釉，此说难以成立。后者，窑内瓷器的冷却是胎釉同时冷却，冷却快大多是产生釉裂或胎釉同时爆裂。热胀冷缩是一较普遍的物理现象，冷却能缩釉，但它是整体冷缩不是引起缩釉点的主要原因。
瓷器的胎体主要是经过瓷土（或瓷石）与高岭土粉碎、漂洗、沉淀加工而成。瓷土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钙，高岭土的成分中氧化铝的含量稍高一些。瓷釉由石英、云母、钠长石等物质组成，自然界里称作釉果，其化学成分主要为硅酸盐，但瓷釉中还加一些碱性助熔剂。除此之外，明清瓷器中一般都加入了由草木灰和氧化钙加工而成的釉灰。
瓷器的釉面有高温釉与底温釉之分，但我们却很少研究高温胎与底温胎的区别。高低温胎体的温差不大，一般为100°C左右。高温胎的胎体中的氧化铝的成分较高，它的烧结温度在1280°C-1330°C之间。由于温度高，胎体大多能烧成我们所说的糯米胎，胎体晶莹、透亮。如果胎体内加入少量的含氧化钛成分，那么胎体就显出玉白色，有玉质感。
在高温胎体涂上了粘度较高的青白釉料，就会产生针眼状的露胎缩釉点，其原理如下：当窑温升至1300°C左右时，胎体中部分原料进行化学反应，并逐步完成烧结。反应中产生较多的气体，主要是氧气、二氧化碳和少量二氧化硫。在胎体加温至1300°C的同时，胎表面的釉料同时在1300°C的温度下，并进入熔融状态，熔融状态的釉料呈液膜，紧贴在烧结状的胎体表面。当胎体内释放出的气体逸出釉面时，即在釉里产生大量气泡。如果气泡聚集较大，釉的粘度又较高，逸出的地方就产生露胎的缩釉点。有的呈针眼状，在瓷器的转角处积釉很厚，缩釉面会较大。
鉴赏这种瓷器的釉面时我们能在放大镜下看到大小不等的多层气泡，小气泡托着大气泡。以上现象在明代和清早期的瓷器中表现得较为明显，民窑瓷器更多，可以作为鉴定瓷器的一个参考。此外，另一种情况也能产生缩釉点，主要是胎体坯子落了灰尘，上釉前没吸干净，灰尘的小颗粒可引起缩釉，但这现象很少出现。原因一是坯子上釉前都有一个“上水”的步骤，灰尘很少，二是一般有灰尘，大都是在釉上引起一个黑点而不引起缩釉。灰尘引起的黑点和缩釉点的瓷器大都是民窑，在道光、同治年以后生产的瓷器更多一些。
高温胎与低温胎是相对的，即使低温胎，瓷胎的烧结温度也要1200°C左右。原始瓷大都是低温胎，从胎体不结实、较为疏松的现象看，它的烧结温度应在1200°C以下。这些瓷器胎釉结合不牢固，胎厚釉簿，欠观赏性。
道光以后的瓷器烧结的温度也不太高。主要是康乾盛世后，经济的发展使瓷器民用普遍化。乾隆后期已有五件套作为姑娘的嫁妆，嘉道后盛行。所以瓷土的需求量很大，精细的原料仅能用于官窑。道光以后瓷土质量欠佳，主要是精品高岭土减少，胎中氧化钙的成分增加，降低了瓷胎的烧结温度，一般在1200°C-1250°C烧结固化。嘉道以后在烧制陶瓷用的釉料中增加了碱性助熔剂，在温度近1300°C时釉料熔融，但较前期的粘度低，较稀薄。但这种较稀薄的釉料均匀地渗入烧结的瓷胎中，所烧制的瓷器也很漂亮。此种瓷器胎釉结合尚可，釉面较薄，有的可见胎痕。釉内气泡较小，少有层次感。
康熙时期的亮青釉是最好看的釉面，其器胎料中高岭土的成分达到50%，氧化铝的成分达到25%-30%，而且胎体用料淘洗得十分干净。由于胎体烧结温度高，胎的表面和釉的内层面在高温下产生共熔现象，这样的瓷器胎釉结合紧密。用放大镜看瓷片的断面，有的可看到胎釉呈锯齿型的互熔面。此时康熙瓷器釉料中适当增加了釉灰以及釉料中氧化钾和氧化钙的含量增加，在温度控制较好的情况下，釉面特别致密、肥亮，玉质感极佳。
我们在一些瓷器表面看到形状各异，有的像虫蛀一样大小不等的小孔，即是因爆釉形成的。收藏界一般均认为爆釉是和瓷器碰撞引起釉面开裂有关，但实际上形成爆釉的原因很复杂。有的瓷器没有经过碰撞，还有的新烧的瓷器产生了爆釉。而有的瓷器釉胎均碰坏，时间很长也不爆釉。笔者认为，爆釉和胎体的原材料有很大的关系。胎体的烧结是多种原料在高温下反应生成结构较为复杂的混合盐的一个过程，当胎体原材料中氧化钙的含量过高时，瓷器烧结后会在局部析出多余量的氧化钙（氧化钙俗称生石灰），氧化钙在遇水后体积膨胀生成熟石灰。一般来说，在釉的保护下，氧化钙是碰不到水的，但在器物的棱角处，釉面较薄的地方，难免有一些细孔。有的瓷器虽没毛细孔，但年代久了表面磨损或有磕碰，也会产生细孔。当细孔或裂痕吸入水后，胎中的氧化钙体积大大膨胀，使釉面爆裂，即我们看到的爆釉。
爆釉的瓷器在各年代都有，但从清初到嘉庆早期较好的瓷器很少爆釉，道光至光绪初期生产的瓷器爆釉较多，以后在民国中后期到解放初期也有这情况。已故的中国古瓷学会会长汪庆正先生认为：瓷器鉴定是一门边缘科学，它同化学、物理、人文科学关系十分密切，古陶瓷的鉴定要知道器物的产生年代，产地在哪里，当时采用什么原材料和用什么工艺……所以，我们在鉴定一件瓷器时，除了常说的器型、纹饰、款识等因素外，多研究一些原材料和加工工艺相关的胎釉知识很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