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6日，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正式启动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同湘潭市博物馆、衡阳市文物处、衡山县文物管理所、衡东县文物局、怀化市文物处、中方县文物管理所、南京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的专业人员组建了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工作队，在细致严谨的田野考古发掘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字考古技术最大限度采集原始数据，至8月初，针对谭家坡1号龙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已告一段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谭家坡1号龙窑在《2006年长沙窑遗址调查勘探报告》中被编号为Y38，为方便叙述，下文统一用“Y38”指称谭家坡1号龙窑。现对本次考古发掘的情况做简单介绍：
基本情况
为配合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获取较好的展示本体和学术研究素材，深入探明Y38的文化内涵，我们在Y38东、南、西三面布设探方，发掘面积 1075平方米。其中Y38保护棚西侧接近坡底的平台附近为1983年发掘探方所在区域，此次对其回填土进行重新清理，揭露1983年度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及的作坊遗迹，并以1983年发掘区域为中心，顺坡布设5×5㎡探方十一排，共30个探方。Y38保护棚西侧区域是本次发掘的重点区域，目的主要有两点：一为揭露与Y38相关的作坊等相关遗迹，二为探明Y38兴烧、废止时间与历史文化内涵。从发掘结果看，我们的预期目的已基本达到。
考古发掘证明Y38西侧片区是Y38制瓷活动的主要场地，我们在Y38西侧发掘区共揭露与窑场制瓷活动有关的遗迹28处，有挖泥洞、淘洗池、储泥坑、陶车坑、工棚、灶、烘烤炉、釉缸、装窑出窑活动台面等。这些遗迹较完整地展示出了Y38的制瓷工艺流程。
发掘过程中我们采集了大量文物标本，主要包括窑具、瓷器残次品和装烧标本。窑具有大小不一、高矮不等的各式匣钵、匣钵盖、三足乳丁垫圈、泥圈、泥卡口、火照、荡箍、轴顶帽、印模等。瓷器种类繁多，有碗、盏、碟、壶、罐、盒、枕、盂、洗、盆、炉、唾盂、纺轮、铃、器盖、水注、笔舔、瓶、灯盏、烛台、碾轮、碾槽、盅、杯、盏托、动物雕塑、器座等，已修复的重要文物标本上千件。tAOci52.CoM
1、获取了品种丰富、类型全面的文物标本，通过进一步整理我们将对谭家坡1号龙窑的窑场布局、制瓷工艺、装烧方法、产品特征、和文化内涵形成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2、揭露了一批该窑址制瓷工艺流程有关的遗迹现象，是很好的展示本体。对这些遗迹现象进行科学的展示，原料的采集、加工，制坯、上釉、装烧等制瓷活动，都将鲜活地呈现于大众面前。
3、明确了该窑的兴烧和废止年代。结合纪年材料和出土遗物遗迹的特征，我们可以判定，Y38兴烧于9世纪初，废止于9世纪70年代。
4、数字考古的初步尝试。为使本次考古发掘的信息获取量最大化、信息资料数字化，减少因考古发掘而不可避免的信息流失，我们联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进行了数字考古的初步尝试。在严谨细致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础上，用全站仪、立体影像仪、三维激光扫描仪、航空拍摄等现代科技仪器和技术手段对考古发掘的最小堆积单元逐一跟踪记录，以求用数字技术达到考古发掘可逆化的目标，使民众了解古代窑场作为一个考古遗址的形成过程，为三维数字模拟展示窑场建窑、生产、废弃等历史场景提供了充分的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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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铜官窑遗址确查窑址76处
本报3月7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梁笑)记者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自去年长沙铜官窑遗址公园考古工作启动后，至今考古工作队已在石渚湖南北两岸约2公里范围内确查窑址74处，还在铜官窑遗址西北的觉华山西北麓发现两座窑。
据领队张兴国介绍，石渚湖北区基本与现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重合，面积约68万平方米，确查64处窑址，其中有9处已彻底被毁。专家判断，北区内沿河(湘江)、沿湖(石渚湖)的窑群，其始烧时代可能相对较早，堆积区地层底部以青瓷为主。石渚湖南区窑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共确查窑址10处。调查表明，石渚湖南岸以烧制青瓷器和粗陶胎质的大型盛器为主，南北两岸的窑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对于觉华山西北麓发现的两座窑，张兴国表示，这说明唐代窑址从石渚湖向北到铜官老镇都有分布，铜官一带的制瓷业在唐代就已十分繁荣，历史时期湘江两岸的窑址从铜官到湘阴直至洞庭湖口连绵不断。这些以烧制青瓷为主的窑址很可能就是《茶经》中所提及的岳州窑，长沙窑早期烧制的青瓷产品可能被视为岳州窑的一部分。
湖南长沙市铜官镇——长沙窑址
在今湖南长沙市铜官镇，又名铜官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兼烧少量的白釉、褐釉、酱釉、绿釉和蓝釉等，是唐代南方的重要青瓷窑。
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胎呈灰白或青灰色，少量黄褐和微带红色，后者往往再敷一层化妆土。胎体较疏松。（2）釉色多种，以青釉为主，青釉青中带黄色者为多。釉面均有细小纹片。（3）产品以盘、碗、碟、杯、壶、瓶、灯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还有猪、羊、马、狮、青蛙等玩具。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圆润柔和；后期趋于秀丽。以壶为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卷唇或唇外折，多棱短流，单曲柄，条形横系竖系。后期多为瓜棱腹，喇叭口，细长颈，圆管长流，双曲柄，模制印花耳系。（4）装饰技法有釉下、釉中彩绘及印花、贴花、彩色斑点等。釉下、釉中彩绘初期形式是单一的褐彩，绘以简单草率的花草纹，以后逐步演进到褐、绿两种彩色，一种是以笔直接绘画纹饰，另一种是在胎上先刻划纹饰轮廓，然后在刻线上填绘褐绿彩。以彩色斑点作装饰较普遍，始饰以大圆斑四组，渐变为小斑点组成的纹饰，大圆斑有褐色、褐绿色两种，小斑点则多数为褐绿或褐蓝相间的纹饰。贴花多装饰在壶、罐腹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双鱼、葡萄和圆景等，在纹饰上多施以酱釉圆斑。晚唐出现印花装饰工艺，主要见于盘、碗、碟的器内，纹饰以花卉居多，较简练。此外，以诗和商品宣传文字为题材的装饰也多见。（5）碗、盘、碟一类器物采用叠烧，器心与器底均无釉露胎，很少使用支具垫烧，故烧成后一般都不存在痕迹，仅个别喷心发现3枚支钉痕，其中一部产品在露胎部分加彩遮盖美化。
此外，盘心有作方块状露胎的。盒类器物平底外凸，口沿及底无釉露胎。罐类器物则平底内凹，一般器外底中心有釉，中心以外无釉露胎。
长沙窑：铜官陶瓷技艺源远流长
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的形成源远流长，据《监略妥注》载：“舜陶于河滨，而器不苦窳”。即在殷商之前，舜帝就带领先民在湘江一带开始了制陶之业，进行原始的手工制作。从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文物和积淀深厚的陶瓷碎片考究，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已创造性地表现在造型、成型、烧成、装饰等诸多方面，构成了全方位的陶瓷手工制作体系。专家认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是属唐代遗存。
世界认同的艺术价值
长沙铜官窑是世界陶瓷釉下多彩的发源地。它的烧制技艺自唐代传承至今，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是本身具备的科学价值，釉下多彩的形成，拉坯技艺的产生，雕塑工艺的发展，烧成原理的掌握，都蕴含着不同的科学知识，现代《陶瓷工艺》一书已将它上升成了理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是把自然界缺少生命活力的物质通过劳动的双手变成有生活气息的器物，展现出各种美的形象，巧夺天工，叹为观止。这种将彩绘遮盖于釉下，使其永不褪色的创新工艺，极大地丰富了陶瓷装饰艺术。铜官在唐代曾是我国三大陶瓷出口基地之一，铜官窑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东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的诸多国家，名声远播，影响深远，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00年，德国人蒂尔曼. 沃特发在印度尼西亚海域打捞出载有9世纪中晚唐陶瓷产品的沉船“黑石号”，其中长沙铜官窑的精美瓷器达6万余件，这些产品充分展示了铜官陶瓷手工技艺的历史渊源和巨大魅力。迄今为止，已在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伊拉克、坦桑尼亚、肯尼亚、伊朗等17个国家发现了唐代长沙铜官窑陶瓷文物，这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异国的产品，已在全球形成了“唐瓷效应”。
庞大的传承体系
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的传承有家传、师传两道谱系。家传为继承祖业;师传呈自愿特征，一般三年为期，出师后帮师一至三年，再独立门户。所学技艺，开始以成型的单项专业为主，逐步兼学烧成，直至各工序操作都应知应会。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代代相传，后继有人。至民国时期，师承、家承脉络十分清晰。
拉坯传人。主要应用于炊具、壶类成型，民国时约3000人;延续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尚有2000人。至今因产品结构改变，机械化生产的替代，能操作者约300人，其中技艺精良者有熊赛王、张正斌、黄炳祥、谭志忠、冯耀云、胡武强、胡明、胡英等人。其中胡武强的作品在国内多次获奖。他并将技艺传给了儿子胡明、女儿胡英。胡英是铜官陶瓷拉坯的女传人之一。
捏坯传人。主要应用于缸类产品成型，民国时期约3500人;延续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2500人;现今技艺成熟者尚有400余人。
雕塑传人。民国时期有“窑状元”胡树生、‘‘泥人刘”刘子振。刘子振(1906 --1992)师从“窑状元”胡树生，解放后刘子振相传给儿子刘四泽、孙子刘坤庭。至今“泥人刘”的第三代传人刘坤庭的作品《雄鹰》浮雕陈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中国姑娘》壁画镶嵌在郴州女排训练基地。《铜官陶瓷工艺流程》浮雕收藏在深圳博物馆。2006年刘坤庭被评为湖南省民间文化十大杰出传承人之一，2010年评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省级传承人。
画花、贴花传人。至今得到广泛应用，技艺熟练者约200人，曾到突尼斯、柬博寨等国传艺的专家、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雍起林是众多传人中的佼佼者。
烧成“看火”传人。由于先进的窑炉设备替代了龙窑，不再使用“看火”之法，但至今掌握其技能者有600余人。唐代外兴窑现保存下来还在继续烧制陶瓷，故“看火”法则仍得到使用。
“釉下多彩”传人。铜官窑彩釉基料至今仍得到应用，并在现代化工知识的使用中，将传统的色彩进一步升华，更使釉下多彩艳丽多姿。至今铜官陶瓷产业中造诣颇深的釉料技术人员不乏其人，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不断传承的局面。
有力措施促推发展
望城县铜官陶瓷行业协会组建了专门保护机构，确定了项目传承人，落实了专项资金。“十一五”期间，自筹资金265万元，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普查，建立档案，助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成立了望城县铜官陶瓷行业协会，制订了《铜官镇历史文化名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以及《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奖励办法》。全力支持项目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同时还制订了《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培训实施方案》举办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培训班六期，培训人员500人/次。
通过这些有力措施，引起了各级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广泛关注，并收到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果。目前，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已列入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省、市代表性传承人各1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正在准备申报之中。
河南郑州发掘仰韶文化晚期聚落遗址
考古工作人员在发掘工地清理灰坑考古工作人员展示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代表性彩陶 考古工作人员展示出土的带有腰带纹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小黑陶罐 近日，记者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一处距今6000～5000年历史的仰韶文化晚期聚落遗址在郑州市七里河畔的尚岗杨被成功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骨器和石器等原始人类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具。郑州晚报记者尚新娇这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遗址尚岗杨遗址位于郑州市东南部管城区南曹乡西杨村西的土岗上，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尚岗杨遗址，遗迹、遗物非常丰富，是一处十分重要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遗址。据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现场带队发掘的负责人高赞岭介绍，仰韶文化时期，郑州东南部地区比较繁荣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较多。 1993年4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郑州至新郑高速公路建设，曾在遗址西侧边缘区，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发现有房基、灰沟、灰坑等遗迹。2013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考古专家表示，此次发掘初步勘探出该遗址的整体环壕，对它的整体布局已初步掌握，了解了尚岗杨遗址的文化内涵，对郑州仰韶文化晚期的人类生活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遗址出土了陶器骨器石器等文物今年4月，为配合郑州市至航空港高速公路扩建工程，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对沿线涉及文物区域尚岗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经调查勘探，在遗址中心区外围发现有两条壕沟，环形分布在遗址周围，较为规则。经过考古发掘发现，该遗址地层堆积2～3米，遗迹丰富，清理有房基、灰坑、墓葬等。“该遗址外有环壕，内有生活区、居住区和墓葬区，是一处比较完整的仰韶文化晚期人类生产生活的活动场所。”高赞岭说。通过现阶段考古发掘，尚岗杨遗址出土大量仰韶晚期人类生产、生活用具，有泥质灰陶、夹砂灰陶、泥质红陶、夹砂红陶、磨光黑陶等；器形有陶罐、鼎、钵、瓮、壶等。陶器表面多素面，磨光或施一层陶衣，并饰有旋纹、鸡冠纹等精美纹饰。此外，还出土有骨笄、骨、石铲、石凿、石斧、石纺轮等少量的骨器和石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