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土遗物中，三国两晋时期陶俑较少，且制作简陋，人物形态呆滞，艺术水平不高。但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造型，如牛车、武士俑及少数民族形象的陶俑。
南北朝时期，陶俑艺术水平有所发展，特别是北朝的陶俑，在继承前代陶塑工艺精华的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特点，表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尤其注重对人物表情的刻画，因而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从出土的人物俑和动物俑来看，人物俑有武士俑、文吏俑、胡俑、男女侍俑、伎乐俑、仪仗俑等，其中很多是北朝新出现的造型，形象
写实逼真，姿态各异。动物陶俑有马、牛、骆驼、驴、猪、羊、鸡等。最有代表性的是马、牛、骆驼。从北朝开始出现陶塑的镇墓兽，是人们想像中的一种动物，放置墓中，有镇恶避邪的作用。镇墓兽有人面兽身和兽面兽身两种造型，皆昂首蹲踞，背竖鬃毛，尾上卷，有的带有翅膀，有的顶竖冲天戟，巨口獠牙，相貌狰狞，加上彩绘，使其充满着神秘与恐怖，令人不寒而栗。
除北朝外，南朝的陶俑也颇具特色。如南京象山出土的陶跪俑和光头俑，制作精致，形象具有南方人的特点；广西南朝墓出土的武士俑着尖顶帽，手持兵刃，面部表情虽模糊，然造型简朴、生动。在南朝晚期墓中有一种胡人武士俑，体魄强壮，深目高鼻，满腮胡须。南朝陶俑最具特色的是服饰与女俑发髻的变化。陶俑头冠越来越高，衣襟越来越大，有的双袖几乎垂足。这不但是南朝女俑的特点，也是鉴别其时代特征的一个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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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陶瓷的发展史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 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在这一时期，对于陶瓷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
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
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oC1300oC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
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
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
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
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瓦当与画像砖
魏晋时期瓦当图案仍以云纹为主，与汉瓦当不同的是，在主题纹饰菇状云朵纹外，饰有一圈锯齿纹或由小短斜线组成的圈带。十六国时期的云纹图案，逐渐趋于简化以后逐渐消失。这一时期文字瓦当日渐减少，图案构成与汉瓦当模式不同，在瓦当圆心的上下左右各设一线，呈“井"字形，围绕圆心书四字铭文，“井”字四角各饰一乳钉。这种瓦当在内蒙古武川梁古城遗址及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均有出土。其文字读法为左右上下或上下左右，与汉旋读法亦有所不同。有的瓦当边缘有一圈模印小字，内容为纪年、月、日等。
从北魏开始，以莲花和兽面为主题图案的瓦当开始盛行。莲花瓦当的正中央花心处饰有凸起的圆乳钉状莲实，花心周围有数片莲花瓣，瓣叶宽肥，相邻的瓣叶间露出叠压在下层的莲瓣尖，形态非常逼真。北魏晚期还出现一种图案较抽象化的莲花瓦当，其花心为莲蓬状。花瓣形状尖窄，线条圆润舒畅，自然大方。除这两种图案外，还有一种更具艺术特色的装饰图案，即莲花化生瓦当。其图案是在瓦当中心的莲房上方，有一尊半身的童子形貌的裸体化生，身后有背光，双手合十，莲瓣体态宽肥，莲瓣周围绕一圈联珠纹，这种瓦当仅在北魏都城遗址发现过，其文物价值极高。兽面瓦当图案是一个具有高浮雕效果的兽面纹样，粗眉巨目，阔嘴呲牙，面目狰狞，透出一种威猛之态。莲花瓦当和兽面瓦当从北魏开始逐渐代替了秦汉以来盛行的云纹瓦当，成为后来瓦当的主要类型。
画像砖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取得新的辉煌成就。以往，画像砖主要被用于描绘墓主生前豪奢淫逸的生活和死后归于极乐的情景，再则就是表现儒家各种社会伦理道德的人物画和历史故事画。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于中原大地，它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同样极深地渗入了各种艺术领域。于是，画像砖从汉代传统题材里解脱出来，在对旧题材适当保留的基础上，以极大热忱投身于为佛家思想服务的领域，出现了大量反映佛教内容的精美作品。
汉魏两晋南北朝——茶具文化的酝酿
汉魏两晋南北朝——茶具文化的酝酿
茶是因作为饮料而驰名的，茶具文化实质上是茶具的发展，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茶文化的产生是在茶被用作饮用之后，两晋南北朝是中华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1）茶具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茶最先是作为食用和药用的，饮用是在食用、药用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人利用茶的年代久远，可上溯到神农时期，但饮茶的历史相对要晚一些。先秦时期可能在局部地区（茶树原产地及其边缘地区）已有饮茶，但目前还缺乏文字和考古的支持。饮茶始于西汉关于饮茶的起源，到目前为止是众说纷坛，争议未定。大致说来，有先秦说、西汉说、三国说、魏晋说。
（2）茶具文化与宗教结缘
汉魏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固有的宗教——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时期，茶以其清淡、虚静的本性和却睡疗病的功能广受宗教徒的青睐。
（3）茶具文化萌芽
茶艺是饮茶艺术，是艺术性的饮茶，它包括选茶、备器、择水、取火、候汤、习茶的程序和技艺。杜育的《荈赋》挹彼清流”，择取岷江中的清水；选器：“器择陶简，出自东隅”，茶具选用产自东隅（今浙江上虞一带）的瓷器；煎茶：“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煎好的茶汤，汤华浮泛，象白雪般明亮，如春花般灿烂；酌茶：“酌之以匏，取式公刘。”用匏瓢酌分茶汤。荈赋》所描述的，是中华茶艺的雏形，且茶艺发源于巴蜀。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瓷器文化
汉代以后，瓷器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东汉就有真正意义的瓷器出现了。陶器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瓷器迅速崛起。
三国两晋时期的瓷器很有意思。过去说书的老说一句话，叫“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汉代以后，中国是分裂的局面，三国两晋南北朝，只有西晋出现过短暂的统一，剩下的时间都是四分五裂。但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的文化背景非常丰富。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的局面，很多士大夫就很烦社会现实，逃离政治。可以说，中国各个门类的艺术，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新人辈出的状态。比如绘画顾恺之、书法王羲之、文学理论刘勰、诗歌陶渊明。陶渊明的诗歌影响了唐诗，比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非常像唐诗的韵味。中国的造园艺术在魏晋时期也蓬勃发展，后来的唐、宋、元、明、清，都有造园艺术，都受到魏晋时期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士大夫恣意豪情，他们强调内心的感受，这跟西汉时期完全不一样。当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候，人们强调的都是外在的东西。今天也是这样，如今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量事物都强调外在。而魏晋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缓慢，所以更多的士大夫关注内心的一种感受。魏晋人是瞧不起汉朝人的，他不能瞧不起后来的唐朝，那是他没看见。但是前面的汉朝，他是瞧不起的。魏晋人说汉朝人：你天天骑马打仗，对我来说没兴趣！所以你注意看，魏晋人都坐牛车，放缓生活节奏。中国每一次经济高速发展以后，都会伴随着一段时间的节奏放缓。
魏晋时期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这七个人聚集在今天的河南修武一带，在竹林里，对酒当歌，一天到晚说着些不太着调的事。但正是这些人和这一时代的特征，使我们的很多艺术都达到了巅峰。今天说的风格、韵律、节奏，很多词汇都是这个时期产生并广泛应用的。内心的感受，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很容易被人们忽略。
魏晋人由于饱受三国时期的战争之苦，所以要停下来享受生活。那么这时期的瓷器是什么样子呢？中国瓷器在此时非常特殊，体现在有大量动物造型出现上。在当时烧造这种动物造型的瓷器，比做一个普通的圆形碗、罐子要难得多。
当时有熊尊、鸡头壶、青瓷羊、青瓷虎子等瓷器造型。魏晋人特别喜欢这种动物造型，因为当时整个社会强调的都是内心感受。比如同样一把壶，就是受社会整体文化背景的影响，魏晋人觉得有情趣。西晋早期的鸡头壶，那个鸡头就是一个装饰，根本不通气，水不能从鸡嘴里流出来，而是要从上面倒出来。后来到了东晋，才知道可以把鸡嘴的地方捅通了，水能从鸡嘴里流出来。除了鸡头壶，还有羊头壶，水就从羊嘴里流出来。
隋代陶俑
隋代陶俑与前代相比，又出现许多新的造型。如侏儒俑、僧俑、十二生肖俑等。其中生肖俑形式多样，在墓中置生肖俑，有祈祷亡灵顺生之意。
隋代女俑有两种形象，一种身材修长，秀眉凤目，发髻平阔、高耸如冠，身着窄袖长裙，裙腰高齐胸口，手持乐器或翩翩起舞；另一种身材丰满，头顶双髻，内着圆领短衣，外套大袖衫，下着垂足长褶裙，裙带束于胸间或腹前，几乎垂至地面，姿容娴静端庄。一些侍女俑头梳双髻，身着窄袖衫，下束长裙，作捧物、奏乐、推磨、烧火等姿态。隋代文吏俑与南朝末年俑较相似，头顶高冠，宽衣博带，拱手而立，面部较南朝俑更丰满。男仆俑大都长衣束腰或短衣短裤，还有的上身赤裸，呈各种劳动的姿态。武士俑身着甲胄，有的下着长裙，张口怒目，手持盾牌或兵器，姿态表情与北朝武士俑相似。还有一些甲马武士俑，与北朝基本相同。胡俑较多，深目高鼻，有的袒胸束腰，有的着胡服，作牵马、牵骆驼状。
除人物俑外，隋代的动物俑也很出色，马的造型初步具备了唐代的形态。鬃长体壮，辔饰俱全，有的后背佩对称式梅花或寄生(即战马所披铠甲的一个组成部分，位于马的后鞍桥，竖于马的尾部)。骆驼俑大都塑造于座板上，四肢强劲，双峰间驮有货物。
在隋俑中，牛拉车的造型很多，与前代相比，牛的身躯浑厚肥壮，四肢短粗，有的笼辔俱全。其他动物俑的塑造多取材于生活中常见的活动情景，如母子羊、母猪哺崽、双鸭相戏等，都有着一定的情节性，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总之，隋代陶俑艺术继承了传统的艺术风格，作风简朴，造型规整，人物面部丰满，比例匀称，仪态端庄，特别注重于对人物面部表情及服饰衣纹的刻画，为唐代塑造工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陶俑
明代的明器中以彩釉陶俑为主，其内容多表现死者生前显赫的地位，这是明代陶俑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河北阜城廖纪墓出土的陶俑，表现的是墓主人生前出行的壮观场面，人俑达百余件，有仪仗俑、侍从俑、牵马俑、扶轿俑等。仪仗俑的背后分别带有“吏部"或“兵部"的长牌，肩扛锡槊、藤棍，侍俑手捧瓶、盒、盘等。仪仗中的马鞍辔俱全，鼻上饰红球，股后革带交结处饰一桃形红缨，体型较小。成都凤凰山明墓出土的仪仗俑达3OO余件，手持戈氅、卧瓜等仪仗及笛、鼓、箫、笙等乐器。除仪仗俑外，还有武士俑、文官俑、侍俑等共计5OO余件。除人俑外，还有大量的生活用具模型、家具模型及房屋模型。生活用具模型有提梁壶、环耳瓶、灯盏、高足杯、供器及供品等。器物造型与同时期瓷器相同。家具模型有桌及各式圈椅、交椅、衣架、盆架、屏风、木箱、罗汉床、坐榻等，床上放置有枕、被等。房屋模型有厅堂、厨房、舞台、炉灶、卧室等。此外还有少量的动物俑。
明代陶俑都以模制，许多人俑首、身分制，再插合成型，人俑及器物以彩绘或彩釉装饰，色彩鲜艳夺目。在造型上，人俑体型较大，且大多数有底座；家具、房屋及各种模型体型较小，但形象逼真，反映出明代高超的雕塑水平和制陶技艺。
汉陶俑
汉初的陶俑，在题材上仍多为兵马俑，探究其原因，与当时对匈奴连番作战、开通西域的历史背景有关。
汉初的兵马俑以咸阳杨家湾汉墓陪葬坑出土的彩绘陶俑最为精彩，分骑兵俑和步马俑。俑身彩画红、白、绿、黄、紫等各色服饰，有些人俑着黑色铠甲。除武士俑外，还有些人俑
做出跳舞、奏乐、指挥等各种姿态。在个别俑的腿前或背后刻有符号。马俑彩画鞯子和辔头，毛色有黑、红、紫、白等，有的站立，有的昂头似在嘶鸣，骑俑呈握缰绳和举器械的姿态，大部分马的臀部、尾部和骑俑背上刻画有不同的数字记号。在制作方法上，陶俑以模具制作，烧制后用白彩打底色，然后加施彩画。
除兵马俑外，人物俑以西安任家坡汉墓出土的侍女俑尤为珍贵。陶俑以模制成，足底有一孔，胎质坚硬，颜色发绿，陶胎表面敷白色胎衣，再以褐、土黄、红等色彩绘。女俑身着右衽长服，有的双手半握，拳眼上下相对置于胸前，有的抱手胸际或袖手膝上，跪坐于地。
此外在西汉一些帝王陵墓，如茂陵、阳陵、杜陵等，出有大量的裸体陶俑，男女老少皆有，其陶质坚硬细腻，身体分段制作，各有模范，粘接成型，在身体内壁留有工匠压印的指纹，人物形体适中，各器官齐全，面目表情生动活泼，彩绘橙红、朱红、赭、黑等色，个别俑身残留有麻织物的痕迹。
东汉时期，陶俑在表现题材上有了重大变化，描写贵族生活的陶俑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题材。
俑的形象出现了男女仆俑、庖厨俑、执镰刀俑、执箕铲俑、双手持瓶女俑；男女歌舞俑、演奏各种乐器俑、百戏俑、杂技俑等。这些俑体型较大(一般在40厘米左右)，姿态优美生动。在制作技法上，运用模制与捏塑相结合，并在人物的神韵上加以刻画，运用“以神写形"或“以神写神"的高度概括手法，选择人物在运动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刹那，描绘出人物的精神、气质及个性，从而给人以完整、鲜明、强烈之感，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
伴随人物俑出土的还有陶制动物俑，有鸡、鸭、羊、狗、飞鸟等，其形象准确、生动、活泼，各种神情刻画得细腻感人，惟妙惟肖。特别是陶马，东汉的马俑，其前蹄抬起或四肢张开，骨骼矫健，有奔腾欲飞之势，表现出的意境与秦马俑的严肃庄重有很大不同。
除人俑、动物俑外，汉墓中大量出土陶质水塘、楼阁、炊具、摇钱树、灯等一些建筑及器具模型。
秦代陶俑艺术
秦代(公元前221~前207年)制作的陶俑。秦是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陶俑艺术得到巨大的发展、秦始皇陵3个陪葬坑多达几千件的陶俑艺术成就尤其显赫。这些军阵模型及其埋藏服从陵园总体设计的需要，是护卫秦始皇的禁卫车性质的部队。一号坑俑的数量大、最为威严，是由步兵和战车组成的主力部队；二号坑由步兵、骑兵和车兵组成，机动性强，战斗力也最高；三号坑是将帅的指挥所，体现了秦军强大无比的军陈场面。这些陶塑，人物形象一般高度为175~196厘料，陶马高150~172、长200~203厘米，与真人真马相仿。工匠们对秦朝军队的观察细致入微，雕塑一丝不苟，技巧娴熟，手法严谨，崇尚写实。塑造的将军、官吏、着甲步兵、轻骑马兵、便装武士、弩弓手、着甲骑兵、驭手等都有鲜明的性格特征。由于年龄、官阶、身世的不同，人物表情各不相同。除秦始皇陵兵马俑，其他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陶俑也表明，秦代陶俑都是模拟真实形象以写实风格塑造的。特别在衣甲服饰、发髻冠巾的刻划上，真实地表面了秦代各类人物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