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
南安产瓷历史悠久，早在唐代便有人开始烧瓷。
府衙北唐初古墓：1936年，厦大历史系庄为玑教授在泉州中山公园（古泉州府衙）北端，发现唐初古墓。墓砖文为贞观三年（629年）、岁次癸丑（永徽四年，653年）等。出土的冥器有灶、便壶、鐎斗、瓿、壶瓶、唾壶、灯台、洗、盆、盏、碗、盘、杯盘、杯、豆、甑等18大类173件。说明隋、唐时代，泉州的陶瓷业更加兴盛，生产品种物类已涉及日常用品的各个方面；技术更为进步。这一时期，陶瓷生产不仅着眼实用，也讲究美观，器皿上有刻划纹、曲线纹等装饰。釉层透明细净，色以青为主，亦有青绿、青黄、黄绿黑等色。器底多露胎，用单烧或叠烧法。釉料较前广泛，粒度更细，烧成温度亦较高。
五代·留从效（参见《泉州人名录·留从效》）治泉时，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远贩蕃国。”青瓷的生产规模、制作技术、产品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发现唐——五代的古窑址19处，其中南安境内4处。产品以罐为主，次为壶、钵、盆、缸、碗，釉色多为青釉、青绿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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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瓷器
隋代陶瓷的生产继承了北方青瓷的传统风格，吸收了南方青瓷的特点，烧制出的器物品种明显增多，日用瓷器出现了过渡性的变化，胎体一般较为厚重，胎色以灰白色居多；花纹装饰，除沿袭南北朝时盛行的莲花纹外，还采用朵花、草叶、卷叶纹，并在布局上加以穿插、替换；装饰手法有印花、刻划花、贴花等多种技巧。青瓷仍是其生产的主流，南北各地均有生产，一般器里满釉，器外施釉不及底且有不同程度的流釉现象。白瓷烧制技术日臻完善，其精品胎质洁白，釉面光润，釉中已看不见白中闪黄或白中泛青的痕迹。
及至唐代，形成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窑系统，一般概之为“南青北白"。其品种新颖多样，茶具、餐具、文具、玩具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碗等几乎无所不备；造型浑圆饱满，精巧而有气魄，单纯而富变化。越窑青瓷胎质细腻，釉质均匀，浑厚滋润，如冰似玉；邢窑白瓷胎质坚硬，胎釉洁白，具有“自如雪"之美誉。除“南青北白"之外，创烧出丰富多彩的釉下彩、挥洒淋漓的花瓷及绚丽无比的三彩等新品种。
五代十国时期的瓷器生产是在唐代名窑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造型多是沿袭晚唐风格，但制作较前精巧，品种也更加丰富多彩，其制作工艺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大件器物的烧成，表明了成型技术的提高，满釉器的烧造，是其支烧工艺提高的表现，为宋代瓷业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唐代以前的泉州陶瓷
史前
在泉州新石器遗址，伴随着石器出土的陶器，属于东南沿海印纹陶的文化系统。1956年在永春牛头寨、鳌山，1960年在南安丰州狮子山、寨仔山等地遗址，就出土不少印纹“硬陶”。
周
1974年，在南安水头大盈村后寨山，唯一发现福建省成批周代青铜器遗址，遗物中不少原始青釉器。器表有青绿色、豆绿色、深绿色和黄绿色等。说明在3000年前泉州已有烧制青釉器的技术。不过，当时烧成温度不高，釉水与器体不甚密贴，出土时釉层多已斑驳，露出胎骨，有的近似于釉陶，是原始瓷器。
早期的陶器为粗陶，用陶土以手工捏制，内外不施釉，直接入窑以阳火烧制。质地粗糙，耐火实用。主要产品有饭钵、“茶鼓”（茶壶）、风炉、药罐、火钵等。
另一类为釉陶，质地较细，制作较精，多带花纹图案装饰，装匣钵入窑，以阴火烧成。产品多为生活用品，如大小缸、瓮、钵、罐、瓶、碗、碟、杯、盏等。
由于粗陶和釉陶价廉实用，易于烧制，其技术在泉州沿用至今。
西晋——南朝
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在泉州之南的古镇晋江磁灶，出现烧制小型生活用陶技术，南朝、隋、唐以后进一步发展，“故磁灶是以陶瓷而得名”（据清《西山杂志》）。
溪口山古窑址：1956年，在晋江市磁灶镇下官路村西双溪口小山坡发现一座古窑，出土物有盘、盘口壶等，年代始于南朝晚期延续至初唐，是迄今为止在泉州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窑址。该窑址命名为“溪口山窑址”，1961年5月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串6
西晋至南朝时期，青瓷器不但用作生活用的器皿，也作为墓葬中的主要随葬品。
九日山六朝古墓：1956年，厦大历史系林惠祥教授带领考古实习队在南安丰州九日山下，发现六朝古墓，其后又多次发现。其中有东晋·咸康元年（335年）墓葬，随葬品中有双耳罐、四耳罐、碗、钵、带盘小杯、花插、小瓶、虎子、鐎斗、博山炉、浅圆盘等19件瓷器。内有青瓷小盂1件，平底小碗1件，为浙江传来的青瓷器。
隋
德-化-陶-瓷-总-站
松仔岭隋墓：1950年，厦大考古队在南安丰州前埔头北松仔岭下发现隋墓，墓砖文为开皇十六年（596年），随葬品中有注水式瓷罐、双耳瓷瓮。字串6
五代时景德镇陶瓷的发展情况
关于五代时景德镇瓷业的状况，至今尚不见古籍记载。但据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古窑址调查表明，五代的瓷业已初具规模。调查中发现，五代景德镇窑址共有18处，主要分布在南河两岸和今市区范围。南河两岸有湖田、杨梅亭、三宝蓬、黄泥头、铜罗山、盈田、枫树山、月光山、寿安、湘湖等古窑址；市区有落马桥、十八渡、董家坞、李家坳等古窑址。这些古窑规模都较小，窑址遗物堆积仅有1—2米厚。有关考古专家认为，当时的坯场和窑场是同处一地的，造坯和烧窑尚未分开。从出土实物可以看出，各窑生产的品种主要有碗、盘、碟、执壶等日用陶瓷，大都为青瓷和白瓷。经测试，证明五代时所产白瓷的白度已达70度以上，且吸水率、透明度较好，瓷质在当时居全国之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杨梅亭五代古窑生产的白瓷进行测试后，确认其胎中的AL20316．03％，与景德镇产的瓷石A1203的含量一致，属瓷石单一原料成形。
有关考古专家经过细心考察后，认为五代制瓷的工艺流程大致为：淘泥、练泥——辘轳车拉坯成形——坯稍干后，圆器过范整形，葵口碗同时削出葵口和压出瓜棱——施内釉——外壁利坯——挖圈足——沾外釉——取釉——以支钉垫隔重叠装上垫柱人窑(均未使用匣钵装烧)一一龙窑式的窑炉烧成(烧成温度约在l150℃——1200℃)。
五代生产的瓷器多种多样，主要有灰胎青瓷和白胎白瓷两类。青瓷与五代越窑器胎釉相似，几乎可以乱真；白瓷瓷胎致密，透光度好，接近现代瓷的水平，为我国同期瓷器中质地最优秀的产品。瓷器品种主要有壶、碗、盘三类。碗、盘多为大足唇或花口；壶多为长颈喇叭口，壶身较高，腹部多作反棱形。
五代的碗类既有弧壁与斜壁之分，又有大小与高低之别，如果把它同今天常见的口径等大的同类产品比较，其圈足与口径则显得十分奇特：碗的口径与足径之比约为1：0．49(现今的约为1：0．36)，足径仅为口径的l／2；足高约为通高的l／10(现今的约为l／8)；足壁厚约8毫米(约为现今的3倍)。如果以今天的审美与实用要求来衡量，五代碗类显然因足径过大、足身过矮而显得不够匀称，也因足壁厚而叫人感到粗笨。五代人为什么要这样来设计足圈呢?考古工作者通过对五代瓷器烧造工艺的考察，发现它的形成与当时的装烧方法有关。现今的碗类是采用匣钵单件装烧的，而五代采取的则是重合迭烧，“碗足如作成现今的式样，坯件在重合堆迭时必因足的直径太小而重心不稳，在焙烧的过程中极易倒塌。而把足径放大一点，底面积就会相应地增大；足身作矮，重心就会降低一些，这样的碗坯在迭烧时就可以减少因倾斜粘釉而造成废品了”。把足壁作厚，则是为了安装支钉，因为重合堆迭的碗坯在焙烧时下层的荷重量大，如不把足壁作厚，其足壁的下端与间隔制品的支钉接触面小，负重的足壁便会在软化成瓷的阶段因压强过大而下陷，出现缺口。所以，当时的陶工在设计碗足时必须服从于迭烧这一方式，于是就形成了现代人看来似乎有点奇特的那种径大、身矮、壁厚的形式了。字串8
五代碗的碗口通常有着一道又厚又笨的唇口。其时的陶工为何要把碗口设计成这种样子呢?当代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认为其成因与当时的瓷器原料有关。他说，五代时制胎的原料与今天的不同，今天的原料中AL203的含量为23％，五代的则为17％左右。由于其时胎中的氧化铝含量低，因此制品在焙烧时极易变形。景德镇的制瓷经验告诉我们，在不改变原料配方的情况下，如想减少圆形器物在仰烧时出现变形的缺陷，把其近口沿的部位作得厚一些是有效的，因此就形成了五代碗的那道厚唇口。此外,五代人还常常在碗壁上先压出四至五道外凹内凸的直纹，然后沿压纹把较薄的碗口剜出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当年的碗壁为何要作成这样呢?刘新园认为：从生产角度看，薄口器物在焙烧过程中比唇口碗更易变形。若在碗的外壁压上几道直纹，再在碗口上剜出几个缺口，便可起到掩盖变形的作用。这是因为人对圆的视觉比较敏感，圆是否周正极易察觉，如果在碗口上剜出四、五个缺口，圆形被分割成几段相联结的弧线，形成花瓣状，人的视觉被搅乱，碗口即使变了形也不易被人觉察。其时的陶工为掩盖瓷碗的变形缺陷，便巧妙地在碗壁上压出了四、五道直纹，在碗口上剂出了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
五代时，景德镇焙烧瓷器的窑炉多为“龙窑”这种“龙窑”，通常依山坡或土堆倾斜建造，多与地平线构成7—23°角。前端低，为窑头、火膛；后端高，为窑尾。因窑身婉如一条龙，故名“龙窑”。它的“背或两侧沿窑长度方向每隔l米左右开一排或一对投柴孔”，焙烧时“将燃料投入窑内坯体垛之间的火道中燃烧”，当该处达到预定温度时，投柴位置即向前移动一排，如此自下而上逐排焙烧，形成移动的火焰。龙窑窑头设有预热室，窑尾不设烟囱或只设一不高的烟囱，属平焰式窑；装烧时，制品放置于固定的窑床上，依靠火焰的流动，自下而上逐段将制品烧熟。“前部燃烧所产生的热气体沿窑内坡度向后部流动，将后面的制品预热后经窑尾排出。前段的制品烧好后，火焰后移，下一段的制品即进入烧成阶段，前面的制品则开始冷却，而烧成段后面的制品仍处于预热阶段”。这种龙窑，具有很多优点：一是生产周期较短；二是窑内温度比较均匀；三是容易控制还原气氛及升降温速度；四是窑的结构简单，造价甚低。缺点是装窑、开窑的劳动强度大；窑的某些部位气氛和温度的波动较大；因窑底为坡形，故给装烧带来诸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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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陶瓷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景德镇湖田五代窑址的考察，发现堆积层中没有匣钵，仅见高约10厘米的“垫柱”。垫柱上端的台面留有“支钉”，下端粘有窑底上的沙粒。碗、盘类产品的底心与圈足的边沿几乎都粘有用耐火粘土搓捏而成、未被烧结的9一16颗不等的“支钉”。专家们对这些遗物进行分析后，认为五代时碗类、盘类产品的装烧过程大致为：以夹沙粘土作成的垫柱为底座——用耐火粘土搓成小条捏成支钉——沿碗坯圈足边沿粘9一16颗支钉——把碗坯放置在垫拄上——再把圈足边沿粘有同样支钉的碗坯一个一个地重叠起来，组成一柱后入窑焙烧。采用这种支钉叠烧法，有这样一些缺点：(一)由于没有把火焰与制品隔离开来，釉面易被烧窑时产生的尘渣污染，以致废品很多；(二)支钉破坏了碗心的釉面，严重地影响了成品的外观质量；(三)因堆叠过多，致使下面的足边下陷而出现缺口。此外，就遗址上粘结成组的碗、盘来看，一般一组只有十二、三个，其高度连垫柱在内也不到60厘米，可见其时堆叠数量不多，窑室内竖向空间的利用率不高，燃料浪费比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