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陶瓷的生产继承了北方青瓷的传统风格，吸收了南方青瓷的特点，烧制出的器物品种明显增多，日用瓷器出现了过渡性的变化，胎体一般较为厚重，胎色以灰白色居多；花纹装饰，除沿袭南北朝时盛行的莲花纹外，还采用朵花、草叶、卷叶纹，并在布局上加以穿插、替换；装饰手法有印花、刻划花、贴花等多种技巧。青瓷仍是其生产的主流，南北各地均有生产，一般器里满釉，器外施釉不及底且有不同程度的流釉现象。白瓷烧制技术日臻完善，其精品胎质洁白，釉面光润，釉中已看不见白中闪黄或白中泛青的痕迹。
及至唐代，形成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窑系统，一般概之为“南青北白"。其品种新颖多样，茶具、餐具、文具、玩具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碗等几乎无所不备；造型浑圆饱满，精巧而有气魄，单纯而富变化。越窑青瓷胎质细腻，釉质均匀，浑厚滋润，如冰似玉；邢窑白瓷胎质坚硬，胎釉洁白，具有“自如雪"之美誉。除“南青北白"之外，创烧出丰富多彩的釉下彩、挥洒淋漓的花瓷及绚丽无比的三彩等新品种。
五代十国时期的瓷器生产是在唐代名窑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造型多是沿袭晚唐风格，但制作较前精巧，品种也更加丰富多彩，其制作工艺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大件器物的烧成，表明了成型技术的提高，满釉器的烧造，是其支烧工艺提高的表现，为宋代瓷业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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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陶瓷文化
青瓷六系罐 五代十国时期 1954年广东省番禹县南汉墓出土 高19.5厘米、口径6.9厘米、底径8.1厘米
此罐带盖，肩部有六耳。据研究，番禺县的这座墓可能是南汉中宗刘晟的昭陵。墓早年被盗，现残存近200件陶瓷器、石刻等遗物。出土的青瓷造型优美别致，施釉均匀，釉色晶莹，是当时青瓷中的精品，应为南汉官窑烧制。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 ”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唐代及五代时期的泉州陶瓷
唐——五代
南安产瓷历史悠久，早在唐代便有人开始烧瓷。
府衙北唐初古墓：1936年，厦大历史系庄为玑教授在泉州中山公园（古泉州府衙）北端，发现唐初古墓。墓砖文为贞观三年（629年）、岁次癸丑（永徽四年，653年）等。出土的冥器有灶、便壶、鐎斗、瓿、壶瓶、唾壶、灯台、洗、盆、盏、碗、盘、杯盘、杯、豆、甑等18大类173件。说明隋、唐时代，泉州的陶瓷业更加兴盛，生产品种物类已涉及日常用品的各个方面；技术更为进步。这一时期，陶瓷生产不仅着眼实用，也讲究美观，器皿上有刻划纹、曲线纹等装饰。釉层透明细净，色以青为主，亦有青绿、青黄、黄绿黑等色。器底多露胎，用单烧或叠烧法。釉料较前广泛，粒度更细，烧成温度亦较高。
五代·留从效（参见《泉州人名录·留从效》）治泉时，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远贩蕃国。”青瓷的生产规模、制作技术、产品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发现唐——五代的古窑址19处，其中南安境内4处。产品以罐为主，次为壶、钵、盆、缸、碗，釉色多为青釉、青绿釉。
五代秘色瓷器概况
五代时期，吴越王国的钱氏政权也烧造了不少秘色瓷。当时吴越王国在杭州地区，正好是秘色瓷生产的区域，所以有大量秘色瓷。当时秘色瓷不停地上贡给北宋皇帝。五代后期，吴越国跟北宋达成协议：吴越要上贡。钱氏政权不愿意去打仗，也觉得自己跟赵匡胤根本打不了这仗，于是就投降了。
历史上记载了很多这个时期的故事。当年赵匡胤叫吴越王到北宋首都开封去，他不敢不去，因为前面有南唐李煜的例子。李煜就是不去，最后让宋太祖灭掉了。灭南唐的时候，吴越王帮了很大的忙，换句话说就是出动了军队。南唐灭掉以后，皇上要招待吴越王，叫他去开封，他就不敢不去了。到了开封以后，皇上招待他，送了一份大礼。最后临走的时候，给他一个包，要求他回去之后再看。当时从开封回杭州，要走很长时间。吴越王路上就嘀咕，忍不住把这包打开看了，包里是什么呢？全是大臣上的奏折，要皇帝宰了他，或者把他留在开封，不让他回去。换句话说，就是赵匡胤的那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当时南方睡着七八个这样的人呢，北宋就要一个一个收拾。到了吴越王这儿，赵匡胤胸怀坦荡，让他回去了。所以他特别感恩，他就说："以后我三年就来一趟开封，我绝对不反，我也不睡，我就伺候你。"
赵匡胤去世以后，宋太宗即位，太平兴国三年的时候，吴越王再度入开封，太宗就不想放他回去了，吴越王国就彻底投降了。后来南宋迁都到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其实就是吴越王的属地。吴越王叫钱（音触），今天杭州还有保塔，当时建塔就是希望能保护他。《宋史》中有记载："（吴越王）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金扣越器五万事。"一次就进贡10万件秘色瓷器，有全素的，有镶着金边的，都记录在案，可见当时秘色瓷是非常重要的上贡物品。如今有很多秘色瓷被列为收藏品在全国各博物馆收藏。
由于越窑的改进，秘色瓷的出现，导致后来宋代官窑制度的产生，也便有了汝窑瓷器、官窑瓷器、哥窑瓷器、钧窑瓷器、定窑瓷器。
五代柴窑的故乡在铜川
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讯（记者喜顺）被中外古陶瓷学界苦苦寻觅数十年之久的柴窑，经部分古陶瓷研究专家论证，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就是柴窑的产品，换句话说，五代柴窑就在铜川。
柴窑，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御窑，据传其天青瓷的特点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然而柴窑实物及窑址一直未被发现，因此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千古悬案”。
上世纪80年代，在耀州窑遗址发掘中找到了五代时期的地层，出土有精美的天青釉瓷标本，还发现有“官”字款和龙凤纹饰的瓷标本。发掘者提出，其晚期的淡天青釉瓷应是柴窑的淘汰品。本世纪初，在西安市西大街改造工程中，又出土了与耀瓷天青釉相同的精美瓷器，掀起了收藏界对柴窑研究的热潮。
198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禚振西先生首次提出了柴窑器当为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的观点。此语既出，引发了学术界和民间鉴藏界的高度关注。
为搞清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与柴窑的关系，中国古陶瓷学会和耀州窑博物馆于2010年初步组织国内著名古陶瓷专家进行考察和研讨，提出了“从不少方面看，耀州窑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柴窑似有某些相近之处”的观点。今年5月4日至13日再次组织国内知名的古陶瓷专家，进行了为期10天的第二次考察。跨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4省（区），对相关的古渡口、古城址、古墓葬出土的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进行了考察研究。
日前在铜川举行的研讨会上，根据专家们此次考察获得的资料，专家们认为，五代时期耀州窑天青釉瓷与文献记载的柴窑器最为接近。
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国家二级研究员，耀州窑研究会会长薛东星，对“耀州窑柴窑掌门人”禚振西先生的观点持赞同意见。他认为，五代时期，中原战乱频发，耀州窑地处关中北部，北有金锁雄关作屏障，东、南有黄河、渭水为天堑，很少受到战事波及。黄堡周围蕴藏极为丰富的瓷土和煤炭资源。正是在这些有利条件下，进入五代后，耀州窑制瓷技艺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成为当时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的重要窑场。
此次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与柴窑关系的研讨引起了铜川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为柴窑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而且对于确认耀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五代酱黄釉唇口大碗
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是唐末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这时期，我国东北的契丹人建立了辽朝。辽兴起于五代而与北宋先后亡于金，而金先于南宋亡于蒙古。
五代陶瓷的主要特征为：前期造型较多地沿袭晚唐风格，从五代墓葬出土的器物造型来看，绝大多数沿袭晚唐的风格，保留了唐代的形制。但制作均较前唐更精巧优美，丰富多样。唇口碗因口沿凸出如唇而得名，晚唐时开始出现，其主要器型为：厚唇，口沿外翻，碗壁略呈斜直，宽矮圈足，瓷胎较薄，制作规整，器表光滑，给人以轻巧之感。其造型特征与各地五代墓出土碗式颇多共同之处，是五代时期最为流行的一种典型碗式，但以白釉器为多见，酱黄釉器较为少见，因而珍稀。
闽北私人收藏的一只五代酱黄釉唇口大碗见图，高5.8厘米，口径20厘米，足径10厘米，造型显得宽矮、规整、轻巧，厚唇，口沿外翻，碗壁略显斜直，胎壁较薄，宽矮圈足，见坚致的灰白色胎，碗内壁底见圆形涩圈无釉，而涩圈内中心有釉；圈足及足端无釉，而圈足内又满釉，并见弦刷釉痕。内外壁均施满酱黄色釉，开细小冰裂纹。碗外壁见施釉不匀之缩釉点，釉薄处可见壁上的轮制弦削痕以及近底足处的竹片刮削痕。
五代时景德镇陶瓷的发展情况
关于五代时景德镇瓷业的状况，至今尚不见古籍记载。但据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古窑址调查表明，五代的瓷业已初具规模。调查中发现，五代景德镇窑址共有18处，主要分布在南河两岸和今市区范围。南河两岸有湖田、杨梅亭、三宝蓬、黄泥头、铜罗山、盈田、枫树山、月光山、寿安、湘湖等古窑址；市区有落马桥、十八渡、董家坞、李家坳等古窑址。这些古窑规模都较小，窑址遗物堆积仅有1—2米厚。有关考古专家认为，当时的坯场和窑场是同处一地的，造坯和烧窑尚未分开。从出土实物可以看出，各窑生产的品种主要有碗、盘、碟、执壶等日用陶瓷，大都为青瓷和白瓷。经测试，证明五代时所产白瓷的白度已达70度以上，且吸水率、透明度较好，瓷质在当时居全国之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杨梅亭五代古窑生产的白瓷进行测试后，确认其胎中的AL20316．03％，与景德镇产的瓷石A1203的含量一致，属瓷石单一原料成形。
有关考古专家经过细心考察后，认为五代制瓷的工艺流程大致为：淘泥、练泥——辘轳车拉坯成形——坯稍干后，圆器过范整形，葵口碗同时削出葵口和压出瓜棱——施内釉——外壁利坯——挖圈足——沾外釉——取釉——以支钉垫隔重叠装上垫柱人窑(均未使用匣钵装烧)一一龙窑式的窑炉烧成(烧成温度约在l150℃——1200℃)。
五代生产的瓷器多种多样，主要有灰胎青瓷和白胎白瓷两类。青瓷与五代越窑器胎釉相似，几乎可以乱真；白瓷瓷胎致密，透光度好，接近现代瓷的水平，为我国同期瓷器中质地最优秀的产品。瓷器品种主要有壶、碗、盘三类。碗、盘多为大足唇或花口；壶多为长颈喇叭口，壶身较高，腹部多作反棱形。
五代的碗类既有弧壁与斜壁之分，又有大小与高低之别，如果把它同今天常见的口径等大的同类产品比较，其圈足与口径则显得十分奇特：碗的口径与足径之比约为1：0．49(现今的约为1：0．36)，足径仅为口径的l／2；足高约为通高的l／10(现今的约为l／8)；足壁厚约8毫米(约为现今的3倍)。如果以今天的审美与实用要求来衡量，五代碗类显然因足径过大、足身过矮而显得不够匀称，也因足壁厚而叫人感到粗笨。五代人为什么要这样来设计足圈呢?考古工作者通过对五代瓷器烧造工艺的考察，发现它的形成与当时的装烧方法有关。现今的碗类是采用匣钵单件装烧的，而五代采取的则是重合迭烧，“碗足如作成现今的式样，坯件在重合堆迭时必因足的直径太小而重心不稳，在焙烧的过程中极易倒塌。而把足径放大一点，底面积就会相应地增大；足身作矮，重心就会降低一些，这样的碗坯在迭烧时就可以减少因倾斜粘釉而造成废品了”。把足壁作厚，则是为了安装支钉，因为重合堆迭的碗坯在焙烧时下层的荷重量大，如不把足壁作厚，其足壁的下端与间隔制品的支钉接触面小，负重的足壁便会在软化成瓷的阶段因压强过大而下陷，出现缺口。所以，当时的陶工在设计碗足时必须服从于迭烧这一方式，于是就形成了现代人看来似乎有点奇特的那种径大、身矮、壁厚的形式了。字串8
五代碗的碗口通常有着一道又厚又笨的唇口。其时的陶工为何要把碗口设计成这种样子呢?当代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认为其成因与当时的瓷器原料有关。他说，五代时制胎的原料与今天的不同，今天的原料中AL203的含量为23％，五代的则为17％左右。由于其时胎中的氧化铝含量低，因此制品在焙烧时极易变形。景德镇的制瓷经验告诉我们，在不改变原料配方的情况下，如想减少圆形器物在仰烧时出现变形的缺陷，把其近口沿的部位作得厚一些是有效的，因此就形成了五代碗的那道厚唇口。此外,五代人还常常在碗壁上先压出四至五道外凹内凸的直纹，然后沿压纹把较薄的碗口剜出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当年的碗壁为何要作成这样呢?刘新园认为：从生产角度看，薄口器物在焙烧过程中比唇口碗更易变形。若在碗的外壁压上几道直纹，再在碗口上剜出几个缺口，便可起到掩盖变形的作用。这是因为人对圆的视觉比较敏感，圆是否周正极易察觉，如果在碗口上剜出四、五个缺口，圆形被分割成几段相联结的弧线，形成花瓣状，人的视觉被搅乱，碗口即使变了形也不易被人觉察。其时的陶工为掩盖瓷碗的变形缺陷，便巧妙地在碗壁上压出了四、五道直纹，在碗口上剂出了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
五代时，景德镇焙烧瓷器的窑炉多为“龙窑”这种“龙窑”，通常依山坡或土堆倾斜建造，多与地平线构成7—23°角。前端低，为窑头、火膛；后端高，为窑尾。因窑身婉如一条龙，故名“龙窑”。它的“背或两侧沿窑长度方向每隔l米左右开一排或一对投柴孔”，焙烧时“将燃料投入窑内坯体垛之间的火道中燃烧”，当该处达到预定温度时，投柴位置即向前移动一排，如此自下而上逐排焙烧，形成移动的火焰。龙窑窑头设有预热室，窑尾不设烟囱或只设一不高的烟囱，属平焰式窑；装烧时，制品放置于固定的窑床上，依靠火焰的流动，自下而上逐段将制品烧熟。“前部燃烧所产生的热气体沿窑内坡度向后部流动，将后面的制品预热后经窑尾排出。前段的制品烧好后，火焰后移，下一段的制品即进入烧成阶段，前面的制品则开始冷却，而烧成段后面的制品仍处于预热阶段”。这种龙窑，具有很多优点：一是生产周期较短；二是窑内温度比较均匀；三是容易控制还原气氛及升降温速度；四是窑的结构简单，造价甚低。缺点是装窑、开窑的劳动强度大；窑的某些部位气氛和温度的波动较大；因窑底为坡形，故给装烧带来诸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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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陶瓷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景德镇湖田五代窑址的考察，发现堆积层中没有匣钵，仅见高约10厘米的“垫柱”。垫柱上端的台面留有“支钉”，下端粘有窑底上的沙粒。碗、盘类产品的底心与圈足的边沿几乎都粘有用耐火粘土搓捏而成、未被烧结的9一16颗不等的“支钉”。专家们对这些遗物进行分析后，认为五代时碗类、盘类产品的装烧过程大致为：以夹沙粘土作成的垫柱为底座——用耐火粘土搓成小条捏成支钉——沿碗坯圈足边沿粘9一16颗支钉——把碗坯放置在垫拄上——再把圈足边沿粘有同样支钉的碗坯一个一个地重叠起来，组成一柱后入窑焙烧。采用这种支钉叠烧法，有这样一些缺点：(一)由于没有把火焰与制品隔离开来，釉面易被烧窑时产生的尘渣污染，以致废品很多；(二)支钉破坏了碗心的釉面，严重地影响了成品的外观质量；(三)因堆叠过多，致使下面的足边下陷而出现缺口。此外，就遗址上粘结成组的碗、盘来看，一般一组只有十二、三个，其高度连垫柱在内也不到60厘米，可见其时堆叠数量不多，窑室内竖向空间的利用率不高，燃料浪费比较大。
隋唐时期陶瓷文化
白瓷双腹龙柄传瓶 隋朝时期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 高18.6厘米、口径4.5厘米、腹径6.3厘米
此器两瓶身相联，联接处上伸一杯式口，颈部有凹弦纹三周。釉施及于腹部弦纹以下，有冰裂纹细开片，近底部分及底部露胎。高岭土（瓷土）含铁量较高，经过1300℃高温只能烧成青瓷器，经过控制而降低瓷土中的含铁量，克服铁的呈色干扰，即能烧制成白瓷。中国在北齐时已开始烧制白瓷，但当时烧成的白瓷普遍泛青，说明含铁量偏高，烧制温度偏低，烧制工艺还不够成熟。这件隋代白瓷器，胎、釉已完全不见白中泛青现象。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 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很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中国古代陶瓷历史文化之五代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青瓷六系罐
五代十国时期
1954年广东省番禹县南汉墓出土
高19.5厘米、口径6.9厘米、底径8.1厘米
此罐带盖，肩部有六耳。据研究，番禺县的这座墓可能是南汉中宗刘晟的昭陵。墓早年被盗，现残存近200件陶瓷器、石刻等遗物。出土的青瓷造型优美别致，施釉均匀，釉色晶莹，是当时青瓷中的精品，应为南汉官窑烧制。
瓷器修复—五代耀州窑青瓷圈足的修足
创烧于唐初的耀州窑，到五代出现了青瓷的第一个高峰。且不论其典雅的造型，单是那天青色的釉，就有夺魂摄魄的诱感力，被学者誉为“最美的青瓷”。就釉的美感而言，五代耀州天青釉在当时国内各窑口中处于领先地位。学术界关于五代耀州青瓷就是柴窑器的研讨还在继续，尚无定论。收藏界人们也在密切关注着这场讨论。由于五代耀州青瓷史无记述，而窑址发掘也隔时较近，如今，一块天青釉残片也极不易得。因而，何为五代耀窑青瓷，多数人不甚了然。作者10余年间收集的五代耀州窑青瓷残片多达不到精品标准，但是，足的修削方法与精致的收藏品是一致的。
青瓷器圈足
一、圈足较大而外撇，足墙和器底、器壁厚度趋向一致。
五代耀州青瓷器足继承唐代玉璧底和晚唐玉环底的传统，圈足较大且足墙外撇，特征明显。两者继承中的变化脉络较为清晰。五代青瓷渐改唐代雄浑敦厚的修足风格，服从于器形总体仿金银器的造型要求，向轻巧精致、典雅秀丽的方向演变。
足墙从低矮厚重向窄高轻巧变化是五代耀州器足又一特征。初期器足的足墙宽，器底厚度超过器壁。从残足的断面看，有的器底厚度几乎是壁厚的一倍。随着五代青瓷整体工艺水平的提高，圈足修削更为精细，典雅秀丽的风格基本形成。
仔细观察度量五代稳定期青瓷残片断面，可以发现器底、器壁、足墙的厚度基本相同，显示出一种均衡协调的美感。这大约是五代青瓷的修足工艺趋于成熟并且相对稳定的一个标志，圈足达到这个标准的器物在胎、釉等诸多工艺上都保持着较高水准。如：胎土颗粒细匀，胎色铁灰或黑灰，烧结程度好；化妆土施涂均匀，釉色晶润光洁；修足刀法硬朗，内外墙棱角分明；线条刚劲有力，而又流畅圆顺。以此推测，五代匠师是把器足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来进行艺术加工的。在实用性不受影响的前提下，突出了器足美的效果。
二、圈足外墙斜直微弧，内墙由弧斜趋向微弧斜。
五代耀州青瓷在其小小的圈足之上有如此丰富微妙的变化，让后人惊叹不已。初看外墙是斜直的，细心观察比较则清楚可见，外墙总体斜直，而中段微微起弧。弧度之小非精密仪器不能度量，目测只能有圆弧度的感觉。或许这正是五代青瓷器足显得刚劲雄健而又不呆滞的奥妙所在吧。而且无论足墙高矮宽窄，外墙斜直微弧都是其共有的特点。五代青瓷圈足的内墙以弧形斜削为主要形式。早期弧度大，向足心延伸的跨距也大。进而弧度渐小，直到斜弧为止。这里仍然可以看到唐代玉环底内圈弧形削法的痕迹，其用心源自瓷器塌底这一亘古难题。五代圈足偏大，一般来说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塌底现象。而初期胎土炼制较为粗糙，入窑时的机械强度和支撑力也较弱，如何减弱塌底，而又不过分增加底的厚度和足墙的宽度，匠师们摸索出这种斜弧向底心方向延展的工艺，从而增大了足墙对底的支撑力度。矛盾初步解决，足墙的没有显著增宽，器底没有明显加厚，既达到了轻巧精致的审美要求，又大致防止了塌底对精美的破坏。
与胎泥炼制水平逐步提高同步，圈足内墙弧度向底心延伸的跨度渐渐缩短，在斜弧的形式上固定下来，随圈足大小变化或胎泥强度的增大，有些圈足内墙已近乎斜直。
三、足底修削形式多样，挖足不过肩。
圈足内外墙的触地面称为足底。观察完整器和残足标本可见，外墙近足底处斜削一刀是五代削足的一般特点。另一种较少见是外墙不削而内墙近足处又斜削一刀。
五代青瓷足修削呈现多样化特点。试分述几种削法：
一是外高内低斜坡底。近足外墙处高，近内墙处低。总体上说，外墙近足处斜削较轻，差不多仅是象征性倒棱而已。其坡度或有大、小变化，或有长、短之分。足墙宽而坡度缓且长，墙窄则坡徒，有的微斜而接近平底。
二是两刀一线底。这种内外墙各削一刀的方法，是近外墙处轻削而坡短，内墙重削而坡长。形成的触地线靠近足底外侧。在较窄的足墙上，两刀皆轻微，形成的锋线虽不甚突起，但仍然是一线触地。
三是近似弧形底。从足外墙线起弧，落止内墙底线。若以水平线为基准，多数情况下是外侧起点高而高侧落点低。如此以来虽是鱼脊形弧底，触地点仍然靠近外侧。艺师们仍然很看重器物的稳定性，即使是视觉上的稳定感之类的细节亦考虑得十分周到。有的内外起弧点基本在一同一水平线上，弧顶居于足底中央；有的弧度较平缓，甚者近似于平底。其优雅清秀中又透出浑圆稳贴之风格则是独树一贴的。补充一句，这种底多数是用托珠或堆沙支烧。而前两种多以三叉支钉支烧。
四是釉下裹足的平削底。这种足多见于胎土色浅的器足。内外足墙近于垂直，墙窄而略显高，足底刮釉露胎，或涂护胎浆，以垫饼或垫圈支烧。釉色淡雅，妙不可尽言。
五代耀州青瓷的挖足，浅挖的圈足则是外墙高而内墙低。也有挖足与肩基本齐平，足内外墙高矮大致相同的。总的看来，五代耀州青瓷挖足刀法细致，施釉烧成后，基本不见旋削痕的居多，少数显露同心圆式的旋削线痕。器腹近底和圈足一般不施化妆土，因而铁斑和红褐色窑红较为普遍。足部凸出的棱线也因釉薄，胎中铁质被氧化而较多出现红褐色筋线，这更突出了圈足线条硬朗流畅的美感。
安徽繁昌发掘的古代瓷窑可考证五代时期我国就有青白瓷烧造技艺
安徽繁昌近日发掘的一座保存完整的古代瓷窑，经专家考证认定为我国最早烧造青白瓷的窑址之一。这一发现使我国青白瓷烧造技艺的产生年代由宋代推至千年前的五代时期。
这次发掘由安徽文物考古所、中国科技大学和繁昌县联合进行。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出土北宋龙窑窑址一座、作坊遗址一处，出土大批瓷器标本及窑具，其中有数百件较完整或可复原的青白瓷器物。
我国以精湛的制瓷技艺著称于世，瓷器依瓷料中含铁量不同而分为青瓷、白瓷、青白瓷等类别，北方多产白瓷，南方多产青瓷，中部地区则产青白瓷。瓷器既可作器皿盛放物品，也可仅作装饰之用,它以漂亮的外观和实用的价值受到各国人们的喜爱，许多收藏家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自豪。
繁昌瓷窑地处我国中部，出土的瓷器标本釉色以青白为主，有的较白，有的偏青，是典型的青白瓷。专家称,窑旁堆积下层出土的瓷器标本具有五代特征，其同类器物曾出土于南唐二陵，表明繁昌窑在五代已烧造青白瓷。
这些瓷器器型有执壶、罐、炉、粉盒、碗等，其中瓜棱壶、葵口碗等造型精美，釉水滋润。还出土有大量匣钵、垫饼等窑具。匣钵分为漏斗状和筒状两种，以漏斗状为主。从窑旁的大量废弃堆积观察，其中绝大部分为匣钵碎片，瓷片很少，表明该窑成品率较高。
据文献记载，晚唐五代时期，我国南方有宣州窑，五代时为南唐国的官窑，繁昌古属宣州，系南唐国所辖。此次发掘证明繁昌窑曾为南唐宫廷生产贡瓷，其中一些产品可能曾销往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