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府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原为清朝贪官和鲜的居所。嘉庆四年（1799年），和鲜贪情败露被抄家并赐死，嘉庆帝遂将和宅赐予其弟——乾隆十七子永縕，成为庆亲王府。咸丰元年（1851年），奕被封恭亲王，1852年入住府中，改称恭王府。此后将近40多年，奕历经三起三落，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恭王府去世。
恭王府是北京城区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王府，目前全国第一座以清代王府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博物馆。恭王府博物馆正在恭王府原址上修建，其府邸的复原修缮、室内的原状陈设，都需要对王府文化深入细致地研究，其中王府使用瓷器的情况是研究的课题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作为府邸居所，恭亲王及其庞大的家族用于陈设、祭祀、生活的瓷器数量应不在少数，但由于历史的更迭、社会的动荡和瓷器本身的易碎性，可供参考的王府旧藏瓷器荡然无存，特别是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衰败的王府几易其主，一直到2003年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成立之时，在王府旧址上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参考的完整瓷器。四年来，经过恭王府文物研究人员不懈的努力，一些珍贵的历史信息逐渐浮出水面。
一本拍卖图录揭开王府陈设用瓷面纱
2003年恭王府研究人员注意到一本由日本仙台市东北大学富田升教授撰写的《清代皇室宝物的流出》专著，其中专题介绍了1912年一位名为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曾从恭王府通过小恭亲王溥伟掠夺性购买了除书画以外的536件恭王府文物，并于1913年分别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进行两次专场拍卖。
通过多方协助，恭王府研究人员前往日本大阪与山中定次郎第四代后裔山中让先生见面，他惠赠当年的拍卖图录《纽约1913年AAA恭亲王竞卖》。
这本图录在日本山中商会的档案室中保存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于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本有可靠的文字及图片记载恭王府流失文物的书籍，因此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通过这本图录，恭王府陈设用瓷的历史信息逐渐显露出来。
这本图录所记载的536件拍品包括青铜器、玉器、瓷器、牙雕、水晶、翡翠、宝石等清代宫廷艺术品。其中，瓷器的拍卖主要集中在1913年3月1日纽约艺术画廊举行的拍卖会上，共拍卖了133件。归纳瓷器的品种，白釉器物较多，共有35件，占瓷器总器数的26％，其中有宋代定窑系的白釉水盂、明初永乐官窑甜白碗、清雍正时期的景德镇官窑白釉文房用品、明清两代德化窑观音塑像及文房清供；青花五彩瓷器有35件，占总瓷器数量的26％，以明末清初的景德镇观音尊、棒槌瓶居多；在瓷器中还有63件康熙、雍正官窑生产的单色釉瓷器，有乌金、蓝釉、洒蓝描金、红釉、豇豆红、郎窑红、黄釉、天蓝釉、孔雀绿釉、金酱釉、珊瑚红、郎窑绿、苹果绿、茶叶末等十几个品种。
从图录看恭王府旧藏瓷器的年代跨度为宋至清；种类以景德镇明清官窑为主，兼有钧窑、定窑、哥窑等宋代名窑，还有少量的地方窑，如德化窑、法华瓷等品种。
这些瓷器造型精美，制作精良，而且每件都有原配的硬木底座，从器物造型及艺术价值分析，应为恭亲王府内殿堂和大书房的日常陈设之物。
山中商会1912年一举买下恭王府除书画外所有珍藏宝物后并未急于出手，而是在近一年后才在纽约进行了大规模的拍卖，也正是这次拍卖奠定了山中商会的霸主地位。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一书中，作者富田升记录了纽约拍卖会定价总额大约为27.6万余美元。他推测从购买到拍卖这一年的时间内，“通过店头乃至个别销售等，已经卖掉了相当多的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付与拍卖了。若真是这样，拍卖正如字意，成了在库廉卖。”因此我们从这本拍卖图录中所看到的瓷器，可能只是恭王府原藏众多精品中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这本图录无疑是迄今为止最详实的有关恭王府用瓷的原始记录，从中可以窥见王府用瓷的规格和主人的审美兴趣。由此分析恭亲王时期恭王府的陈设用瓷均为历史名窑制品及清前期景德镇官窑制品，府主的审美观念偏重于素雅的单色釉。
修缮工地出土瓷片为研究恭王府生活用瓷提供依据
从1913年美国纽约拍卖图录中我们基本了解了恭王府收藏瓷器的种类、档次，但这些瓷器绝大部分都是属于陈设、文房、祭祀用具。那么，王府当时的生活用瓷又应该是什么档次？有哪些种类呢？
恭王府府邸中路的银安殿早于1925年烧毁，2006年进行遗址考察时，在原址东北侧出土了大量瓷片（图7-9）。这些瓷片中有宋代磁州窑系的黑釉、白地黑花、宋三彩、金元时期的北方粗瓷，更多的是明晚期青花瓷、清前期青花瓷及清晚期青花渣瓦窑粗瓷等，总体上民窑粗器为主，兼有少数的清代前期官窑瓷器碎片。釉色以青花为主，兼有少量粉彩、五彩、单色釉等。
王爷享受着宫廷赡养，衣食住行无不讲究奢华。而恭王府的府主之一恭亲王奕，更曾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为什么在王府中会出土如此之多与王府规制不符的粗瓷呢？
根据《清会典》规定：亲王设长史一人，一等护卫六人，二等护卫六人，三等护卫八人，四品典仪二人，五品典仪二人，六品典仪二人。又七品首领一人，太监四十人。又设六品管领，六品司牧、司饭，七品司库，八品铁匠长、鞍匠长、镞匠长、羊群长、牛群长等。并有参领、佐领、骁骑校、亲军校、护卫校若干人，到王府当差。
由此可知当时在恭王府当差的官员杂役以及丫鬟、仆人、下人等等，人数之多。他们所使用的瓷器只能是民窑粗瓷。从常理推测，这些民窑粗瓷应该占当时王府瓷器很大的比例，因此出土瓷片中，粗瓷居多也符合常理。
在众多的粗瓷中，一块青花粉彩有“乐道堂主人制”款的瓷片格外的引人注目。它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恭王府府主、家眷生活用瓷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瓷片长7.5、宽6.5、高5厘米，呈长方委角形，高足，中空。足底部有青花楷书“乐道堂主人制”六字款从现存残件分析推测，原件应为高足委角长方盘。胎体厚重、笨拙。瓷土筛拣不细，以致烧成后器物胎质较为粗糙。足底露内胎，外边沿经削边修饰。足露胎外侧边缘呈微火石红色。釉汁较稀薄，釉面欠莹润，釉色白中泛青，尤其足底部呈鸭蛋青色。
盘心用青花料绘四方形双边开光框，框内以浅绛粉彩绘松鹿图案，寓意吉祥长寿。鹿呈回首望松状，右前腿为抬蹄姿，右后腿呈迈步状，使整体画面富有动感，松树干部以墨彩绘成，枝叶为绿粉彩绘制。山坡、岩石用墨彩勾出轮廓，再以浅绿釉覆绘而形成绿草坡地，坡边再以绿粉彩绘青草一簇，对整个画面加以点缀。
足部图案：足部以青花、斗彩、粉彩、墨彩、金彩等工艺绘成。足部绘三层纹饰。上层用樊红釉绘双线，线内以红釉勾一圈勾莲纹图案，再施黄釉覆盖。中层用金彩绘双线，线内以青花料绘卷草纹，青花卷草纹中部留白，在留白处用绿粉彩填白，具有斗彩之工法。每面中间部位以青花料勾描出荷花形，并留白，在留白处以浅红粉彩填绘花瓣，再以金彩绘出花心。底层以绿釉施底色，再在绿釉之上以墨彩绘出回纹。
该瓷片青花部分有明显的黑褐色略泛紫洋蓝色特征，图案不够清晰，笔触较平庸；粉彩料含粉质较多，体现在器物绘图上给人以疏松不够紧凑的视感；金彩虽为足金绘制，但过于浅薄，缺乏厚重感。
以上特征充分反映出该瓷片符合清晚期光绪时期的瓷器生产工艺特征。
乐道堂是恭王府府邸东路的一个主要殿堂，坐落在恭王府府邸东侧院落南端。乐道堂在和鲜时期主要是供下嫁和鲜之子丰绅殷德的乾隆小女儿和孝公主居住。清代咸丰时期，奕受咸丰帝恩赐迁入恭王府，在乐道堂办公和居住。
乐道堂系道光皇帝御书赐额而得名。恭亲王奕《墓茔乐道堂闲居信笔书怀四律》题注：“堂额为成庙御书所赐，恭悬正室。翠华山茔庐落成，敬移悬挂，仅另摹勒一方，仍悬邸第，以示纪恩，永矢弗谖之意。”（《萃锦吟》卷四）
也因此奕自号“乐道主人”。奕《古近体诗·自序》写道：“乐道堂者，道光戊申（二十八年，1848年）宣宗成皇帝御书所赐额也，因自号曰乐道堂主人。”（《乐道堂诗钞》卷一）。其诗文集也以“乐道堂”为名，可见御赐“乐道堂”匾在其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分析，奕晚年定制的恭王府专用瓷器上注以“乐道堂主人制”是符合历史背景的。
清代王府堂款简述
自明代起，便有王府定烧专用瓷器的记载，器物底部书写款识也较为常见。传世与出土瓷器中的王府款如德府造用、长府造用、赵府造用、晋府造用、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潘府佳器、郝府佳器、秦府典膳所。
到了清代，王府及其府主成为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或高官，或厚禄，不但由朝廷拨给俸银，还给予府邸田地，这些优越的待遇加上显赫的身份，促使他们追逐生活上的享受，在观赏、生活用瓷方面，自清代康熙时期就已有王府府主效仿宫廷帝王御用瓷而定制带堂款的专用瓷的记载。例如清道光丁未定王府行有恒堂制造款识的粉彩瓷器，为睿亲王府定制的“退思堂”款瓷器等。
亲王所定制的带有堂、斋、居号的专用瓷，绝大多数是在景德镇制作，工艺水平力求达到宫廷官窑标准，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分析清代王府所定制的专用瓷不是出自为宫廷烧制官窑器的御窑厂。其品质要比同时期民窑的作品工艺水平高。鉴于它的制瓷水平和一个历史时期特定群体的艺术类别，有少量佳品被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收藏并研究。
目前在社会上是否还流传有王府专用瓷器呢？我们知道清代的皇帝在定制宫廷瓷器时不惜工本，在满足宫廷日常使用的情况下，还会赏赐王公大臣。因此，宫廷官窑瓷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存藏的地域也相对宽广。而清代王府定制专用瓷仅是满足本府使用和赏玩，数量有限，因此我们在社会上很难见到王府定制的专用瓷器。
但在2005年的一场拍卖会中曾经出现过一件“清光绪粉彩描金高足盘”，也是“乐道堂主人制”款，制作工艺、绘制手法等均与在恭王府出土的瓷片一致，实为难得。
综上所述：恭王府用瓷的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1913年出版的纽约拍卖图录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王府陈设用瓷原始资料，原址出土的“乐道堂主人制”瓷片则为我们提供了王府生活用瓷的实物标本。但是王府府主专用瓷定制的过程、方式、途径等一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随着恭王府博物馆的建设，随着王府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期待，同时相信清代王府中更多鲜为人知的真相将被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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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的起源及历史文化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徵，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徵，制陶业从其他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品质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着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
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oC1300oC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
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
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
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品质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品质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中国古代陶瓷历史文化之清朝
明朝未年，流寇四起，李自成率农民军杀入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吴三桂引满清之兵入关，至此满清统治开始，长达二百余年。
清代瓷器，仍以景德镇为中心。在明未连年混战当中，景德镇也受到严重损坏，窑场凋零，匠人四散。直到清顺治十一年才恢复生产，景德镇复为御窑厂。这一时期的产品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特征。胎体比较厚重，制作略显粗糙，一般底部斜削草率，还粘有砂粒。器物沿口部分施酱黄釉，深浅不一，呈黄褐色，为顺治时期的重要特征。
康熙时期，逐步将景德镇的御窑厂恢复完善，其产品质量更加好转，比前代还略有进步，所以有人认为清代的陶瓷，应从康熙时期开始计算。这一时期在整个清代瓷器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十七年，派内务府官员至景德镇，驻厂督造，并开创了以督窑官姓氏称呼官窑的先例，比如具有代表当时制瓷水平的“臧窑”、“郎窑”等。
康熙瓷器品种繁多，千姿百态，造型普遍古拙，胎体比较厚重，同样大小的器物，要比清朝其它时期的器物要重些。较大型作品采用分段成型整体组合的技法，修胎工艺精细，交接处不留痕迹。康熙五彩的主要颜色有红、黄、紫、绿、蓝、黑等，很少用青花，描绘精致；另一特征是在康熙后期的作品中，人物面部只用轮廓勾出而不填彩。
模仿前代名瓷也是这一时期的生产特点。如在造型上模仿古代铜器，在风格特点上模仿各大名窑的釉色纹饰等。这种模仿，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多种颜色釉的出现，如“臧窑”出产的蛇皮绿、鳝鱼黄、吉翠、浇黄等等。康熙四十四年，朗廷极任江西巡抚，兼管窑务，史称“郎窑”。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动瓷器革新，豇豆红、郎窑红、胭脂红、祭红、洒蓝、瓜皮绿、孔雀蓝、豆青、金银釉等等花色品种纷纷出现，争奇斗艳。
珐琅彩、粉彩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珐琅彩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初期珐琅彩是在胎体未上釉处先作地色，后画花卉，有花无鸟是一特征。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品种，描绘人物服装或植物花朵时，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在上面用芸香油调合的彩料渲染。其效果较淡雅柔丽，视觉上比五彩软，所以也称“软彩”。
康熙后期的瓷画风格多受当时著名画家“四王”的影响，装饰内容多为山水松石、古装人物、神仙罗汉、仕女美妇等等。
雍正时期被认为是清季盛世之一，其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总体风格轻巧俊秀，精雅圆莹。这一时期的粉彩最为突出，大肆盛行，从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白地彩绘，还有各种色地彩绘，如珊瑚红、淡绿、酱地以及墨地等。
雍正瓷器造型不同于前代，在于它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轻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其胎体选料极精，壁薄体轻，匀称一致，仰光透视，略显淡青，呈半透明状，在纹饰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红的制作达到极盛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在同一种气氛中烧成，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
雍正六年唐英至景德镇御窑厂督导瓷器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青釉烧制技术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仿官、哥、汝、钧等名窑制品也非常成功。出之于康熙时期的茶叶末、铁锈花等铁结晶釉，在此时达到极盛。稍后，唐英所作的《陶成纪事》中，总结了景德镇御窑厂的主要工艺，列出五十七条之多。许多颜色釉也在这一时期成熟起来，如祭红、祭蓝、粉青等等。
雍正瓷器的款识，官窑早期流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横排双圆圈或方框竖写楷书款，珐琅彩器多署“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款。民窑署字较为草率，喜用吉语。
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御窑厂内聚集了大量管理人材和能工巧匠，使乾隆朝的烧瓷水平又有所进步。这一时期的产品从技术上讲虽精工细作，不惜工本，但从艺术格调上讲却显繁琐华缛，堆砌罗列，较前朝有衰退之迹象，成为清季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
乾隆瓷器一面保留古代的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奇巧怪诞的物件，主要用于赏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此时盛行在琢器上使用转心、转颈等技艺手段，制作工艺极其精致。象生瓷技术高超，仿木纹、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属器等等，几可乱真。这与当时制瓷艺人的高超技术密不可分，他们高度准确地掌握了釉料的配制和火候的控制，以至惟妙惟肖地模仿别的物质效果。
乾隆时期，粉彩完代取代了五彩，但产品质量不如前代。在粉彩器皿上讲究用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辅以“轧道工艺”和开光、剔刻等等。有署“古月轩”的珍贵瓷器，是以乾隆宫中古月轩命名的，从景德镇挑选制造精良的素胎进京，命内庭供奉绘画高手绘画，于京城设炉烘烤而成。
嘉庆时期，国家太平，各行承袭旧制，不思进取。景德镇御窑厂已无督陶官，改由地方官员兼管，嘉庆后期开始，工艺日趋衰落，产品多显粗糙笨拙之象。除传统器型外，奇巧华丽的观赏品也逐渐减少，缺乏创新。帽筒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器型，鼻烟壶及文具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行。此时珐琅彩已停烧，粉彩装饰盛行“百化不露地”的手法，也称“万花锦”。单色釉比以前也减少了一些品种，风格上与乾隆朝瓷器相同。
清朝统治，至十八世纪末叶明显开始走下坡路。道光时期的陶瓷业随着国势衰微，其生产规模也大大下降，产品质量亦不如从前。
道光瓷器的造型特点比较明显。一是外型比较笨拙，缺乏灵性；二是线型不够圆润，板滞生硬；三是足脊多不平整。装饰图案中的人物形象有形无神，构图零乱，线条纤弱。但唯一例外的是“慎德堂”款的御用粉彩器皿，极为精美，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产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的堂名，景德镇所产的器皿上以三字直款最为稀少，款多为抹红色，也有描金色，器皿多以折枝花为装饰。
咸丰时期，国力衰败之极，连年兵变，百业俱废。咸丰末年，又遭八国联军入侵，国家受到巨大损失，陶瓷业也难逃厄运，所以咸丰时期的传世精品很少。这一时期的产品更加粗糙轻率，胎体厚重且疏松，表面施釉厚薄不一，还常出现桔皮状坑凹。造型笨拙最典型者数玉壶春瓶，腰腹粗大，颈部粗短，咸丰官窑瓷器款识为“大清咸丰年制”六字两行楷书，字体工整，字外无圈栏。
咸丰末年，景德镇官窑厂被损毁，陶瓷业被破坏无余，清代瓷业之败落，莫过于此。
同治瓷器以承袭前朝为主，粉彩器以彩色为地，一般以淡黄、淡蓝、淡绿或淡紫为多见。“体和殿”款瓷器是为朝廷所造的陈设品，器型尚规整但略显呆板。这一时期的装饰图案多采用吉祥纹样以及龙凤云鹤等，格调不高。
所谓“同光中兴”以后，社会局面有所稳定，陶瓷业也随之复兴，虽不及康乾旧貌，相对而言，在晚清时期也算是比较繁荣的时期了。这个时期的产品基本上囊括了晚清以前所有的传统器型，同时亦有仿古亦有创新。如荷叶式盖罐，加铜质提梁的茶壶等器型都为新创。青花精品极少见，多数以色调浮浅暗晦为特点，使用一种“洋蓝”，虽鲜艳却不美观，发蓝紫色，用线软弱散乱。青花加紫的装饰手法比较多见。为光绪朝慈禧御用制“大雅斋”款的官窑瓷器，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精品，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往往有“永庆昇平”、“天地一家春”、“永庆长春”等章，制品以豆青地黑线双勾花者最多，五彩器物也多见，所装饰内容多为牡丹、萱花、绣球之类。
宣统是清代最后一朝。光绪末年至宣统时期，景德镇按西方体制设立了陶瓷公司并设立分厂，研究新法，技术上有所提高，质量样式方面都有改良，但终因时局混乱、经费不足、支撑不了而归失败。所以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产品数量不多，至今而为稀品。
宣统瓷器量少，但比光绪要规整精细许多。其胎体选料上乘，胎壁轻薄均匀，坯釉结合好，烧结程度较高，叩击声音清脆。从技术角度而言，宣统瓷器的工艺水平较高，具有现代陶瓷工艺的特征。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筹措资金，成立中国陶业学校，内设本科及艺徒二班，有目的有计划较为系统地培养专业陶瓷人材。此外，山东淄博、江苏宜兴、福建建阳、广东佛山、四川成都、河北彭城等地窑厂也都有产品面市，至民国时期继续烧造。
清朝出现了专门论述陶瓷、研究陶瓷的著作，比较有名的如朱琰《陶说》、蓝浦《景德镇陶录》、程哲《窑器说》、唐英《窑器肆考》、寂园《陶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等等。
雍正斗彩海水江山团花天球瓶
清朝时期
高52.2厘米、口径11.5厘米、底径16.5厘米
人们把敛口短颈，上阔下敛，腹大而扁，砂底微凹的瓷器，称之为天球瓶。斗彩又名逗彩，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绘相结合的一种装饰艺术。明宣德时景德镇始创，成化时非常发达，清雍正时有进一步发展。斗彩先以釉下青花在坯上描绘勾勒，上釉烧成后再用釉上彩填涂或点涂成完整的花纹，使用的彩料主要含铁、铜和钴，成品色彩丰富、鲜明，绘画内容亦多种多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