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配合景(德镇)鹰(潭)高速公路建设，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余干县博物馆，于4月21日至5月24日对余干县黄金埠镇上行村委刘家山中晚唐窑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出土的民用青瓷实物及各类支烧器具，进一步证明了江西是中国青瓷发源地之一，同时印证了余干梅港瓷土开采于唐代的文献记载。
据了解，刘家山中晚唐窑场是一座龙窑，距景鹰高速公路主干道直线距离约300米。在500平方米的考古范围内，考古人员发掘出大量青瓷器，器类包括碗、盘、碟、盆、钵、罐、壶、碗台及各类支烧具。据不完全统计，这类青瓷实物有1000余件。此次出土的器物，多数具有中晚唐特征，如玉璧形碗底，双系青瓷壶，双系青瓷罐等。这些青瓷器物造型或雄浑或精巧，釉色精美，为同时期江西瓷器窑址所罕见。m.TAocI52.cOm
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研究专家、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余家栋称，这些青瓷器，其形制、釉色与浙江越窑(青瓷)、湖南长沙窑(青瓷)有密切联系，特别是胎上施褐彩的碗器类，与长沙窑工艺如出一辙。这对研究唐代青花瓷的意义重大。另据介绍，刘家山窑址的发掘，填补了余干境内无晚唐窑址的空白，而且也印证了余干梅港瓷土开采于唐代的文献记载，为研究江西窑业与浙江、湖南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开启了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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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城古墓出土三件青瓷器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丰城古墓的千年面纱逐渐被揭开。14日下午，古墓出土了三件青瓷器，其中两件保存完好。
出土三件洪州窑青瓷器
随着最大墓的打开，呈现在考古人员面前的是个建筑精美、保存相对完整的千年墓室。墓室分为前室、中室、后室、耳室等几部分，并有四层卷拱。旁边还有一相同的墓室通过耳室相连。考古人员说，这种连体墓室在丰城还是首次发现，在其他地方也不多见。
当日下午3时许，随着考古人员的一阵欢呼，在连体墓中的土层中露出一琥珀色的圆形瓷器，小心翼翼挖出后，原来是只完整的青瓷碗。碗大小与现在人们使用的饭碗差不多，但碗底的形状与现在相反，为圆周形凹陷形状，上面有青色的纹理。考古学家介绍，这种碗学名叫“青瓷环底碗”，由于使用青料，烧成后往往在青花部分会出现有金属光泽的黑色斑点，此为宣德青花瓷器的重要特征。此后又发现了两件文物，一件为青瓷器盖，大小、形状与现在的陶瓷茶杯盖相似，着色清晰可见，保存完整。另一件为一圆形砚台，大小如圆盘，底有六个脚，出土时已被损坏。根据出土物品的外形、材质，经考古专家鉴定，均为丰城历史上著名的洪州窑青瓷。
墓葬中为何出土文物较少？
在本次考古中，让人寄最大希望的是7米古墓，因为六朝时期属于厚葬风俗较为盛行的时期，其墓葬中的随葬品应该较多。但考古人员打开以后，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此次出土的文物较少，这不禁让人想知道其中原因。
对此，现场的考古专家分析，有可能是墓室已在早年被盗。从现场所发现的五座墓葬中，大部分墓葬破坏得比较严重。虽然长达7米的墓室相对完整，在墓室顶部、后室、前室均未发现盗洞，但是，考古专家在清理耳室时，发现里面有碎砖，耳室外有一整片堆砌整齐的砖块向外倒。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盗墓贼从耳室进入墓室时，将封住耳室的砖块推倒。此外，在前室的拱形门口，一部分坟砖堆砌得较为整齐，另一部分则凌乱地倒在地上，从这些迹象看，这个墓室可能有人进去过。
但考古专家14日下午在已塌陷的连体墓中连续发掘出三件文物，引发了专家对连体墓是否是陪葬墓的猜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本次考古可能还会有新的变数。
目前，考古专家还在继续对发掘现场进行最后的清理。
陶瓷文化：隋代青瓷窑口及胎釉特征
隋代北方青瓷窑口有河北贾壁村窑，河南安阳窑、巩县窑、安徽淮南窑等，它们的胎釉特点是胎骨厚重，胎土经过淘洗，胎色多为灰白色，其中淮南窑瓷胎较粗；釉的玻璃质较强，透光度好，釉面常有纹片，外壁多施半釉，有流釉现象，釉色青绿或微闪黄。其中以贾壁村窑最具代表性。
当时北方所烧青瓷瓷质可分两类：一类胎质细腻，瓷化良好，颜色灰白，胎面施透明青绿色釉，流釉现象不甚显著；另一类胎色青灰，颗粒较粗，有黑色斑点，瓷化较差，胎面施透明青褐色釉，常有流釉现象。品种以碗、高足盘、钵为多。特征为胎体厚重，件大而不变形，瓷器内施全釉，外部施釉不到底。由于叠烧，器内均有三个支钉痕，装饰除钵划有花瓣纹和波浪纹之外，其他均以光素问纹饰为主。南方生产青瓷瓷器的窑口除浙江窑厂外，还有湖南湘阴窑和四川邛崃窑等。湘阴窑的釉也是玻璃质很强，除青釉外，还有黄釉、褐釉、酱釉等不同颜色，有些积釉处还出现翠蓝色或紫色窑变。四川邛崃窑产品地方特色明显，胎土色重，多为紫红色常在瓷胎上施一层白色化妆土，釉层较薄，透明度不好。
隋青瓷锯齿纹盖罐：罐平口，有盖，圆肩，鼓腹，腹下渐收，圈足外撇。盖面稍鼓，凸起弦纹数道，盖顶为石榴、莲蓬果实纽。壶内无釉，外施青釉，釉不及底。肩、鼓凸雕锯齿纹两周。罐体造型规整秀巧。
隋青釉龙柄四系环状壶：此器盘形口，长颈，圆形管状壶身，肩部直立龙形柄与盘口相连，另侧肩部有一假流，已残失，两肩上还有对称双系，下为喇叭形实足，颈、腹、足均饰数道弦纹，形态厚重，胎质灰白，通体施青釉，微泛黄色，遍布开片纹，下部有垂釉现象。
宋六陵出土龙泉窑青瓷的启示
“狐死首丘”，说的是狐狸濒死时，总是把头朝向栖身的小土山。《礼记·檀弓上》云：“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后便以“狐死首丘”比喻不忘本，或比喻人对故土的怀念。被金兵逐出汴京、偏安于东南一隅的南宋统治者，内心深处时时不忘收复失地，回归中原。这种意识在他们的丧葬上表现得格外强烈。南宋皇帝及后、妃、大臣死后集葬于绍兴高埠，因此地瘗有南宋６位皇帝，故今人称之为宋六陵。该陵园在元兵下江南后不久，便被大规模盗掘而夷为废墟。当我伫立于宋六陵废墟上，环视着土地局促、地面建筑遗址简陋的陵区时，清晰地感知到了南宋统治者“狐死首丘”、草厝以待迁葬故乡的心愿。不过，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宋六陵出土的龙泉窑青瓷残片，而要认识这些瓷片的价值，首先必须弄清宋六陵何时被毁这一重大问题。
在元明清的史籍中，宋六陵遭盗掘的年份说法不一。生于南宋、卒于元的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八月和十一月，会稽县泰宁寺僧侣宗允、宗恺勾结杨总统率众发掘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墓。同书的另一处又重复记述了此事，时间相同，但内容有所差别。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所载南宋皇帝陵墓被盗之事最为详尽，该书云：“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岁戊寅”为南宋祥兴元年（１２７８），亦即元至元十五年，这比《癸辛杂识》所记早７年。细读《辍耕录》的记载便可发现，其叙述的时间和具体内容比《癸辛杂识》更真实可靠。《辍耕录》在援引《癸辛杂识》的相关记载后写道：“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将十载，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窃恐此时庶事草创，而妖髡得以肆其恶与。妖髡就戮，群凶接踵陨于非命，天之所以祸淫者亦严矣。”这段文字有力地说明了宋六陵被盗的时间是在元兵下江南后的动乱之秋，也就是南宋垂亡的祥兴元年，而绝不是《癸辛杂识》所说的至元二十二年，因为这时“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盗掘皇帝陵寝者必定依法“就戮”，谁敢冒死妄为呢？有两件事可以为证：（１）僧侣欲发掘南宋皇帝陵寝，“时有宋陵使中官罗铣者，犹守陵不去，与之极力争执，为泽率凶徒痛，胁之以刃，令人拥而逐之。铣力敌不能，犹拒地大哭”。这说明当时元兵虽已攻陷浙江，但南宋尚未灭亡，否则，守陵人罗铣肯定不会有如此忠于宋帝而过激的举动的。（２）《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九月，朝廷“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明史》亦有“真珈败，其资皆籍于官”的记录。既然至元二十一年朝廷用从杨琏真珈那里籍没的资财修建天衣寺，这表明此前杨琏真珈已经被诛，那么他盗掘宋六陵的时间又怎么可能会在至元二十二年呢？清代的《越中杂识》所载宋六陵被盗的文字虽较详备，却只是元至清初各书相关资料的未加考证的糅合，其中，盗掘陵墓的时间等系照抄《癸辛杂识》的，故舛误在所难免。同为清代编纂的、史料价值甚高的《续资治通鉴》，将南宋皇帝陵寝被盗的时间记为至元十五年十二月，而所述“籍嘉木扬喇勒智（旧作杨琏真珈）发宋陵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的年月与《元史》记载相同。毫无疑义，绍兴高埠的宋帝陵园因“妖髡”盗掘而成为废墟的时间，是在祥兴元年暮冬。
杨琏真珈利令智昏、暴戾恣睢的盗墓活动，使南宋统治者归葬中原的夙愿彻底粉碎了。他率众发掘的钱唐、绍兴的赵氏诸陵及其大臣冢墓，共有１０１座，攫取的金银珠宝则不计其数。当盗墓者带着财宝扬长而去时，却将精美的龙泉窑青瓷遗弃在苍凉死寂的陵园废墟上，无意地留给今人一个不难揭开的历史谜底。宋六陵出土的龙泉窑青瓷，以白胎瓷为主，其中有一部分是施乳浊釉的精品，它们的年代下限为祥兴元年，从器型和纹饰看，这些瓷器大多烧制于南宋中晚期。白胎瓷是龙泉大窑等地窑场的大宗产品，在社会上随处可见，非珍贵之物，自然也就不会为盗墓者所看重。问题在于龙泉窑白胎瓷是如何涌入南宋统治者的日常生活的呢？答案很简单，是处州府以土贡的方式将之输入朝廷的。宋代朝廷设立官窑，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对其他瓷器品种的排斥，相反，他们更需要纳用不同种类的瓷器以丰富其物质和精神生活。北宋晚期，朝廷在汝州设立官窑烧制青瓷时，曾“移情别恋”过青瓷以外的瓷器品种，其中既有适合陈设的钧窑铜红釉瓷器，也有便于斗茶的建窑黑瓷。与之相比，南宋统治者喜爱龙泉窑白胎青瓷亦就不足为奇了。
必须指出，南宋官窑为了使产品的釉面更莹润如玉，在南宋中晚期大量烧制黑胎厚釉青瓷，但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所以产品釉面普遍开片，这与宋朝统治者的审美观是相悖的。譬如：在唐代就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端砚，到了宋代则更受世人珍爱，当时人们认为端砚以有眼为贵，眼的名称有“鸲鹆”、“鹦哥”、“了哥”、“雀眼”、“鸡眼”、“猫眼”、“绿豆”等，其中又以“鸲鹆眼”为最贵。然而，宋高宗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说：“端砚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何必以眼为贵耶？”宋高宗的陵墓被盗时，所见随葬品中有“端砚一只”。这证明古籍关于宋高宗对端砚的见解的记载是可靠的。南宋最高统治者对端砚尚且要求“莹润无瑕”，更何况本来就追求玉的质感的官窑黑胎瓷呢？但黑胎瓷那难以避免的开片，已不是大醇小疵，而成为烧制者和受用者的大憾，于是，龙泉窑的滋润如玉、釉面不开片的白胎瓷才在帝王将相的日常生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可以认为，龙泉官窑既受处州府之命为朝廷烧造黑胎瓷，又在处州府的监控下生产用于土贡的白胎瓷，故《菽园杂记》转载《龙泉县志》所谓“县官未尝见”的上等瓷器，应包括处州府订烧的白胎贡瓷。由此联想到，余姚官窑（今慈溪开刀山等地窑址）于南宋中晚期烧制的釉面润泽而不开片的白胎厚釉青瓷精品，可能亦曾被绍兴府用于土贡，以满足朝廷对瓷器的审美需求。
考古发现广东境内早仿龙泉青瓷窑遗存规模宏大
中新社梅州1月1日电(杨草原唐林珍郑炜梅)记者1日从广东大埔三河镇余里村古窑群考古工作组获悉，余里村古窑群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大成果。陶瓷专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成基认为，这些古窑的部分产品当时应该是销往海外的。
他认为，该处是广东省境内已知最早的仿龙泉青瓷窑业遗存，而且是同类窑址中罕见保存较好、规模宏大的明代龙泉系青瓷窑场。
余里窑窑址地处大埔县三河镇余里村水口山尾陲，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现。八十年代中期，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曾做过小规模的发掘。2013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客家博物馆、大埔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大埔县博物馆等单位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面积为400平方米。
目前，考古工作组发掘探方4个，探沟1条，揭示龙窑遗迹4座，出土大批窑具和瓷器标本。从考古发现情况看，余里古窑址群分布范围较大，现已发现有作坊遗迹。遗址中还有大量废弃堆积瓷碎片和匣钵，出土大量青釉瓷器残件，种类有碗、盘、杯，碟、瓶、炉、砚台、盖罐、灯盏、烛台、印模等十余种日常用瓷以及窑具匣钵、窑垫等生产工具，烧造制作流程等附属建筑均有遗迹保存，遗物丰富。
刘成基介绍，余里窑属浙江龙泉窑系，产品烧成采用南方地区流行的龙窑，用匣钵装烧，制瓷技术和烧成技术高超。他说，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看，余里古窑群烧造历史悠久。烧制的瓷器精致，造型典雅，装饰艺术富有特色，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看，濒临韩江，水运便利，这些产品部分应该是远销海外。
大埔县素有“南国瓷都”美誉，陶瓷生产至今已经有800多年历史，是中国四大青花瓷生产基地之一，以及出口陶瓷的主产地之一。大埔生产的青花瓷工艺精湛，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坯体薄似蛋壳”享誉国内外。2010年，大埔县被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青花瓷之乡”称号。(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
长沙铜官窑出土文物展示“十里陶城”的风采
古城长沙正在全力保护、开发唐代铜官窑遗址，使世界釉下彩陶瓷发源地再续千年“香火”。
兴盛于一千一百多年前的长沙铜官窑，以釉下彩绘和诗文装饰闻名古今，至今仍保存着唐代以来最完整的古龙窑，系古城长沙的一个重要历史遗址。长沙铜官窑首创了釉下彩绘并最早把诗文引入瓷器烧造创作，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陶瓷艺术、湖湘文化和对外交流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遗憾的是，人们对长沙铜官窑创造的辉煌成就以及对世界陶瓷事业的贡献所知甚少。为充分展现其作为世界釉下彩陶瓷发源地的地位和价值，长沙市启动了铜官窑遗址保护开发工程，欲将铜官窑建设成集文化、文物交流、科学研究、参观游览等于一体的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区。
根据正在设计铜官窑遗址保护方案，铜官窑遗址保护区的范围占地五百九十六亩。除进一步加强对铜官窑遗址保护区的考古勘探外，还将对遗址内各类遗迹进行综合性系统调查，以保护文物及其环境的完整。
据悉，铜官窑遗址保护的规划目标将立足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申报“世遗”的第一步就是进行保护性开发。因此，在对铜官窑遗址保护的规划中，将充分考虑文物本体的组成要素及其环境的历史格局，尽可能减少对文物本体的干预，保护文物的原真性及完整性等，使铜官窑再现“十里陶城”的盛世风采。
揭秘临安青瓷中的瑰宝：秘色瓷
晚唐诗人陆龟蒙《咏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让世人第一次见到了“秘色”这个名词，诗以“千峰翠色”生动描绘越窑秘色青釉滋润之美。但在世人眼中，一直只知道秘色瓷，却从未见过秘色瓷究竟长什么样，笔者联系了临安文物馆的朱晓东馆长，让他为我们揭开秘色瓷的神秘面纱。
秘色瓷，瓷器家族中最神秘一位成员
朱馆长说：“随着临安吴越国王陵和王室成员墓葬的陆续发现，大量制作精美的越窑青瓷器发掘出土，进一步撩揭了长期困顿学术界关于秘色瓷研究悬而未决的神秘面纱，使得人们对秘色瓷的认识更加清晰、深入。吴越国为保一隅江山，三世五王频繁贡瓷，数量诺多，史籍记述颇备，吴越国精品越瓷延续了晚唐始扮演的御用瓷器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越窑青瓷的发展，秘色瓷的生产亦由此进入全盛期并出现置官监烧。吴越国在“倾其国以事贡献”的同时，秘色瓷也供作钱氏王室自用。
五代徐夤《贡余秘色茶盏》：“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以“捩翠融青”、“明月染春水”、“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华丽的辞藻对“秘色”瓷器作了递进的颂吟。诗人在以艺术语言呈现了越窑“秘色”之润美的同时，也说明了唐五代秘色瓷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代表着当时南方青瓷烧造的最高水平，但未涉及“秘色”的本意。吴越立国，钱氏政权大规模烧造和进贡“秘色瓷”，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民间普遍认为“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意思大致是说，吴越国有一种秘色瓷器，吴越国的国主把这些瓷器进贡给了朝廷，身为臣子或是百姓是不能使用的，所以叫秘色瓷。大致表述为神秘的意思，并将秘色瓷作为吴越国择作方物供奉中原朝廷越窑青瓷的专属词。到了宋代，不少文人对“秘色”始于吴越的说法提出异议。南宋赵令畤《侯鲭录》载：“今之秘色者，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越器》诗……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起”。考证了唐代越窑秘色瓷的滥觞及五代吴越时期为钱氏王室垄断的史实。”
笔者了解到唐五代是越窑空前繁荣的时期，窑匠们以其精妙的构思和炉火纯青的技艺，烧制出无数造型别致、装饰靡丽、釉色青润的瓷器，备深朝野青睐。秘瓷釉面洁净莹润、釉薄而均匀、胎色浅灰、质地细腻、坚致细密、器形规整，足以说明这些瓷器的胎、釉原料是经过严格选择和精益求精地制备的。根据浙江传统工艺流程及有关史籍记载推测，对于严格选择的高岭土或瓷石，首先用水碓反复粉碎、筛选，以提高颗粒细度，再用水淘洗。
但随着这些能工巧匠和文人雅士悄然退入历史帷幕，“秘色”的真正涵义也随之带走，留给后人的是那不可再造的越瓷精品和自宋以降长达千年聚讼纷纭的“秘色”之谜。
秘色瓷，在挖掘中还原秘色瓷本来面目
1987年，因修建陕西扶风法门寺明代砖塔，在塔基下发现了唐代的真身宝塔地宫，出土了数百件供奉佛指舍利的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唐懿宗（860-874年在位）李漼所贡奉12件越窑青瓷，《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明确记载这批瓷器为“秘色瓷”，有净水瓶1件、碗5件、盘6件，器型规整，胎质细腻，釉色匀润，呈青绿、青灰、青黄之色，均光素无纹。这批瓷器的出土，发现了极为罕见的具有明确记载的唐代秘色瓷器，向世人展现了晚唐时期我国青瓷烧造的最高工艺水平，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
晚唐时期，吴越国钱宽墓出土盏、盆、壶3件越瓷，瓷盆口径30厘米，平折沿，深腹弧收，平底，灰胎略厚而细密，釉色青中微闪灰，润泽洁净，造型大方，堪为越窑佳品。水丘氏墓共出越窑青瓷器25件，有熏炉、油灯、盖罂、碗、罐、坛、油盒和粉盒等。釉色有青黄、青绿和青灰等，有的釉下绘褐色云纹。除了青瓷四系罐等少量瓷器外，大部分制作精细，造型优美。其中青瓷褐彩云纹熏炉通高达66厘米，由盖、炉、座三部分组成。盖呈头盔形，纽作含苞欲放的荷花状。炉身直口，宽平折沿，筒腹平底。平底外缘承五虎首兽足，底座为环状须弥座形。熏炉通体施釉，器盖釉色青翠、滋润，炉身与底座因窑温不够等原因，釉色烧成效果欠佳。该器体形硕大，造型规整，工艺集镂空与釉下彩绘于一体，堪称晚唐越窑青瓷工艺的巅峰之作。青瓷褐彩云纹盖罂高66.5厘米，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通体施釉，釉色青黄、润泽，胎质细密。整器高大、规整、秀美，纹饰生动，体现了唐越窑窑匠高超的制瓷技艺。青瓷褐彩云纹油灯为钵形，弧腹，高圈足外撇。通体施釉，呈青黄色，釉面滋润。釉下绘褐彩云纹，腹部饰六组双勾如意云纹和六朵绽放的莲花，腹底和圈足各饰八朵和十一朵云气纹。器内装满未燃尽的油脂。器形端庄，工艺精致，是晚唐越窑青瓷的精品。
秘色瓷，吴越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瓷器
“临安钱氏王族墓出土的越窑青瓷说明，唐代中后期越窑已成功烧造出秘色瓷，如水丘氏墓发现的青瓷褐彩云纹熏炉的炉盖，那样的纯正青色应是晚唐秘色瓷中的佼佼者。但秘色瓷的真正发展是在吴越立国之后，此时器物种类更加丰富，绝大部分瓷器胎质细腻坚致，釉色匀净滋润，制作精细，造型美观。大型器的烧造更加成功，说明当时已掌握了很高的制瓷技术。”朱馆长说，“至吴越国后期，秘色瓷的烧造水平可谓炉火纯青，尽管钱俶墓尚未发现，但从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碗、盘、套盒等越窑青瓷器可一窥当时秘色瓷的真面目，这些瓷器胎质致密细腻，釉色纯正莹润，饰有龙、鹤等纹饰，线条流畅，制作极其精致，代表了吴越国秘色瓷的最高水平。”
据了解，有很多收藏爱好者都对秘色瓷情有独钟，有很多秘色瓷成了收藏中的典范，现在秘色瓷不仅还原了五代以及宋朝时期瓷器的发展，也为后人增加了更多的瓷器鉴赏的品种，但笔者也注意到，秘色瓷的收藏价值在一路走高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更多的关注秘色瓷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对历史遗留的尊重。
陶瓷文化：圆明园历史规模最大考古发掘:出土文物5万余件
原标题：圆明园历史规模最大考古发掘还原如园赛江南美景
圆明园又称圆明三园，是清代一座大型皇家宫苑，它坐落在北京西郊，与颐和园毗邻，由圆明园、长春园和万春园组成。自1996年开始，圆明园遗址公园先后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自2013年开始至2020年结束，为圆明园遗址史上最大规模的发掘项目。日前，这次考古发掘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圆明园面积35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一百五十余景，有“万园之园”之称。清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文物被抢掠，后又遭到匪盗的打击，终变成一片废墟。
此次发掘分为三期，计划通过长期、持续的考古工作，明确绝大部分景区范围、布局和形制，完善整体保护体系，建立起可视、立体的考古成果展示平台，达到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利用和展示服务的目标。
截止到目前，圆明园考古队已经完成22处景区的考古勘探工作,基本探明了这些景区的遗址保存状况和布局。先后对如园遗址、养雀笼遗址、海晏堂蓄水楼遗址等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总面积7000平方米，出土文物达5万余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