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公元前206—22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政治上独尊儒术，按儒家经典拟定朝仪、丧葬制度等，就陪葬人俑数量也按等级给予丧礼规定。
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旧式陶礼器显著减少以至绝迹，东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炫耀地主庄园经济以及依附农民、奴婢的成套模型明器和画像砖、陶制楼阁和城堡模型大量出土。其中陶制楼阁的数量和形式很多，主要出于东汉墓内，其随葬陶器的数量之多和品种之广，大大超过了以往各代墓内随葬的陶器，其中一部分实用器，绝大多数为明器，而且由于地区、墓主和时代早晚的不同，随葬陶器的形制、种类、数量也有差别。江南的广东地区，汉武帝消灭南越以后，随葬于东汉时期大量的陶屋模型，与中原地区差别明显缩小。该楼阁高27厘米，底座为16×18.5厘米，共分两层，由上下屋身、屋顶、底座和平座栏杆四部分组成。下屋身设一前门和一刻划后窗；上屋身设一门三透窗，屋壁上印有麻布状方格纹和绳纹。上下两层以横竖梁插栱支撑屋檐，出檐大，四周有回廊。屋顶为庑殿式，屋面平直。四个屋角和屋顶横脊略有起翘。楼阁门前捏塑有两位侍卫俑，阁内塑坐一官吏俑，用利器刻眼、鼻、嘴，用木片划阴线表示衣纹，用手捏成身躯，体态合理，造型生动。楼阁的整个结构技术满足了大出檐屋面遮阳、避风、防水和凭栏眺望的需求；向上逐步缩小的框架结构，使楼阁造型稳固，收进与挑出的轮廓线节奏分明。总之，高层楼阁的出现，逐步替代了西汉及汉以前夯土筑台建屋的建筑形式，标志着建筑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创造了中国楼阁式建筑的特殊风格，实为不可多得的古代建筑实物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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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釉里红”见证中国瓷器的辉煌
数千件明洪武年间景德镇的瓷片在挖掘机下出土，其中最为耀眼的就是釉里红。虽然都是残片，但一点也不影响它的珍贵价值。
元景德镇窑釉里红片
釉里红，这种稀少的瓷器品种开始不断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以其卓然大气的风范，成为瓷器收藏中真正的贵族。釉里红的最大特点是烧制难度大，成品率极低。它是以铜为着色剂，在白胎上直接绘制各种图案纹饰，在上面施一层釉，铜在高温还原焰中发出了红色，所以名叫“釉里红”釉里红瓷创烧于元代，但数量极少，可谓凤毛麟角。原因是铜离子对温度极为敏感，在窑炉中火候不到，呈现黑红色或灰红色；火候销过铜离子便挥发，从釉层中逸出，呈现特有的飞红现象或干脆退色，纹饰不连贯。
当时烧柴窑很难控制窑温，只有凭把桩师父的经验与取出火照对比，无法大规模生产。而且元人尚白，汉人尚红，民族认同感也有别，所以釉里红产量一直很小。然而到了明洪武朝，釉里红瓷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实物遗存量上比较，甚至比青花瓷还多。洪武早期的制品多呈黑红，不够鲜艳，甚至有些烧成了“釉里黑”也未被打碎埋掉。即便如此，此类品种贯穿洪武朝始终，坚持不懈。中、晚期多呈较纯正红色。风格古朴、厚重，器型硕大，纹饰丰满，气势夺人。充分展示了明朝开国之君的胸怀与气度。
洪武景德镇釉里红片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上有好者，下必是焉”的传统。技术进步往往要靠人力来推动，而人力又往往以帝王的好恶与意志为转移，这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为什么明成化朝的瓷器纤巧隽秀？嘉靖、万历朝的五彩瓷浓艳、热烈？清雍正朝瓷器典雅、秀丽？乾隆朝繁缛、工丽？这些都与帝王的爱好、鉴赏角度有直接关系。
明永乐釉里红龙纹片
朱元璋是红巾军的领袖，“朱”字在字典上释义，只有两用：一是代表姓氏，二是代表红色。朱即红、红即朱。明王朝是朱家天下，也难怪釉里红的烧制虽然屡屡受挫，但却贯穿洪武皇帝的始终，甚至还远销亚、非、欧等国家和地区。宣德时期的釉里红瓷也颇为成功了，摆脱了元末那种黑红、粉红的晦暗色调。而且宣德时对铜红釉的烧造技术掌握得较好，纹饰清晰，色泽鲜艳，被称为“宝石红”。宣德釉里红传世极少，其胎体细腻，釉面洁白，再和明艳的釉里红相配合，达到了釉里红工艺极高的境界。而且还出现了以白釉铺地剔花填红釉的新技法，所填红釉已经略微高出白釉釉面，这是宣德釉里红的一个特点。
雍正景德镇窑青花釉里红多福多寿图梅瓶
由于高温铜红釉烧成难度极大，后世仿品达到宣德釉里红的水平，惟有清雍正一朝，而且创造性地烧制出了“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是在青花和釉里红烧造的基础上制成的，这种以氧化钴为着色剂的青花料和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的釉里红色料所绘制的釉下彩综合式的装饰，既有青花青翠品澈、幽靓素雅的特色，又有釉里红瑰丽而沉静、艳媚而不浮躁、热烈而又含蓄的特色。两者的长处有机融合，既素雅又艳丽，形成了青红相间、冷暖相衬、动静相映的审美特征，这种在一件器物上同时使用铜和钴彩绘的工艺，可谓精彩华美之至，也价值非凡。
雍正时期是当之无愧的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工艺最为成功的历史时期。青花为钴，釉里红为铜，两者对于烧成气氛的要求明显不一致，但雍正青花釉里红却将两者都烧得十分鲜艳，可见当时技术之纯熟。云龙纹或海水龙纹，是最常见、价值最高的青花釉里红图案，它以青花绘出云朵和翻腾的海水，以铜红绘出飞舞的巨龙，真真是相得益彰。在雍正朝，青花和釉里红这两种釉下彩结合得非常完美，不仅吸收了明代永乐、宣德时期云龙纹与海水龙纹各自的题材，最终创造出海水云龙纹图样。这种纹样超越了明代图案化取向将器物纹饰提升至绘画的高度。它以青花表现瓶底部的海水及器物腹部的云气，色调或浓或淡，都非常鲜亮；釉里红以淡绘的呈色技法表现出红龙翻滚于怒涛汹涌的大海上，形象极为生动。青花发色还时有晕散，这都是仿明宣德青花的色调。
耿宝昌先生认为，这种青花色泽中含有类似宣德青花的褐色斑，它是人为重笔点染而成，飘浮于釉面中的。雍正时期釉里红工艺得到全面发展，工艺技巧达到中国制瓷上的最高水平。绘画风格也发生极大的变化，由康熙时期的粗犷放达，用色用彩讲究浓艳强烈，从造型到装饰画面都由刚硬刺激转向用彩淡雅，色调温和。釉里红可以和青花一样运用自如地表现画意内容。乾隆时期青花釉里红的龙纹图案就大不相同了。这时的海水云龙纹、海水纹依然安排在瓶底，但没有了雍正时期精工描绘的红釉巨龙穿行于云间，云气大量遮盖身体的特点，这是乾隆与雍正时期海水云龙纹的最大区别。乾隆时的青花釉里红特点是：青花色泽浓艳，釉里红较淡雅，红色中常见绿色苔点，纹饰所绘青叶红花已经逼真于写实。
陶猪和陶罐见证青海陶瓷的发展
青海省大通县的上孙家寨，地处河湟之间，古人称此地为“湟中”，在先秦战国时期，这里曾经是古羌人和月氏族集居活动的场所。根据《中国通史》书中的记载：“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取河西地，开设‘湟中’，于是有月氏族人来降，与汉人错居。”
汉宣帝以后，为强化边疆防务，派军队屯守，内地汉人也源源不断地随之迁入青海，他们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农业、手工业各种生产技术，从而促使河湟地域经济空前的大发展，众多汉墓的遗存和这两件出土的随葬品陶猪和陶罐，就是这段辉煌历史的实物见证。
陶猪和陶罐均为灰陶质地，陶猪身长32厘米，高18厘米，身上涂有古拙的卷云纹饰，塑造尺寸比例恰当，神态逼真，工艺十分精湛，猪身前尚摆有一只猪食盆（已残缺）。陶罐高18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13厘米，由于这两件陶器长期受地下潮湿的侵蚀，器物的外表都凝结一层厚的白色钙化斑，十分坚硬，又因深埋于红土层下，原本的灰陶变成泛红色的红色陶器，它们的表面光滑细腻，采用的是手工托坯技术，从这两件陶器的制作工艺上看，当时已具有相当高的土陶烧造水平，绝非是从遥远的内地长途运入，而是当地先民的艺术杰作。它为进一步研究青海陶瓷业的形成和发展史，提供了实物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