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吴越王国的钱氏政权也烧造了不少秘色瓷。当时吴越王国在杭州地区，正好是秘色瓷生产的区域，所以有大量秘色瓷。当时秘色瓷不停地上贡给北宋皇帝。五代后期，吴越国跟北宋达成协议：吴越要上贡。钱氏政权不愿意去打仗，也觉得自己跟赵匡胤根本打不了这仗，于是就投降了。
历史上记载了很多这个时期的故事。当年赵匡胤叫吴越王到北宋首都开封去，他不敢不去，因为前面有南唐李煜的例子。李煜就是不去，最后让宋太祖灭掉了。灭南唐的时候，吴越王帮了很大的忙，换句话说就是出动了军队。南唐灭掉以后，皇上要招待吴越王，叫他去开封，他就不敢不去了。到了开封以后，皇上招待他，送了一份大礼。最后临走的时候，给他一个包，要求他回去之后再看。当时从开封回杭州，要走很长时间。吴越王路上就嘀咕，忍不住把这包打开看了，包里是什么呢？全是大臣上的奏折，要皇帝宰了他，或者把他留在开封，不让他回去。换句话说，就是赵匡胤的那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当时南方睡着七八个这样的人呢，北宋就要一个一个收拾。到了吴越王这儿，赵匡胤胸怀坦荡，让他回去了。所以他特别感恩，他就说："以后我三年就来一趟开封，我绝对不反，我也不睡，我就伺候你。"
赵匡胤去世以后，宋太宗即位，太平兴国三年的时候，吴越王再度入开封，太宗就不想放他回去了，吴越王国就彻底投降了。后来南宋迁都到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其实就是吴越王的属地。吴越王叫钱（音触），今天杭州还有保塔，当时建塔就是希望能保护他。《宋史》中有记载："（吴越王）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金扣越器五万事。"一次就进贡10万件秘色瓷器，有全素的，有镶着金边的，都记录在案，可见当时秘色瓷是非常重要的上贡物品。如今有很多秘色瓷被列为收藏品在全国各博物馆收藏。
由于越窑的改进，秘色瓷的出现，导致后来宋代官窑制度的产生，也便有了汝窑瓷器、官窑瓷器、哥窑瓷器、钧窑瓷器、定窑瓷器。
小编推荐
五代时期陶瓷文化
青瓷六系罐 五代十国时期 1954年广东省番禹县南汉墓出土 高19.5厘米、口径6.9厘米、底径8.1厘米
此罐带盖，肩部有六耳。据研究，番禺县的这座墓可能是南汉中宗刘晟的昭陵。墓早年被盗，现残存近200件陶瓷器、石刻等遗物。出土的青瓷造型优美别致，施釉均匀，釉色晶莹，是当时青瓷中的精品，应为南汉官窑烧制。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 ”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唐代及五代时期的泉州陶瓷
唐——五代
南安产瓷历史悠久，早在唐代便有人开始烧瓷。
府衙北唐初古墓：1936年，厦大历史系庄为玑教授在泉州中山公园（古泉州府衙）北端，发现唐初古墓。墓砖文为贞观三年（629年）、岁次癸丑（永徽四年，653年）等。出土的冥器有灶、便壶、鐎斗、瓿、壶瓶、唾壶、灯台、洗、盆、盏、碗、盘、杯盘、杯、豆、甑等18大类173件。说明隋、唐时代，泉州的陶瓷业更加兴盛，生产品种物类已涉及日常用品的各个方面；技术更为进步。这一时期，陶瓷生产不仅着眼实用，也讲究美观，器皿上有刻划纹、曲线纹等装饰。釉层透明细净，色以青为主，亦有青绿、青黄、黄绿黑等色。器底多露胎，用单烧或叠烧法。釉料较前广泛，粒度更细，烧成温度亦较高。
五代·留从效（参见《泉州人名录·留从效》）治泉时，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远贩蕃国。”青瓷的生产规模、制作技术、产品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发现唐——五代的古窑址19处，其中南安境内4处。产品以罐为主，次为壶、钵、盆、缸、碗，釉色多为青釉、青绿釉。
唐代瓷器之秘色瓷
唐代晚期出现了一种瓷器，对中国瓷器影响非常大，叫秘色瓷。秘色，意为秘密之色，充满神秘感。实际上，秘色瓷算是越窑的改进版。今天很多商品都是一代代地改进，历史上的越窑也是这样不停地改进。最早的越窑颜色叫糖黄色，有点儿像红糖的黄色。黄色肯定不如绿色好看，于是它就向绿色慢慢过渡，要追求这个绿色。秘色瓷的颜色就非常青绿了。
目前为止，明确发现秘色瓷的就是陕西法门寺。法门寺的物品入库有单，上面写着"秘色瓷"多少件。因为有了法门寺这批东西的出土，才把我们传了一千多年的秘色瓷的谜底揭开。原来谁也不知道"秘色"到底是什么色，它是一个秘密的颜色，是一个你甭想看到的颜色。
法门寺在陕西扶风法门镇，系唐高祖李渊定名，寺中供奉佛指舍利。这枚舍利是佛教的至宝，由七个函套装着，一个套一个，最里面的函装着舍利。因为法门寺的塔突然塌陷，国家在抢救性挖掘时，发现塔下有个地宫。这个地宫从埋好到发现，中间没有任何人骚扰过，埋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所有的物品都是当时埋下，文字写得清清楚楚，一共出土了2499件文物。其中，对中国陶瓷界最大的贡献，就是明确了秘色瓷是什么样子。因为法门寺秘色瓷的出现，民间很多过去不能解释的事全都迎刃而解了。唐代的法门寺在做佛事的时候非常隆重，所有人都顶礼膜拜，皇上亲自主持仪式，所以法门寺里埋的一定都是最高等级的东西，比如大量的金银器。那么，秘色瓷一共埋进多少呢？14件。门口搁着1件八棱瓶，剩下13件都搁在一个大盒子里。地宫里的《衣物账》上注明："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写得很清楚，每一件都对得上。
到了秘色瓷的时候，瓷器开始有了宫廷特征。后来说的"官窑"的概念是宋代形成的，宋代以前没有这个概念。惟独秘色瓷，开始有了官窑的雏形。古代秘色瓷不是专门为皇帝烧的，但要为皇帝上贡，所以它带有官窑的一些特征，是官窑的一个前奏。秘色瓷很漂亮，像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
五代柴窑的故乡在铜川
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讯（记者喜顺）被中外古陶瓷学界苦苦寻觅数十年之久的柴窑，经部分古陶瓷研究专家论证，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就是柴窑的产品，换句话说，五代柴窑就在铜川。
柴窑，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御窑，据传其天青瓷的特点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然而柴窑实物及窑址一直未被发现，因此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千古悬案”。
上世纪80年代，在耀州窑遗址发掘中找到了五代时期的地层，出土有精美的天青釉瓷标本，还发现有“官”字款和龙凤纹饰的瓷标本。发掘者提出，其晚期的淡天青釉瓷应是柴窑的淘汰品。本世纪初，在西安市西大街改造工程中，又出土了与耀瓷天青釉相同的精美瓷器，掀起了收藏界对柴窑研究的热潮。
198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禚振西先生首次提出了柴窑器当为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的观点。此语既出，引发了学术界和民间鉴藏界的高度关注。
为搞清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与柴窑的关系，中国古陶瓷学会和耀州窑博物馆于2010年初步组织国内著名古陶瓷专家进行考察和研讨，提出了“从不少方面看，耀州窑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柴窑似有某些相近之处”的观点。今年5月4日至13日再次组织国内知名的古陶瓷专家，进行了为期10天的第二次考察。跨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4省（区），对相关的古渡口、古城址、古墓葬出土的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进行了考察研究。
日前在铜川举行的研讨会上，根据专家们此次考察获得的资料，专家们认为，五代时期耀州窑天青釉瓷与文献记载的柴窑器最为接近。
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国家二级研究员，耀州窑研究会会长薛东星，对“耀州窑柴窑掌门人”禚振西先生的观点持赞同意见。他认为，五代时期，中原战乱频发，耀州窑地处关中北部，北有金锁雄关作屏障，东、南有黄河、渭水为天堑，很少受到战事波及。黄堡周围蕴藏极为丰富的瓷土和煤炭资源。正是在这些有利条件下，进入五代后，耀州窑制瓷技艺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成为当时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的重要窑场。
此次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与柴窑关系的研讨引起了铜川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为柴窑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而且对于确认耀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五代酱黄釉唇口大碗
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是唐末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这时期，我国东北的契丹人建立了辽朝。辽兴起于五代而与北宋先后亡于金，而金先于南宋亡于蒙古。
五代陶瓷的主要特征为：前期造型较多地沿袭晚唐风格，从五代墓葬出土的器物造型来看，绝大多数沿袭晚唐的风格，保留了唐代的形制。但制作均较前唐更精巧优美，丰富多样。唇口碗因口沿凸出如唇而得名，晚唐时开始出现，其主要器型为：厚唇，口沿外翻，碗壁略呈斜直，宽矮圈足，瓷胎较薄，制作规整，器表光滑，给人以轻巧之感。其造型特征与各地五代墓出土碗式颇多共同之处，是五代时期最为流行的一种典型碗式，但以白釉器为多见，酱黄釉器较为少见，因而珍稀。
闽北私人收藏的一只五代酱黄釉唇口大碗见图，高5.8厘米，口径20厘米，足径10厘米，造型显得宽矮、规整、轻巧，厚唇，口沿外翻，碗壁略显斜直，胎壁较薄，宽矮圈足，见坚致的灰白色胎，碗内壁底见圆形涩圈无釉，而涩圈内中心有釉；圈足及足端无釉，而圈足内又满釉，并见弦刷釉痕。内外壁均施满酱黄色釉，开细小冰裂纹。碗外壁见施釉不匀之缩釉点，釉薄处可见壁上的轮制弦削痕以及近底足处的竹片刮削痕。
古代“秘色瓷”
在越窑空前繁荣的晚唐时期，一位孤傲不仕、倜傥不羁的雅士陆龟蒙以《秘色越器》一诗尽情讴歌了越窑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此诗用卓异的笔触为越窑扬起了一面鲜艳的大旗，同时亦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秘色”之谜。五代人徐夤在《贡余秘色茶盏》诗中对余姚上林湖（今属慈溪）出产的“秘色茶盏”赞美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氵贲。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徐夤的生花妙笔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秘色”在五代人的头脑中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换言之，“秘色”成为谜，是五代以后的事。
由于五代吴越国钱氏统治者曾用大量的越窑青瓷向中原朝廷进贡，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在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年）吴越国纳土归宋后，世人普遍认为“越上礻必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礻必色”。显而易见，在宋人的心目中“秘色”是与钱氏供奉划等号的。然而，也有一些人对此持不同看法。赵令畤的《侯鲭录》云：“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集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这条记载指出“秘色”出现于唐代，否定了“秘色”与五代吴越钱氏进贡的因果关系，但未触及“秘色”的含义。嘉泰《会稽志》则说：“越州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日作之，臣庶不得辄用，故云秘色。按陆鲁望集越器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已有秘色，非钱氏为始。”此记述的最后结论虽与《侯鲭录》相同，然它并没有将“秘色”与进贡直接挂钩，也就是说，“秘色瓷”的使用者除了中原统治者外，还包括吴越国王。嘉泰《会稽志》是南宋时期的一部内容可靠、资料翔实的方志，所以它关于“秘色瓷器”的记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在谈论“礻必色”时所得出的结论与前面两部书相同，不过，它认为“礻必色窑器”出现的原因是“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叶的《垣斋笔衡》所述与《负暄杂录》基本一致。在宋人有关“秘色”的论述中，当数赵彦卫的《云麓漫钞》最为怪谲，该书云：“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曰出钱王。——唐陆龟蒙有进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传杯。则知始于江南与钱王皆非也。”“李王”即唐朝帝王，“钱王”为五代吴越国王。赵彦卫的论述将青瓷器、唐朝帝王与“秘色”联系在一起，又引用陆龟蒙的诗以说明“秘色”并不创始于江南以及五代吴越国王。这句话不啻隐语——它隐含的结论是：“秘色”创始于唐朝，产地在北方。《云麓漫钞》的这条记载存在明显的错误：（１）陆龟蒙诗的题目并未标“进”字；（２）该书的作者对“越窑”的所在地一无所知。可见，寡闻和臆想导致赵彦卫的判断出现了偏差。此外，曾忄造的《高斋漫录》等书均述及“秘色瓷”，其文字与《侯鲭录》大同小异。
综观宋人有关“秘色瓷”的记载，可以归纳出这样六点：（１）虽然世人普遍认为“秘色瓷”是吴越钱氏烧造并专用于进贡的瓷器，但也有一些人认为“秘色瓷”出现于唐代，故不是五代吴越钱氏所烧贡瓷的专名；（２）“秘色瓷”的使用者包括中原帝王和吴越等方国的统治者；（３）各书在指明唐代已有“秘色”的同时，没有述及它的本义；（４）《侯鲭录》中“今之秘色瓷器”的提法，暗示了五代吴越国烧制的“秘色瓷”有部分流传至宋代，当时不难见到；（５）陆龟蒙诗里的“中宵”或作“中霄”，“斗遗杯”或作“斗传杯”，“好向”或作“如向”，这说明此诗在宋代已广为传抄，并被作为“秘色”之名的本源；（６）宋人引用的陆龟蒙诗之标题中均没有“秘色”二字，这表明，此诗当时已家喻户晓，故各书作者在引用时有意省略了“秘色”二字，否则“唐时已有秘色”的结论就不能成立。
上述关于“秘色”之争的文字虽大多出现于南宋人所写的书中，而这一争论的起点则在北宋时期，尽管起初争论的范围不广，争论也不激烈，但嗅觉敏锐的朝中文人还是认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因而在著书立说时对“秘色”之名持审慎态度。欧阳修、宋祁等人在编撰《新唐书》时，将越州会稽郡土贡的越窑产品谨饬地称作“瓷器”。到了元代，脱脱等人在编修《宋史》时，仍不敢采用“秘色”之名，而将吴越钱氏所贡的称为“钅口金瓷器”、“金银钅口器”、“瓷器”、“金钅口越器”等。由此可见，自“秘色”出现以来，这个民间的称谓是一直被阻挡于宫廷之外的。
南宋那场激烈的“秘色”之争过后，关于“秘色”的讨论便沉寂了很久。明清时，“秘色”问题又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此时讨论的焦点已转变为对“秘色”含义的认定。《景德镇陶录》云：“垣斋笔衡谓秘色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大抵至钱氏始以专供进耳。”此书经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是：“秘色乃是当时瓷器之名”，这类瓷器“其式似越窑器而清亮过之”。《陶说》也认为“秘色”是当时瓷器的名称。古籍记载既是有待被考古发现证实的对象，又是文物研究的重要依据，故要最终揭示“秘色”的真相，还得将目光转向出土的“秘色瓷”。
浅析“秘色瓷”
唐代著名的论茶专著，即陆羽的《茶经》中，把全国各地所产的瓷器作了评比：“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唐代邢窑白瓷的质量在当时是最好的，特别精细，是向宫廷进贡的瓷器。一般人是见不到的，甚至当时有地位的人也见不到。然而什么样的瓷能够比邢窑白瓷好呢？陆羽在《茶经》里把越瓷拿来做了比较，其结果是越瓷胜出邢瓷。
什么样的越瓷能够胜过邢瓷呢？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比，我认为：“陆羽作出的邢瓷不如越瓷的三点结论是：第一点，邢瓷的胎质不如越瓷的胎质好，所以写下了邢瓷类银，越瓷类玉；第二点，邢瓷的胎釉不如越瓷的胎釉好，所以又写下邢瓷类雪，越瓷类冰；第三点，用上面两点就不难理解，邢瓷白而冲出茶色丹，丹是发红，越瓷青而冲出茶色绿，绿是发青。”
有了以上三点的比较，也就不难理解唐代诗人顾况的“越泥似玉之瓯”。韩的：“越瓯犀液发茶香”。诗人顾况所指的越泥似玉之瓯的“泥”是指瓯的胎（茶瓯、酒瓯）；用这种越泥做出的“瓯”和玉一样精细、温润，怎能不“越瓯犀液发茶香”呢？
什么样的越泥做出来和玉一样精细、温润，让唐代诗人们如此用诗篇来大加赞扬呢？百思不得其解。然而，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篇，使我恍然大悟、豁然开朗，真是“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诗人陆龟蒙用诗来告诉我们《秘色越器》是怎样生产、烧制出来的，怎样才能做出唐代的“秘色瓷”。
什么叫“秘色瓷”？为什么叫“秘色瓷”？秘密在那里呢？我认为秘密就再现实中，秘密就在诗篇里。
“九秋风露越窑开”，越泥在做成越器之前要经过九年的秋天风露
研磨锤炼，越泥在人工和天气的作用下，使泥土焕发出它本身的一切泥土特性，淘炼它的精髓，使它成为我们所需要的精细、温润，做成器皿，再浇上用同样方法研制成的釉，然后开窑烧制，经过九年秋天风露的泥和釉才能烧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效果。这种效果把“九秋风露越窑开”所指的越器的胎质也就是泥称“秘”；“夺得千峰翠色来”所指的越器的釉称“色”；缺一不可。胎质是骨，类玉；釉色是衣，类冰。用这样的胎骨和釉衣烧成的瓷就叫秘色越器。
“好向中宵盛沆(hàng)瀣(xiè)，共嵇(jī)中散斗遗杯。”诗人陆龟蒙深知秘色越器是用了九年的时间才成功创烧了秘色越器，在精神兴奋之中不是中宵盛似中宵的夜晚，和姓“嵇”的朋友喝酒斗杯，把秘色越器的秘密告诉了后人。
越窑”秘色瓷”和越窑”青瓷”有什么区别？区别在那里，怎样理解呢？
青瓷——说的范畴大一些，宋代以前的瓷，不管南方和北方除了白瓷一般都叫青瓷。白瓷是指邢窑的白色的胎和白色的釉——白瓷釉的含铁量.在0.64%以下；而青瓷泛指釉是青的而不管胎是什么颜色，越窑青瓷就属于这一种。应该说在唐代中早期越州窑和婺州窑、瓯窑一样都是一般的青瓷窑并不出名；而邢窑白瓷就已经是唐代宫廷用瓷了。秘色越器是唐代创烧的一种新产品，它的釉含铁量在0.70%左右，由于创烧是在南方越州，南方的越州、婺州窑、瓯窑烧造的青瓷比不上唐代的邢窑白瓷，而秘色越器出现以前只有越州而无越窑一说，正是秘色越器的创烧成功，才使越州的越窑成为唐代的一座名窑。真正的秘色越器瓷也只是烧造了一批而停止了。越窑成名后就继续烧造青瓷而不是我们所说的秘色越器。为了竞争，在人们斗茶、斗酒盛行的时代，为了和北方邢窑白瓷竞争高低，把秘色越器称为越窑秘色瓷，可以说：秘色越器创烧在越州，正如现在7501瓷创烧在景德镇一样只是烧造了一批而停止了烧造。自秘色越器的出现，才有了“南青北白”的说法。
相传唐五代吴越国王钱氏朝廷命令，越窑烧造供奉之器，庶民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我认为吴越国是在模仿烧制“秘色瓷”但并不成功，没有真正烧出“秘色瓷”，反而烧制出越窑青瓷这种品种。后人把这种越窑青瓷误认为是“秘色瓷”。当然越窑青瓷烧制出来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但我认为越窑青瓷的胎质绝对超不过真正“秘色瓷”的胎质，真正秘色瓷的胎质是白色玉质，而越窑青瓷的胎质的颜色呈灰色或浅灰色，它甚至都不能和邢窑的白瓷相比。
“秘色越器”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个标志，它把人类的制瓷业推到了一个顶峰，影响到制瓷业的历史发展，充分表明了古代人们的聪明才智，以至到今天人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秘色越器”或者叫“秘色瓷”的真正本质——它为什么叫“秘色瓷”。
宋代汝、官、哥、钧、定这五大名窑的制瓷工匠们认识到了“秘色瓷”的胎质精美绝伦，是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反而就在瓷釉上下功夫，创烧出灿烂多彩的瓷釉文化；到元、明、清代就更上一层楼——釉上彩、釉下彩、五彩、斗彩、青花釉里红等，都是在瓷的釉上做文章，五彩缤纷、争奇斗艳，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瓷母”。如果有“瓷母”的话，“瓷父”就数“秘色瓷”了；“瓷母”以釉取胜，而“瓷父”就以瓷胎胜出。
你用什么来证明“瓷父”要数“秘色瓷”呢？
旧世界之瓷以质为贵，新世界之瓷以彩画为贵[雅（瓷学）节选]。
“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此是乾隆丙申御题仿鸡缸诗。可见乾隆皇帝也很想见到真的越器但没有见到，于是认为在人间越器并不存在，所以写下“李唐越器人间无”之诗句。
但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事情都会留下痕迹，后人就是通过对这些痕迹的研究揭开它的面纱，认识它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经过研究认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秘色瓷”是世界上精美绝伦的瓷胎，质最为精细、最为珍奇。是最不可思仪的乃至到现在制瓷业已进入到用电脑、电子时代所生产的瓷质——胎，都比不上“秘色瓷”的瓷胎
（别忘了那是在一千二百年前烧制出来的）。
我是一名古瓷的爱好者，在二十多年的收藏中，对古瓷有一种特殊的偏爱。我想要证明“瓷父”为什么要数“秘色瓷”，有必要对我国的青花瓷说几句：我对青花瓷的喜爱也情有独钟，和大多数喜爱青花瓷的朋友一样特别着迷，对我收藏的几样青花瓷进行过深入地研究，认为它们是唐宋时期的青花瓷，我将其中的一件拿到北京大学考古系进行鉴定，据北大一位老师讲，瓷器鉴定要用热释光才能进行，北京现在不能做，只有到上海古瓷研究所进行鉴定。经与上海联系得知国家规定不对个人物品进行鉴定。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一种信念：元代青花瓷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达到“至正型”的水平。就像一个人没有读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天生就是一为博士，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2003年3月5日北京青年报登出“唐代青花瓷产地找到了”这条消息，真使我激动万分。唐代青花瓷窑址的发现意义重大。它不但证明了唐代有青花瓷，也证明了宋代必定有青花瓷,唐、宋时期的青花瓷我认为有些是属于“芒口”器。青瓷“芒口”器在研究瓷器范畴意义很大，它在中国存在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这种工艺到唐、宋甚至到元代早期，特别是在元代早期的青花瓷有些也是“芒口”器。器皿上所画多以三朵牡丹居多，写艺画法，笔法流畅，有的好似是出学的画法。证明唐、宋时期及元代早期的青花瓷发展延用至今的脉络以为期不远了。
在历史上“青花瓷”的出现是和“秘色瓷”的出现是密不可分的。这里主要说的是“秘色瓷”的釉。从“青瓷”发展到有“秘色瓷”为止，透明釉就确立了在瓷器上的地位；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所讲的玻璃釉、透明釉就是以“秘色瓷”出现的釉发展而来的。正因为‘秘色瓷“的釉类冰透明，为以后的釉下彩、釉上彩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瓷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作用。
说到釉可以这样讲：到“秘色瓷“的出现为止，唐代以前的青瓷上的釉一般都是黑色、白色、黄色、绿色、等等，都是不透明的，而有一种灰色半透明的青釉在某种意义下可以说也不是真正的透明釉，但可以说是真正透明釉的前身，正因为如此到”秘色瓷“的出现，完成了从灰色半透明到青白色透明半透明釉的进程，是陶瓷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促使了唐代青瓷业的大发展，出现了很多种深浅不同颜色的玻璃釉，十分好看，如唐代的瓯釉我看到的就达五、六种颜色之多，非常滋润，古朴无华、透着那么雅俗。这就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在唐代制瓷业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景象是很繁荣的。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千峰翠色来”还可以理解为“秘色越器”的烧制成功，使得唐代的制瓷业空前的发展，据东方历史学术库“唐宋茶业经济”一书讲到宋代全国有一万多座瓷窑。而之前的唐代有千座瓷窑是不为过的。诗人用“千峰翠色”来比喻千座瓷窑也是真实的写照。不用千座就是几十座、几百座瓷窑烧制的烟雾，也就充分再现了“好向中宵盛沆瀣”那样一种境界，“共嵇中散斗遗杯”。
说到胎可以讲，从陶发展到瓷的出现，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了几千年的历程。终于在晋代文字史上出现了“瓷”字。“瓷”字的出现说明在晋代之前人们已经烧制瓷制品了。晋人潘岳在《笙赋》中写到“倾缥瓷而酌”。杜毓在《苑赋》中也写到“器择陶拣，出自东欧”之讲。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出现的。缥瓷到底是什么颜色，只有从缥瓷的“缥”字中找线索。字典上讲“缥”青白色，可以理解为青瓷一类是不会错的，但还是没有说清楚胎与釉的颜色。唐代诗人杜甫赞美大邑瓷碗的诗中：“大邑烧瓷轻而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诗人赞美大邑白碗胜霜雪，为时很是珍贵，也可以理解是唐代白瓷，只待我们用传统的方法并结合科学的检测来做鉴定。
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第一次把瓷的胎与釉记录、分析得最清楚、最准确的是在陆羽的《茶经》中，邢瓷类银，越瓷类玉：是指邢瓷与越瓷的胎；邢瓷类雪，越瓷类冰：是指邢瓷与越瓷的釉。如果你没有真正见到过越器瓷的胎与釉，你真无法相信越器瓷的胎烧得和玉一样的润，越器瓷的釉和冰一样的透。类玉类冰不是指瓷的釉，类玉指的是胎，类冰指的是釉，要记住这重要的一点。如果用“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那么用：“秘瓷览来不看胎，瓷父要数秘色器。”来比喻越器的胎是比较合适的。我也深深地体会、感悟到千百年来，全世界的人们都把中国叫做china这是为什麽？追根寻源，必须要从中国的古代文明历史说起，从2000年前汉朝的丝绸之路到唐、宋年间陶瓷工艺的兴起，直至明朝的郑和三下西洋，我们伟大的祖辈们，把丝绸、陶瓷等工艺品带给全世界、在国际航海、国际贸易史上、创下了世界古代历史上无数个世界之最，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关注，并在唐代就给中国一个响亮的名字——CHINA，一直延续至今。
我收藏了一件很典雅的瓷盒。虽然没有盖，但也是一件非常少见的艺术品。多年来我一直考证它是哪个朝代烧制的，经过探讨、研究、查阅资料，对比至今，使我坚信它就是唐代诗人陆龟蒙所写的“秘色越器”。正因为如此写下了以上我的认识、体会、看法，还有很多没能写出来。深知自己水平太低，愈写愈发感悟我国古代陶瓷工艺文化的博大精深。真心希望特别是古瓷爱好者或是专家一同来探讨、研究来搞清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某一件事物的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对我们认识中国陶瓷历史特别有帮助，从而，对陶瓷文化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的认识。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收藏的那件我认为是唐代“秘色越器”的瓷盒：口径12.5厘米，高3.3厘米（不带盖），足经6厘米。子母口，直腹下部斜收，圈足或称环形足。器内粘有一个“品”字形排列的小子盒，小盒成浅杯状，剑口，弧腹，盒内有三个支烧点，表达了很多历史的重要信息，用意非常，品位无穷，胎质类玉，胎釉类冰。胎骨里有历史留下的印记，胎釉上有先人留下的汗沁和痕迹。
在古代人们以圆为天，以方为地来认识某些事物，也就产生了某种信仰，来到祭天祭地祭祖先的境界。尤其是在唐代，佛教、儒教、道教都已经得到空前的发展，相互融通、相互往来，以至达到三教合一的局面，天时地利人和使唐代繁荣昌盛长达二、三百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古代人们为了体味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制瓷业上也有所体现，如盒子的制品。我认为它不仅是用于放一些物体（如现在所说的一些化妆品），而是一种寄托某种思想、某种意识、某种精神的反映。如盒子是圆的，盒子里还有三个小圆，圆中有圆是否告诉我们：天外有天呢？三个小圆又可以理解为一个“品”字，又可以理解为一个“上”字，还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字，那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品味为：圆中有圆、圆中有品、品中有品、品中有上、上中有上、上中有人、人中有人、人中有圆的那样一种意境。
古代人们的思想意识不可以和我们现在的思想意识相等同。它的存在自然以当时的历史环境、生活方式以及周边的一切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我们正是要通过唐代“秘色瓷”的甄别来研究人类陶瓷工艺发展的历史，认识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东西，把对“秘色瓷”的研究提高到学术方面来，是我们当代人的当务之急。
唐代诗人施肩吾的《蜀茗新词》：“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揽来匀，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
诗人皮日休的《茶欧》：“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花似旋眼，萍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我是一位古瓷爱好者，对古瓷器的研究、鉴赏非常的执着，所以我把多年来的看法写出来，望请专家、学者、收藏界同仁给予指导，并且一起来做更深入的研究、探讨中国陶瓷工艺文化。
五代时景德镇陶瓷的发展情况
关于五代时景德镇瓷业的状况，至今尚不见古籍记载。但据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古窑址调查表明，五代的瓷业已初具规模。调查中发现，五代景德镇窑址共有18处，主要分布在南河两岸和今市区范围。南河两岸有湖田、杨梅亭、三宝蓬、黄泥头、铜罗山、盈田、枫树山、月光山、寿安、湘湖等古窑址；市区有落马桥、十八渡、董家坞、李家坳等古窑址。这些古窑规模都较小，窑址遗物堆积仅有1—2米厚。有关考古专家认为，当时的坯场和窑场是同处一地的，造坯和烧窑尚未分开。从出土实物可以看出，各窑生产的品种主要有碗、盘、碟、执壶等日用陶瓷，大都为青瓷和白瓷。经测试，证明五代时所产白瓷的白度已达70度以上，且吸水率、透明度较好，瓷质在当时居全国之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杨梅亭五代古窑生产的白瓷进行测试后，确认其胎中的AL20316．03％，与景德镇产的瓷石A1203的含量一致，属瓷石单一原料成形。
有关考古专家经过细心考察后，认为五代制瓷的工艺流程大致为：淘泥、练泥——辘轳车拉坯成形——坯稍干后，圆器过范整形，葵口碗同时削出葵口和压出瓜棱——施内釉——外壁利坯——挖圈足——沾外釉——取釉——以支钉垫隔重叠装上垫柱人窑(均未使用匣钵装烧)一一龙窑式的窑炉烧成(烧成温度约在l150℃——1200℃)。
五代生产的瓷器多种多样，主要有灰胎青瓷和白胎白瓷两类。青瓷与五代越窑器胎釉相似，几乎可以乱真；白瓷瓷胎致密，透光度好，接近现代瓷的水平，为我国同期瓷器中质地最优秀的产品。瓷器品种主要有壶、碗、盘三类。碗、盘多为大足唇或花口；壶多为长颈喇叭口，壶身较高，腹部多作反棱形。
五代的碗类既有弧壁与斜壁之分，又有大小与高低之别，如果把它同今天常见的口径等大的同类产品比较，其圈足与口径则显得十分奇特：碗的口径与足径之比约为1：0．49(现今的约为1：0．36)，足径仅为口径的l／2；足高约为通高的l／10(现今的约为l／8)；足壁厚约8毫米(约为现今的3倍)。如果以今天的审美与实用要求来衡量，五代碗类显然因足径过大、足身过矮而显得不够匀称，也因足壁厚而叫人感到粗笨。五代人为什么要这样来设计足圈呢?考古工作者通过对五代瓷器烧造工艺的考察，发现它的形成与当时的装烧方法有关。现今的碗类是采用匣钵单件装烧的，而五代采取的则是重合迭烧，“碗足如作成现今的式样，坯件在重合堆迭时必因足的直径太小而重心不稳，在焙烧的过程中极易倒塌。而把足径放大一点，底面积就会相应地增大；足身作矮，重心就会降低一些，这样的碗坯在迭烧时就可以减少因倾斜粘釉而造成废品了”。把足壁作厚，则是为了安装支钉，因为重合堆迭的碗坯在焙烧时下层的荷重量大，如不把足壁作厚，其足壁的下端与间隔制品的支钉接触面小，负重的足壁便会在软化成瓷的阶段因压强过大而下陷，出现缺口。所以，当时的陶工在设计碗足时必须服从于迭烧这一方式，于是就形成了现代人看来似乎有点奇特的那种径大、身矮、壁厚的形式了。字串8
五代碗的碗口通常有着一道又厚又笨的唇口。其时的陶工为何要把碗口设计成这种样子呢?当代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认为其成因与当时的瓷器原料有关。他说，五代时制胎的原料与今天的不同，今天的原料中AL203的含量为23％，五代的则为17％左右。由于其时胎中的氧化铝含量低，因此制品在焙烧时极易变形。景德镇的制瓷经验告诉我们，在不改变原料配方的情况下，如想减少圆形器物在仰烧时出现变形的缺陷，把其近口沿的部位作得厚一些是有效的，因此就形成了五代碗的那道厚唇口。此外,五代人还常常在碗壁上先压出四至五道外凹内凸的直纹，然后沿压纹把较薄的碗口剜出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当年的碗壁为何要作成这样呢?刘新园认为：从生产角度看，薄口器物在焙烧过程中比唇口碗更易变形。若在碗的外壁压上几道直纹，再在碗口上剜出几个缺口，便可起到掩盖变形的作用。这是因为人对圆的视觉比较敏感，圆是否周正极易察觉，如果在碗口上剜出四、五个缺口，圆形被分割成几段相联结的弧线，形成花瓣状，人的视觉被搅乱，碗口即使变了形也不易被人觉察。其时的陶工为掩盖瓷碗的变形缺陷，便巧妙地在碗壁上压出了四、五道直纹，在碗口上剂出了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
五代时，景德镇焙烧瓷器的窑炉多为“龙窑”这种“龙窑”，通常依山坡或土堆倾斜建造，多与地平线构成7—23°角。前端低，为窑头、火膛；后端高，为窑尾。因窑身婉如一条龙，故名“龙窑”。它的“背或两侧沿窑长度方向每隔l米左右开一排或一对投柴孔”，焙烧时“将燃料投入窑内坯体垛之间的火道中燃烧”，当该处达到预定温度时，投柴位置即向前移动一排，如此自下而上逐排焙烧，形成移动的火焰。龙窑窑头设有预热室，窑尾不设烟囱或只设一不高的烟囱，属平焰式窑；装烧时，制品放置于固定的窑床上，依靠火焰的流动，自下而上逐段将制品烧熟。“前部燃烧所产生的热气体沿窑内坡度向后部流动，将后面的制品预热后经窑尾排出。前段的制品烧好后，火焰后移，下一段的制品即进入烧成阶段，前面的制品则开始冷却，而烧成段后面的制品仍处于预热阶段”。这种龙窑，具有很多优点：一是生产周期较短；二是窑内温度比较均匀；三是容易控制还原气氛及升降温速度；四是窑的结构简单，造价甚低。缺点是装窑、开窑的劳动强度大；窑的某些部位气氛和温度的波动较大；因窑底为坡形，故给装烧带来诸多不便。
字串9
当代陶瓷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景德镇湖田五代窑址的考察，发现堆积层中没有匣钵，仅见高约10厘米的“垫柱”。垫柱上端的台面留有“支钉”，下端粘有窑底上的沙粒。碗、盘类产品的底心与圈足的边沿几乎都粘有用耐火粘土搓捏而成、未被烧结的9一16颗不等的“支钉”。专家们对这些遗物进行分析后，认为五代时碗类、盘类产品的装烧过程大致为：以夹沙粘土作成的垫柱为底座——用耐火粘土搓成小条捏成支钉——沿碗坯圈足边沿粘9一16颗支钉——把碗坯放置在垫拄上——再把圈足边沿粘有同样支钉的碗坯一个一个地重叠起来，组成一柱后入窑焙烧。采用这种支钉叠烧法，有这样一些缺点：(一)由于没有把火焰与制品隔离开来，釉面易被烧窑时产生的尘渣污染，以致废品很多；(二)支钉破坏了碗心的釉面，严重地影响了成品的外观质量；(三)因堆叠过多，致使下面的足边下陷而出现缺口。此外，就遗址上粘结成组的碗、盘来看，一般一组只有十二、三个，其高度连垫柱在内也不到60厘米，可见其时堆叠数量不多，窑室内竖向空间的利用率不高，燃料浪费比较大。
朝鲜的“秘色瓷”
中朝两国同处于东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近邻”。两国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在独立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
青瓷起源于中国，唐、五代时越窑青瓷达到了顶峰。９世纪初，晚唐的陶瓷及其技术通过海路大量地传入朝鲜西海岸一带及南海岸的局部地区。受这种文化的直接、间接影响，朝鲜青瓷文化开始发展。
最初，新罗开始烧制的是玉璧底系列青瓷，从１０世纪末到１１世纪，高丽青瓷技术逐渐走向成熟，无论是外观、纹样的种类都有很大改进。此阶段流行阴刻、印花、铁画、堆花等装饰手法。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到１１世纪中期高丽青瓷步入了高丽式的精致阶段。１１世纪中期是高丽青瓷的兴盛时期，也是高丽文化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文宗执政期（１０４６～１０８２年），辽、宋、高丽和睦相处，尤其是通过宋朝频繁的使节来往，带来中国先进的制瓷技术，使高丽青瓷文化得到更快的发展。
任何一个朝代手工艺的发展都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经济与文化达到一定时期才能生产出那个时代所追求的最理想、最精美的物品。由于当时安定的社会环境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高丽青瓷在１２世纪初期以其精湛的技法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独特美丽，迎来了高丽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其釉色综合了汝窑、龙泉窑的工艺特色，产品近似于龙泉窑、汝窑的梅子青、艾叶青、粉青、天青、月白等色，最主要成就在于烧出了美丽绝伦的翡翠色调。仁宗元年（１１２３年）来访高丽的北宋徽宗年间使臣随员徐兢在其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写道：“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又说“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唯此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宋朝是中国瓷器极其发达的时期，能得到宋朝使者的称赞，反映了当时高丽青瓷的魅力。这与宋代太平老人在《袖中锦》中说“高丽青瓷之翡色为天下第一”相互呼应。
１２世纪上半叶至中晚期的８０年间，高丽青瓷出现了第二次鼎盛，产生了具有强烈民族风格的高丽镶嵌青瓷。这种技法一经出现便被广泛采用，成为此后３００年间瓷器生产的主流。
所谓镶嵌法是指在青瓷的胎土上先刻阴纹，然后用赭土或者白土填平刻痕，再施釉，烧出来的赭土变成黑色，白土仍呈白色。由于这种镶嵌法是用刀将镶嵌的部位挖出，因此受运刀的力度影响，表现出的效果要比画出的新鲜、真实、有力（类似漆器中的填漆工艺），所表现出的内容都是富有气息、栩栩如生的。为了突出镶嵌的技法，青釉的透明度有所提高，同时也多显冰裂纹，而且从此与中国古越窑、耀州窑、汝窑、定窑的青瓷相去甚远，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其实，镶嵌技法起源于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以入丝法将金、银嵌入青铜器中，但用于陶瓷并使其大发展是在高丽时期。
如图是一件藏于旅顺博物馆的青瓷镶嵌花鸟纹注子，这是高丽时代１２世纪的瓷器。注子是朝鲜传统的执壶形式，这件器物呈葫芦形，蘑菇插盖，上节小而椭圆，下节大而膨圆，壶嘴外撇，上部内曲，下部拖向壶底，形成优美的曲线。器物外施青灰色釉，表面嵌花叶凤纹，器物表面有开片。这件注子高３３．５厘米，腹径１７厘米，口径２．０６厘米，底径１１厘米。整个注子瓶口小、颈长、肩削、腹重、瓶的重心在下半部，造型美观，色调沉稳，可以和徽宗年间的官汝窑瓷相媲美。
随着青瓷镶嵌技术的逐渐成熟，在后期又创造了青瓷镶嵌金彩、辰砂等，将镶嵌青瓷艺术推到了极致。
但是，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随着蒙古军的入侵而导致的数十年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混乱，高丽青瓷的质量每况愈下，青瓷的器形、胎土和釉、烧制方法及创意方面再也无法回到那个鼎盛时期了，从１２世纪末施釉稍厚、色泽略深、纹样密集、风格散漫来看，高丽青瓷逐渐走下坡路。到了１３世纪中期以后，就慢慢衰退了。
高丽青瓷在１３世纪中期开始走下坡路后，于１４世纪后期将单纯的印花纹施于粗质青瓷，成为１５世纪粉青沙器的前身。
中国古代陶瓷历史文化之五代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青瓷六系罐
五代十国时期
1954年广东省番禹县南汉墓出土
高19.5厘米、口径6.9厘米、底径8.1厘米
此罐带盖，肩部有六耳。据研究，番禺县的这座墓可能是南汉中宗刘晟的昭陵。墓早年被盗，现残存近200件陶瓷器、石刻等遗物。出土的青瓷造型优美别致，施釉均匀，釉色晶莹，是当时青瓷中的精品，应为南汉官窑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