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窑的标志五代倒流壶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代表之一，在中国陶瓷史上地位非常高。创烧于唐代，没落于元代，其间烧制出了许多名满天下的精品。
五代执壶
五代耀州窑瓷器，在器型上精致，优雅，仿唐代金银器风格，工艺堪称一绝。虽然在宋金时期器型也很优美，但是远不及五代。釉色上，五代柴窑天青釉又是青瓷的一个巅峰。所以说，五代耀州窑是型色俱全。
五代耀州窑器形上非常考究，工艺精致，器形优雅。
五代花口渣斗
五代耀州窑贴塑海棠杯
五代耀州窑海棠杯
五代耀州窑葵口盘
五代耀州窑天青釉，是单色釉的一个巅峰，对之后的北宋汝窑有直接影响。汝窑的天青釉，以及支钉支烧都是五代耀州窑发展过来的。
天青釉五葵口盘
五代天青釉盘
天青色碗
满釉垫沙烧制。既然追求单色釉的极致，满釉是必须的。五代耀州窑在烧制天青釉的时候，同样是满釉，只是由于早期支钉支烧不成熟，所以先是垫沙烧，后发展成小沙堆，后来演变成为支钉。
满釉垫沙
五代天青釉 垫沙烧
早期支钉支烧 就是一小沙堆儿
支钉逐渐成熟
后期支钉基本成型
耀州窑支钉
《宣德鼎彝谱》里记载过五代柴窑天青釉，但是柴窑至今没有确切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五代时期，耀州窑里用柴做燃料烧的瓷器；另一种说法是某一个窑场名字就叫柴窑。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属于耀州窑的。柴窑天青釉是哪一种颜色，也一直是个迷。
划花
划花
耀州窑的釉面装饰在五代时期颇为丰富。有剔花，刻花，划花，甚至还有贴塑。剔花和刻花在壶上边比较多，也比较常见。我们主要看看划花和贴塑。
贴塑
贴塑
贴塑
贴塑
耀州窑贴塑多为龙，凤，鱼，鸟，龟等等。造型生动，几乎是贴于碗心位置。贴塑手法对其他窑口影响较大，比如龙泉窑双鱼洗。
延伸阅读
五代时期邢窑白瓷赏析
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在中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五代邢窑白瓷五瓣口盂，高8、口径10.8，底径6厘米。1956年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盂口沿外侈，为五瓣葵口，束颈，圆鼓腹，圈足。白色胎，坚硬细密。釉色洁白微泛青，施釉不及底，下腹和底足均无釉，透影性强。 该盂质白细腻，器形工整，从胎、釉、造型和装饰上来看，无疑为北方邢窑的产品，其用途为文房用具。白瓷虽然在北朝时期已开始出现，但真正烧制成功则在隋代，除了历年来全国各地纪年墓葬出土的白瓷外，1980年8月，在今河北临城、内丘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境内许多地方均发现白瓷残片及窑址则可证明，而这里也是中外陶瓷学者提起的“南青北白”中邢窑的所在地。邢窑是我国唐代著名瓷窑之一，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邢窑瓷器多朴素无纹，仅有少数划花贴花之物。虽然比同时享名于世的越窑青瓷之多有纹饰而似乎略有逊色，但是就烧制技术来说，白瓷的烧成条件显然要求比青瓷要高。该瓷器做为有准确纪年墓葬出土的邢窑产品，在全国都是很罕见的，它是现存五代邢窑白瓷中最重要的断代标准器，其胎体具有极强的透影性，釉色符合唐人陆羽《茶经》中所说“邢瓷类银”“邢瓷类雪”的特点，整体造型舒展大方，装饰拙朴，表现了一种沉静素雅的艺术风格，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房艺术珍品。
五代邢窑白瓷柳斗纹高足杯，高5.8、口径8.1、底径4.3厘米，1956年11月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器口沿为五瓣葵口，弧腹，高圈足，足底外撇呈喇叭状。杯外壁模印柳斗状纹饰。胎体呈白色，胎体薄，透影性极强。通体施白釉，微泛青，晶莹透亮。柳斗，是用柳条或藤条编织的用具，窑工先制作好瓷坯，再摹拟柳斗编织的图案，在素胎上模印出柳斗纹。从这件小器物上可见制作者匠心独运，美化提炼，将柳斗与陶瓷工艺特点相结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创作出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情趣的陶瓷精品。 该白瓷柳斗纹高足杯为五代时期北方邢窑的精品，瓷质透影性强，造型端庄舒展，并在有可靠纪年的墓葬中出土，是研究五代时期白瓷的重要资料。
五代邢窑白瓷仰莲注子，高6.7、口径4、底径3.8、足径3.8厘米1956年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小口，圆唇，球形腹，圈足。六棱形短流，宽扁带式曲柄，口沿以下饰两道凹旋纹，腹部浮雕六瓣仰莲纹。胎色洁白，质地细腻，通体施白釉，釉质莹润，造型优美，装饰新颖，为五代时期邢窑产品。该器物的造型承袭唐代风格，腹部造型又区别于唐代器物，特别是其腹部雕刻的莲瓣纹饱满、挺拔、构思巧妙、造型独特。莲花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瓷器上的莲纹一般都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这件瓷器装饰莲花纹也是如此。该注子形体较小，一些专家认为其可能是文房用具。五代时合肥地区属南唐国所辖，南唐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文人对文房用具的使用最为精雅考究，在五代十国中居最高水平。该器物做为五代时期北方邢窑白瓷产品，出土于纪年墓葬，是现存五代时期瓷器重要的断代标准器，其对于研究邢窑的晚期生产情况和对该时期产品的鉴定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古代瓷器：五代时期邢窑白瓷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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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 (公元907到979年)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 ”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陈炉耀州窑
陈炉窑位于陕西铜川东南的山区，这里不仅蕴藏有极为丰富的制瓷原料坩土，还盛产燃煤。其地
“东有南堡突兀秀丽，北有北堡绵立蜿蜒，西有崔家堡（今西堡）为水口金鱼，南有永受堡（今永兴村）华嶙峋，四堡罗列，岗峦耸峙”，四面又有甘泉溪河长流，山山水水，将整个陈炉环抱成一个方圆近20里的古窑镇，在古代地望极好。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原料蕴藏，使它具备了建立大型瓷场的良好条件，因此，元代以后的陈炉窑得以发展为一处大规模陶瓷窑场，并接续了耀州窑的烧瓷历史。
陈炉窑制瓷工艺源自黄堡窑场，陈炉又称炉山，因“炉火杂陈”和周山炉火不熄而得名，还曾因陶瓷业兴盛获得“长安首镇”之誉。其窑场创建于金末元初，明清时期鼎盛，民国至今仍在烧造。陈炉作为一座有着800年烧瓷历史的古镇，以及明清以来陕西最大的陶瓷窑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瓷业生产基地。
陈炉窑的创建和发展，除了因其具备良好的自然条件，还缘于驰名中外的耀州窑制瓷工艺的传播。耀州窑中心窑区位于陈炉之西约18公里的黄堡镇，这里早在其创烧的唐代就是大唐国都长安的京畿窑，历经五代和宋金，所烧青瓷“巧如范金，精比琢玉”，遂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其中五代烧造的淡青和淡天青釉瓷，为我国古代青瓷的发展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成为宋代汝、官和高丽青瓷的奠基者。在宋代其“类秘色”的橄榄釉青瓷为之鼎盛，不仅达到了“方圆大小，皆中规矩”“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的高超水平，而且创新出独具风格的刻花和印花新工艺，以犀利洒脱极富立体感的生动手法，烧制出被誉为宋代青瓷刻花之最的精美瓷器。五代、北宋和金初的耀州窑青瓷，达到了当时国内烧造青瓷的最高水平。耀州窑的这些精湛制瓷工艺，北宋时曾在陕西省内外的广大地区得以传播。而耀州窑在耀州境内的传遍，以东距黄堡镇15至18公里的立地坡、上店、陈炉三地为主。这三地因之也成为耀州窑的组成部分。现按考古学惯例，依其传遍和创建的先后，分别命名其为：立地坡耀州窑、上店耀州窑、陈炉耀州窑。陈炉窑虽然在三地中创烧最晚，但得益于最好的地理、人文条件，最终发展为规模最大、烧造时间最长的窑场。元代后期以降，陈炉窑逐步替代了黄堡镇的耀州窑中心窑场，成为耀州窑后期的中心窑场。
宋代耀州窑青瓷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在中国的分裂割据。政权统一，社会稳定，新兴租佃制经济关系的确立和普及，都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生产关系，亦解放了生产力。这些，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起到有利的促进作用，使我国古代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繁荣时期，出现了“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的局面。在手工业和商业得以空前发展，大批工商业小城镇不断出现的宋代，制瓷业的生产和销售，更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期。全国各地创建的新窑场，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在众多窑场之间，展开了商品生产和市场销售的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一批名窑和名瓷的涌现，以及一批以往所没有的瓷窑体系的逐步形成。今天，我们纵观宋代制瓷业发展的成就和特点，可以用两点来概括：一点是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和名瓷的产生和发展；另一点是定、钧、耀州、磁州、越、建、景德镇、龙泉八大瓷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宋代的上述著名窑场中，耀州窑是一个自成窑系的北方著名窑场。它以盛产独具风格与特色的刻花和印花青瓷，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进而又成为耀州窑系的中心窑场和代表。其精美优良产品的出现，是宋代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产物，也是宋代工艺技术水平和社会审美意识的一种体现。
一、窑场烧瓷始末与宋代的鼎盛
耀州窑位于西安以北一百多公里的铜川市黄堡镇。窑址以黄堡为中心，其范围包括上店、立地坡、玉华、陈炉，及耀县塔坡一带。此地在宋代辖于耀州，故名耀州窑。其产品称为耀州瓷，或名耀瓷。该窑创烧于唐代（公元618——906年），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元延续，止于明代中期的十五世纪末，有八百多年的连续烧造史。
黄堡镇的耀州窑址，经过本世纪多次实地考察和大规模的考古科学发掘，已获取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资料，从而使世人真实了解到耀州窑的发展面貌。发掘出土的逾百万件陶瓷残器，分别属于唐代、五代、宋、金、元明五大历史时期所烧制。五大历史时期的烧瓷，各有不同。
唐代烧制了黑、白、青、褐、黄、茶叶沫、花釉瓷，及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素胎黑花、青釉下绘白彩等彩绘瓷。器物造型丰满大器，反映出大唐帝国的兴盛。此外，还烧制唐三彩和琉璃瓦，是当时我国烧制陶瓷品种最为丰富的一个窑场。
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青瓷烧制工艺已经成熟，青釉有灰绿、青绿、天青、淡天青等色调。还兼烧少量黑、酱釉瓷。造型秀丽华美，多仿金银器。往往采用剔花或划花手法，制作出各种生动流畅的纹样。在瓷器纹样中发现有专为皇室用瓷设计的龙、凤图案。还发现有刻“官”字款的青瓷器底多件。这些优美瓷器的发现，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五代时期仅见的重要青瓷窑场的系统陶瓷考古资料。
宋代是该窑烧造青瓷的鼎盛期。入宋后，窑场为了保持和发展它在晚唐五代时期北方青瓷的领先地位，保持原有销售市场和争夺占领新市场，在制瓷工艺上有了很大的革新和创造。首先在泥料制备上发明和率先使用了大型石碾槽粉碎设置，及加工泥料的淘洗池、沉淀池和陈腐用的陶缸设置。以此保证了大批量优质青瓷坯泥与釉浆的充分提供。其次是轮制工具主部件转盘由木制改为石制，盘下又增设了铁轴承，使拉坯成型工艺得到很大的提高。再次是烧瓷燃料由木柴改为当地蕴藏丰富的煤炭。与之相应窑炉结构亦进行了科学的变革，有利于掌握对青瓷器还原气氛的人为控制。宋代耀州窑制瓷工艺上的这些重大改革，为烧造大量胎细釉精的青瓷提供了先进的科技和工艺基础。使此时所烧的耀瓷，器物种类繁多，造型精巧秀美，瓷釉晶莹温润，刻花印花工艺独特，纹样图案丰富华丽，受到宫廷皇室和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喜爱。在宋人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中，都明确记载，耀州窑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及宋徽宗崇宁年间向宫廷贡瓷的事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记载了宋哲宗元佑八年“耀州遗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的实况。除了在国内广大地区销售外，其产品还远销到世界各地。已在东亚的日本、朝鲜，波斯湾的阿曼，地中海南岸的埃及，东非沿海的坦桑尼亚岛屿等地的古遗址中都发现了外销的宋代耀州青瓷。这些均是耀州窑青瓷在宋代鼎盛发展，并具有广阔国内外市场的明证。
在耀州窑鼎盛发展的宋代，其精美的制瓷工艺和生动优美的装饰技巧，对陕、豫地区的旬邑窑、临汝窑、新安窑、宝丰窑、宜阳窑、内乡窑、禹县窑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进而又对远距该窑数千公里外的岭南地区之广州西村窑，及广西永福窑、容县窑等外销瓷窑也起过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由西至东、由北到南、由广阔区域众多窑场所组成的耀州窑体系。一个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和海岸港口，地处西北内陆渭北高原上的耀州窑，在商品生产激烈竞争的宋代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所凭籍的优势究竟是什么？只要研究该窑宋代的发展，就不难发现，其优势在于它自身精湛先进的制瓷工艺，巧如范金的造型，温润晶莹的青釉，犀利洒脱的刻花，以及综合这些优点而产生的风格独特之上乘产品。
宋代以后，耀州窑又继续烧瓷数百年。金代前期该窑延续了宋代青瓷的烧造，又突出了月白釉青瓷的创新。其后期，姜黄釉青瓷的烧造重点面向中下层民众，烧成上突出了可以增加数量的无釉圈叠烧工艺。装饰纹样也趋于简练。
元明两代该窑发展趋于衰落，一方面继续烧造姜黄釉青瓷，另一方面逐渐加强了黑、白、酱、茶叶沫釉瓷和白地黑花瓷的烧造。在多品种色釉瓷的烧制中，白地黑花瓷是此一时期该窑的代表作品。至此，该窑青瓷的烧制已明显衰落。不久，窑场亦终烧，从此以后就在其原有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二、温润如玉的耀窑秘色青釉
瓷器是一种生活日用器皿，同时又是根据各时代人们审美意识创作出的工艺品。不论哪个时代，每一件成功的瓷器制品，都是实用性与艺术美和谐统一的产物。瓷器的艺术美，一则体现在器表所饰瓷釉的晶莹剔透，二则呈现出器物造型优美多姿，三则映现着装饰手法的技巧和纹样图案的华美。而在这些瓷器制作中力求表现出的艺术性和美感中，古代上层社会特别看重的是瓷釉和釉质所具有的特征。早在东汉我国就成功地烧制出青釉和黑釉瓷，北朝至隋唐又创烧出黄釉和白釉瓷。对这些单色瓷釉的制作和使用，人们审美意识所追求的意境是自然界的各色玉石效果。是以这些青、黑、黄、白色的瓷釉可否达到玉质美感为其观赏和评价的重要标准。这种审美情趣以上层社会和文人为甚，在唐人的某些诗句中曾有明确表露。如顾况的诗《茶赋》就有：“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是对“似玉”的越窑青瓷的赞美。又如杜甫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有：“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是对“扣如哀玉”“胜霜雪”的大邑白瓷的感慨。这种想往和喜爱玉质的审美意识，由来已久，它是中华文化自远古和三代就崇尚玉器的延续和发展。早在《诗经·秦风·小戎》中就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这种以玉来象征君子美德的观念，我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有过最精辟的解释。据《礼记·聘义》载，子曰：“昔者，君子自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岁，义也。垂之如队，礼也。扣之其声清越以长……”这样一来，玉在中华古文化中，被授予了人格化的种种美好品质。这种以玉喻人的审美意识对中国制瓷业两千年来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对瓷器单色釉的评价以是否有玉质感为标准。基于此因，唐代茶圣陆羽在评价当时国内烧瓷水平最高的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时，认为“邢瓷类银，越瓷类玉”，故“邢不如越”，以“类玉”的越窑青瓷定为唐代瓷器的最上品。在越窑青瓷中又以晚唐五代至宋初被誉为“千峰翠色”的秘色瓷为最高水平。
以此标准衡量耀州窑所烧造的青瓷，就不难明白其被称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原因。该窑场早在盛唐时就开始了青瓷的创烧，然初时釉质粗，釉不均匀，釉色青黄或青褐，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以后学习了越窑，青瓷烧造水平提高很快，中唐初的产品已赶上和超过了国内的婺、岳、寿、洪等青瓷名窑。晚唐时呈现青绿釉色的精美青瓷烧造数量日增，奠定了其成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基础。不足之处是器胎含铁量高呈铁灰色，青釉的釉层薄，玻璃质感强而温润的玉质感不够。到了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出现了黑、白两种器胎。黑胎器的青釉，呈湖绿、湖蓝、微灰湖青、深兰天青几种色调。白胎器的青釉，多是淡青、淡天青、粉青几种色调，少数为湖青和湖绿色。两种胎的青釉，质地都很精细，釉层均匀，透明度适中，具有较好的玉质温润性。与其后的宋代相比，则又具有釉色色调丰富多样而欠稳定性的特点。入宋以后，该窑的青瓷经过初期为时不长的工艺变革和探索之后，很快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宋耀瓷的青釉，质地精细纯净，透明度适中，色调是一种稳定的橄榄青色，具有“其色温温”、“精比琢玉”的美感。这种橄榄青色，与唐五代“越州上”的越窑“秘色”很相似，因而在宋代曾有“秘色”之称。宋代大诗人陆游曾在《老学庵笔记》中明确指出：“耀州青瓷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这种与越窑秘色相类的宋代耀瓷青釉，于本世纪中叶由陈万里先生称为橄榄青色。以后学术界一直遵循，笔者亦然。时至今天，供奉于法门寺地宫的一批唐代越窑秘色瓷已重见天日，我们将它和宋代耀州青瓷进行了对比，为两者瓷釉的相类而感慨。笔者认为现在我们不妨恢复古代对宋耀州青瓷的称谓，将其青釉称着耀州秘色，以便更加明确耀州青瓷对越窑秘色瓷的正宗承袭关系。这种“类”越窑秘色的耀窑秘色瓷的成功烧制，对耀州窑系中其他窑场的烧瓷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是耀州窑系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优美多样化的器物种类与造型
美如碧玉般的宋代耀州青瓷，使用广泛，器物种类非常齐全多样。从其用途看可分为餐具类，有碗、盘、碟、钵、盆，渣斗。酒具类，有注子、注碗、玉壶春瓶、梅瓶、杯、盅。茶具类，有盏、盏托、擂钵、釜、香盒、水罐、水洗。日用盛具类，有罐、盆、瓮、缸、壶。照明具类，有灯、小灯盏、烛台、油壶、油瓶。化装具类，有盒、奁盒、粉盒。陈设具类，有尊、樽、瓶、花插。供器类，有供盘、灯盏、瓶、炉。洁具和卫生具类，有唾盂、渣斗、熏炉。此外，还有卧具枕，棋具围棋盒、围棋子、象棋子，乐具羯鼓、埙，鸟食具小食罐、小水罐等。凡是宋代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器物种类，在该窑的产品中应有尽有。一个窑场可以生产出如此众多的器物种类，在宋代的其他瓷窑中实属罕见。
宋代耀瓷不仅器物种类繁多、用途广泛，而且造型精美多姿，丰富多样，。以碗、盏、盘、碟之类最为普通常见的圆器为例，仅口沿的造型就有侈口、微侈口、敞口、六葵口、六菱口、六曲口、直口、敛口、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翻沿、包沿、折沿等。再以碗、盏中最多见的侈口翻唇圆弧腹内底下凹圈足造型观察，仅其腹部的变化又可分为圆弧腹、浅圆弧腹、瘦圆弧腹、微斜圆弧腹数种。在这些圆弧已富有变化的腹部，往往再配以瓜棱或出筋装饰，给人一种造型规整、比例恰当、变化适度、精美多样的美感。
又如壶类，是该窑初创时期就多有烧造的器物，以执壶最常见。唐代执壶为喇叭口、圆腹、短直流、单把执手，造型丰满大度。五代执壶变为小口直颈、圆球腹、曲形流略长、单把执手，造型富有变化，使圆与长和曲与直的各种不同线条，和谐的统一在同一体之中，组成了一种造型优美的器物。宋代的执壶大体承袭了五代，但细直颈变长，圆腹又呈现圆中略见微折的特点，从而既增强了造型的稳定性，又增加了艺术的秀美感。同时，随着壶颈的变长，其壶流亦变为高出口沿的弯曲形长流，进而使方便实用与婀娜秀丽相互融合。在常见的执壶中，该窑还生产一种形体似瓜的瓜棱壶，优美多变的造型具有瓜瓞象生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特点。采用同类审美意识创制的宋壶中，还有葫芦形壶，其特点是用上小下大连体双腹葫芦形作为壶身主体，下腹的一侧设弯曲的长流，而对应的另一侧有连于上下腹中的曲形单柄。此种象生葫芦壶的造型，与象生瓜棱壶相比更加多姿多变、楚楚动人。此外，该窑在宋代还创新出一些相当独特的壶类。如造型为小直口，球腹，三矮兽足，龙首流，半月提梁上贴戏婴的提梁壶。又如圆球腹，圈足，口在器底，器内有中空管与口相通，卧狮哺乳双子狮流，弓曲形飞凤提柄造型的倒装壶等。均是构思巧妙、造型奇特，装饰华丽，制作精美的宋代壶类器物中罕见的佳品。
再如瓶类，也是该窑从初创的唐代以来就多有烧造的器物。唐瓶有盘口瓶、长颈瓶、净瓶、油瓶、葫芦瓶、双鱼瓶、双系瓶等多种造型。到五代，以上瓶的造型仍有生产，又出现了短颈瓶等新造型。入宋后，一方面承袭了唐五代上述传统瓶类的造型，另一方面又新创制了一系列的新型瓶种。这些新型瓶中较为突出的有玉壶春瓶、胆式瓶、梅瓶、吐噜瓶、棒槌瓶、花口瓶、瓜棱瓶、蟠龙瓶等多种。玉壶春瓶为侈口、细长颈、圆腹、圈足造型，它以柔和且富有变化的流线型线条美迎合了人们的喜爱，在中国古代流传了上千年之久。工匠们还将此种瓶的口部和腹部之外侈和收分线条略加改动，又制作出胆式瓶新形体。梅瓶和玉壶春瓶都是酒具，但用途不同。玉壶春瓶口外撇，细颈便于把握，装入酒后酒液重心在腹下，应是烫酒和斟酒的酒瓶。梅瓶的造型是小口宽沿、短颈、丰肩下折、深长腹、圈足，此种梅瓶造型适合做装酒的盛具。吐噜瓶的造型与梅瓶相类，但腹为矮圆筒状，犹如梅瓶截腰后的上半段，造型没有梅瓶的修长秀美，但更具有浑圆厚重的特点。棒槌瓶亦是由梅瓶衍变而来，其造型特点是小口突唇束颈折肩深筒腹。与梅瓶相近似的瓶类还有大口梅瓶，又可称为罐式梅瓶，其特点是大口短直颈圆肩圆弧腹内凹圈足。这些从梅瓶造型衍变而来的多种瓶类的出现，正是宋代耀州窑工匠创新精神的体现，也反映了该窑此时转轮就制水平的高超。在瓶类造型中，还有器口翻卷成盛开花朵形的花口瓶，器腹呈现出均匀的竖条凹凸状的瓜棱瓶，器的肩颈周壁装饰有贴塑龙纹的蟠龙瓶等等。如此多种多样的瓶类造像的出现，是该窑器物造型丰富多彩的明证。
其他的各类器物同样具有多姿多样的优美造型。限于文章篇幅不能一一叙述，在此仅指出某些尚未在其他窑系或窑口中见到的器物造型。如：温碗中的柳斗编织箩型、及花口多折腹圈足型；花插中的内外双层壁饰有水平多组插环、镂空插座和立雕仰首龙头的造型；盏托中的外盘套内浅托造型；供盘中的内外双层套盒饰有如意壶门或坐佛的造型；把杯中的敞口圆腹单柄造型；灯盏中以立狮或卧狮为底座的造型；熏炉中复层套合式饰有镂空网纹和贴花蟠龙纹的造型；瓷盒中形如战鼓饰有鼓钉纹的围棋子盒造型等等。这些，均是耀州窑工匠匠心独具创新的一些精美青瓷造型。
在整理和排比宋代耀州窑址发掘出土的器物标本时，我们将不同的器物种类中不同的造型分别排列出不同的“型”和“式”。其中，“型”是不同的造型，“式”是同一类器物在宋代早中晚各时期造型演变中有区别的形体。各类器物 造型排队的结果，竟然选出了上千件不同“型”和“式”的典型器物标本。这一结果意味着宋代耀州窑的各类器物的不同造型已超过了上千种。面对着这数以千计的实物和一张张不同形体的器物造型图，不由的使人惊奇之极，感叹不已。
四、犀利洒脱的刻花和印花
宋代耀瓷的装饰手法比较多样，有划花、剔花、刻花、印花、贴花、戳花、捏塑、镂空、绘画化妆土等多种。内中，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的是其刻花工艺，以及与之相同风格的印花工艺。此种刻花，严格讲是取刻花为主，又辅以划花而成的一种刻划花装饰手法。它出现在北宋初期偏晚一些时候，发展到北宋中期与稍后达到了顶峰。此前，该窑的装饰手法以简便流畅的单线划花为主。在五代和宋初，又创新出一种剔花工艺，系将花纹主轮廓以外的背衬部分采用“减地”手法进行剔除，使主轮廓纹样突起在器表之上，具有浅浮雕的装饰效果。到了宋代，聪明的耀州工匠又对上述两种划花和剔花工艺各取其所长，且融合贯通于一体，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刻花新手法。此种刻花工艺需分两步进行，先将刻刀深入直插在器坯中，用垂直刀刃勾刻出纹样的主轮廓；再在已深刻出的主轮廓线的外侧，采用斜刀连续广削以除去花纹主轮廓外的背衬。新的刻花手法保留了剔花工艺的浮雕式立体装饰效果，又避免了剔花减地的费时费工和行刀的呆滞。同时，还吸收了划花工艺行刀流畅活泼的优点，使新的刻花手法显现出刻刀在刻削行刀中犀利圆活的动感，使每一种纹样都能跃然于一件件耀瓷之上。在完成了两步走的刻花之后，再使用一种篦形工具，在突起的刻花主轮廓内精心勾划出叶脉和花瓣纹理的细部，使新的刻划花花纹达到了粗犷与精细、凸起与凹入，大轮廓与小细部的巧妙结合。饰釉后在润玉般晶莹的碧绿色下显现出深浅不同的色调层次，使之具有一种含蓄典雅、诗境无垠的艺术美，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正因如此，宋代耀州瓷的此种装饰手法在同时代的名窑名瓷中被誉为“宋代青瓷刻花之冠”，达到了宋代刻划花装饰工艺的最高水平。其产品在国内和国外的销售市场上受到广泛的欢迎。市场的需求，促进着生产的发展。到北宋中期稍晚一些时候，为了向国内外商品市场提供更多具有此种装饰风格的耀瓷，耀窑工匠又发明了与其刻花手法相同风格的印花新工艺。此种印花工艺是先采用刻划花手法制作出印花范模具（又称母范），然后翻制出印花范，再将与之造型相同的器物坯件扣在印花范具上印出纹样，修饰后施釉烧成。在发掘和整理器物的过程中，我们观察了成千上万件的宋代耀窑刻花和印花青瓷标本。得知其印花工艺是由其刻花工艺发展而来，但并非是宋代中期刻花工艺的简单翻版，而是对它的一种发展。新的印花工艺因其有制作简捷、方便、快速的优点，一经问世，就将其发展的重点用在纹样图案的着力构思和设计上。与孕育它诞生的耀窑刻花工艺相比，新的印花工艺在纹样题材、图案种类、构图方式等方面均有长足的发展。从而使宋代耀窑的印花青瓷也达到了同时代同一工艺的最高水平。这种娴熟而独特的耀州窑刻划花和印花工艺 ，以其成功的魅力在赢得国内外广大市场的同时，也影响了一大批国内窑场瓷器制作的装饰工艺。
五、丰富多样的纹样图案
宋耀州窑刻花和印花青瓷所以能享有盛誉，不仅因为其装饰手法独特，也因它具有丰富多彩的纹样图案。目前已见到的纹样图案约有二百多种，其题材和内容包括有植物类的花卉、草木、枝叶、瓜瓞果实；动物类的瑞兽、珍禽、昆虫、水族；人物类的婴戏、侍女、戏妆；佛教造像类的飞天、罗汉、力士、僧人、供养人、化生；道教造像类的鹤驭仙游；以及山石、流云、水波、几何纹样等等。每一大类之中，又有很多小类，采用同类分别构图或几类结合起来构图的形式，组成了多种多样的纹样图案。耀瓷纹样图案不仅画面华美而富有变化，而且往往寓意吉祥。在植物花卉类中，多见象征富贵和美好生活的牡丹花。所见之牡丹纹样，取缠枝牡丹、折枝牡丹、交枝牡丹、对枝牡丹种种形式进行表现，还有瓶插牡丹、盆花牡丹、珍珠地牡丹等。均以叶茂花繁、生机盎然的写实性为特征。牡丹花的花朵和花瓣亦有多种多样，有塔形多层式花朵、双层多瓣式花朵、单层三瓣式花朵，还有牡丹花结、牡丹小簇花等。除了采用单一的牡丹组成多种纹样形式以外，还往往将牡丹与动物、人物或其他花卉结合起来，组成更加生动多彩的纹样图案。如“凤凰戏牡丹”、“鸾鸟衔牡丹”、“飞蝶恋牡丹”、“双婴戏牡丹”等。在植物花卉类中，还常见象征仙逸洁身、傲霜怒放的菊花，象征“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的莲花荷叶。由菊花组成的各种纹样图案，其形式与牡丹纹大体相似，比较独特的是在盘碗器内以单层或多层团菊进行构图，纹样在简洁中突出了菊瓣盛开的生机。亦或在盘碗的底心饰以团菊纹，周圈再绕以缠枝菊，纹样在叶茂花繁的构图中显得格外华丽。莲花和荷叶的构图与牡丹和菊花不同，往往将它分布在“清且涟漪”的水波中，与游鸭、鸳鸯、游鱼相伴为伍，组成“水波莲花”、“双鸭戏莲”、“鸳鸯戏莲”、“莲花双鱼”、“鸳鸯游鱼戏莲”等富有动感的画面。也有将莲、荷叶慈姑甚或牡丹用丝带束成捆把形的构图，此种构图的纹样有“一把莲”、“两把莲”、“三把莲”、“一把莲花牡丹”、“莲花慈姑”等等。还有将莲花和人物结合组图，如“太子戏莲”、“婴戏缠枝莲”，均有“连生贵子”寓吉祥的含意。在植物花卉纹样中，还发现了象征凌雪傲霜坚忍不拔的梅花，象征迎接光明向阳而开的葵花，以及象征加官进爵和高官厚禄的鸡冠花。所有这些植物花卉纹样，都以写实为特点，再经艺术加工，在犀利洒脱的刻花和印花中，均呈现出一种繁茂的生机和真实生动的美感。
在动物类瑞兽纹样中，有翻腾在滚滚波涛中威武雄猛象征“真龙天子”的蛟龙；有在奔跑中相互追逐的“百兽之王”三奔狮；有或卧或立衔瑞草、戏牡丹的“仁兽”麋鹿；有“能执搏挫锐”的猛虎；并由它们组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画面。在动物类珍禽中，有穿花舞云衔瑞草和瓜果的“群鸟之长”凤凰；有飞云衔博古做鹤驾象征长寿的鸣鹤；有戏莲、戏牡丹、衔瑞草象征祥和华美的孔雀；有戏水戏鸭象征“朝倚”“暮偶”恩爱夫妇的鸳鸯；有或飞或立象征喜事临门的喜鹊；有入水善游羽毛不显的游鸭等；由它们又一一组成了丰富多彩的画面。以游鸭为例，所见的图案有“水波游鸭”、“双鸭戏莲”、“鸭戏鸳鸯”、“鱼鸭戏莲”之类。纹样图案多取对称和均衡形式，一鸭居前回首顾盼，另一鸭紧紧相随。也有取三分法布局的，多和鸳鸯组合构图，或“单鸭戏鸳鸯”，或“双鸭戏单鸯”，画面中荡漾的水波，盛开的芙蓉花，微微漂弋的荷叶，及浮游自如嬉戏其间的游鸭鸳鸯，形象写实而富有情趣，是真实塘景的再现，相当生动怡人。在动物类的水族纹样中，最常见的是游鱼纹，有“水波三鱼”、“水波五鱼”、“水藻群鱼”、“双鱼戏莲”、“鱼鸭戏莲”、“群鱼戏海螺”、“鸳鸯游鱼戏莲”、“柳枝群鱼”等等。内中以“水波三鱼”最为生动，在碗的内壁取三分法布局，仅用了不多的几刀，三尾生动逼真的游鱼就跃然而存，鱼周围布满了用篦形工具划出的重重水波，三鱼在水波中鼓腹摆尾游弋自得。不仅画面生动，而且刻花三鱼的洒脱洗练，划花水波流畅荡漾，湖绿色青釉的温润柔和均融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实属宋代耀州窑刻划花青瓷的代表作。
在人物类纹样图案中以婴戏纹最为突出。早在唐代该窑就开始用童婴纹装饰瓷器，曾在素胎黑彩盘上见到过绘黑彩的“童孩戏绳”纹。到了五代，又发展到剔划花青瓷“婴戏缠枝”纹。入宋后，我国的绘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山水画、花鸟画都以独立的画科得到发展，而且人物画也发展的更加精细完美。还从人物画中产生了专门反映儿童题材的绘画，出现了一些擅长画儿童和婴儿的画家与其作品，如宣和画院的苏汉臣曾画有“秋庭戏婴图”和“货郎图”，李嵩亦画有“货郎图卷”等。随着绘画艺术中专题儿童画的出现和发展，对同时代以至后世瓷器上的婴戏纹样图案有着重要的影响。宋耀瓷上婴戏纹样的日益增多，正是以此为背景得以发展的。婴戏纹在耀州窑北宋早中期的刻花青瓷中采用较少，在宋晚期的印花青瓷中经常发现。所见的婴戏人物纹多种多样。有“单婴戏牡丹”和“单婴戏梅”，取烘云托月的形式布图，在牡丹或梅花枝叶的中心，突出一个大头圆脸嬉戏玩耍的胖娃娃形象。又有“双婴戏牡丹”、“双婴戏梅”、“双婴戏枝果”、“双婴戏莲”、“梅竹双婴”等，在缠枝或对枝的牡丹、梅、莲、枝果、梅竹之中，双婴或取“喜相逢”的形式相向对应嬉戏，或取两头顶对的顺时针旋转形式而嬉戏，亦或取双足反相顶立顺时针旋转形式嬉戏。再有“三婴荡枝”，荡枝的三婴孩和三折枝牡丹以六出筋为界，取六分格间隔排列；“三婴戏缠枝舞蝶”（简称三婴戏枝蝶），将三婴分布在由缠枝围绕成的变形三角中，在其外环饰以枝叶和飞舞的三蝶。此外，还有以层层水波作底衬的“四婴戏把莲”，以童婴与山石芦苇枝叶相穿插的“五婴戏双犬”，在繁枝茂叶和串串丰硕的葡萄藤蔓中嬉戏玩耍的“群婴戏缠枝葡萄”等等。图案中嬉戏玩耍的童婴都是大头圆脸的胖娃娃形象，他们或带裹兜裸四肢，或全身裸体仅缠飘带、带项圈、穿手镯、着脚钏。在画面中，随着缠枝藤蔓和枝叶山石的不同，或张开两臂双手握缠枝荡秋千，或紧抓藤蔓全身悬空，或攀登腾越，或翻身飘舞，逼真地刻划出一幅幅天真可爱的童婴尽情嬉戏的生动活泼场景。是宋代瓷器纹样中极为精美动人的画面。
与同时代其他瓷窑相比，宋耀州窑的刻花和印花纹样最为丰富和多样化，其中有些纹样，如水族中的摩羯、海马，人物中的化生，佛教造像中的飞天，道教造像中的鹤驾仙游等等，均是该窑青瓷纹样中所仅有，尚不见于其他各窑。这些丰富多彩的纹样图案，亦是宋代耀窑青瓷誉名天下的重要条件。
隋唐五代的黑釉瓷器珍品欣赏
花瓷瓶 唐 高11.6cm 口径3.8cm 底经4.3cm 高梧楼藏
花瓷花口胡瓶 唐 高31.4cm 底径8.6cm 红苒精舍藏
花瓷双系蒜头瓶 唐 高24.8cm 口径2.4cm 底径8.5cm 红苒精舍藏
花瓷双系瓶 唐 高28.5cm 口径9.2cm 底经13.2cm 红苒精舍藏
花瓷注子 唐 高32.2cm 口径1.2cm 底经13cm 红苒精舍藏
唐花瓷
钧瓷始于唐，初名道玄瓷，后名“花釉瓷”，又名拓釉花瓷和花瓷。这种花瓷由于在黑釉、褐釉，施以呈色不同的釉料，经高温烧制而泛现出灰蓝、乳白色的大块彩班，或蓝、白、绿、灰相间的流纹，形态各异变化万千，突破了唐代以前单色釉一统的局面。
唐代“花釉瓷”和宋代“钧瓷”有相似之处，据唐人南卓《羯鼓录》记载“该瓷产于河南鲁山”，经故宫博物院1977年三次排员赴河南调查，在鲁山段店和禹县的上白峪发现了唐代窑址。因禹县是宋代“钧窑”的故乡，与唐代“花釉瓷”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被陶瓷史学界称之谓“唐钧” 瓷。
唐代花釉瓷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高温窑变釉瓷，它以色彩绚丽富于变化而闻名于世，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唐三彩”并称唐代两大彩瓷成就，与“密色瓷”、“唐三彩”共称唐代三大名瓷，存世量比宋代五大名窑还要稀少。
根据《中国陶瓷史》记载：“花釉瓷……利用釉的流动，使它出现像窑变一样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淋漓酣畅，大胆泼辣，似有意似无意，似有表似无形，妙趣横生，为后来的钧釉彩斑开启了先声。”
赵青云、许天申在《钧瓷的兴起及其工艺持片》一文中也说：“唐代花瓷出现，为宋钧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钧瓷在北宋成为五大名窑之一是与唐钧的引导作用密不可分的。”
花瓷注子 唐 高15.1cm 口径7cm 底经7.9cm 高梧楼藏
花瓷注子 唐 高17.5cm 口径7cm 底经5.1cm 高梧楼藏
花瓷罐 唐 高23.8cm 口径10.3cm 底径9.8cm 乐道堂藏
花瓷罐 唐 高29.1cm 口径10cm 底经8.8cm 暂得斋藏
花瓷双系罐 唐 高18.8cm 口径8.8cm 底经9.3cm 乐道堂藏
花瓷罐 唐 高18.2cm 口径9.8cm 底径8.7cm 红苒精舍藏
花瓷双系罐 唐 高10.8cm 口径13cm 底径9.1cm 高梧楼藏
花瓷三足盘 唐 高4.4cm 口径25.4cm 红苒精舍藏
黑釉剔填兽面纹枕 唐 寿州窑 高6.3cm 长15.8cm 宽10.4cm 上海世华艺术馆藏
花瓷花口碗 五代 高5cm 口径13.6cm 底经5.8cm 高梧楼藏
黑釉盖罐 唐 高14.4cm 口径6cm 底径5.9cm 乐道堂藏
黑釉凤首壶 唐 高38.5cm 口径4.3cm 底径14.1cm 红苒精舍藏
鸡首壶
最初的鸡首壶是在盘口壶的一侧肩部塑一个尖嘴无颈的实心鸡头，相对的另一侧从肩部到盘口塑鸡尾。鸡头纯粹是装饰，而鸡尾可当把手用。大约在东晋时，鸡嘴改作圆形，中空成管状，从而成为具有实际倾倒作用的“流”。鸡首壶后来持续发展，越做越生动优美，一直流行到唐中期，才衰微下去。
“鸡首壶”并不是古代的称呼（古作“罂”），而是现代依据器形命的名，但它已具备了现代茶壶的基本形状，可以看作是茶壶的祖先。
唐中期以后，取代鸡首壶的是注子。由盘口变成了撇口，颈变得粗短，器身变高呈圆筒状，鸡头被简化为短小的管状流，流和把依旧安在肩部两侧，有的保留了系，平底沙胎（后来也发展出了圈足），整个器形显得稳重端庄。
黑釉葫芦瓶 唐 高11.8cm 口径2.6cm 底径5.8cm 高梧楼藏
黑釉注子 唐 高9.2cm 口径4.3cm 底径4.8cm 高梧楼藏
外茶叶末内白釉三足铛 唐 长安醴泉坊窑 高3.3cm 口径9cm 高梧楼藏
外黑内白釉把杯 唐 长安醴泉坊窑 高4.8cm 口径8.1cm 底经3.8cm 高梧楼藏
外黑内白釉钵 唐 长安醴泉坊窑 口径10.2cm 底经2.5cm 高梧楼藏
外黑内白釉钵 唐 长安醴泉坊窑 高3.3cm 口径7.1cm 底经2.1cm 高梧楼藏
外茶叶末内白釉钵 唐 长安醴泉坊窑 高5.3cm 口径9cm 底经1.7cm 高梧楼藏
醴泉坊窑
醴泉坊窑在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中有明确的纪年，它上限为开元二十四年（736），下限不晚于宝应二年（763）。醴泉坊窑生产的产品绝大多数是唐三彩，兼烧黑釉、白釉及部分素烧瓷。它的发现被考古界称为是继唐代巩县、陕西黄堡窑之后的又一大唐三彩窑址。
黑釉瓜棱注子 唐 黄堡窑 高19.8cm 口径7cm 底经7.2cm 高梧楼藏
黑釉刻花填白彩注子 唐 黄堡窑高24.3cm 口径7.9cm 底经6.5cm 高梧楼藏
黑釉渣斗 唐 黄堡窑 高10.7cm 口径13.3cm 底经8.5cm 高梧楼藏
褐釉葵口碗 唐 黄堡窑 高7.9cm 口径16.2cm 底经8.3cm 1987年陕西铜川黄堡窑窑址出土深圳博物馆藏
黑釉盖盒 唐 黄堡窑 高11.4cm 口径12.7cm 底经8.9cm 1984年陕西铜川黄堡窑窑址出土深圳博物馆藏
黄堡窑
黄堡窑是唐至五代时期中国北方重要的窑场，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以北的铜川市黄堡镇。黄堡窑烧造瓷器产品种类繁多，从釉色看有白釉、黑釉、黄釉、青釉瓷器等，器型既有食具、酒具、茶具，也有文房用品、化妆用品等。
黄堡窑在中晚唐始烧青瓷，此时青瓷产品从胎质致密程度到釉色均匀与否都处在摸索和模仿的层次，器物种类也相对较少，纹样比较简单。
五代开始，黄堡窑青瓷烧造量大增，胎质细密，釉色莹润，对纹样与造型既有创新也有借鉴学习，精品大量出现，为宋代耀州窑盛烧及贡瓷地位的确立，青瓷产品的大量外销，耀州窑系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褐釉如意头形瓷枕 唐 黄堡窑高17cm 口径13.5cm 底经9.7cm 1986年陕西铜川黄堡窑窑址出土深圳博物馆藏
黑釉小瓶 唐 高10.2cm 口径4.5cm 底经3.7cm 高梧楼藏
黑釉模印贴花犬鸟纹罐 唐 黄堡窑高10.7cm 口径10.7cm 底经9.4cm 暂得斋藏
黑釉模印贴花蝴蝶纹双耳罐 唐 长沙窑 高18.2cm 口径12.6cm 底经13.7cm 高梧楼藏
黑釉瓜棱双系罐 唐 高14.7cm 口径4.8cm 底经6cm 高梧楼藏
黑釉双系罐 唐 高27cm 口径21.4cm 底经15.1cm 高梧楼藏
褐釉兽形砚滴 唐 长沙窑 高梧楼藏
褐釉骑马人物塑像 唐 长沙窑 高6cm 高梧楼藏
长沙窑
长沙窑是唐代南方重要的、规模甚大的青瓷窑场，其窑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郊铜官镇瓦渣坪，所以又称“铜官窑”或“瓦渣坪窑”。
长沙窑始于初唐，兴盛于中晚唐，终于五代。长沙窑最重要的成就，是最先把铜作为高温着色剂应用到瓷器装饰上，烧出了以铜红作为装饰的彩瓷，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也是中国釉下彩绘的第一个里程碑，对宋代的钧窑，元明清时期的釉里红、豇豆红、郎窑红等铜红釉产品的问世，都起到了最初的奠基作用。
长沙窑是一处民间的瓷窑，早期以烧制碗、盆、壶、罐等生活器具为主，后来也兼烧镇纸、砚台等文房用品和动物造型的玩具。其制品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有不少出口，远销至日本、朝鲜、暹罗、南洋甚至西亚、非洲等地。
褐釉鸟形砚滴 唐 长沙窑 高梧楼藏
褐釉鸟形砚滴 唐 长沙窑 高梧楼藏
褐釉双耳榼 唐 长沙窑 高24.8cm 口径6cm 底经11.2cm 上海世华艺术馆藏
藏品包含数十个窑口的黑釉产品为：德清窑、长安醴泉坊窑、黄堡窑、长沙窑、寿州窑、建窑、遇林亭窑、赣州窑、吉州窑、耀州窑、介休窑、浑源窑、大同青瓷窑等。
收藏机构为：深圳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考古研究所、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婺源博物馆及上海高悟楼、九砚山房、观叶楼、广州红苒精舍、暂得楼、深圳宝光艺术等。
唐代耀州窑黑釉瓷器欣赏
耀州窑是我国古代八大窑系之一，与宋代的“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窑齐名，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耀州窑始烧于唐代，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元续烧，止于明代中期的十五世纪末，前后有八百多年的烧造历史。 耀州窑主要有青釉、白釉、黑釉、姜黄釉、月白釉、铁锈花等。其造型古朴典雅，产品光洁、明亮。一经窑变，气象万千，俊俏飘逸。一出世就显示出一览众山小的霸气，其产品被誉为“巧如范金，精比琢玉”，走进宫廷、深入官府，深受中外人士的追捧和青睐。
唐代 黑釉执壶、黑釉注碗
唐代 黑釉碗
唐代 黑釉执壶
唐代 黑釉执壶
唐代 黑釉钵、黑釉碗
唐代 黑釉盆
唐代 黑釉盖罐
唐代 黑釉双唇大罐
唐代 黑釉钵
唐代 黑釉罐
唐代 黑釉双耳罐
唐代 黑釉双耳罐
唐代 黑釉双耳罐
唐代 黑釉仕女瓶
唐代 黑釉瓶
唐代 黑釉瓜棱执壶
唐代 黑釉唾盂
唐代 黑釉车轮兽面座枕
唐代 黑釉瓜棱执壶
唐代 黑釉执壶
唐代 黑釉瓜棱执壶
唐代 黑釉塔式盖罐
唐、五代陶瓷纪年款
此期纪年款仍以刻划为主，但已有模印和釉下彩书写款。从日前l发现的资料看，唐代纪年款主要为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的款铭，如“大中二年”、“大中三年八月”“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塑”、“大中玖年正月二十八日书记”、“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等。其次为宪宗元和年间(806— 820年)款铭，如“元和三年二月卅日”、“元和三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五年”、元和十四年”等。另有武宗会昌年间〔841—847年)、文宗开成年间 (836—840年)、昭宗光化年间(898—901年）的款铭。如“会昌七年”、“会昌七年赵家”、“开成三年”、“光化三年十月十一日”等。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见有“贞明六年”(920年)、“天成四年五月五日也”(929年)等。从窑口看，唐、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主要见于越窑和长沙窑瓷器。刻划款者多为越窑，釉下彩写款者多为长沙窑。款识字体多为草书，楷书少见，落款位置不固定。这一时期年款的内容较复杂，如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鼓价器”，其外壁釉下以褐彩书“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浙江嵊县出土的—件盘口壶上刻有‘元和拾肆年四月—日造此罂，价直壹干文”。浙江余姚上林湖东岙南山麓出土的一件盘口壶上刻有“维唐故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五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后代无志，故记此罂。”这组文字表明，此盘口壶既是租地卷，又是墓志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的三行文字为：“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此耳。”这件器物的款识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更换。湖南石渚五代长沙窑遗址出土一件瓷枕，上刻“开平三年六月廿十八日开造，夏月二女使用”。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中有一种罐形墓志，内容主要为纪年、人名、事迹等，纪年有 “长庆三年”(823年)、“咸通七年”(866年)、“光启三年”(887年)、“光化三年”(900年)、“龙德二年”(922年)等。
浙江上林湖后司岙窑——唐五代秘色瓷装烧工艺
秘色瓷的出现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瓷质匣钵的胎与瓷器基本一致，极细腻坚致，匣钵之间使用釉封口，以使在烧成冷却过程中形成强还原气氛而使瓷器呈现出天青色。
在整个地层堆积中发现多个带有年号的窑具。
净瓶装烧方式
在带有“大中”年号窑具的地层中，瓷质匣钵已经有一定的数量，但粗陶质的匣钵数量远较瓷质匣钵为多。瓷质匣钵主要是较大型的钵型匣钵，胎质极细腻坚致，与瓷器的胎一致。多数器物用釉封口。亦有少量的喇叭型匣钵与匣钵盖。喇叭型匣钵是装烧净瓶的专用窑具。匣钵盖极浅，近M型，匣钵盖中心均圆形浅下凹以放置器物，并有多个泥点。在叠烧方式上，以钵型匣钵对扣后多组叠烧为主，亦有钵型匣钵与匣钵盖叠烧的组合。喇叭型匣钵扣于钵型匣钵之上。器物一般直接放置于匣钵内，两者之间使用泥点间隔，少量器物使用垫具垫烧，以较宽的圆环状带圈足的垫饼为主，亦有少量的垫圈。器物与垫具之间及垫具与匣钵之间均使用松子状的泥点间隔。支烧具均为粗陶质，束腰形，数量不多。
钵型匣钵
钵型匣钵装烧方式
直筒型匣钵
匣钵盖
匣钵型匣钵与匣钵盖
早于该地层的堆积大至可以分成两个小阶段，在第二小段出现极少量的匣钵。
在带有“咸通”年号匣钵的地层中，瓷质匣钵的数量明显增多，两者比例基本相当。器型仍主要是钵型。
在带有“中和”年款窑具的地层中，瓷质匣钵成了绝对的主流。器型上直筒型匣钵数量迅速增加，与钵型匣钵一道成为最主要的器型，此外亦有相当数量的匣钵盖，少量筒型、喇叭型、M型匣钵，覆烧用匣钵圈偶见。垫具仍旧不多，以环形带圈足的垫饼为主，极少量的垫圈。瓷质匣钵的质量仍旧极高，均用釉封口。以直筒型直接叠烧与钵型与钵型对扣后再多组叠烧为主，亦有钵型与直筒型叠烧、钵型与匣钵盖叠烧、钵型与喇叭形叠烧、M型匣钵与直筒型叠烧、M型与钵型叠烧、M型与M型直接叠烧等方式。一般为单件装烧，器物与匣钵之间使用泥点间隔。
直筒型匣钵与匣钵盖
钵型匣钵与匣钵盖
M型匣钵叠烧
直筒型匣钵与匣钵盖
在“中和”年间以后，根据地层叠压关系与出土器物类型学的对比，我们大致划分成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秘色瓷的生产沿续中和年间以来的兴盛：瓷质匣钵是绝对主流，细瓷质，均用釉封口。在器型上，M型匣钵的数量迅速增加，直筒型、钵型匣钵构成主体。
环型匣钵与覆烧
枕与垫具
第二阶段匣钵发生重大变化：以一种夹杂有较多细砂粒的粗瓷质匣钵取代细瓷质匣钵成为主流，胎体上趋向更加轻薄。粗陶质匣钵的数量更少、比例更低。粗瓷质匣钵以M型占绝大多数，其次是钵型，少量的匣钵盖，偶见覆烧用的匣钵圈。垫具仍旧不多，但是垫圈的数量与比例上升。以M型匣钵直接叠烧及钵型与钵型对扣后再多组叠烧为主。器物与匣钵之间使用泥点间隔，泥点有加长而数量减少的趋势。之前带圈足的器物主要是垫烧于足端，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使用垫圈垫烧于圈足内的新垫烧方式，垫圈与器物之间及垫圈与匣钵之间均用泥点间隔，泥点少而较长。这一层位的年代大约在五代晚期。
碗与垫具
盒与钵型匣钵及垫圈
粗瓷质匣钵
从以上多个纪年款及地层叠压关系来看，可以确定至少在“大中”年间前后开始生产秘色瓷，在“咸通”年间前后秘色瓷占相当比例，在“中和”年间前后则达到了兴盛，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五代中期左右，在五代晚期质量有所下降。因此瓷质匣钵及由此带来的秘色瓷生产，当是以后司岙为代表的上林湖地区窑场的重大发明。（作者：郑建明 沈岳明 谢纯龙 张馨月 潘佳利 谢西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