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彩绘釉陶戴风帽骑马女俑
早在千年之前的中国唐朝时期，长安城的女子早已是时髦装饰方面的先驱，“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所写的《时世妆》一诗就是最好的证明，而《旧唐书》里“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不讳。”更描绘了唐代社会人们在服装衣饰方面的大胆开放。唐朝长安城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更是文化、时尚之都，开放的社会环境提高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在服饰装束上追求自由、开放，样式由遮蔽而趋暴露，花纹由简单而趋复杂，风格由简朴而趋奢华，在种类上更是增添了男装、胡服等多种元素，使她们有了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她们抛头露面、策马扬鞭，为自由的生活而欢娱。m.TAoci52.COm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彩绘釉陶戴风帽骑马女俑，通高31厘米，马长23.6厘米，通体彩绘，女俑头戴黑色风帽，似在防止风沙吹乱了发髻。女子上身内穿紧袖绿色长衫，外穿圆领半臂襦，下着红色高腰长裙，这是唐代女子典型的常服装饰，是对女子体型修长、曲线优美的展现；足穿黑色尖头靴，左手持缰，右手下垂，坐于马上，体态端庄，怡然自得；马俑四蹄站立，颔首低俯，唇齿微张，竖耳长鬃，尾自然下垂。整件器物造型生动、线条流畅、题材特别，是对唐代女性追求自由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映衬了马上女子的时髦和秀美。 (作者系大唐西市博物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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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釉陶天王俑 古代瓷器知识
上海博物馆馆藏【唐三彩天王俑】
天王俑是唐代新出现的殉葬俑，最早出现在武则天时代，是唐朝葬仪的组成部分之一，起镇墓作用。它与镇墓兽一起，多摆设在墓道或墓室前面，镇墓兽在前，天王俑在后，通常成对出现，左右各一，文献中将它们合称为四神。
此对天王佣作武士装扮，头戴盔冠，身材魁梧，虽身穿铠甲，也未能掩饰住其发达肌肉。脚踩夜叉，夜叉为梵文译音，亦译作野叉、药叉、阅叉、夜乞叉等，佛经中一种恶鬼，列为天龙八部神众之一，在民间夜叉是阴间独有的鬼怪生物。
古代对死者在冥间的生活真是关照有加，人们除为其预备在阴间所需的一切物质外，还要对其生命财产安全给予充分保证，所以自战国时就流行镇墓兽随葬。北朝、隋及初唐时，盛行以甲胄装束的镇墓兽和武士俑各一对随葬，多置于墓门两侧，起镇恶驱邪的作用，以保护墓主的尸首、财物及灵魂不受侵扰，可谓是为死者的生命财产提供了充分的安全保障。
古代瓷器：历朝女俑，传承千年的美！
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是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交融的时代，这时的女俑仍以陶俑为主，不过做工精细，身材修长匀称，衣着鲜艳，多以红色为主，长袖长裙，多飘带。神情恬淡、姿态俊秀高雅。发型多为高髻和分髻，从神情与形态上看，高髻多为贵妇，分髻多为仆妇。
隋代是一个存在很短暂的朝代，其时女俑有陶俑也有瓷俑，在造型与神态上承接了南北朝时瘦骨清相的风格，身材修长而俊美。不过这时的女俑衣色多质朴，以黄、白为主。且因为隋是代北周而立，风格上仍有汉民族与胡人相融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头饰上千姿百态，很有特色。
唐代一个富强而张扬的时代，女俑多以陶俑和三彩俑为主，个个都是浓妆艳抹、衣着华丽。那是个以丰满为美的年代，女俑也大多是身材丰腴，神态富贵而悠闲。而且有的女俑抱狗玩鸟，可见当时人们生活之富裕与安定，心态之平和与雍容。
唐以后，宋代多薄葬，少见女俑。
金代女俑多以红绿彩瓷俑为主。色彩艳丽，可能与金代为少数民族建立有关，不过这一时期的女俑在衣着色彩上分别很大，有的女俑衣着简单淡雅，神态清闲。有的女俑衣着富贵华美，神态雍容。有考证认为这可能与当时的阶级地位有关，也有些收藏者认为衣着华美艳丽，富贵雍容的多为仙神，衣着淡雅者多为百姓。
元代女俑出土不多，多以黑陶俑为主。元代女俑从衣着打扮上看多带有蒙古民族的特点。不过因为这一时期的女俑多为黑陶烧造，色彩上不明显，所以只能凭感觉认为是以素淡为主了。
明代女俑陶俑少见，多以山西地区出土的明三彩或山西地区的法华彩女俑为主。这一时期的女俑生活气息浓厚，表现现实生活特征明显。少见贵妇俑，女俑多以仆妇或媒人形象出现，神态上嬉笑怒骂皆有，比较写实。色彩上多以绿白釉或蓝紫的法华釉为主，时代特征非常明显。
明代女俑
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器欣赏
釉下彩饰
壶类
长沙窑褐斑贴花执壶
长沙窑黄褐斑贴花执壶
长沙窑酱釉执壶
长沙窑酱釉提梁壶
长沙窑铜红彩斑壶
长沙窑褐绿彩条纹执壶
长沙窑褐绿彩斑执壶
长沙窑褐绿彩饰葫芦形执壶
长沙窑褐绿彩饰执壶
长沙窑録彩竹节柄柱子
长沙窑録彩竹节柄柱子
烛台类
长沙窑绿彩贴塑镂空烛台
长沙窑褐绿彩狮子形烛台
长沙窑褐绿彩瑞兽形烛台
长沙窑褐绿彩摩羯形烛台
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器欣赏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县铜官镇一带，又名铜官窑，是唐代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创烧年代可上溯到初唐，晚唐时期达到鼎盛，五代末期由于洪水泛滥而衰落，烧造时间持续300多年。
长沙窑对中国陶瓷史最大的贡献，是创烧了高温釉下彩瓷，以丰富的彩绘技法、绚丽的窑变工艺，分别开启了磁州窑瓷绘艺术与钧窑窑变艺术的先河。
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唐代商业都会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今宁波），以及江淮流域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陆续出土了一些代表性器物；在朝鲜、日本、印尼、伊朗、埃及也都有发现。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海域发现了一艘唐代沉船“黑石号”，打捞出各种文物67000多件。其中98%是中国陶瓷，长沙窑瓷器约56500件，器型以碗盘为主，其次为执壶。这些新发现的长沙窑制品大大丰富了长沙窑瓷器的内涵和艺术成就，也为确立长沙窑外销瓷器中心窑场地位提供了有力证据。从近几十年的出土情况来看，长沙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有必要重新认识。
长沙窑常见器型有壶、瓶、杯、盘、碗、灯和动物塑件等玩具；装饰技法主要为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还有模塑贴花、印花、刻花、堆花等装饰形式；绘画题材有人物、山水、云气、花草、鸟兽等，还有大量的书法作品。
长沙企业家吴越坚先生，多年来收藏了种类丰富、品级很高的长沙窑瓷器，藏品几乎涵盖了长沙窑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很多精品代表着唐代长沙窑的最高水平，充分展示了唐代彩瓷迷人的艺术魅力。
本博从装饰技法的角度，以吴越坚先生的藏品为主，间以上海世华艺术馆、浙东越窑博物馆的藏品，按釉下彩饰、釉下彩绘、诗文器、青釉器四部分。
长沙窑褐绿彩犀牛形烛台
长沙窑褐绿彩天鹅形烛台
长沙窑绿彩瑞兽形烛台
罐类
长沙窑褐绿彩罐
长沙窑褐绿彩盂
碗盘类
长沙窑褐绿彩海棠形碗
长沙窑褐绿彩花口碗
长沙窑绿彩花口碗
枕头类
长沙窑褐彩兽形枕
其他
长沙窑彩绘小动物
长沙窑褐绿彩小象
长沙窑褐绿彩小兽
长沙窑褐绿彩虎头箕形砚
二、釉下彩绘
壶类
长沙窑釉下彩绘人物执壶（上海世华艺术馆藏品）
长沙窑釉下彩绘摩羯纹执壶
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器欣赏
长沙窑釉下彩绘卷草纹瓜棱执壶
长沙窑釉下彩绘太阳纹瓜棱执壶
长沙窑釉下彩绘花草纹瓜棱执壶
长沙窑釉下彩绘凤衔树叶纹执壶
长沙窑釉下彩绘折枝花纹执壶
长沙窑釉下彩绘云气纹执壶
长沙窑釉下彩绘花鸟纹执壶（铜红彩）
枕类
长沙窑釉下彩绘花鸟纹枕
长沙窑釉下彩绘折枝花纹枕
长沙窑釉下彩绘联珠纹枕
长沙窑釉下彩绘几何纹枕
碗盘类
碗盘内底，多以折枝花、云气纹为主，也有一些抽象图案，极具装饰性。
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器欣赏
碗盘内底，多以折枝花、云气纹为主，也有一些抽象图案，极具装饰性。
罐类
长沙窑釉下彩绘联珠纹双系罐
其他类
长沙窑釉下彩绘花叶纹小动物（浙东越窑博物馆）
三、釉下彩绘文字器皿
长沙窑釉下彩绘诗文执壶（上海世华艺术馆）
长沙窑釉下彩绘文字执壶（易字）
长沙窑釉下彩绘草书诗文执壶（李效伟先生收藏）
长沙窑釉下彩绘诗文盘
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器欣赏
吉州窑戏剧俑鉴赏
这套问世于南宋的吉州窑戏剧俑，全套由12个人物组成，人物姿态各异，神情不一，有的戴着怪异的头饰，双手高举；有的双腿下跪呈作揖状，有的一腿下跪，一腿弯曲，右手支着头，很似罗丹雕塑的思想者；有的左手贴腰，右手行军礼……这些神态各异的人物，个个张着口，似乎在合唱着，他们具体在演什么曲目，此曲目是否在周密的《武林旧事》一书中能找到，有待考证。
12个戏剧人物俑，组合在一起很有趣，他们每个高10多厘米，全由当年制瓷艺人手工捏制而成，其瓷釉黑中带褐，底露灰白胎，瓷质坚硬。
这套戏剧俑出自福建泉州，它可能是当年一个戏剧爱好者、也可能是一位戏剧班主的陪葬物。南宋迁都杭州，社会逸乐与奢靡之风南下。南宋诗人刘克庄在《闻祥应庙优戏甚盛》一书中有这样的描写：“空巷无人尽出嬉，烛光过似放灯时。山中一老眠初觉，棚上诸君帘未知”。从此中可见当年浙闽地区市镇瓦肆的热闹。
中国戏剧，在南宋是一个转折期，王国维认为，此时戏剧“殆多以歌曲演之”，而且“优词乐语，自有其体”，角色也有规定。八百年前这套南戏人物俑，也许就是当年中国戏剧转折的一份历史物证。
古代瓷器：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器欣赏
釉下彩饰
壶类
长沙窑褐斑贴花执壶
长沙窑黄褐斑贴花执壶
长沙窑酱釉执壶
长沙窑酱釉提梁壶
长沙窑铜红彩斑壶
长沙窑褐绿彩条纹执壶
长沙窑褐绿彩斑执壶
长沙窑褐绿彩饰葫芦形执壶
长沙窑褐绿彩饰执壶
长沙窑録彩竹节柄柱子
长沙窑録彩竹节柄柱子
烛台类
长沙窑绿彩贴塑镂空烛台
长沙窑褐绿彩狮子形烛台
长沙窑褐绿彩瑞兽形烛台
长沙窑褐绿彩摩羯形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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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县铜官镇一带，又名铜官窑，是唐代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创烧年代可上溯到初唐，晚唐时期达到鼎盛，五代末期由于洪水泛滥而衰落，烧造时间持续300多年。
长沙窑对中国陶瓷史最大的贡献，是创烧了高温釉下彩瓷，以丰富的彩绘技法、绚丽的窑变工艺，分别开启了磁州窑瓷绘艺术与钧窑窑变艺术的先河。
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唐代商业都会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以及江淮流域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陆续出土了一些代表性器物；在朝鲜、日本、印尼、伊朗、埃及也都有发现。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海域发现了一艘唐代沉船黑石号，打捞出各种文物67000多件。其中98%是中国陶瓷，长沙窑瓷器约56500件，器型以碗盘为主，其次为执壶。这些新发现的长沙窑制品大大丰富了长沙窑瓷器的内涵和艺术成就，也为确立长沙窑外销瓷器中心窑场地位提供了有力证据。从近几十年的出土情况来看，长沙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有必要重新认识。
长沙窑常见器型有壶、瓶、杯、盘、碗、灯和动物塑件等玩具；装饰技法主要为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还有模塑贴花、印花、刻花、堆花等装饰形式；绘画题材有人物、山水、云气、花草、鸟兽等，还有大量的书法作品。
长沙企业家吴越坚先生，多年来收藏了种类丰富、品级很高的长沙窑瓷器，藏品几乎涵盖了长沙窑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很多精品代表着唐代长沙窑的最高水平，充分展示了唐代彩瓷迷人的艺术魅力。
本博从装饰技法的角度，以吴越坚先生的藏品为主，间以上海世华艺术馆、浙东越窑博物馆的藏品，按釉下彩饰、釉下彩绘、诗文器、青釉器四部分。
1234下一页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鉴赏
浙江省宁波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内罕见的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该托盏为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唐“大中二年”纪年墓中出土，包括茶盏和盏托两件器物配套组合而成。茶盏高6.5厘米，口径9厘米，造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口沿作五瓣花口弧形，外壁压出内凹的五条棱线，形成五个花瓣的界线效果，茶盏内外素面无纹；盏托高3.4厘米，口径15厘米，仿荷叶形，薄薄边缘四等分向上翻卷，极具被风吹卷的动感。盏托中心内凹，刚好稳稳地承接茶盏，看上去似一件不可分开的整体，构成了一幅轻风吹卷的荷叶载着一朵怒放的荷花在水中摇曳的画景。整个托盏青翠莹润如玉，青釉亮洁均匀、如冰似玉，胎釉结合紧密，胎为浅灰色，造型设计巧妙，制作精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无疑是越窑上品。
这件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折射出了唐代宁波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兴盛，可谓是“禅茶一味”。
莲花为佛教的主要象征，是佛教四大吉花之一，又是八宝之一，也是佛教九大象征之一。足见莲花与佛教关系之密切。荷形托盏的莲花、荷叶造型，无疑为其烙上了深深的佛教文化印痕。
茶盏为饮茶用具，基本器型为敞口小足，斜直壁，一般较饭碗小，较酒杯大。据考古或文献资料证明，瓷盏在东晋时已有制作，所见实物器型为直口直腹壁，饼状平底足，施青釉。南北朝时饮茶之风逐渐流行起来。唐代及五代时期的茶盏，以南方越窑和北方邢窑最著名。越窑盏多配有盏托，其托常常设计成荷叶卷边状，上托莲瓣状茶盏。唐代饮茶方式主要为煎煮法，即将以茶叶制成的茶饼碾成茶末后用开水煎煮，煮浓后盛到茶盏中饮用，饮用时将汤及茶末一起喝下。为防止茶汤烫手且兼顾敬茶礼节的庄重感，唐代流行“茶托子”——盏托。
据陆羽《茶经》载，至中唐时，全国种茶已遍及42个州和一个郡，其中包括明州(即今宁波)。2009年，《宁波日报》曾报道：在日本金泽大学举行的宁波余姚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日方成果报告会上，专家宣布田螺山遗址出土了6000年前人工种植的古茶树，为世界最早种茶之发现！可见宁波种茶的历史悠久。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很快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众多高僧对茶的推崇，使茶成了养生正心之物。到唐代，“饮后三碗茶”成了“和尚家风”，饮茶成了寺院制度之一，逐渐把茶与佛教清规、养心悟性、人生哲学融为一体，“吃茶去”成了禅林法语，使茶与禅在精神上达到互通而“禅茶一味”。
宁波是“海天佛国”，唐僧鉴真由明州东渡日本，日僧最澄来天台山研究佛学，并带回茶籽传播到日本。可以说，是唐代的禅文化、茶文化，再加上冠绝当时的越窑青瓷工艺，催生了这精巧绝伦的“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
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鉴赏 古代瓷器知识
浙江省宁波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内罕见的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该托盏为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唐大中二年纪年墓中出土，包括茶盏和盏托两件器物配套组合而成。茶盏高6.5厘米，口径9厘米，造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口沿作五瓣花口弧形，外壁压出内凹的五条棱线，形成五个花瓣的界线效果，茶盏内外素面无纹；盏托高3.4厘米，口径15厘米，仿荷叶形，薄薄边缘四等分向上翻卷，极具被风吹卷的动感。盏托中心内凹，刚好稳稳地承接茶盏，看上去似一件不可分开的整体，构成了一幅轻风吹卷的荷叶载着一朵怒放的荷花在水中摇曳的画景。整个托盏青翠莹润如玉，青釉亮洁均匀、如冰似玉，胎釉结合紧密，胎为浅灰色，造型设计巧妙，制作精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无疑是越窑上品。
这件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折射出了唐代宁波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兴盛，可谓是禅茶一味。
莲花为佛教的主要象征，是佛教四大吉花之一，又是八宝之一，也是佛教九大象征之一。足见莲花与佛教关系之密切。荷形托盏的莲花、荷叶造型，无疑为其烙上了深深的佛教文化印痕。
茶盏为饮茶用具，基本器型为敞口小足，斜直壁，一般较饭碗小，较酒杯大。据考古或文献资料证明，瓷盏在东晋时已有制作，所见实物器型为直口直腹壁，饼状平底足，施青釉。南北朝时饮茶之风逐渐流行起来。唐代及五代时期的茶盏，以南方越窑和北方邢窑最著名。越窑盏多配有盏托，其托常常设计成荷叶卷边状，上托莲瓣状茶盏。唐代饮茶方式主要为煎煮法，即将以茶叶制成的茶饼碾成茶末后用开水煎煮，煮浓后盛到茶盏中饮用，饮用时将汤及茶末一起喝下。为防止茶汤烫手且兼顾敬茶礼节的庄重感，唐代流行茶托子盏托。
据陆羽《茶经》载，至中唐时，全国种茶已遍及42个州和一个郡，其中包括明州(即今宁波)。2009年，《宁波日报》曾报道：在日本金泽大学举行的宁波余姚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日方成果报告会上，专家宣布田螺山遗址出土了6000年前人工种植的古茶树，为世界最早种茶之发现！可见宁波种茶的历史悠久。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很快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众多高僧对茶的推崇，使茶成了养生正心之物。到唐代，饮后三碗茶成了和尚家风，饮茶成了寺院制度之一，逐渐把茶与佛教清规、养心悟性、人生哲学融为一体，吃茶去成了禅林法语，使茶与禅在精神上达到互通而禅茶一味。
宁波是海天佛国，唐僧鉴真由明州东渡日本，日僧最澄来天台山研究佛学，并带回茶籽传播到日本。可以说，是唐代的禅文化、茶文化，再加上冠绝当时的越窑青瓷工艺，催生了这精巧绝伦的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
唐代瓷器概况
瓷器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及，唐代制瓷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瓷器烧制技术迅速发展。制瓷的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等各种器皿，几乎无所不备。在唐代不少地方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陶录》称“陶至唐而盛，始有窑名。”这时各地制瓷中心有了窑名，反映出唐代瓷业的兴盛和不同的艺术特色。
唐代青瓷以越窑和长沙窑最为著名。唐代早期越窑瓷器胎体呈淡灰色，紧密细致，釉汁很薄，均匀缜密，温润似玉，青绿色，有的略闪黄。器型还有隋代的风格，立型器多瘦高，碗都大口浅腹，口、腹垂直，下腹斜折内敛，平底。唐中晚期的越窑瓷，胎体比以前更致密，灰白色，釉面均匀光润，有鳝鱼黄、淡青和青绿等色，通体施满釉。这时的碗、盘多撇口，底足宽矮，像玉璧，中间小圆内凹中施釉。底足有三、五、七个不等的方形或条形支钉痕。晚唐时出现了荷叶式或花口式盘和碗，瓷器装饰以光素为主，也有划、刻、堆贴和镂空纹饰的，以划花为多，常见纹饰是花鸟、山水和人物等。
长沙窑主要生产一些生活及文房用品，此外还有玩具、瓷佣等，种类很多。长沙窑瓷胎细密坚致，磁化程度较高，胎色有灰白、灰黄、灰青、灰红及肉红；釉面润泽，以青色为主，也有蓝、绿、酱、褐、黄等颜色。装饰品种极为丰富，有釉下彩斑、釉下彩绘、印花、贴花、贴花彩斑、刻划、雕刻、镂空等。
彩绘陶马彰显西汉国力强盛
青州市东部谭坊镇境内有一座香山。2006年6月3日，谭坊镇村民在修路取土过程中，铲车无意中铲出了几尊彩绘陶俑。青州市文物局马上派专业人员前往现场勘察，确定出土文物为汉代陶俑。经考古人员发掘勘探，确定香山汉墓为“甲”字型大型土坑穴墓，墓室呈正方形，边长35米，墓道开口向北。该墓陪葬坑，位于墓道西侧，南北长7.3米，东西宽5.1米，深4米。陪葬品以陶质为主，种类丰富，分布非常密集。据统计，彩绘陶器数量约有2000余件，其中彩绘陶马就有350多匹，我们要讲的这件陶马(见图)即是其中之一。
这匹彩绘陶马高60厘米，呈站立姿态，体型健壮，造型稳重，颔首挺胸，双耳直立，两眼圆睁，嘴部微张，背脊微凹，臀部圆厚，前腿直立，后腿微曲，马尾下垂，在梢部挽结，具有很强的写实性。马通体彩绘，以枣红色为主。最为难得的是，这些彩绘陶马在历经两千年的风雨之后，色彩依然亮丽鲜艳，彩绘颜色均为当时的天然矿物颜料。尤其是在马头和马背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制陶工匠用白、紫、红等颜色描绘出了马具的形状。至今为止，马背上的这些图案依然十分罕见，它是固定在马背上的坐垫，称为马鞯。马鞯是马鞍的前身，它是用皮革或丝织品做成的，因为能遮挡马在奔跑时扬起的泥尘，所以又称障泥。
仔细观察这匹陶马，我们发现马的头颅、躯干、马腿三部分为分别模制。马头从头部正中沿马鬃左右合范，头腔中空，内部胎体可见明显的人为按压痕迹，前后合缝后，再修整成型；马身为上下合范，以马身中部为分界线，体腔中空，胎体内有明显的人为按压和合缝痕迹；马腿为实心模制，在断裂的马腿横截面可见有直径0.5厘米左右的孔洞，直通马腿上下。推测此孔洞为定型用，因马腿在合范后泥质尚软，其形状为上下宽，中间细，在阴干过程中容易变形，故用一根木棍穿透并支撑马腿，使其不会容易折断。由此可见，当时的陶马是批量生产的，反映出汉代工匠高超的制陶工艺。
该墓陪葬坑出土的这些陶马俑彩绘鲜艳，用色考究，绘画工艺精湛，为研究汉代马具、制陶工艺和彩绘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些陶马身上的彩绘图案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汉代马鞯的原貌，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马匹奇缺，“将相出行或乘牛车”，反映出马匹的稀缺程度。汉武帝当政以后，大力主张养马，他提出，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用这么多陶马随葬反映了中国汉代盛行的养马之风，这既是西汉国力强盛的体现，也是贵族奢侈生活的缩影。
从此墓形制和出土物来看，该墓年代应属西汉中前期，墓主人身份较高。由于主墓室没有发掘，印玺、封泥和金属器皿铭文等直接证据还没有见到，墓主人的确切身份仍是一个谜。墓葬所处的青州东部一带在西汉时期，属淄川国的管辖范围。据《汉书·高武王传》记载：汉文帝十六年(前164)，分齐为六国，尽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见在者六人为王……淄川王贤以武城侯立”，治剧县。该墓的主人应是此国的贵族。
唐代酒器双鱼榼
说到双鱼榼，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对白居易的《家园三绝》应该不会陌生，诗中有一句“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说文解字》将“榼”解释为“酒器也”，可知双鱼榼是一种酒器，外形似连体双鱼状，并且榼两侧均有一至两个环形系，便于系绳携带。 作为盛酒器的“榼”出现时间较早，《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有“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至唐代，榼非常流行，文献中常有“瓶榼”“壶榼”等的记载。郑綮《开天传信记》云：“唐代道士叶法善，居玄真观。有朝客十余人来访，解带淹留，满座思酒……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榼，美酒盈瓶。”此外，白居易的《葺池上旧亭》以及《招东邻》等作品中也有与榼有关的诗文记载。而以榼为组成部分的词语也较为常见，比如饷榼、百榼、残榼等。
唐 三彩双鱼瓶
以往认为双鱼形榼始于唐代，但通过近年的考古发掘可知此造型出现不晚于汉代。2009年，陕西蓝田华胥镇支家沟西汉大墓出土过一件双鱼罐，分体为两件，清晰地刻划出鱼鳞和鱼尾纹饰。根据器形推断其并不作为盛酒器之用，但其造型却是双鱼形榼的滥觞。至唐代陶瓷双鱼壶则较为多见，一般是鲤鱼造型，小口，口中无齿。双鱼榼在诸多考古出土(水)的唐代陶瓷中常见，如长沙窑、唐三彩、邢窑以及广东水车窑等。1978年，长沙望城区书堂乡出土一件长沙窑酱釉双鱼榼，这是一件轻便的酒具，造型独特，由两条鲤鱼相对合抱，两张嘴合成为榼口。腹部隆起，鱼尾自然下垂，收成平底。眼、鳞、腮、鳍，雕刻细腻逼真。这件双鱼榼线条匀称、玲珑别致，加上酱釉深沉、鱼体丰满，整器显得凝重。榼的两侧有直穿式的纽，可以系绳，携带方便。这种异形瓷榼，不能直接拉坯而成，制作工序复杂，难度较大。除了酱釉之外，长沙窑还有绿釉、蓝釉以及彩绘双鱼榼问世。
西安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目前，唐三彩双鱼榼共出土有3件，分别出自陕西西安、山东青州和江苏扬州，其中青州和扬州两地出土双鱼榼形体较为相似。1992年，西安长安区南里王村的一座唐墓出土了一件三彩双鱼榼，是唐代三彩酒器中少有的模仿动物的肖形酒器。该榼为扁圆腹，榼体由两条腹部相连的鲤鱼构成，器肩部即两鱼头顶部各有一拱形纽，可以穿绳系提；器口较小，被两鱼嘴共同承起；鱼尾朝下为器足。整个器体除鱼尾外皆施三彩釉。此榼造型设计突破了常规，巧妙利用两条对拥的鱼构成榼体轮廓，从侧面看，是一条躯体圆浑肥硕的鲤鱼正欲跃出水面，使我们联想到鲤鱼跳龙门时的一搏；从正面看，又犹如两鱼相对嬉戏，争抢食物，生活气息浓厚，且器形与鱼体的结合自然流畅，不露半点人工雕琢之痕。
青州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1953年，山东青州出土了一件唐三彩双鱼榼。榼小口，双鱼相合成器身，口上有盖，下承高圈足。鱼眼球凸出呈黑色，二鱼中间各有上下两只小鳍，形象逼真，栩栩如生。通体施黄、绿、褐彩，造型新奇，烧制精美，为山东一带出土唐三彩器中的精品。
扬州唐城遗址出土唐三彩双鱼榼
1975年，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内出土了一件唐三彩双鱼榼，榼体似圆柱形，鱼口、目、鳞、脊一应俱全。双脊间有穿系小孔，便于系绳，既实用又美观，反映了晚唐制瓷工匠在设计上的高度造诣。鱼眼球凸出呈黑色，形象逼真，并以黄、绿、褐三色相间浸润，呈现出斑斓的釉色。
河北井陉出土邢窑白釉双鱼榼
作为白瓷的代表性窑场——邢窑也生产有双鱼形榼，1964年河北井陉县出土了一件白釉双鱼榼，通体施白釉，口缘及足部露胎，釉色白中闪青。造型呈双鱼跃起状，鱼头为瓶的口、颈、 肩部，身为瓶身，尾为瓶之圈足。瓶口外侈，腹部扁圆，圈足外撇。瓶身饰满鱼鳞纹，两侧堆塑双排鱼鳍纹，上下均有环形系，圈足置孔，便于穿系提携。除了此件外，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出水的“黑石号”沉船上也有一件邢窑白釉双鱼瓷榼，造型与长沙窑酱釉双鱼榼较为类似，只是体型稍窄，应为出口之用。 位于广东梅县的水车窑也生产有双鱼形榼，如青釉双鱼形榼，作卷口、短颈，长身似鱼形，足部微外撇犹如鱼尾。肩部带一短流，榼身两侧有对称的凹槽，凹槽上下各塑用于穿带的双系。两侧各贴塑两只圆形鱼眼。外壁施青釉，釉色青绿，有较强的玻璃质感。此榼也被视为唐代潮州窑产品。蔡奕芝在《潮州唐宋古窑研究》中认为梅县水车窑与潮州北关窑是相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两个窑场，两窑场生产的瓷器胎质、釉色、造型具有同一时代特征，“梅县、潮安唐代同属潮州管辖，水车窑产品也通过潮州这一当时繁荣的对外港口输入到泰国、日本等国家。所以，广义上说，水车窑也是唐代潮州窑中的一个窑场”。
晚唐五代 白釉双鱼形穿带瓶
唐代双鱼榼除了在陶瓷界被广泛运用外，其他质地，如金、银及铜中也有类似的造型。对于其造型来源于何处，有学者对此作了推测，认为：“在唐三彩和唐宋瓷器中出现的双鱼壶造型应该是来自对金银质地双鱼壶的模仿。1976年内蒙古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出土的双鱼形银壶应该是这种造型的金属器原型”。结合陕西及内蒙古两地的考古发现可知，唐代陶瓷制双鱼形榼是在汉代鱼形陶扁壶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与完善，逐渐地将分体式融合于一体，并借鉴吸收其他质地的双鱼形器物特点，进而产生的一种盛酒器。 唐代的酒榼要做成鱼形，源自古人对包括鱼纹在内的吉祥纹饰崇尚的习俗。古人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便有趋吉避凶的习惯，常将美好的期望借助图案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些吉祥图案既可以用来装饰日常器物，又可不断地给人们心理暗示。古代的吉祥图案中，鱼是常见的一种。先人们看到鱼产子众多，故以鱼为丰殖的象征，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上的鱼纹就被当作主题纹饰寓求丰产、多子多福、人丁旺盛；且“鱼”也是“余”的谐音，“鲤鱼”和“利余”同音，故人们用“鱼”来寓意“吉庆有余”、“丰庆有余”等，也就有了大鲤鱼的“得利图”、“连年有余”图等。因此鱼直接对应了人们对富裕、吉庆、求福的心理。“鱼”又和“玉”同音，所谓“金玉满堂”，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乐趣和意境的向往与憧憬。鱼离不开水的自然现象又是鱼水之欢的情感表达，寄托了男女情深、夫妻恩爱、伉俪美满的情意。在唐代，鱼特别是鲤鱼寓意着人们对富贵的期盼，成为各种器物常见的装饰纹样。另外，唐朝皇室信奉道教，由于道教认为鲤鱼与龙和成仙有关，因此道士一般都忌食鲤鱼，将鲤鱼奉为圣物。 除此之外，唐诗的推动也是唐代陶瓷器装饰鱼题材的动力之一。根据对《全唐诗》的检索可以发现，带有“鱼”字的诗足有2185首。这些诗的不断问世，一方面是对唐代食鱼、崇鱼等吉祥文化的汇总和反映，另一方面也为陶瓷、金银器等日常所用的工艺品增加了装饰题材的灵感。作为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陶瓷生产者，长沙窑及其他窑场绝对不会遗漏“鱼”这一皇室、民间皆为喜欢的题材，结合自身的胎、釉等特点，进而生产了双鱼榼这种较为常见的器形。 寓意吉祥的双鱼形瓷榼带给人们太多美好的想象。瓷榼造型独特、形象逼真，体现了窑工们精湛的制瓷技法，实用性功能突出，作为酒具非常轻便，利于随身携带。更为重要的是，窑工们将人们对富贵的期盼以及对取悦当朝的用意都融于瓷榼之中，不得不说这就是他们的不凡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