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北京故宫人员赞叹的瑞典藏中国十七、八世纪古陶瓷26日将在北京故宫午门城楼展馆揭开历史面纱，其中18件精美瓷器由赞助商沃尔沃集团出资50万元购买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
十七、八世纪是中国外销瓷最为辉煌的时期。1732年，一艘名叫“哥德堡号”的瑞典商船启航，驶向广州港，从此大量瓷器、茶叶、丝绸等中国商品进入瑞典，由此开辟了以哥德堡港为起点的远东航线——海上丝绸之路，该商船后来在返回时距哥德堡港仅900米处不幸触礁。故宫博物院与沃尔沃集团主办的《瑞典藏中国外销瓷展》在这一背景下，展出181件（套）文物，主要展品为沉没的“哥德堡号”商船上打捞上来的中国外销瓷、瑞典收藏的中国瓷器以及仰韶文化的遗存、故宫收藏的16件（套）18世纪的文物等。届时瑞典王国王储维多利亚公主将出席开幕仪式。
沃尔沃卡车公司大中国区总裁吴瑜章说，让中国古代外销瓷器在中瑞建交55周年和北京故宫80华诞之际重归故里，这是沃尔沃为中瑞文化交流献上的一份礼品，也是大公司的一种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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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荷兰国宝蓝陶
大约400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把中国的青瓷带到荷兰。50年后，制陶业在荷兰蓬勃地发展起来。尤其是在代尔夫特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小城，这里曾经活跃着32家陶瓷制造厂，并被称为欧洲的“瓷都”。如今，这座皇家代尔夫特陶瓷工厂成为了那过往辉煌中仅存的标本，“代尔夫特蓝陶”也已成为荷兰的国宝。
皇家代尔夫特蓝陶工厂建立于1653年，荷兰制陶业的巅峰时代。他的第二任主人在蓝陶产品的标志中引入了一个小瓶的符号，所以直到如今它还保留着“陶瓷小瓶”的别称。19世纪初，在与英国的韦奇伍德陶瓷以及欧洲一些其他的陶瓷制造业的竞争中，荷兰制陶业受到重创，1840年前后，“陶瓷小瓶”就已成为了代尔夫特仅存下来的陶瓷厂。1876年，代尔夫特土生土长的一位工程师优斯特(JoostThooft)接管了这座工厂，并决心在这里重整旗鼓。他将自己名字的缩写“J”加入了陶瓷制品的商标中，并存留至今。代尔夫蓝陶一直受到皇室的亲睐，并于1919年被荷兰皇室授予“皇家”称号。
虽然荷兰蓝陶源自对中国青瓷的模仿，但却独具一格，荷兰的蓝陶是陶器，而中国的青瓷是瓷器。代尔夫特蓝陶与中国青瓷相较而言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蓝色可以变幻出千万种不同的层次。因此，画师可以在陶器纯白的底色上非常完美的表现出明暗，实现空间与体积的塑造，以再现油画的效果。
同期声：画师西蒙·范奥斯腾
这儿你可以看到我用这种颜料调出的深浅不同的颜色。在中国的青瓷上你或许可以画出3种颜色，或许4种吧，但也就仅此而已了。我们是在陶器上作画，我们在陶器上先上上一层釉底料。就因为有了这样一层底料，陶器的表面上就可以附着深浅变化万千的蓝色了。
解说：穿过琳琅满目的工艺品商店和精美绝伦的博物馆，便是蓝陶的生产车间。除了绘制的过程以外，代尔夫特蓝陶的其他制作工序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在这里原料被混合成陶土，模具被制作，各样成品和半成品被烧造。
代尔夫特蓝陶的原料选用的是一种特殊的黏土，制陶工人将这些黏土用水搅拌后注入事先设计和制造好的模具中，待干燥收缩之后，便获得了最初的陶器。而后，工匠们将会对其进行修理，使其表面光滑、均匀。之后上上一层薄薄的釉底料，并将其送入窑中进行初次烧制。这些陶器而后被交到画师手上。
同期：画师安妮克·摩尔
我们在一个全白的盘子上作画。这个盘子已经烧过一次了。我们首先要画上轮廓。我们有一个模板纸，看这张纸上有小洞。我用碳素粉在模板纸的后面擦拭，之后就在盘子上留下了画面的轮廓。然后，我就开始画了。你看颜料是黑色的。这是一种含有氧化钴的特殊颜料，在烧制过程中会变为蓝色。
解说：画师们会在这些或瓶或罐、或盘或碟上描绘出各种图案。这是整个蓝陶制作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初次烧制后的陶器结构疏松，表面的孔状结构能在瞬间吸附颜料，画笔一旦有错，便会成为废品。之后，这些陶器将由工人再上上一种透明的白釉。这层釉会在烧制温度达到1200度的时候融化为透明的玻璃层，由此手绘的图案露出了它们最后的妆容，最终成为一件件精美的成品。
在所有蓝陶制品的背面或者底面你都会看到一个皇家代尔夫特的标志。这个标志的顶部是一个小瓶子，这是这座工厂的第二任主人留给它的纪念。然后是一个字母“J”，来自于19世纪重振工厂的新主人优斯特(JoostThooft)的名字缩写。之后就是Delft的名称，再接下来分为左右两边。左边是画师的名字缩写，右边是2个字母的制作年代编号。代尔夫特蓝陶的这个皇家标志就好像中国画的落款，它是鉴别蓝陶真伪的重要依据。
1915年皇家代尔夫特工厂向世人展示了它的第一件蓝陶画盘，之后圣诞画盘成为了代尔夫特蓝陶的一个传统。通常圣诞画盘被做成两种规格，直径为25厘米的大盘，或者18厘米的小盘。每一年画盘上都会被绘上独特的图案。
在博物馆与工厂的中间是一个小而精致的花园。在这里还留存着建筑装饰陶瓷昔日辉煌的剪影。这些建筑装饰陶瓷都产于1895－－1980年间。皇家代尔夫特曾有一批类似的展品去过巴黎参加了1889年的世博会。
虽有千万精美收藏，但如今的皇家代尔夫特蓝陶工厂在参观者眼中似乎更像是一个博物馆了。由于工艺复杂、产品精美等原因，“皇家代尔夫特”工厂出品的蓝陶售价不菲，仅仅一个10厘米大小的物件，就要卖到近百欧元。昂贵的售价使得这样的传统工艺品在近年来也面临着市场萎缩的处境。您或许可以把代尔夫特蓝陶看成是那个制陶业辉煌时代的标本，在岁月里已经失去了它的光泽。您也可以相信它是一粒种子，积蓄着荷兰制陶技术的精华，等待着某个时刻的再度绽放。
瑞典王国与中国彩绘瓷器
在200多年以前，北欧的瑞典王国有个地位显赫的贵族，他酷爱中国的彩绘瓷器，因此不惜重金派遣专人万里迢迢到中国来定制瓷器。他为了显示自己高贵的地位，严格地按照贵族等级的标准预先绘制了成套的图案，要求中国工匠必须依照他的图案烧制彩绘瓷器。
他派遣的人乘帆船在海上漂泊了好几个月才到达中国，不幸的是携带的制瓷图案被海水浸湿了，周围渗出一圈淡淡的水痕。
中国工匠接到图案后，发现了上面的水痕，但由于无法核实这水痕是否是作者的本意，只好忠实原作，把水痕也当作图案的组成部分烧制在瓷器上。
这位贵族收到成品后，起初有些不高兴。他认真地拿成品跟原稿核对，才惊奇地发现瓷器上水痕的成因，情不自禁地赞叹中国陶瓷制造者的技艺高超绝伦。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
这件由于误会造成的瓷器成了极为绝妙的珍品，如今它已经成为瑞典无价的国宝，也是中瑞两国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物证。
高超的中国制瓷工艺，令瑞典贵族折服
《西湖十景艺术瓷碗》当代名家作品
在200多年以前，北欧的瑞典王国有个地位显赫的贵族，他酷爱中国的瓷器，因此不惜重金派遣专人万里迢迢到中国来定制瓷器。他为了显示自己高贵的地位，严格地按照贵族等级的标准预先绘制了成套的图案，要求中国工匠必须依照他的图案烧制彩绘瓷器。
他派遣的人乘帆船在海上漂泊了好几个月才到达中国，不幸的是携带的制瓷图案被海水浸湿了，周围渗出一圈淡淡的水痕。
中国工匠接到图案后，发现了上面的水痕，但由于无法核实这水痕是否是作者的本意，只好忠实原作，把水痕也当作图案的组成部分烧制在瓷器上。
这位贵族收到成品后，起初有些不高兴。他认真地拿成品跟原稿核对，才惊奇地发现瓷器上水痕的成因，情不自禁地赞叹中国陶瓷制造者的技艺高超绝伦。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
这件由于误会造成的瓷器成了极为绝妙的艺术品，如今它已经成为瑞典无价的国宝，也是中瑞两国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物证。
看百年前瑞典人的中国厨房
200多年前，西欧的瑞典人最昂贵时尚的厨房是什么样的？记者在自治区博物馆展出的《海贸遗珍》上找到了答案：用中国的青花瓷装点厨房最为流行，厨房里的盘、碗、杯、烛台、罐，还有咖啡壶、茶壶、汤盆、盐罐等皆是清一色的中国青花瓷。在瑞典人眼中，它们代表了优雅和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
青花瓷是在素胎上用钴蓝料绘后，施透明釉，用高温一次烧制而成的釉下彩瓷器。素雅瑰丽，光洁细密，不仅国人喜爱，外国人也视之为珍宝。
这些中国的青花瓷从何而来？中国广州。远在唐宋，广州的对外贸易就十分活跃。到了1757年，清乾隆皇帝下令，关闭除广州之外的其它所有口岸，“一口通商”时代的广州外贸进入全盛时期。便捷的交通网络和市舶体制，使广州成为外销瓷器的重要港口。全国各大窑口的瓷器大批聚集于此，远销海外。
那时候，瑞典东印度公司有一艘著名的远洋货轮——哥德堡号，从1739年到1745年间曾三次来到广州，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不断地运回瑞典。自明末清初开始，欧洲刮起了中国青花瓷旋风。哥德堡号最后一次远航广州，在返回途中触碓沉没。后被证实，在这艘巨轮所载的100吨瓷器中，四分之三是中国青花瓷。由此可见瑞典人对青花瓷的狂热。
在欧洲，中国青花瓷不仅利润诱人，且市场空间很大。一时欧洲本地冒出不少“山寨品”，然而中国青花瓷的烧制技艺是那个时代绝对的“顶尖科技”，岂是容易“山寨”的？欧洲的能工巧匠们前赴后继忙活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做出了很“很中国”的欧洲青花瓷。“山寨”中国瓷直接推动了欧洲制瓷业的升级，后来，英国韦奇伍德、德国道森都成了欧洲新兴的制瓷中心。到了这时候， “本土化”的青花瓷的才走入欧洲的寻常百姓家。
在《海贸遗珍》展，品味这些曾经外销的青花瓷珍品，犹如穿行在一道奇异的艺术长廊中。看看这件清康熙年间的青花山水人物纹杯托。壶上绘着尘顶的西式阁楼，却配以中式的小桥流水。有意思的是茶壶盖上的纽却是欧洲常见的草莓形，把手也是装饰感很强的西式造型。东方神韵和欧洲人的审美情趣自然地融汇一体，是所有外销青花瓷最迷人的地方。
据说，当时的广州商人接到西欧的订单后，造价最昂贵的请景德镇的工匠烧制，更多的是将景德镇烧制的白瓷运送到广州，广州的工匠按照外商提供的图案，绘制后，重新烧制。完全实现了产销对路。
今天，站在这些素雅瑰丽的青花瓷面前，不能不惊叹广州人的开放心态和商业眼光。要让民族的成为世界的，前提一定是了解世界。
古瓷片也珍贵
20多年来，金州有个“民间考古家”，在拆迁地、垃圾堆里开始拣瓷片，如今他创下了瓷片收藏的全国之最
三万古瓷片记述金州沧桑
凝神端坐在一摞摞码放整齐的古瓷片中间，老董的表情平和而愉悦：这是元青花，这是清粉彩，这是象牙白，这是大王碗……而金州古城的兴衰荣辱、世事沧桑，也仿佛从一块块残破的陶片、碗碴古拙的花色里鲜活和流动起来……
垃圾堆里拣回3万古瓷片
金州区北门口永安小区董文清的家像间古色古香的文物店，三面墙壁的博古架上摆满高矮错落、形态各异的古瓷瓶，使本来就很狭窄的空间显得越发拥挤。细一看，这些古瓷大多布满裂痕或残缺破损了。老董打开博古架下的壁柜，里面摆着一摞摞古瓷片，揭开床边一条床单，下面竟并排摆着3个大木箱，一箱陶片、一箱民窑瓷片，另一箱是相对珍贵的官窑。
记者被眼前如此丰富的古文明断片所惊愕，而老董说，这只是一部分，在他和三哥、六弟家楼下的小仓房里，还码放着几麻袋沾着泥土的“原汁原味的”古瓷片，加起来有3万多片，这些都是他23年来从拆迁改造的古城里、从倾倒在海边的建筑垃圾堆里拣回来的宝贝。
董文清小的时候，家就住在古城的孔庙附近，那一栋栋青砖灰瓦的老宅，那民风纯朴的街坊邻居，还有八仙桌上擦得锃亮的掸瓶、茶盏，甚至家里吃饭用的砂钵、瓦盆，现在想来都有一种古拙的美。一位老邻居搬家走了，小文清在那间空荡荡的老宅里拣回一只掉了“耳朵”的瓷瓶，捧回家收藏在柴草垛里，后来，它碎掉了，但瓷片上精美的花纹却让他怎么也割舍不下，那种残缺的美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似乎愈加可人。
1983年，金州古城陆续开始了拆迁改造，那些扒倒的老宅、那些从地下挖出的陶陶罐罐，变成了一车车垃圾被运去填海或掩埋。一次路过工地时，董文清拣到一把石斧，他把它带回家，把玩了好多天，多么久远的古城啊，这些早年的东西、这些老祖宗用过的物件可能再也见不到了，董文清心里再次燃起了对老城的眷恋。
“这是汉代的灰陶碗，这就是汉瓦，这是汉唐时期的瓦当，你看它做工多讲究。”老董拿起两块“土疙瘩”说，两块瓦当上各有一幅美丽的纹饰，都是手工捏出来的，一块是菊花，老董说那是装饰在一般富裕人家房檐上的，象征着美满幸福；另一块是狮头，是官宦人家镇邪用的。
屡遭白眼的“拾荒人”
1983年，董文清29岁，是陶瓷厂的装卸工，每天下了班，他就抓起钉耙、镐头一头拱进工地，把那些人家看来一钱不值的“破烂”拣回家。
老董说，收集瓷片是个累人的活儿，尽管有时也能在搬空的屋子里拣到“一半个儿”破损的瓷瓶、杯碗，但那些大多是近代、民国的东西，稀奇的都在地下：一两米深是明清的，三四米深是元明的，汉唐、宋、辽金的都在五六米、七八米深的地下。而且要赶在工地的围墙盖起来之前快挖，否则，工人们进来，工地就封闭不让外人进了。多年来，在这种“抢救式的挖掘”中，老董也摸索出自己的一套经验：“一般盖小黑瓦的是古宅，地下可能有更久远的陶瓷碎片，大黑瓦的多是民国时期的房子；二是看土层，如果是生土，就不动镐了，熟土发黑，说明有人生活过，那里面才可能有被丢弃的瓷器碎片。”说起一套套的经验，老董倒真像个“民间考古学家”了。
家里的瓷片越多，董文清就越为之着迷，他上瘾了、痴了，从“小董”一直挖成了“老董”。工地封了，老董就一天天死守在铁门外看着挖掘机施工，后来工头们都认识他了，有时挖出一两块瓷片就随手送给他。等翻斗车一出工地，他就跟着跑，骑自行车跟不上他就打车追。建筑垃圾排放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金州西海、毛茔子、大房身……一车“黄翻”拉20多吨垃圾，他得倒腾四五天，像小时候“翻地瓜漏儿”一样仔细，也就能找到五六块碗碴。雨下得越大，老董越在家里坐不住，他仿佛看到一块碗碴被冲出了地面，冬天，瓷片冻在土块上，怕碎，他不敢往下撬，连同土疙瘩一起抱回家，放在暖气旁烤……
很多人以为老董是个拾荒的，工地、垃圾场上的拾荒人却同样嘲笑他：“拣点废铜烂铁还能卖钱呢，你拣那玩意干啥？”不客气的老人们干脆骂他不务正业：“你拣个破碗要饭去啊？”可怎么嘲讽也改不了老董的痴心了。
拣片钧瓷险赔上命
“家有金银元宝，不如钧瓷一片。”老董对手里的一块钧瓷格外珍视，那是他拼了老命拣回来的。那是1999年秋天，老董正在西海填海的垃圾堆下耙土，忽然看见一小块透出蓝绿色玉光的釉片，他不顾一切向前扑去，连上面喊“来车了”都没听见。抓出来一看，半个钧瓷碗！这时上面一车垃圾倒下来，土直埋到他胸口，他挣扎了好一会才爬出来，鞋丢了，海水涌上来，下半身沾满了污泥，他却“乐彪了”似的跑回家，一连把半个碗搂在被窝里稀罕了好几宿。接下来的半个多月，老董在被埋的地方不停地刨，果然又找到几块钧瓷碎片，遗憾的是，最终他也没能把它拼成一个整碗。
老董的经验是，找到一块碎片，它周围常常会出现“另几半”。那个布满裂纹的乾隆天蓝砂马蹄笔洗是他在卢大臣旧居的院子草窝里拣到的，回到家拿放大镜粘到最后，就差一小片，后来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把四大院整个“筛”了一遍，连火柴杆大小的草棍都不放过，终于在一小片纸壳下面，找到了粘在油污上的残片。而那盏明青花油灯上残缺的地方，他花了4天才找到，这些年他也养成个习惯：发现好瓷片的地方，过了一两年走过时也要再蹲下来瞅瞅，他觉得说不准什么时候，那些残缺的瓷片就被他找到了。字串7
练成“半个鉴宝专家”
老董最爱看考古、鉴宝的电视节目，爱人、兄弟没少给他买收藏类的书刊，老董一本本“啃”，愣是练成了“半个鉴宝专家”。
每拣到一块瓷片，老董都习惯性地先搓搓底，看落款，清乾隆之后，为避“江山破碎”的讳，瓷器底儿上不再落皇帝的年号，代之以窑号，没有落款、窑号，就看釉、看胎、看画、看烧碗时碗之间摞起来的垫点，哪个年代的，是钧窑、哥窑，还是龙泉，定窑……心里就有了个大概。有时老董也逛古玩市场，只是很少发现真品，在他看来，那些古董花瓶大都抵不上他的一块碎片。
大连东北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白文宏看了他的收藏振奋不已，白文宏说，目前个人收集瓷片最多的只有万余片，老董收藏类别之广、数量之大创下了新的个人收藏瓷片之最。而且其中不乏精品，如宋辽金元时期的钧窑、元代的红绿彩、宋代的影清瓷、金元时期的磁州窑、明代宣德字款青花、康熙单色釉等，都极为珍贵，有的在博物馆里也很少见。尽管因为破碎，它的市场价值远没有整瓷那么高，但有些好的残片，价格也在万元左右；它上面的彩绘，往往都是工匠们手绘的，有的可能是大师的遗作，只此一件，因此有着极高的艺术、美学价值，比如晚明时期的青花彩绘就很写意，代表了那一时期的画风。特别是瓷片上残留的器型、画面和文字，承载着两汉以来金州人民2000多年的用瓷、生活的文明史，另外，这些古瓷片也是学习鉴定瓷器的实物教材。
目前，白文宏已邀请董文清加入收藏协会，并准备为老董收藏的瓷片出本讲述金州古城用瓷历史的书。
珍贵的素三彩
寿星，是民间传说中主宰人间寿夭之神，即南极老人星。在古代，寿星的地位极为崇高，《尚书》说：“（人有）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中“寿”排在首位，可见人类对长寿的追求是亘古不变的。自东汉起，祭祀寿星与敬老活动结合在了一起，列入历朝历代的祭典，并由帝王亲自主持祭祀仪式，直到明代洪武年间才废除。但此后，民间对寿星的崇拜却更为普遍了。自有寿星崇拜以来，其形象有一个逐渐演变发展的过程，到清代已基本定型。河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清康熙年间的素三彩“寿星捧桃瓷像”，就是一位天庭饱满、鹤发童颜的古装老者，手捧鲜桃，含笑而立，那慈祥和蔼的面容，令人感觉可亲可敬……由此可见，银发长须、头高额隆、大耳短躯、面目慈祥———凡此种种形象特点，于寿星而言是缺一不可的。素三彩，是一种极为珍贵的釉上彩瓷器品种。这种工艺始创于明成化年间，到清康熙时已日臻成熟。这个时期景德镇的素三彩瓷器极负盛名，是素三彩制品最为精致的时代。素三彩常见的颜色有黄、绿、紫，其制作方法是在高温烧成的素胎上用彩釉填在已刻划好的纹样内，再经低温烧成，因颜色中没有红色等鲜艳色彩，显得素净、淡雅，故名“素三彩”。当然，“三”在文言中有“多”的含义，所以素三彩并不限于黄、绿、紫三种颜色，譬如这件“寿星捧桃瓷像”中，寿星的内衣为绿色，飘带为黄色，外衣和靴子则是施以褐色釉。在此，黄、绿、褐虽皆为素色，但釉色却很鲜艳，因此并不给人以沉闷浓重之感。
据陶瓷鉴定大师耿宝昌回忆，20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曾下文在全国征集搜寻素三彩器物，但所获甚微。另据琉璃厂的老人回忆，真品清康熙素三彩大件，在民国时期就已罕见。近些年来，国内外各大拍卖会上的各类素三彩也很少见，其中尤以清康熙时期的素三彩价值最高。据悉，河北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寿星捧桃像”，是1965年束鹿县信托公司收购的。尽管其可能是曾散落于民间的旧物，但其完好的外观却显示出十分完美的品性：瓷质坚致细密，刀法娴熟、雕工细致。老寿星神态自若，清秀飘逸，古拙厚重与秀丽轻盈的气象兼而有之，清康熙素三彩瓷之珍贵，由此可见一斑。字串8
十八世纪赫斯特瓷器中国风与欧洲传统的碰撞
1994年，德国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在Kronberg的贵族宫殿开设了
赫斯特瓷器博物馆（H·chster Porzellan-Museum），并作为该馆的一个分馆，展示了赫斯特瓷器工厂从1746年成立至今琳琅满目的作品，以及赫斯特瓷器丰富多彩的历史面貌。
展品包括近1800件赫斯特釉陶和瓷器，其中有出类拔萃的人物雕塑，有出自赫斯特著名画家之手的精细的紫色衣袍、风景、花卉和鸟虫作品，还有在宴会甜点长餐桌上装饰摆放的整套瓷器和精美绝伦的餐具。
这些作品引领了18世纪欧洲日常生活之风骚。
最重要的一位大师是赫斯特瓷器的式样设计师约翰·彼得·梅尔基奥尔。在他创作的高峰时期，即1765至1779年间，他设计了超过300件人物雕塑形象和餐具，同时展现了从洛可可风格到经典主义的转变。他的早期作品显示了洛可可和18世纪中国风格的珠联璧合。
人物瓷器雕塑作品《中国皇帝》
在1765至1766年，梅尔基奥尔完成了他最奢华的一组人物瓷器雕塑作品，即中国皇帝。在这组人物中，皇帝形象高大威严，突出的构图和人物情感的丰富表达，使得此件作品成为传世杰作。中国皇帝高贵地端坐在龙椅上，龙袍具有异域风情。其色调丰富的袍子以及轻盈的碎小网格状的华盖上有用贝壳和石子做成的洛可可式的装饰品。在宝座的台阶上围坐3位朝臣，他们分别代表了科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他们毕恭毕敬，诚恐诚惶。
瓷器雕像中的书籍、画卷、调色板、凿子和皇帝脚下的儿童头颅模型，无不展示了皇帝是艺术的赞助者。中国皇帝的雕塑形象是当时中国风格的盛大的宴会台桌装制品的中心。节日盛宴的甜点餐桌上摆放精美瓷器作为饰品，在18世纪欧洲上层社会寻常可见。在西方雕塑中，中国皇帝站在台子上，陪伴他的是妃子、宫女，四周有打起遮阳伞的仆从人员以及唱歌、跳舞和杂耍的宫廷人物，这是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皇帝的生活。
赫斯特瓷器中的中国式绘画
赫斯特的中国风格题材在装饰瓷器中也是很受欢迎的。在17世纪中期的欧洲出现了“中国风”的巨大潮流，到18世纪则达到高潮。由于中国出口的瓷器特别畅销，价值连城，荷兰和德国的釉陶和瓷器手工作坊都以来自亚洲的瓷器为样本，尝试尽可能地进行精确的仿制。
从1720年起，欧洲艺术的“中国风”装饰有了发展，艺术家们利用东方的主题、纹饰和样式，并结合欧洲传统的洛可可式风格纹饰，以适应欧洲艺术的偏好。工匠们完全是有意识地与中国装饰品的原有风格进行竞争。
从同时代的奥格斯堡和纽伦堡出版的铜版画和旅行报道中的部分铜版画中，赫斯特的艺术家获得了灵感和启发。他们也借鉴麦森瓷器工厂的题材，当时麦森瓷器作坊的约翰·格利高里·核罗德 在1725至1726年间勾勒了超过1000个“中国式”的草图，这些草图后来被收入到“舒尔茨图样集”（Schulz Codex，因为这些瓷器在19世纪为商人Georg Wilhelm Schulz收藏而得名），而其中的部分设计图作为铜版画出版，也是瓷器画家为瓷器装饰的图样。赫斯特瓷器博物馆展出的一套带杯托的杯子，展示了这些中国式的草图的使用。
对于瓷器绘画家来讲，在绘画装饰上不是只把这些不同人物进行精确的复制， 而是要把艺术家自由想象的那种异域风情的氛围表现出来。他们模仿这些东方的题材，但是并不理解其象征意义，也不追寻其真正的含义。甚至他们时常不能完全搞清楚“中国式”和“日本式”的区别。
根据传教士、商人和东印度公司学者如画般的游记描述，中国对于欧洲人来说是充满智慧的地方，人世间的乌托邦。提到中国，人们便会联想到富裕、财富、美丽诸如此类的词汇，在他们的想象中，中国是一个由皇帝管理的国度，这里的政府可以保证人们在和谐享乐中无忧无虑地生活。
在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严格的宫廷礼仪和风俗也随之不复存在。中国式的这种想象迷住了欧洲宫廷。法国画家如弗朗索瓦·布歇、让安东尼·华托和皮兰蒙，德国的雕刻师如维格尔、沃尔夫和尼尔森，都勾勒了中国风格草图。他们不是对自然界的再现，而是虚拟出了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无忧无虑的世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身穿华服，喜欢狩猎，如18世纪上层戏剧节上展示的场景。画家有时候还经常混淆亚洲（远东）的和东方（中东）的这些主题。他们陶醉于异域的魅力，将这种装饰的表现方式和自己的想象结合。因此安德利阿斯·飞利浦·埃特纳所描绘的中国人物总是置身自然风景之中，身穿华丽的异域风情袍子，这些都结合洛可可式的装饰品被画在赫斯特的茶具中，我们可以在赫斯特的瓷器博物馆中看到它们。
中国的文化元素对于赫斯特餐具的样式发展有一定影响，例如球形的茶壶、罐子和葫芦瓶都是以中国的瓷器形制为范例的。中国的茶杯成了赫斯特的无柄茶杯模仿的对象，这些瓷器大量从赫斯特出口到中东地区，人们特别喜欢这些具有异国情调装饰的茶具。
印度花鸟
自从赫斯特瓷器厂成立以来，亚洲风格的花卉已经用于瓷器绘画装饰，这些题材被称为“异域样式”“印度风格”“中国风格”或“日本风格”花卉。特别是印度式的花卉装饰在早期赫斯特的釉陶和瓷器中很常见。他们的设计可能是回到了麦森著名的陶器画家亚当·佛里德离席·冯·莱文芬克的风格。许多赫斯特的茶具、酒器和花瓶绘有印度式的花卉纹样，这些来自野外的零星的花朵，诸如菊花、牡丹或者是盛开的牡丹花束。其中最流行的是菊花、牡丹、樱花、石榴、山桃枝、竹、荷花。它们没有任何象征意义和远东的意境表达，赫斯特的画家将其作为纯粹的装饰元素，不管其植物的形式。有时，他们是用钴蓝色的蜡菊装饰将其进行风格化、程式化或平面化的再现。最流行的是花瓣丰富或简单的牡丹，因为它们和当地的芍药和大丽花非常相似。它们往往被与花茎、花藤和长穗画在一起。
赫斯特瓷厂鸳鸯粉彩瓷盘 鸳鸯粉彩瓷盘
赫斯特瓷厂也直接复制中国的绘画样式，这可以从两个粉彩装饰的瓷盘上看出来。这个在1750年模仿制作的中国瓷盘用了非常精细的玫瑰色、红色、绿色、蓝色和绿松石色绘成，表现的是荷花、水草和鸳鸯。另外一个约在1755年于赫斯特制作的盘子由画家按照中国式的构图精确完成，通过强烈的色彩和细腻的笔触更增强了其绘画的色彩。
赫斯特瓷厂粉彩花鸟盘
直到18世纪70年代，赫斯特依然很流行印度飞禽的绘画。在中国山水画中，表现自然界中不同姿态的各种鸟类有悠久的传统。受到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启发，法国的铜版雕刻家皮兰蒙在1760年完成了一件题为“中国风格鸟类”的作品，此作品展现了无数有着闪光、多彩羽毛的想象中的奇异鸟，它们栖息在粗糙的树枝和灌木上。这激发了法国艺术家路易斯·维克多·格尔温罗塔尔斯的灵感。他曾从1771年至1773年在赫斯特瓷器厂工作，是赫斯特博物馆所陈列的东方情调最突出的鸟画的代表画家。这些中国式样和中国文化的持续影响在赫斯特瓷器博物馆的展品中都有体现。
珍贵名瓷 藏宝民间
在中国人普遍解决了温饱问题，逐渐走向小康社会的今天，包括陶瓷在内的珍贵文物收藏已不局限于国家文博单位与少数收藏家。截止目前为止，我国收藏大军已突破４０００万人，其中约有一半以上十分钟情于中国名瓷的收藏，推动着我国艺术陶瓷向前发展。为鼓励与正确引导包括陶瓷在内的各种收藏的健康发展，有报道说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制定法规，鼓励藏宝于民，并使国家文物保护与收藏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
目前，在国内大中城市都出现了规模大、档次高、店铺集中的旧货文物市场，凝聚着古代灿烂文明精华的各代名窑瓷器，成为收藏者追逐的目标。如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上海的城隍庙，天津的沈阳道，广州的文昌路，南京的夫子庙等，都已成为国内外闻名、设施齐全、商品琳琅满目、管理完善的文物市场。各类陶瓷艺术品成为收藏界最具代表性的交易品，人气甚旺。这里荟萃有古今各代名窑的瓷器佳品杰作，供人们选购。每逢假日来临，市场人群熙攘、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异常热闹。人们希冀在精芜混杂的旧货或仿古制品中拣漏，买到令自己心仪的藏品。伴随着民间陶瓷收藏业的兴旺，各类公、私立陶瓷博物馆亦如雨后春笋、发芽吐绿。
随着各类陶瓷藏品进入民间，走进平民百姓的柜橱与博古架，国家博物馆收藏亦获得重要的补充与比照。民间收藏家靠藏瓷或珍玩、或保值，在把玩中领略出中国陶瓷文化的博大精深，提高了文化艺术素养。还有许多收藏者，在藏中学，在学中藏，逐渐形成较厚重的文化品味与考证的功底。他们依靠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旁征博引，甚至弄清了陶瓷发展史中的迷案与疑窦。有的著书立说，为新时期重新构建陶瓷史论而不懈努力。一些新奇且有说服力的观点甚至令国内外专家所瞠目。持续旺盛的民间陶瓷收藏热反映出中国陶瓷文化热的高涨，这对于当前我国陶瓷工业健康与高速发展形势十分有利，同时也使加入ＷＴＯ的中国陶瓷充满活力。
十七世纪的瓷器“战争”
（原标题：300年前的瓷器“战争”）
17—18世纪是东西方瓷器贸易的繁荣时代。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制瓷国，是当时东西方瓷器贸易中当之无愧的主角。而这一时期，日本随着瓷业的崛起，也加入到了外销欧洲的行列中，与中国形成竞争。
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伊万里”与“中国伊万里”之争。
日本的瓷器制作始于1610年，虽然出现时间较晚，但在归顺于日本的朝鲜陶工的帮助下，以及地方政府的干预下，日本的制瓷业吸收了许多中国技术，进步很快，至1650年后便已步入成熟阶段，规模上达到了量产，质量上已接近中国。而此时中国正值明清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其后续影响直至1680年随着三藩之乱的结束而结束，这些战乱给中国瓷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面对中国瓷业的萧条，其时作为东西方瓷器贸易纽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触角转向了日本，希望用日本瓷器代替中国瓷器以满足欧洲及其他地区的需求。
日本瓷业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遇。一方面日本制瓷技术在1650年后有了飞跃，实现了量产化，有能力承接荷方需求；另一方面，荷方的大规模订购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瓷业的繁荣和制瓷水平的提高，能更好地满足荷方需求。日本瓷器于1650年后开始了大规模外销，尤其是1659年，与此前的年均数千件的出口量相比，一下子跃升至56700件，成为日本外销瓷器起始的标志性年份。日本瓷器进入世界市场后发展很快，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期这段时间，日本瓷器在欧洲创出了声誉，得到欧洲贵族的喜爱。其代表性品种就是柿右卫门风格瓷器和“金襕手”风格瓷器。由于日本出口到欧洲的精品瓷器均从伊万里港口出运，故被欧洲通称为“伊万里瓷”。
柿右卫门风格瓷器出自柿右卫门窑，由酒井田柿右卫门家族创烧。其典型风格流行于1670~1690年左右，特征是在略带乳白色的白胎上施红、绿、青、黄、紫等色，笔锋纤细，也称为“浊手”，又称“乳白手”。柿右卫门瓷器既继承了之前日本瓷器受中国瓷器风格影响的传统，又体现了日本江户时代审美文化的特色。它的纹样来源于中国，但构图形式却具有日本风味。如往往将构图重心置于一旁而非中心，形成“偏”的风格，这恰是受了日本当时歌舞伎文化的影响。
进入1690年以后，日本瓷器逐渐形成了以“金襕手”风格为代表的“古伊万里”风格，日本古代瓷器也发展到了高峰阶段。“金襕手”风格瓷器的特征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结合装饰，再施绘金彩，以大盖罐等器形为主。由于大量使用红彩和金彩，故颜色鲜艳，整体风格显得绚烂夺目、雍容华贵，这与当时欧洲流行的洛可可风格的趣味是一致的。
由于日本“伊万里瓷器”在欧洲逐渐受到欢迎，中国瓷器为了争夺市场，也开始对这批日本瓷器进行仿制，于是被称为“中国伊万里”。“中国伊万里”不仅仿得惟妙惟肖，而且在装饰水平和瓷质上甚至还优于日本瓷器，并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参与市场竞争。
“中国伊万里”和日本“伊万里”瓷对比，两者造型相似，装饰上均追求金碧辉煌的效果，也都使用了18世纪“伊万里”外销瓷中常见的开光装饰。不过，中国的开光内描绘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物，这在此时期的日本“伊万里”外销瓷中很少见到；日本瓷器则一般常绘日本人物。这说明中国瓷工在仿日本“金襕手”风格时也进行了一些改动，并非一味照搬。
由于中国瓷器的仿制品物美价廉，一段时间下来，日本瓷器竞争不过中国瓷器，最终在1757年退出了国际市场。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瓷器仅在1750~1755年的5年间便向瑞典出口了1100万件瓷器。
其原因有很多方面，如日本瓷器供应量不稳定，易碎、交货慢、交货中常有缺斤少两的欺骗行为、日本翻译人员的加价等，但根本上还是因为价格比中国瓷器贵——即使问题很多，但只要有价格优势，总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关于日本瓷器价格昂贵这个问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档案里有很多记载。如1686年的记录显示，日本瓷器“如此贵以至于我们不敢也不能同意这个价格，以免将来担责，因为荷兰售价只有这个的一半”。又如1750年的记录显示，荷兰东印度公司试图向日本发样订购瓷器，但却被开出了“离谱的不合理的”价格，因此交易未达成。
中国·陶瓷艺术(一)——中国陶瓷概述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
第一篇 中国陶瓷概述
陶瓷的类别：陶器与瓷器举世闻名的中国陶瓷，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
陶瓷，是由粘土或主要含粘土的混合物，经成形、干燥、烧制而成的制品的总称，分为陶器、瓷器和炻器。由于炻器数量很少，故主要介绍陶器、瓷器两类。
(1)陶器陶器是以粘土为原料烧制成的实用器皿。陶器的烧制温度一般不超过摄氏1000度，胎质粗松，器表一般无釉或只涂有低温釉，故具有吸水性、敲击之声不清脆等特点。
中国陶器源远流长，早在约一万年前，中国人的祖先就发明了陶器。原始陶器是泥质陶器，制作简单，表面无装饰。新石器中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出现了彩陶艺术，多为红陶。新石器晚期，红陶开始转向黑陶。其后，以黑陶为主的龙山文化亦称黑陶文化，是中国陶器文化中的精品。
随着历史的发展，彩陶、釉陶、白陶等相继出现。唐代，制陶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最为著名的陶器工艺品当推唐三彩。唐三彩是唐代低温铅釉陶质生活用具和陶塑艺术品的总称。它以黄、绿、蓝作基调，经过反复的窖变，呈现出深绿、浅绿、翠绿、蓝、黄、白、赭、褐等多种颜色，展示了盛唐时期文化艺术的风韵。其中，尤以唐三彩马最为有名。明代，江苏宜兴的紫砂陶工艺，驰名中外，紫砂陶壶堪称一绝，享有“世间茶壶称为首”的赞誉，在国际搏览会上屡获殊荣。
(2)瓷器瓷器是以高岭土等作为原料，经过摄氏1200度的高温，并涂以高温釉烧制而成。
瓷器是由陶器演变发展而来的。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就创烧出了原始青瓷器。自东汉时期始，瓷器工艺日见成熟。从魏晋南北朝时起，南方和北方的青瓷就渐渐有了区别。南方青瓷以浙江越窖为代表，北方青瓷以河北邢窖为代表。北朝晚期，河北邢窖烧制出了白瓷，揭开了中国瓷器史上又一个新篇章。唐代，最终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格局。
在唐代制瓷工艺中，在青釉、黑釉、褐釉等器物上另外施加不同颜色的釉，烧制成绚丽多姿的彩瓷，开创了瓷器装饰艺术的新手法。彩瓷的出现，标志着陶瓷发展史上第三个阶段的开始。
宋代，是陶瓷技艺的繁荣时期，以高度发展的单色釉著称于世。
元代，瓷器出现了青花、釉里红和多颜色釉，把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与制瓷工艺结合起来。
明清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瓷业中心。“珐琅彩”和“粉彩”代表了清代陶瓷的最高成就。其中珐琅彩瓷器被誉为“世界奇迹。”
中国是世界上陶瓷出口最早的国家，素有“瓷国”美誉。世界各国人民通过陶瓷器皿来了解中华文明，并把陶瓷作为中国的代名词(China)。
陶瓷渊源与发展概述早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一千多年，中国已能制造出相当精美的瓷器。从我国陶瓷发展史来看，一般是把“陶瓷”这个名词一分为二，为陶和瓷两大类。通常把胎体没有致密烧结的粘土和瓷石制品，不论是有色还是白色，统称为陶器。其中把烧造温度较高，烧结程度较好的那一部分分称为“硬陶”，把施釉的一种称为“釉陶”。相对来说，经过高温烧成、胎体烧结程度较为致密、釉色品质优良的粘土或瓷石制品称为“瓷器”。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发展，经历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种类繁杂，工艺特殊，所以，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分类除考虑技术上的硬性指标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历来传统的习惯分类方法，结合古今科技认识上的变化，才能更为有效地得出归类结论。
从传说中的黄帝尧舜及至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是以彩陶来标志其发展的。其中有较为典型的仰韶文化、以及在甘肃发现的稍晚的马家窑与齐家文化等等，解放后在西安半坡史前遗址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彩陶器，令人叹为观止。相传尧传天下于舜，舜传天下于夏禹，禹则传给其子，开始了所谓的“家天下”。夏传至桀，暴虐无道，商汤将之放遂，自立为帝，所以以征讨得天下者，自汤开始。商得天下后统治达六百余年(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前后)，一直到纣王。后被武王征伐，纣王自杀，于是天下归于周。周朝的统治时期大致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事实上的有效统治在公元前771年就已结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称为战国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朝崛起，大一统之中国开始，但秦王朝只持续到公前206年，就被汉朝所取代。在这千数百年间，除日用餐饮器皿之外，祭祀礼仪所用之物也大为发展。
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之间的汉朝，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创作材料不再以玉器和金属为主，陶器受到了更为确切的重视。在这一时期，烧造技艺有所发展，较为坚致的釉陶普遍出现，汉字中开始出现“瓷”字。同时，通过新疆、波斯至叙利亚的通商路线，中国与罗马帝国开始交往，促使东西方文化往来交流，从此一时期的陶瓷器物中也可以看出外来影响的端倪。佛教也至此时传入我国。
六朝时期(公元220年-581年)，迅速兴起的佛教艺术对陶瓷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此季作品造型上留有明显痕迹。公元581年隋朝夺取了权力，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但它只统治到公元618年就被唐所取代。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70年)被分认为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陶瓷的工艺技术改进巨大，许多精细瓷器品种大量出现，即使用当今的技术鉴测标准来衡量，它们也算得上是真正的优质瓷器。唐末大乱，英雄竟起，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朝代争夺局面，即五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960年。连年战乱中却出现了一个陶瓷新品种——柴窑瓷，质地之优被广为传颂，但传世者极为罕见。
陶瓷业至宋代(公元960-1279年)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开始对欧洲及南洋诸国大量输出。以钧、汝、官、哥、定为代表的众多有各自特色的名窑在全国各地兴起，产品在色品种日趋丰富。由于东北的(辽)契丹族和(金)女真族的入侵，宋的统治者被迫南迁，再后则被蒙古族所灭。公元1280年，元朝建立，枢府窑出现，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陶瓷产业中心，其名声远扬世界各地。景德镇生产的白瓷与釉下蓝色纹饰形成鲜明对比，青花瓷自此起兴文化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也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明朝统治从1368年开始，直到1644年。这一时期，景德镇的陶瓷制造业在世界上是绝对最好的，在工艺技术和艺术水平上独占突出地位，尤其是青花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福建的德化窑、浙江的龙泉窑、河北的磁州窑也都以各自风格迥异的优质陶瓷蜚声于世。随着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自杀身亡，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从吴三桂召满清大军入关到1911年清室覆灭，满清统治垂二百余年。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被认为是整个清朝统治下陶瓷业最为辉煌的时期，工艺技术较为复杂的产品多有出现，各种颜色釉及釉上彩异常丰富。到清代晚期，政府腐败，国运衰落，人民贫困，中国的陶瓷制造业日趋退化。
民国成立以后，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陶瓷研究机构，但产品除沿袭前代以外，就是简单照搬一些外国的设计，毫无发展可言。民国初，军阀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曾特制了一批“洪宪”年号款识的瓷器，这批瓷器在技术上不可谓不精，以粉彩为主，风格老旧。由于内战频仍，外国入侵，民不聊生，整个陶瓷工业也全面败落，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未出现过让世人注目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