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艺术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陶瓷艺术品丰富多彩，众多的陶瓷艺术品的制作技术无与伦比，创造了人类奇观而引起举世瞩目。中国既是世界上最早制造陶器的国家，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瓷器的国家。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于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而其发展到宋代，才逐渐形成了"窑"的概念，但是，宋人对瓷器的记载还比较零散。
最早对宋代瓷器进行系统介绍的是明初人曹昭的《格古要论》一书，记录了包括高丽窑、大食窑在内的15个古窑，其中绝大部分是宋代的。明中后期以降，在文人学者的清赏类著作中，对瓷器的记载更多，更系统。清代，随着从宫廷到士庶对宋瓷的追逐、收藏，开始出现专门的陶瓷专书，也开始记述鉴定要点，并涉及到了一些制造工艺。从收藏的观点出发，开始形成官窑、私窑、大窑、小窑的不同观点。这类记载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并大体上形成了宋代"五大名窑"的观点。
吴仁敬、辛安潮于1936年刊出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说："当时（宋代）瓷艺，即精进如斯，故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弟、钧等名窑。"
宋代的制瓷业有官窑、私窑之分，并且出现了御窑。官窑由监窑官管理，部分产品上交官府或宫庭，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产品供出售。私窑则由民间投资经营，产品供给的对象既有品官、士夫，也有平民百姓，因此种类丰富。御窑大约是在北宋末期才兴起的，其规模虽小，产品质量却非常高，全部供给宫廷或官府的大型仪式使用，不合要求的产品全部打碎，禁止流入市场。
划、刻、印花的单色装饰和素面单色釉器物等主要是以官窑御用器为代表的"雅器"，造型庄重典雅，釉色单纯，尤尚青色。纹饰简洁，追求古铜玉器神秘庄严的艺术效果，既有纹饰，也是玄妙的弦纹或毫无生气的"规矩花"。这种幽玄苍古、趣味高雅的艺术风格，充分反映了宋代上流社会的阶级意识和审美趣味。
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两宋市民阶层的产生，因而瓷器的艺术表现体现了这方面的需求。彩绘装饰和彩釉瓷器多数是民窑的产品，与官窑迥然不同，造型灵活多变，讲究实用功能，如磁州窑生产的瓷枕和吉州窑的剪纸贴花装饰，颇受欢迎。而且，这些所谓"俗器"色彩强烈明快，纹饰丰满富丽，花纹图案多含吉祥寓意。这种清新的艺术风格，充满着浓郁的民间色彩和乡土气息。
御窑：体现皇权的威仪和神秘
官窑（御窑）是在北宋末期形成的一个特定的窑口，由官府亲自设立并掌管，由为皇帝服务的内侍官、太监等兼职提举，其产品主要为宫廷和国家重大典礼使用，所以又称"内窑"，与前述的设官监烧并将部分产品供官府使用的官窑概念不同，其生产方式规定为宫廷制场，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士兵供役。南宋人叶在《垣斋笔衡》中说："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官窑共有3处：其一为北宋官窑，地点应在北宋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或附近，由于黄河的淤理，开封城宋代的地面在今天地面以下的十余米处，所以致今还未发现这个窑址；其二为南宋初期在都城临安（今杭州市）皇宫附近修内司范围内建造的窑，称"修内司官窑"，即文献所说的"内窑"。大约是由于距宫城太近，出于防火安全的考虑，不久就停烧了；其三为修内司官窑停烧后，在郊坛下别立的新窑，称为"郊坛下官窑"，由于在杭州市乌龟山发现了其遗址，也称为"乌龟山官窑"。
南宋前期由宫廷建造成的修内司官窑，产品相当单纯，全部是青釉瓷器。釉色有粉青色和灰青色两种，合格的产品都釉色匀净，光洁温润，釉面大多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尤其是小块开片，密集并程倾斜状开裂，称为鱼鳞开片。器物的组合除了日用的碗、盘、瓶、饮茶用的托盏外，还有仿古代青铜器的鼎式香炉、尊、觚等。工艺上的特点是器物的釉层均很厚，因此显得肥润，宝光内蕴。厚釉的工艺是在北宋末期首先在北方的汝窑、钧窑发明的。它要求先要将瓷坯在不施釉的情况下先素烧一遍，这使得坚硬的坯体上可以多次施釉，达到一定的厚度，然后再入窑釉烧。这种厚釉瓷器是中国古代青瓷生产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革新，开后来官窑、龙泉窑等釉色极美之青瓷的先河。
御窑最重要的特点是官建、官管、官用，产品具有皇权特有的威仪和神秘性。又因其不存在商品化、需要谋利的特点，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捡选出供宫廷使用的优质器物后，其他器物一概打碎后就地埋藏，绝不允许流入市场。这一点即使前述之汝官窑也无法做到。老虎洞窑址所发现的24个瓷片坑，就代表了这种特点。被定为南宋早期修内司官窑的器物，很少出土于地层堆积中，而绝大部分集中出土于24个瓷片坑中，这些坑特意修建，集中埋放次品和废品瓷器。
以三号坑（H3）和二十号坑（H20）为代表。H3为一边长2米，深0.45米的正方形瓷片堆积坑，四边相当规整，上面用致密的黄土覆盖，质地非常坚硬。出土物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也有仿青铜器的礼器，胎的颜色和釉色有多种，以厚胎厚釉为主，薄胎厚釉少见；出土瓷片达一万余片，绝大多数可拼成完整或可复原的器物，在发掘后的整理中发现，H3中出土的瓷片几乎都可以拼对起来，仅完整或可复原器就达400余件，20多种器形。H3中出土的部分器物釉色呈黄色，是因为窑炉中错误的出现了氧化气氛而形成的，显然是废品；H20平面近似长方形，长2.2米，宽1.14米，厚约0.06-0.15米，利用自然低洼处略加修整而成，表面覆盖一层碎瓦片和残砖。出土物以仿青铜器的礼器为主，有的器形非常大，也有日常生活用具，以薄胎厚釉为主。
从窑址发现情况看，官窑在烧制时大体上就是一座龙窑和一、二个用来烧素烧坯的小馒头窑一同烧造。与磁州窑数百"窑家"一同生产的情况极不相同。因为官窑这种专门的御窑，只是为了生产专用的瓷器精品，并不需要利用集体的优势和规模生产来赢得声誉，占领市场。老虎洞窑址中发现的南宋时期的作坊都质量极高，全部用质地细密的灰砖砌建并铺地，房外还有防雨水的散水。这种砖用来建造官衙和宫殿。在全国各地发掘的窑址中，从未曾见过这样高质量的作坊，体现了皇家气派。
民窑：活泼新颖的艺术品味
私窑（民窑）是相对于宫廷(朝廷)兴办的官窑（御窑）而言，属非官方经营的，以商品性生产为主的瓷窑，生产的瓷器都为满足国内外市场普遍需要的日用瓷和陈设瓷，销售地区极为广泛。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三百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民窑的产品称客货，风格与官窑迥异，除去一些限制生产的花纹和器型，可以说民窑瓷器的造型和纹饰题材更丰富自由。明代景德镇拥有为数众多的民窑，是我国陶瓷窑的主体，其制品粗细，并不比官窑逊色多少，可见也有着雄厚的基础。比较著名的有崔公窑、周公窑、壶公窑、小南窑等。
物尽其用是民窑瓷器发展的基本原则，各地制瓷作坊将采来的瓷土，精细原料制作高档用具或陈设艺术瓷，粗料作粗瓷，下脚料则用来生产黑瓷，因为黑釉掩盖能力强。这些档次不同的生活用瓷，价格有高有低，能满足广大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这种物尽其用的作法反映民窑工艺能力的提高，因为不同品种的瓷器都要求不同的科学知识，并不是不费力就可以作出来。比如青瓷、酱色釉瓷和黑瓷在胎、釉配方和烧成气氛的控制上都有不同要求，都要求以科学技术作基础。随着岁月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各个品种都在提高。到东晋时期黑瓷已经不满足于用下脚料来制作，水平大大提高，和青瓷一样进入艺术瓷的领域。
元明清以后发展起来的官窑占有最优质的瓷土、配釉原料、技艺高超的工匠，同时宫延积累历代最好的工艺品和外国朝贡的艺术珍品可供参考。有皇帝最欣赏的艺术家来参与创作，包括器形设计和装饰绘画。不惜工本，瓷器作得豪华、典雅、新奇、甚至精美绝伦，代表了一个时代瓷艺的最高水平而备受人们的称赞。这些绝世的优秀之作也为民窑模仿。但是，官窑的发展方向是向宫延艺术的方向发展，代价很高，做不到民窑那样精打细算，物尽其用，而且高高在上的气势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精美富贵的品质庶民百姓不好使用，不可能在社会普及，其工艺很难推广。民窑则贴近庶民生活，质朴亲切，这些因素使民窑工匠受约束少，创作思路比较活跃，优良的工艺技巧能代代相传，民窑和官窑一样能体现民族工艺的精神。
民窑瓷器的发展过程中，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浓郁的地方风情。民窑的地理分布宽广，长江以南、黄河流域的北方、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可以分出不同的窑系，产品有浓郁的地方特点。这些来源于民间的工匠就在当地生活学艺，一般不大四处流动，因此对当地制瓷原料的本质特点民众用瓷的情趣很了解，掌握的是当地的工艺传统。他们最知道作出怎样的瓷器才能有人买，符合市场销路。
各地区的原料品质、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信仰都不相同。这些因素造成各地瓷窑体系形成浓郁的地方风情，例如唐代浙江的越窑青瓷，河北的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窑的唐三彩釉陶和白瓷、黑瓷、湖南长沙窑的釉下褐绿彩，安徽淮南地区的寿州窑，四川的邛窑等。宋人的磁州窑、龙泉窑、耀州窑、临汝窑、景德镇窑、德化窑、建窑、定窑、钧窑等窑区域性的特点特别明显。
第二，粗料细作。就原料的开采情况来看，有的窑场能开采到精细优质的原料，如景德镇的湖田窑，福建的德化窑等。大多数民窑就地取材，开采的原料不会很精细。但工匠通过顽强的劳动，粗料细作，生产出美观实用的作品，不但好用，而且能美化生活。宋金元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磁州窑，用当地的大青土（即北方坩子的一种）作原料，它能学习定窑生产出一些细白瓷，但大多数是粗瓷，有白瓷、黑瓷、酱釉瓷和低温釉陶，广泛施化妆土，以划花、刻花、剔花、釉上彩绘、釉下彩绘、绿斑、褐斑、黑釉酱斑、白釉划花、黑釉划花、酱油彩划花、珍珠地划花、绿釉釉下黑彩、雕塑等技法，创造了许多纯朴、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有用精细如绣花针一样的工具线刻花纹；有在白釉层剔掉；有的一直剔到露出粗糙的胎面，使带釉的花纹部分和胎体色调形成强烈的反差；有的剔到露出洁白化壮土层，使主题花纹格外醒目，真是"以物写心，不为物障"。
第三，激情满怀的书画艺术。民窑工匠可以自由地在瓷器上绘画写字，最突出的是磁州窑，用黑彩在白瓷胎体上画画写字。这些书画艺术和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的作品相比有文野之分，精粗之分，但有它的特色。由于工匠们平静单纯，生活根底扎实，视野比较宽阔，在瓷器上画的画，定的字都纯朴、浑厚，没有无病呻吟的病态。以绘画为例，题材广泛，有作边饰或辅助花纹的回纹、几何线条、波浪纹、卷枝蔓草等。作主题花纹的主要有牡丹、月季、菊花和闲花野草、游龙飞凰、禽鸟野兽、山林中的小雀、花塘溪流中的鸭鹅和游鱼等。绘画从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小景，到气势恢宏的高山瀑布，从农家茅舍到市井小民，从神仙故事到严肃的历史题材，这些紧贴人民生活的通俗的艺术领域是民窑的优势。
1970年河南省镇平县出土一件白瓷黑花梅瓶高49厘米，小口细颈，丰肩长腹，中腹饱满，下腹瘦长；胎施洁白化妆土，肩和上腹以黑彩绘锦土纹，衬以白色卷枝花；中下腹以黑彩绘茁壮的牡丹和多姿的莲瓣，上罩白釉，花纹壮实生动，与胎釉对比鲜明。挺拔高挑的造型结构，对比鲜明的花纹使人产生许多联想；说起梅瓶人们可以想象，在黄土高原，黄澄澄的大路从脚下延伸至遥远，广袤的大地点缀着村镇茅舍、酒肆小店。勤劳的人民祥和善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产劳动，丰收之后他们也会置身酒店，村姑为他们抱出一瓶美酒，瓶就是磁州窑的梅瓶，抱瓶的姑娘健壮的体魄，红润的面孔，高高的胸脯，明亮的眼眸闪灼出青春的光彩。酒美、人美、瓶也美，让人陶醉，诗人情不自禁的写诗称赞："欲把梅瓶比西子，横竖刚柔总相宜"。
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虎形枕，是山西地区金代磁州窑产品。枕塑成一个老虎形状，虎眼圆睁，竖耳，卷尾伏卧，满身用黑彩绘虎皮纹。在白色枕面上作画，开阔水面飘浮一物，上立一长尾鸟，天空双雁高飞，枕底墨书"大定二年（1162年）六月二十日"铭。磁州窑在元代还在继续发展，生产大量优秀之作。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横宽40.5厘米的长方形枕，主题花纹是《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图，唐僧师徒四人在山道中艰难行进。枕面四角绘折枝菊花，前壁绘黑竹，后壁绘猛虎，两端绘牡丹图案，枕底楷书"古相张家造"铭记。唐僧取经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僧人幺奘为了弄清佛经教义决心到天竺取经，历尽艰苦，费时七年，来往走了几万里路，取回六百多部梵文（印度古文字）佛经回长安。
回国以后，奉旨主持佛经翻译，口述西行见闻，由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后来慧立、彦宗又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内容为西域及佛教发源地见闻，一是佛教徒的传记都充满神异的色彩，二是唐宋以来民间有许多故事，神话广为流传，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明朝吴承恩汇集这些传说写成《西游记》影响极为深远。这件瓷枕对研究这部文学名著的成书过程有重要价值。明朝中后期景德镇生产大量的青花瓷器，不但内容极为广泛，而且画得诗意盎然。很多画面抽象、夸张、大写意，往往是工匠激情满怀一挥而就，真的达到绘画艺术追求的"无迹可寻，然后入神"的境界。
千百年来，不管是官窑还是私窑都在中国的陶瓷发展史绘上了浓重的一笔，体现了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表现出中国古代人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作为一种陶瓷文化，伴随着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交流而传播，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深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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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窑火不熄，官窑的辉煌
明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梅瓶
素有“瓷都”之称的景德镇，千年窑火不熄，以生产“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瓷器而享誉海内外，元明清皇家在此设置官窑的时间就长达600年之久。景德镇的官窑瓷器，成为灿烂的中国陶瓷文化中最辉煌的一页。
景德镇从汉代就开始烧制瓷器。北宋年间烧制出了青白瓷后，开始为皇家制造御用瓷器。从元代起，朝廷正式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烧制成功了著名的青花瓷器。明清是景德镇官窑的鼎盛时期，朱元璋登上皇位的第二年，就在景德镇开设了御窑厂，并专门派太监到景德镇督造瓷器，相继创造了绚烂的釉上彩绘和彩釉瓷，还有清新优雅的永乐宣德青花，釉下釉上互相辉映的成化斗彩，以及黄绿紫相间成趣的素三彩等。清代景德镇又烧制出了闻名遐迩的五彩、粉彩、黄彩、珐琅彩和各种名贵色釉。
要想烧造出精美的瓷器，熟练的工匠、优质的瓷土和釉料都是不可缺少的。官窑以皇家的名义，独占了这些资源。明代把具有生产技能的瓷工编入“匠籍”，要求他们4年一轮地到官窑上班。另外一些数量较少的绘画艺人和烧“龙缸”的大匠，也被官窑雇用。明代景德镇的优质瓷土也被官窑独占，称为“官土”，民窑无权使用，只能采用较次的。当官土日益减少时，官窑还想再占其他地方的瓷土，曾经引发过官民之间的严重争执。明代生产的主流瓷器是青花，但最好的青料也被官窑独占，由外国进口的回青，只准在烧造御器时使用，民窑只能通过各种非法途经获得一点高级青料。民窑生产瓷器的品种、式样甚至颜色，也处处受到官方的限制。《明英宗实录》记载，“禁江西瓷器窑厂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
官窑生产的瓷器，只供宫庭使用，除了由帝王赏赐之外，即使是最高贵的王亲国戚，也不能从御窑厂得到瓷器。《明实录》记载，宣德二年：“内官张善伏诛。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同列。事闻，上命斩于市，枭首以殉。”宦官张善就因为将官窑御用器“分馈同列”而掉了脑袋。
官窑的辉煌，还与当时皇家对高雅精致瓷器的热衷和喜好分不开。明宪宗成化帝朱见深就是一位既具有深厚艺术修养，又善于绘画的帝王，尤其对景德镇御厂的生产相当热心和执著，特别是对小巧精致的工艺品情有独钟。他的审美情趣和个人喜好直接影响到御窑厂的生产，于是，成化官窑烧造出了瓷质精美、彩饰优雅、小巧别致的斗彩瓷器，成为明代官窑之冠。清雍正皇帝也是一个超级“瓷器发烧友”，皇宫密档中有多份他的御批，对瓷器的样式、纹饬、色彩多次提出具体的要求。一些督窑官也以不耻下问的态度，潜心瓷器制作，着意创新，督造出了精美绝伦的瓷中精品。
官窑烧制皇家瓷器不惜成本。它烧制100件相同的瓷器，只有4件是贡品，所剩下的贡余品、试验品、废品甚至超过皇帝需求的合格品等全部打碎并就地掩埋，保证了皇家御用瓷器的完美无暇。
景德镇：千年不熄的窑火
景德镇陶瓷收藏家孔发龙，数十年收藏了各个时期的陶瓷珍品近万件，创办了一家民间陶瓷博物馆，再现了瓷都千年历史。
大约在一千多年前
，中国有一个小镇叫昌南。昌南出产的瓷器，远销国外，渐渐地，昌南就念成了英文的“CHINA”。昌南，就是后来的江西省景德镇市。
瓷都感受瓷文化
18日，当我们的雪佛兰新景程车队进入景德镇后，这个城市立即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瓷都的风采：在这里，满目所见，都是瓷器，就连路灯杆都是用青花瓷做成花瓶形状。
当晚，我们去一个私人瓷器收藏博物馆参观，3层的小楼，摆放着无数的瓷器工艺品，恬静的白瓷、复古的青花、明艳的粉彩……虽然不懂瓷器，但仅看这些精美工艺品的外观，我已被深深陶醉。博物馆的主人是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告诉我们，景德镇瓷器有4大特点：声如磬，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而对于艺术瓷器来说，还要看它的色泽和工艺。在这里，我被一块色彩艳丽、制作精细的屏风所吸引，这样一块屏风，价格为98000元。主人告诉我，一件瓷器在制作过程中，处处充满着不确定因素，淘土成泥的时间掌握不好，就会影响胎质，火候掌握不好，则影响釉色。而这块屏风，是制作者花了1年多的时间才完成的。
景德镇烧制陶瓷的历史，至今已有1700多年。有史料证明，大约在南宋，景德镇就有了专门烧制陶瓷的手工业作坊，到明代中期，景德镇已成为中国手工业制瓷中心。千百年来，景德镇的窑火代代相传，从来没有熄灭过。如今，这里还有一些专门制作仿古工艺品的窑厂。一个私营主告诉我，他厂子里生产的仿古陶瓷，销往全国各地。
据了解，在古代，一件瓷器烧制完成，要经过72道工序，但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改变。过去，用人工淘土成泥，现在用机械；过去，是人工凭经验掌握釉的厚薄，现在上釉已经自动化；过去，看窑火的人叫火头，火候到不到，全凭火头的一双眼睛，现在，不用人眼用电脑，火候掌握的一样精准。
在景德镇，蓬莱博展召开了一场旅游产品交流会，近百名当地业户前来参加。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在蓬莱看到景德镇的陶瓷世界……
难识庐山真面目
庐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名人志士慕名前来，并留下脍炙人口的篇章。苏东坡写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庐山云雾，李白写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秀峰马尾瀑，还有毛主席写的“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仙人洞……这些景点，拿出任何一个，都足以让人仔细品味琢磨，但我却只能用大半天的时间匆匆而过。庐山，于我来说，真的是不识其真面目了。
开车上山，一层层盘绕而上，我看到了那漫山的云雾缭绕，与险峻的山峰在一起，给人一种刚柔并济的感觉。去黄龙潭，导游小姐说，这段路石阶比较多，你们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导游说的没错，一个来回走下来，我的衣服几乎被汗水湿透，双腿如灌铅般沉重，体力严重透支。可是导游说，庐山还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叫三叠泉，路遥景美，那是当初李白都没有到达的地方，现在需要4个小时的路程到达那里。闻言，我们全体放弃……
接下来参观的花径相传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咏诗《大林寺桃花》的地方。白居易被贬任江洲（九江）司马时，曾登庐山游览。时值暮春，山下桃花已落而此处却桃花盛开，白居易有感吟诗一首：“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花径，一首诗，造就一个景点。
陶瓷文化：“千年七鲤古窑重燃窑火 虔城陶瓷复兴还看今朝”
千年七鲤古窑重燃窑火虔城陶瓷复兴还看今朝——虔东集团七鲤古窑陶瓷项目顺利投产
“开窑喽”，随着区委书记曾少华，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刘建英缓缓打开窑炉，6月26日，赣州虔东稀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批陶瓷产品顺利出窑，赣州七鲤古窑的窑火在断烧1300余年后的今天终于得以重燃，同时这也是我区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扎实开展“产业发展提升年”活动又一丰硕成果。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温江涛，副区长连天浪，区工信局局长刘汉林等领导出席了开窑仪式。
区委书记曾少华，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刘建英为项目开窑
拿起刚刚出炉的瓷瓶，曾少华感慨万千，他说，七鲤古窑历史悠久，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此次复烧不仅发掘出七鲤古窑的文化底蕴，更是将这一历史遗产进行很好地延续传承，虔东集团应当肩负起恢复七鲤古窑陶瓷生产的重任，将七鲤古陶瓷特色融入现代元素，借以弘扬赣南特色传统文化，将陶瓷产业发展壮大，打造成赣州特有的陶瓷响亮品牌。
区领导兴致勃勃地参观陶瓷新品
据悉，七鲤古窑陶瓷项目是赣州虔东稀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建，计划总投资373.6万元人民币，产品定位于中高档艺术陶瓷和日用瓷，主要为礼品瓷、旅游纪念品、茶具、古窑仿品等，将七鲤古陶瓷艺术与赣州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相融合，同时结合现代审美观念，创造出新形式的七鲤古窑陶瓷。七鲤古窑，遗址座落在赣州市章贡区水东镇七里、沿垇两村境内，323国道南侧，贡水北岸，因窑址集中于七鲤镇（又称七里镇）而得名。始烧于唐代，宋代最为兴盛，是宋代江南四大窑场之一，宋代外销瓷产地之一，元代开始衰落。现遗址总面积达2平方公里。出土瓷器主要为民间日用品，有青釉、影青釉、白釉、褐黑釉瓷，器形多碗盏、杯、碟、壶、钵、罐、枕、瓶等，并有狮、蟾蜍等形象精美的高档瓷，器表有刻花、划花和模印的连、菊、鸟、云、山、水、乳丁刻等纹饰。七里镇民间广泛流传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勤劳、智慧的七鲤镇窑工们在一次烧窑中，偶然烧出一件精美的龙床。不料这个消息被皇上知道了，贪婪和残暴的皇帝便派了一位将军到七鲤镇，强迫窑工烧制所谓龙床，如果烧不出来，就要满门抄斩，诛连九族。窑工们为了逃出虎口，便纷纷闭火毁窑潜逃他乡。许多能工巧匠跑到了当时封建政府支持的御窑所在地昌南镇（后改名为景德镇），故七鲤镇民间流传着：“先有七鲤镇，后有景德镇”的说法。七鲤窑的青白釉瓷器可与同时代景德镇的同类产品相媲美，各类瓷器曾出口到欧洲、日本、韩国等地。七鲤窑的装烧工艺在唐末五代时采用垫柱支钉叠烧，宋代以后，则采用垫饼匣钵装烧，窑型以龙窑为主。1986年曾在张家岭清理出两座并列的宋代龙窑，各长30多米。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赣州窑的保护工作，1957年，江西省人民委员会第一批将其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使现存的十二座千年古窑遗址得到保护。
沉睡海底千年的越窑青瓷
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出浮雕碗水莲叶 由中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形成很早，最早的记载是法显在公元414年乘商船经过印尼的爪哇到印度取经。到七、八世纪，佛教徒经印尼航向印度朝圣取经更加频繁，当时的爪哇及苏门答腊也成为佛教徒中途休整的活动中心。义净法师在671年12月从中国到达苏门答腊南部的室利佛逝，并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此攻读梵文，室利佛逝的统治者派船送他到印度收集、译读佛经，前后15年光景。686年，义净返回室利佛逝，并在那儿住了五六年才回国。当时室利佛逝王国的首都叫旧港，位于穆希河边，是当地政治和商业贸易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佛教精神据点和研究中心。“室利佛逝”在梵文中是光荣胜利的意思。室利佛逝王朝在7世纪崛起。到了14世纪逐渐衰微。随后迎来了满者伯夷王朝，开始伊斯兰化，除了保持印度教信仰的巴厘岛以外，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被纳入伊斯兰教的范围之内。
海上丝绸之路
唐代贞元年间，中国对外交通中最重要的一条航线从广州出发，沿着中南半岛东海岸南航，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南端，再沿着印度西海岸航行，到达波斯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溯底格里斯河，到达大食帝国首都巴格达。如果从乌剌国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尔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
唐初，佛教故乡印度对中国信徒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僧人搭乘商船西行朝圣者众多。商船一般从广州、交州直航南海，经过室利佛逝、柯陵、末罗瑜等国，再进入印度洋，直抵印度。而来自阿拉伯及波斯湾诸国的商船也是这样，由印度洋经过印尼的室利佛逝驶往广州进行商贸活动。因此，海上丝路几乎是以室利佛逝，即今苏门答腊的巨港为交接站，这里成了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因而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在他所撰《岭外代答》里说：“三佛齐国(室利佛逝)在南海之中，储蓄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爪哇)诸国，西自大食(阿拉伯)，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
唐宋元以来，陶瓷是中国大宗出口产品，当时邢窑、定窑、长沙及越窑等产品都非常出名，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
南宋中后期，泉州对外发展的势头赶上并逐渐超过了广州。元朝末年，泉州发生十年外族叛乱，百业凋疲，海上贸易停顿，泉舶从此不再出海，中介商、波斯人、阿拉伯人也不再来，泉州港就此没落，代之而兴的是漳州的月港。
月港即今福建省龙海县的海澄，居民一向依海为生，以舟为田，从事南海贸易。虽然明太祖实施海禁，但由于月港地处边隅，朝廷鞭长莫及，在成化、弘治之际，海外贸易已相当繁荣。中国商船继续涌向爪哇西部的下港进行贸易，龙牙门(今凌牙群岛)更成为中国和南海之南、苏门答腊岛东部、爪哇诸岛屿之间海上航路的枢纽。
《东西洋考》记载，商船从月港出洋，南航经广东南澳岛、交趾洋、新州港、赤九山、昆仑山、东西竺再取长腰屿(今廖内民丹岛)，经龙雅大山(凌牙岛)、彭加山抵詹卑及旧港(即室利佛逝)，然后借季候风穿越马六甲海峡驶往印度及中东诸国。
其实，自中国与中东诸国通过海运进行贸易以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不论从扬州、广州、泉州还是月港，基本上是配合了季候风的方向，遵循这条航线经印尼往中东而去。
唐代黑石号沉船中的越窑青瓷
1998年，在印尼苏门答腊南端的彭加山岛附近名为勿里洞岛周围的海域，有一群印尼渔夫潜水采集海参，无意中踩到一堆瓷碗。从此在这片原本平淡宁静的海床上掀起一股探海热潮。
印尼政府当时委托德国一家探海公司进行勘查与发掘，找到一条深陷海泥、保留得很好的沉船，从船上起获一批湖南长沙窑瓷器、邢窑白瓷、白釉绿彩瓷及数百件越窑青瓷。其中长沙窑褐釉碗上最早的署款是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正是唐敬宗李湛在位时期的丙午年间烧造。根据考古研究，这是一条来自阿拉伯的商船，其龙骨长15.3米，船身约20～22米长，而船身的木板结构全用椰壳纤维缝合，其工艺技术是典型的中东方式。
从沉船的地点看，这只商船可能是由广州出航，经海南岛、越南、勿里洞兜了一圈抵达苏门答腊的旧港即当时室利佛逝的国都，再北上马六甲海峡，往印度及中东而去，却不幸在勿里洞海湾触礁沉没。
沉船上的中国瓷器，当时是要运送至中东伊斯兰诸国。为了迎合中东国家广大伊斯兰教徒的需要，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上的纹饰带着伊斯兰教的风格，有些书有阿拉伯经文，有些绘有中东风格的人物图像、植物及抽象几何图形。但也有许多纹饰与佛教典故息息相关。特别是越窑青瓷的瓷碗、水注、酒壶、熏炉等器物，更是带有浓浓的佛教色彩，说明这艘船中途也在印尼的室利佛逝及中爪哇一带进行贸易，为当时佛教盛行的旧港提供了不少与佛教有关的商品。
越窑青瓷的佛教色彩
在印尼出水的这一批越窑青瓷，有很多是类似陕西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这些瓷器都是手工精细，烧造良好的越瓷，不但釉色温润，更显现出那种“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碧玉光泽。
船上有许多雕花镂空的熏炉，造型精美。这些熏炉是禅宗佛教僧侣在诵经念佛时使用的一种供具，应是流行大乘佛教的室利佛逝子民们争相拥有的器物。
一件修长的椭圆形双鱼罐，上雕一对鲤鱼，也蕴涵佛教色彩。其他的盘、碗、碟、盖、盒等都仔细刻绘带佛教象征意义的荷花。即使在几个少见的四系壶的壶身，也雕刻了精细的荷花纹饰。
唐代饮茶风气盛行，这个船上也找到不少注壶，这些注壶及许多深底碗都是茶具。在唐时，茶叶并不经过烘焙发酵的过程，而是碾成茶粉，与热水搅和入碗而饮。
有两件特大号的海棠碗(高10.5厘米，一件直径33.0厘米，另一件直径22.3厘米)及唾壶(高20.9厘米，直径30.7厘米)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是为迎合室利佛逝的印尼人喜欢用大型器具进食而制。
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的越窑青瓷
2004年2月，一支比利时海底勘测团队在印尼爪哇井里汶岛海域，发现了一条五代时期的沉船，沉船深埋海底，离水面有52～57米之深，使得挖掘工作困难重重。大批潜水员经过22000次潜水作业，直到2005年10月才把沉睡在水底1000多年的中国陶瓷、金银器、玻璃器及宝石等带上水面。我有幸受邀前往参与鉴定工作。
这条沉船的龙骨长24米，船身长30米，宽12米。从船的遗骸造型，可以看出这是一条8世纪在印尼海域间穿行的贸易船，船身配有两个狭长的帆，是在印尼岛屿之间游弋的接驳船。它从大型海船上运送货品，进行物物交换的生意。沉船里除了有几百件定窑白瓷，还起获了超过10万件越窑青瓷器，其中有9万多件碗碟、200多件执壶及不少形制多样的器皿，如水盂、套盒、熏炉等。
我们在这大量的越窑青瓷器物里发现了一个周身凸雕莲瓣的大碗，底足上刻了“戊辰徐记造”的字样。这戊辰年就是公元968年，正处于五代末期吴越国钱氏王朝时期。钱氏王朝烧造瓷器以进奉宋皇室，以求吴越国能免被征讨而继续生存。
井里汶沉船中越窑青瓷的纹饰
井里汶沉船中的越窑青瓷，不管是碗盘、盖盒、水盂、执壶、四系罐或盏托，纹饰变化多端，都洋溢着浓郁的佛教风格。
纹饰中浮雕莲瓣纹占了不少，而且刻工玲珑，曲凸有致。其他如以细线描刻双雁、双蝉、双鹦鹉、龙纹及荷花的纹饰也为数不少，都是寺院里常见的纹饰。有一个大盘，遍体布满莲叶的纹脉，正中站着一只乌龟，正是文献中所说“龟千岁，游于莲叶之上焉”，是祝人长寿的含义。其中有几件罕见的越窑器介绍如下：
鹿形盖盒。在打捞工作完后的最后一天，我们意外地捞起了一个很精致的鹿形盖盒，真是如获至宝。这件器物虽小(约8厘米长，5厘米高)，但做工细巧，盒子形状如一只伏卧的鹿。盒盖为鹿身造型，鹿弯首修舔毫毛，一支鹿角尚完好。而盒身则是鹿的下半身，鹿腿交叉相叠，明晰可辨。这样的鹿形盖盒在越窑瓷器中系首见。我认为这可能出自《鹿王本生》里九色鹿的传说，说是释迦牟尼前生是一只九色鹿，他救了一个落水将要淹死的人而反被此人出卖的故事。
摩羯塑件。是一个巨型摩羯鱼塑件，尾巴后翘，鱼头仰天，形象生动。长14厘米，高约34厘米，看似作油灯之用。鱼鳞及鳍纹凹凸嶙峋，鱼头结构从眼到腮都交代清楚，绝不含糊。摩羯鱼的形象源自印度教，后成为佛教中的经典动物，以摩羯大鱼来比喻菩萨，寓意以爱念缚住众生，不到圆寂成佛终不放舍。摩羯鱼也是水神，常在海里游逡，拯救将沉之船。
苏门答腊巨港(室利佛逝旧都所在地)的穆希河出水的摩羯灯(图片来源：《收藏》杂志)
我们在印尼国家博物馆(微博)看到同样的一个五代越窑摩羯灯，而远在荷兰利瓦登市的毕临色夫博物馆也展示有同样的摩羯灯。原来印尼曾经被荷兰统治了300年，直到20世纪中期才摆脱荷兰的统治，所以荷兰博物馆的许多藏品都来自印尼。
不久前，我们在苏门答腊巨港，也就是室利佛逝旧都所在地看见了几件在穆希河里出水的摩羯鱼油灯，证明当时作为佛教象征的摩羯鱼在此地颇受崇佛民众供奉。在中爪哇，世界奇迹之一的佛教圣地婆罗浮屠的七层楼的寺院，每层梯阶都雕有摩羯的石像，取其神圣之意。
八角大执壶。高20厘米，完整无损，长流弯柄。引人注目的是在壶身的8个折面上，精巧地雕刻有八仙人物，云气袅绕，蛮有趣味。八仙故事的产生起于唐宋而完成于元时，老百姓参拜八仙借以求仙赐福，避祸安身。与室利佛逝民众求佛保护的愿望相一致。
笔者曾受新加坡圣淘沙集团之邀，帮助鉴定黑石号沉船打捞的唐代长沙窑、越窑青瓷等。得知黑石号沉船是一只阿拉伯制造的船，即断定这是来自中东的商人到中国扬州等地购货的船只。因为许多瓷器的纹饰都是伊斯兰教的风格，甚至3件完整的青花瓷也绘上椰枣纹和菱形框子的伊斯兰教纹饰。
当时我最感奇怪的是，许多长沙窑瓷器以及几乎所有的越窑青瓷都绘有佛教纹饰及字样。后来才明白，在商言商，阿拉伯人认定这艘商船会顺着风势航行到印尼的室利佛逝，打算将这些绘有佛教纹饰的器物在那儿出售，换取香料及其他产品。
2004年在中爪哇井里汶出水的10世纪沉船，被鉴定是航行于印尼诸岛的接驳船。船上装载的大量越窑青瓷是为供应给室利佛逝及中爪哇的民众使用。后来我们在婆罗浮屠的佛塔石雕中也看到许多这样的印尼船的图像，船上坐有人，还捧着这些中国瓷器。可见越窑青瓷与室利佛逝等国的佛教渊源有多么深厚。而越窑青瓷直到如今还相继在室利佛逝的旧都穆希河里不断被发现，更反映了越窑1000多年来的历史辉煌。
千年古窑的圣火如何复燃？
胡小军作品朱乐耕作品
台湾当代柴烧陶艺展作品
华史
曾经辉煌千年的中国陶瓷，如何复兴？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多年来，许多热爱中国陶瓷艺术的人们多有探讨，也有实践。这些前行者的努力其实已为中国陶瓷这个千年古窑燃起了新焰。
融传统元素于都市环境
诞生于农耕文明的中国陶瓷，要在现代文明环境中得以复兴，必须探索各种将传统陶瓷文化的元素与现代都市环境相融合的途径。
不久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院长朱乐耕教授的陶艺个展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人们惊喜地看到，这位陶艺家已突破了陶瓷作为“器皿”的创作模式，而将陶瓷创作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环境艺术。本世纪以来，朱乐耕创作完成的大型环境陶瓷艺术作品有：世界上第一个以陶瓷材料装饰而成的音乐厅韩国首尔麦粒音乐厅；九江市民广场的大型陶艺装置壁画《莲趣》；上海浦东机场的大型陶艺装置壁画《惠风和畅》；天津瑞吉酒店大堂的陶艺装置壁画《流金岁月》；最近刚完成的，安装在韩国济州岛衣恋·肯辛顿济州酒店的《生命之绽放》(350平方米)、《天水之境象》(120平方米)等大型环境陶艺装置作品。
且以济州岛这件作品为例，来看朱乐耕如何融传统元素于现代都市环境的。这家五星级酒店大堂跨越两层的巨大墙面，被朱乐耕用数以万计的各种造型陶瓷“元素”覆盖。远远望去，仿佛是古窑址历代陶瓷碎片的堆积层，让人们自然联想到中国陶瓷的悠久和辉煌的历史。对传统陶瓷艺术形式和各种技法的深刻了解和熟练掌控，使得朱乐耕创作的陶瓷自然流露出一种“古意”。同时，他对现代抽象艺术的了解，又令其创作思路空前自由。他以西方现代抽象绘画的构成法，来布局他心中无穷“古元素”，将数以万计的各式瓷片、瓷条、瓷卷等进行组合，回旋起伏，形成浩大而空灵的气韵。
在这个巨大的瓷片“堆积层”下方，是他用陶瓷制作的耕牛群和马群（见图），令人生田园牧歌之思；上方又是另一面夺人眼目的红地白云“瓷墙”。他像是多多益善的统帅，调兵遣将，设局布阵。他又像是导演，在营造一个梦境。这个陶瓷空间给观众带来多元的感受可能，体会着人与自然、历史、生命、梦想、升华的关系。
进入环境艺术领域，将使陶瓷艺术在作为陶瓷之国的中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可能，因为面对当今世界，这个古老的国家需要符合自己身份的标志。
像笔墨一样被普及使用
随着陶瓷烧制技术的提高和普及，各种为陶艺创作的服务日益完备，制作陶艺作品的技术壁垒将很快被打破。创作陶艺，将会像国画、书法一样在大众普及。家庭拥有瓷窑，中小学开设陶艺兴趣课，在西方一些国家早已不是稀罕事。旅美陶艺家周光真近年来致力于回国推动陶艺普及。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随轩艺术中心从2012年起，每年举办“上海市少年儿童陶瓷艺术展”。
除了陶瓷学院以及各大瓷都，大城市如北京、杭州、上海的艺术学院均已纷纷开设陶瓷专业。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柴窑艺术中心不久前落成。这些将有助于更多的艺术家投身于陶瓷艺术创作。有别于过去画家蜻蜓点水式的玩票，上海的著名国画家陈家泠10年前就设立了自己的陶瓷工作室“泠窑”，坚持至今，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上海最早汇集名画家们尝试陶瓷创作的“申窑”，据悉即将扩大规模。
学院派陶艺家正在崛起。如白明、白磊、刘正、胡小军等，正吸引了新一代陶瓷收藏爱好者的关注。从小习画的浙江大学教授胡小军，很早就投身陶瓷艺术创作，他从练泥、拉坯、修坯、配釉、绘画、喷釉到烧窑都亲历亲为。这种全能型的陶艺家，能更好地通过陶瓷这个媒介表达自己内心的艺术灵感。让陶艺成为真正的陶艺，而不是画在陶瓷上的画（见图）。
在当今世界艺术大环境下，只有形成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让陶瓷像纸、笔、颜料一样普及运用于艺术创作，以致更多有才华的艺术家投身到陶瓷创作中来，非但中国艺术家，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亦共同参与，中国陶瓷才可能迸发出无愧于祖先的新辉煌。
推动雅文化进入现代生活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在田子坊的教学实验基地举办了“台湾当代柴烧陶艺展”。参展的所有台湾陶艺家的作品都是实用的“小器皿”—茶壶、茶杯、茶叶罐等。但其各具韵味的艺术气息，又让这些实用小器皿变得耐人寻味、引人入胜（见图）。
将中国古代的雅文化通过陶瓷与现代人们的生活结合，是台湾陶艺家多年来孜孜以求所取得的初步成功。已故台湾陶瓷学者、陶艺家、香学研究者刘良佑，在精研宋代汝官窑的基础上，探索出新汝窑的烧制法，设计制作了兼具宋代和现代意韵的茶具和香具作品。这些作品既有艺术的传承，又有艺术的开拓，还具有生活的实用功能。
向往美好的生活是人性之必然。雅文化生活方式，是古代中国文明对人类美好生活方式的伟大贡献。在经历了巨大的文化断层之后，面对当今浮躁、快节奏的世界，雅致生活的理念再度引起人生的反思和向往。陶瓷作为古代中国雅文化的重要载体，若能顺应艺术生活化这一世界潮流，化身千般风雅，让世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心灵的慰藉，感受到人生的雅意和美好，千年古陶瓷的圣火便真正复燃了。
跨越千年叙述中国瓷器文明
瓷器与茶叶、丝绸并列为古代中国三大外销商品，它们都具备全球性的影响力。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央视九套)从2013年起陆续推出了《丝路》和《茶》。近日，纪录频道制作的六集纪录片《瓷路》在京举办看片会。加上刚出炉的《瓷路》，上述三部纪录片可以说填补了中外文明交流系列纪录片的空白。
《瓷路》全片共分为6集，每集50分钟，叙述时间跨越千年，从唐宋至明清，叙述空间遍及世界各地，将充分展示中国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在历史上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深刻影响。《瓷路》将是一部讲述中国陶瓷文化在全世界传播之旅的纪录片。在这条神奇的瓷器之路上，充满了探险、财富、人性、生死、战争和沉船的精彩故事。在创作风格上，《瓷路》既有历史纪录片的考证拍摄，也有现实题材的纪实抓拍；既有设悬念、讲故事的手法，也有观点与主题的论述。
《瓷路》执行总导演董浩珉透露，《瓷路》的摄制工作历时两年半，摄制组辗转欧亚两大洲，寻找流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瓷器，探寻背后的文化信息，并在各国国家档案馆、博物馆、古窑场与私人收藏室拍摄了大量珍贵素材。
“为了尽可能给观众交待出瓷器之路这条连接中外文明之路的精彩所在，我们的摄制组在过去两年里，走了国内18个省，近30个县市，以及世界上10个国家进行拍摄。这可能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投入最多，以瓷器为主题的拍摄行动。”比如由编导陈子隽带队的摄制组一行5人，对上虞曹娥街道严村凤凰山麓商代龙窑遗址、上浦镇四峰山小仙坛遗址、上虞博物馆、曹娥江沿岸等众多具有青瓷特色的地方，以及与青瓷有密切关系的故事人物进行细致拍摄，通过镜头记录世界青瓷发源地——上虞的厚重历史以及上虞青瓷在中国陶瓷文化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大贡献。南宋官窑作为南宋时期设置在京城临安的御用窑场，所制产品特供皇室，专烧专用，代表着中国历史上青瓷烧造的巅峰水平，摄制组也专程到杭州进行拍摄。在拍摄出土修复器物时，摄制人员对瓷器表面展现出的温润含蓄的玉质感赞叹不已，同时也对薄胎厚釉、紫口铁足的现象啧啧称奇。
在看片会现场，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中国古陶瓷界泰斗92岁高龄的耿宝昌老先生认为以往一些节目局限在谈陶瓷工艺、陶瓷鉴定，而该片是把陶瓷作为一个反映历史时代的镜子，“我认为《瓷路》是一部讲述中国瓷器的非常好的片子，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纪录片《瓷路》将于1月31日(大年初一)起，在央视九套晚8时首播。（作者：黄小河）
陶瓷文化：欲解千年柴窑谜
在中国，有一种瓷器是“诸窑之冠”，却始终不能确定它的窑址。
有一种瓷器身世迷离，但文献中只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记录。
这便是柴窑，一个困扰中国陶瓷史的千古之谜。
从三十年前见到第一件瓷瓶开始，河南收藏家邰振春踏遍全国各地，四处搜寻柴瓷踪迹，三十年来，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让柴瓷的身世大白于天下，同时揭开柴窑尘封千年的神秘面纱。
迷上柴瓷
邰振春称，收藏柴瓷，纯属偶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邰振春在郑州街头闲逛，见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蹲在街边，破纸箱内放了几个瓷瓶。“第一次见到这些东西时眼前就是一亮，首先它不是现代的东西，新东西没有那种历史沧桑感。直觉告诉我，它不是五大窑口中任何一个窑口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它是好东西。”
邰振春回忆当时的情形，他告诉笔者：“老头称不识字，是在盖房挖地基时从地下挖出来的，一共几十件，都在一起。”当邰问有没有其它东西时，老头称，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其它的。“买这批东西共花了两万块钱，而当时市场上一件宋代的钧瓷不过几百块钱。”邰说，“那时只顾看东西，没考虑价格，老头看我喜欢这东西，漫天要价。”邰振春说，在今天看来，是值了，但在当时，有人称他是“疯子”，“有钱没地儿花”。
瓷器买回来后，兴奋得晚上睡不着，拿在手中看了又看，如此激动了好几个月。从那时起，邰振春便开始四处查数据，到全国各地搜寻类似的瓷器，然而遗憾的是，不管到西安、南京、香港还是在北京，三十年来，邰振春未在其它地方发现过一件类似瓷器。
在经过三十年的深入研究之后，邰振春认定自己手中的这批瓷器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柴瓷。
为了研究柴瓷，同时给自己手中的瓷瓶验明正身，邰振春卖掉了南阳的房子，定居郑州。“说是定居郑州，其实我在四处流浪，今年我都六十一了，到我这个年龄还背井离乡，只有一个目的，为柴窑正身，为柴瓷正名，而后将这批东西捐给国家，这是我唯一的心愿。”邰振春说，“之所以来郑州，因为柴窑就在郑州。”
深入研究欲解谜
《事物绀珠》曾这样盛赞柴窑：“诸窑之冠，五大官窑之首。”世称柴、汝、官、哥、定。由于连年战乱，柴窑器物传世稀少，世有“片柴值千金”之说，加之世人对柴瓷不认识，认可度不高，到宋代便演变成了汝、官、哥、定、钧。柴瓷在人们心中慢慢淡化，便造成柴窑瓷器沉冤千年，与世人隔绝。邰振春说：“要研究柴瓷就必须与历史相结合”。
“柴荣年轻时是大瓷商，以经营瓷器、茶叶为生，柴家的财势可上追到唐初，因为柴荣家族势力庞大，加之瓷器作为当时民间主要生活器物，柴家有瓷窑是肯定的。”邰振春称，种种迹象表明，柴窑址就在河南新密市牛店镇的柴窑村。
从邰振春的研究来看，柴窑品种繁多，纹饰特别丰富。礼器是柴窑的重器，有马、牛、骆驼、鼎、香熏、净瓶、长颈玄纹瓶、出戟尊、凤首瓶、花瓣口瓶、蒜头口瓶、盘、壶、酒具等。纹饰主要是仿商代青铜器式。有饕餮纹、人面纹、动物、连珠纹、龙纹、堆塑、划花、贴花、刻花等纹饰。此外，柴瓷的堆贴花工艺在五代也有了新的发展，改变了六朝时期粗糙的堆砌现象。
三十年来，邰振春总结柴瓷的种种特征，提起柴瓷，他总是滔滔不绝。
在制造工艺上，柴窑借鉴前朝方法，采用胚模合成法，它使器物比前朝的手拉胚要薄三分之二。“唐三彩在制胚时使用的是陶范压胚法，柴瓷借鉴了这一工艺，采用胚模合成法，这一方法的使用让器物造型规整、大方、精致、美观。所以柴窑瓷器的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对接线。”邰振春称，这便有了世人形容柴窑瓷器“薄如纸”的原因。柴瓷在原料加工十分讲究，瓷土经过很好的粉碎和淘洗，胚泥在成形前经过揉练，所以瓷胎细腻，胎体白而坚硬，轻重适度，胎壁较薄。
在施釉方面，柴瓷实行的是刷釉法而非蘸釉，所谓刷釉就是器物成型后，将釉刷上去，而非将器物放入调好的釉中，然后取去。正因为此，柴瓷釉色薄、刻花清晰可见、立体感强。柴窑瓷器颜色丰富，在唐三彩配色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把各种色料在瓷器上使用，有天青、天蓝、豆绿、黑色、红色、祭兰等色。
在落款方面，柴瓷多落“易定”款。据邰振春考证，五代时期，周世宗柴荣把河北保定一带的易定节度使管辖下的部队，作为自己的嫡系部队，以“易定”为后周部队的番号，涵义有两层：一是容易平定天下之意；二是以周文王的周易为治国之道。柴荣皇帝为了纪念“易定”军，下令把“易定”字样刻到了柴窑的瓷器上，示意他博大的胸怀和帝王的霸气。这就是柴窑瓷器上“易定”款的由来。“因为当时瓷器刚从民间走向宫廷，所以并不注重『品牌』，官柴的落款除了『易定』外，还有一字、官字、御字等落款。”邰振春称。
经多年对柴窑的考察与研究，邰振春大胆提出：柴窑器身细纹刻片，口沿与足底有黑色垫痕，因为器足底部大部分是沙底，不施釉，用粗黄土作垫烧制，口沿、足底留下黄土窑变后的黑色垫痕。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邰振春引用的《夷门广牍》中记载，“柴窑出北地，天青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汝瓷是支钉烧，钉便成了汝瓷的一个特点，像汝瓷一样，足底呈黑色便是柴瓷的一个明显标志。”邰振春说。
经过近三十年的研究，邰振春还认为，青瓷加铜元素的历史是从柴窑开始，而非瓷器史所说的从宋代开始的历史。他告诉笔者：“柴荣皇帝是创烧瓷器的先驱者，他运用新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优势，釉里加铜红和本地所产的密玉硅酸盐玉石粉，在烧造的过程中，经过窑变，釉的流动变化，器烧成后，器物外面出现透明的玻璃釉，器物足底和下垂之处有玻璃珠。由于釉里面有多种矿物质，窑温很难控制，造成了铜红色流动大，施釉不均，与宋代钧窑相比，釉色的稳定性有差异，胎质有差异，柴青瓷是白胎，宋钧瓷是灰胎，这是两个朝代不同的区别。”
邰振春说，柴瓷器皿多礼器，并非自己凭空想象。五代后，由于连年战乱，金属多用于兵器或钱币铸造，官方不得不改金属器而用陶瓷，而皇家所用又不能与平民一般，为显尊贵便有了官窑，柴窑便是中国官窑的先河。柴荣命柴窑烧造仿商代青铜器式的各种器皿，保留传统礼器的造型，以瓷代铜，为宋代的繁荣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柴窑之所以存世以礼器为主，是因为礼器是国之重器，没有皇家御订，任何民窑不能烧造。五代以后，礼器开始用瓷器代替金属器，一为节约金属，二来向民间表明，皇帝对宗教的重视。“五代时，佛教盛行，柴荣本身就信佛、道，八仙就成形于五代，八仙中的张国老是河北隆尧后山上的一个道士，与柴荣关系甚好，经常给柴荣讲道。”邰振春说。
二○○九年年底，一件有着雨过天晴后天空般青色的千年古瓷器─“青百合花瓶”，在日本露面，这件被日本文物专家认定为已经失传数百年的中国柴窑，引起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有专家将其估价三亿元人民币。得到此消息邰振春颇感震惊：柴瓷千年的神秘面纱将必被揭开，他的数十件藏品与三十年的研究也该有个定论。他期待这一天，相信这一天为期不远。
景德镇：窑烧千年的秘密
要经过复杂的工序细致的工作马虎不得令人赞叹之精妙
华彩
中国的传统文化离不开陶瓷，那素胚勾勒的青花吸引着世人的目光，那釉色渲染的雪月也依然还在静静地流淌。曾经的中国，是那样地令人遐想，我总在想，是什么让我们的先人创造了如此的神奇，而又是什么，让他们生生不息地膜拜这种神奇。
其实，是执着地追寻让我们的先人创造了神奇，他们创造了绚烂的中华文明，创造了属于龙之子的壮志豪情。他们从简单的陶器生产摸索出制造瓷器，从原料的改变到温度的提升，从简单的实用器皿到豪华的装饰用品，祖先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索与追寻。手工制瓷有如下的工艺：从淘泥、摞泥、拉坯、印坯、修坯、捺水、画坯、上釉、烧窑、到最后的取瓷，每一道工序都是复杂的、精细的，不能有任何的疏忽。而古人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总会带上虔诚的心灵去耕耘，而正是这样的虔诚创造，瓷器才会更加地美轮美奂，流芳万世。
我们都知道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
曾经的辉煌令我们自豪与向往，当我们为着融入全球文化的目标不断前进的时候，我们是否还会想起那些传统的灵魂，那些被我们遗忘的、再也无法超越的精神……
记录下清代镇窑复烧活动的全过程，发上来，以供观赏。最后说一句，瓷器烧造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古窑里熊熊燃烧的火光，照耀过祖先们的汗水，也照耀着我们会遗忘的眼睛。
越窑青瓷：千年之后的唯美回归
多地争打越窑青瓷文化品牌的背后是文化软实力之争
越窑青瓷是宁绍平原上最明亮的一抹色彩。它曾经青翠了一千年，它曾经消失了九百年，如今它再度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近日，绍兴召开工艺美术大会发出呼声，欲重振越窑青瓷雄风；慈溪举办上林湖越窑青瓷文化节，以树立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
越瓷，在千年落寞之后，一夜之间回归巅峰。
绍甬之间的起源之争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瓷器在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亲瓷”。釉面青碧、晶莹润泽的越窑青瓷在一千多年间，上贡朝廷，下供庶民，越窑亦成为全国六大青瓷名窑之首。
世易时移，风光一时的越窑青瓷如今只在绍兴留下了300余处遗址，其中，上虞的小仙坛窑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古时，越窑青瓷的中心在皋埠、富盛、上浦等地一带。”上虞市博物馆副馆长杜伟说，绍兴、上虞一带是中国越瓷的发源地。
不过，坐落余姚的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馆长陈国桢却认为，越窑青瓷的精品多在余姚人手里。曾属余姚今归慈溪的上林湖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以及唐宋时越窑青瓷的生产中心，迄今已发现的古窑址有179处，范围分布在上林湖及其附近另外四个湖。
越窑含义在学界的争议引起了各地对于越瓷起源之争。有的学者认为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另外一些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
折中的看法是，越窑青瓷是宁绍平原一带因窑址烧制工艺、泥土原料、审美情趣等的一致性，而对其生产瓷器的统称。
“瓷之源”的归属另有一说
如果说，上虞、慈溪、余姚对于越窑青瓷起源的分歧只是兄弟几个“窝里吵”，还没等哥几个统一思想，那边德清已经抢先一步坐上了“浙江瓷之源”这把交椅。
德清先后于2008年和2009年召开了两届原始瓷与德清窑学术研讨会，发布了当地火烧山与亭子桥窑址的考古成果，认定了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长期以来，陶瓷界把浙江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的产品认定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成熟青瓷。有专家提出，根据亭子桥与鸿山越国大墓的发掘，这类质量上乘的产品可直接称为青瓷。”德清县博物馆副馆长朱建明说，“德清窑是浙江越窑、官窑、龙窑青瓷的源头窑，越窑的窑炉技术、烧制工艺、成型技术、装饰工艺等都能在德清窑找到雏形。”
而德清的“瓷之源”又与越窑青瓷有着密切联系。朱建明说：“德清历史上处于吴越边界，先属吴后属越，以德清窑为代表的地域文化与越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各地携手推进越瓷保护开发
好在不管谁是源头、谁算嫡系，大家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猛扇越窑青瓷文化保护与弘扬之风。
慈溪搭台的上林湖越窑遗址青瓷文化节既办研讨会，又办艺术展，希望通过节会宣传推进上林湖越窑遗址申遗工作。有专家建议借鉴景德镇经验，注重增加遗址的旅游价值和旅游文化，形成良好的产、学、研链条。根据慈溪市相关规划，上林湖越窑遗址青瓷文化生态展示区将被打造成为“十二五”期间慈溪乃至全省的文化生态产业大平台。
专家的话道出了地方政府的心声。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已在上海开了分馆，宁波鄞州区政府也已出资引进该馆。“希望越窑青瓷走出余姚向更多人展示。”陈国桢说。同样，德清的“瓷之源”登上了更大的平台——10月25日，德清的原始青瓷在故宫博物院亮相，吸引学界目光。在德清县“十二五”规划将打造“瓷之源文化遗址公园”，期望其与良渚文化村一样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使“瓷之源”得到更好的保护。
而绍兴则希望更多企业能重拾越窑青瓷昨日的辉煌。“现在绍兴从事越窑青瓷生产的厂家只有3家，上虞三雄陶瓷公司主打仿古青瓷酒瓶；上虞越瓷陶业有限公司主做纪念品和礼品；还有一家专做越窑青瓷。”杜伟说。
归根到底是文化软实力之争
从西施故里之夺，到书法之乡之辩，再到越窑青瓷之争，不难看出，环杭州湾城市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共同拥有的历史遗存陆续被挖掘，并发展成为城市文化品牌。
文化是城市之魂。浙江省社科院研究中心主任杨建华认为，各地城市争打越窑青瓷文化品牌，背后是文化软实力之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期待的是，在一系列政策利好的扶持下，文化产业将迎来黄金发展期，成为城市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新引擎。“越窑青瓷，作为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精神文化的融合，有必要予以挖掘整理。”杨建华表示，“曾经的文化无法割断、薪火相传，对今天仍有指导价值，需从中得到启示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