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为南宋时章氏兄弟所创,分别为“哥窑”及“弟窑”(弟窑又称龙泉窑)。 宋代龙泉县,有一位很出名的制瓷艺人,姓章,名村根,他便是传说中的章生一、章生二的父亲。章村根的擅长制青瓷而闻名遐迩,生一、生二兄弟俩自小随父学艺,老大章生一厚道、肯学、吃苦,深得其父真传,章生二亦有绝技在身。章村根去世后,兄弟分家,各开窑厂。老大章生一所开的窑厂即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的窑厂即为弟窑。
兄弟俩都烧造青瓷,都各有成就。哥哥的烧造技术比弟弟高明,招致弟弟的嫉恨。为破坏哥哥的声誉,弟弟就偷偷地在哥哥配好的釉料中添加了许多草木灰,而哥哥全无察觉。烧好后开窑一看,瓷器釉全裂开了,裂得很有趣味,有的像冰裂纹,有的像鱼仔纹,还有的像蟹爪纹。心地善良的哥哥见此情景惊呆了,怎么办呢芽只好拿到市场去处理,没想到一到市场,人们对这种带有裂纹的青釉瓷产生极大兴趣,一抢而空,于是哥窑便由此而闻名天下。而弟弟仍烧造青釉瓷器,质量总是略逊于哥哥一筹,人们称其为弟窑。然而,现在虽有流传下来的哥窑产品,但哥窑窑址却至今未能确定,成了一个谜。
形容一个人不好惹,我们会说此人“不是省油的灯”。这句俗语,十分通行,使用频率很高,大多情况下含贬意,暗指某人工于心计,不好对付,从不吃亏,贯于损人利己等等,比喻“不是省事的人”。
“省油灯”一说最初出自陆游的诗文中,《老学庵笔记》卷十记载:“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意思就是,这类灯盏带有夹层,夹层内可注入冷水,盏中添油。当灯被点燃后,夹层内的冷水可以控制燃油的温度,减少蒸发,达到省油目的。
唐宋之际,省油灯就已在民间普及,以四川邛崃窑生产的最为出名,体现了实用性、艺术性、科学性的统一。早期的省油灯只有壁孔式一种,釉色有青绿色釉、酱褐色釉和酱黑色釉等,以青绿色釉为上品。油灯带夹层,通过小孔可以向夹层中注入凉水,在油池底下形成一个“冷却水套”。燃灯时,凉水能起到降低油温减少蒸发的作用,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这一原理即便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都是非常科学的。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
近年来沉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景德镇或武昌所产的青花瓷。
克拉克瓷
历史渊源
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时值月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造福百姓,获取厚利,这些到任的知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加以扶持,组织民间生产烧制参与市场竞争。从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其胎釉有别于其它窑口,但其模印或刻划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其有时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加。据史料记载,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17世纪的80年间从中国运出1600万件。这样大量的瓷器,等级不一,而且仅靠处于困境中的景德镇窑是难以承受的。西方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一方面寄希望于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民窑,当然更希望在口岸附近开辟窑场就地生产,以减少运输之苦和搬运过程中的大量损坏。也就在此时,明万历(1573—1620)年中,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发展为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于是,福建沿海民窑就成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南胜、五寨等地的民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壮大。据文献记载:1621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同时,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瓷器,其中不乏数目可观的的南胜、五寨窑产品,考古资料已经证明。
到了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克拉克瓷”随之在海内外基本销声匿迹,带给后人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在古代陶瓷文化中,最早出现“芝麻花细小挣钉”概念的文献是生活在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戏曲作家兼藏书家高濂(字深甫,号瑞南)所著的《遵生八笺》中。高濂家中收藏了汝窑瓷器,对汝窑瓷器颇有研究心得,故在该书中对汝窑瓷器做了如下记述:“汝窑,余尝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余藏一蒲芦大壶,圆底,光若僧首,圆处密排挣钉数十,上如吹埙收起,咀若笔帽,仅二寸,直塑向天,壶口径四寸许,上加罩盖,腹大经尺,制亦奇矣,又见碟子大小数杖,圆浅瓮腹,磬口、釉足,底有细钉,以官窑较之,质制滋润。”
高濂之后,曾任明蜀王府长史的谷泰(字宁宇)于天启年(1621—1627)撰写、刊行的《博物要览》中又再次提到汝窑的“芝麻花细小挣钉”。谷泰所著《博物要览》计十六卷,其书论列古器物、字画、织绣、印宝等艺术品,历来为古玩藏家、经营者、学者所重视,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载于该书的“五卷纪窑器”中。
此外,清代学者梁同书在其《古窑器考》一书中也有“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的记载。
考古工作者在对宋代官用汝窑瓷器进行归纳、研究后普遍认为:宋代宫廷用汝窑器物一般均采用满釉支烧,为了避免窑炉内杂质的污染,需用匣钵装好,并将器物用垫圈和支钉垫起,防止与匣钵粘连。在官汝窑器物的底部通常使用细如芝麻状的支钉,支钉痕分三、五、七个,六个支钉的很少,痕迹很浅,大小如粟米。
宋代官用汝窑瓷器使用过“芝麻花细小挣钉”垫烧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过垫烧汝窑瓷器的“芝麻花细小挣钉”实物。然而,四川邛窑则出土了“芝麻花细小挣钉”。笔者在收藏实践中,早就认定至少在五代——北宋四川邛窑便在烧制满釉精细瓷器时,便使用了“芝麻花细小挣钉”。(图1)
2003年12月和2004年9月,笔者先后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和《中国文物报》发表文章,在论述邛窑工艺对省外瓷窑的影响时,曾这样写道:
“汝窑来自邛窑”虽是一种推测,但证据颇多。从釉色看,汝窑的釉色有天青、粉青、豆青、淡青、鸭蛋青以及葱绿、天蓝及微带黄色的虾青色等。有的釉水莹泽厚若堆脂,釉面油质感强;有的釉内气泡细密叠摞悬浮成串珠或气泡大如星斗,如稀疏的明珠;釉面或如蝉翼或如蟹爪或如柳絮,且有棕眼。上述这些釉色及其特点,在某些邛窑器物及其残片中均能找得到它们的母本。汝窑的胎质地细腻,灰中略带白,胎骨坚硬,俗称香灰胎。其胎釉结合部位,迎光视之,微现红色。而邛窑某些青釉精品中的瓷胎也是这样。
汝窑还有一独特的加草木灰配制乳浊釉的工艺,而邛窑在早于汝窑数百年前即创造出来了。汝窑瓷中的精品均通体施釉。由于是“裹足支烧”,器足、底部因采用细小支钉支烧而形成“芝麻花细小挣钉”状的极小斑痕。而在晚唐五代同样采用“裹足支烧”制成的邛窑器上,早已存在用细小支钉支烧而形成的极小斑痕。再看论及器型,汝窑器所见多为日用品,如盆、碗、盘、碟、盏托、洗、奁等,小件居多。可以说凡是汝窑有的,邛窑早就有之。
笔者收藏的五代邛窑三彩捶丸(图2),其使用“芝麻花细小挣钉”垫烧出来的痕迹细小程度超过了芝麻,不仔细看还很难发现。由此足见邛窑工匠烧制瓷器工艺技术的高超。须知,如果所垫烧的满釉珠子干湿度不合适,支钉和垫烧物是要粘连在一起的。笔者将一粒黑芝麻与三彩捶丸放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读者不妨仔细观看,看是不是这样。
笔者在收集的邛窑三彩茶托残件中,发现不少茶托是由“芝麻花细小挣钉”垫烧出来的。笔者用自己珍藏的“芝麻花细小挣钉”与收藏的满釉茶托残件底部比较(图3),惊喜地发现,竟然有完全匹配吻合的标本。这里,也立此存照,以证笔者研究之上述论点。
红色官窑烧制的毛泽东用瓷(16张)“红色官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直接投资,它的发展是国家根据国民经济计划的需要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国家公有制为企业的根本制度,企业生产完全按照国家下达 的计划进行,企业的职工无需为产品的销路、生产和扩建资金的来源操心,一门心思用于生产和技术革新,厂与厂之间,不同技术之间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以景德镇建国瓷厂、景德镇艺术瓷厂、人民瓷厂、红旗瓷厂、雕塑瓷厂、湖南群力瓷厂、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等单位,先后为中央国家机关生产过一定的生活用瓷、陈设瓷及礼品瓷,这些单位也堪称当代的“红色官窑”。“红色官窑”的发展和壮大,经过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后的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在各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红色官窑”产品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第一”,“一切服从、服务于大众”成为这一特定 历史时期的生产指导思想和方针。尽管“文革”中为不计成本、只求精品的“红色官窑”,在制作了大量印有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文革”专用宣传口号的生活 用瓷外,也生产了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精美艺术瓷一一一政治艺术瓷。景德镇雕塑瓷厂生产的“收租院组雕”、“样板戏组雕”,景德镇艺术瓷厂创作的大量画工优美、紧跟形式的瓷板画和瓷瓶,如“红灯记”系列画瓶、“收租院”系列画瓶。当时以“吴康”、“章鉴”、“章文超”、“赵惠民”等著名美工画师,绘制了大量的“礼品瓷”、“国家机关陈设瓷”,均为政治艺术瓷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