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人们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正由于人与茶息息相关，久而久之，对于茶的品类，烹茶之水，泡茶之法，饮茶之具，敬茶之礼，有着许多讲究。于是，产生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中国是茶的故乡，饮茶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三国时期，江南人已有了饮茶的习惯。到了魏晋南北朝，士大夫中已形成饮茶之风。唐代中期，一些较大城市开始出现专营茶水的茶肆。江淮一带的茶叶，被商人车装舟载贩往各地。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长诗《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浮梁即今景德镇，为当时茶叶集散地。
中国又是瓷国，陶瓷文化更是博大精深。茶文化与陶瓷文化一旦相撞击相结合，两者相得益彰，更提高了文化品位。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是唐人陆羽的《茶经》，其中便谈到茶汤的颜色与陶瓷茶具颜色的关系。唐宋时代有斗茶的习俗，王公贵族、平民百姓，竞相以此为乐。所谓斗茶，是将茶饼置于杯中，冲以沸水，依色泽和汤花的优劣定输赢。斗茶最讲究的是茶盏，宋人多把福建建窑烧制的黑釉带有鹧鸪斑或兔毫、油滴之瓷盏视为珍品。今天，我们在南京城内的一些建筑工地上，常可拣到这类瓷片的标本，可见“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南京当时斗茶风之盛。
永乐青花压手杯
谈到茶具，最为珍贵者要数明代永乐青花压手杯了。其造型优美，纹饰清雅，钴兰纯正，极富美感。如此高贵的茶杯，专供皇宫和贵族之家享用，烧制的数量自然甚少。据载，万历时已所剩无几，尽管历代皆有仿制，但皆难以企及其艺术高度。现时，永乐压手杯世间仅存三只，当是稀世之宝；且不说原物，即便前朝仿品的残片，也难得一晤。
明代中期以后以壶泡茶渐成风尚，其中小巧古朴的紫砂茶壶最受称颂。因为紫砂壶较之银、锡、瓷壶更具优点和特点，可以说每件都是精巧的艺术品。李渔说：“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阳羡就是江苏宜兴。
曹雪芹是一位谙于茶道的大家，在他的《红楼梦》中，有97回写了与茶有关的情节。最为精彩的第41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妙玉招待贾母等人的茶是“老君眉”，水是“旧年蠲的雨水”，茶具是“成窑五彩小盖钟”、“官窑脱胎填白盖碗”，自是不凡，而与宝钗、黛玉吃的体己茶更是不同。茶具是王恺定制、苏轼鉴赏过的“分瓜瓜包”、似钵而小镌着垂珠篆字的“点犀”，水则是五年前收的梅花上的雪，自然清醇无比。这充分体现了中国贵族的气派，大约也是最高层次的茶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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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艺术与茶文化的融合
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制作活动，有着多种的形式，除了邀请艺匠特别制作外，大多文人是自己亲自设计外形，题刻书画，运用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式，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追求紫砂器的外在鉴赏价值。这样，也就使一些具有相当文化底蕴的艺匠同时成为制作紫砂精器的大家，象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陈鸿寿、杨彭年等都是兼具文人艺匠双重身份的紫砂制作大师。文人对紫砂创作的参与，同时促进了茶文化与文学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凑合附加，而是气血相容多方面的思想意识的交融。紫砂器外在形制的古朴典雅，凝着茶文化的深厚的自然气韵，文人在冲泡品饮的意境中寻求到了天地间神逸的心灵感受。
紫砂制作中的艺术化变革，不但扩大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而且丰富了茶了精神的外延空间。中国茶文化本身追求朴拙高尚的人生态度，但唐宋时期繁琐的茶饮礼仪形式挤掉了茶人的精神思想，留下的只是茶被扭曲的程式形态，喝茶是在“行礼”，品茗是在“玩茶”。而紫砂器的风行，打掉了繁复的茶饮程式，一茶具在手自泡自饮，文人在简单而朴实的品饮中，可以尽心发挥思想，体验紫砂自然的生命气息带给人的温和、敦厚、静穆、端庄、平淡、闲雅的精神韵律。
紫砂器的风行和推广，也带给紫砂壶以变革。自时大彬起，一反旧制，制作紫砂小壶。周高起《阳羡名壶系》说：“壶供真茶，正是新泉话火，旋瀹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也在《茶笺》中对紫砂小壶的盛行趋势作了说明：“茶壶以陶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的精巧，带给人不光是茶的真味，而且融汇着天、地、人、茶的统一意念。
中国传统文化对茶饮的渗透，几乎涉及茶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各种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融会，给茶文化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九流十派，百家争鸣，儒道释三家并存，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也给茶文化的发展起着原动力的影响。光从陆羽《茶经》汇录的茶史人物来看，也几乎全是儒道释三家的代表人物。但在三家思想对茶文化的影响中，又以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并在茶文化体系建构中占主导地位，尤以柔静形成茶文化的主体思想特征。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极为复杂，社会问题急趋尖锐，难以解决，促使文化人开始从自己的思想上寻求自我完善和解脱。同时，程朱理学进一步发展，王阳明倡导“心学”，反释家禅宗与道家清静溶于儒学之中，形成新儒学，强调个人内心修养。茶文化的柔静思想恰好与这种推崇中庸沿简、崇尚平朴自然、提倡内敛喜平的时代思潮不谋而合。表现在对茶器具的追求上，紫砂器的自然古朴形象能够体现时代思潮与茶饮形式的融合。因此，大量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创作活动，推动了士人的收藏品风尚，引导了紫砂技艺在艺术典雅情趣上的丰富与提高。
紫砂器，是绚丽的中国茶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发展的灿烂成果，也是华夏文化进步的综合结晶。它的创始与兴盛，即是茶文化历史演变的必然，同时也对茶艺形式、品位、情趣的提高有关极大的推动力。
建盏与饮茶文化
中国人最爱喝茶，随着华人经济圈的成长，茶文化以及花、香、书、琴等各种生活余事也日益蓬勃发展，连带周边的各种道具行情也直线上升。作为茶仪中心的茶碗，近年价格亦是节节攀高，建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德化窑……各种窑口的杯子，只要能作为茶具，莫不备受关注。
建窑茶盏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茶碗，历来备受中外茶人的宝爱而享有大名，只要一出现市场，莫不成为众人头号珍藏目标。不过，好品相的建盏其实数量不多，由于宋墓极少出土建窑瓷器，因此我们目前在市场上所见的建窑，多是传世品、出水品或是捡自窑址的窑址货。传世品几乎只见于日本，这些自宋朝以来代代相传的建盏，箱书上题签着完整的递藏史，标志着箱中茶碗尊贵的血统。经过无数鉴赏家的审视挑选，这些传世茶碗多是具有卓越品质的名品，曜变、兔毫、油滴……各种变化令人目眩神迷。而像这类充满历史气息、艺术性高超的建盏，当然也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真正全品端正、尺寸标准、纹路清晰、气息清雅的建盏，实际上相当难得。
建盏之所以流行于宋代，与当时的饮茶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宋代流行点茶，方式类似现在日本茶道所饮用的“抹茶”，是先将茶叶碾制成粉末，点茶时再将茶粉直接放入茶盏中以水注点，并用茶筅击拂搅拌后饮用。另也有先用香膏等调和茶末，模印押制成团样精致的“腊茶”，要饮用时再将团块碾成粉末注点。当时有茶色“尚白”的流行，以突变的建州全白茶种为第一，不过由于白茶难得，大部分茶汤多是如嫩叶般的绿色。当色黑如漆的建盏，映衬着雪白、嫩绿的茶汤，那种对比强烈的美学效果以及自然风情，堪称是中国茶文化中最浪漫的景色之一。
然而除了少数场合，中国目前很少人喝抹茶，绝大多数都是以明清以来流行的淹茶法泡茶，无论喝的是高山茶、普洱茶、老茶……茶汤都是茶褐色的，像普洱、老茶一类更是浓得近乎深褐。当这样的茶汤注入深黑色的建盏里，不要说难以欣赏茶色之美，实际上根本就是一团漆黑，与建盏原本的设计意趣大相违背。尽管如此，以建盏饮茶目前仍很流行，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这不得不令人想起中国传统艺术中以“废墟”、“遗迹”为题的作品。在这类怀古作品里，艺术家抓住特定时刻中，人们直接面对往昔时的那种强烈情感，藉由遗迹与古人神会，赋诗抒怀，抒发对于历史以及人生的感喟。一系列的赤壁艺术即是如此，无数的文人、画家在江边，抚摸着峭崖岩壁，遥想着千古人物之风流。作为古代遗存的“迹”的意义，并不在于反映历史的真实，而是为古和今的会面提供了契机。
现代人已失去了古代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手制工艺之美以及生活的品味，许多人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为了追寻失落的美感或是生命的禅境而开始学习饮茶。建盏的设计虽已不合时宜，然而其于现今茶文化中的存在，或许是已成为一种古代茶仪的诗意象征，凝结着往昔美好的历史记忆，因而能激发茶人对远古浪漫情怀的领悟。也许，用建盏饮茶时，就会在茶的滋味中发现，原来我们在生活中寻寻觅觅的，也就是那与古相会的小小契机而已。
明清茶文化
明清时期，中国茶业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唐宋茶业的辉煌，主要是表现在茶学的深入及茶叶加工，特别是贡茶，加工技术技术的精深。而明清时期，这种传统的茶学、茶业及至茶文化，因为经过宋元的社会动荡，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明清茶叶生产的发展
⑴茶类的新发展
宋元时期，除贡茶仍然采用团饼茶外，散茶在民间俗饮已经得到了较广泛的普及。但明朝初期，贡茶仍然采用福建的团饼，后来，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进贡团饼茶太"重劳民力"，决意改制，下令罢造"龙团"，改进芽茶。明太祖的诏令，在客观上，对进一步破除团饼茶的传统束缚，促进芽茶和叶茶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明朝茶业在技术革新、各种茶类的全面发展以及名茶的繁多上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
⑵生产加工技术的不断完善
据有关资料显示，明清时期在原有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新的茶叶生产加工技术。有如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中记到"种以多子，稍长即移"。说明在明朝，有的地方除了直播以外，还采用了育苗移栽的方法。到康熙年间的《连阳八排风土记》中，已有茶树插枝繁殖技术。此外，在清代闽北一带，对一些名贵的优良茶树品种，还开始采用了压条繁殖的方法。
在茶园管理方面，明清时期在耕作施肥，种植要求上更加精细，在抑制杂草生长上和茶园间种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此外，在掌握茶树生物学特性和茶叶采摘等方面，在明清时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发展。从制茶技术看，元代《王祯农书》所载的蒸青技术，虽已完整，但尚粗略，明代时，制茶炒青技术发展逐渐超过了蒸青方法。
⑶品类的多样化
由于工艺技术的改进，各地名茶的发展也很快，品类日见繁多。宋代时的知名散茶寥寥无几，文献中提及的只有日注、双井、顾渚等几种。但是，到了明代，仅黄一正的《事物绀珠》一书中辑录的"今茶名"就有97种之多，绝大多数属散茶。
明清两朝在散茶，叶茶发展的同时，其他茶类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包括黑茶、花茶、青茶和红茶等。
青茶，也称乌龙茶，是明清时首先创立于福建的一种半发酵茶类。红茶创始年代和青茶一样，也无从查考，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其名最先见之于明代中叶的《多能鄙事》一书。到了清代以后，随茶叶外贸发展的需要，红茶由福建很快传到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云南和四川等省。在福建地区，还形成了工夫小种、白毫、紫毫、选芽、漳芽、兰香和清香等许多名品。
2、明清茶文化的发展
由于茶类和新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明清茶叶生产方式和茶叶饮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茶对人们的生活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明清时期的茶文化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叶冲泡方法的艺术性和茶具的独特性及茶馆的普及性。
⑴品饮方式的艺术性
明清时期品茶方式的更新和发展，突出表现在饮茶艺术性的追求。明代兴起的饮茶冲瀹法，是基于散茶的兴起，散茶容易冲泡，冲饮方便，而且芽叶完整，大大增强了饮茶时的观赏效果。明代人在饮茶中，已经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自然美和环境美。明人饮茶艺术性，还表现在追求饮茶环境美，这种环境包括饮茶者的人数和自然环境。当时对饮茶的人数有"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之说，对于自然环境，则最好在清静的山林、俭朴的柴房、清溪、松涛，无喧闹嘈杂之声。
⑵追求饮茶的器具之美
明代散茶的兴起，引起冲泡法的改变，原来唐宋模式的茶具也不再适且了。茶壶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百姓茶饮生活中，茶盏也由黑釉瓷变成了白瓷和青花瓷，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衬托茶的色彩。除白瓷和青瓷外，明代最为突出的茶具是宜兴的紫砂壶。紫砂茶具不仅因为瀹饮法而兴盛，其形制和材质，更迎合了当时社会所追求的平淡、端庄、质朴、自然、温厚、闲雅等的精神需要。紫砂壶的制造出现了许多名家，如时大彬、陈远鸣等，并形成了一定的流派，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因而说，紫砂艺术的兴起，也是明代茶叶文化的一个丰硕果实。
清代以来，在我国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地盛行工夫茶，工夫茶的兴盛也带动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如铫，是煎水用的水壶，以粤东白泥铫为主，小口瓮腹；茶炉，由细白泥制成，截筒形，高一尺二、三寸；茶壶，以紫砂陶为佳，其形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以受水半斤，茶盏、茶盘多为青花瓷或白瓷，茶盏小如核桃，薄如蛋壳，甚为精美。
⑶茶馆的普及
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茶馆作为一种平民式的饮茶场所，如雨后春笋，发展很迅速。清代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据记载，就北京有名的茶馆已达30多座，清末，上海更多，达到66家。在乡镇茶馆的发达也不亚于大城市，如江苏、浙江一带，有的全镇居民只有数千家，而茶馆可以达到百余家之多。
茶馆是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内容，清代茶馆的经营和功能特色有以下几种:饮茶场所，点心饮食兼饮茶，听书场所。除了上面几种情况外，茶馆有时还兼赌博场所，尤其是江南集镇上，这种现象很多。再者，茶馆有时也充当"纠纷裁判场所"。"吃讲茶"，邻里乡间发生了各种纠纷后，双方常常邀上主持公道的长者或中间人，至茶馆去评理以求圆满解决。如调解不成，也会有碗盏横飞，大打出手的时候，茶馆也会因此而面目全非。
紫砂壶茶器的创始与兴盛，是茶文化历史演变的必然
紫砂壶茶器制作中的艺术化变革，不但扩大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而且丰富了茶文化精神的外延空间。中国茶文化本身追求朴拙高尚的人生态度，但唐宋时期繁琐的茶饮礼仪形式挤掉了茶人的精神思想，留下的只是茶被扭曲的程式形态，喝茶是在“行礼”，品茗是在“玩茶”。而紫砂壶茶器的风行，打掉了繁复的茶饮程式，一壶在手自泡自饮，文人在简单而朴实的品饮中，可以尽心发挥思想，体验紫砂自然的生命气息带给人的温和、敦厚、静穆、端庄、平淡、闲雅的精神韵律。
紫砂壶茶器的风行和推广，也带给壶艺以变革。自时大彬起，一反旧制，制作紫砂小壶。周高起《阳羡名壶系》说：“壶供真茶，正是新泉话火，旋瀹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也在《茶笺》中对紫砂小壶的盛行趋势作了说明：“茶壶以陶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的精巧，带给人不光是茶的真味，而且融汇着天、地、人、茶的统一意念。
宜兴紫砂壶茶器，是绚丽的中国茶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发展的灿烂成果，也是华夏文化进步的综合结晶。它的创始与兴盛，即是茶文化历史演变的必然，同时也对茶艺形式、品位、情趣的提高有关极大的推动力。
紫砂壶茶器是中国茶文化的骄傲，它永远是中华民族茶文化史上闪烁光芒的灿烂明珠。
明清紫砂壶与茶文化的发展
茶道的的变迁与紫砂壶有着必然的联系。紫砂壶的兴起、繁盛是与茶文化的变化紧密相连的。唐宋时期，人们的饮茶方法为煮茶、烹茶，茶具以金属制器为多。到了明代，团茶已被散茶完全取代，而饮茶方法则改为冲泡法，茶壶与煮水的壶分开使用，茶具多选择陶瓷茶具。饮茶方法虽然简化了，但因为泡茶法对茶量、水温等十分讲究，故而对沏茶的重要器物一茶壶-有了更高的要求。紫砂壶就这样兴盛开来。
明清时期，因饮茶方式、饮茶趣味、茶叶种类的不同，紫砂壶有着容量大小、器形高矮之分。从器形大小上看，大体说来。明万历以前，多为大壶，万历以后，壶形日渐缩小。被奉为紫砂壶鼻祖的供春所制各式壶均为大壶；万历年间的一代制壶大家时大彬在早期时专仿供春，所做多为大壶，后在他游娄东与着名的文人王世贞、陈继儒结交之后，"闻陈眉公与琅砑、太原诸公品茶之论"才突破樊篱，改作小壶，这与"茶注宜小不宜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且自斟自酌，愈小愈佳"的文人士大夫的饮茶风气有着重要关系；以后至徐友泉、陈子畦、惠孟臣等皆长于制作小壶。像惠孟臣制作的小圆壶就是华南一带喝"功夫茶"所用的水平壶的前身。就细节而言，紫砂壶得出水眼有独眼、网眼、和半球体滤孔几种形式，这通常因饮茶习惯的不同而不同。
另外，明清紫砂壶造型式样的变化也体现了制陶人勇于求变的设计思想。比如前面提到的康熙年间的陈鸣远，他力变明末的筋纹器形，从寻常生活寻找创作思路，以自然形体人壶，开创了紫砂壶的一个重要品类"花货".在清朝的乾隆年间，紫砂壶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筋纹器和花货器形极为丰富，制陶人和参与制陶的文人名士不安于现状，极大的拓展了紫砂壶的形式和内涵。一方面由于需要在较空阔的壶面上刻画题咏，"光货"类壶型就变得渐趋简单明朗，另一方面造型取材也更为广泛，制作了取材于自然现象的"却月"、"饮虹"等壶型。
"素面素心"的紫砂壶，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今天的紫砂壶，一派繁荣景象，但它同样面临着传统全手工技法的失传、原本文化属性的背离等问题。分析明清紫砂壶的设计思想，不仅是让我们回忆那段历史，那些艺师，那些参与制壶的文人墨客，也不仅是让我们品位那些传世名壶以及它们所体现的气质神韵，更重要的是让今天的我们去深入思考如何传承与创新，而不仅仅只是流于"文化"的表面。
漫谈民族文化历史文化与窑炉文化
1．说陶解族
汉朝文人许慎曾作《说文解字》一书，后人相卜占卦之士便用来占卦，本文笔者用来探讨陶瓷发展历史文化。“窑”字为“窯”字的简化字，窯字拆开即“穴＋羊＋火”，羊在古代是重要的祭祀牲品所以又称“吉”品或祭品，作为打猎捕捞的吉祥物，羊一般都用来祭祀上天，祭祀前先宰杀，后放在火上烧，为了烧熟，用石块盖在羊身上，几块石头就堆积成“穴”字形了。相传在女娲伏羲之后，中国陆地上有三个大的族群部落，黄帝所领导的夏族盘居在甘肃宁夏一带并*战争逐渐使陕西、山西成为他的地盘，炎帝所领导的华族盘居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湖北一带并经常与盘居在江苏、浙江、湖南、福建的蛮尤族群发生冲突，部落族群间的冲突使得民族逐渐统一起来。炎帝是火的发明者，他使人类走出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在一次与蛮尤部落发生冲突时，在与族人分吃了烤熟的羊之后，炎帝就尝试着用泥巴捏成祭品（吉品）的样子去烧，据说这是人类的第一个陶瓷的雏形———烧土器。炎帝在发明陶瓷后，悟出了禅让二字的道理，就将部落首领之位禅让给更为优秀的黄帝，从而实现了华夏民族的第一次融合。黄帝进一步融合了蛮尤部落，任人唯贤，发明文字、医学，并大力发展桑蚕业、种植业和烧土器、木器、石器等加工业，他根据烧土器的特征把它分为五元素即风、火、水、土、木等即五行，并分别有主管领导如管火的叫祝融、管水的叫共工、管土的叫宁封子等，史书记载那时的烧土器有：废陶投于水中，一夜而化为泥沙．看来，黄帝时代，陶瓷还处于土器时代．黄帝还制定了烧窑的作业指导书即黄易，总结堆码砌窑技术即后来人们说的“八卦”。
黄帝之后的部落首领都非常重视陶瓷业发展，少昊、颛顼、帝窖、帝尧、帝舜等五帝就是黄帝之后的有代表性部落首领，对陶瓷都业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帝窖、帝尧和帝舜。帝窖据说是后期商朝的祖先，据说还是陶瓷窑炉的真正发明者，帝窖使得陶瓷告别了无窑时代，走进了穴窑即窖窑时代，开始在地上挖穴刨坑掏窖烧制陶器，实际上还是土器，所以“窖”字于“窑”字极相似且有时意思也相同。帝尧据说是后期周朝的祖先，本为唐陶（读yao）氏酋长，“陶”字在古时与窑字同音，亦音“yao”，陶字拆开即“耳＋缶＋ㄅ”，陶字里实际上藏着一种窑炉的结构特征，陶器可以在比窖或穴更密闭的炉里烧制，且有了耳朵即有了排烟的烟囱，所以帝尧之后，可能已进入雏窑时代，陶瓷也从土器时代进入真正的陶器时代，因为陶窑相对于窖窑来讲，密闭和排烟可以使温度从窖窑的300℃升至陶窑的900℃。舜据说是虞族人氏，本姓姚名晓华，据传虞舜帝不仅才智过人而且像貌奇异，目双瞳，干什么精通什么。其母难产早死，史书写道“父娶后妻，生象，父顽母嚣象傲，常欲杀舜，舜避逃，克谐以考”，舜德行好，又善于动脑筋，发明了不少可以改善人类生活的器具如水井、陶锅、陶碗、陶农具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时已进入陶器时代了，陶器可以盛水、做饭使多大的进步。正因为如此，舜住在哪里就有人跟着住在哪里，天长日久，就成了一个部落群，就是后人叫虞的群落。舜也因此被尊为陶祖并被推选为虞氏族长，尧还把部落联盟尧职位禅让给他并把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他，舜为帝二十年兢兢业业，在南巡时死于途中。舜死后，就推举治水有功的禹为部落首领，而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就大兴土木建钧台（即君台）向天下人宣告第一个奴隶制王国的诞生并定国号为夏，追封禹为王并建禹王庙，启开启了皇帝家的历史，为了满足皇家的祭祀和生活器具所需，陶瓷业在夏都周围得到了飞速发展，窑炉也发展很快．到了夏末商初，可能就已经出现了馒头窑和龙窑。
夏建国后，商在北部地区殷开始建国，西周在西部地区镐也开始建国，他们在历史上有一定的重叠交*。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融合又开始了，商灭夏后，强大的西周开始将都城迁至中原的洛邑并屯兵于洛北，对殷商发起战争。东周的统一又一次出现了民族大融合。从“周”字里可以看出，作为陶器“吉”物被密封的更严密紧实，可能已经使用了耐火材料和保温材料．周文王的周易也极可能是新窑的作业制导书．看来成窑时代在夏至东周初就已经来临了。民族统一的背后，往往是战争，战争就不免有许多难民南下，因战争发起者是北方部落，是体格强健的部落，这一点，恐怕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夏或周的陶业难民可能背井离乡，带着技术开始了人类的第一次下海，下文将从历史的考证来探讨龙窑文化。
２．说陶解史
成窑时代的代表物为馒头窑和龙窑。民国以来，挖掘了很多古窑址如北方的：耀州窑、邢州窑、磁州窑、汝州窑、临汝窑、宜阳窑、新安窑、登封窑、新郑窑、禹州窑和南方的：长沙窑、吉州窑、建安窑、宜兴窑、龙泉窑、越州窑、饶州窑、石湾窑、博白窑等。不过这些窑大部分为唐宋以后的窑炉，唐宋时的窑炉也大部分残缺不全了。近几年，考古学家也挖掘到了西周至汉的古窑场，令人对龙窑又有了一点新的认识。如果以秦岭为界的话，在秦岭以南的南方诸省目前都发现了龙窑遗址而在秦岭以北，窑址大部分为唐宋以后且尚无发现有龙窑遗址，但北方的古墓里却发现了许多先秦时期的精美陶片，该怎么解释？仰韶文化、二里岗文化和殷虚文化对尧舜、夏、商陶瓷文化有何研究意义？秦兵马佣是在哪里烧制的？用什么窑？龙窑还是馒头窑？为什么古都洛阳没有发现先秦时期的古窑址？
夏、商、周时代，曾出现了首度移居。有人说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亚洲的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就是商朝人，印第安人就是“殷地安阳人”的简称，印度人就是“殷都人”，印度尼西亚人就是“殷都以西冶人”即今安阳水冶一带。周灭商，商人借漳河水运出海，飘落至海外，为了记住自己的国家，就称自己为“殷地安”人，“殷都”人或“殷都以西冶”人。秦灭周时，周人也象商人一样出现了迁移，如福建、台湾的高山族人可能是洛地嵩山人，所以他们都称龙窑为登窑即登封窑的简称。而其他地方的周人则以周国的图腾“龙”来命名这种窑，在朝鲜又叫刨竹窑或爆竹窑亦或保周窑。而在日本叫“tam?鄄bakiln”又叫桐木爆窑，窑头火膛却叫桐木间．据分析周初至唐，陶瓷窑炉所用的燃料仍旧是薪柴，在东周都城洛阳一带水源、陶土、以及洛伊两河所形成的洲内有丰富的燃烧性能特好的木材如古栾木（今栾川）、古黄炉木（龙门）、古松木（今嵩县）等，其中栾木又称桐木或凤凰木，黄炉木又称龙木，凤凰木和龙木易燃烧、因含油料，热值也较高。周朝窑炉所用的燃料也极可能是这两种，所以其窑炉也极可能叫桐木窑或龙木窑。龙门以东是登封，古时黄帝打了胜仗，也曾从龙门登嵩山封赏各部落酋长，故名登封。那么将这里的窑叫做龙门窑或登封窑和简称为龙窑或登窑都或有可能。笔者生于洛阳栾川，80年代前后都以黄炉木（又名黄龙木）和青缸木（又名青凤木）为燃料做饭取暖，这两种树长在悬崖绝壁之上，湿木就极易燃烧、烧时易爆，犹如燃爆竹声，所以称这种窑为爆竹窑也极有可能。在洛阳孟津的唐代龙马负图寺，也有一个传说，据说该寺在唐以前叫龙窑寺，龙窑寺建于汉末晋初，是在古龙窑遗址上所建的，故命名为“龙窑寺”，隋末唐初时传说龙复活了，化为龙马渡李世民过黄河，也曾渡唐僧入西天取经，故李唐曾就将龙窑寺改为“龙马负图寺”并重金修缮。在洛阳以东的堰师、巩义和洛阳以西的邙山、新安、渑池一带都发现了许多以龙窑命名的村落，在邙山还发现了东周古窑群和大量陶器残片。在中国古文化诞生地———洛阳和西安，大兴土木和大斯烧杀往返更替。陶窑也在这里建了毁，毁了建。西周朝陶瓷就发展很庞大，如１９９２发现的陕西赵家台遗址，考古专家于今年春天开始挖掘，不到半年就清理出面积3000余平方米，共发现西周时期大型陶窑两座，其中1座陶窑占地面积60余平方米，另清理灰坑6座，出土了一些陶罐和大量陶片。由于目前农田作物尚未收获，更大范围有价值的勘探工作将在夏收结束后进行。东周时期的周穆王也曾用八批马的马车，车载陶器到中亚去贸易，并引进了中土没有的番桃、番茄等植物。在挖掘杭州萧山周窑遗址时，考古工作人员说,与浦阳镇一江之隔的进化镇一带素有民谣：“周朝天子八百年,个个山头冒窑烟”。所以东周龙窑极可能已非常成熟，周文王曾修改五行和八卦，他将五行即五个行业改为金、火、水、木、土；对于八卦，他在周易中都依龙来说明，这龙极可能指得就是龙窑，这本书可能就是当时烧窑作业指导书。
秦灭六国而统一中国，秦始皇从洛阳大量移民入陕并收集天下所有能工巧匠，兴建阿房宫和秦皇陵，砖、瓦、兵马佣，如此皓大的陶瓷生产规模，不是几座馒头窑所能完成的，周文王所创的龙窑就发挥了产量大和还原烧成的优点。秦末，汉初至隋唐战乱纷纭，窑工随难民流向南分散，陶瓷和窑炉技术也开始分散传播，从而出现了隋唐以后的灿烂陶瓷文化。宋、明时代又多受北部少数民族的冲突与融合，且由于新的燃料———煤的使用，陶瓷又出现了南移和繁荣，在和平时代的北方也出现了辉煌的耀州窑、邢州窑、磁州窑、汝州窑、临汝窑、宜阳窑、新安窑、登封窑、新郑窑、禹州窑等，但由于人民对战乱的恐惧，多以轻小的馒头窑、蛋窑、瓶窑为主。这时陶瓷已发展成炻器时代了，也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
３．说陶解窑
３．１龙窑概述
龙窑，是主要陶瓷窑炉之一。也称长窑、鸡笼窑或登窑。依山势倾斜砌筑，形状似龙而得名。一般长约10一80米，倾斜角8-30度之间，结构简单，分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燃烧室除窑头设有单独的火膛外，其余均在烧成室的通道内，投柴孔(火眼或鱼鳞眼)设在两侧窑墙上的拱脚处或窑背上，对称排列，窑的尾端一般不设烟囱，紧*出烟坑有挡火墙和烟火弄，常以茅柴、树枝，芦苇等为燃料。其优点是利用自然山坡建造和火焰自然上升的原理，故造价低，又能充分利用余热，缺点是劳动强度大。
龙窑依北向南有：安徽繁昌窑、重庆忠县窑、湖北赤壁窑、湖南长沙窑、江苏宜兴窑、浙江上虞窑、浙江萧山窑、江西吴城窑、江西洪州窑、福建蒲城窑、广东博罗窑、广东增城窑、广东潮州窑和广东石湾窑。依考古历史看，商代有：浙江上虞、福建蒲城、江西抚州龙窑，战国时期有：浙江绍兴富盛、广东增城龙窑，西汉、东汉、三国、两晋有重庆忠县、浙江上虞龙窑，南朝有浙江丽水龙窑、唐代有江苏宜兴、湖南长沙龙窑，宋代有浙江龙泉、广东潮安、广州西村、福建建阳、德化等地的龙窑，明、清时期有云南建水、四川荣昌、广东石湾等地的龙窑等。现在一些地区烧造日用陶瓷仍有采用此类龙窑的。
笔者认为龙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龙的精神，如团队协作精神。原始龙窑的建造，是*部落群共同完成的，鸡龙样栱胎是由一家一户做的，耐火砖是由各家各户提供，建窑、烧窑、维修都是由群体协作来完成的。传说500年窑火不断的佛山石湾窑就是龙的精神传承的结果，每年轮流使用和保养各窑室并由每家烧制各窑室，族长负责全局。
３．２龙窑结构特点
宜兴龙窑通常依山坡或土堆倾斜建筑，多与地平线构成10-20角。窑头角度较大，约2０度，中部约15度，后部约11度。窑头有预热室，窑尾基本上不设置烟囱，或有一不高的烟囱。实际上，龙窑本身就起着烟囱的作用。窑长约10-80米，宽约1．5-2．5米，高约1．6-2．0米，容积约50立方米-400立方米。窑头横断面积最小，这是由于烧窑开始需要热量最多，为了热量容易集中之故。窑中间最大，窑尾又较小，用以保持适当动压。拱顶成弧形，两侧上部或窑顶有投燃料的孔(投松枝或茅草，直径约0．15米)两排或数排，每排前后孔相距约0．8米-1．0米。窑身有窑门2个-4个，(高约1．8米)供装坯和出产品之用。全窑结构简单，用费极省。龙窑在元代停烧，据传一是不适宜枢府釉瓷的烧成；二是窑炉容量大，造成税额过重。但是，从东河流域上游瑶里乡杏花尖下窑炉遗址及风坑窑炉遗址看，明代这里烧瓷仍是龙窑。低坡龙窑建造简易，造价低，投资少。山草及青杂柴均可作燃料，这是及其它窑炉不能代替的优点。
2002年9月开始挖掘的安徽繁昌李后主官窑位于繁昌县柯家村。龙窑头东尾西，依山顺势而上，水平长53.5米，斜长57.5米，头尾水平高落差20米，整个窑分窑外工作间、操作间、窑头、窑尾、窑门几部分。此外还发掘出成型作坊1处，过滤池2座和大批瓷器标本及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的器物数百件。重庆忠现中坝遗址中也发现了汉代龙窑群和周代建筑群，窑址平面呈长条形，头大尾小，由窑前工作面、火门、火膛、火道、窑膛、烟道等几部组成，是四川盆地发现的最早龙窑。
湖北赤壁窑址位于赤壁市蒲圻办事处苦竹桥村十组陈家湾西南的坡地上，为北宋早期龙窑，砖结构，依山而建。其废弃堆积涉及的面积约6000平方米，窑体分三部分：火膛、窑床、烟囱。该窑除窑顶坍塌外，其它结构保存完整。窑头前有碎砖铺砌的活动场地。窑体长26米，宽2.1米，窑底用细砂铺底，窑壁残存高度0.5米。窑内残存窑具八十余件，陶器十余件。目前已出土窑具和比较完整的实用器达二百余件。
广东石湾南风古灶位于佛山市石湾区的忠信路，古灶依山而建，犹如一条火龙自空而下，因而又名龙窑。南风古灶窑址在原石湾镇日用陶瓷三厂西南角镇岗上，窑体依山势向南伸展而紧*东平河畔，因窑向正南，故称。是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始建，沿用400余年至今仍在使用的国内罕见的古龙窑。
（未完待续）
古时建窑习俗，凡新窑启用，需择吉日良时，传说该灶首窑点火之日，正是明正德间澜石黎涌状元伦文叙宗祠落成“入伙”之时，果然此后烧窑不仅十分顺畅，还时有“宝物”烧出，相传曾烧出一套完美无瑕的“八仙”，为世人所称颂，是故世代窑工遂将其原因与此吉日联系起来。其始建之时为避常年水患，择址于山坡偏高处，又因此地紧*东平河畔之高庙后，具大利于建窑之形胜，故窑尾不惜筑以高高的石坎。依古时建窑传统，窑面多以泥砖结拱，每年需更换一次；而且民国以前，石湾所有龙窑均无烟囱，而仅以皮面，在窑尾处作迁当之阻拦；此外，原来的窑面建筑，亦仅有葵棚以挡日晒和风雨；加上建国后又将窑口向上移位约3米，故目前所见，乃是历明清至今不断改革修葺后的面貌。窑内结构大体上旧貌依然，窑腔似遂道，以小型砂砖结砌而成，顶部为券顶。窑内平面呈船底形，头、尾略窄而中部稍宽，总长32.6米，宽2—2.4米，通高1．8—2米，亦以窑中段最高。窑膛头尾坡度各不相同，以窑头一段为最大，全窑平均倾斜度为12度，即每米平均升高20厘米。西侧设窑门四，一般宽0.7米、高1.4米，作各段出入窑之用。东侧原有窑门二，现已封堵不用。窑顶厚约0.25米，从窑头至窑尾共34排火眼(投柴孔)，每排相距0.85—1米，除*窑口一排为三个外，余均五个火眼，间距0.35-9.4米。该窑属古代制陶业大行“水巷大盆行”的专业窑，历来以煅烧日用大盆产品为主，一窑可容产品约360担，煅烧时间为12小时，烧窑周期3至4天。清代时该窑为当地镇岗社头霍氏祖尝产业，至民初则分为60股份所有，使用时六截窑位(一截为六排火眼范围)每股一次可占一截，十次一回头，但窑位则轮流倒换。该窑之所以能历尽沧桑而至今尚存，是历代龙窑不断沿用和改革的结果。其对研究明清时期制陶业的专业化生产、龙窑型制结构以及煅烧技术的演变等一系列问题，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科学研究价值。在清末民初之陶业鼎盛时期，石湾的龙窑达一百条以上，其时陶业发展及其庞大规模为石湾成为南国陶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绝大部分的古龙窑已为现代化煅烧手段所取代的今天，南风灶却有如她窑身石块上的大榕树一样巍然屹立在现代化的新陶都之中，作为闻名海内外的“石湾窑”形成发展的历史见证，南国陶都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遗产而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1962年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晋级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晋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6月在上虞县樟塘乡（今属上虞市蒿坝镇）严村发现的商代龙窑窑址，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早了的龙窑。严村商代龙窑窑址位于上虞市城西3.6公里的凤凰山麓，1984年6月浙江建筑卫生陶瓷厂基建时出土。商代窑址有专烧印纹硬陶的龙窑6座，自南向北略呈半圆形，依山而建。窑床呈倾斜长条形，即利用山坡自然斜度挖一凹沟，在沟底及周壁涂以粘土而成。其中较为完整的龙窑两座，各长5.3米，窑室宽1米-1.22米，窑头火膛长1.3米，宽0.96米，倾斜16度，底与墙均由粘土筑成，烧结坚硬。每窑可烧陶器二、三百件。窑床底部铺5厘米-10厘米厚的砂砾一层，作为烧制器物的铺垫材料。窑旁有路，便于装烧和观察。窑内外堆积物中发现的器物残片，约大部分为罐、坛等印纹硬陶，拍饰纹有回纹、箭纹、羽纹、绳纹、人字纹和编织纹等。据测定，窑温达1200℃左右。
2005年10月对福建浦城县仙阳镇猫儿弄山商代窑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发现商周时期窑炉遗迹9座、出土大量珍贵的文物标本。考古专家表示，像这种具有一定规模、保护较完整的古窑制造群落，在全国相当罕见，有可能是中国龙窑的鼻祖，对研究中国原始瓷、南方制陶手工业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据福建省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栗建安所长介绍，在发现的9座窑炉中，椭圆形窑有6座，圆形窑1座，长条形窑2座。椭圆形窑结构相似，大小不一，窑炉结构分为火膛、“分焰柱”、窑室前后部分，窑前大多有窑前工作面，其中两座窑室后部仍保留部分拱形窑顶据了解，此次发现的6座椭圆形窑和1座圆形窑窑室后侧均未发现烟囱等设施，应属于窑床式升焰窑。2座长条形窑应属平焰窑，与浙江上虞李家山商代龙窑相似。与浙江绍兴长竹园发现的春秋战国窑和上虞联江帐子山发现的汉代窑相比较，2条平焰窑中的一座窑底前后倾斜度基本一致，另一座虽前后稍有变化，但大体较一致，且2条窑尾部均未发现挡火墙，与李家山早期龙窑一样未发现垫具等窑具，由此可见这2条平焰窑均属早期龙窑类型，具有一定的原始性。龙窑建在山坡中下部，顺着山势往上延伸，长六七米。经过考古队员的清理，很清晰地看到窑炉的火膛和火道。窑底土质呈青灰色，像是人们在烧完东西后留下的一层灰的颜色。
1984年6月在上虞县樟塘乡（今属上虞市蒿坝镇）严村发现的商代龙窑窑址，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早了的龙窑。严村商代龙窑窑址位于上虞市城西3.6公里的凤凰山麓，1984年6月浙江建筑卫生陶瓷厂基建时出土。商代窑址有专烧印纹硬陶的龙窑6座，自南向北略呈半圆形，依山而建。窑床呈倾斜长条形，即利用山坡自然斜度挖一凹沟，在沟底及周壁涂以粘土而成。其中较为完整的龙窑两座，各长5.3米，窑室宽1米-1.22米，窑头火膛长1.3米，宽0.96米，倾斜16度，底与墙均由粘土筑成，烧结坚硬。每窑可烧陶器二、三百件。窑床底部铺5厘米-10厘米厚的砂砾一层，作为烧制器物的铺垫材料。窑旁有路，便于装烧和观察。窑内外堆积物中发现的器物残片，约大部分为罐、坛等印纹硬陶，拍饰纹有回纹、箭纹、羽纹、绳纹、人字纹和编织纹等。据测定，窑温达1200℃左右。
自1953年起，广东省博物馆及潮州文化工作者，配合基建工程多次对宋窑遣址进行考古发掘，先后清理了11窑遗址，其中既有阶级型龙窑，还有斜坡式龙窑。最长的十号窑残长78米，宽约3米，除窑头及火膛被毁外，窑壁、窑尾、隔火墙、阶级隔梁等均保存完好，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瓷器。
江西汤周村位于抚州市北约20公里，云山镇西面约8公里处。汤周古窑址分布在汤周村至云山河北岸的下磨盘山、陈家山、象山、旋盘山、火山一带。下磨盘山古窑址面积达2000平方米，此次考古专家对位于京福高速公路线内的下磨盘山古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揭示了龙窑窑基一座。这座龙窑炉依山坡而建，平面呈现长条弧状，窑头朝东，窑尾朝西，残存部分———窑床斜长23米，宽2.24米，窑壁厚12-15厘米，窑壁残高9-35厘米，窑壁内面有一层厚5厘米左右的窑汗。窑床底有2层烧结面。
杭州萧山窑遗址分安山东南坡与安山西坡两处,在安山东南坡,分布着一处较大规模的龙窑,参与考古发掘的萧山博物馆崔主任说,这处窑址总斜长10.5米,宽2.75米,由火膛和窑床两部分组成,但是由于窑址所处的位置与地表太近,所以窑壁基本已经不存在了。不过,最有意义的是,在东南坡的这处窑址,发现了火膛左右两侧残留有高0.2―0.4米的保护窑头的建筑遗迹,呈折尺状与窑头前端平齐,并且由烧过的大块坚硬的烧结块和石块砌成。崔主任说,在龙窑上建有护窑,这在同时期的窑址发掘中,尚属首次发现,同时,对春秋战国时期的龙窑建造和烧制状况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从安山东南坡翻过一个不高的小山坡,便到了安山西坡,在这片坡地里,发现了两座龙窑,其中一座叠压在另一座上,两座龙窑依山而建,膛底为青灰色,窑床之上铺有一层细细的沙,在窑床上发掘出大量圆形小垫饼。其中有一座窑顶已坍塌,从坍下的窑顶结块看,烧结面有篾编的痕迹,且伴有少量稻草。
３．３龙窑的生产特点
龙窑的“背或两侧”沿窑长度方向每隔l米左右开一排或一对投柴孔，焙烧时将燃料投入窑内坯体垛之间的火道中燃烧，当该处达到预定温度时，投柴位置即向前移动一排，如此自下而上逐排焙烧，形成移动的火焰。
龙窑窑头设有预热室，有的窑头后还有一节小窑室，用于预热空气和控制氧化气氛，当然也可以通过码窑方法来控制气氛，而不是说龙窑只能烧还原气氛。窑尾不设烟囱或只设一不高的烟囱，属平焰式窑；装烧时，制品放置于固定的窑床上，依*火焰的流动，自下而上逐段将制品烧熟。前部燃烧所产生的热气体沿窑内坡度向后部流动，将后面的制品预热后经窑尾排出。前段的制品烧好后，火焰后移，下一段的制品即进入烧成阶段，前面的制品则开始冷却，而烧成段后面的制品仍处于预热阶段。
这种龙窑，具有很多优点：一是生产周期较短；二是窑内温度比较均匀；三是容易控制氧化和还原气氛及升降温速度；四是窑的结构简单，造价甚低。缺点是装窑、开窑的劳动强度大；窑的某些部位气氛和温度的波动较大；因窑底为坡形，故给装烧带来诸多不便。
韩复兴（广东科信达奥斯博陶瓷科技公司）
茶文化的发展以及茶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中国茶业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唐宋茶业的辉煌，主要是表现在茶学的深入及茶叶加工，特别是贡茶，加工技术技术的精深。而明清时期，这种传统的茶学、茶业及至茶文化，因为经过宋元的社会动荡，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明清茶叶生产的发展
⑴茶类的新发展
宋元时期，除贡茶仍然采用团饼茶外，散茶在民间俗饮已经得到了较广泛的普及。但明朝初期，贡茶仍然采用福建的团饼，后来，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进贡团饼茶太"重劳民力"，决意改制，下令罢造"龙团"，改进芽茶。明太祖的诏令，在客观上，对进一步破除团饼茶的传统束缚，促进芽茶和叶茶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明朝茶业在技术革新、各种茶类的全面发展以及名茶的繁多上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
⑵生产加工技术的不断完善
据有关资料显示，明清时期在原有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新的茶叶生产加工技术。有如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中记到"种以多子，稍长即移"。说明在明朝，有的地方除了直播以外，还采用了育苗移栽的方法。到康熙年间的《连阳八排风土记》中，已有茶树插枝繁殖技术。此外，在清代闽北一带，对一些名贵的优良茶树品种，还开始采用了压条繁殖的方法。
在茶园管理方面，明清时期在耕作施肥，种植要求上更加精细，在抑制杂草生长上和茶园间种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此外，在掌握茶树生物学特性和茶叶采摘等方面，在明清时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发展。从制茶技术看，元代《王祯农书》所载的蒸青技术，虽已完整，但尚粗略，明代时，制茶炒青技术发展逐渐超过了蒸青方法。
⑶品类的多样化
由于工艺技术的改进，各地名茶的发展也很快，品类日见繁多。宋代时的知名散茶寥寥无几，文献中提及的只有日注、双井、顾渚等几种。但是，到了明代，仅黄一正的《事物绀珠》一书中辑录的"今茶名"就有97种之多，绝大多数属散茶。
明清两朝在散茶，叶茶发展的同时，其他茶类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包括黑茶、花茶、青茶和红茶等。
青茶，也称乌龙茶，是明清时首先创立于福建的一种半发酵茶类。红茶创始年代和青茶一样，也无从查考，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其名最先见之于明代中叶的《多能鄙事》一书。到了清代以后，随茶叶外贸发展的需要，红茶由福建很快传到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云南和四川等省。在福建地区，还形成了工夫小种、白毫、紫毫、选芽、漳芽、兰香和清香等许多名品。
2、明清茶文化的发展
由于茶类和新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明清茶叶生产方式和茶叶饮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茶对人们的生活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明清时期的茶文化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叶冲泡方法的艺术性和茶具的独特性及茶馆的普及性。
⑴品饮方式的艺术性
明清时期品茶方式的更新和发展，突出表现在饮茶艺术性的追求。 明代兴起的饮茶冲瀹法，是基于散茶的兴起，散茶容易冲泡，冲饮方便，而且芽叶完整，大大增强了饮茶时的观赏效果。明代人在饮茶中，已经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自然美和环境美。 明人饮茶艺术性，还表现在追求饮茶环境美，这种环境包括饮茶者的人数和自然环境。当时对饮茶的人数有"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之说，对于自然环境，则最好在清静的山林、俭朴的柴房、清溪、松涛，无喧闹嘈杂之声。
⑵追求饮茶的器具之美
明代散茶的兴起，引起冲泡法的改变，原来唐宋模式的茶具也不再适且了。茶壶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百姓茶饮生活中，茶盏也由黑釉瓷变成了白瓷和青花瓷，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衬托茶的色彩。除白瓷和青瓷外，明代最为突出的茶具是宜兴的紫砂壶。紫砂茶具不仅因为瀹饮法而兴盛，其形制和材质，更迎合了当时社会所追求的平淡、端庄、质朴、自然、温厚、闲雅等的精神需要。紫砂壶的制造出现了许多名家，如时大彬、陈远鸣等，并形成了一定的流派，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因而说，紫砂艺术的兴起，也是明代茶叶文化的一个丰硕果实。
清代以来，在我国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地盛行工夫茶，工夫茶的兴盛也带动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如铫，是煎水用的水壶，以粤东白泥铫为主，小口瓮腹；茶炉，由细白泥制成，截筒形，高一尺二、三寸；茶壶，以紫砂陶为佳，其形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以受水半斤，茶盏、茶盘多为青花瓷或白瓷，茶盏小如核桃，薄如蛋壳，甚为精美。
⑶茶馆的普及
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茶馆作为一种平民式的饮茶场所，如雨后春笋，发展很迅速。清代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据记载，就北京有名的茶馆已达30多座，清末，上海更多，达到66家。在乡镇茶馆的发达也不亚于大城市，如江苏、浙江一带，有的全镇居民只有数千家，而茶馆可以达到百余家之多。
茶馆是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内容，清代茶馆的经营和功能特色有以下几种:饮茶场所，点心饮食兼饮茶，听书场所。除了上面几种情况外，茶馆有时还兼赌博场所，尤其是江南集镇上，这种现象很多。再者，茶馆有时也充当"纠纷裁判场所"。"吃讲茶"，邻里乡间发生了各种纠纷后，双方常常邀上主持公道的长者或中间人，至茶馆去评理以求圆满解决。如调解不成，也会有碗盏横飞，大打出手的时候，茶馆也会因此而面目全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