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文人雅士的书房都极其讲究，所陈设的文房用品无不精巧别致，天趣如如，充满了一番别有会心的诗意与灵性，主人居之，可以读书，可以写字，可以作画，可以焚焚香，可以品茗，可以鉴古，可以理琴，可以静坐，可以会客，“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
那么，如此这般的书房，可令主人清心乐至、怡养性灵、培养智慧的书房，到底是何许模样呢？
高濂，明代著名的戏曲作家，于其所著的《遵生八笺.高子书斋说》中，为今人作了十分详尽的描述。
“书斋宜明净，不可太敞。明净可爽心神，宏敞则伤目力。……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滚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着篆清香。冬置暖炉一。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一。如吴中云林几式佳。壁间悬画一。……几外炉一，花瓶一，匙箸一，香盒一，四者等差远甚，惟博雅者择之。……坐列吴兴凳六，禅椅一，佛尘、掻背、棕帚各一，竹铁如意一，右书架一”。
如何？诸君读后是否大呼过瘾？
高濂文中所言“旧窑”，是指属于古代陶瓷，比较名贵珍稀，却又没有标明朝代、窑场、作坊名号，如此这一类都可归入“旧窑”的称谓之中。而本文所要介绍的，即是一只充满了文人雅致的白玉蝶形笔掭，同高濂文中所提到的笔洗、笔格、笔筒一样，功能相近，都是伺候笔的文玩。笔觇，又称笔掭(舔)，是文人书写绘画时用来掭拭毛笔的用具，有瓷制、玉制、琉璃制、水晶制之别，由于今人早已弃置毛笔不用，因此许多人就对这种文房雅玩十分陌生了。据考证，这种掭笔工具，最早出现在宋代，国内博物馆现存最早的有南宋哥窑荷叶形笔掭一只。“笔觇”之名，应发端于明晚期，出自苏州书香门第文氏一脉、明亡之际以绝食呕血殉国而卒的文震亨。文震亨博学风雅，名士风流，著有艺术博物志一类的《长物志》一书，“笔觇”一名即见于此书。屠隆是与文氏同时的又一位风流才子，著有《考盘余事》，于书中名列了四十五种文房器具，其中“笔格、砚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等等，“笔觇”名列第八位，由此可见笔觇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了。明代瓷业高度发达，再加上文震亨个人的偏爱，所以他的《长物志》就很武断的说：“笔觇，定窑、龙泉小浅碟俱佳，水晶、琉璃诸式，俱不雅，有玉碾片叶为之者，尤俗”。
到了清代，笔觇这种文房器具从材质和造型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是所选的材质多为更具有实用价值的砚石，文人名士尤其追求石中名品。二是其造型已演变成砚式，或为长方形居多的几何形状，故有“砚砖”之称；或为天然籽料磨平而为之，又称“籽砚”。
友人这只白玉蝶形笔掭，严格来讲，根据其断代，应称之为笔觇。“觇”，窥看也。笔觇，就是毛笔在悄悄地一点一点地，试探着、观察着一个精致的美好的东西譬如，这只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白玉蝴蝶”。
白玉蝶形笔掭，长68毫米，宽35毫米，最厚处8毫米，玉质为和田白玉，籽料，极其细腻莹润，正面和背面均有淡黄色的沁色，包浆自然，氤氲着一种宝光老气。雕工精细沉着，秀丽逼真，巧夺天工：蝴蝶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饱满，张开的双翅，形态优美，线条流畅，尤其是翅膀中间所蜿蜒的十几道如琴弦一般的圆弧纹，跳动着灵动与欢快，恰似夏天荷花那妩媚绽放的花瓣。而蝶身之上线条繁复，表现细致：颈部的两道人字纹，稍下的网状背纹，两旁两条长长的半圆纹，尾部数道横纹和小立纹，构成了极强的立体感。妙哉！如此这般的小巧尤物，称之为“笔觇”，该是多么的恰当与形象啊。
明代玉器，尤其是晚明玉器，由于时代追求享乐奢靡的风气所致，已经逐渐脱离了五代两宋玉器形神兼备的艺术特点，形成了追求精雕细琢讲究装饰美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地处繁华江南的苏州，其玉雕尤以精工巧致首冠全国，“玉工辩璞高下定价，而后琢之，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天工开物》)。这只小小的白玉蝶形笔掭，就浓缩了晚明玉器所具备的时代气息与艺术特征，正可谓小中见大、管中窥豹也。
“人道庄周梦蝴蝶，我言蝴蝶梦庄周。庄周解飞蝶解语，说向蝴蝶应点头”(杨万里《题巩仲至修辞斋》)，蝴蝶，人称“大自然的舞姬”，多情之物也，当它从玉工之手悄然破茧成蝶，翩然降临书案之上，该为文人墨客书写作画之时平添了多少的情致雅趣啊！而若是换作了没出息的我，掭笔事小，把玩事大，早就集我万千宠爱于“玉蝴蝶”一身，成为我的文房专宠了理由堂而皇之，“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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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小器：砚滴
砚滴的出现与笔墨的使用和书画的兴起有关。最迟在东晋时期，就出现了各种形状的水盂，人们在使用中发现，用水盂往砚里倒水时，往往水流过量，于是出现了便于掌控水量的器物，这就是砚滴。砚滴也称水滴、水注、书滴、蟾注等。
古人对砚滴的定义比较模糊，易和水盂相混淆，分辨不清。《陶雅》中说，有嘴的称砚滴，“水丞，谓之水滴，又谓之蟾注”，显然，这里把水盂(水丞)和砚滴混淆了。《饮流斋说瓷》中说：“水滴，像形者，其制甚古，蟾滴、龟滴，由来归矣。古者以铜，后世以瓷，明时有蹲龙、宝象诸状，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者则名曰滴，不名曰盂。”也是一个模糊概念，“贮水不多者”，既不准确，也不科学。
砚滴是什么，如何定义？——往砚中注水的各种造型的文房小器物中，有单独的进水孔和出水孔，且水流细缓者谓之砚滴。砚滴做工都比较精美，材质除金属、玉石、玛瑙外，大多是陶瓷材料的。在造型设计上，也是穷其工巧，堪与后世出现的紫砂壶艺术相媲美。它们大都古雅别致，多姿多彩，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
砚滴-历史发展
砚滴为滴水入砚的文房用具，也称水滴、水注。《饮流斋说瓷》：“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则名曰滴。”具体出现的年代已不可考，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文中所说“古人”语焉不详，但滴晚于盂则是不争之实。从传世品和出土器物来看，砚滴的出现不晚于汉代，最早为铜制，后改为陶、瓷、玉、石等材质。其样式不定，历代均有创新。汉代砚滴多为龟蛇熊羊之形，古朴浑厚。熊形玉砚滴，为一张口卷舌，背有双翅，右前肢托一灵芝，呈蹲坐式的飞熊。其雕工粗犷，为东汉时器物。飞熊的传说，古代极多。《武王伐纣平话》：西伯侯夜梦飞熊一只，来至殿下，周公解梦谓必得贤人，后果得贤人姜尚，当时姜尚正在渭水之滨垂钓。后因以飞熊指群主得贤臣的征兆。
魏晋时除流行汉时熊形滴外，蛙龟等青瓷砚滴也较为流行。如青瓷熊砚滴，仔熊右手捧食欲入口，左肢轻扶左膝，神情专注。顶部有孔为注水口。与上器相比，更加栩栩如生。南北朝时期水滴以动物造型更为普遍，如蛙形、兔形等，并有其他造型的砚滴。如青瓷棒槌形砚滴，其形状颇像一条茄子，一端圆鼓上有鸡心状注水口，另一端为细管状流。造型小巧别致。器身刻划卷枝纹，线条流畅自然。从纹饰上看，为南北朝时的典型器物。唐代砚滴形制小巧，造型别致，除有瓷制品外，还有铜制品，如龟形砚滴，造型为一龟口衔小碗，龟背有柱形钮，龟甲雕刻精湛细腻，为唐代砚滴中的精品。宋元之时，瓷砚滴再度兴盛，尤以龙泉窑烧造的砚滴最为新颖别致，有舟形、坐俑形、童子牧牛形、鱼形等。鱼形砚滴，为一只跳跃的鱼形，口为滴，背部有一注水孔。造型别致，鱼身有刻纹。通体施以灰青色釉，为元代瓷砚滴中的精细之作。
明代瓷业高度发达，砚滴自是争奇斗妍，历代均有砚滴传世，尤以宣德时器物别有风韵。青花鸳鸯形砚滴，为象生鸳鸯形，背上有圆孔，上插有一滴管，平底，通体以蓝地留白技法装饰。器型精巧，胎白质细。左上留白地内青花楷书“宣德年制”。清代砚滴以象生形居多，作工精巧，青白釉莲蓬形砚滴，其造型极为别致，左边一朵荷叶为水盂，边堆塑螃蟹，内有孔洞通向右边莲蓬，莲蓬有出水孔为砚滴。和两件文房用具为一体，前朝所少见，为清代早期器物。在文房用具中砚滴传世品较少，又因其形制小巧而不引人重视，故收藏难度较大。
滴又称水滴、书滴，贮存砚水供磨墨之用。
当代陶瓷的人文价值
中国当代陶瓷的发展路径，和西方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当代陶艺的全面发展受到传统陶艺和西方当代陶艺的双重影响，这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限制与束缚。因此，我们绝不应当断然否定优秀的传统，以及在这个传统基础上的延续和创新；我们也应当以宽阔的胸怀，迎接对西方当代陶瓷观念的对接。二者的一个共同的价值，都是在创新，无论是基于传统还是基于当代。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便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当代陶瓷的人文价值。
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对中国陶瓷的影响巨大。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的重大区别，在于中国画对于线条的强调以及二维空间的应用。这在对具象的表现力上似乎受到一些约束，反而使得中国绘画更加专注于画面的形式感和意境。中国的书法艺术，世界上独一无二。从象形文字绵绵数千年发展至今，仍然有巨大的生命力和表现力。但是，将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以及诗歌和印学完整地表现在陶瓷上，是从中国当代陶瓷开始的。在陶瓷创作上，真正做到诗，书，画，印俱佳者，即使是在当代，也不常见。这里，我们要特别将陶瓷上的绘画创作和所谓的将中国画“移植”到陶瓷区分开来。区分的唯一标准，就是创新。
文房琴炉闻幽香
在文房用具中，琴炉是个不能缺少的重要物件。中国社会自古重视音乐，孔夫子制六艺其中就有“乐”。古代宴乐场上、文人学士的书斋中，都离不开琴、瑟、筝、箫。为了营造高雅清香的环境，同时也为了便于计时，在弹、吹乐器时都要燃香助兴，于是专门为抚琴弹筝用的小型香炉也就应运而生，并且起了一个极雅的名字——琴炉。
琴炉，琴制式样，古来有之琴炉，人们都会冠以“小”字，呼之曰“小琴炉”，琴炉与香炉的区别就在这个“小”字。一般来讲，口径在10厘米左右称琴炉，以其可置于掌中把玩，口径15厘米以上叫香炉。琴炉对古代文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调琴、读书、礼佛，炉中的檀香，可辟除杂念，导人入静。琴炉燃香一次一支，故炉体要小巧玲珑，置于琴桌前更显雅致。
焚香抚琴，寄“高山流水”之寓，悠悠琴韵，袅袅幽香，此乃中国古代文人的雅趣和情怀之所在。白居易诗云“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以及谢惠连的“燎薰炉兮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无不表达出古代文人对于“香”以及香炉的钦慕与爱恋。
在中国文化中，“香炉”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趣。置于书桌，则思骛八极，文如泉涌；放于琴案，则胸中沟壑，地动山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缕沉香，袅袅不绝，洇染出一幅中国文化独特的剪影。
中国当代陶瓷的人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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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陶瓷作为一个主要的收藏品种，已经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市场认可。关于其市场价格的探讨，也越来越热烈。价格是价值的体现。探讨中国当代陶瓷的人文价值，可以使我们对这一重要收藏品种，有更加深刻和长远的认识。
陶瓷起源于中国。商代以降，及东汉时，青瓷盛行；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取代金银铜器、漆器，始为民用；宋崇理学和禅宗，尚典雅、质朴、含蓄，北宋官窑、南宋官窑、汝窑、钧窑、定窑等五大名窑应运而生，中国瓷器的烧造达到了第一个历史高峰；至元以后，宫廷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专制御瓷；至明清，瓷器出口成为对外贸易之最大宗；清三代时期瓷器胎质缜密，釉质细润，图案华丽，装饰高雅，遂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第二高峰。
乾隆后期，中国瓷器逐渐衰落。各陶瓷产区固化了各自的地方特色和传统工艺。工艺技法的同质现象开始明显制约现当代陶瓷的进一步发展。如景德镇青花、粉彩，醴陵釉下五彩，龙泉青瓷、宜兴紫砂、佛山公仔，陶艺作品过于强调其地域和工艺特色，反而千篇一律，不敢越雷池半步；陶瓷的造型、烧制和绘制等上百道工序各有专人，陶瓷艺人穷其一生专攻一道工序，不涉其他。手工艺者大量抄袭，借鉴，临摹前人作品。从材料到工艺，从构思到呈现，了无新意。
清末民初，对中国当代陶瓷产生积极影响的是程门、金品卿、王少维、潘匋宇等浅绛派艺人以文人画绘制釉上彩瓷；民国时期，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艺人也逐渐以绘画的技法、品格绘制陶瓷。这成为近现代陶瓷史上的一抹亮色。这种以艺术家鲜明的个人风格进行陶瓷创作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但远远没有形成主流。受重“官(窑)”轻“民(窑)”，厚古薄今的思想影响，人们对于器型与工艺的欣赏，远远超过对当代陶瓷艺术本质的追求。
陶瓷界通常将中国当代陶瓷分为三种流派：传统派，现代派，和介于其中的传统与现代结合派。大概没有人会对这三大流派的分类作过多的争议。争议反而在于，艺术家本人或者市场对于各个流派的具体内涵。大量的争论甚至结论，将这三者严重地对立起来，肯定一个而全面否定其他。这是十分片面的。
中国当代陶瓷的发展路径，和西方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当代陶艺的全面发展受到传统陶艺和西方当代陶艺的双重影响，这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限制与束缚。因此，我们绝不应当断然否定优秀的传统，以及在这个传统基础上的延续和创新；我们也应当以宽阔的胸怀，迎接对西方当代陶瓷观念的对接。二者的一个共同的价值，都是在创新，无论是基于传统还是基于当代。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便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当代陶瓷的人文价值。
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对中国陶瓷的影响巨大。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的重大区别，在于中国画对于线条的强调以及二维空间的应用。这在对具象的表现力上似乎受到一些约束，反而使得中国绘画更加专注于画面的形式感和意境。中国的书法艺术，世界上独一无二。从象形文字绵绵数千年发展至今，仍然有巨大的生命力和表现力。但是，将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以及诗歌和印学完整地表现在陶瓷上，是从中国当代陶瓷开始的。在陶瓷创作上，真正做到诗，书，画，印俱佳者，即使是在当代，也不常见。这里，我们要特别将陶瓷上的绘画创作和所谓的将中国画“移植”到陶瓷区分开来。区分的唯一标准，就是创新。
失传“蝴蝶杯”山西侯马重现 后继无人传承堪忧
蝴蝶杯，古代饮器之一，以杯中“酒满蝶显，酒干蝶隐”的奇特视觉效果而千古流传，被世人美誉为“千金之宝”。蝴蝶杯在宋代就有记载，但是明代之后因战乱工艺失传。2006年，在侯马市民周尚明的研究下，几经周折将蝴蝶杯技艺重现于世，荣获国家专利。之后，侯马蝴蝶杯也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2月10日，周尚明接受《山西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蝴蝶杯杯体采用天然玉石为原料，经百次手工雕琢打磨而成。并利用光学透镜原理和现代夜光彩绘技术，使斟满酒后可以看到杯内的彩蝶荧光飞舞。”
蝴蝶杯空留传统剧目中
侯马蝴蝶杯，造型古朴，设计奇绝。一支腰细脚宽的高脚细瓷杯座上，像一只反口金钟形的玉色酒盅，杯沿镶金，外壁二龙戏珠；内壁婷婷花朵，被誉为“千金之宝”。斟酒满杯，便见一彩蝶从杯底泛起，起落于花丛之间，栩栩如生，出神入化，杯酒饮尽，彩蝶顿逝，是为“酒满蝶显，酒尽蝶隐”之酒具。
蝴蝶杯在我国宋代就有记载，《陶录》记载：“邑绅刘吏部藏古瓷器，内绘彩碟，贮以水，碟即浮水面，栩栩如生，来观者众，遂秘不示。”当时的“蝴蝶杯”民间流传盛广，古代男女将它作为美好爱情的象征。因制作工艺奇特，大多为祖传作坊，蝴蝶杯往往被官吏们当做稀世珍品而收藏。
随着朝代更替，蝴蝶杯越来越为罕见。明代末期，战乱频繁，蝴蝶杯的制作工艺也渐渐消失。后来只能从戏剧中史料中，听到见到它的名字。
“蝴蝶杯传家宝千金难买，将美酒斟杯内彩蝶飞来”，这是山西古典蒲剧《蝴蝶杯》中的一段唱词。它说的是太原公子田玉川，与渔家姑娘胡凤莲难中相遇一见钟情，田玉川以传家之宝蝴蝶杯相订终身，锄奸报仇的故事。这里所说的“酒满蝶飞”的蝴蝶杯，就产自春秋晋国都城新田，也就是今天我省的侯马市。
这个给人以爱情遐想的传说，被人以各种方式口口相传，不少民间地方剧种以艺术形式，将蝴蝶杯的故事延传下来。中国传统的京剧、晋剧、蒲剧、秦腔、河北梆子等剧种中，都有剧目《蝴蝶杯》。
潜心研究“宝杯”再现
说起蝴蝶杯的重现，今年53岁的周尚明回忆说，1979年，在侯马市郊区崖口村的一村民家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杯子。这个杯子腰细脚宽，古瓷器的色韵流光溢彩，看着这样奇特的杯子，他将杯子捡起来，并将其带回家中。一次，他发现了斟水满杯时，一只色彩娇艳的蝴蝶翩翩起舞，扇动着翅膀，犹如活了一般，而当水渐渐减少，飞蝶也逐渐隐匿消失。
一时间，很多人争相来看这个神奇的杯子，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后来，经过文物部门相关专家鉴定，这个杯子正是绝迹千古奇葩“蝴蝶杯”，之后，这个杯子陈列于侯马市展览馆，供群众观赏。
这个绝迹千年的杯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一批曾在侯马插队的知青重返侯马，以个人力量组织开发蝴蝶杯，只可惜没有成功。之后侯马成立了陶瓷厂，调集研究人员悉心钻研“蝴蝶杯”技艺，但成品合格率只有2%左右。因投入巨大，收益却连日常开支都无法维持，该技艺的研究只能暂时停止。
1982年，周尚明转业到侯马工作。业余时间，他四处收集有关蝴蝶杯的资料。之后，受朋友之邀，他到侯马陶瓷厂帮忙，接触到了更多关于蝴蝶杯的信息，对蝴蝶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97年，他下岗在家，从事“蝴蝶杯”的研究工作。
“蝴蝶杯工艺复杂，许多工艺无法实现，造成陶瓷蝴蝶杯成品合格率低。为了攻克这一难关，我走遍了长治、西安、唐山、石家庄、广州、武昌、景德镇等地，终于在2006年将蝴蝶杯研制成功，并申请了国家专利。”周尚明说到这些的时候，显得非常兴奋。
手里翻腾上百次
精心研究，深入发掘，周尚明弄清了古代艺人运用娴熟的“杯满蝶现，酒干蝶隐”的光学原理。关于原理，周尚明解释说：“杯脚里，细弹簧上装一彩蝶，杯子受到微小骚扰，彩蝶就会振动。杯底中央，嵌装一类似于凸透镜功能的东西。杯中无酒，彩蝶在凸透镜焦点之外。杯中斟酒，酒作用为一凹透镜。凸透镜与凹透镜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凸透镜。彩蝶便落在复合凸透镜的焦点之内，彩蝶通过复合凸透镜形成放大虚像图，人就能清楚地看到放大了的蝴蝶。”
他从全世界一万多种蝴蝶中，挑选最美丽的品种彩绘制作，而且从香港专门购买特质的材质制作蝴蝶，成为了唯一可以显影的酒具，也成为名扬中外的工艺精品。
制作这样一个精美杯子，也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过程。周尚明介绍说：“首先选料非常的讲究，每次我都会去陕西和河南购买天然的矿玉。料选好后，接下来经过切割、打磨、精修、抛光、合口、装配等复杂的过程。这个小小的杯体，要在手中至少翻腾上百次。因为玉质地凉，在制作过程中，也受气候影响，只有在天气好的时候，才能下料制作。在打磨的过程中，离不开水，而且手感非常的重要，稍微有点偏差，杯子就会碎，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活儿。”
后继无人传承堪忧
6年来，周尚明说，在省里的推荐下，他带着自己的蝴蝶杯参加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展会，每当自己的展柜前因为展品的工艺奇绝站满了赞叹的人群时，他内心非常自豪，正是这样的一份力量也一直在激励着他。周尚明表示，他有责任，有义务把“蝴蝶杯”这一民族文化瑰宝传承下去。
周尚明的手工小作坊，虽然有了发展，但是在技艺传承上仍然存在着问题。现在，周尚明依然在自己家中的一个不足8平方米的工作间里做着蝴蝶杯。而且，因为玉制的蝴蝶杯造价比较高，买的人也很少。
周尚明说：“在河南和西安都有我设置的一个点。但是发展还是不尽人意，重要的工序还只有我一个人能完成。儿子虽对此也有兴趣，但毕竟有自己的工作，无法全身心投入，学不到精处。之前也收过几个徒弟，年轻人缺乏些耐心，也耐不住寂寞。没干多长时间，就不干了。”周尚明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后继无人的现状也让他堪忧。
明清陶瓷文房用品的“俗”、“雅”、“趣”、“文”之说
明清瓷器，讲究的是“工”，这“工”体现在刻、雕、绘、写，常让藏者长见识，其文化含量极为丰富。连常见的青花缠枝莲图，也寓意为“清廉”，其他图案文字更需玩味一番方解其意。
笔者曾购得一件文房用品，初以为是德化白瓷印盒，上手打开一看方才明白是一只砚台。盒盖刻有一幅花鸟图，莲枝、莲叶、莲花、莲蓬，间有鹭鸟一只，舒翅引颈，一派生机，旁题四字“一路连科”，通过鹭鸟和莲棵、暗喻科举制度下文人学有所成，科举中试。联想到收藏的一对光绪青花小碗，精工满花，也是鹭鸟莲花图，碗底心题有四字“一路连升”，自然是官场恭维之语。此类图文明清以来极为流行，清代尤甚。如鸡冠花旁，再画一只大公鸡，暗喻为“官上加官”。画一猴子，上有蜜蜂翻飞，暗喻为“封侯图”，如把猴子画在马上，寓意为“马上封侯”，升官在即。解读这类画面，可以了解明清官场污浊之气。这类画面可用一个字形容“俗”。
第二类图案即为文人画，或反映文人的崇尚与追求，如高山流水，伯牙携琴访友图；暗示知音难觅的清高和孤傲；如羲之爱鹅图，以衬托文人对王羲之一代书圣的仰慕之情；如渊明赏菊图、高士垂钓图，这类图案均以文人雅士为对象，直抒当时文人胸臆，画面清雅，画工精细，寓意耐看，至今为藏家追捧，这类画面可用一个字形容“雅”。
第三类图案反映民俗的、富有生活气息；常常是几笔勾画，却生动异常：如童子蹴鞠图，几个童子争抢着当时的足球忘情玩耍；如童子风筝图，长长一线牵着空中的风筝；童子对弈图，神态专注地在棋盘上落子。麻姑献寿图，达摩面壁图，魁星点斗图，渔樵耕读图，牧童归来图等等，这类图案画工简洁，粗中带细，神态鲜活，一般刚进入收藏领地的人尤为喜欢，这类画面可用一个字形容“趣”。
第四类为文字，一种是经典文字：如蝇头小楷书写苏东坡的“赤壁赋”、“朱子家训”，等，虽篇幅较长，却字字工整，或写于瓶，或写于盆，或写于笔筒上。另一种为民间吉祥语：有一个字的，如“寿”、“福”，另一种为四个字的，如“福寿康宁”，“百子千孙”，“志在书中”等等，这类文字再配之以画的，往往更有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许多人专门收藏这类写有文字的瓷器，这类瓷器可用一个字形容“文”。
瓷器除了本身具有的年代、瓷质、器形、釉彩为人追求外，图文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仅透露出瓷器本身的身份，更传递出当时社会的很多信息。而由此增强的可赏性更是不言而喻的。有的藏家专收碎瓷片，而碎瓷片上的各种图案、文字，年款所含有的知识性足以构成一部赏瓷说瓷的大书，拥有是一方面，读懂是另一方面，两方面的组合，才是收藏乐趣的真正所在。
文房四宝之首:瓷砚的文人气息
康熙五彩瓷砚
古砚，作为文房四宝之首，一出现就和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伴随着华夏五千年的文明，记载着峥嵘岁月，铭刻着沉浮变迁。中国古砚，材质繁多，类型各异，不但书写了文化，而其自身也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体系和种类。古砚总体上分为四类:隶匠砚、贵族砚、文人砚、民俗砚。而石、陶、瓷、砖瓦、玉翠、水晶、化石、象牙、金、银、铜、铁、竹木骨角、琉璃、漆沙等这些庞杂的材质都可以制成一方与众不同的砚。在北京，就有这样一位收藏者，八年的收藏经历中，收藏了几百方古砚，造型不一，材质众多，而他最为独特的藏品就是那一方方精美的瓷砚。
姚远利先生从小就非常喜欢砚台以及和砚台有关的东西，但是就在八年前，他才真正有机会来实现这个近五十年的愿望——收藏古砚。最开始姚先生收集传统的四大名砚，收藏了一段之后，觉得自己的收藏应该有些特色，与众不同，所以另辟蹊径，开始把收藏重点放在了瓷砚上。姚先生说，瓷砚的历史非常悠久，它既具备了瓷器的历史，也具备陶瓷业的历史。瓷砚是很少见的一种材质，由于它的表面非常光滑，不适合研磨，所以尽管不少的朝代也生产过瓷砚，但是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供文人把玩和观赏用的，所以瓷砚应该是属于文人砚的一种。
姚远利先生一边为笔者展示、介绍他精心收藏的各式瓷砚，一边讲解着瓷砚的历史。三国时期出现了青瓷砚，此时端砚、歙砚还没有开始实用。在这个时候，瓷砚多有足，用以加高砚身，与当时席地而坐、多用矮几的习俗相融。三国时期的砚台制作相对比较精细，砚台在此时还有盖子，多为三足，足的形状多做成力士或熊形，但砚面是比较平坦的，水与墨在砚面中不能分开，还是有缺点的。到了西晋时期的砚台，砚的足也是三足的，但足的形制多为蹄足，足部比三国时期的高，制作也比较精巧。到了东晋时期，砚台的制作则比以前要粗糙，多为蹄足，足比西晋时更高，砚面较西晋时的突起，此时砚台的足已不仅仅局限于三足了，以四足、五足者为多。从南北朝时起，砚面的突起现象和足的数量都较东晋更甚。此时的足一般已多至8个，制作则更为粗糙。
元代双层三彩瓷砚
瓷砚在隋代还继续流行，其最大特点就是把以前的蹄形足改为水珠形滴足，使得砚面更为突出，利于水和墨的分开。到了唐代，砚有了很大的改进，一般砚面平坦，周围有了沟槽以供存水，砚面以下则是圈足，圈足外撇，圈足的周壁上往往镂空。圈足与砚面之间的假足则更多，更多的是用来装饰。一方白皙剔透的三足莲瓣瓷砚正是唐朝瓷砚的典型代表。
宋时是瓷砚制作的高潮，出现了白中泛青的影青瓷砚、极耐磨研的龙泉瓷砚、建窑墨瓷砚和绿瓷砚等，在色泽和形制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宋代磁州窑砚、宋代瑞兽瓷砚都是姚先生众里寻“她”千百度之后的精心所藏。明清时瓷砚仍不乏精品，清代粉彩瓷砚、清代光绪青花瓷砚均代表了清代瓷砚的制作风格。
此外，姚先生还收藏了许多难得一见的各式材质的古砚，如陶暖砚，质地为陶，整个砚呈长方体，下半部为空心，可放炭火，砚壁有孔，空气流通，可以排烟。这是适用于北方的砚，冬天天气寒冷，以炭取暖，可保证砚面不结冰。还有锡镶石砚、陶渊明醉石砚、象骨砚、琴形砚、砚形镇纸等。
姚先生多年藏砚、品砚的经历使他对中国古砚的研究颇深，并有着自己的独特眼光。姚先生认为评赏一方砚，除了要看形制、材质外，还要看墨池，墨池可谓砚眼。墨池设计的精与糙、文与俗决定了一方砚是不是具有文气。与其他收藏砚台之人单纯的爱砚不同，姚远利先生收藏古砚是缘于对中国文化深深的眷恋。砚，既是镌刻文化的实用品，又寄托着文人雅士的浪漫与情怀，可谓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见证。而选择以收藏瓷砚为主，姚先生则是看中了瓷砚这个独特的收藏视角，以期挖掘它的文化内涵，形成一套完整而有序的理论体系。
姚先生告诉笔者，他正在研究民俗砚，有朝一日能把他的藏品以及对古砚的研究展现给砚石收藏爱好者。同时，他也希望古砚专家能够加入到研究石雕古砚的行列中来。姚先生认为，虽然石雕古砚作为民俗砚，在历朝历代中都不曾被收藏家们所青睐，但它在当今的收藏品类中是很重要的一项。收藏、研究石雕砚，不仅为广大民俗专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民俗佐证，而且还进一步拓展了我国砚文化的内涵。
品紫砂壶之文化内涵：艺术风格和人文精神是精髓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喝茶健身是茶道的修身法则，然其文化内涵为养性。德者喜水，上善若水，水有汹涌澎湃之势，气吞山河，水有平静如镜之态，摄人魂魄。所以茶道在泡茶、倒茶、分茶的过程中，有韩信点兵、关公巡城、百鸟朝凤、凤点头等等奇妙的茶语，初始金戈铁马，尾时婉约动人，几道茶下来品味、阅古、引喻，无不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洗涤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作为茶文化重要载体的紫砂壶在此过程中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引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品位。
紫砂壶的精品力作，其材质、工艺、造型装饰、艺术品位，都是超一流水准，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震撼力，其作品内在的精、气、神韵诉说着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生活情趣，鲜明的人格个性。当代紫砂泰斗顾景舟，“以师法古人，超越古人”的内在精神动力，一生钻研，以传统的造型、严谨的制作技巧有机结合，严谨、一丝不苟贯穿于作品，自始自终，终以作品秀丽多姿而傲视群雄，引成独树一帜的顾氏风格。紫砂工艺厂建厂初期的七大老艺人中的王寅春、朱可心、裴石民、任淦庭、吴云根，他们处于社会动荡、经济凋零、时世艰难之时，终能对紫砂艺术以身相许，兢兢业业，做到了承上启下，传师授艺，为今天的紫砂繁荣奠定了基石，他们的传世之作，精品迭出，繁中求简，静中求动的古朴之风迎面而来，一种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在作品中呼之欲出。王寅春、裴石民的高足何道洪以浑厚、圆润，张力十足的造型特征，结合其精湛老到的制作技巧，作品给人以宛如珠玉般的润泽，引成了泰然处世超凡脱俗的艺品风格。素有紫砂泥魔术师之称的吕尧臣，把泥的捏拿玩到了极致，其绞泥“沙漠之舟”的飘逸、灵动，恰如“大漠孤烟直”，体现出玩味人生、追求情趣的艺术效果。蒋蓉这位花器大师，把全部精神依托在西瓜、青蛙、花花草草的自然界中，童心升华成雅性，作品的传神，反映了作者内在的精神世界。
综上所述，艺品如人品，紫砂陶艺的艺术品位是制作者生活的积累，文化的积淀，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厚积才能薄发。鉴赏和品评，是提高我们欣赏和鉴别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紫砂文化：紫砂的文化传统与现代人文特征
公元十二世纪初，正值我国宋代的北宋(960-1279)时期，陶瓷生产十分发达，五大名窑已趋成型。地处吴地文化中心的宜兴，以产高温釉陶驰名南北。在太湖西岸伴随着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使陶瓷生产产生了独特的人文特征，丰富的陶土矿源和优越的地域环境是产生这种特征的基础。从陶土矿源中发现的紫砂陶土并由紫砂陶土制作的紫砂陶器引领了这种特征的文化传统的形成。至公元十六世纪的初叶，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和对舶来文化的吸收，由紫砂陶土手工制成的紫砂壶更推动了宜兴紫砂陶器产品的生产，对宜兴陶瓷文化传统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宝库，地域陶瓷文化传统是我国乃至世界文明进程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素来重现人的精神成长，在经济得到稳定的发展和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的过程中，社会以其鲜明的道德环境和浓郁的人文关怀，孕育了极大的精神价值，也丰富了地域文化的沉淀和积累。我国历史悠久，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历代灿烂的文明。中国的人文概念来自《易经》，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们在从事生产以求生存的同时，产生了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这就是“人文”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温情，老子曾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说大自然没有什么想法，所有的造化，包括人和鸟类和花木都是一样的，而人是有感情的，所有的造化都是值得和需要关爱的。人的温情是可以很深厚和很宽广的。以古代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理念强调人们的身心相与，注重精神的成长；注重身心的和谐推展到人际、社会和世界；注重物我相与、人与自己的和谐；即以人为本的观念。陶瓷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重要载体之一，文明历史的早期特征往往以农耕作业的进步与制陶产业的兴盛为主轴，宜兴紫砂陶器的产生和进步演绎了这种文明的鲜活内容。宜兴有从新石器时期中期以来的达7000年陶器生产史，从陶土甲泥矿源中发现紫砂陶土的特殊的性能和特征，是陶器文明的新的进步，紫砂陶土可塑性强，制成器皿后有极好的透气性，高温烧成后无异味，工艺上不需要着釉，坯体又可用其他工艺手段装饰，给人们在生活中实用和寄托人文遐想创造了条件。在不同的历史的时期，人们逐渐把它作为一种休闲和寄托感思的载体。成熟的文明特征促使了人文现象的产生。人们在制作中首次用竹刻和印章的手工技法注明作者的姓名和制作年代，同时有大批的文人参与，在紫砂壶坯体上镌刻寄托思想的诗文和绘画，再通过造型的变化和泥色的选用迎合了不同人群的欣赏口味，对社会的期盼和精神世界的直观追求，使紫砂产生了浓烈的人文特征。紫砂壶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悠久的文化传统，使这种强烈的人文特征延续至今。紫砂陶器尤其是紫砂壶发展到今天，特别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现代的价值取向给予紫砂陶艺的人文关怀并推进了当代人文特征的构筑。在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中拓殖新的人文视野成为现代紫砂陶艺发展的主流。传统的人文精神与关怀，可用为我们发展当代紫砂艺术的资源。很多的陶艺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浓烈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味”，并力文化对话，显然是不够的，这就是要求我们对紫砂陶艺重视和发展现代的人文特征。现代的紫砂陶艺，除了保持特有的手工成型工艺外，其造型的设计、整体的装饰均有了质的变化和飞跃，大量的姐妹工艺美术手段被大量的借鉴和使用，传统的玉器、青铜器、竹器、漆器、木雕、瓷器、珐瑯器、石器等众多的造型和纹饰被紫砂壶尽情地为自己的生命之树增绿添叶，这也是民族文化之精华的相互吸取。同时舶来文化的健康有益的养份亦被吸收和利用，当代具有超现实主义抽象之变化的造型也不断涌现，与传统文化相映成趣，均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之审美情趣。著名紫砂艺人吴鸣的诸多作品是这方探索的可喜收获。还有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作了大量的选择和利用，使它的身影和当代具有时代特征的设计制作理念，丰富了人们的想象，然不变的是对文化的追求、对具有人文特征的崇拜。如上所述，你会在脑海中浮现的顾景舟的《提璧壶》，高海庚的《集玉壶》、施小马的《红与黑》、吕尧臣的《玉玺壶》、李昌鸣的《竹简壶》、葛军的《将军壶》等相当数量的富有在传统、借鉴、古今之间刻意创新的佳作。这是紫砂工艺在和历史和文化对话的结晶。在装饰工艺上你还会发现除了陶刻绘画、书法外，各种特色的浮雕、泥绘、釉彩工艺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紫砂器的外观装饰工艺手段。装饰的内容均具文化特征，古代的诗文、民族的格言、浪漫的休闲语都在反映作者所表达的自然风光、江河湖海、品行修养、豪情壮志、托物抒情、事业去向，以及喜庆、生活、处世、哲理等等。毫不夸张的说，历代文人的著名诗言志的作品都能从紫砂器的装饰上寻觅到。这种典型的人文特征都在励志人们热爱生活，追求美好；都在激励人们奋发努力或修身养性；都在爱国、爱家、爱人的情怀里培育自己生存的价值观。具有强烈当代人文特征的紫砂工艺品，给人们带来的是美的感受、是理性的接纳、是畅愉的享受，自然地接受健康的人文关怀，而同时又向一切文明体的人文传统敞开。人的内心与生俱来的温情需要寄托，人需要在天地间顽强的显示温情而无所不在。这种让人们能接受的人文关怀，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自由空间。当代紫砂工艺的发展，在祖国的陶瓷艺术的大家庭里，独树一帜地为我们新的人文精神的孕育与创造作出了努力，溶入现代化的特性，吸取传统经典的人文智慧，继承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可以让紫砂的生命之树长绿，这既是对过去的铭记，更是对这种文化本有的人文性的确认。只有将具人文特征事物充实到社会中，我们所为之奋斗的现代化才是由现代人实现出来的。输出真诚与关怀，造成社会的祥和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紫砂工艺在当今时代对现代文明的贡献。
紫砂文化：紫砂壶之文化内涵：人文精神是精髓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喝茶健身是茶道的修身法则，然其文化内涵为养性。德者喜水，上善若水，水有汹涌澎湃之势，气吞山河，水有平静如镜之态，摄人魂魄。所以茶道在泡茶、倒茶、分茶的过程中，有韩信点兵、关公巡城、百鸟朝凤、凤点头等等奇妙的茶语，初始金戈铁马，尾时婉约动人，几道茶下来品味、阅古、引喻，无不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洗涤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作为茶文化重要载体的紫砂壶在此过程中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引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品位。
紫砂壶的精品力作，其材质、工艺、造型装饰、艺术品位，都是超一流水准，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震撼力，其作品内在的精、气、神韵诉说着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生活情趣，鲜明的人格个性。当代紫砂泰斗顾景舟，“以师法古人，超越古人”的内在精神动力，一生钻研，以传统的造型、严谨的制作技巧有机结合，严谨、一丝不苟贯穿于作品，自始自终，终以作品秀丽多姿而傲视群雄，引成独树一帜的顾氏风格。紫砂工艺厂建厂初期的七大老艺人中的王寅春、朱可心、裴石民、任淦庭、吴云根，他们处于社会动荡、经济凋零、时世艰难之时，终能对紫砂艺术以身相许，兢兢业业，做到了承上启下，传师授艺，为今天的紫砂繁荣奠定了基石，他们的传世之作，精品迭出，繁中求简，静中求动的古朴之风迎面而来，一种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在作品中呼之欲出。王寅春、裴石民的高足何道洪以浑厚、圆润，张力十足的造型特征，结合其精湛老到的制作技巧，作品给人以宛如珠玉般的润泽，引成了泰然处世超凡脱俗的艺品风格。素有紫砂泥魔术师之称的吕尧臣，把泥的捏拿玩到了极致，其绞泥“沙漠之舟”的飘逸、灵动，恰如“大漠孤烟直”，体现出玩味人生、追求情趣的艺术效果。蒋蓉这位花器大师，把全部精神依托在西瓜、青蛙、花花草草的自然界中，童心升华成雅性，作品的传神，反映了作者内在的精神世界。
综上所述，艺品如人品，紫砂陶艺的艺术品位是制作者生活的积累，文化的积淀，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厚积才能薄发。鉴赏和品评，是提高我们欣赏和鉴别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见仁见智，本人仅在这里抛砖引玉，是珠玉，她早晚会发出光泽。(李志平：原宜兴紫砂工艺厂厂长、知名陶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