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是一种绚丽的视觉语言,把黑色运用到陶瓷上,是很早以前的事。宋代的陶匠凭着聪明才智,利用火的力量,铁的结晶,釉的流动,在黑色的釉面上烧出各种美妙奇特的色彩,收到流光溢彩的装饰效果,一直为后人珍爱,建窑黑釉瓷就是其中的一种。
一、简单明快的造型
根据科学测定,建窑胎中含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铁较高,烧制后表现为砂粒多,胎色黑、灰黑、紫黑,少量褐黄色。这批藏品胎体共同特点是砂粒粗糙,疏松多孔,厚实坚硬,叩之声脆。器物加工上薄下厚过渡自然,底部最厚,圈足浅,足壁垂直,可见明显的轮旋拉胚痕,修胎流畅自然。器型古拙质朴,简单明快,以茶盏为主(图一),还有个别的大碗、钵、缸、梅瓶(图二)、灯盏(图三),种类不多,可能与其胎体粗厚,不宜生产其它日用品有关。
二、天然绚丽的釉色
单一的黑釉素净,易造成单调与乏味,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建窑黑釉瓷,不以华丽的彩绘和优美的雕饰取悦于人,而是以天然绚丽的黑釉争胜。建窑釉药属铁系结晶釉类,着色剂中含铁量高,在高温中,铁质发生胶合作用并浮现在黑釉表面,冷却时发生晶化,出现奇特的结晶斑,因胎土、釉药、温度有差异,泛出青、蓝、赤、紫等色,放射出点点光辉,晕彩眩目,产生特殊的艺术魅力。美丽的色彩是偶然的窑变所得,非人为的意志左右,因而在当时已十分名贵。这批藏品浑厚凝重,内满釉,内底聚釉成厚层,外壁下部露胎,底垂釉成珠状,釉层上薄下厚。釉层厚薄不同,呈色亦不尽相同,颜色上淡下浓,出现不同的色阶,因而找不到一件相同釉色的瓷器。按釉色可分为兔毫釉、油滴釉、黑色釉、多色釉。
1、纹理自然的兔毫釉
这类釉色占多数,在黑色或褐色的釉地上,细密均匀地并排垂流着的丝状条纹,既像兔子身上的毫毛,又似雨丝,呈现出黄褐、银白、灰、青蓝等绮丽多变的色彩。根据毫纹的颜色,又有“金兔毫”、“银兔毫”、“灰兔毫”、“蓝兔毫”等别称,毫纹或迷蒙或清晰,连绵不断地覆盖在器壁上,成为建窑最富特色的产品(图四—八)。
赵佶《大观茶论》:“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美丽的兔毫纹博得众多文人墨客的吟诵,黄庭坚“松风转蟹眼,乳花明兔毛。”杨万里“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形象地赞美了兔毫盏。但美中不足的是口沿釉层薄,遮盖不住粗糙的胎砂,这是由于正置仰烧时,釉汁在高温下逐渐向下流,釉的流动使盏口几乎失釉露胎而呈褐色,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有的盏口镶上铜边或银边,使兔毫盏达到更完美的境界。
2、如赤如银的油滴釉
油滴釉是宋代的特色釉种之一,以建窑的最佳。油滴釉是在黑釉面上闪现赤色或银色的小圆点,大小不一,大的可达几毫米,小的仅针尖大小,俗称“金油滴”“银油滴”,这是铁结晶呈油滴状的表现。赤色的小圆点满器密集,大小均匀,似汤面上飘浮的辣椒油点。残片中有一滴油滴釉,是目前已知最大的油滴,直径竟达1厘米;也有呈赤灰色金属光泽,本来这种颜色在黑色底上,易被黑色掩盖,但由于油滴密布,变成喧宾夺主,充满天成之趣,令人眼花缭乱。这些斑点与黑色的界线清晰,每个斑点都是一个光滑的亮点反射出银光,而且随着光线的变化,釉滴的光泽也起着强弱的变化。油滴斑主要是由一层微米级尺寸的磁铁矿多晶沿釉表面分布,形成一个强烈反射光线的镜面。
3、深沉明亮的黑色釉
黑色釉又称绀黑釉,古籍谓“黑建”、“色黑而滋润”。胎体砂粒特大,呈色特黑,釉汁乌黑漆亮几可照人,流釉均匀,口沿釉层薄,外壁在流釉的终端取釉成圈,少见垂珠状,盏内底积釉厚呈色深状。所谓建窑黑色釉,并非一点杂质也没有,釉中的铁结晶在高温下或多或少地要表现出来,它是相对其它釉色而言,黑色成份高呈色纯而已。
4、七彩纷呈的多色釉
陶瓷是火的艺术,烧成是陶瓷生产中最后的一个关键性工序,也是最难掌握的一个工序,烧成温度、冷却方法、火的气氛及其浓度,对呈色尤为重要。多色釉与上面几种釉的主要化学成份基本相同,但少量或微量的氧化锰、氧化钴、氧化铜、氧化铬等含量不同,对色调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次要成份含量的多寡、胎釉的厚薄、釉熔的粘度、烧成的温度、器物在窑中摆放的位置等有差异,呈色就不尽相同。烧造过程复杂的变化,把黑釉表面异化出各种颜色,成为七彩缤纷的多色釉。这批藏品的多色釉大致分为结晶冰花纹釉、灰白釉、酱色釉、芝麻花釉、青黑釉等。
建窑黑釉除自然的釉变外,还有氧化铁、描金、乳白釉等人工装饰。
氧化铁装饰:是在施好的黑釉上用氧化铁做着色剂绘画纹饰,氧化铁呈褐色,黑褐两种冷色的搭配,使黑色明度上升,取得色调和谐的艺术效果,给人沉着、统一的印象。黑褐相间自然垂流,釉汁流到盏内底改变流动方向,双色呈旋向相间积聚于盏底,像斑驳虎皮,妙趣横生。有的呈线条状或斑点状,两色横向相间,黑釉与褐斑交融为波浪纹,富有动感。(图九)恰似在褐色地上用浑融的浓墨毫无拘束地绘出舒展的菊瓣,组成一朵盛开的菊花,满布全器,生机勃勃。
金彩装饰:金是贵重金属,以经济价值论,有显赫的意思,作为装饰材料,有美好的含义。金色与各种颜色都容易配合,产生光辉灿烂的效果。我国很早就会用金来装饰陶瓷,四川曾出土用漆粘铁金的唐墓兽,宋代除建窑外,定窑、吉州窑等也运用描金装饰,这是在烧好的黑瓷上描金,再以低温烧成,只是因时间长金彩易氧化脱落(图十),但仍留下金彩的痕迹。梅花、竹叶从盏内底斜出,迎风摇曳,线条遒劲挺拔,大片的竹叶,怒放的梅花,争奇斗艳,布局上因器构图,随着盏形下密上疏,简洁明快,在黑釉中隐见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图十一)仿兔毫纹,细长的线条参差有序,呈光芒状由内底向腹壁放射,充满韵律感,为黑釉增辉添色。(图十二)内壁绘兔毫纹地上开光四个,内分别草书“北苑先春”,方形的开光突破了线条纵向排列的单一局面,使图案富于变化,主次鲜明,雅素大方。金彩给人金碧辉煌、雍容华贵之美感,可想当时描金盏的身价是不菲的。
乳白釉装饰:当时由于油滴釉产量少需求大,为满足市场需要,用乳白釉装饰法仿油滴釉的效果,在黑釉上用笔蘸乳白釉点成卵状斑,两次上釉一次烧成,白斑突现在黑釉上(图十三)。可看到有规律地中间密点,四周疏点,黑色的明度最低,白色的明度最高,这两种明度处于两极的颜色互相配合,形成强烈的对比,黑白分明,粗犷洒脱,别有意趣。中间的盏为烧生。
有趣的是,有的盏壁上出现浅色的弹簧纹,呈相对状或品字状排列(图十四),据介绍是盏长期埋藏在废窑中,被虫子附壁产卵而留下的痕迹,经过长时间的侵蚀,这些痕迹已渗到釉中。这本是瑕疵,却因此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后天形成的有趣的自然现象,它无意中为建窑盏的装饰增添了天然的风韵。
三、模印刀刻的文字
出土或传世的建窑盏中,不少带有铭文,通过这些文字资料,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生产情况或生产性质。这批藏品的铭文,有模印的、有刀刻的,以刀刻“供御”、模印“进”的最多,还有印、刻“杨”、“詹”、“先”、“昌”、“中”、“古”、“翁秀”、“中乙”、“一”、“二”、“拾六四”、“○”、“十”、“新窑”、“官囗”(疑为“官皿”)是为进贡朝廷而烧的(图十五),因而字体整,其它的较为草率,这些文字代表了窑主、承包制工、物主的姓名、产品的数量规格等特殊记号。据悉“新窑”是窑名,是当时在废弃的窑炉上新建的另一个窑炉。建窑瓷器是在龙窑中采用还原焰约1300度烧成的,龙窑具有体积大,烧制器皿多,热效率高,节省燃料,造价低的特点。由于生产规模大,数家合建一炉或窑主把窑炉租给生坯户共同使用,各自把做好的生坯集中起来装窑烧,因此产品要分别做记号避免造成混乱,合炉而烧的情况在我国古代民窑中较常见。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当时的生产所有制为民营性质,同时又为宫廷生产大量御用品,与一般民窑不一样,兼有浓厚的民窑官用的性质。
建盏是宋代斗茶风尚的产物。饮茶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到了宋代,饮茶风更普及 。“北苑先春”是赞美建安(今建瓯市)北苑茶的词句,北苑茶产量高质量好,唐代陆羽《茶经》已把它列入名茶之列,晚唐五代这一带流行斗茶习俗,斗茶始于茶区民间,这种悠闲自得的斗茶趣味性浓,技艺性强,迅速被文人士大夫接受并发展。宋初在建安凤凰山下建立全国第一家御茶园,南宋赵汝砺《北苑别录》中对采茶时间、制茶工艺、贡茶名目和数量作了翔实的介绍,北苑贡茶品种多、工艺精,“独冠天下,非人间所可得也。”宋徽宗赵佶酷爱斗茶,常与上层官僚饮斗,并著有《大观茶论》。斗茶从民间走进宫廷,一时间斗茶成为古代饮茶技艺的一种特殊风气,这股风也传到日本,使建安的茶和黑釉盏名扬中外。建窑黑釉盏创烧于北宋初年,衰落于元末明初,是特定社会风尚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审美观念,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建窑黑釉盏异彩缤纷,不愧是茶苑珍秀,黑瓷瑰宝。
黑釉瓷,是我国传统色釉瓷之一,因釉面呈黑色或黑褐色而得名。从起源时间来看,黑釉瓷几乎与青瓷保持一致,两者的原始作品均在东汉时期就有出现。但是,从市场价值来看,黑釉瓷远没有青釉瓷幸运。尤其是到唐宋以后,我国男方青瓷的烧造可谓如火如荼,一度形成“南青北白”的鼎立局势。这一时期,即使有建窑、磁州窑和耀州窑三大扛把子,黑釉瓷仍然没能夺得“入主东宫”的机会。
但是,宋代黑釉瓷所受到的关注及追捧,并不小,尤其是一些名窑精品或者特殊种类。自古以来,提到宋代黑釉瓷,则必提建盏。然而在建盏以外,宋代黑釉瓷还有一种很独特的种类,以其别致的装饰技法而为人称道。这种黑釉瓷,就是宋代的黑釉铁锈花瓷器,也称黑釉褐彩。
宋代的黑釉铁锈花瓷器,以北方的磁州窑系作品为最佳,耀州窑、定窑等也有部分烧造。我们知道,黑釉瓷釉面呈现黑或黑褐色,是因为其釉料中含氧化性着色剂。当时的黑釉成分以8%左右的氧化铁为主、并含少量锰、钴、铜、铬等元素。当釉层厚度达到1.5毫米时,釉面就可呈纯黑色,这也是铁锈花瓷的理想釉面状态。而铁锈花,是一种结晶釉装饰手法。
当瓷胎上完黑釉以后,用含氧化铁的斑花石作颜料,在瓷面上描绘纹样,或者有的随意淋洒,最后再经过高温烧造即成。其成品釉层内会呈现出灿烂斑斓的铁锈红至褐色斑纹。这是经过1300℃的高温,再经出窑缓冷过程,釉面纹饰处富集的铁分,会形成过饱和的三氧化二铁晶体析出。我们在瓷器上看到的纹样颜色,就是三氧化二铁晶体所呈现出来的。
严格意义上来说,宋代的黑釉铁锈花瓷,其铁锈花装饰不能完全算瓷绘。因为前文提到过,有一部分铁锈花是用颜料随意淋洒出来的。像这种淋洒出来的铁锈花,磁州窑系一般多见流星状,偏瘦长;而定窑、耀州窑等一般多见烟火状,是有中心往外簇散的。至于用颜料描绘出来的那一部分铁锈花,也并非很规整,而是不规则的大写意风格。这是因为铁锈花的析晶本身就不是一个规则的过程,并且很难控制。
正是由于这种铁锈花析晶过程的不可控性,宋代黑釉铁锈花瓷器,即使是同一批施釉、上窑烧造的作品,也不可能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从收藏来看,虽然铁锈花本身就有自然淋洒斑纹的做法,人们也将其作为一种率性的装饰;但是,黑釉铁锈花中最难得的肯定还是经过瓷绘、并且铁锈花析晶状态符合原纹样特征的作品。比如曾在中国嘉德2017香港秋拍上现身的那一件北宋至金-黑釉铁锈花-花叶纹玉壶春瓶,其瓷绘花叶纹状态就很完整、舒展、自然,最终获价高达716.5万之巨。
白釉釉下黑彩绘画又叫白地黑花,其工艺过程是在成型的坯上,先敷一层洁白的化妆土,然后用细黑褐 料在器表绘画纹样或题写诗句,再施一层薄而透明的玻璃质釉,入窑烧制。此种瓷器最为常见,特征明显,传世品又多,稍有常识便不会认错。
另一种白釉釉下黑彩划花瓷器,工艺过程与白地黑花瓷器基本相同,只是多了一道工序,用尖状工具在绘画好的黑色纹样上勾划轮廓线和花瓣叶茎,划掉黑彩,露出白色化妆土,入窑烧制后,黑白两色对比强烈。这种瓷器是磁州窑瓷器中的高档瓷,很少见,惟博物馆有为数不多的几件收藏,如上海博物馆的元代云雁纹大罐、首都博物馆的元代龙凤纹大罐,以及日本白鹤美术馆收藏的宋代鱼龙纹梅瓶,堪称精品杰作。因为工艺特征变化不大,故懂得鉴定白釉釉下黑彩绘画瓷器的人,一般不会把这种瓷器上的黑彩与黑釉搞错。
还有一种釉下黑彩留白瓷器,或叫黑地白花瓷器,它的装饰方法与白地黑花瓷器相反,先用黑色线条勾勒出图案纹样,然后用黑料涂地,留出白色花纹,形成黑地白花相互映衬、对比强烈的效果。这种瓷器十分罕见,1955年安徽巢县南宋墓中出土了一件吉州窑烧造的黑地白花莲花纹瓶。由于对它的装饰工艺认识不足,《中国陶瓷史》一书把它误称作“酱褐色釉莲花纹瓶,”“通体酱褐釉地,上画白色荷花、荷叶与莲实纹。”另一本《中国陶瓷》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 在介绍这件瓷瓶时,也把黑地白花认作黑釉,误称它为“吉州窑黑釉白花瓷瓶”。1998年出版的《中国古陶瓷图典》才对黑地白花瓷器的装饰工艺作出了正确解释。《中国陶瓷史》断定这件吉州窑黑地白花莲花纹瓶烧造于十三世纪初期,磁州窑风格十分明显。靖康之变,宋室南渡之后,许多北方瓷窑的工人不堪金人压迫,纷纷南迁,也把烧瓷的技艺带到了南方,对南方制瓷业的影响重大深远,为元代景德镇制瓷业的崛起作出了第一次推动。
最后是一种釉下黑彩划花瓷器。它的工艺是在敷有洁白化妆土的器物上再施一层细黑褐 料,然后用尖状工具在器物表面勾划图案纹饰,划掉黑彩,露出白色化妆土,施玻璃质釉,入窑烧制。这种瓷器文献没有记载,国内博物馆亦不见有收藏,然民间偶有流传,摆在古玩市场地摊上无人问津,卖主亦不知其珍贵。《中国宋元瓷器目录》南方出版社2000年出版 一书,介绍了一件这类釉下黑彩划花梅瓶,定为宋代磁州窑产品,虽知其珍贵,把它登在封面上,称“十分罕见”,但也犯了分不清釉下黑彩与黑釉的错误,把釉下黑彩划花叫作“黑釉剔花”,并描述:“通体施黑釉,黑亮光润,上有棕眼”。
磁州窑系的白釉釉下黑彩装饰方法还有好几种,如在一件器物上同时使用两种相反的画法,上、下部分白地黑花,中间主体纹饰部分黑地白花或黑彩划花,此种装饰吉州窑瓷器中亦有所见,此处不再一一介绍。磁州窑何时开始烧造白釉釉下黑彩瓷器?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件磁州窑“张家造”标记款的白地黑花枕,为长方形,枕面绘一虎,右上侧题“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明道是北宋仁宗年号,元年为1032年。此枕绘画笔法熟练,形象生动,烧造工艺已很成熟,因此可以断定磁州窑烧造白釉釉下黑彩绘画瓷器的年代在北宋早期,甚至更早。白釉釉下黑彩划花、黑地白花、釉下黑彩划花等装饰方法是在白釉釉下黑彩绘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文献和真正能够确定年代的博物馆藏品来看,磁州窑及磁州窑系烧制此类装饰工艺瓷器的年代不会很早,大约在北宋晚期或金早期,兴盛于金中晚期。准确时间目前还难于确定。釉下黑彩瓷器不论其装饰工艺千变万化,从瓷器种类来说,还应该是白瓷中的一种,它的釉是稀薄的透明玻璃质釉,即石灰釉,与含铁量很高的黑釉——石灰碱釉有根本性区别,两者不能混淆。
笔者入藏的一件辽代黑釉“皮囊壶”(见图),高21厘米,宽11厘米,厚7.5厘米,通体完好无损。它最突出的是起执柄作用形如麻花的两根“皮条”构成的高提梁;流口朝天而非左斜,其下部和壶尾各有3条皮囊接缝纹,提梁下方则是“皮革”扣襻,每边2枚,惟妙惟肖。壶底部平坦呈圆形,砂胎裸露。壶身下端约3厘米未施釉,为宋瓷特点的影响,但黑釉稀薄,斑驳剥落,没有耀州窑黑釉陶瓷施釉肥厚晶莹的感觉。综观全器造型线条粗犷生动,流畅有力,看惯了唐宋窑系陶瓷风格,乍见此物,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笔者于今年春节时无意中从西宁旧货地摊上发现此物并当机立断买下了它。古代的西宁,汉时建西平郡,唐改设鄯州,辖鄯城(西宁)湟水(乐都)等三县,至宋代,改鄯州为西宁州,西宁之名由此始。当时西夏势力范围曾到达西宁附近民和乐都互助诸县,并有剔花西夏瓷罐等文物出土,但属于今呼和浩特一带的北方辽国,在交通极为落后的当时,其黑釉“皮囊壶”之类易碎陶瓷器皿,从青海出土的可能性很小。它究竟怎样来到西宁并出现在市场上,倒成了一个难以找出正确答案的谜。
黑釉是瓷器釉色之一,釉面呈黑色或黑褐色。黑釉主要呈色剂为氧化铁及少量或微量的锰、钴、铜、铬等氧化着色剂。黑釉釉料为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两大类。
通常所见的赤褐色或暗褐色瓷器,釉料中氧化铁比例为8%左右,如将釉层加厚到1.5毫米时,烧成的釉色即呈纯黑。以铁为呈色剂,涂层厚约1.5毫米,经氧化焰焙烧,呈纯黑色。
德清窑黑釉唾壶
早期烧制黑釉最成功的首推东晋时期浙江德清窑,所烧黑釉釉面滋润、光亮,色黑如漆,可与漆器媲美。唐代黑釉较为盛行,宋代则是黑釉的高峰时期。明、清时期御器厂所烧黑釉器做工精细,多在纯净的黑釉上施以各种低温色彩,黑釉则成为各种美丽颜色的衬托。
金 黑釉剔花缸高17cm,口径13.5cm,足径9.5cm
缸唇口,鼓腹,圈足。缸内口部施黑釉,外壁以黑釉剔花装饰,肩部为变形回纹,腹部为缠枝花草纹。外底无釉。
此缸造型浑厚饱满,黑釉光亮如漆,剔花技法娴熟,以黄白色的地子衬托黑色花纹,对比鲜明,具有较好的装饰效果。
从其胎釉特征看,应是金代山西窑产品。以往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金代陶瓷被划归于宋代,从而认为金代陶瓷无精美之作。
1949年以来,随着金代墓葬中大量陶瓷器的出土,人们对金代陶瓷的真实面目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墓葬出土实物和窑址出土标本证明当时北方的定窑、耀州窑、钧窑、磁州窑、淄博窑、大同窑、浑源窑、介休窑、长治窑等到了金代仍在继续烧造,产品各具特色,且不乏精美之作。
宋 黑釉油滴釉盘盘敞口,浅弧壁,圈足。内外满施黑釉,釉色乌黑锃亮,釉面布满银白色油滴状结晶,仿若大小不一的油花点点,故称“油滴釉”。“油滴”之状又如夜空繁星闪烁,令人目不暇接。
此盘神奇之处在于注水后富于各种变化。如注入清水,则银白色结晶愈加明亮,如夜空中繁星闪烁,令人目不暇接;如注满茶水,则结晶闪现出金黄色,十分耀眼,充满神奇魅力。
金 黑釉剔花小口瓶瓶小口外折,短颈,溜肩,鼓腹,圈足,砂底。通体施黑釉,釉面光亮似漆。通体运用剔刻装饰技法,肩部为一周变形菊瓣纹,腹部装饰四组钱形开光,开光内各剔刻出折枝花叶。
此瓶线条简练,纹饰粗犷豪放,黑亮的釉面与褐色的胎体形成对比,别具韵味。此瓶于1955年出土于山西天镇县夏家沟。底部墨书“郭舍住店”四字。
宋 黑釉凸线纹瓶瓶唇口外撇,短颈,溜肩,鼓腹,腹下渐敛,圈足。瓶体半截施黑釉,腹下部露胎。肩、腹部装饰多道凸线纹,线纹4道为一组,组与组之间以单线纹相隔,反复中有变化。
此瓶仅以多道凸线纹装饰,别无他饰,简洁大方,令人耳目一新。
宋、金时期,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瓷窑中生产的黑釉瓶、罐等瓷器常以突起的白色线条作装饰,布局可分为单线和复线,使单调的釉面呈现变化。
金 黑釉褐彩花卉纹小口瓶瓶小口,口下出楞,短颈,溜肩,硕腹,腹下渐收,圈足。通体施黑釉,其上以毛笔蘸褐色釉料描绘折枝花卉纹。
此瓶的纹样虽只寥寥数笔,图案却生动自然。造型敦厚浑圆,淳朴可爱。此种瓶式多见于北方瓷窑,传世器品中还见有白釉褐花、白釉剔花等品种。
黑釉褐彩系使用含氧化铁的贫铁矿石作为绘画原料,先在施有黑釉的瓷坯上描绘图案纹饰,再入室经高温焙烧而成,花纹呈铁锈色,故又称“铁锈花”。此种装饰手法在宋、金时期多流行于北方瓷窑,以磁州窑最具代表性。器物造型有瓶、罐、缸、盘、碗等。
与北宋官窑一样,南宋官窑的发展也经历了地方政府受命烧造和朝廷掌窑制瓷两个阶段,即南宋官窑由州府一级的官窑和朝廷的官窑两部分组成。据《中兴礼书》和《负暄杂录》等古籍记载,南宋时期州府一级的官窑有越州府(后改为绍兴府)监控的余姚官窑,平江府督烧的平江官窑,临安府管辖的内窑以及续窑、乌泥窑,而朝廷设立的官窑惟有郊坛下官窑一座而已。南宋前期,宫廷用瓷主要由州府一级的官窑供给;南宋后期,郊坛下官窑承担了御用瓷器的烧制任务,同时,州府进贡的瓷器则成为宫廷用瓷的重要补充。从已发现的余姚官窑和郊坛下官窑看,南宋宫廷用瓷中的乳浊釉青瓷,在南宋初期至中期的半个多世纪里,出现了由单层釉和浅灰色胎转为二层或二层以上釉和深灰色或黑色胎的变易,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惟一理由是黑胎衬托下的乳浊釉更具有碧玉的质感。当郊坛下官窑生产这类碧玉般的青瓷时,浙南山区的龙泉窑亦成功地烧制了风格相同的黑胎乳浊釉品种,其产地在大窑、溪口等处。笔者在大窑考察窑址时,曾两次见到黑胎瓷残片,釉层滋润而不开片,做工极精,但为数甚少。溪口窑址遗存的黑胎瓷残片数量较多,釉面普遍开片,总体质量略逊于大窑的同类产品。过去,人们认为龙泉窑的黑胎瓷是仿郊坛下官窑的制品,并被排斥在南宋官窑范畴之外,如今看来,龙泉大窑、溪口等地,实为受处州府监控的龙泉官窑所在,它烧制的黑胎瓷洵属“县官未尝见”的宫廷用瓷。
龙泉窑黑胎瓷就像其他州府一级的官窑产品一样,进贡所剩的便被高价出售,故在南宋都城临安及富豪麇集的扬州等地的遗址中都曾出现过龙泉窑黑胎瓷的倩影。1997年1月17日,笔者在日本镰仓考古学研究所参观时,手直树所长陪我进入标本库观看了镰仓时期都城遗址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陶瓷残片,其中有许多南宋晚期至元代的龙泉窑青瓷碎片,素面的、贴花的、刻划花的、印花的皆有,质量很高,然仅见一件黑胎瓷茶托残片,其余的均为白胎瓷。由此可知,龙泉窑黑胎瓷的价值颇高,它在外销瓷中所占的比例极小。或许有人认为官窑瓷器是绝对不可能作为商品出售的,因而龙泉窑黑胎瓷不属于官窑范畴。但是,古籍清楚地记载着北宋官窑——汝窑产品“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甚至连宫廷储存的御用瓷器亦可“估价出卖”。出土资料则表明,官窑(尤其是州府一级的官窑)制品不仅少量地以商品形式流入权贵绅士之手,而且还被远销到亚、非各地。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Fustat)出土的定窑“官”款白瓷残片,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唐代沉船中遗存的“进奉”款白釉绿彩盘,都是这一史实的无可辩驳的铁证。所以,不能因龙泉窑黑胎瓷曾偶尔徜徉于宫廷之外而抹杀它的官窑属性。
有关龙泉窑黑胎瓷的另一个混淆是非的问题便是所谓“哥窑”的传说。“哥窑”之名源于“哥哥洞窑”,它本与龙泉窑毫无关系。最早述及“哥哥洞窑”的是元人孔齐的《静斋至正直记》,该书记载“哥哥洞窑”的产品“绝类古官窑”,这说明此窑所烧器物是完全仿照宋代官窑瓷器的。在明初成书的《格古要论》中,“哥哥洞窑”已被简称为“哥窑”。至于“哥窑”的地点,明人高濂的《遵生八笺》说在杭州凤凰山下,明人王士性的《广志绎》之记载与此相同。1996年,人们在杭州凤凰山发现了一处烧制黑胎青瓷的古窑址,据笔者考证,该窑正是元人孔齐记述的“哥哥洞窑”。从窑址废弃物的情况并结合文献记载看,“哥哥洞窑”在元末烧制“土脉粗燥,色亦不好”的瓷器时,其衰亡的丧钟已经敲响。大约过了一个半世纪,人们将“哥窑”与龙泉窑牵扯到了一起。明人陆深,为弘治十八年进士,嘉靖十六年任太常卿兼侍读学士,卒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他在《春雨堂随笔》中写道:“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嘉靖四十年(1561)编成的《浙江通志》云:“龙泉……县南七十里曰琉华山……山下即琉田,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嘉靖四十五年(1566),郎瑛在《七修类稿续稿》中对“哥窑”作了这样的叙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薄,油水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文,号曰百圾破。龙泉窑至今温、处人称为章窑。”此后各书凡谈及龙泉“哥窑”的,或繁或简,均为鹦鹉学舌,并无什么新意。若将上面三条记载加以比较,便可发现疑窦。在《春雨堂随笔》的记载中,章氏兄弟为“宋时”人;生二所烧青瓷的价值,高于“哥窑”产品,属“官窑之类”;“哥窑”的定名,是由于“生一所陶者色淡”,而不是因生一为哥哥的缘故。《浙江通志》的记述,简约而含糊,既“未详”章氏兄弟为“何时人”,又不提起“哥窑”与“生二窑”产品的特征,还把“兄”与“哥窑”联系了起来。《七修类稿续稿》的文字虽比《春雨堂随笔》和《浙江通志》详细得多,但在内容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宋时”写成了“南宋时”;“主琉田窑”变成了“各主一窑”;“生二窑”改成了“龙泉窑”;生一掌烧的窑之所以叫做“哥窑”,不是由于所烧青瓷的釉色淡,而是因生一为兄之故。以上三部在嘉靖四十五年前短短的数十年间编撰成的书籍对“哥窑”描述的这种差异,反映出这些笔录没有纪实性,倒有明显的臆测和杜撰的成分。洪武二十一年(1388)成书的《格古要论》的“古龙泉窑”条中,只字未提“哥窑”;《新增格古要论》的“古龙泉窑”条中,文字有所增加,说法也具差别,然仍不见“哥窑”的一鳞半爪;在弘治七年(1494)完稿的《菽园杂记》所转录的《龙泉县志》关于龙泉窑的详细记载中,也丝毫不见章氏兄弟的踪影。由此可见,龙泉境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哥窑”。龙泉古窑址的考古资料亦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龙泉“哥窑”是谁编造的呢?据刊于明崇祯十年(1637)的《天工开物》记载,龙泉“哥窑”之名当为“古董行”附会而成。明代中晚期人们为何要做这种移花接木的事呢?我认为原因有三点:(1)南宋龙泉官窑黑胎瓷的釉面特征与杭州凤凰山元代“哥哥洞窑”早、中期的产品非常相似,这类瓷器流传到明代,世人已难辨彼此,故只得以“哥窑”称之。(2)至明代中晚期,“哥哥洞窑”已倒闭150多年,荆棘遍布、杂草丛生的窑场废墟早已被人遗忘,此时,曾烧制过黑胎开片瓷器的龙泉窑尚在生产商品瓷,这便引导拥有或喜爱黑胎青瓷的人朝浙南山区追本溯源。(3)明代景德镇等地的窑口大量烧造仿“哥哥洞窑”制品的开片瓷器,它们在当时被统称为“哥窑”瓷器,但这些瓷器的外观特征与南宋龙泉官窑和元代“哥哥洞窑”的黑胎青瓷截然不同,于是,古董商和部分鉴赏者自然而然地把“哥窑”这顶桂冠戴到了龙泉窑头上。时至今日,理应彻底摈弃龙泉“哥窑”这一虽神奇动听却子虚乌有的编造的故事,还龙泉官窑以固有的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不能再以讹传讹、贻误今人和后人了。王巍在《考古》2003年第8期《出云与东亚的青铜文化》一文说,日本弥生时代出土的铜剑、铜矛和铜铎的祖源都可以追溯到中国的黄河流域,它们首先被传播至辽宁地区,形成了以辽宁式铜剑、铜斧和粗纹铜镜为代表的铜器组合和独特的风格。随后,它们被传到了日本列岛。开始它们都被用作实用器具,后来,铜剑和铜矛、铜戈相继大型化,演变成为祭祀用具。出云地区荒神谷和岩仓的青铜器窖藏便是这一阶段的产物和例证。
对于它们的产地,相对较为复杂。荒神谷遗址出土的铜矛很有可能是在九州北部制造的。铜剑有可能是在出云地区制作的,但这只是推测。铜铎有可能是来自锏铎制作和使用的中心——近畿地区。
作者还说,将出云地区青铜器埋藏与中国境内发现的上述青铜器窖藏相比较,不难看出,其与黄河流域的窖藏差别较大,而与湖南一带的窖藏较为接近,特别是与湖南盛行的大型铜铙的埋藏相比,两者不仅在埋藏的位置方面较为接近,而且铜铎和铜铙都是形体逐渐增大,作为响器的功能逐渐丧失,演变成为纯粹的祭器。当然,两者之间年代相差上千年,不可能存在直接的关系,两者的相似性应当由于相似的信仰或观念所至。
伴随着2002年一件北宋时期的定窑黑釉鹧鸪斑盌以一千二百多万港元的高价在香港佳士得拍卖成交,以及在平时的拍卖会上大多数的黑釉瓷器成交价在几十万左右的行情,收藏界里的文玩爱好者迅速产生了对黑釉瓷器的收集。然而,不同时期的黑釉瓷器价值又是不同的,那么,在收藏黑釉瓷器时要如何判断它的所处年代呢?
从我国相关的资料中查询得知,我国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可以开始烧制黑釉瓷器,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德清窑开始尝试使用含铁量在6%-8%的紫金土原料来配置黑釉,此时所烧制出来的黑釉瓷器颜色黑如漆且光亮。由于时代的不同差异,在黑釉瓷器在其釉料选择上也有了区别,在东汉,东晋早期多为石灰釉,在唐代以后基本上大多是石灰碱釉。故此,判断黑釉瓷器可通过它属于石灰釉还是石灰碱釉来简单判断其大致的年代。
同时,在黑釉的品种上来讲,目前的黑釉瓷器可分为黑釉与花色黑釉两种,其中大家常见的油滴,兔毫,玳瑁,麻酱釉属于花色黑釉的种类。在东汉中晚阶段,黑釉瓷器正式出现在我国的历史上,此时的釉色多采用了深褐绿色和黑色,而且釉层厚度也不均匀,时不时就出现蜡泪痕,在瓷器的底凹处还会有很厚的釉层,此时的黑釉瓷器发展可以说还算不上成熟。历史发展到了东晋时期,以专门生产官窑的德清窑所烧制的黑釉瓷器的釉面滋润,光亮,色泽黑漆,完全可以与同时代的漆器质量相媲美。
伴随着黑釉瓷器制作技术的成熟,在唐代已经开始在民间盛行开来,并在宋代达到了它的发展高峰。当时的主要瓷器生产地都涌现出了大量的黑釉瓷器作品,例如磁州窑,建窑,吉州窑,即便是西夏黑釉瓷器在此阶段也具有了风情特色。在明清时期,官窑所烧制的黑釉瓷器件件精美细致,以各种低温色彩进行瓷器的装饰,此刻的黑釉反而成为了一种衬托。
想必在了解这这么多,相关细心之后大家对于如何判断黑釉瓷器年代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吧,总而言之那就是从瓷器所用的釉质品种,瓷器的烧制方式,釉面所反映出来的滋润度,光泽度,以及它的修足,拉胚等制作工艺来判断,毕竟不同发展时期烧制工艺所烧制的黑釉瓷器还是有着明显差异的。
明朝永乐大帝朱棣在位22年,国力强盛,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对外交流频繁,郑和七下西洋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文化与贸易往来,大大推动了制瓷工艺的进步,在继承元瓷工艺的基础上,又有创新。
朱棣是一位凭借战争夺得皇位的颇受争议的皇帝,他文韬武略,足智多谋,惜才爱才,又小肚鸡肠,设置东厂,开创宦官干政先例;同时他又是一个十分重视细节的人,处理朝政极为谨慎。他追求完美也反映到瓷器制作上,要求器物规整,不许马虎,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可以说是明代最规整的。永乐年间以出产“甜白釉”而著名,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个永乐黑釉罗汉炉,胎骨与甜白瓷完全一致,规整大气,十分罕见,要不是我在景德镇珠山御窑亲眼看到出土的黑釉瓷器,绝不敢相信此为永乐器物。
明永乐黑釉罗汉炉,高7.6厘米,直径17.2厘米,内口径13.3厘米,鼓腹、束颈、圈足。炉身光洁,中腰一段呈乌金釉,釉光可鉴,同时朝口沿和炉底上下两方面折射,釉色由深黑变为褐色,中间还有自然交叉的过渡,轻重相间,浓淡相生,疾缓相调,使原本较为沉闷的黑色具有了生命,活了起来。炉口沿为满釉,平口沿中间施黑釉,两边为褐色釉,但衔接得天衣无缝,釉色能做到如此这般自然,可谓极也。内壁施半釉,留有一圈乌金釉,露胎处可见拉坯痕迹。炉底为外撇式八字形浅圈足,露胎,瓷土洁白细腻,偶有泛火石红斑,修胎平整精细。底部还挖有一条凹边,富有立体感,以手拭之颇为锋利。胎体的衔接痕几乎看不见,可见工匠制作之精细,而元朝与明初时器物的接口则相对较为明显。
在瓷器上书写帝王年号款识,始于永乐,均为四字篆书,笔法特点为折角处浑圆,起落处尖细,字体结构紧凑,显示了永乐大帝特有的审美情趣。当然,景德镇珠山御厂故址也出土大量不带款的器物,可能是因为刚开始使用纪年款,人们还不习惯所致。
人们将此造型器物称为罗汉炉,与我国传统的佛教文化有关,因为这种香炉的形状与和尚化缘的钵相似,故民间称此类形状的香炉为罗汉炉。有一次,在与一位高僧谈论罗汉时,我说,用现今的职称打比方,罗汉为讲师,菩萨为副教授,佛为教授。只要肯修炼,就能得正果。放下屠刀,立地也能成佛,佛教真的有很大的包容性。这位高僧对我这通俗的比喻表示认同。罗汉,为阿罗汉的简称,最早从印度传入我国的是十六罗汉。罗汉有三层意思:一说可以帮人除去生活中一切烦恼;二说可以接受天地间的人天供养;三说可以帮人不再受轮回之苦。
明永乐黑釉罗汉炉,见证了明代瓷业生产的水平。景德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以创新的激情,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各地制瓷能工巧匠先后流向景德镇,“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景德镇一枝独秀,铸就了景德镇瓷业的千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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