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至5月22日，“醍昂：白明的国度”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展出。走进“白明的国度”，感受陶瓷的演化过程。
“醍昂”既远又近，来自于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博尔赫斯作品中虚构的城市，是虚拟王国乌珂巴的一个部分。“醍昂”不仅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更是由一批占星术家、生物学家、工程师、形而上学者、诗人、化学家、几何学家、道德学家、画家、堪舆学家等编撰出来的另类而完整的知识体系，是由时间叠加起来的理想主义的世界。
白明是当代中国陶瓷领域的代表人物，他因为对陶瓷深厚的学术研究，及用陶瓷作为主要材质的艺术实践，而广为国内外艺术界所知。千龙网记者纪敬摄
策展人徐钢认为，白明的知识体系符合“醍昂”的隐喻。白明是活在时间中而不是空间中的艺术家，用理想主义和感情表达支撑着艺术创作，并生动而随时的变化着。特别是他在制造器物上的视觉表达，不是去迁就原来的各种形状，而是每一种形状都随着他的主观愿望和感情表达而随时改变，这样的创作是少见的。
展览现场，策展人徐钢讲解白明的艺术创作。千龙网记者纪敬摄
基于策展人对于白明艺术创作的认识和解读，展览结构上分为“时”、“火”、“器”三个部分，展出白明多年来创作的陶瓷、油画、水墨和综合材料等代表作品，以此完整而清晰的呈现白明的艺术价值。
白明随手拈来的瓷器总是成为别人模仿的对象。千龙网记者纪敬摄
在策展人徐钢看来，白明在中国艺术界是一个非常特殊而丰富的个案，从油画到陶瓷、从综合材料到水墨、从抽象到具象、从传统美学到当代先锋，一直游刃有余而纵横自由，通过研究白明的艺术可以理解一系列重要艺术问题，比如：中国的艺术传统和当代性之间的关联是什么？中国的传统美学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和在国内的相比如何？
“展览想显示三样东西：白明作为个体的故事；陶瓷创作和水墨、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对材质的再思考；瓷器本身的美、烧制瓷器过程和人的品性之间的关系。”策展人徐钢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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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美奂美轮的陶瓷世界
梁彦，中华书局编辑。酷爱曲艺，系评书名家连丽如之徒。2004年至今编辑出版学术文化类图书30余种，如《皓首学术随笔·吴冠中卷》、《唐弢藏书：签名本风景》、《侯宝林旧藏珍本民国笑话选》等。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的新作《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上）即将面世，该书系根据作者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所做关于陶瓷艺术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全书共12章，既有对陶瓷文化的宏观把握，亦包括对宋代五大名窑，以及元、明等历代典型瓷器所做的微观阐释，语言通俗易懂，尤以作者亲身经历的大量生动实例作为佐证，令读者在不经意间领略到陶瓷艺术的独特魅力。作者精心选配的200余幅相关图片，更起到锦上添花之功，为全书增色不少。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我有幸先睹为快。读毕全书，我不禁为作者挥洒自如、酣畅淋漓的文字而动容，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瓷器而沉醉，更为中华民族文化之博大精深而折服。
说到瓷器，很多人都知道汝、官、哥、钧、定，而汝窑作为五大名窑之魁首，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记录可查的汝窑仅有六十余件，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然而汝窑究竟有什么特征呢？与其他窑口不同，哥窑的命名不是根据产地，却是一个人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民国以前鉴定钧窑有一个绝对特征，名曰“蚯蚓走泥蚊”，听上去很有趣的名字，又有何含义呢？——以上问题，在本书中都有明确的解释。曾记得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一句名言：“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于外饰。”追求的道，就是返璞归真；追求的理，不必加任何装饰。这简单而朴素的话语用来形容宋代瓷器，再合适不过；而对于今天的生活状态，同样富于启迪，值得深思。
提及瓷器，青花的名字如雷贯耳，本书更是重墨渲染，以4章的篇幅纵论元明青花瓷，将读者领入一个美奂美轮的青花世界。在这里，您将看到鼎鼎大名的“鬼谷下山”元青花罐。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很少绘制带有故事情节的画作，多描摹花鸟、山水、仕女，瓷器题材亦是如此，很少涉及故事情节，而“鬼谷下山”则表现的是战国时著名的历史事件，其潜在的政治色彩自然引人注目。元青花如此受人追捧，自然赝品频出，那么如何掌握辨伪技巧呢？讲到明青花，其艺术特性最精者又首推永宣青花，著名的“苏麻离青”即为重要特征。典型“苏麻离青”产生的艺术效果，浓重、晕散，古人将其赋予朦胧而深邃的美学意味，甚至被说成病态美。这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明早期、中期和晚期的青花瓷又各具什么特点呢？这些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陶瓷文化：走进四川的会理窑
图1
图2
图3
在四川博物馆陈列的四川陶瓷分布图上，可以看到在遥远的川南，有一个孤零零的会理窑。会理陶瓷虽一直位列四川四大名窑(其余三个是邛崃窑、彭州窑、广元窑)之一，但关于会理窑的实物及资料一直非常少，川内许多藏家也对其不甚了了。作为会理籍的收藏爱好者，我经过实地考察、实物收集、资料整理，得到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偏僻的西南小县会理窑，竟有如此丰富多彩的陶瓷产品。
一、会理窑产品介绍
会理窑分两大系列：早期石厂窑和晚期鹿厂窑。
1.石厂窑
石厂窑在会理城东约三公里，现属老街乡。石厂窑产品分两大类型：青瓷和青花。
(1)青瓷
石厂窑青瓷胎土有白、灰白、灰黄等，均使用一种本地叫“观音土”的瓷土，只是陶洗的精细程度不同而已。石厂瓷釉色有青黄、青灰、青绿数种，另有少量黑瓷。器型以碗为大宗，另有各型折腰盘、高足杯、茶臼等。青瓷釉色又有两种，一种颜色偏绿，呈玻璃光泽，与中原青瓷相比毫不逊色，另一种颜色偏灰，亚光(图1、2、3)。青瓷以素面为主，但部分碗底有印花装饰。石厂窑使用龙窑烧制，慢轮手工拉坯，碗盘之间使用泥丸支烧，青瓷、黑瓷同窑烧制。
(2)青花瓷
图4
图5
在石厂窑中晚期，在青瓷基础上产生了青釉青花。其青花也有两种。一种青花偏黑，底釉偏黄，使用的是一种本地叫“土子”的青花料，这是会理青花中的大宗，装饰以花卉纹为主，另有大量吉祥文字装饰，(图4、5)。少数青花发色较艳，胎质细腻，底釉偏青，画工也较精细(图6)。
图6
石厂窑瓷器与同期川内各窑迥然不同。工艺上，内地窑口使用匣钵或支钉，石厂窑为泥丸支撑裸烧。器型上宽沿折腰盘、竹节杯等器型内地窑口也不多见。釉色上仿龙泉风格的青瓷与川内其他窑口青瓷有很大区别，而青花瓷烧造更是同期川内所独有。
2.鹿厂窑
鹿厂镇在城南15公里处，现仍在生产日用瓷。早期鹿厂窑以点彩为主，其点彩使用土子，铁褐釉、铜绿釉三色，以铜绿为主。装饰以大写意、不规则的随意点辍为多(图7)。中晚期鹿厂窑以绿釉为主，也生产少量白瓷。绿釉以鹿厂本地盛产的高品位孔雀石铜矿为釉料，采用氧化焰高温烧成。鼎盛时期的鹿厂窑器型多样，除主产碗、盘、碟、缽等日用器外，还有供器香炉、烛台、佛像，立器花瓶、玉壶春瓶，瓷塑狮、象等(图8、9)。工艺上仍使用龙窑烧制，碗、盘采用涩圈叠烧工艺，不再用支钉。白瓷是以草木灰为主的乳浊釉，白度不高(图10)。
鹿厂瓷主要使用鹿厂本土粘土原料，故有部分专家认为鹿厂瓷为釉陶。
二、会理窑断代研究。
1.会理窑瓷器始于元
关于会理窑起始一直众说纷纭，最早有说始于唐，最晚有说始于明。根据笔者研究，会理窑始于元较有根据。
从实物看，石厂窑茶臼和茶盏应早于明，因为明以后就使用散茶冲泡方法了。青瓷折腰盘、竹节高足杯具有典型的元代风格，其青瓷的釉色与元代中原龙泉窑系相近，其碗心的印花装饰也与龙泉窑接近，特别是碗心的“福”字是标准的元代写法。
从会理的历史看，元以前会理先后归属于南诏及大理国，而石厂窑产品没有南诏或大理的风格或乌蛮、白蛮风格，却具有浓厚的中原风格。
据史料记载，会理汉代建县称会无，唐移邛都于此，天宝末没于南诏，立会川都督府，又号清宁郡，至大理段氏仍为会川府。元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内附，十四年立会川路。明设会川卫，隶属四川承宣布政使司，从此归属四川。从元开始，为加强统治，在西南地区，除军事、行政建制外，实行“屯田”。《元史、兵志三，屯田》记载：“世祖至元十六年拨爨僰军一百八十户立军屯。是年，又立会川路民屯”。元朝军队中一部分士兵及工匠在西南地区定居下来。会理地区回归中央政权以及屯田制，为会理地区产生中原风格的青瓷提供了人才和技术支持。石厂古名“苗子弯”，紧邻村落叫“毛溪屯”，从地名上也佐证了这一点。
至于青釉青花，应是元末明初的产品。《明史》记载：“元置会川路……。。初，月鲁贴木尔反，土知府王春陷会川，毁民居府治，至是遂堕其城。寻改为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实行更大规模屯田。会理县志记载，明朝军队有八大指挥即胡、杨、戴、车、崔、邓、刘，带领军队落籍于会理住屯开垦，遂成会理汉族中的八大姓。大约在元末开始，石厂窑开始使用青花装饰，其风格仍是与中原相近，如较精细的缠枝花，草书福字等。
另外，现会理城始建于洪武二十九年，前些年旧城改造，出土了大量瓷片，却无一片纯粹青瓷，而在元代老城城址北山、老街一带却出土了许多青瓷和青釉青花瓷片。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石厂窑早于明洪武二十九年，极可能在元末就已生产。
2.鹿厂窑始于清早期。
会理窑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鹿厂窑与石厂窑之间有明显的断代。鹿厂窑从风格到器型，釉色、工艺与石厂窑毫无继承关系，截然是另一类产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史书上可以找到答案的一种可能。明朝末年，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军在西充与张献忠决战，张献忠受伤病死。大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在云、贵一带继续抗击清军。《会理概况、大事记》说：“康熙初，云南吴番叛，遣将孙可望入蜀，陷会川。”此时四川战乱不息，从农民军到三番之乱，整个攀西地区为大西军出没之所。直至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清王朝的统治才在这一带确立。
可以想象，前后30多年战乱使会理石厂窑遭到毁灭性打击，窑厂停烧、窑工失散、工艺失传。至战乱平息，清政府重设建治，将会川卫降为会理州，隶属于宁远府(原建昌卫，今西昌)。随着战乱平息，人口聚居，又产生了对陶瓷的需求。原有窑口已经断烧或技艺失传，于是在新的地方，新的一批人创烧了新的陶瓷品种——鹿厂窑。
早期的鹿厂窑均是点彩，且都是实用器，可以看出其需求主要是生活日用品。绿釉是鹿厂瓷的核心色。鹿厂盛产高品位铜矿——孔雀石，这是铜绿釉的原料。一开始绿釉只是点彩中的一色，由于原料来源容易，随着工艺成熟，绿釉斑越来越大，最后成了完全的一色绿釉，品种也由单一实用器向供器、陈设器发展。据行家称，会理鹿厂窑绿釉及其工艺，与邛崃窑有借鉴关系，这与会理早已归属四川有关。
民国二年会理改州为县，鹿厂窑继续烧制绿釉，其产品已远销邻近各县及云南等地。民国末年，鹿厂窑开始烧造洋蓝青花等品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至1950年由国民党西昌行辕在会理主办的“华宁瓷厂”创烧粉彩瓷器(此华宁窑不是云南玉溪那个华宁窑，这是川滇收藏爱好者要注意的)，由景德镇内迁技工操作，胎质细腻，画工精美(图11、12)，曾在1945年生产过一批抗战纪念瓷分送高级官员，这批瓷器很有收藏价值。
总之，会理窑与川内各窑差异很大，元、明青花，明、清绿釉和民国粉彩都很有特色。
作者：攀枝花市委党校副教授，收藏协会副会长
中国历代的茶文化及茶具的演化
“美食不如美器”历来是中国人的器用之道，从粗放式羹饮发展到细啜慢品式饮用，人类的饮茶经历了一定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品饮方式，自然产生了相应的茶具，茶具是茶文化历史发展长河中最重要的载体，为我们解读古人的饮茶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茶树发源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四川、贵州一带，汉代四川一带的经济已相当繁荣，饮茶在当时的士人生活日益凸现。王褒《僮约》中记载“烹荼尽具，酺已盖藏”，明确提到烹茶用的茶具。三国张揖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姜葱芼之……”，说明当时的饮茶方式是先把茶饼炙烤一下，捣成茶末后放入瓷碗中，然后冲入开水，喝时还要加些葱、姜等调料。 唐代中期，茶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从中国的西南一带渐渐向长江、淮河流域北移，产茶区域的扩大，加上茶叶加工技术的改进，大大促进唐代茶业经济的繁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陆羽《茶经》问世。这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茶文化的专著，详细介绍了茶的产地、生态、采摘、制造、加工、煮饮等，是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唐白釉煮茶器一套，包括茶碾、风炉、茶釜、带托盏
煎茶是唐代主要的饮茶方式，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记载 ：“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人自怀挟，到处煎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可见唐代煎茶已相当普遍，并出现了以煎茶为行业的商业活动。简单地说，唐代的煎茶即把茶饼碾碎后，用罗筛筛选茶末，在风炉上架起茶鍑，放入水，起火支烧，待鍑中的水“沸如鱼目、微有声”(第一沸)时，即加入适量的盐花，待到“缘边如涌泉连珠”(第二沸)时，舀出一瓢水放入熟盂内以备救沸育华用；以竹夹搅拌茶鍑中的汤水，然后用茶则量茶末入鍑煎煮，等到“势若奔涛溅沫”(第三沸)时，将舀出的茶汤重倒回茶鍑中，叫做“救沸育华”，目的是避免鍑中的茶汤过老。此时，即可用茶勺从鍑内舀出茶汤，酌入茶碗饮用。
唐白釉花口带托盏
唐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白瓷出现于北齐，唐代的白瓷可与南方的青瓷相媲美，出现了“北白南青”共繁荣的局面。当然，饮茶的兴盛也进一步推动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陆羽特别推崇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在有唐一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青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作品——“秘色瓷”。陆羽认为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并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当然，这只是陆羽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当代窑址考古发掘材料证明，除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之外，北方的邢窑、曲阳窑、巩县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长沙窑、邛崃窑在当时也大量生产茶具。
宋龙泉窑青釉暗刻花汤瓶
宋代是茶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茶叶种植区域进一步向北推进，茶叶产量也进一步提高，并出现了大量的茶文化著述，如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熊蕃的《北苑贡茶录》等等。饮茶在宋代变得更加普遍，“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说即形成于宋代。 宋代的饮茶主要以点茶为主，煎茶为辅，在点茶基础上升华为斗茶、分茶和茶百戏。 宋代的茶叶主要分为两类：片茶和草茶。片茶又叫腊茶，最奢华的片茶当属产于福建建瓯凤凰山一带的北苑茶。北苑茶是宋皇室的贡茶，其制作工艺比唐代饼茶要精细得多，从采摘、拣芽、蒸茶、榨茶、研茶到制茶、烘焙，工序相当复杂，要求也极为严格。草茶加工相对简单些，也就是炒青散茶之滥觞。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提到：“腊茶出自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自景祐后，洪州双井渐盛。……其品远在日注之上，遂为草茶第一。”草茶虽为散茶，但其煮饮方式与团饼茶无异，还得碾成茶末，点汤注饮。 盏是宋人对茶碗的称呼，由于宋人崇尚白色的汤色，因此宋代的黑釉盏特别盛行。黑釉盏以福建建窑产的兔毫、油滴、鹧鸪纹最为有名，建窑生产的黑釉盏底部刻有“供御”、“进琖”字样的，是进贡给宋皇室的御用茶具。 在建窑黑釉盏的影响下，江西吉州窑、四川广元窑也大量生产民用黑釉盏。不仅在南方流行，北方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一些窑场也生产黑釉盏，定窑、磁州窑生产的黑釉茶具量也很大。 汤瓶是点茶必不可少的茶具之一，其作用是烧水注汤。汤瓶的制作很讲究，“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或以银、铁、瓷、石为之。”黄金制作的汤瓶是皇室以及达官贵族才能使用的茶具，对于普通阶层人士而言，瓷质汤瓶才是首选。从出土的宋代茶具来看，南、北方瓷窑都有生产此类瓷汤瓶，尤其是南方的越窑、龙泉窑以及景德镇窑，汤瓶的数量更大。汤瓶的造型为侈口，修长腹，壶流较长，因为宋代注汤点茶对汤瓶长流要求极高。南宋著名画家刘松年《斗茶图》中清楚地描绘了汤瓶的形制，呈喇叭口，高颈，溜肩，腹下渐收，肩部安装很长的曲流，应是宋代汤瓶的真实写照。 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潮，除享誉盛名的五大名窑官、哥、汝、定、钧外，浙江的越窑、龙泉窑青瓷，福建的建窑、同安窑，江西吉州窑，北方的磁州窑均生产陶瓷，这些窑口大量生产不同类型的茶具，千年之后，我们借助这些陶瓷茶具可以领略当时饮茶之盛况。 除了陶瓷茶具，宋代的金银器和漆器制作也很发达，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银制茶具以及漆盏托等茶具。 穷奢极侈的宋代饮茶发展到元代已开始走下坡路，因团饼茶的加工成本太高，其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大榨小榨”把茶汁榨尽，也违背了茶叶的自然属性，所以到了元代，团饼茶开始式微，唐宋时即已出现的散茶开始大行其道。 散茶的真正流行是明代洪武二十四(1391)以后的事，据《野获编补遗》记载：“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日，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由此“开千古茗饮之宗”，散茶于是轰轰烈烈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明代的散茶种类繁多，虎丘、罗岕、天池、松萝、龙井、雁荡、武夷、大盘、日铸等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茶类，这些散茶不再需要碾罗后冲饮，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陈师道记载了当时苏、吴一带的烹茶法：“以佳茗入磁瓶火煎，酌量火候，以数沸蟹眼为节，如淡金黄色，香味清馥，过此而色赤不佳矣！”即壶泡法；而当时杭州一带的烹茶法与苏吴略有不同，“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其实无论是壶泡还是撮泡，较之前代更加简便，而且还原了茶叶的自然天性。 由于茶叶不再碾末冲泡，前代流行的碾、磨、罗、筅、汤瓶之类的茶具皆废弃不用，宋代崇尚的黑釉盏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景德镇的白瓷。屠隆《考般木余事》中曾说“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张源在《茶录》中也说“盏以雪白者为上，蓝白者不损茶色，次之”，因为明代的茶以“青翠为胜，涛以蓝白为佳，黄黑纯昏，但不入茶”，用雪白的茶盏来衬托青翠的茶叶，可谓尽茶之天趣也。 饮茶方式的一大转变带来了茶具的大变革，从此壶、盏搭配的茶具组合一直延续到现代。 茶壶在明代得到很大的发展，在此之前有流、带把的容器皆称之为汤瓶，亦谓偏提，到了明代真正用来泡茶的茶壶才开始出现，壶的使用弥补了盏茶易凉和落尘的不足，也大大简化了饮茶的程序，受到世人的极力推崇。 虽然有流有柄，但明代用于泡茶的壶与宋代用来点茶的汤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明代的茶壶，流与壶口基本齐平，使茶水可以保持与壶体的高度而不致外溢，壶流也制成S形，不再如宋代强调的“峻而深”。明代茶壶尚小，以小为贵，因为“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真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时，太早则未足，太迟则已过，似见得恰好一泻而尽，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施于他茶，亦无不可。”
明陈用卿款紫砂壶
明代的茶具从材质上来讲，以瓷器和紫砂为主。明代景德镇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全国的制瓷中心转移到景德镇，烧制的青花、釉里红、青花五彩等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改进，而明代仿宋代定窑、汝窑、官窑、哥窑的瓷器也很成功，特别是永乐朝烧制的白瓷，胎白而致密，釉面光润，具有“薄如纸，白如玉，声如韾，明如镜”的特点，时人称之为“甜白”，以“甜白”釉烧制的茶盏，造型稳重，比例匀停。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提到“茶盏唯宣窑坛盏为最。质厚莹玉，样式古雅，有等宣窑，印花白瓯，式样得中，而莹然如玉，次则嘉窑心内茶字小盏为美；欲试花色黄白，岂容青花乱之，注酒亦然。惟纯白色器皿为合最上乘品，余皆不及。”这里提到的坛盏是指道教做法事时用到的供器，其中嘉靖皇帝在金箓醮事时用的坛盏最有代表性，其内底心通常用青花书“茶”字。 明代散茶的冲泡又直接推动了紫砂壶艺的发展。宜兴位于江苏省境内，早在东汉就已生产青瓷，到了明代中晚期，因当地人发现了特殊的紫泥原料(当地人称之为“富贵土”)紫砂器制作由此发展起来。相传紫砂最早是由金沙寺僧发现的，他因经常与制作陶缸瓮的陶工相处，突发灵感而创作了紫砂壶。据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载，紫砂器制作的真正开创者应是供春，供春是明正德年间的学仕吴颐山的家僮，吴颐山在宜兴金沙寺读书时，供春在一旁侍读，聪慧的他向金沙寺僧学习了紫砂制作技法，制成了早期的紫砂壶，供春遗留下来的紫砂作品廖廖，但他却是宜兴紫砂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人。 明代的紫砂名家有董翰、赵良、袁锡、时鹏，其后时大彬成为一代名手，其制壶“不务研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因时壶“大为时人宝惜”，当时就有人仿制时壶。时大彬后还出了不少名家，如李仲芳、徐友泉、陈用卿、陈仲美、沈君用等等，紫砂在明代得到极大的发展。 因紫砂土质细腻，含铁量高，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吸水性，用紫砂壶来冲泡散茶，能把茶叶的真香发挥出来，无怪乎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提到：“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因此紫砂壶一直是明代及以后茶壶的主流。
清青花诗文茶壶一套(系外销茶具)
到了清代，传统的六大茶类如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已全部形成，茶叶的内销及外销都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各地茶馆林立，民间喝茶更加普遍，茶真正走向世俗化，由此社会对茶具的需求量也大大提高。 清代饮茶习俗与明代无异，因此茶具基本上是明代的延续和发展。清代景德镇瓷窑在明代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和创新，除了生产传统的青花、素三彩、釉里红、斗彩等瓷器外，还新创了粉彩、珐琅彩等新品种。特别是乾隆一朝，新创了集各种工艺于一体的陶瓷，并能生产仿木纹釉、仿石纹、仿青铜彩、仿绿松石釉的瓷器，把中国陶瓷工艺推向历史的新高峰。康、雍、乾三朝皇帝都喜饮茶，曾在宫中多次举行茶宴，宴请文武百官，场面宏大，景德镇瓷窑生产大量茶具来满足宫廷饮茶的需要。
清粉彩折枝牡丹纹茶壶
宫廷饮茶讲究排场，而民间饮茶则率性随意，茶具也多了几分野逸之气。清代民用陶瓷茶具的造型更加活泼，纹饰则更加生动。各地由于饮茶习俗不一，而形成了颇有地方特色的茶具。蒙古族、藏族地区喜欢奶茶酥油茶，其地流行瘿木奶茶碗、鎏金银质茶具。而闽、粤潮汕一带则善烹功夫茶，喝功夫茶则有专门的茶具，称之为“潮汕四宝”——风炉、玉书煨、孟臣罐、若琛瓯。 紫砂茶具仍是清代茶具的重要分支，经过明代的初步繁荣，清代紫砂茶具又一次迎来了新的创作高峰。如果说明代紫砂壶尚嫌粗朴的话，清代紫砂制作工艺则大大提高，其泥料细腻，制作规整，出现了像陈鸣远这样的大名家。嘉、道以后，文人雅士相继加入制壶工艺，使紫砂茶具的人文内涵大大提高。“西冷八家”之一的陈鸿寿与一代名手杨彭年合作的曼生壶成为文人壶的典范。此外，郭频迦、朱坚、瞿应绍、梅调鼎等文人也纷纷加入紫砂茗壶创作行列，他们以紫砂为载体，发挥其诗、书、画、印之才情，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精美绝伦的紫砂艺术品。 除陶、瓷、金属茶具外，竹、木、牙、角等各种材质在茶具上的运用也是清代茶具异彩纷呈的特点之一。椰壳雕工艺在我国很早就运用了，但大量用作茶具则是清代以后的事，清代的茶碗、茶杯、茶壶由椰壳镶拼而成，并且在椰壳上雕刻纹饰，制作工艺十分精美。 木胎贴簧工艺制作的提盒可用来放置茶点，便于外出郊游时携带。此外象牙制作的茶则、翻簧的茶壶桶、黄花梨茶壶桶、银胎錾珐琅茶盏、铜胎画珐琅提梁壶等等，把清代茶具演绎得更加多姿多彩。 从茶具形制上讲，除茶壶和茶杯以外，盖碗是清代茶具的一大特色，盖碗一般由盖、碗及托三部分组成，象征着“天地人”三才，反映了中国人器用之道的哲学观。盖碗的作用之一是防止灰尘落入碗内，起了有效的防尘作用；其二是防烫手，碗下的托可承盏，喝茶时可手托茶盏，避免手被烫伤。 清代茶具的多样化还体现在茶托形状的变化上，茶托最早出现在两晋南北朝时，从出土的青瓷盏托可见南朝时越窑就已生产茶托了。清代的茶托品种丰富，花样繁多，有的因制成船形，称之为茶船，还有十字形、花瓣形、如意形等等。 中国茶叶和瓷器自17世纪初开始大量运销欧洲市场，随着饮茶在欧洲的兴起，对茶具的需求大大增加，陶瓷茶具以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赢得了欧洲人的青睐，因此清三代中国瓷质茶具以及紫砂茶具也大量销往海外，这些外销茶具架起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经济及文化交流的桥梁。
感受寿州窑黄釉瓷的艺术魅力
在我国古代很多瓷窑都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成就，像灿烂的星光闪烁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引起了陶瓷史学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唐代寿州窑黄釉瓷也不例外，它以独特的烧造工兿和色彩上的大胆创新，创烧出一种独树一帜的黃釉瓷，为我国陶瓷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有关寿州窑的产品，真正追溯其发展历史，应该说其创烧于南北朝的初期，兴盛于隋唐中期，衰落于晚期。寿州窑早期是用还原气氛烧制青瓷，釉色为青白色，胎白质细，有微量的小砂点。到了唐代，开始改用氧化焰烧制出独特的黄釉瓷，其特征是胎厚重，質细腻纯净坚硬，在釉下施化妆土，釉呈淡黄色，另有蜡黄，鳝鱼黄，桔子黄等釉色，色泽晶莹。器型较规整，美观大方，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当時唐代六大名窑之一。唐人陸羽在《茶经》里曾写下“寿州瓷黃茶色紫”之句，另在《増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中也有“江南寿州唐時烧造，其瓷色黄”的记载。至于寿州窑的具体方位究竟是在何处？权伯华在《古瓷考略》中曾指出，“唐寿州窑在今安徽寿州。”这里的寿州即现今安徽寿县及淮南市上窑鎮等地。多年来，在安徽淮南市的马家岗、上窑镇、金家沟以及寿县、長丰、凤台等地陆续发现属于寿州窑的窑址，一些唐代墓葬里也出土了大量寿州窑黄釉瓷，使人们对唐代寿州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寿州窑黃釉瓷是我国唐代陶瓷百花园中异军突起的一朵奇葩。在我国制瓷工业发展史上，隋代曾一度风行烧造青釉瓷，到了唐代许多瓷窑争相烧造白瓷，寿州窑既没有盲目崇尚去烧白瓷，也没有沿着青瓷烧造的老路走下去，而是勇于创新，勇于探索，另辟蹊径，烧造出别具一格的黄釉瓷。寿州窑黄釉瓷对当時安徽白土窑、河北曲阳窑、山西浑源窑、河南密县窑、陕西铜川窑以及湖南长沙窑等均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我国瓷噐产业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